关键词：劳动关系；经济增长；相关性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依托廉价资源来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会让我国人力资源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从这一问题的产生机理来看，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引发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对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对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探究。
一、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可以对这两种因素在经济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解。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生产力”这一名词是近现代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一个新词汇[1]。在这部经济学著作中，劳动者自身生产能力的改进和劳动者在从事生产活动中所应用的机械技术的改进，成为了劳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劳动关系一词，可以被认为是在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看，我们可以把生产关系问题看作是与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所处的经济地位有着一定的相关性的问题。可以说，不论是在西方经济学领域，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生产力”这一名词都可以被看作是对劳动者自身能力的一种肯定，劳动关系可以被看作是在经济主导的影响下，对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人员分工进行细化的一个过程。从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劳动关系可以通过对劳动者的行为进行影响的方式，为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反作用。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的要求，对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的优化，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劳动关系影响经济增长的表现
（一）借助员工行为来影响经济增长
从现代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在企业管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看作是事关企业利润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配制度得到明确以后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会成为广大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线职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存在的雇佣关系，是劳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具体表现。雇佣关系给经济增长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就可以被看作是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的一种表现。从传统的企业员工管理模式来看，以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为核心的泰勒式管理法是一种较为常用的管理方法。在企业对工人的控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层与工人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自身的劳动者管理模式进行了调整。例如美国构建的职工持股计划，让工业生产领域的广大一线职工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进而对企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进行强化的方式，让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真正发挥自身的作用。
（二）借助劳动力市场来影响经济增长情况
劳动关系对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两大问题的影响，也是我们在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问题。从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劳动关系主要是利用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这两方面因素，来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劳动法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可以被看作是这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表现。
三、利用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一）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进行调整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是利用劳动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对此国家在对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调整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从这一措施的具体应用来看。在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把劳动者自身工作积极性的提升问题，看作是一个事关自身发展的问题。进而通过对职工的人文关怀进行强化的方式，增强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凝聚力。构建企业文化的做法，就可以被看作是企业人性化管理的一种表现。
（二）对劳动者的维权意识
进行强化对工人权益造成侵害的问题，是党和国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总理亲自为民工讨要工资的做法，就是国家大力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表现，除此以外，在最近的一段时期，部分地区的企业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也可以被看作是农民工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表现。为了让劳动关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真正发挥自身的促进作用。国家也需要采取措施对劳动者自身的维权意识进行强化。
四、结论
生产关系是劳动关系的本质因素，经济增长是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的一种表现。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自身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来看，劳动关系的转型，是促进国家产业机构调整的一种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崔玲.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
[2]谢心灵.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D].重庆大学,2002.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不可能完全预见到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劳动价值论，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文拟从知识经济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内涵和外延，商品价值等内容上来探讨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它首当其冲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将会抛弃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在否定的同时又必须看到，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需要联系当代的实际，加以深化和发展，与时俱进，才能继续保持和发挥它的理论生命力。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涵和外延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一再明确指出，劳动(指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个“劳动”。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支出由体力为主变成了脑力为主。脑力劳动又可分为理论研究型、知识应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经营管理型等。在新世纪里，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提高，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认科学知识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当时不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经营管理劳动和熟练操作劳动三部分复杂劳动构成。不同层次的复杂劳动，在创造价值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间接生产劳动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它在生产劳动整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过去只把直接生产劳动看作价值源泉已不符合实际了，现在应该明确：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间接劳动(包括服务性劳动)，都是劳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知识经济与商品价值的关系
何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是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而提出来的，这是以人的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它使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已向经济渗透，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那么，“知识”可否“经济”?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剖析知识，进而探讨其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中关村IT行业的研究人员，月收入可以与国内一些地区居民的年收入相当；工程师、教授们的自家用车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汽车大军，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对知识的一种新认知。在不存在生产及交换的原始时期、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农业经济时期，经济的概念从无到有，知识可以说是一个荒谬的存在，既不能满足人们衣食的要求，也不能带来更高一层次的享受。社会进入了工业经济时期，知识的重要性慢慢地被人们所认知，但仍是一个依靠原始的劳动力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的过程。直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被称为后工业时期的阶段原本在生产中只能扮演辅助品和革新中的媒介物的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人们意识到不仅直接参与产品生产的劳动是劳动，新的发明、创造也是劳动的存在形式。正是知识具有无差异的劳动的属性，而且在交换中实现了其创造者的目的，因而也具有了商品性。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与商品的形式，即价值形式。人们将为了使用知识而购买知识，并且对知识定价，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其使用权。知识将会为了出售而被生产，消费者为了使其在新的生产中增值，而去购买并使用。知识具备了商品的所有属性。知识由劳动创造出来，知识的生产是为了参与交换，能够带来收益，给人们的需求带来不同程度上的满足，而且还是存在一定成本的。知识的成本如何衡量?这不仅包括在知识产品生产中劳动者投入的生产要素——如机械，仪器等价值的转移，还包括劳动者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等等。由此可以肯定：知识是一种商品，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自由买卖，存在供需，存在市场。
知识定位为是商品，知识的价值就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其中的人类劳动，由社会劳动量的多少决定，会因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投入劳动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并且，知识的价值也是在交换中得到实现的。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国外有学者认为知识就是价值，价值就是知识，这是对知识的价值不完全的表述。混淆知识的价值与知识的使用价值，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错误之一。知识的价值应说是知识本身内在的，而知识使用过程中体现的经济价值，仅是知识被消费的一种表现，是知识产品投入生产后，知识价值实现转移，使新产品增值过程中的一种形式。再者，知识的学术价值，也是知识使用的形式之一，表现了其在一定领域中的使用性、创作性。在这个生产力发展，经济腾飞的时代，知识成为时代的主流，一个崭新的知识文明时代即将来临。在这个时代，知识不仅将会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也将如一些学者所说，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知识产业，形成拥有知识的知识阶级，并在生产中实现知识资本的投入，以进行最优的生产活动。
1.年龄结构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阶段（蔡昉、王美艳，2004）。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2006）。在此过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双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王德文，2007）。表1描述了历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之后，增速放缓，2012年出现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
2.知识结构
描述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于数据关系，我们仅能找到2008-2011年的数据。从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2008-2011短短四年期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上升了5.99个百分点，大专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上升最为明显，上升了3.2个百分点。相应地，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比例的下降幅度达到11.1个百分点。从绝对量上看，就业人员中文盲的数量从0.4亿下降至0.15亿，小学文化的数量从2.07亿下降至1.50亿，初中文化的数量从3.60亿上升至3.72亿，高中文化的数量从0.96亿上升至1.28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数量从0.52亿上升至0.99亿。然而，就业人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仅占12.9个百分点，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21.6个百分点，初中学历的人员占比48.7%。当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现有劳动力的知识储备很可能会适应不了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图1描述了各行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意味着这类行业对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而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证产业升级顺利进行，相应的提升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3.地域结构
由于地区间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层次较高，产业结构健全，二、三次产业占比大幅上升，劳动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区，另外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发展空间更大，吸引了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拥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李宝庆等，2013），图2描述了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东部劳动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劳动力的地域分布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在2000-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比重有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比重则小幅下降，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地域分布相对稳定。
4.产业结构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演进规律，即劳动力将首先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表3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的演进规律，但也不完全符合这一定理。从2003年到2011年，第一产业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主要被第二产业吸纳，第一产业劳动力下降的结果是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扩张；而第三产业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尽管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高于第二产业，但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为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持续上升，上升幅度达到11.93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1.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不匹配，失业与过剩并存，制约了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升级，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大，现有低端劳动力很难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限制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趋势；在三次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内部结构中，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邹一南等，2012）。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干春晖等，2011）。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短缺和过剩并存（张车伟，2008；魏浩等，2010），这种结构性矛盾意味着，失业并不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是缺乏合格的劳动力。总体而言，劳动力供给过剩主要存在于低端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主要在高端劳动力市场，表现为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下文用技能工人的供需情况来说明这一问题。表4描述了2004、2009年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产业技术提高，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大幅度增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03-2009年，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内的技能劳动者增加了1930万人，年均增加386万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分别提高了4.37、2.73、0.54、0.11个百分点，而初级工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减少了7.74个百分点（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然而，相对于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的快速增长，技能、技术劳动者供给增长缓慢。表5描述了技术工人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求人倍率），从表中可以看到2002年之后各等级技能、技术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均超过了1，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且越是较高等级，供不应求的程度就越大，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2.34，供不应求的程度最深。然而，劳动者整体的求人倍率除了2010、2011年，在多数年份未超过1，这说明中国同时存在着技术、技能劳动者数量不足和劳动者总量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可以用相对工资这个指标来反映。作为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从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来看，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他较高学历者的相对工资水平则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岳希明等，2008）。这说明我国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减少的趋势，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增加的趋势。
2.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制约了经济增长
户籍及其他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产业间、区域间的的流动受限，限制了经济增长。本文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的的配置效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或各地区的产值除以相应年度各产业、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产值数据用CPI定基指数进行了调整，以1978年为基期。其中测算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GDP、各产业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测算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东部、中部、西部GDP、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GDP及就业人员数量只有全国及分省（直辖市）的数据，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按照三大区域的划分，用相应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加总得到各区域的数据。三大产业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效率缺口，行业保护限制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在产业间流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限制了经济增长。表6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情况，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资本积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部门是一个平滑过程，即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吸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在劳动力资源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缺口逐渐缩小，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虽有缩小的趋势，但两者的缺口依然很大，意味着仍有大量劳动力没有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被第二或第三产业吸收，产业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经济增长。三大地域之间存在效率缺口，中部、西部的劳动生产率仅有东部的一半左右，促进劳动力在地域间合理流动提高效率的空间很大。表7描述了地域间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在劳动力资源向东部和中部转移过程中，中部和东部的效率缺口先是有扩大趋势，2007年开始又有了缩小趋势；西部和东部之间也表现出一样的趋势特征，效率缺口先是呈现扩大趋势，2007年之后逐渐缩小。意味着地区间仍存在某些壁垒阻止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转移，区域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约了经济增长。城乡之间也存在一定效率损失，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测算城乡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大量研究表明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蔡昉等，2001）；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20%-30%（姚先国等，2004）。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陆益龙，2008）。这些限制造成了劳动力的效率损失。
3.经济城镇化，就业未能实现城镇化
社会保障没有实现全覆盖，劳动力供给结构异化、扭曲，限制了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剂”，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除了就业制度的分割外，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出分割的状态，不仅城乡之间分割严重，而且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也处于分割状态（赖德胜等，2005）。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首先体现在城乡之间。尽管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处于城镇地区这样一个大的市场，但两者在岗位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刑春冰，2008）。他们一般处于更为不利的就业境况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低且时常遭到拖欠、工作环境与劳动保护情况普遍较差（谢勇等，2009）。表8描述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无论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参保率都很低，参保的比例分别只有6.5%、12.90%和17.43%，城镇职工参保的比例分别是43.26%、60.76%、62.23%，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36.76%、47.86%、44.80%，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制度分割同时体现在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享受社会保障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正规就业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基本上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表8描述了不同所有制类型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事业单位、国有单位等正规就业部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普遍高于集体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等非正规就业部门。覆盖程度最高的是国有单位，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达到68.95%、83.75%、80.21%；覆盖程度最低的是非国有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他类型企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9.25%、18.49%、30.44%，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59.7%、65.26%、49.77%，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在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比例占85.05%，在事业单位和国有单位就业的仅占1.30%、4.43%。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