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意识形态大学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1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在1845年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对以前意识形态的清算，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①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作为精神现象的意识形态，以“社会水泥”和“社会炸弹”的功能既可以凝聚人心，促进社会的稳定，又可以激荡人心，导致社会的动荡。”②恩格斯在大会中指出：“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这样一些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③这就需要我们发挥“社会水泥”的作用，对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内容进行整合，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在实践中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等院校，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意识形态理论对大学校园文化构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大学校园文化的内涵
2.1一般内涵
从内容来看，大学校园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下，文化育人，以人为本的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从形式来看，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校园的理念文化、校园环境文化、校园制度文化和校园活动文化为基本形式；从特征来看，大学校园文化是从特征来看，大学校园文化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民族、科学、先进的特点；从功能来看，它是培养对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对党和政府充满信心，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再者，我们具有理论的高度和实践的深度，保证大学校园文化健康成长。从性质上看，基于意识形态理论，其基础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大学校园文化是一种以经济基础、政治为导向的意识形态。
根据恩格斯所言“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确立的基础。”④它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和政治形态的体现，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占统治地位。所以说校园文化也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育人为主要导向，以精神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
2.2新时代的大学文化——“和谐”与“创新”
“和谐”与“创新”是我国新时期在选择大学的发展战略中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的知识核心力量，提升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结合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竞争发展提出的重要思想和战略任务。同时打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僵化和保守，重建有利于“和谐”与“创新”的文化氛围。
由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要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在这个环境中，老师和领导、教师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都要有和谐的关系，在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尊重的环境中尽显和谐，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形成“和谐”的校园文化。
3大学文化构建
3.1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文化的一般指导意义以及对大学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观、管理观的特殊指导意义；先进的大学文化建设对于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意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积极的校园文化具有激励凝聚等功能，进入21世纪以来该校开展的特色文化建设，我们要坚持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就是把握社会主义主旋律，根据学校的办学章程，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形成机构、岗位精简，职责明确，注重效能节约，考评科学、奖罚得力，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与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激励机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3.2广泛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和德育的有利平台，它有利于大学生的智力开发，身心健康和人际交往的能力提高。首先，高校社团活动应根据时代步伐，开展校园文化教育。组织学生到革命烈士纪念园、观看爱国主义教育片；利用各种纪念日，组织开展读书宣传活动，敬老院慰问活动。举办各种知识竞赛或演讲会等活动，还可以举行“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增强教育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体验、感悟和发扬红军精神，进一步加强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统一思想。以选择各种重要节目，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日，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为主要载体，以艺术表演以及摄影、美术作品展的形式展现出一片温馨、祥和、和谐、融洽的景象，营造了积极向上、民族精神的校园文化氛围。
3.3教育层面
应在“三育人”（即管理育人、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只有在干部职工中树立起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勤政廉政、团结协作、高效严谨、服务周到、细心耐心的工作作风和在教师中树立起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治学严谨、认真负责、耐心细致、开拓进取的教风，才能引导和促进勤奋学习、积极向上、严谨求实、尊师重教、遵纪守法、举止文明的优良学风的形成。高等学校是意识形态领域最活跃的地方，是思想、学术、文化交汇的重要场所，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交锋最激烈的阵地。所以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各种学术观点讨论的同时，必须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认真做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决不允许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因此，基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国校园文化具有和谐与创新特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和心理认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校园文化，对于提高青年综合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②董岗彪,刘莹.意识形态理论视角的大学校园文化.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9.12(12).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我国目前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但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就能调动不同类型的文化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就能既唱响主旋律，又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有了这个主心骨，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杂音和噪音，我们照样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巩固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真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能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不着重强调邓小平理论今天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论断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为什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近年来，全党开展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活动，在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开展的“三讲”教育，最近围绕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开展的学习和宣传，以及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都充分发挥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的强大优势，有力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一些复杂情况，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不能及时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影响甚至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那么，意识形态领域究竟存在哪些复杂情况呢？
首先，要看到我国目前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决定的。既然社会上有代表不同经济关系的人群，有不同利益的人群，而且他们在年龄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也有差别，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兴趣爱好、文化选择也就必然会多样化，这是不可避免的。拿文学艺术来说，有人喜欢高雅艺术，有人喜欢通俗艺术；有人喜欢中国作品，有人喜欢外国作品；有人喜欢现代题材，有人喜欢古典题材；有人喜欢思想性比较强的，有人喜欢以休闲消遣为主的。只要内容不是宣扬错误政治观点，不是宣扬色情和暴力，不是宣扬迷信思想，而是基本健康的文学艺术，就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正是我们的文化部门、精神产品生产部门的重要任务。多元文化本身并不可怕，但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多元文化，必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有了这个主心骨，就能调动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有了这个主心骨，就既能唱响主旋律，又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这样的多元化正是我国现阶段文化生动活泼的一种表现；有了这个主心骨，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杂音和噪音，我们照样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不到保证，在多元文化中缺少了这个主心骨，这样的多元化只能是一种无序的多元化、混乱的多元化，最终必将导致我国文化的变质和转向。这是十分危险的。总之，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十分突出的任务，决不能掉以轻心。
其次，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造成的影响。当前，这种“西化”、“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包括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这里要特别提到美国的文化战略，这种战略本质上是为美国称霸全球的霸权主义服务的。前几年鼓噪一时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美国文化战略的一个标本。它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立场，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提出了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以及以阿拉伯地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的基本态度。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在价值观、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等方面完全不同，很难被西方文明所融化，这两种文明最终必将对西方文明造成严重威胁。未来的国家冲突，将日益表现为由于文明和价值观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对此，西方应有“文明的忧患意识”。按照这种理论，西方应当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对那些文明异己的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争取这些国家的公众，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核心———西方价值观的认同。西方的文化渗透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它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同外国也包括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还会扩大，这是正常的，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对西方的文化渗透，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最后，要看到新中国的建立虽已有半个世纪，但来自旧社会的思想、观念、习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冒出来兴风作浪，干扰我们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会出现来自右的和来自“左”的对马克思主义怀疑、否定的思潮的原因。这两种思潮有时这一种比较突出，有时那一种比较突出，不论哪一种，都会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右的思潮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现在社会上流传的鼓吹私有化、鼓吹国有企业一卖了之的观点，鼓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左”的思潮主要表现为对邓小平理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怀疑。邓小平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党的十五大以来，“左”的观点有所收敛，但也并没有绝迹，不是还有人说我们现在搞的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吗？这就是典型的“左”的观点。正因为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右的和来自“左”的两股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因此，我们就更要坚定不移地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怎样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进一步发挥党在政治上的优势，其中加强党的领导尤其是关键。而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首先就要提高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我们现在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这一事业能不能在新的世纪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除其他条件外，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怎么样。具体地说，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指明正确方向；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通过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调动他们的建设热情和创业热情；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提供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文化环境；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的侵袭，为两个文明建设扫清思想障碍。一句话，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就是意识形态工作在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阐明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对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地位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工作和群众中去，才能及时排除和战胜各种错误东西的干扰，才能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的动力与保证。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上来，不管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多么繁忙，也决不能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决不能不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态，决不能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就是同志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同志所必须具有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继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和群众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些年来，我们党在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涌现出一批学习理论、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还有缺点，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党对我们的要求。主要的问题还是理论和实际脱节，理论和群众脱节。我们的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很好地回答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能很好地回答群众头脑中存在的各种困惑，因而缺乏说服力、战斗力，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很早以前马克思就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因此，我们不但要大力加强而且要不断改进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在增强说服力、战斗力，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上狠下功夫，使我们的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真正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必须引导干部和群众不断克服和抵制错误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我们的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有利于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决不能给错误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当前，社会上流传的错误观点如鼓吹私有化、鼓吹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歪曲党的历史和诋毁党的传统，以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建设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等，已经在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发生了影响。对这些错误观点必须进行批评，以防止谬种流传，为害人民，为害青年。批评要讲科学，做到以理服人。批评不能和现行政策相矛盾，比如批评私有化观点，批评把国有企业一卖了之的观点，不能同中央为了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允许它们除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外也可以出售的决定相抵触。要区别学术是非和政治是非，对学术问题，继续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对于干扰大局的错误政治观点，不论来自右的还是“左”的方面，则一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敢于批评，毫不含糊。目前，错误的观点、错误的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虽不占主导地位，但要防止它的扩散，防止它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意识形态的冲击。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把一些错误的东西消灭于萌芽状态，不使它畅行无阻，不使它恶性膨胀，不使它弄乱人们的头脑，不使它干扰我们的大局，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的实现打好思想基础。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巩固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这就是对我们所要坚持和巩固其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如果认识不清，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虽诞生于一百五十多年前，但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经历一个半世纪后仍能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之所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有以列宁为代表的、有以为代表的和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几座里程碑。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写进了。邓小平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结合新的时代特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出了重大发展。邓小平曾经讲过两句很生动的话，表明了他自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态度。这两句话就是：老祖宗不能丢；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这两句话讲清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老祖宗不能丢，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至今没有过时，仍是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针；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说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老祖宗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解决我们今天问题的现成答案，要靠我们自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今天的实际结合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走出新路子。所以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等，以及他针对国际国内形势提出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和正确决策，都是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大大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作出高度评价：“实践证明，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挑战;优化
[作者简介]樊文娥,南通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江苏南通226019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161-0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它与我党的指导思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一致性,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时代的需求、学生的特点进行了不间断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显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面临挑战,需要不断地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最重要的国内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羞于言利”等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摆脱了传统集体主义的僵化性、虚幻性。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对个人都具有利弊并存的双重功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受到市场经济功利性的挑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向学生灌输并要求学生必须确立的价值观,而市场经济的首要法则是功利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功利性的浸染中,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原动力,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竞争的严峻形势面前,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并把此看作硬件,从而把道德修养的提高看作软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实用性,解决不了他们的升学、就业问题,进而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出现理想淡漠、急功近利、忽视修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使高校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挑战。而过分崇尚自我、强调自我价值便成为时尚,使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沦落。当前高校中持续的“打工热”、“经商热”、“炒股热”、“考证热”等正是这一心态的一种折射。大学生片面追求实惠,把满足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凡事均先出于自利的考虑,显现出目光短浅,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追求物质利益、忽视内在的精神素养,从而造成对他人、对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第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学生确立的理想、信念。这是一代中国人曾以生命扞卫的神圣和权威、以鲜血染红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分配方式多样化,由此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比较、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科学性的另类标本和思想元素,使他们从更多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边缘化,使大学生在政治理论观念的走向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有些大学生不仅是厌烦马克思主义教育,更是从根本上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全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些大学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只解决夺取政权问题,巩固政权需要另外的主义来回答,从而过多地崇尚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造成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动摇。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受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入、开放的扩大、现代科技的普及,高校在地理空间、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不再与社会隔绝。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学生课堂之外能了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课堂内外的内容,理性与现实的比较,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观念、信仰不断受到冲击。当理论与现实一致时,大学生会信服马克思主义,反之会大大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可信度。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最让大学生们反感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现象等还不能一时完全解决,最让大学生担忧的就业竞争,会愈益激烈。一部分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从理论与现实的负面效应中思考问题,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重要体制,它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而邓小平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不吻合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优化。
其一,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特点首先是竞争,并且需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企业获得更好更多的效益,通过竞争人才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竞争是一种奋发,是一种昂扬,是能力的展示,更是价值的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引导大学生坚定地确立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益意识、法律意识,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以一种良好的心态,在学习中增强竞争能力,善于竞争、勇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
其二,用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说服力。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用符合实际的结论来取代过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入课堂,不回避、不隐瞒,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有创建性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观、执政党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让大学生去讨论、去分析,在讨论分析中提高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学习、研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使大学生用创新理论去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发挥理论创新的吸引力、说服力。
其三,用舆论导向来树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高校集中着时代精英,因此高校是国际风云、社会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思潮的集散地,是思想理论的重镇,是各种信息的密集地,是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园地,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地。一批批的时代精英需要在高校得到培养,培养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也是各种错误思想、腐朽思想侵入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用舆论导向来引领大学生,利用校园文化、理论讲台对大学生进行宣传、引导,以此塑造大学生的高尚精神、鼓舞大学生的雄心壮志、磨炼大学生的坚强意志,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和建设者。
二、经济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奠定基础,形成价值构架。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价值观的斗争也日趋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利用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技术转让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诱压兼施的手法,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资本主义思想的种子,千方百计模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降低社会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排斥。
第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意识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后,从贸易、金融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法律各领域,而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与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主权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主权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主权与利益。着名学者巴蒂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毁灭主权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挑战社会契约,改变国家主权的内涵。世界秩序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则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认为人类的意识应当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来越成为阻碍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限制。而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上述这一切,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上的支配力量衍生出强势文化。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高功率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脑软件、好莱坞电影等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扩张。老布什曾经说过:凡是接受美国经济的国家就无法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针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在谈到全球风险时就这样认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本土文化很有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方面通过经济领域进行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贩卖,使西方文化逐渐进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竭力推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直接侵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内政自由和社会稳定。这些文化统治,腐蚀着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热情,使社会主义文化处于劣势地位,阻碍人们特别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同样可以积极应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优化。
其一,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济全球化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其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元观念和多元生活方式不仅拓宽大学生的视野,而且打破了他们的封闭局限观念,使得大学生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有了全面的了解。在比较中有目的地借鉴、吸收,做到洋为中用。同时,也使大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能够促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制等方面有所思考,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融汇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打破大学生被禁锢着的思维模式,逐渐形成开放的新观念、新思维,实现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经济全球化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家竞争力逐步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国际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全民族特别是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由于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展了自己,人民的生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基本实现了小康,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信念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新的平台。全球化中多元的意识形态在对立和差异中并存,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局面,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收全球化时代的合理养分、丰富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差距,找到长处与不足,有利于我国学习和借鉴各国在对意识形态教育、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机和活力,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英语教学词汇教学语境
1.引言
学生语言技能与交际能力的提高，是当今英语教学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提高学生语言技能与交际能力的基础在于准确理解词汇的意义，如何有效地进行词汇教学研究是目前英语教学领域中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语言运用中的负载信息主体是词汇，而词汇往往是英语学习的难点，因此，学好英语首先要克服生词障碍，准确理解词汇意义，提高语言应用能力。然而，在英语教学中，教师深深感到，由于学生的词汇量少，难以进行英语交流，阅读时困难重重，严重阻碍了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对英语词汇教学方法的探索，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英语词汇教学方法，并实施于英语教学中，必将会收到良好效果。
2.在语境中，理解词汇关联意义
在英语词汇教学中，教师只注重词的字面意义，即理性意义，而忽视了附加在词汇后面的内涵、情感的和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直接影响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教师应该既注重词汇的理性意义，又要引导学生注重词汇的关联意义。词汇意义大致可分为理性意义和关联意义，其中掌握词汇的关联意义是准确理解词义的关键所在。一个词除了其直接的、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还有其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关联的意义，这就是词汇的关联意义。关联意义是一种开放的、无限定的意义。词汇的关联意义分为四种类别: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语体意义(stylisticmeaning)，感情意义(affectivemeaning)和搭配意义(collocativemeaning)。
2.1内涵意义是指通过语言所指示是传递的意义(Leech,1987:33),由理性意义（概念意义）引起的附带性的意义或关联。它比词汇理性意义（概念意义）更为复杂，它不是意义的基本成分，而是语言使用者的内心所产生的各种联想。内涵意义具有不稳定性，它随着文化、历史和个人的经历不同而变化。如，family一词在中国孩子和西方孩子心中唤起的感情可能很不一样。内涵意义不仅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同而变化，而且即使在同一社团中，也会随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如：Cross对不信仰基督教的东方人来说，不过是个“十字形的东西”；对西方基督教徒来说就是耶稣受难、为人类赎罪的象征；对于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来说，在心中引起的联想就更加强烈、复杂了。
2.2词汇的语体意义是指由于交际方式、交际场合、交际对象、交际内容等方面的因素，所需要的词语在其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文体风格色彩。语体意义分为正式文体和非正式文体，如：TheconcertconcludedwithaperformanceofBeethoven’s5thsymphony;
TheyendedtheconcertwithBeethoven’s5thsymphony.Conclude源于拉丁语，常见正式文体；而end是古英语词汇成分，多用于非正式文体。由于历史的原因，源于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的词汇多见于正式文体中。
2.3情感意义是关于讲话人或写文章那个的人对所谈事物或人的感情或态度的意义(Leech,1987:33)。通过选择适当的词就可以表达这种意义。具有感情意义的词可以分为两类：一为褒义词;二为贬义词。这些词汇含有感情上的联想意义，能激发别人的情感。如褒义词可以用来表示赞赏、支持、肯定的态度能体现说话者或作者对所描绘的事物所持有的颂扬、赞许、肯定的情感，如，famous,brave,kind,determined等；使用贬义词则能反应出说话人或作者的否定和蔑视的态度，如，foolish，sly等。
2.4搭配意义是指词处在搭配之中所获得的各种意义。一个词汇的部分词义是由该词之前或之后其他相关词所决定的。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词由于不同的搭配能力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如，heavy(大量的)rain,heavy(伤心的)heart,heavy(难以灌溉的)soil,heavy(泥泞的)road,heavy(乌云密布的)sky,heavy(浪大的)sea,heavy(油腻的)food，句子中词语之间的搭配要符合词汇的语义要求。如，pretty和handsome都有“漂亮、好看”的意思，但是它们修饰的对象各不相同。尽管有其共同的基本义，在语言环境中，有时还可以交叉使用，但它们的搭配能力不同，所产生的意义也有所不同：aprettywoman与ahandsomewoman其意义就不同，前者是外表漂亮的女子，后者是仪态端庄的女子。由此可见，交际中的词义确定，必须借助于其他一些意义明确的前后搭配，即与几个词义已经确定的词相互搭配。（张维友，1999：91）
3.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正确理解词汇意义
要想正确掌握和学好一个国家的语言,就需要对该国的历史、制度、风土人情有所了解。中西方文化因其地理、历史等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自然而然地要反映到文化交流的媒介语言中来。在东西方文化中，对动物所赋予的意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如英语Itrainscatsanddogs翻译为下倾盆大雨,但东方文化中，汉语却不用“猫、狗”两词来形容雨之大。Sheisacat却不能翻译为她是一只猫,应翻译为她是一个包藏祸心的女人。把“猫”同“包藏祸心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却不是汉文化的产物。“词汇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根敏感的指针”（李丽生，1998），词汇的理解有时是离不开文化这一大背景的。如：英语词“individualism”译成汉语是“个人主义”，在汉语中，与“集体主义”相对立，因此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和汉语中的“个人主义”在各自的语言中却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如果在教学中忽视对文化背景的阐释，学生即使了解该词的字典上的意义，但在实际中还是没有真正掌握其真正含义。东西方在颜色指代特征等词汇中也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也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如：ItwasblueMondayandhejustdidn’tlikegoingbacktowork，“blue”一词的文化内涵是“令人忧郁的”。即使都是英语国家的人，某些词汇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一英国作家第一次去美国，在朋友家做客，作家出于对主人热情招待的感激，就对女主人说道:“Youareveryhomely.”不想女主人脸色大变，美国人理解homely是“丑”的意思，而作家不过是想夸奖她的朴实好客罢了。所以，语言的表达永远不能脱离文化背景而存在。
在教学中,教师应介绍一些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常识，告诫学生不要望文生义,还要鼓励他们广泛阅读,多了解一些各国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只有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才能避免产生误解,以达到真正地理解语言材料的目的。
4.从词源学的角度，了解英语词汇的发展变化
传统的英语词汇教学主要从共时的角度涉及拼写、发音、词类、释义、搭配、惯用法、相关复合词和派生词等方面的内容。然而，由于词的产生和消失是常见的事实,并且词汇的意义随着客观外界和使用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因而词汇和词汇意义都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痕迹。任何共时的词汇研究都不能彻底割断同词汇的历史的联系。因此,寻觅具体词的来龙去脉的词源教学,不仅与共时的词汇教学不相抵触,而且能拓宽词汇教学的思路,增进学生的词汇知识,加深他们对词义的理解。
人类社会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语言作为人类表达思想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词汇的意义也在发展变化着，就词义变化而言，在现代英语中，nice是个褒义词，跟good,fine同义。但在过去，nice来自于古法语，曾经是“愚蠢的”、“傻里傻气”、“无意义”的意思。教师在课堂讲授词汇时要让学生了解英语词汇的发展变化。在日常词汇教学中，必须注重学生了解英语词汇的发展变化。
5.从语义角度，掌握英语词汇
从语义角度分析，英语词汇又可分为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英语词汇的主观义是指人们所持有的看法，具有：“表态”语义特征，多修饰人（也可修饰物），译为汉语的“表示出……”；客观义具有“使人感受到”的语义特征，多修饰物（也可修饰物），译为汉语的“令人……”、“可……”、“使人……”。有些词既有主观义又有客观义，如pitiful(主观义：有同情心的;客观义：令人可怜的)。又如suspicious作表语修饰人时，含主观义：Heissuspicious.意为：他好猜疑，而不是“他可疑”；修饰物时则带客观义：Hiswordslooksuspicioustome.意为：他的话可疑。有时介词也有主客观义之别：Itwasausefullessonforhim.介词for常表示客观义，从客观上说，这对他是个有益的教训。而：Itwasausefullessontohim.介词他to常表示主观义，从讲话者看法上说，这对他是个有益的教训。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要重视英语中的词汇在意义上的语义特征。教师在英语教学实践中，也要重视和利用这种语言的特殊现象，不仅能帮助学生较好地掌握英语词汇，而且也能巩固学生对词汇的记忆。
6.从英语词汇的形态结构，扩大学生的英语词汇量
在英语教学中，加强英语构词法的教学对扩大学生词汇量十分必要的。词根是词汇的基本含义，前缀常常改变词汇的意义，如：形容词前加前缀un-,in-,im,ir-,non-,dis-,a(an)-,de-等构成反义词，如，important-unimportant。在名词前加前缀uni-,mono-,di-,bi-,tri-,poly-,multi-,semi-,hemi-,milli-表示数字的变化；如，unicycle,bicycle。在名词前加pre-,post,fore表示时间的变化，如，prehistory，postdate,foretell。后缀即改变词汇的词义，也改变了词汇的词类。形容词加-ness,-ity构成名词,如，carelessness。在动词后面加后缀-ment,-ation,-ion,-tion名词，如，excitement，action。名词后面加后缀-al和-ous构成形容词，如，national，dangerous。在形容词后面加en构成动词，如：darken,soften,stiffen。学生了解这些词汇的构成特点后，即使遇上不认识的词汇也能根据前缀和后缀，准确地把握其词汇意义。
在日常英语教学中，还要重视词根教学。词根是英语单词最重要、最基本的词素，是英语词汇的核心部分，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抓住词根，然后在词根的基础上加上附加部分，这样，通过一个单词的学习便能发散出很多词汇，形成一个词汇群，使词汇记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claim有要求，声称的意思，如果把它作为词根，会衍生出declaim(慷慨陈词),exclaim（惊呼，惊叫）,proclaim（公布，宣告）,acclaim（欢呼）一些与说话有关的单词来。学生如果能掌握住词根的意思，那么在此基础上来记忆其他相关英语词汇，这既能降低英语词汇的记忆难度，也能提高掌握英语词汇的效率。
【关键词】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社会主义价值民族教育
引言
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实践的研究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途径。
1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
1.1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在民族地区高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能够凝聚和统一广大师生的思想，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和健康发展。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对于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价值对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民族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统领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价值取向，具有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因此在民族地区应当把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一言以蔽之要让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科学思想的指导和统领。
1.2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需要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入批判旧的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去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长期的、彻底的斗争，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一个包括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倡导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系统的、基础性的文化工程。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我国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着高校的性质和方向，高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指导地位的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当前，民族地区所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强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各族师生头脑，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真分析民族地区社会矛盾各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形成、传播的社会基础和演变规律，针对各族师生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疑惑做出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解答，帮助各族师生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1.3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思潮，是高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校园文化的重要任务，是高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保证。建设和谐校园，和谐文化是根本，坚持用校园文化所蕴涵的人生信仰、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文化因素去引导师生塑造灵魂，共同建设高尚、健康、文明的和谐校园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基和主干，它指明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指导理论和灵魂，确定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揭示了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和动力，规定了和谐文化建设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对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以及民族地区高校内部特殊的主体构成，使得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此外，由于历史、宗教以及思想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民族地区高校的发展。因此加强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的新型管理模式，对于加
民族地区高校的稳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高校校园和谐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不同民族师生员工的交往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就不可避免。因此，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搭建有效的交流平台，对于增进各族师生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地区高校和谐校园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4培养各民族合格大学生的现实需要
各族大学生是未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决定和制约着民族地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谁赢得了年轻人，谁就赢得了未来。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我们必须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高度来认识民族地区高校建构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性，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树立共同的理想，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培养各民族大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理想信念的合格人才。
2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建议
2.1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
高等学校和广大青年学生历来是西方敌对势力争夺和渗透的重点。民族地区严峻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认真解决好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和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面对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我们更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重视和巩固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在读学生的理想信念，确立和壮大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必须始终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关键时刻不动摇，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执行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确保宣传思想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做到清醒、坚定、有作为。
2.2民族之间的“和合”教育
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师生要弘扬和合精神，并不是抹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自身的特点，而是要特别强调同族师生之间的协作，使各民族师生在沟通和交流中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养分，实现个人成长的提高和升华，达到所谓的“和合而生”。为此，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各族师生必须以和合精神为理念，用这个精神支柱团结起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战略目标的实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价值观的多样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我们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允许和而不同的多种价值观的存在，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做到“和”就要控制多种价值观的冲突，这就要求在价值导向上坚持一元性，即要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而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前提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师生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以，必须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广大师生的思想认识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2.3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有效载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通过开展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学术、艺术、文化、体育、娱乐等校园文化活动，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陶冶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无形的价值理念直观化、具体化。高校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人才培养基地，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校校园文化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杠杆。因此，为建设和谐校园，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作为中心环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融入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力图建设高品位、形式多样、具有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
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精
神。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校传统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学校优良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体现；大学精神是在某种大学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所在大学人的努力，长时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独有的文化因素往往蕴涵着深刻的价值观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要坚持和发扬具有民族地区高校特色的优良传统，积极培育具有民族地区高校特色的精神。要对学校传统深入挖掘，特别是挖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的传统，如爱国主义传统、民族团结传统等。要加强校史研究，加大校史馆、人物展等展示学校传统的展馆的开放程度，鼓励各族师生参观，积极推进学校传统教育。充分利用一些广受学生欢迎的精品校园文化活动，例如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校园电影节、名人访谈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学生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观的熏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具体化，引发学生的共鸣，在此基础上以事述理，以理服人，以行动促教育，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2.4发挥政治理论课的渠道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大学要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探索新途径，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各族师生所感知、所认同、所喜爱、所接受，以在脑海中形成牢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必须接受大学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的价值和要求。然而这些主流文化价值和要求必然会与母体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产生冲突。所以有必要实施文化精品品牌战略，增强先进文化的影响力，以提高学生对学校教育的认同。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应加强对理论教育工作的特色管理，以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还应该做到加强对理论教育阵地的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牢牢掌握理论教育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2.5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队伍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组织保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具有政治坚定、爱岗敬业、专兼结合的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组织保证和长效机制，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专业化要做到以专职人员为主，兼职人员为辅。把少而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员，从兼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中分离出来，负责学生的教育管理；把一批适合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工作的干部，从正常的教育管理活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中培养一批德育专家，从事德育研究活动。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必须使广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提出明确的专业要求，使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的人员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相应的工作能力。
3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配合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引领的功能，从社会价值取向上巩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高校作为社会各种思潮的生产、的集散地，客观上需要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进行引领和整合，使之朝着有利于实现社会预期目标的方向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稳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主导各族大学生价值追求。文章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除了要应对与内地高校面临的共同挑战外，还必须正视由于地缘、人文
历史潮流、风俗习惯等因素带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一定要在高度关注其特殊地位、特殊人群、特殊的教育背景和方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体现人本精神，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理性与经验对立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本质，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分类方法，如演绎与归纳、分析与综合、先验或抽象与实证等等，但这种对立却正是西方哲学自身的基本框架，西方哲学是以理念、概念、范畴、逻辑等方法表达哲学的，因此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就是理性意义的，即便是与理性对立的经验仍是用概念、逻辑等方法和形式予以表达的，无论理性或经验都是关于知识或知识形式的理论，而且总是以知识的形式被表达而成为哲学的内容，西方哲学就是关于知识或真理的本质、来源、观点、方法等等的理论，经验与理性的对立实际上仍然基于知识或真理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说理性不仅是哲学的对象，还是它自身表达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西方哲学，因此在西方哲学框架下理性与经验即是对立的，也是相互共存的，它们共存的形式仍然是理性的，所有的经验事物只有在被理性意义的形式化之后才能成为哲学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的本质的是理性的，理性与经验的对立仅仅是在他们达到目的的功能关系上，即哲学的观点、方法上，而不是在它们的哲学本质上。西方哲学传统对终极原因的追求就是对终极理性的追求，理性最终是经验的归宿，它们一起被表达为外在于人的知识形式系统，而且最终的知识被归结为神，因此神学的真正本质也是最终的理性哲学，这就是西方文化的一致性，但这不是理性与经验的内在的一致性，而是超验的同构，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就是超验的理性。
理性与经验之间的这种关系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己开始得到理解，比如威拉德·蒯因(WillardV。O。Quine1908-2000)在他的名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认为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是一种教条，从逻辑的观点看，这种教条是没有根据的，他以知识系统代替了先验的知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理性论与经验论的对立，他的这种努力正好说明了西方哲学中经验与理性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克服它。
理性的哲学是基于事物的知识，因此它首先就是关于事物本身的本质意义的学问，因此理性的真正的原始本质是物性，这也就是西方文化中科学性和客观性的根基，正是在这个根本性的意义上，亚理士多德称他的哲学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因此，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下，哲学是原始地基于物性的理性意义的，因此真正与这种理性哲学的对立不是在它的自身理性的框架下与理性对立的经验，而是与这个理性的框架本身的对立的非理性，在它的根基上就是与物性对立的人性，但他们总是以非理性思潮出现的，而且非理性思潮总是对它当时的西方哲学的现有的框架的突破而表现出一种神秘性或革命性，由于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基于人性自身的框架体系，非理性思潮也无法成为纯粹的专门化哲学，最多被理性化或被理性的哲学所吸收，同时也就失去了非理性的意义。
真正与理性意义的物性本质相对的就是人性，在西方哲学中，没有任何现成的知识和知识形式能够真正正确地定义或演绎人性，它才是真正不在西方哲学的基础框架之内的东西，西方哲学的观点、逻辑不定义它，形式地演绎它，因此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来说，它们总意味意一种突破，一种革命性的神秘，比如文艺复兴就是人性的复兴，它对中世纪的反动就是对神学理性的革命。又比如以人性的观点理解自然，就区别于从物性的观点理解自然，这正是现代非理性思潮的广泛表现，所以与理性对立的人性就是西方文化中一切非理性思潮的本质。但是如果认为非理性思潮就是本质上反理性，那就完全错了，非理性思潮反对的只是形式化了的理性，或者说是形式化的人性躯壳，非理性思潮在最深刻的本质仍然是理性的，只是西方哲学的框架下无法表现这一点而已，只有在大文化的意义上才能充分解析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非理性思潮的进步意义，无法理解西方非理性文化思潮的革命性，同样在这种观点下，我们才能理解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下反文化并不是革命，而是反人性。
人的哲学就是指以人性或从人的本质出发理解世界的哲学，不管实际上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它们都是以人性为世界性。从人的观点理解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理解世界，这是因为世界总是由于被理解而具有意义，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使世界人性化了，世界获得人的意义，承认人是世界的部份或者是发展的部份是理性的哲学，而认识到世界因人而具有意义就是人性的哲学。中国哲学就是最精湛的人的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人是世界的意义，因此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世界不在人之外，世界也就是人的社会，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互为共存，所以天人合一，因此中国古人无须创世说，儒家文化也不对神异感兴趣，只要有人的存在，世界就当然存在，在这个理解上，我们就能懂得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为什么是西方哲学中的绝响。
如果说儒家的学说是作为人性在人自身上的哲学，那么老子的学说就是人的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在世界最深邃的意义上，老子的学说把世界彻底地人性化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这不是对仁的否定，不是对仁的反动，而是仁的自身在世界意义上的意义上的超越，它也就是本义的道。天地不仁就是天地不异于仁，不为仁，甚至不是作为仁，天地就是仁自身的超越，所以天地也就是仁的自身，天地不在道外，道也不在天地之上或之中，万物就是道的生化流转的形式；圣人即人道，他不是为仁而仁，而是以百姓为化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得到了最真义的表现：道就是无为，无所为而天下为，所以无不为。作为人的哲学，道自为人，人自为道，道不为道，所以“道可道，非道”；人不为道、道不为人，德为人道，所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第三十八章）德是现实之道，为德不德，为道不道，而道德并称就是道德互为的超越，道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成为人道意义的普世之道，只有在全人类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是哲学中的哲学。
儒学作为人性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把人的社会等同于全部世界，把社会的本质人性化了，道德化，人伦化了，正是在这个原点上，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本质不是关于或对于世界的学说，而是它自身就是作为人的本质的世界的本质，这是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西方哲学总是关于世界和对于世界的，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性和人本主义也总是关于人的和对于人的，而不是作为人的，这是真正理解西方文化一个最本质的观点，也是理解中西文化相区别的基准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是自身人性的，所以它就不会以形式化的理性表现自己，而是世界以人性化的本质的存在，这种同一是西方哲学所无法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从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总蒙着一层神秘的外纱的原因。西方哲学的现有框架无法容纳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因此中国哲学没有也不会成为西方哲学的殖民地，也无法从本质上西方哲学化，而从另一方而看，西方哲学却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形式，这正是中国哲学的先天不足，而中国哲学的自身的元哲学精神将为西方哲学的几千年所追求的世界终极原因提供启示。在人类的文化存在意义上，哲学就是人的存在的自觉，哲学与人性的理性化是一致的，西方哲学中的理性化人性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性理性化是一致的，人性、理性和文化性的一致性在中西哲学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大文化意义的，中国哲学在文化性意义上互补的统一，中西哲学在人性意义上的一致性是世界哲学意义的。
2.唯物与唯心的困惑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企图直接地把中国哲学纳入西方哲学的现成框架的努力总归无法成功，既曲解了西方哲学，也损害了中国哲学。比如人们广泛地以唯心与唯物的方法划分所有哲学，企图在西方哲学的理性与经验对立的基本框架之上建立一种所有哲学之上的划分哲学的方法，虽然唯心与唯物是西方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概念，但却并不是西方哲学中的某一个具体哲学，也不是主流意义的哲学的分类方法，西方哲学中没有在“心”与“物”对立意义上的“哲学”思想或专门化的哲学理论，唯心与唯物也不是具体的哲学理论方法，唯心与唯物仅仅是对己有的哲学理论、观点的评价方法而不是自身成为一种具体的哲学观点方法，在西方哲学中甚至没有对“心”和“物”的一致性定义的或可以接受的关于心或物的理论，唯物一词只是在理性意义的物质性的意义上被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唯心一词只在把心灵的或精神的作为世界本质性存在的意义上被使用为对某些哲学的评价，而实际上由于对心或精神不能正确地进行哲学定义而使唯心一词的使用只能由具体的论述(话语权)而决定，而不能由一种可以作为论据的哲学观点，方法现成的引用，因为没有一种是真正自身成为了唯心的哲学理论，就是说只有对现有的哲学的评价观点而没有一种真正的西方哲学意义的唯心的哲学，而且正是由于企图将这种对哲学的一种评价观点在绝对化的情况下当作一种实用的哲学，而因此造成了一种高于所有哲学的哲学幻影，而这种幻影哲学又被绝对化地当作评价所有的哲学理论的实用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仅仅只能在与唯物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唯心这一词，而这种对立性却不是真正哲学学意义的，其实唯心和唯物只是两个文化意义的概念，这是首先是因为“心”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什么样的理论是唯心的，实际上只是由这个理论自己的申明或由对它的评价而定，而不能由这个理论自身决定，因为没有唯心的自身哲学学意义的哲学（参见中国思想与元哲学），因此人们只是大量地使用唯心论、唯物论、唯心
主义、唯物主义，而不大直接使用唯心哲学和唯物哲学这样的词，这至少表明人们还是能在它们的使用环境中区分对哲学理论的评价与哲学学两种不同的性质。比如黑格尔的哲学是公认的唯心论，因为是黑格尔自己认定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但这不是也不能由他的理论自身证明，他的全部理论都是由理性框架构成的，他的理论的分析和演绎是确定性和逻辑性的，他的理论结构确实是唯理的，我们甚至还不能说他的理论内容是唯心的，因为所谓哲学理论正是以它的结构为自己的内容，或者说哲学理论的结构与内容是同一的，他的唯心主义只是他的理论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唯心对立性的唯物也是在文化性的意义上被使用，比如人们说亚理士多德的学说是唯物的，不是因为他的理论的唯理性，而是因为他承认客观世界的确定性。这样，当人们说神学是唯心的，实际意义上只是说神学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种唯心论的哲学，事实上神学也只是在唯理的意义上才成为一种哲学。这样一切被称为唯心的东西，只不过说它们是文化性的，不是具有真正的自身意义的哲学。但遗憾的是人们并不是在这种真正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唯心这一词汇，它被社会化了而成为了一种在对立意义上的文化工具或武器，这正是为什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论争会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原因。
与唯物唯心概念相关的是形而上学这一词，它的使用也反映了上述这种情况，一方面形而上学就是metaphysics，这正是西方哲学用法中的本义，西方哲学传统中，终极原因总是理性意义的，无论你认为它是物理性或精神性的、先验的或经验的都要是这样；另一方面，形而上学一词又被作思辨或精神哲学的代名词，“形而上者谓之学”，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玄学一词意义基本相同，在近现代它进一步与心学这一类概念相关，但是由于中国哲学本身是基于人性的，而且在中国哲学中确实有关于心性问题的大量研究，因此形而上学一词就具有跨文化的不同用法，因此不在上下文环境中，你就无法确定它的真正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形而上学还被完全被意识形态化而与唯心论同义的，还被用作为与辩证法的对立面，这实际上已成了政治标签，离学术研究就非常远了。
唯心论和唯物论在哲学中的生搬硬套，首先对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就是一种错误的肢解，其次，把中西哲学也一起纳入这种形式化了的哲学系统中，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不仅是用预定性的文化具取代了所有的哲学观点和分析方法，即实际上取消了哲学，而且也否定了文化本身。比如把神学和所有具有神秘意义、非理性意义的哲学归结为唯心论而予以拒绝，就不仅是简单地取消了这些哲学，而实际上是否定了真正的人的哲学，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性。
3.哲学中的人生
以人为本的哲学也是现实中实现的人生哲学，一切有成熟的思想的人，他们对人，人生和世界理解就表现为人生的智慧，而哲人则以哲学为生命，在自己的人生上实践哲学精神，作为哲学家的人生，哲在他们的身上表现为自觉的人性，哲学与人生的统一就是哲人的人生真率，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成为人的最真率的自性，能以个人的自性表现哲学精神才是伟大的哲学家，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人可以举出两个，那就是孔子(551-479BC.)和苏格拉底(469-399BC.)。
苏格拉底洞彻哲学作为真理不等于知识或智慧，它只存在于人们对它的无尽追求之中，所以他以论辩为生，他以对那些以有知识而自大的人的揭露为事业，以问答批驳的方式分析知识而走向真理，这就是本义的辩证法，苏格拉底说他一辈子除了考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并且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以外，任何别的事都没有做，他的论辩几乎使当时一切认为是正确的人和事都变成尴尬，雅典人对他的指控主要目的是要他沉默，他也本可以逃脱对他的判决，但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他永远不会放弃他作为论辩的哲学家的人生的职守，因此自觉地以生命的献祭悍卫了他的哲学人生，他是哲学的殉道者，他甚至认为他年老智力衰退将成为人生中的累赘，对他来说不能进行哲学思维和论辨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死刑也就可以使他避免老年的痛苦，(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这种纯粹的哲学人生的感情和对人生意义的洞彻令人感到震撼。
哲学不仅是苏格拉底的人生，而且是他的肉身，这几乎与宗教的起源人的灵肉同一无异，但他是作为常人的哲学家，在常人的视野里他古怪但不失为常人，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真率，他和常人一样生活，但却常常在哲学思考中忘我出神，有一次人们发现他发呆地站立着从清晨到中午，而就有好奇人晚上抱着睡席守着看到他一直站到第二天日出。（柏拉图：会饮篇）饥饿、寒冷、贫穷甚至死亡和其它的生活元素对他来说都似乎是视而不见的，他对肉体的忍受能力可能是一种天赋，但他对真理的追求的哲学精神结合在这种天赋之中，他的哲学与他的生命的融合成就了他不朽的哲学人生。
孔子却是一个作为哲学家的常人，他具有哲人的高尚但不失常人的本性，他对历史与对常人具有同样丰富的感情，对国家与对生活的热爱，对政治与对艺术的爱好浑然一体，他自己的好学求知与对普遍人的教诲都是他的人生责任，而这一切都在他的人生中融为一体，没有做作，没有虚伪，有时不免迂腐但却不失真率，他是一个人性哲学本色的哲人，他的哲理融化在他一生的现实的生活中而不是超然于尘世外。
子曰：二三子以为我隐乎？吾无隐乎也，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
这是他自白的坦率。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于郭东门，郑人可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比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这是他的天真。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得，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论语：述而)
这是他出入社会政治的人生的自由，人生、学问，抱负相为而不相违，进退有地，柔轫从容，他为中国一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士大夫的社会生存方式提供了榜样，而他的一生坎坷造就了他的人生与人性哲学的统一。
毫无疑问，孔子具有一种人性的魅力，仅有他的博学和对历史、国家、人民的责任不足以使他成为圣人，正是他将自己的人生真率地哲学化了，真正地人性哲学化了，实现了人性，人生和哲学的同一，他才是人中之圣，他不仅仅是学问的导师，而且是人性的导师，因学他的学问而成功为官者只是少数，但他以第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被尊为集成和传承中国人性文化的素王，他的人性、思想、学问普及天下。
孔子对人生与历史同样具有一种自性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儒家文化超越地同一于历史。孔子和苏格拉底不同，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人生乃至生命对哲学的奉献而表现了哲学，孔子却是以哲学与人生在真率中的统一而保存、延续了哲学的种子和生命，而这两者正如自然界生命的存在的两种方式一样，都是生命的必要方式，在他们的身上，实现了人生、哲学、社会的一致性统一，而且对于他们这都是真率的和清醒自觉的。
令天的我们发现阅读一些其它哲学家的传记而常常为他们作为常人的生活与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理论并不一致而感到失望时，或者为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无法避免的虚伪而烦恼时，不得不对孔子和苏格拉底这样的伟大人生真率表示由衷的敬意。
4.人生中的哲学
远非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哲学家的幸运或者是不幸，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哲学家，当一个人真正开始成熟而自觉时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深刻的人性，常人与哲学家的区别只是职业的区别而不是人性的区别，哲学家是以哲学为职业的常人，而常人也总可以成为自己的哲学家。这里面不存在要不要哲学，或者哲学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自觉到这一点，而且你能在何种程度上自觉，作为一个常人，大多数人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执迷难决，但或许你也有幸能得到两者的自觉，这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出世与入世思想中得到最特殊的表现，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奇丽的人性与人生的浪漫性。
中国思想的超越性是自性的超越性，因而它也可以超越于现实的人生，而在个性意义上对具体社会现实的超越就是出世文化。儒家文化是由文人即以中国文化的继承、教化为生或为业的人而被具体化、现实化化的，他们就是作为士或士大夫的精神贵族，和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在文化意义上相似但不相同，后者以物质享乐为基础，而前者以精神生活为寄托，但它都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社会阶层，准备和参与政治，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遣文化。中国的文人入世就是官僚化，它的另一面就是出世，以退隐的方式进行政治准备或对政治、人生进行观察和反省，这两者总是同时存在士大夫的身上，更替着互为表里，即使位极人臣，也总是在思想深处潜藏着超越自身的出世思想，在文人文化生活中，表现为一种具有浪漫性的文人文化，如返古思想，田园文化，仙佛情操，甚至直接表现为政治性的隐逸行为。隐士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文化观念，而且始终被视为一种崇高的情操，因为它原初地在个性的人生身上表现了中国文化对现实的超越性。让贤不是政治民主，而只是人性的平等，是超越个性的普世关怀，尧帝许由之让，伯夷、叔齐避世之节己为圣人之先，而孔子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贤者避世，其次避地。”“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之类的冷静，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样的无奈，恰恰显露了孔子个性中潜藏着的这种文化性本质，但他永远保持着一种对政治的渴望和对文化的看守的责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中庸文化。在老子那里，这种文化本质则是以绝对的方式表现的，它直接表达为对文化的反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但这只是以原初的理性反对形式化的理性，因此我们总能以超越的解读方式理解这些名言的真正意义，甚在今天我们也能在新的社会现象中叹服他的明智，比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似乎在今天这个以地球为村的高度物质文明时代完全不合时宜了，但是今天的你又认识几个近在咫尺的邻居呢？
最能表现这种浪漫的个性文化的人是中国的庄子(369-286BC.)，他的出世不仅是对政治，而且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特别是以文化生活即文人的人生的超脱，他把人性对物性的超脱寄寓在流丽奇瑰的文字中，塑造了一个不羁于形骸的文人精灵：“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道在他那里得到了的人性化形象，实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道的精神同一，这就是他的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他把道化为了文人的精灵，他成为了在世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他把文人生活情操，人性的自由与文人的武器——文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中国文化中人性的浪漫，他真接传达了和真实地再现了老子学说中潜在的个性文化精神，给中国文人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庄子还以自己的人生超脱的浪漫性实践了他的文化创造，他为妻子之死鼓盆而歌和庄周梦蝶的故事把残酷的现实与美丽的梦想揉合一起，成为了文人与文学中的奇芭。他的诗一样的文字和神话式的自由想象表达了那种令人神往的超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他以文字表达的流丽和恢宏气势实现了道在文化个性上超越，表达了脆弱的中国文人与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政治雄心同样令人倾倒，但前者具有超越的空灵与自由，成为了中国文人文化的精神象征。
5.人的哲学与西方非理性思潮
人生的哲学在中国文化就是个性向理性的超越，因此它是人性的理性化，而不是反理性的，也不是的，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反理性思潮完全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理性化的社会和理性化的人虽然可以高于人，但这毕竟是理性化和形式化意义上的人，因此它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人自己，而且在它僵死的形式上它甚至成为反人性的，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正是在这种情况且下成为人类精神和知识进步的枷锁，在这一点上，这种性质与中国思想的命运相同，中国思想的形式化即是它的表现，也是它的梏桎（参见论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和西方理性的在自己的最深刻的本质上互补地相同，体现了中西文化在人类文化意义上的同一性。理性是人的一个本质。但不是全部，西方文化的主体框架是理性意义的，所以西方文化中总有它所遗忘的非理性思潮的抗争，而且总是以反理性的形态出现的，即表现了它的革命性的进步意义。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绝对的超越验人性，既使是圣人，也是普通人，圣人非神圣，而是在内圣外王的教化中走向完全的人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没有产生制度化的民主，但是却有基于人的原初性的平等：“王使人（察）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但这种人性的平等由于没有社会化的制度保证而只能停留在精神文化中，因此它始终无法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中国文化早熟的产物，中国思想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赋予了它，使它强大得足以将中国思想自己囚禁了二千多年而不得自由，是西方的入侵引发了了中国封建的崩溃，中国思想同时失去了自己寄托与枷锁，成为了百年的精神幽灵。
一、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这种地位是在引领中实现的。如何理解这种“引领”?需要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完整地把握,特别是要突出以下三方面: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的提出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20世纪50年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才能更好地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六条是非标准”。这六条标准包含“规范”的意义,同时也或多或少地蕴含着“引领”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了在思想政治建设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六条是非标准”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提出了“主旋律”和“先进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先进文化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①在这里,具体涉及了“主旋律”与“非主旋律”的问题、“先进文化”与非“先进文化”的问题。认真思考一下,不难看出,文化多样化的前提已蕴含在前提中,同时更重要的是“主旋律”有“主导”的含义,“先进文化”的理论论述中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直接有“引领”的内容。提出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重要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换言之,这一理论创新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六条是非标准”、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的“主旋律”和“先进文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的创新与发展是在文化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更强调“引领”,将“引领”放在了主要地位。“引领”肯定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多样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率领下,更好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的目标是将其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直接表达,属于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精神信仰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的作用,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的目标是要将其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种“自觉”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它不能停留在象牙之塔中,而要深入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人民所接受、信仰。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是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结合在一起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必须强调“三贴近”的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对群众所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对其中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当然,在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中,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的目标,不仅要解决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审美情趣等个人修养层面的问题,前者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问题,后者往往涉及荣辱观等问题。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导向比较有力,底线比较清楚,执行也比较坚决,但在审美情趣等方面,情况比较复杂。如何在审美情趣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人民的自觉追求,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抵制错误思潮的统一中实现的。
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依赖于多样化,没有多样化就没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各种文化形式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各种文化内容与不同的文化渊源相联系。即使是同一种文化形式和内容,不同的人在表达中也有不同的特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引领中,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是对客观事实和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多样文化在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融也体现了文化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抵制错误思潮的统一中实现的,它必须在一定的底线的基础上对不同的文化现象加以区别对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外的文化大量地进入了开放的中国,我们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使其在中国多样化的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同时对于外来文化中错误和腐朽的思想必须加以抵制。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文化生态,不可能纯而又纯。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使人们通过比较、分析和鉴别,自觉抵制错误和腐朽的思想,缩小其空间和影响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中引领作用的有效途径
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不仅要解决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操作性问题,要积极探索发挥这种引领作用的有效途径。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②“桥”和“船”就是方法和途径。在新的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中引领作用的有效途径应该强调以下三方面: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有效性是建立在接受和认同的基础上的,只有接受和认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背景下,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具有最大的可接受性。以弘扬民族精神为突破口,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的有效性从理论和逻辑上分析,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氛围中的,无形中已接受了民族精神的熏陶,民族精神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已融化在血液中,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接受和认同的先天优势。此外,经济全球化使各民族文化相互激荡,各民族只有在加强对自身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其民族的自身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形态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一席,对民族精神的认同,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因而有着更大的可接受性。从操作上分析,民族精神教育有着丰富的资源。从历史到现实,从物质资源到精神资源,应有尽有。在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时不难发现,空洞的、教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难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教育效果可想而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有效发挥引领作用,就要通过具体的、感性的载体,寓教于乐,将抽象的原则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而从民族文化入手,以弘扬民族精神为突破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③在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里,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都可以孕育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大批热血青年正是从抗日救国的追求中接受和认同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民族精神所展现的巨大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难以企及的。从接受和认同民族精神,到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有效途径。当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弘扬民族精神也要处理好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关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越式发展震动了世界。但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决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弘扬民族精神和加强与各国人民的和平相处、建设“和谐世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有效性需要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
要加强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的平台建设,特别是网络建设,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网络文化中,更快、更好地发挥其引领作用。21世纪的中国,互联网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网络,同时网络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实现其有效引领,必须高度重视网络这一平台。通过网络实现领导与群众以及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对话,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总书记今年在网络上与网民亲切交流,代表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新形象,受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和人们的广泛欢迎,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引领作用指出了重要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其中青少年是重点。而青年人是网民中的主力军,上网已成为青年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网络为重要平台,将极大地增强其在青少年中的影响。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把握当代中国人的心态和人性需求,通过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化解人们的心理矛盾,理顺人际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状；要求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及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信仰、价值判断、行为选择。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识形态的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战略。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占有主导地位，它通过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通过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对整个社会和文化起到一种教育和规范作用。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以科学的方法、途径，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深入人心，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一
分析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状，可以说是“有喜有忧”。“喜”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以来占据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认同度，而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种认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忧”在于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日益多样的思想潮流、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挑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
对一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主要体现在是否认同这种意识形态所传递的理论体系、所支持的社会制度、所代表的价值观念。2007年，教育部的高校师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广大师生高度信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赞同国家实施的重大发展战略，对国家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认同实施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2008年7月，《环球时报》刊载了由世界最著名的皮尤全球态度项目中心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在对24个国家的调查中，中国人在对本国的经济状况、发展方向和对于奥运的态度三个方面排名第一。86％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本国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中国人对本国民族经济的满意度由原来的52％提升到82％。另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到2007年底，全国党员总数为7415.3万名，2007年全国发展党员278.2万名，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入党。
这种普遍认同的形成，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不断努力的结果。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发展战略的提出，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党立足人民利益，关注民生，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开放的胸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连续提升，中国的崛起更加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此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上，我们也逐步开始转变传统的高高在上的“训导”，转而采取更人性化和符合群众接受心理的方式方法，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注重用更丰富、活泼的形式引导群众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例如，推出的《理论热点面对面》、《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都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生动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尝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人民群众在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理论热情不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真正成为指导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效武器。诚如恩格斯所说，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培养人民群众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思维。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延安整风时期，全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取得了思想和行动的一致。1978年，一场源自哲学思考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涉及各界人士，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显示出理论思维的巨大力量。然而，近些年来人民群众对理论探究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在物化的社会环境中，急功近利的心态使人们很难静下心来深入研究理论，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被各种实用的知识与技术所取代。人们不再热衷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津津乐道于某些西方思潮时髦的话语体系、炫目的理论范式，一知半解，人云亦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错误认识。苏联东欧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不仅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而且亚非拉一些曾经宣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纷纷改弦更辙，宣布放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对于人民群众接受、坚持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有人把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认为中国也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有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物，带有很多空想和推测的成分，特别是它对于未来社会的看法是乌托邦式的，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家之言，是若干思潮中有重要影响的一种思潮，而在当代，与人们的就业方式、价值判断、生活观念、利益诉求、社会结构、分配方式多样化和多元化相对应，指导思想也应该实行多元化，马克思主义不能高高在上，应该和其他社会思潮平等竞争，等等。上述这些观点在群众中都有一定的市场，混淆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心。
第三，具有明显的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这种态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影响。“意识形态终结论”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最为完美的社会管理方式，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极方向，其他意识形态都将终结。这种论断因其披着炫目的所谓“民主”、“自由”的外衣，极具迷惑性，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逐步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一些人感到，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意识形态的区别并不明显，从而对意识形态采取淡化、超越和漠然态度。
第四，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功利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众的理想信念表现得相对单一，那个时候，共产主义理想是人民群众普遍的选择。然而90年代以后，人们的信念不再这样单一而坚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各种思想意识纷纷涌入，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受到怀疑，人们不再从同一个视角、同一个层次去理解世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这样的冲突和怀疑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位接受调查的大学生说：“今天在大学校园内，最受关注的是外语和计算机等实用专业知识的学习，名目繁多的‘考证’和各种技能培训也很火；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少都是为学分而学，对理想信念教育缺乏热情。”没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没有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撑，一些群众转而寄托于宗教。最近几年来，信教的人员呈上升趋势，静谧的教堂成为一些人逃避世俗烦恼的地方。虽然宗教信仰与那些消极腐败的思想是不同的，但是，宗教影响的扩大和信徒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陶醉于由经济变革带来的物质享受之中，从中获取轻松的娱乐和充分的宣泄，却忽略了人格精神的塑造，价值判断日趋功利化，唯我独尊，逃避奉献，否定崇高。一夜成名的文体明星、一掷千金的商界富豪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金钱、权力成为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为了达到目的，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甚至不择手段的现象比比皆是。所有这些，都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代表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
二
如何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群众内心而不是表面上的认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恩格斯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输不可能单纯地依靠传输者的高度重视和主观热情来完成，而是要探究人们的接受规律，通过科学、理性的方法，实现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
意识形态的接受过程，是接受主体出于自身的需要，在环境的影响下，通过某些中介，对意识形态的理论、价值等内容进行选择、整合、内化、外化、践行的连续、完整的认识和实践过程，接受的结果是通过内化形成人们的观念意识，并进而使这种观念成为其自身思想政治品德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主体，即意识形态的受导者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的积极参与和意愿要求，直接决定了意识形态能否转化为其内在的价值需求。一个人一旦接受一种意识形态，就意味着一种价值取向的形成，意味着特定的情感指向和认同，意味着自我实现道路的选择。
意识形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通常基于三种情况。
1、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指个体出于对规范本身的意义及必要性的认识而发生的对规范的遵从现象。”价值认同是比较高级的认同方式，受导者只有通过价值认同来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一般来说，价值认同的实现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理论认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首先在于其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深入的理解，没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准确把握，就很难形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认同。列宁指出，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因为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这个结论。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在对各种学说、主义反复比较后，最终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折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价值共鸣。人们在多种社会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接受、信仰某种意识形态，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价值期盼恰好与这种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注意到那些符合自己的定势和信念的思想、见解”。只有使受众产生价值共鸣的意识形态，才能够得到他们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得以传人中国，就是因为他对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主张，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判断，与当时迫切盼望解放的中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价值共鸣。
第三，理性信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性接受，是社会个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度遵从，并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格化的过程。这种接受形式是在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刻的理性认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的充分认可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信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以及将这种信念转化为自身工作、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理性的信仰接受不同于盲从，不同于狂热，而是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信仰，能够“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能够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
2、情感认同。情感认同是指依靠行为主体的情感和感觉而产生的认同。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过程中，必然有因个人情感为依据的认同行为。人民群众只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情感上敬仰、悦纳，才有可能从内心真正接受它。情感认同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情感因素与受众的情感相一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对劳苦大众抱有强烈的同情心，这与马克思主义浓厚的阶级情感，公开捍卫贫苦群众利转贴于益的理论气质不谋而合。二是意识形态的受导者因一定利益得到满足而对意识形态产生认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很多工农分子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剥削，获得土地和应有的尊严，因此，他们相信共产党，进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理论话语。此外，在形成情感认同的过程中，受众的情绪体验也非常重要，因为个体在与某种意识形态的接触、了解中，自然会产生满意、愉悦、信服或怀疑、排斥、厌倦等情绪，前者有助于对意识形态的接受，而后者则会出现情感疏离，导致对意识形态的冷漠，甚至反对。从这个角度看，在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导时，必须注意方法、语言的选择，注意传导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保证受众的精神愉悦和积极情感。
3、环境熏陶。环境对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的形成极为重要，它的影响不是强制的、有形的，而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心灵的感染、哲理的启迪、情操的陶冶，使人的思想情感发生变化。社会风气、社会氛围、社会舆论的教育，正是通过耳濡目染、内心的体验和情感的熏陶来实现的。其中，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因素能催人奋发，引导人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尚的道德品质，而消极的、腐朽的因素会诱导入悲观、消沉，甚至走入歧途。从意识形态传播的角度，这里所讲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国民素质及其教育程度、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及民族心理、精神产品的质量与丰富程度、信息传播媒介的可信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思潮、社会舆论等。当个体囿于自身的认识能力有限，无法对主流意识形态正确理解时，周围的环境可以帮助他提高认识，也就是说，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人民群众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和情感体验。社会文化环境在传播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发展教育，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科学文化知识，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学习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第二，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引导人们学习理论，并应用科学的理论分析当代世界的各种新变化和各种思潮，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第三，推进文学艺术创造，以高雅、健康、进步的文艺作品滋养人们的心灵，升华人民的精神境界。第四，借助大众传媒，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介，向人们传递社会文化价值，引导社会舆论。我们党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以环境的营造引领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阐释。
三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要针对人民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存在的问题，依据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接受规律，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改进意识形态教育方法，丰富意识形态传播载体，努力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
1、加强理论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仅需要政治权威来巩固，更需要靠自身的科学权威和理论权威来加强，靠真理的感召力，靠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穿透力来吸引群众，指导实践。加强理论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第一，正本清源，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近些年来，理论界和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在争论的问题中，有的是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存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是已经成为金科玉律而今又遭到质疑的问题，有的是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而今天又重现其重要性的问题，有的是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读而今天需要廓清的问题。实际上，所争论的一切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今天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怎样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正本清源，准确、全面、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端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风，以严谨求实的态度，科学地、历史地、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一些重大问题的思维逻辑，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源流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各流派的关系，要以包容的心态汲取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储备。
第二，立足现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寻求民族复兴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作出的理论选择，是在多次社会变革的实践遭到失败后逐渐成为中国主流思想的，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单纯地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进行纯粹的学术探讨，而是被看做中国人观察国情，拯救民族危难的理论工具，具有很强的致用色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接受的并不完全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很大程度上的俄国式马克思主义，难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而当前中国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如如何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的问题、贫富分化的问题、腐败问题等，需要我们作出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解释。目前理论界对某些问题的解释不清是导致马克思主义说服力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人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同意识形态斗争的成败越来越取决于学术水平和理论成就的高低，有的西方学者则把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低潮归结于共产主义理论对解释现代问题乏力。这也从反面告诫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回答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敢于应对各种理论思潮的挑战，在学术对话和论争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
第三，站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研究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对各阶层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赢得群众支持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只有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合理的，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才能自觉地接受和认同。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应当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反映人民的心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理论武器。当前，理论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把研究的视野投向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从解决群众的利益需求人手创新理论。
2、改进教育方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
意识形态教育是引导人民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和途径，马克思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我们党和国家
历来十分重视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增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归属感。当然，面对全新的时代环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还需要不断完善，通过改进和创新教育方式方法，达到有效教育的目的。
列宁曾经根据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这就是著名的“灌输”理论，也是我们长期以来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手段。然而结果却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不论是在民众中的理论教育、价值观、道德观教育，还是贯穿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都有些适得其反，激发起很多受众的排斥情绪和逆反心理。因此有人对“灌输”理论提出了质疑。其实，列宁的“灌输”理论并没有错，错在我们在实施意识形态的灌输时，方法和手段存在很大的问题，过于单向、简单和刻板。
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时，应当更科学地运用灌输理论。具体而言，其一，教育要分层次，增强针对性。对于不同的人群，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应当有所不同。对于党员干部，要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要求他们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自己的行为感召群众、带动群众。对于青少年学生，要切实改进学校思想品德课程教学，提高教学实效性，逐步培养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认同和情感共鸣。对于普通的群众，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通过各种纪念、庆典活动，通过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渗透到群众的心灵里去。其二，教育手段要丰富。不论是党员干部的学习，还是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都应当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的灌输方式，注重发挥受教者的主观能动性，综合讲授、讨论、研究、体验等多种方式，引导受教者自主学习理论，自觉思考问题，真正提高教育效果。其三，教育要通俗化。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要改变理论成果惯有的居高临下的说教、生硬呆板的叙事、晦涩艰深的语言，代之以丰富的、可亲近的、生动的表达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如马克思写《资本论》，将严密的论证，生动的叙事，甚至莎士比亚的诗句结合得恰到好处，匠心独运，“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毛泽东的文章，也是以生动的典故、形象的比喻、活泼的语言，阐发深奥的哲学问题，读来轻松愉悦，豁然开朗。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如此解读理论，相信在人民群众眼里，理论就不再是那样的刻板乏味、高高在上，而是温和的、舒缓的、平等的、可亲近的，也是可以信服的。
3、丰富传播载体，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载体，就是在实施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意识形态的内容或信息的形式，分为传媒载体、文化载体、管理载体等类别。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所借助的报纸、电视、网络，所依托的文化活动，所进行的管理工作，都可以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载体。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意识形态教育的载体也愈加丰富。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文化建设和大众传媒在促进人民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当前，应当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合理取舍、批判吸收，提高民族优秀文化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感染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活力。
[关键词]歧义；上下文；情景；文化；社会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2-0092-02
语境是指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发展的环境，是研究语言的使用和功能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把语境分为两大类：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是指由语音、词汇、短语、句子、语法等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非语言性语境则指语言外部非语言因素构成的语境，它可分为三类：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语境的涵盖面非常广泛，特定的语境决定特定语句的词语义值及句法结构意义。通过语境分析，联系上下文，附以对语言知识、情景知识、文化知识等因素的考虑，，再结合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学识、规范意识等，处于静止平面的一个歧义句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就只能包含一种意思，一种理解。换言之，语境决定了大部分歧义句歧义的消失。
语义与语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和语境对语义的巨大制约和影响作用，一直是语言研究中的基本议题，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中说：“任何语言里的任何一句话，它的意义决不等于一个一个字的意义的总和，而是还多点什么”。很明显这里的“多点什么”是指语境给语言所带来的附加意义，也就是语义学上所统称的关联意义。在分析语言形式所承载的信息时，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社会语境体现为四个不同层次，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分析语境对歧义句的歧义的制约与影响。
一、上下文语境对歧义的消除
语言中普遍存在着一词多义现象，无论是词、短语还是句子，一旦离开语境，它们的意义就难以确定。确定任何一个多义词或者多义句的具体含义都要考虑到上下文语境，都要把每个孤立的词语放到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去。一旦脱离了这种特定的语境，孤立地去分析每一个词语，就很难确定词语意义。
例1：《新概念英语》是畅销三十多年而久经不衰的英语教程，但该书的某些标题也存在一定的误译，而这些误译也是由于歧义所致。在该教程第4册第45课的标题是“ofMenandGalaxies”；编译者将其译为《人和星系》。Galaxy在英语里是可导致歧义的多义词，可译为“星系”，也可译为“一群杰出的人”。对这段文章仔细揣摩之后，便令人对标题《人和星系》产生疑虑。因为该段文字所论的主题为：人为万物之灵。该文作者认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类精英的思维以及据此而发明创造的科技利器。根据语境，galaxy很可能指的是brilliantcompanyoftalent(一群杰出人物)。所以该标题应译为《人类与精英》。
例2：(1)Ican’tdrinkthecupoftea.假如没有任何上下文，这句话有如下两种理解：我喝不了这杯茶；我没法喝这杯茶。此时如果加上一句“I’vedrunkentoomuch”，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我没法喝这杯茶，如果后面的话是“Thereisnosugarinit.”我们理所当然可以得知说话人不喝这杯茶是因为茶不合他的口味。由此可见上下文语境能起到消除歧义的作用。
例3：他的笑话说不完。如果不借助语境，这显然是个歧义句。除了“他”指代不清楚外，至少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1)他很会说笑话，老是说不完。(2)他到处闹笑话，关于他的笑话是说不完的。但如果该句出现在一定的上下文中，那句子的意思就不会含糊不清了。试比较：(1)王强喜欢讲笑话，他的笑话说不完。(2)王强老是闹笑话，他的笑话说不完。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句子都不能突然地出现或孤立地存在，而总是以一定上下文为其条件的。事实上，忽略语言使用的上下文语境，我们根本无法来讨论语言的具体含意，从而也无法准确地分析语言现象。只有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才能正确理解句子的确切含义，才能有效地消除此类歧义。
二、情景语境对歧义的消除
情景语境指的是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实际情景，它包括说话双方、时间和地点、话题、交际媒介、参与者的身份等因素。言语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话题的内容，参与者的关系等情景语境决定了话语的真正意义。一个处于静止平面脱离语境的歧义句，当有了充足的情景语境，人们对它的理解就不会再是多义的，而是只有一项意思适合此语境。如：
例1：他要开刀。如果“他”是五岁的孩子，那么“他”只能是受事。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只能是：他病了，需要开刀。如果说话人是医生的妻子，在向别人解释医生第二天要为别人动手术，那么“他”只能是施事。即他是医生，要给别人开刀。
例2：这是一艘y6u船。在该句中“you船”虽然只有一种读音，却有三种释义，即：“油船”“游船”或“邮船”。在缺乏必要的视觉帮助时，人们单单通过语音的识别是无法确定其准确含义的。但如果谈话的地点是在“y6u船”旁或有了视觉的帮助，相信“这是一艘y6u船”这句话不会给谈话双方造成任何的理解障碍。
例3：小心地滑。由于汉字“地”有两种读音，分别为de(助词)和di地面)，“小心地滑”这句话也就相应地可以做两种解释：(1)地面很滑，小心不要滑到。(2)滑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当“小心地滑”这句话出现在厕所这种特定的场所里时，只有第一个意项最为恰切，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会跑到厕所里做溜冰之类的运动。反之，如果这句话出现在溜冰场里，似乎不需要特别提醒游客地面很滑。如果地面不滑，谁还会来溜冰呢?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一个歧义句进入到具体的情景中时，由于有了具体的附加的条件限制，它的多个意项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有些不再适合此情景，甚至和此情景互相矛盾，最终依据互相匹配、互相选择的原则，只剩下一个意项能恰如其分地诠释此情此景，由此歧义便自动消除。
三、文化语境对歧义的消除
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它是一种文化习俗，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众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它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
文化习俗在消除语用歧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习俗知识这一语境，就会产生语用歧义，导致交际的误解甚至交际失败。
例1：皮特，一个到中国不久的留学生，一天下午在大街上遇到了小王，于是走上前去，用结结巴巴的中文向他打招呼：
皮特：嗨，王先生，你好!
小王：吆，是你呀。你好你好!吃了吗?
皮特：都下午三点多了，我当然吃了。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都问这个问题?告诉你，我有钱，不会饿着的!
皮特本来是跟小王打问好以表示友好，结果却闹得个不欢而散。这是因为到中国不久的皮特不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知识，不知道“你吃了吗”只是一句招呼。可见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就会产生语用歧义，反之，如果皮特对中国的文化背景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小王是在向他问好，汉语这句“吃了吗”相当于英语的“Howdoyoudo?”相信他也就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例2：Youarereallyaluckydog.如果这句话是用在不了解英美文化的中国人身上，我有理由相信他会做出怎样的反映。因为“狗”一词对中国人来说总是贬义的，如走狗、狗仗人势等，但英美国家对狗的看法却不同，他们认为狗身上具有某些优良的品质，像“忠实，勇敢，聪明”，而“luckydog”实际上是幸运儿的意思。如果我们缺少了这种知识，根本无法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甚至会闹出不小的风波。
例3：A：“Whatwilllawyersdoaftertheydie?”
B：“Liestill.”
以上对话可译为(1)A：“律师死后干什么?”B：“还是撒谎。”和(2)A：“律师死后干什么?”B：“躺着一动不动。”大部分中国学生的理解为译句(2)“躺着一动不动”。这是一句西方人常用来讥讽律师狡诈虚伪的笑话。因为西方人常花钱雇律师，对律师抱怨很多，很容易把“liestill”理解为“仍然撒谎”；而对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学生来说，几乎不会理解为“仍然撒谎”，因为我们不常与律师打交道，大多数中国人对律师是有好印象的。
从以上例句可见，文化环境对歧义句的把握理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不同背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它才能有效地消除因缺失文化语境而造成的歧义。
四、社会语境对歧义的消除
社会语境又称社会规范，是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它包括风俗规范、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某些歧义句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准确地理解它所要表达的含义，究其根本是社会规范约束的力量使认识主体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
例1：大家对护林员揭发林业局带头偷运木料的问题，普遍感到非常气愤。(1996全国卷)
这句话有两种理解：(1)大家对林业局带头偷运木料的问题，感到气愤，护林员在这里应该是个英雄。这显然是句子要表达的本意。(2)大家对护林员揭发林业局带头偷运木料这一行为，感到气愤，大家对护林员气愤，难道是因为他断了大家的财路吗?这种理解显然是违背一般的认知规律，违反一般的道德准绳的。因此，第2种理解是不合理的，是站不住脚的。从而使得这一歧义句只能有一种理解。
例2：警方对报案人称围观者坐视不管表示愤慨。(2003全国卷)
这句话也有两种理解：(1)警方对报案人所说的围观者坐视不管这一现象表示愤慨，愤慨的对象是围观者，原因是坐视不管。(2)警方对报案人表示愤慨，难道是因为他报案给警察添了麻烦或是污蔑了围观者?所以，很明显，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违背了一般的认知规律，使得歧义句不存在歧义。
例3：局长嘱咐几个学校的领导，新学期的工作一定要有新的起色。(1998全国卷)
这句话的理解也有两种：(1)局长嘱咐几个学校的/领导，重点是几个不同的学校的领导。(2)局长嘱咐几个/学校的领导，重点是同一所学校的几个领导。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是由于句内停顿的不同而造成的，但如若依据我们的社会习俗与规范，新学期开始，局长应该负责的是同一级别的所有学校工作，故在这里“几个”应该直接修饰“学校”，应理解为“几个不同的学校”。以此同时，“同一所学校的几个领导”这层含义也就被剔除掉了。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歧义句中存在着不合理句意。也就是说，在正常的认知规律下，符合社会一般的道德准绳的理解只能有一种。遇到此种情况，人们会自动地对号入座，选择约定俗成的符合社会规范的意项，在此情况下这些歧义句就没有了歧义。
综上所述，语境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含义丰富的概念。它决定了语句的具体意义以及言外之意，决定了交际过程中话语的含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语境是决定语义的惟一因素，离开了语境词义就无法明确。“无语境则无文本”“语境之外无语义”等说法说明了语境的重要性。只有进入语境，无论是显性语言语境，还是隐性非语言语境，并且充分考虑文中的语言、背景、情景、文化等因素，我们才能准确理解词语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才能结合语句所处的语境确定其含义，做出恰当的选择，消除歧义。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代语境；文化语境；文本语境；教学语境
中国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问题，由于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密切相关，近年来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关注。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文件，但如何切实贯彻落实这些文件精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合理语境进行深入研究。所谓“合理语境”是指具有合理性并被成功接受的条件和方法的总和。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代语境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接受都需要一定的时代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工人阶级解放从而全人类解放条件的学说。除了德国古典哲学和一系列科学发现提供创立新世界观的前提条件外，工人阶级的日益壮大和其受残酷剥削的地位之间的反差，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要时代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对工人阶级进行启蒙教育的现实基础，是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现实需要。聚集在工厂的大批工人的极端贫困，引起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同情，进而成为寻求解放这些贫困工人的条件的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工人阶级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但他们有责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悲惨境地的原因，并指出其走出悲惨境地的道路。
在工人阶级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地位的革命时代，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切身需要。工人阶级有了解自己处境的思想亲和力，他们的受剥削压迫地位容易使他们以一个阶级整体来意识自己。
恩格斯在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时说，他们的“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际的教育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种阶级整体感正是高昂的政治生活和高度的理论教育所需要的精神氛围。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和理论意识远远走在他何的文化和技术教育前面。而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对工人生活的各方面极为了解，能够将理论的深度和鲜活的生活细节充分结合起来。后来，列宁把对工人阶级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称为“灌输”，这实际上只注意到了这种教育的一个方面，即教育者的主动性，而对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有所忽略。
随着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工人阶级被迫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出现的条件不存在了，解放了的工人比受剥削压迫时期获得更多自由，他们现在更关注的是他们自己作为个人的现实物质和精神生活，而不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不再像革命时代那样所指清楚，鲜活亲切，而变得所指模糊，干扁抽象。这时，工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关注和理论教育的需要大为降低，革命时代用于教育工人父辈的那些道理已经与解放了的工人有相当的距离。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是直接的，而对于现实的个人来说却是间接的，因为理论与现实的一定距离是统治的自然需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个人还能够保持革命时代的阶级意识、精神整体感和理论亲和力，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强大资本主义世界外部压力下的状态，这种外部压力仍使工人阶级个人处于革命激情中，现实的物质生活可以退居次要的地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仍能被他们接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直到冷战结束前，社会主义国家受资本主义世界直接压力，使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处于这种状况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冷战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代语境中的两个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类型，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冷战类型，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需要了，而是说在理论内容和教育方法上必须进行新的理解和设置。显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没能对这一新的时代语境做好充分准备。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个人更多从阶级整体中游离出来，原来维系工人阶级个人为一个整体的直接被意识到的因素，逐步转化为由市场和法律来规范的不被直接意识到的因素。个人的文化和技术教育，以及直接的生存竞争和幸福，远远超过了阶级意识、政治意识和理论意识。社会成员“主要面对一个首先是按利益原则为评价标准的社会，面对一个完全由量化的契约关系重组起来的社会”。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的这种转型不断得到强化，资本主义的威胁从直接压力变成优势地位的逐步渗透。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要能对这种渗透起防护作用，使受教育者有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政治理论意识，又要能鼓舞面对生活的个人，使他们更能独立地面对现实。
防止资本主义渗透的关键是培养中国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培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公民，主要在于养成能在社会主义大环境中生存的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和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这两个任务，从根本上说都依赖于营造的社会环境，而不是直接教育，也就是说，依赖于不知不觉形成的教育环境，而不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宣传。爱国和爱社会主义，做一个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公民，必须从现实文化气氛中加强，必须变成从小就从其中感染的生活方式。由于教育语境的转换，我们对“政治教育”概念、“政治”概念、“理论”概念的理解，以及对教育成效的检验，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一种环境中潜移默化养成的政治认同感，往往在重大的政治情境中才能被焕发和显现出来，而在平常情境中显现出来的则是独立公民的合法行为。因此，我们要营造导致政治认同感的各种环境，并使其产生长远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文化语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初不仅产生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比较尖锐的西欧，而且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如何与中国文化合理对接，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切实建立在中国厚重的文化土壤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认真研究的严肃问题。
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对政治和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西方文明中工商业从一开始就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导致社会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相对比较发达，政治集权化受到一定的约束。与此相反，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农业始终在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导致血缘宗族关系和自然地域关系在社会关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工商业及其组织没有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西方和中国文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上的这些不同关系导致文化上的不同特质，这些文化的不同特质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影响，在非常时期也许不是很突出，但在社会正常发展时期就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
首先，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与群体的分离比较彻底，个人有比较强烈的归属群体的自觉追求，这一倾向发端于希腊文化，在基督教文化中发展到极端，由此有利于培育个人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较高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尤其在宗教影响下)比较强烈。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是西方几千年追求理想社会传统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新时代条件下的继续。西方文化的这一传统无疑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贫困民众尤其在工人阶级中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阶级中唤醒并延续西方文化中对未来理想的、公正的社会的渴望。而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与群体(主要是血缘宗族，地缘关系不过是其延伸)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对群体有一种自发依赖(或者天然地被束缚着)，有比较好的亲缘归属感，容易建立一种伦理文化。这种归属感积极的方面是容易与反对宗教、追求现世理想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亲密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不利于人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形成，不利于完整地从理论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容易采取实用主义的理解态度。对个人来说，个人与群体的自然亲密感可能在个人心中会积淀一种挣脱自然群体束缚的潜在的文化心理倾向(现代化过程无疑在不断加强这种倾向)，这种潜在的挣脱心理一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其“灌输”方式所产生的逆反心理结合起来，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得成效的极大障碍。
其次，在西方文化中，从古希腊开始逐步培养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先是古希腊——罗马自由民的平等．然后是宗教原罪面前的平等，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古希腊文化强调自由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责任感，其结果是社会伦理规则高于自然伦理关系，这些方面尤其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和法制机制的进一步强化，有利于培育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疑是西方文化中最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探寻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条件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从自然关系和不公正的社会关系中充分解放出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过程要求极大地提高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是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基础上的更高要求。而在中国文化中，几千年封建生产方式使农民束缚于小块土地上，社会的公共生活从组织到规则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社会的正常发展时期，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对比较弱。因此，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引导受教育者切实关心公共事务，建立个人的社会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最后，由于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中的充分发展。社会民主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能够看到经济关系对社会其他关系的决定作用，依此来划分社会阶级，分析社会结构，规定阶级斗争内容，另一方面可以采取比较合法的斗争形式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地位，存在着采取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这种文化和社会状况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所采取的方式和内容的重点都有西方文化和社会的特点。而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高度的集权和专制，经济之外的政治关系、宗法关系等因素长期包裹着经济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某种程度加重了这一文化特点。这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一开始就有两点变化：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有一些重心的变化。例如，对于究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重要，还是作为自觉社会活动的阶级斗争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接受苏联革命和列宁的影响，坚持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正如西方学者评价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所说的：“只有相信自觉政治行为的创造力，他才能看到尽快将中国从落后和社会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李大钊的影响下，也出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状，毛泽东也自觉地赞同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甚至将这一关系延续到解放后，超出经济关系来划分阶级和谈论阶级斗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吸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时的理解不能不受当时中国革命的出发点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二是中国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地位的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教育，没有民主的、合法的渠道，只能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反过来更激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的革命特点和文化语境至今仍影响着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也许是个例外，先是西方殖民化力量对中国的强大刺激，后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封锁，救亡图存和保卫新的革命果实的需要，激发了全民尤其作为社会脊梁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这为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和思想氛围。迄今为止，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引发的爱国之心仍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资源。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文本语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文本上看，不仅存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完整准确问题，而且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本与非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关系问题。在各种理论和价值观都在传播的时代，不能客观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倾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能从其他思想倾向中吸收借鉴有益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说是一大缺陷。
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所以，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需要整理出版和翻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或稍晚的准经典作家的作品需要翻译出版，而且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本也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或稍晚的准经典作家对于阐释和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化起了重要作用，有他们的文本，可以使我们更系统完整地、有时也更容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本对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影响，对于我们提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对于我们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树立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方面的工作还很不系统完整，这对于形成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氛围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不仅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经历先是极端否定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后过度赞赏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过程。这当然都不是合理的态度。
在否定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方面，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一种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屑一顾的固步自封的态度。这种固步自封态度的形成，可能与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压力这一客观因素有关。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我们并没有持续地追踪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线索，对其进行系统的、合理的比较研究，对其文本进行有序的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造成两个不良后果：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较少外部刺激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僵化，缺乏理论创新的活力。二是由于没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有效争论，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成接受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挑战的自我维护能力。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以前和以后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未加批判和引导地涌人思想界和教育界，出现了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度赞赏的倾向。据统计，中国20多年来出版社所出版的哲学文化论著，非马克思主义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几十倍，因而受教育者所阅读和接受非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机会几十倍于阅读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机会。而且，由于学科、教育和研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存在着极大的隔阂，很少有人横跨这两个领域并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所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评价、分析批判和吸收借鉴，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语境
除了社会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氛围外，对于教育者来说，还有一个在可控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问题。这是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效的最直接因素，也是首先可以改进的因素。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材所归纳的原理与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形象相脱离。一是20世纪30代形成的教材体系沿用至今，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分割为不同的课程，而且每_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材都大同小异，主要是抽出来供考试和记忆的知识点。教学过程中如果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不辅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和实践的生动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容易变成教条。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教学中脱节。一种理论只有深深植根于某一或某些具体科学中，才有新鲜的血液不断向顶层理论结论输送，马克思由于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才使其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鲜活的理论。而要将从事现代科学技术的受教育者引导到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必须从某一或某些具体科学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一或某些具体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谙熟具体科学到达抽象理论的通道。没有这种修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可能脱离学生的接受能力和需要。所以，教育者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路径也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