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全面放开了，婆媳可能得住一起，‘二孩生不生’之前，先要考虑‘房子换不换’。”敏感的开发商们迅速做出反应，不但抢推家庭生育二孩之后必须解决的三房户型单位，也包括生育二孩之后婆媳同住所需要的四房户型。
济南西部某楼盘新推85-145平住宅单位，不但有四房户型，兼有复式二层：楼上可享四口之家的时光，楼下则可享三代同堂的欢乐，不但可以解决二孩家庭的居住需求，也可以避免婆媳同住造成的尴尬。
根据卫计委的数据，现阶段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万对，假定5年内50%的家庭会生育二孩，那么将新增人口4500万，每年近900万。按照人均住房20平方米计算，将新增9亿平方米需求，每年将新增1.8亿平方米需求。
从房地产专家对户型流行度的预测分析看，三类住房可能成为二孩家庭的选择。具体而言，包括改善型住房，生育二孩的家庭，或考虑置换大户型以满足家庭居住需求，改善型需求将会增加；学区房，优质学区房在市场上一直较为紧缺，“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将增加学区房需求，使学区房供不应求的现状愈发严峻，另外是替子女置业。
这一政策不可能在短期内对于地产销售量和房价带来明显的影响。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二孩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后续的人口红利会继续释放。这可从影响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来刺激股价的提振。但短期内影响不明显，“部分大户型的房企可能会更加受青睐，股票上升力度会比较大。”
千亿市场的“二孩杠杆”
根据2010年的“六普”数据和国际比较，并通过合理假设，全面放开二孩会使2016-2018年新增新生儿566.6万个，新增新生儿将主要来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据了解，由于全面放开二孩导致的婴儿潮将会呈现持续期短、比例小但绝对数量大的特点，并且新增婴儿将主要来自30-44岁育龄妇女的“补偿性生育”。
传统业态将在此中收益。百货商场纷纷发力儿童业态经营，旅游产业中亲子游、主题乐园游受热捧。国内汽车市场最受益的是SUV汽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全国乘用车销售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SUV销量为56.65万辆，同比增长58.79%。
不少金融机构也瞄准了这一点，包括理财平台、保险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推出专门针对母婴消费的金融产品，包括“妈妈”信用卡、二孩意外险。
市场上推出的专门针对二孩的意外险主要针对生育一孩后备孕第二孩身体健康的女性，特别关注高龄产妇健康，投保年龄最高可至45岁。保障内容包括助孕医疗保障、新生儿重症住院及手术医疗保障、新生儿严重先天畸形保障，并为准妈妈们提供了孕期风险保障，妊娠并发症住院医疗及妊娠身故保障。
还有不少险企迅速反应，推出了可以保障多名家庭子女的家庭综合意外保险产品，并且孩子可以无上限地增加在家庭计划当中。
灰色暗影：寄血验子
“香港验血测胎儿性别回来了，好期待。”这是近日某生活论坛上的热门帖。网友“流光岁月”讲述自己赴港验子的全过程，网友纷纷索要地址电话。该帖从去年12月一直讨论到上周，阅读量万余。不少人跟帖回应称自己也验过这个，“还蛮准”，其中不乏二胎妈妈。
静脉取血、境外化验，即可知道胎儿性别；面包车内、宾馆房间，流动鉴定逃避打击；香烟是男、鲜花是女，蒙面示意鉴定结果……很显然，“二孩”的产业蓝海，也正在滋生畸形的灰色暗影。
“流光岁月”说，她是怀孕51天时查的血。因为不放心邮寄血样，在中介网站预约好香港医生，带着B超单，去到香港九龙一家诊所抽血。回家后等了两天，就拿到检测报告了，结果是“女孩”。总共花了4000港币。她说，家人更喜欢儿子，所以想早点知道胎儿性别。
记者在网上联系到一家香港医疗中介，接电话的是一名广东口音女子，自称可以帮助内地孕妇预约香港胎儿性别鉴定。以前的客户主要来自广东，现在二胎放开了，很多北方孕妇也做。
一家名为“香港爱婴国际”的公司客服交代，用公司寄来的设备装好血样后，快递时要用些土特产掩盖一下。
据了解，用孕妇血样检验胎儿性别技术很成熟，只要怀孕满6周，就能通过抽血检测DNA，鉴定胎儿性别，准确率高达99.5%，这比B超鉴定时间更早。近两年，很多刚怀上宝宝的内地孕妇，都通过中介邮寄血样或者预约赴港看胎儿性别，不少人依据鉴定结果选择生育。
知情网友称，这条产业链上，中介至少能从一个孕妇身上提1000元，按一个月至少做100个客户来算，月利润都在10万元以上。
今年年初，国家卫计委等部门下发《关于加强打击防控采血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通知》，严查境外胎儿性别鉴定地下产业链，叫停“寄血验子”。
再访长岛：二胎试点的现实意义
长岛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也是唯一一个特许二胎化生育政策的县。4年前，本刊记者登陆长岛，试图解读几代渔民繁衍生息的故事，这个人口负增长的海岛曾经引发了世人的诸多思考。近日，本刊记者再次连线长岛县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意欲通过管窥长岛30年来“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镜鉴当下的人口政策走向。
本刊记者贾文佳
“放开二胎”30年
长岛县由32个岛屿组成，辖2镇6乡40个行政村，总人口不足5万，且分别散居在9座互不相连的孤岛上，最小的岛人口不足300人。
作为唯一一个特许二胎化生育政策的县，长岛实施“放开二胎”政策30年来，人口并未出现过快增长，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
“（放开生二胎）最早要追溯到1985年的海岛会议。”长岛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卫生局副局长应红艳对记者表示，长岛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社会普遍认为的试点，而是正式放开。即1985年11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海岛工作会议精神，确定长岛县渔民（农村户口）实行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的政策，两孩间隔五至六年。
事实上，当年海岛会议对于生二胎的放开，不是临时决定的事情，应红艳透露，二胎政策的放开，有历史演变过程，是“一点点放开的”。
1985年11月的“海岛会议”后，为照顾农村独女户实行有间隔地生育第二胎政策，整个山东省的二胎政策惠及范围已经扩大至9个县、110个乡镇。经过总结试点经验，1986年山东省出台《关于农村独女户实行有间隔地生育第二胎的决定》，规定独女母亲生育第二胎的年龄必须年满30周岁。
2013年，“我们这里连生育间隔都取消了，”长岛县后沟村妇女主任表示，“包括育龄妇女必须年满30周岁的规定，也不再是硬性的。”
“这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反弹，”应红艳说，“1987、1988年二胎化放开时，曾经出现了短暂的人口高峰。这个高峰出现有两大原因，首先这个阶段育龄妇女本身出生时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生育高峰，基数大，再加上1984年以来海岛渔民二胎政策放开，就出现了人口增长的相对高峰。”
在应红艳提供的统计数据上，记者看到，1984年前后长岛县人口出生率在12.87‰，1987年，人口出生率则达到了28.60‰。不过，这种增长趋势并没有一直继续下去，而是逐渐转为零增长或负增长。
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嬗变
长岛享有“中国十大最美海岛”、“海上仙山”、“候鸟驿站”、“中国鲍鱼扇贝之乡”等诸多盛誉。一直以来，长岛县以渔业为主，男子出海打渔，女子“退而结网”，民风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然而，近年来民间却流行“养孩子不如养扇贝”的说法。
现年50岁的应红艳是土生土长的长岛人，在计生局工作20多年。她的独生女在外上学，一年难得回家几次。
应红艳给记者讲了一个南北隍城乡的对比。“南隍城乡是养殖鲍鱼海参的天然海域，那里的渔民可以说富得流油，当地人绝大多数都会生两个孩子，这也逐渐成了一个传统。我的老家北隍城乡跟它隔海相望，经济条件也不错。本乡的渔民经常跑外，坐船去大连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外来信息和前卫思想冲击着本乡渔民的传统观念。”记者发现，观念的不同在数字上有明显的体现，2001至2010十年间，南隍城乡的人口出生率在9%以上，而北隍城乡大概只有3%。
应红艳告诉记者：“生男生女都一样，长岛长久以来都是男人打渔，女人持家，90%以上的家庭财政大权掌握在女人手里。生个闺女多好啊，不用盖房还能掌权，不是两全其美嘛。”
观念转变之外，利益向导也是原因之一。应红艳继续分析道，实行计划生育以来，长岛县对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了优生三项免费、出生缺陷干预、独生子女费、新渔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另外，越来越多的长岛学生走出海岛，在外求学创业也是一个原因。过去的长岛讲究“好女不出村，好男不出岛”，现在的渔民已经不再局限于长岛这一亩三分地儿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享受宽松生育政策多年的长岛县，也迎来了新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应红艳眼中，更大规模的老龄化问题尚未到来。
恰巧，9月25日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日。在这封被视作计划生育政策发端的公开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最近被反复提及：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田雪原，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30年前中央连开5次会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最终他们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其中就有上面这句话。他说，制度设计之初，目的便是“控制一代人生育率”。
如今，“一代之约”的时间已到。在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早期出生者，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同时，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结下硕果的同时，也酿下了苦果：男女比例失衡、民工荒、人口老龄化，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都给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独生二胎”的消息来自“内部渠道”
何亚福告诉本刊，“一独生二胎”的消息来自“内部渠道”。对于这一消息，本刊采访的一位官方学者称，对此事‘‘知道一点”，但具体信息不愿更多透露。而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则对本刊表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们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
尽管中央尚未有正式通知，但地方对此事却已多有所闻。
就在9月中旬，浙江省刚刚进行了一次相关调研。据《钱江晚报》报道，杭州市各社区在几天内对全市上千人进行了电话调查。内容便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是否愿意生育二胎。而据杭州市江干区计生局工作人员称，调查范围不只是杭州，而是覆盖了浙江省。杭州市计生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厉敏对媒体称：“这是省里在做的一个调查，是为国家做决策服务的。”这一消息一经发出，便引来人们对二胎政策变化的猜想。旋即，在9月16日上午，浙江省计生委叫停了这次调查。
当本刊记者联系到浙江省计生委办公室主任潘祖光时，他并不避讳：“国家有这个计划，但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也在等。”他直言，这是一个面向全国的计划，而不仅仅是对某些省份。
本刊记者联系何亚福提到的其余4个试点省份计生委时，除了黑龙江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蒋艳秋表示对此事尚不知晓外，其余3省的计生委人员都表示听闻了这个消息，但也仅限于“听说”，还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下发。
从各省计生委的回应可以看出，目前这项政策的总体方向并无太大疑问，只是具体试点方案尚未确定。
9月26日的《南京日报》刊载《老龄化加速，生育率极低，我省“二胎”政策有调整空间》一文，也清晰地传达了这个意思。文中提到江苏省计生委有关人士称，目前国家还没有正式公布试点省份名单，因为一直在不断调整，“就我了解的看，江苏可能不在第一批试点范围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江苏省计生委宣教处有关人员也采用了这一说法。
计生部门：人口问题，敏感
在此次采访中，各地计生部门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十分谨慎的态度。
江苏省计生委宣教处人员向本刊表示，人口政策牵扯到千家万户，社会稳定，太敏感。“敏感”，成为各省计生部门提到最多的―个词。
辽宁省计生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更直白：“计划生育的事情，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社会就会有非常大的反响。所以有什么政策，我们只能说是不知道。”
对于地方计生部门来说，除了人口政策本身事关重大，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央的态度。尽管按照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放开二胎”的权力已经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计生部门仍然要看中央行事。
上述辽宁省计生委人士称，“实际上权力并没有下放”，国家有要求，省里得服从国家大局，各省政策都要上报国家计生委。
吉林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孙姓处长也对本刊称，各省的人口政策法规必须由国家批准，不批不放。“唯独人口政策，不光是由国家计生委批准，还得国务院批准。”
但由于试点须由地方开始，而在中央给出定论之前，地方又难以放开口风，这使得地方计生部门面对媒体时常“自摆乌龙”。
据《新民晚报》报道，此次“一独生二胎”的电话调查中，在浙江省计生委叫停调查前后，官方的说法发生了明显转变。事前称“调研是为国家决策服务”的杭州市计生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厉敏在随后媒体的采访中选择封口：“此事由省计生委宣教处统一向媒体信息。”而浙江省另一座城市宁波的海曙区计生局，更直接否认了进行过相关的调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北京市。今年1月25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或华透露有望实行“一独生二胎”。但第二天，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即矢口否认。
目前，各地都处在“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冲刺阶段。由于这一规划事关未来五年的长远发展，各个部门面对舆论便愈发谨慎。受访的各省计生部门纷纷表示，“十二五”期间地方的具体计生政策是否会有改变，还要看中央的意思。
本刊记者联系到的几位官方学者，也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谨慎，大意多为“只谈学术观点，不谈政策”。一位官方权威人口学者直接表示，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今年一句话我都不能说，我的名字就不要提了”。
计生政策松绑呼声渐高
相比政策制定部门的低调，最近几年，舆论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可谓空前热烈。
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放开二胎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张茵都提议放开二胎。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提案一经披露，便被众多媒体关注，并在网上得到很高的支持度。
学者们为计划生育松绑的呼声在这两年也陡然增高。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年底的两篇文章。
2009年11月26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中国需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呼吁“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作为国内著名的政府智囊，胡鞍钢曾在2000年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而现在，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的时候。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便是田雪原。这
位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副总设计师’的学者在去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同时他还在文中建议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田雪原说，媒体认为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这是“不正确的”。他自称，现在的观点，就是在“坚持初衷”。而他所说的初衷，就是1980年定下的，三十年后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在田雪原看来，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如今我国已经步入低生育水平多年，这正如30年前所料，人口政策需要面临新的抉择。这和胡鞍钢的看法颇为相似。
还有些微妙的变化在悄然发生。何亚福对本刊说，2005年之前，他的研究成果不但不能出现在电视报刊上，而且在人民网论坛上发帖都无法通过审核。
而在大约2005、2006年期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从那以后，他的文章不仅能顺利通过审核，有时还会被加精并推荐到首页。而几乎是同期，他的文章开始可以在各个媒体发表，“这放在2005年前是不可能的”。
近两年，他在两会期间还积极参与人民网的E提案活动。他提过十多个提案，其中今年提出的《计划生育转变为自主生育的建议》在十大提案评选中位列第二。何亚福认为，这些转变都可以看做是中央在转变人口政策前所做的必要试探。
全面放开二胎，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
如果此次“一独生二胎”的政策最终推行，受覆盖的人群将会非常可观。
辽宁省计生委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还没有相关数据，但这次应该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他说，一独家庭应该还是以城镇为主，而在辽宁全省，城镇人口占到60％，符合条件的家庭“数量肯定不会小”。
而可能被选作试点的省份，都是计生政策效果显著，生育率较低的省份。这些省份本身城市化的水平都比较高，因此都和辽宁一样，影响甚广。
但是有专家认为，这些政策可能惠及的家庭有多少会选择生育二胎，结果尚未可知。根据近年来的调研结果，随着育儿成本的升高，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城市，而这些城市往往也正是老龄化严重的地区。
“总和生育率”大致代表平均一名妇女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当生育率达到2.0左右时，人口规模可以保持稳定。根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低下的生育率，成为众多学者支持放开二胎的主要依据。
实践也在为放开二胎提供依据。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等地，就一直在试行二胎政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曾在2005～2006年前往这些地区调研。结果发现总数超过800万人的试点人群在宽松的生育政策下也常年保持人口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不到2。而且，在这些地区，一孩的比例不断上升，二孩的比例不断下降。
“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主要组织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早在2004年便已提出“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
【关键词】开放二胎；女性就业；困境；妇女解放
女性就业是妇女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途径，是妇女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从一定层面上讲是妇女由家庭束缚走向自由的独特个体实现的过程，关乎妇女解放。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在我国，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妇女的地位逐渐提高，开始更多的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但是不管在任何领域都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在就业问题上尤为突出。
一、妇女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女性就业率比男性低13.8个百分点，且20年来我国16岁-59岁女性就业率持续下降，性别差异进一步扩大。在失业方面，16岁-59岁女性失业率为3.4%，分年龄看，20岁-24岁城镇女性失业率最高，达9.1%，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女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此后，失业率的性别差异随着年龄增加而扩大，到35岁-39岁达到最大，为1.8个百分点，40岁以后性别差异逐渐减小。与男性相比，2010年女性失业率比男性高1.2个百分点。从失业人口的性别构成看，女性占49.9%，与2000年（47.0%）相比，女性失业人员所占比例进一步上升。
在职业构成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占1.0%，专业技术人员占7.8%，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3.2%，如果将以上三类职业的从业人员称为“白领”，那么“白领”女性仅占女性从业人员的12.0%。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白领”中所占比例偏低、在“蓝领”中所占比例偏高，反映出女性职业层次总体偏低的状况。女性就业的现状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女性本身在就业过程中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很多女性没有办法从事心仪的工作，而且在经济下滑时最先被裁员的大多是女性，所以女性的就业率低而失业率高。那么为什么女性就业难，维持原有工作也很难呢，难道是女性天生不如男性，那女性的不足在什么地方？
二、女性就业困难的原因
1、生理之外的性别偏见
恩格斯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劳动分工的改变使得妇女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妇女地位逐渐下降，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所代替。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受压迫不仅仅来自于经济地位的下降，还有长期形成性别意识形态。生物上来说女性就像一个子宫或者说是一个卵巢，父系社会里妇女又像一种私人的财产。埃・莱维纳斯在他的随笔《时间和他者》中指出，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女性是一种非本质的存在。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些特质。”在中国这种妇女是从属的思想从古代就一直存在。典型的传统思想中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这些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偏见导致了妇女在性别文化中处于劣势，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女性认知的偏见，女性仿佛天生就比男性差。男性气质就是理性、睿智，而女性气质就是感性、柔弱。著名的社会理论家米切莉・巴雷特（MicheleBarrett）认为这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而在这种女性不如男性的认知情况下，女性找工作就显得异常困难。
2、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需承担双重劳动
女性找工作困难还在于分工的不合理，这个不合理之处在于女性天生就是为家务劳动而生的。按照性别分工使得男主外女主内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女性要承担家务劳动，男性则负责家庭之外的生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社会生产当中去，但是她们本身还要承担育儿在内的家庭劳动。这样比起男性女性的职责就多了一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花费在家庭中的精力多了，必然会导致花费在工作中的精力变少，这样为单位创造的利益也会减少，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二胎新政颁布之后，有生育二胎欲望的女性找工作变得难上加难。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两种再生产理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女性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直接载体，女性的家务劳动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了条件，为了新生命力的哺育，女性付出了精力付出了劳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本该是女性受到尊重的地方，最后却变成妇女找工作的枷锁，成为了女性解放的绊脚石。
三、完善政策和法规，促进女性就业
19世纪的后半叶，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兴起，女性开始争取在政治方面的话语权，随后第二次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也逐渐兴起，女性开始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寻求平等和自由。很多的女性主义者为实现男女平等，试图让女性从家务劳动的束缚中解脱，提出了很多的想法，比如科斯塔和詹姆斯提出了家务劳动工资化的主张，本斯顿也提出女性要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家庭之外的职业平等的机会。但是这些主张存在着争议，实施起来又比较困难，因此并没有真正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社会领域，妇女找工作依旧困难。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妇女解放和女性的平等权利，对女性的就业做出了一系列的保护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1994）、《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6、2001、2011）等等。国家显然希望通过强化政策法规，强化对市场的约束，使单位也能够支持女性就业，与国家的目标保持一致。在国家的强势政策下，市场行为会受到一定限制。但如果违反国家政策法规代价并不太大，用人单位还是会更多地考虑本身利益，宁愿冒违反政策的风险。此外，更多情况下，用人单位会采取一些隐性歧视办法，虽然在表面上世服从国家要求。因此，在现行法律法规实行的情况下，要加强有关部门的监督落实，特别是在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现在，更要出台更多的法律法规，减少政策上的漏洞。
【参考文献】
“我们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和失独家庭，就是因为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微观家庭、宏观的人口架构发生了变化。”10月31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的“中国生育政策改革主题沙龙”上，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李建新感叹道。
1980年1月，为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中央下发文件，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一胎，力争1980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自此，人口总数已达10亿的中国开始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虽然只生一胎的人口政策对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看来，现行生育政策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
“我们总说要发展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是现在关于小康问题的讨论，却从来没有涉及过人口问题。”顾宝昌对《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如果没有了人口作为基础，所有关于小康社会的讨论基本上都是空谈。”
“现在人口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总人口的失控，而是老龄化问题严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教授郭志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般观点认为，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7%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我们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的数据发现，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接近9%。”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去年十报告中则删去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措施，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对此郭志刚表示，当时很多人口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仍然没有在生育政策上采取任何动作。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家正在酝酿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单独家庭（即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有望全国放开实施，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随即表明，目前对于计生政策的调整没有最新变化。
今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邓海华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原来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和组建后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完善生育政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做好完善生育政策的相关工作。”
“我们在2004年、2009年曾两次向中央建议要及时调整生育政策，从来没有得到过正面的答复。”顾宝昌坦言，“每次都是听说要调整了，后来就又没了信。”
“生育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我们要像关注养老金和医改那样去关注这项政策。”李建新说。
对话
低生育率加剧中国人口老龄化
郭志刚：计划生育的目的是希望人口发展能够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减少矛盾。而现行生育政策的核心是独生子女政策。
现行生育政策在当初人口增长快、经济情况不好的背景下，确实起到了调整人口的作用。但是生育政策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数量发展做出调整。
现在中国人口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总人口失控，而是老龄化严重。虽然我们国家的人口总数还在增长，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根据六普公布的数据，我国0～1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82年的33.6%变成了现在的16.6%，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却从30年前的4.9%升至8.9%。
近20年来几乎所有的全国人口调查均反映出中国的生育率处于1.3～1.5之间非常低的水平。六普统计出来的全国生育率只有1.18。以前我们老是担心生育率会反弹，事实证明，反弹没出现，老龄化却提前到来了。
虽然目前从数据上看，中国劳动年龄比例在不断上升，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一直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今天这些作为主要劳动力的50后、60后、70后和80后在40年内从劳动年龄进入老龄，中国将会面临多么严峻的社会问题。
王广州：一般来说，不同年龄阶段的生育水平不同，而即便是在同样的年龄阶段，不同时期的生育水平也不尽相同。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我们国家生育率（编者注：本文所提生育率皆为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的大趋势是下降的。不同年代的人由于观念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我们国家的生育率下降。
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相对容易多生，农村小学文化水平以下的妇女生育率总是最高的。然而六普调查到的数字是：小学文化水平以下的妇女生育率也只有1.64。
去年10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指出，如果全国同时放开二胎，头几年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我们对此做过研究，我认为生育率将超过4.4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我们国家目前每年新出生人口1500万左右，而如果生育率超过4.4则意味着新出生人口将突破4700万，这是一个很大的新增数。
顾宝昌：我们正面临着新的人口挑战：我们的生育率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今天生的孩子少，6年以后小学生人数就少，12年之后中学生人数就少，18年以后考大学的人少，20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就少。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整体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低增长率时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低生育率时期。谁都没有见过低生育率、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或不会导致人口失控
王广州：放开单独家庭甚至彻底放开二胎到底会给我们国家人口增长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通过现实数据用计算机仿真做出的预测结果显示：全国目前放开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没有多大的风险，分步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也具有可行性。
从出生人口数量变化来看，如果我们一直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出生人口规模估计值的均值将从2010年的1500万人下降到2050年的900万人。如果我们在2015年允许单独家庭生二胎，那么2016年出生人口规模估计值的均值将达到1600万人左右，超过1800万的可能性很小，比不放开多100万人左右，多出300万的可能性很小。
从总人口数量变化来看，如果我们一直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我国总人口数将在2023——2025年左右达到高峰，估值为13.92亿人，高峰过后，总人口的下降速度非常快，预计2050年全国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将下降到12.6亿人左右，比六普调查数据减少8000万人。
如果我们在2015年允许单独家庭生二胎，那么人口总高峰将在2026—2029年左右出现，估值为14.01亿人，此后总人口数量还是会下降，估计2050年全国总人口将下降到13.02亿人左右。
我认为，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二胎，对人口总量的影响非常有限，一是因为目前单独家庭中处在育龄期中的人的数量比较少；二是因为这些人里面已经有一些人生了二胎；三是这些单独家庭里面包括双独，他们按目前的生育政策本来就可以再生一胎。所以说放开单独家庭的生育限制不会给出生人口数量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们研究结果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如果大家真的扎堆生孩子，可能会造成一些冲击，但我认为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具有可行性，比如按照地区、年龄逐步放开等方法可以分散可能出现的集中生育。
郭志刚：如果你认为生育率低完全是由现行生育政策所导致的，那么你对未来的判断就是，一旦生育政策有所调整，大家马上就会生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而实际上，如果你把买房子、租房子、孩子吃穿用、学费等等所有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计算在内，你就会发现，高昂的费用让养一个孩子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这次六普统计发现，全国有50%的人口都在城镇里，他们不再是传统的小生产农民，他们在城里所有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花钱。而且更具体的是，在20～30岁这个区间，有60%的妇女都是在城里生孩子、养孩子。
关键词：调整；人口政策；现实性分析；路径选择。
人口问题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健康运行的重大问题，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特点，人口的数量、结构与质量水平必须要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要求相适应。人口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将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屈指算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经实施30年，该政策的实施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贡献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问题和负面影响，对我国的长远发展构成潜在隐患。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持续平稳发展，有必要对我国现有人口政策进行反思。
一、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迫切性分析。
（一）积极贡献。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E1日的到来分别推迟了4年¨J，有效缓解了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巨大压力。
生育率的快速降低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重要的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期，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一开始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孩子的下降速度会快于老年人的增长速度，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年龄结构，即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结构。这种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机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率高，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东亚经济奇迹，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人1：3转变中的人口红利”。_2。
（二）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奉行计划生育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日趋严重的消极影响和潜在隐患。
1.人口安全问题。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张维庆认为，所谓人口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会因人口问题而受到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以及人口迁徙等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要求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概括的讲，就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和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人口发展及其相关领域各种风险因素得到相对控制，避免或化解可能出现危机的状态。_3。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已经从计划生育前的5.8降低到目前的1.8的水平J，人口学界更有专家认为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更低，只有1.4左右的水平（见表1），远低于国际公认的2.1的正常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而且由于人口更替的惯性规律，低生育率短期内无法逆转，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从短期来看，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对抑制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巨大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社会的压力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必然会使我国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人口峰值后迅速下降，从而造成我国未来长期持续发展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持和保障而停滞甚至倒退。
2.人口老龄化问题。
根据2000年11月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而按照联合国人口统计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以上时，标志着这个国家进人老龄化阶段，说明我国从世纪之交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而且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数量大、高龄化、区间差异大等特点。
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尚未成功建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依然是我国绝大多数家庭采用的主要养老方式，特别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更是在养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家文化”的影响，即使是社会化养老模式相对成熟的地方，家庭在老年人情感养老方面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严重超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老龄化问题必将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形成巨大压力。经济社会发展新创造的价值中必然会有较大比例的部分被日趋庞大的老年群体所消耗掉，从而对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构成制约。
3.出生性别比问题。
伴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攀高。从表2中可以看到，从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目前保持在119.45的高位。而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3—107之间属于维持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的正常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离正常水平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未来婚姻市场挤压情况的出现，据估计，在2022年将有3000万男性无法成功进入婚姻市场，并进而有可能导致性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等问题的恶化，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造成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原因，既有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有现代医疗技术手段如B超机等为产前性别鉴定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更有在面对生育数量严格限制时人们转而寻求质量上的替代效应的深层次原因。
4.独生子女成长风险问题。
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主要是指夭折、重病的风险。由于是独生子女家庭，可以说孩子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如果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如果遇到意外或者死亡，特别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父母已经部分或全部丧失生育能力的中老年阶段，这种情况对相关家庭来讲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种风险在现在或将来都会严重存在，甚至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风险有日趋增加的趋势，如近几年出现的大头娃娃”事件、三鹿奶粉事件、问题疫苗事件、幼儿园凶杀案等都对所涉及的数lO万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许多家庭甚至家破人亡，支离破碎。根据全国生命表（两性合计），每1000个婴儿中会有大约5.4％在25岁以前死亡，有12.1％的人在55岁以前死亡，也就是说，会有5.4％和12.1％的家庭会经历孩子夭折的风险，并且难以规避。
在成长风险方面，其一，是父母辈对子女的期望过高，望子成龙、望女成风、拔苗助长，脱离了他们发展水平所能达到的水平，给子女的成长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其二是祖辈，32辈为传递亲情，会竭力满足独生子女的各种需要，溺爱情况非常普遍和严重，从而易使独生子女从小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孤僻心理；其三，独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中只与父辈们进行交往，缺乏兄弟姐妹等之间的同辈教育和合作交流，容易形成对他人的极度依赖心理，进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对他人的同情心；其四，家长出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考虑，会限制独生子女与家庭以外的同龄人的交流，容易使他们形成失群的孤独心理，出现社会行为的某些不协调现象。附）二、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现实性分析。
总体来看，我国的人口形势正处于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它表现在5个方面：
1.生育率长期偏低。从前面表1可以看到，我国生育率水平持续低于2.1的人口正常更替水平至今已达11年，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低生育率水平将会继续延续下去。低生育率带来的消极效应将越来越明显。而长期陷于低生育率水平的中国社会必将会出现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如适龄劳动力较少，近几年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频发的用工荒”就能从一定角度反映出这种趋势。
2.老龄化不断加剧。从世纪之交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老龄人口的绝对规模与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但是长期以来，社会总是简单的把人口老龄化理解为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以及老年人的赡养、护理、医疗、权益保障等问题，并没有从全社会长期协调发展的宏观和长远角度认识老龄化问题。这不单单是老年人群的问题，更是一个整个社会都将加速变老的问题，其影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
3.城镇化不断加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扩张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几乎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09年已达到46.6％。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预计将超过50％，尽管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千百年来中国积淀下来的乡土中国”文化必将会随之发生重大转变。
4.流动性不断增强。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各项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而且人数众多、范围广阔、途径多样。清华大学教授毛其智在最新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达2.21亿人。如果中国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到2050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而这与中国几千年来所信奉的以乡土意识为重”的传统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5.生育意愿的低位运行。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宣传教育和贯彻落实，以及子女教育抚养成本的不断膨胀，社会就业和生存压力的日趋沉重，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盲目追求多子多福”的落后思想中转变过来，对现行的以一孩半”为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一定的适应性，国民的生育意愿日趋降低。丁克家庭”的出现和扩散就是证明。
面对生育率的由高到低的转变，国内众多专家学者清醒地意识到，生育率的转变其实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社会的多育文化向工业社会少育文化的变迁，是生育价值观念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一旦完成了生育率实质性转变，生育率水平的逆转变（即从低水平转向高水平）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积极推行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但却毫无效果。中国人口专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王伟教授警告说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
三、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路径选择。
面对当前严峻的人口形势和潜在的人口危机，国内诸多人口专家不断呼吁，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实际情况，对现行的以一孩半”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即逐步放开二胎”生育限制，由一独二胎”逐步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实现我国人口政策的软着陆”。正如3O年前那封《公开信》中也曾明确指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考虑到我国当前人口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从确保国家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长远目标出发，建议对我国已实行30多年的现行人口政策尽快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从明年起，全国无论城乡，应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允许夫妻双方根据自己的生育意愿自由决定是否生育二胎和何时生育二胎。这是缓解我国当前人口诸多难题以及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
（1）有利于确保国家人口安全。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扭转我国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趋势，确保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所需的人力资源得到有效保障。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尽管短期内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补偿性生育潮，但并不会引发大规模的人口爆发性增长。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会不断降低，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后进行补偿性生育的主要是20世纪7O年代出生的人，目前我国2O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孩有1亿，扣除其中结扎和不孕的妇女，7O年代出生的妇女中只有45％尚有生育能力，目前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那么1970—1979年出生的妇女只有再生3400万孩子的意愿。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人生育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独生子女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再加上抚养、教育、就业等社会巨大压力的影响，其多胎化生育意愿并不会非常强烈。近几年在大城市中出现并不断增加的大量丁克家庭”就很能说明问题。
（2）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和社会的过重压力。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尽管并不能彻底解决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的问题，即我国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仍会继续提高，但是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有效转变人们对未来四、二、一”家庭结构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如沉重赡养负担的心理预期，而且伴随着子女的成长和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无论是从家庭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都可以使巨大的老年人赡养压力得到有效的分担而有所缓解。
（3）有利于优化人口性别结构。一儿一女是大多数家庭的理想选择，实行30几年的我国现行人口政策限制了这种理想的实现，特别是在广大城镇和党政事业单位，计划生育政策更是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而子女数量的限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驱使人们转而去寻求质量上的替代效用，即采用各种手段去人为干预和选择新生子女性别，造成我国新生儿性别结构不断高位失衡。而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以降低人们对以质量替代数量的选择冲动，减少对新生儿性别的人为干预行为，有利于优化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向正常水平发展。
（4）有利于降低独子化的成长风险。放开二胎生育限制一方面可以使二孩家庭有效降低独生子女一旦发生夭折、重病等意外风险给家庭所带来的破坏性打击，即二胎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时也可以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宽松、适宜的成长环境，减少来自父母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过高期望压力和溺爱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增加与同龄人的交流与接触，促进孩子们在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健康成长。
（5）有利于降低国家计生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国家为维持现有人口政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立从国家到乡镇一级完整的计生机构，配备大量的专职和兼职计生工作人员，据人民网2010年3月2日报道，截止2005年底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就有1087万人。”每年用于宣传、避孕器具等费用开支也甚为巨大，计生部门已成为国家财政投入最多的部门之一。同时，计生部门也是干群关系最为紧张的部门之一，因计生问题引发的争议乃至暴力冲突事件屡屡发生。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可以减少计生工作对基层单位的沉重压力，减少在计生工作方面的各项开支和因计生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有效降低国家计生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2.放开二胎生育限制的同时，应继续严格限制三孩。尽管从欧美等发达国家人口政策调整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政策会逐步向完全放开、自由生育的方向发展，即夫妻双方完全根据自身意愿和能力自主决定生育的数量和时间安排，但从我国当前巨大的人口基数规模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来看，严格限制三孩生育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3。在完全放开二胎”限制的同时，进一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提高人口素质上来，变人力资源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首先要优化和改善身体素质，特别是出生人口身体素质，努力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进一步提高婚前、孕期期间的保健水平，做到优生优育。同时要积极推动落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做好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同时要大力倡导母乳喂养，坚决打击非医学需要性别鉴定而人为终止妊娠的不法行为，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另外，要进一步加强和优化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知识素养和技能水平，变人口负担为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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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摘要】随着我国全面二胎政策的落地实施，人们对二胎政策的关注度不断增强。本项目遵循“现象本质问题对策”的一般路径，通过对大量的资料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二胎政策对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的冲击。研究前期主要从医疗保险支出、教育支出、卫生支出等社会保障支出的方面进行研究与调查。研究中期，分析二胎政策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路径与综合效应。在医疗保险支出方面，我国应当制定出更加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体系，方向医疗保险对二胎生育等的支持力度是否有效。在教育支出方面，分析人口增加后学校等公共服务是否应该扩建；二胎使得家庭抚养成本提高，分析财政是否应当给予补贴。在卫生支出方面，人口增长使卫生医疗压力增大，同时加大对婴儿出生缺陷的筛选等问题。研究后期，我们将从多视角对前面的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应对全面放开二胎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冲击与影响的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全面二胎财政支出结构冲击
一、引言
（一）全面开放二胎研究背景及意义
全面实施二胎政策，既是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重要保障，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就业机会有效创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有重要作用。
从长远来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能够增加未来劳动力人口，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同比下降幅度达300多万。据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25年将下降到8.4亿，2050年更锐减到6.69亿。而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低生育水平，甚至目前已接近超低生育水平。过低的生育水平不仅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短缺，更会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P认为，如果中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产生对GDP潜在增长率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但是，当放开生育政策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进入诙力市场，政策调整对潜在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将会比较明显。与此同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有关医疗保险支出、教育支出、卫生支出等社会保障性支出，加大国家社会保障负担。
（二）相关文献综述
翟振武（2014）认为我国二胎会使得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发生变化，中国财政支出会更多向教育支出，医疗保险支出倾斜。茅倬彦和罗昊（2013）认为二胎政策会对妇女的就业产生不好的作用，使得女性可能不愿意生育二胎；范建霞，杨帅（2015）认为二胎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高龄妇女生育的子女可能存在着更大概率的先天性疾病，其生育的质量会显著落后于同时期年轻妇女生育的子女；马良，方行明，雷震，蔡晓陈（2016）认为二胎会使得家庭内部会产生矛盾，部分家庭重男轻女，存在保守落后的思想，同时家庭的大孩子可能会因父母爱的转移也产生对小孩子的怨恨。
二.全面实行二胎政策的社会问题
二胎的实行有助于减少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我国社会传统家庭结构将会被打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报告分析指出，假设我国不改变人口政策，那么我国将在2050年前后达到30%以上的老龄化，为继续发扬我国社会的人口红利，充分缓解老龄化趋势，增加劳动力，我国中央出台了二胎政策。但是我国正式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将会带来一系列挑战。
1.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矛盾
就业歧视一直是女性就业难的问题。尤其在二胎政策背景下，企业作为一个市场以营利为目的单位，往往会更加偏好于招聘男性员工。当今我国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更加加剧了这一问题。在社会调查中，企业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面试询问女性应聘者是否有意愿生育二胎，如果面试者说有意愿生二胎，那么企业用人单位一般不会首先考虑。这无疑是加剧了社会层次的矛盾。
2.加重了我国家庭的抚养成本
二胎政策的实行对社会普通家庭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加重了家庭负担，增加了开支，从新生儿的培育开始，就负担起新生儿的每日的日常用品，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有调查显示，一个新生儿的从出生到成年所花费的资金大约近80到120万，部分可能会更高。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二胎政策的实行虽然会让普通家庭再新增加一个家庭成员，但是所带来的家庭成本也是非常的高。
三.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冲击
（一）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对我国财政在医疗保险支出的影响
1.我国当前财政支持医疗保险的现状
首先，政府在医疗改革财政支持地域上存在差别。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起初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发展，究其原因在与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更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合理整合，但是由于我国的医疗原本存在地域差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医疗资源存在较大明显的地域差异。在财政改革中，财政支出的地域差距是导致地域医疗体系差异的直接原因之一。特别在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财政支出更加放松，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自身对医疗卫生行业的责任感。
其次，政府和社会在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定性上存在偏差。我国当前的财政在医疗卫生保险方面的财政支出上缺乏针对性。只是盲目把医疗机构推向市场，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发展中，政府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定性上不够准确，大部分的人认为医院在市场经济改革体制中也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列入了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范畴。因此，在医院的日常经营过程中，若以营利为目的则会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其服务群众的主动能力。医院为了生存则会更大程度的提高各方面的收费标准，从而加大了群众看病的负担。从这方面分析，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我国很多偏远地区的医疗卫生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极其欠缺。
2.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对我国财政医疗保险支出的影响
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会加剧财政在地域上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差距。首先，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家庭在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之后会根据政策，选择再生一个二胎，从而会加剧发达地区医疗卫生的压力，当地政府会根据新生人口的增加从而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这样一来，本来在医疗卫生方面地域差距就更加明显。偏远地区首先人口观念比较落后，普通的家庭在二胎政策实行之前一般都是抚养两个孩子以上，因此二胎政策的实行对偏远地区并没有实际的影响。这样财政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一前一后变化造成地域之间的差异更加大。
在发达地区，人口的福利比较完善，就医疗卫生方面来看，财政支出在普通人口中的体现主要在日常的医药费报销，医保报销，住院报销以及日常体检二胎新生儿疫苗方面，这些方面财政对于个人支出是比较大的，二胎政策开放以后，新增人口多，从而这些方面的财政支出会很大程度的加大。
（二）二胎政策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
我国当前财政在教育支出在教育支出方面地域差距明显。首先，根据我国的教育资源来看，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优质的教育资源难以在中西部保留住，再加上东部地区原本的教育基础雄厚，从而导致我国存在明显的教育资源不合理配置现象。财政支出方面也是如此，财政在教育支出反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优质的教职工福利，义务教育学费以及良好的教育环境的建设，校园建设，教学器材的配置方面。东部地区的教育器材以及校园环境都是比较好的，这一点离不开强大的政府财政支持。
从财政教育拨款方面来看，东部地区一直占据着优质的教育资源。二胎政策开放后，将进一步加剧这一现象。从少数偏远地区人口来看，不发达的教育环境以及限制比较大的财政政策拨款会很大程度上限制当地经济的长期发展。
其次，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势必会加剧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二胎政策会直接增加新生儿的数量，而新生儿的数量增加主要存在于原本经济教育资源基础都比较好的东部，因此国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的又会在东部地区给予增加。
再而，二胎政策的实行会直接加大国家在师资力量方面的财政支出负担，由于新增人口的增多，需要教育的人口数量也在直线增长，有限的师资力量很快将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学生数量，因此国家财政支出在师资力量的培养方面也会适当的增加。培养优质的师资力量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以及良好的待遇环境。因此二胎政策的实行对于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在教育上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社会方面，更多的儿童进入学校，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同时使得学校的教育质量会进一步下降。在家庭方面，部分家庭也难以支撑二胎上学的负担，会导致部分儿童上不起学，文化层次低。有的家庭可以生得起二胎，有的家庭有心无力，这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社会的差距。
（三）二胎政策的实行对我国财政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后，有限的财政支出将会一定程度上的分配到二胎补助方面，首先，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支出会逐渐的递减。根据调查显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在逐渐加重，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因此国内全面开放了二胎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长远意义。
在普通的家庭中，若是三代同堂的情况，新生一个二胎则青年夫妇会直接增加经济压力，而夫妇双方也有各自的父母需要赡养，因此在赡养父母的开支上，有限的经济支出很有可能将会被缩减一部分。从宏观来看，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如此，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财政支出是有限的，而国内的财政福利方面的预算支出也是有限的，一旦多了二胎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分配则会相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新政策实施后，随着二胎的成长，普通家庭的抚养能力在未来也会提高，因此这对我国未来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支出的结构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四。应对全面放开二胎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冲击与影响的针对性建议
（一）完善财政医疗支出体系，缩小地域性差异
根据我国当前财政在医疗卫生体系方面的支出来看，地域差异很大，因此加强财政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很重要。首先我国可以增加一部分财政支出，专门用来二胎福利方面的。在地域差距上，鼓励东部地区企业补助单位员工生产二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财政的负担，然后在西部地区的人口福利上适度的加大，鼓励西部地区生产高效益的产品，增加当地人民的收入。
以长远的眼光求发展。最主要的在财政对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需要加大，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情况，因此，国家可以准备专项的财政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完善。在具体实施上；1.加大西部地区医疗卫生的人员的培训，增加西部地区专门的妇幼保健院，完善幼儿方面的医疗体系。2.鼓励东部优质的医疗资源适当往西部转移，带去优质的医疗经验，促进东西部医疗水平平衡发展。3，医疗器材的资源合理配置，东部地区的医疗卫生器材多余的部分转移到西部去，这样很大程度的促进了国内医疗卫生水平的均衡发展。4.提倡优生优育，由国家财政作支持，人口增长使卫生医疗压力增大，同时加大对婴儿出生缺陷的筛选。建立预防小组，把严格好婚检和产前检查，引起大量先进的医疗设备，聘请更多国内外的专家坐诊，尽最大可能减少新生儿的患病率。5.为解决新生儿看不起病的问题，确保新出生儿童的质量。我国应当制定出更加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体系，扩大医疗保险可以报销的范围，方向。我国还应不断加大人口普查的力度，不断做好人口统计工作。防止二胎政策没有起到实际效果。
二胎政策实行无疑会加剧东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体系的不均衡发展，因此国家财政支出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分配，对于东部地区实行鼓励政策，在保持原有的财政人口福利的水平下，促进企业对单位员工加大生产二胎的福利。
（二）贯彻落实教育资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师资力量
我国原有的教育资源中，主要优质资源分配在东部，教育基础设施也是东部优于西部。因此随着二胎政策的实行，需要制定一定的政策来缓解这一现象。
首先，落实基础实施的建设，良好的教育基础设施是关键，为解决西部地区新生儿的教育问题，在制定教育发展目标时要考虑到多方面问题。西部地区原有的教育基础，原有的教育师资力量以及原有的发展模式。为缓解二胎政策实行带来的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则可以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1.加大西部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西部地^二胎政策的实行，为以后的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二胎政策会使得人口激增，人口增加后学校等公共服务应该扩建，从而满足更多上学的儿童的需求；二胎使得家庭抚养成本提高，财政应当给予补贴，使得部分“想生育二胎却生不起”的家庭敢于生二胎，改变人口结构。2.加强师资力量建设，提高西部地区的教师福利水平，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优质的西部教育资源。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提升教师的工资待遇，建立更多的学校场地，让教师能减少后顾之忧彻底静下心来教书育人。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共同发展
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后会很大的程度冲击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未来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支出结构也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度。因此，当下为了缓解这一冲击，协调二胎政策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来缓解这一矛盾。首先，当前应该保持应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支出，因为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明显，老龄人口需要的各方面补助不可缺少。然后，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全员参与，共同参与，通过当地的中小企业来进行人口福利的补助，政府可以给予中小企业一定的政策优惠，来刺激激励中小企业提高单位员工在二胎新生儿的补助水平，充分利用政策的优势，做到资源最大化利用。其次，财政支出结构也需要完善，充分提高妇幼保健院的职能，加强这一方面的补助，完善新生儿的培养工作。减轻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
综上所述，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是由我国国情决定，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二胎政策给国内财政支出结构所带来的影响应该合理采取措施，做到协调、高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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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胎政策；变化；家庭教育
一“二胎时代”出现的背景
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总是深深地印上那个时代的烙印。1980年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奋斗目标，提出“一个家庭只可生育一个孩子”，在这之后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都在这一生育政策的指导下，严格贯彻着国家要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独生子女的数量已突破一亿。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重要决策，我国人口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分析这一新政策出现的背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读。第一，政治背景。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这一数字届时将超过美国人口的总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引人深思。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危机与挑战也是非常巨大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成本增加，经济发展速度被动放缓，工作机会减少导致国家税收不足、养老问题难以解决等等都是人口老龄化容易引发的问题。第二，经济背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目前中国的总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人口更替的平衡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而人口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没有人口优势给经济发展带来丰厚的人口红利，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少了一枚盾牌。一旦人口增长后劲不足，很容易造成经济发展的速度减慢，不论是对社会的发展，对市场的运行，对国家的创新都容易造成巨大的影响和破坏。第三，社会背景。“失独”问题成为社会之殇，独生子女家庭丧子之痛令人深思。我们暂且不说独生子女家庭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这一子女群体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有心无力、独木难支，一个家庭一旦失去唯一的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无疑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失独群体的情感慰藉迫在眉睫，社会面临“政策困境”。除此之外，这些失独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加重了社会的负担，老人的“失独”不仅是家庭的灾难，更是社会之殇。第四，文化背景。独生子女的教育出现问题。我国独生子女的数量目前已突破一亿，数量上升质量并没有紧随其后，相反，很多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家长的过度宠爱导致孩子的心态、性格发生恶性的变化，以自我为中心、独立性差、性格蛮横等是很多独生子女身上都存在的问题，另外，青少年暴力问题、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以上问题迫在眉睫，国家积极应对挑战，及时调整人口政策，作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决定。在党和国家政策的积极号召下，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不少家庭纷纷选择生育二胎，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二胎热”，可见，“二胎时代”已经到来。
二“二胎时代”家庭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胎时代已然到来，在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象只是一个元素，在其背后反映的一定是社会和时代提出的问题，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1]。一个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必定会带来相关的挑战和契机，本文着重分析“二胎时代”的到来对于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产生的影响。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家庭教育同样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机遇一个家庭新生命的出现，整个家庭都是环绕着一种喜悦和激动的气氛，其中大孩也不例外，初为哥哥姐姐的喜悦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占据了他们的内心，如果父母教育的好，这种感觉是可以维持甚至升华的，这是一个家庭教育的崭新的机遇。传统的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孩子往往独立性较差，不会与人分享，做事任性蛮横等，长此以往，很多孩子的性格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表现在行为当中就是占有欲强，做事暴力，缺乏震慑力，有的家长甚至因为孩子的这些问题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由此可见，在很多家庭中，孩子的教育是缺乏引导的，家长缺乏教育智慧，家庭教育是面临一定问题的。但是，在二孩的家庭中，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将会改变，家庭教育面临着契机：首先，大孩在父母的正确指导和教育下，主动承担起对弟弟妹妹的责任，帮助父母照顾二孩，这样，孩子的责任感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育，将来他们踏入社会中也会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主体；其次，父母无暇分配太多的精力，很多情况下大孩就要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这对于他们独立性的增长是非常有益的；再次，对于以前大孩独自占有的资源，现在有了弟弟妹妹与他们分享，在父母正确教育方式的引导下，孩子是很愿意分享的，因为分享和共享中的乐趣是一人独享的时候体会不到的；最后，在以上种种情况之下，孩子的性格也磨砺的更加温顺和大度。这些都是“二胎时代”家庭教育面临的机遇。(二)挑战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渐放开，很多家庭想要生养第二个孩子，但是这些家庭的父母大多数是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独生”父母，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的父母如何迎接二胎的到来，如何解决由生二胎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和家庭教育的新矛盾、新问题可谓是一个千头万绪的话题。家长的初衷都是好的，无非是想让老大有个伴不那么孤单，两个孩子之间相互照顾相互陪伴，自己老了也能多一个依靠。但是，家里突然多了一个新生命，对于家中老大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首先，原先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老大面对所有人突然转移的一大部分精力之后的适应问题；其次，父母尤其是母亲由于精力有限对老大的爱骤然减少引发孩子恐惧、失衡的心理状态；再次，在不良情绪作用下引发老大的一系列恶性表现例如对弟弟妹妹的报复对待等；最后，随着家长对其要求的增多和他们自己占有权的减少的巨大落差对于孩子一生性格的形成的重要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看似是潜在的，但是如果处理不好，情况却是非常严峻的，它们都是家长们所不容忽视的家庭教育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平衡好两个孩子的关系，如何让大孩的心态健康地发展，是很多家长们所忧虑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不受到家长的认真对待，那么孩子的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可能会影响一个孩子一生性格的形成。
三二胎家庭出现教育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家庭模式改变引发家庭成员关注度的减少传统的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家庭结构多为“2+2+1”模式的主干家庭（即由祖父母、父母和子女三代人构成的家庭）或者是“2+1”模式的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构成的家庭）。这种家庭模式下，孩子得到了来自所有家庭成员的爱，所有的成员围着一个孩子转，他永远是众人的焦点，因此也比较容易形成自我为中心，对父母强烈的依赖性以及责任感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唯一的孩子就成为了家中的“小霸王”，“小公主”，性格上也相对蛮横、任性，叛逆心理比较强。但是，从家庭氛围看，单个孩子家庭气氛是相对民主和宽松的，父母往往更为尊重孩子的意见，在孩子犯错误时，一般会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教育子女，严厉的手段除非孩子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一般情况下是不经常使用的。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也是相对比较融洽的。然而，有了二胎之后，这种情况将会被打破，孩子越小越可爱，这往往是很多家长的观点，也因此家长开始偏心小的，老大受到的关注度明显减少，放在老大身上的父母及祖辈的精力也开始逐渐转移，突如其来的失落感和落寞感包围着他，让他脆弱又敏感，而在孩子的世界当中，有没有被关注、是否被忽视和冷落是比天还要大的事。久而久之，他的内心必定会产生对家庭成员的隔阂、抵触并由此引发系列连锁反应。家长的厚此薄彼、亲小疏大，看似是某一特殊时期特殊需要的产物，但是孩子的神经是脆弱的，心思是单纯的，他们会思考：父母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们是不是嫌弃我了？我的存在是不是多余的？在这些本不属于他们思考的问题的压迫之下，老大的心理发生扭曲出现问题不足为怪。而且，二孩和多孩家庭的气氛相比一个孩子的家庭要紧凑一些，家庭氛围的民主程度也要差一些，父母的宠爱减少，家庭氛围也变的不如之前宽松，对于老大的要求也显然多于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对于孩子的要求，当老大犯错误的时候，家长往往缺乏耐心，用较为严厉的方式教育孩子，对老大过于严格和苛刻。在这种种改变和压力的催化下，亲子关系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孩子的心灵在紧张的家庭关系的作用下，承受了太多不能承受的压力，往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二）精力不足导致父母对大孩要求的增多另外，之前家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对父母的依赖性比较强，自理能力也比较差。但是新成员的到来，家庭的事务突然多了起来，原本时间充裕的父母可支配的时间减少，繁多的家务和工作量可能会让父母变的措手不及，对于第一个已经有点长大的孩子，父母自然会减少照顾的精力，这时候就出现了老大被要求长大的现象，这种要求是无声的、强制的。老大快速的长成让父母不再操心的独立自主的乖孩子，家长才能腾出时间来照顾小的。但是，往往迅速长成的会因为中间缺少了某些环节而畸形成长，或者是表面表现的听话而内心十分偏执、愤懑、不快乐，而一个孩子长时间的不快乐是会导致某些心理障碍的。“专横的方式可引起子女与双亲的疏离，产生无足轻重感，当父母要求不合理时，可引起子女的反抗或消极抵抗情绪；放任和过分宽容可使子女感到双亲与自己无关，从而也有碍于他们形成极为重要的约束力和依从关系。总之，双亲对子女的约束作用过大是不宜的，而完全削弱这种作用也会使子女形成软弱的性格”[2]。
四解决“二胎时代”家庭教育问题的对策分析
皮亚杰指出“人作为主体都具有可塑性，而青少年尤其大，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等外界刺激，往往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3]。面对越来越多的家庭当中出现的二孩甚至多孩的现象，孩子的教育问题不容忽视，为此，家长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把家庭教育方式的改变和完善作为自己的新功课。为了达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目标，家长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家长端正态度，谨防比较心理孩子是平等的，这一点在两个或多个孩子的家庭显得尤为重要。不论家长对于第二个孩子是如何的疼爱与呵护，第一个孩子在自己心里的位置其实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因为二孩的可爱让这种爱暂时搁置了。但是孩子的内心是敏感的，父母暂时减少的爱会让孩子产生不安的心理，并引发他们的恐惧。不管家庭格局发生怎样的改变，孩子在家长心目中的位置是不曾改变的，爱不具有唯一性，父母可以爱很多人，也可以爱自己的两个甚至多个孩子，这种意识不会因为被爱对象的增多而发生改变。这就要求做家长的首先要端正态度，一碗水要端平，保证遇到问题发生矛盾时保持公正的态度，不偏颇，不倾向于较小的孩子，不强制老大不必要的忍让。家长的态度保持平等、公正，孩子的内心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这种感觉给老大带来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父母的爱的平等感，体会到这种感觉，孩子的内心便会是安定的和健康的。在两个孩子之间，家长的比较心理是不可取的，比较之下必然会产生对老大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在他看来就是苛刻的和无理的，而长期如此就会给孩子带来自卑的心理。（二）给予孩子更多的爱和关注，留给老大足够的相处空间爱是所有父母最需要做的功课。二孩的出生占用了相当大一部分家长的时间这是肯定的，原本属于老大和父母的相处的欢乐时光骤然减少，孩子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心理不适应期。这时候家长要试着给予老大和以前一样多的甚至比以前还要多的爱，周国平曾说“任何一个孩子都绝不会因为被爱的太多反而变坏，相反，得到的爱越多，就一定会变的越好”[4]。父母给予的爱的等量让老大内心产生一种平衡的感觉，在这种平衡的感觉的支配下，才更容易激发孩子的责任心，而这种责任心是一个孩子在有了弟弟妹妹之后本能地应该形成的。如果家长善于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发挥他们对于弟弟妹妹的爱和价值。与此同时，家长要保证与老大的相处时间，作家闫红说“孩子的一切问题，都能用深度陪伴治愈”。陪伴是最好的良药，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在这些单独的相处时间里，父母可以向孩子表达爱意，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他们有兴趣的事情，可以与孩子交流知心话等一切有利于发展良好关系的事情。“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爱护儿童，和他们做游戏，让孩子的童年充满欢乐，千万不要让他的童年充满惩罚、恐吓和奴役”[5]。爱弥尔的这句话正彰显了父母的陪伴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三）给予孩子一定的“退行空间”，防止性格变质退行是指人们在受到挫折或面临焦虑、应激等状态时放弃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或方式，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以原始、幼稚的方法来应付当前情景，降低自己的焦虑。与之相似的倒退行为是指孩子在某一时期所表现出的小于其年龄阶段的行为表现，这种表现往往是孩子有意为之的，它是儿童期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出现倒退表现的原因往往是家长对于孩子的关注让他们对父母产生过度依赖，而这种依赖一旦得不到满足或者家长的关注一旦有所减少，他们就会产生不安全感，从而用倒退行为寻找安全感。但是，一旦这种行为成为习惯，就会妨碍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发展，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二胎的到来会让老大的心理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不适应，并由此引发一定的退行行为发生，这种情况下，家长应该给予孩子一定的退行空间，允许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向父母表示抗议，并由此引起父母的重视。但是，长期的倒退行为却可以影响甚至破坏一个孩子的正常发展，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一个孩子性格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在生活中无数件小事的影响下形成的，不好的心理体验可能会加快孩子形成不良的性格。家长要谨防自己的行为偏失给孩子带来不好的性格影响。（四）培养孩子学会关怀、懂得分享、延迟满足二孩的降生使原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老大成为了哥哥姐姐，虽然他们的占有权减少，自我中心地位有所改变，但是面对小生命，他们还是会有初为哥哥姐姐的喜悦感，父母要利用好孩子纯洁善良的心理，及时的培养他们的关怀能力、给予能力、分享能力。适时地给老大灌输：弟弟妹妹的到来让你拥有了一个小伙伴，他可以陪伴你，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做一起发现乐趣，从此以后你的人生便不再孤单了。但是，成为一个大的哥哥姐姐之后，你要有责任感，学会付出、学会分享，不光是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吃的、用的，还要分享爸爸妈妈的爱。你就是他的榜样，他会模仿你的行为，所以你要给弟弟妹妹做一个很棒的哥哥姐姐让他们学习。培养孩子延迟满足[6]的能力，也是锻炼孩子在面对诱惑时控制自己的冲动，表现出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实现长远目标的方式之一。卢梭在《爱弥尔》中提到“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使你的孩子得到痛苦吗？那就是：百依百顺”[7]。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对孩子是无益的，而让孩子学会等待与延迟满足是其一生幸福的基础。（五）对于争吵，学用“隐性教育”代替“显性教育”二孩家庭往往大孩的年龄也不是特别大，两个孩子发生争吵、纠纷产生小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家长处理这类矛盾要本着平息而不是激化的观念，慢慢引导孩子自我发现，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而不是只对老大一味的训斥和强迫。然而，大多数父母习惯用的“大的让着小的”的观点绝对不是平息矛盾的最好方法，这种教育观念只能让孩子变得顺从，不会让他们变的懂事，只能让孩子变的听话，不会让他们变的自觉。被要求忍让的孩子确实可以表现出暂时的服从和安静，但却是以内心的抗拒、对家长的憎恨和对弟弟妹妹的厌恶为代价的。所以，面对争吵要选择合适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显然，隐性教育对于维护孩子的自尊心和增强教育效果更加有用。把渗透教育贯彻到孩子的日常生活中，以一种不知不觉的方法，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关于这一点，内尔诺丁斯曾说过“教师关怀的最好表现方式是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包容式引导”[8]。一位教育专家也曾经说过最好的教育是无痕的教育，即在孩子没有感受到教育的时候教育已经发生了。那么，将这里的主体---教师换成家长也是同样适用的，家长看似无心的隐形教育，实际上包含着对孩子的尊重、宽容和爱护。周国平也曾谈到“熏陶是不教之教，是最省力也是最有效的教育。好的素质是熏陶出来的”[9]，卢梭也做过类似的阐述“当他犯了错，不要责备他，这会让他产生逆反的心理，你对他的安慰，本身就是一种教训，这种教育方法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10]。
关键词胎儿性别鉴定人权生命权
作者简介：时冶陶，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刑法。
一、胎儿性别鉴定概述
（一）概念
（二）产生胎儿性别鉴定的原因
2.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典型的“父权、父居、父系”的社会，因此形成了以亲子关系（父子关系）为主轴的社会结构。父系社会中因单系偏重，父母对子女不会一视同仁，女儿长大了出嫁，老话讲说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不能享受父母的庇护，分担父母的责任，继承父母的产业。加上受到几千年来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和儒家“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传统思想教化。较为传统的家庭十分重视财产继承和姓氏的传递。“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尤其是较为落后的地区。人们在生育义务重压之下，身不由己地要多生孩子，生男孩，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立法，由于严谨的行政、法律手段没对夫妇生育次数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双重挤压的结果便是夫妇在少生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生育男孩，胎儿性别鉴定成为了人们生育愿望实现的最便利的途径。
3.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出来的一套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保障水平低下的民情自然选择。而“孝”文化的出现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养儿防老不仅是父母的依靠更是社会的要求和规定，由于女儿成年外嫁，养老的责任自然而然的落在儿子身上。使得养儿变得更加具体化。当今社会，尽管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保障水平日益提高，我国人口众多，除以13亿人口，我国的进步又微乎其微，分到个人手里的社会保障也就所剩无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家庭保障机制，没有家庭式养老，会有多少老人处于无人照顾的境地。有部分人可以“自给自足”，但毕竟是少数。即使养儿不一定防老，但的确是与社会保障机制并驾齐驱的保障制度。
（三）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立法
2014年9月，卫生计委会同工商总局、食品药监管总局起草了《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组织介绍或者实施非医学需要的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我国现有的规定基本上是针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那么医学需要是什么呢？也就是除个人意志需要的其他方面的需要，主要是对遗传病来讲，因为有些疾病在遗传和传播原理上有着传男不传女的因素，因此对于有医学需要的可以进行胎儿性别鉴定。但要严格把关，不能浑水摸鱼，至少三位专家共同诊断确实需要鉴定并且到有关部门签发审批文件才行，绝对要层层把关。
2.外国的立法。由于资料所限，国外关于胎儿性别鉴定的立法收集的不够详实，通过近一个时期出国旅游及相关友人出国了解到了一些相关的地方性规定，比如在泰国对，由于该国是个信奉佛教的历史国家，对性别有较高的宽容度，富裕阶层、以及遗留的贵族，男人与女人有一样的权利和地位，例如，前总理他信和他的妹妹一样走上国家政坛高层。而对于生活在底层的贫民来说，生存作为第一需求，生男生女已不是生活好坏的主要因素，有些家庭的男孩甚至做变性手术来提高生活质量，比如泰国人妖的旅游业。鉴于这样的国情，对胎儿性别鉴定也就无法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一直以来就没有线管的法律法规。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强调自由，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一个人选择生育男孩还是女孩那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各州也没有出台相关的禁止条例。也有一些国家是不允许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例如英国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格控制。澳大利亚明文立法不准使用胎儿性别筛选技术。俄罗斯由于二战造成该国男女比例失调，一直不允许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再如印度虽是一个严重重男轻女的国度，而且因为性别而堕胎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早在1994年就颁布法律严禁孕妇因为性别而堕胎。还规定未经注册，私自购买出售可以鉴定胎儿性别仪器的构成犯罪。韩国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有封建意识的国家，韩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胎儿鉴定将会促使更多的家庭选择男孩，对国家人口的健康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几十年来不断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对于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引产的医务人员，一是罚款3000万韩元；二是吊销医师执照，终身不得行医；三是追究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总的来说全球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国家还是占大多数的，而且我们打击的主要是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二、胎儿性别鉴定带来的危害
（一）造成男女性别比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最直接的后果是将来的的适婚男女人口少，面临婚姻挤压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部分结不了婚的男性会采取极端手段达到结婚的目的，拐卖妇女、性侵和买卖婚姻的恶劣行径，破坏合法夫妻组建新的家庭；对于就业而言，男性劳动力过剩，就业困难；年老仍旧未婚的也没有的子女的老人养老保障也是个大问题，自身没有养老保障，全国这个大数目的老年人也会给国家、社会保障带来巨大的困难。
（二）妨害人口良性发展
胎儿性别鉴定是对胎儿性别的筛选，妇女生育是人口良性发展其中一环，生育的婴儿的性别也是良性发展的关键之一。认为进行性别鉴定，人为的选择性别，自然会偏离国家制定的人口良性发展标准。
（三）引发家庭矛盾
女方考虑身心健康等因素，往往不愿意采取人工终止妊娠，一般主张胎儿性别鉴定的多为男方及男方家人，希望采取人工流产，从而发生争执，导致婚姻危及，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那些偏爱男孩的家庭提出的胎儿性别鉴定，一旦出现舍女保男的情况，势必会与胎儿母亲产生矛盾，国家不允许医院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所幸”有“专职”鉴定胎儿性别的黑诊所，进行胎儿性别鉴定，黑诊所的医疗设施条件和医生的从业资格的有无都会对孕妇的健康存在风险，抱着这样的心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得不偿失。
（四）损害妇女身心健康
当孕妇被鉴定出胎儿的性别为女性时，大都主动或者迫于家庭压力选择人工终止妊娠，人工流产对孕妇身心都造成极大地危害，部分地区医疗条件有限卫生条件差增加流产的风险，损害孕妇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严重侵害妇女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五）不利于我国“优生、优育”基本国策的执行
我国宪法中的“优生”原意是指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为了预防遗传病以达到优生，一旦非医学需要进行的鉴定，让大量女性胎儿死亡，造成男性胎儿比例大大增加，与我国的“优生”基本国策背道而驰。
（六）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提高犯罪率
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据估计，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看，2022年，全国将有3千万到4千万的适龄男青年无女可娶，在心理、生理和家庭的多重压力之下，会产生心理疾病，性格偏于暴躁，从事嫖娼、性侵害、拐卖妇女、暴力等违法犯罪的活动率大大增加。
三、如何规制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一）完善立法
关于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法律条文主要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35条，《母婴保健法》第32条，第37条，《母婴保健法实施法办》第23条和第42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15条。上述均是禁止性的规定，规定宽泛简略缺乏可操作性。主要有三大特点：只有禁止性规定，对于违反规则的只给予行政处罚，刑事立法对该行为未的缺失。笔者认为应该在我国《刑法》中增设“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罪”，特别是针对那些有医师资格的超越范围、种类、地点展开医疗活动的人纳入犯罪，因为他们既不是非法行医，也不能判为过失致人重伤、过失致人死亡，没有法律规定，无论情节多么严重，无法以犯罪论处。对于未取得医师资格证的人展开医疗活动并牟取利益的，更应该加重处罚并没收获利加罚金或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产生医疗事故的可以按照过失致人重伤、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并且制定一系列详细的犯罪客观表现，判罪时能更可靠更公正。对有无医师资格的人进行分别规定，分别管理。
（二）加强政府打击力度
颁布类似“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这样的通知规定。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由卫生局牵头，对确实有需要进行鉴定的家庭，需经过专业人员共同诊断签署医学意见，要经过卫生局的批准。卫生局应对每家医院的超声诊断仪和超声仪的操作人员资格有无进行管理，对购买和适用仪器的情况登记管理。尤其是民营医院和个体诊所加强监督管理；由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对市场中终止妊娠药品的监管，依法查处非法买卖、销售终止妊娠的药物的药店和工作人员，严格禁止在市场上流通，专人等级药品的购买和使用情况，，不得转借。而且要落实到个人，由街道和社区对每家每户的管理，对生育和孕情小事的情况进行了解和调查。
（三）司法机关公正司法
对于违反“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以下简称两非）的案件进行认真审理，严格判案，围绕两非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最高院，在没有具体法律出台时，增加相关司法解释为执法办案铺平道路。积极配合人大政协提出的相关议案提案。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率的两非案件依法严格执行。人民检察院对于违反两非的事件进行侦查，依法审察，对违反者进行批捕、起诉的工作。在司法鉴定方面，增加对两非案件事实认证的条例。
（四）公安机关严格执法
对于女婴死亡遗弃原因进行严格核查，严厉打击、迅速侦破。例如，遗弃或者虐待女婴的，公安机关不在批准其再生育的申请。公安机关配合各部门进行侦查相关案件。对非法行医、非法接生和非法行医处所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开展反复调查跟踪。提高对相关案件相关案件的敏感度，积极立案侦查。协助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认真对待人民群众对相关案件的举报行为，作好记录准确核实。（五）加强群众监督和举报
建立举报信箱，举报热线，为百姓提供“消息”拓展道路，在各个医院妇产科部门建立监督部门，由专门的人员进行监督，对各部门、单位、医院的情况明察暗访。并且建立奖罚制度，对举报人员进行保密措施给予高额奖励，相反对违反规定的人要进行处罚。
（六）加大宣传力度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和全国关爱女孩活动，治理人口性别失衡问题工作会议精神。本着持续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全面推进孕产期全期护理，加强制度建设，依法依规查处两非，建立党政领导，部门配合，群众参加，综合治理的格局。集中打击两非，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平衡，为小康社会建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单独”夫妻可生二胎的政策。一时间，“单独两孩”新政在全社会掀起不小的波澜，尤其是“单独”家庭中的父母们，无不额手称庆，奔走相告：“咱孩子有机会生二胎了。”可与他们的欢欣鼓舞不同，生二胎的真正主角——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年轻夫妇们，却陷入了生与不生的两难纠结：不生，有违老人的期盼，还将放弃让孩子有个伴儿的机会；生，养孩子成本节节攀升，加上赡养四位老人的压力以及就业形势的持续严峻，实在没有那个胆量。此外有些年轻人还因生育观念与父辈迥异而不想生、更不想多生。二胎，到底生还是不生，实在让人纠结——
政策落地，有人欢喜有人忧
这个周末，陈琳打算好好放松一下。难得公司不加班，难得女儿被老公带去泡温泉——老公单位活动，临出发时老公和女儿还极力劝她一起去，她连连摇头：“你们去吧，我还有好多事儿呢！”其实她是想有一天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女儿一出生，就像口香糖一样黏在了她身上。8年了，属于她一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几乎没有。难得有个清静的机会，陈琳头天晚上便关了闹钟，打算狠狠补一觉。
可一大早，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把陈琳从睡梦中惊醒。这时候会有谁来呢？陈琳在纳闷中极不情愿地披上外套去开门。从猫眼里一看，她的心顿时一沉。是婆婆！她当然明白婆婆的来意——自从几天前得知“单独”夫妻可以生二胎的消息，陈琳的心就一直悬着，她知道婆婆迟早会上门，可没想到会这么快！
婆婆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给陈琳报“喜讯”：“琳子，你知道吗？国家有政策了，咱现在可以生啦！”
“哦。”陈琳嘴上应付着，脑子里一团乱麻。从跟老公谈婚论嫁之日起就开始的“战争”，一幕一幕在她脑海中浮现——
她跟周传中谈恋爱时，婆婆就强烈反对，理由是她是城里姑娘，而婆婆希望儿子娶个村姑，将来有机会多生孩子。婆婆早年守寡，周传中是遗腹子，也是三代单传。据说周传中的名字是他父亲临终前给取的，当时叫“传宗”，意思再明确不过，希望传宗接代。后来因为太直白被周传中自己改了个同音字。不过婆婆终究敌不过年轻人爱情的力量，默认了儿子的婚姻，但寄希望于媳妇的肚子争气，给老周家生个孙子，可偏偏陈琳生了个女儿。当时女儿一落地，婆婆便求陈琳把孩子悄悄送回老家养，他们再生一个。陈琳坚决拒绝。她不能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让女儿一出生就成为“黑人”。婆婆拗不过她，只好作罢，但从此婆媳关系更加冷淡。这两年，放宽生育政策的消息不断传出，尽管不是官方的，但每次一听到相关消息陈琳就紧张，她怕真的有政策了，婆婆会逼她再生。她不是不想成全老人家的心愿，而是确实觉得生养一个孩子代价太大。
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女孩，陈琳被父母格外宠爱，被两个哥哥不满地称为“女宝”。她这个“女宝”在家从来不做家务，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到处傻疯。自从做了妈妈，她的生活全变了。因为在生孩子的问题上婆媳关系闹得很僵，加之生的是女儿没能让婆婆如愿，婆婆没有帮她带孩子，陈琳也不勉强。丈夫工作忙，三天两头出差，陈琳便独自承担了带孩子的重任，每天基本以孩子为中心，吃穿用都先满足孩子。这几年她的淘宝账户上显示的消费品大都是尿布、奶粉、玩具、衣服以及其他婴幼儿用品。如今养个孩子不容易，仅这笔开支一年累计下来至少3万元，占了他们家全部收入的1/4。每个月，除去吃饭还房贷，他们的节余寥寥无几。生打扮的陈琳，很少给自己添置衣物，甚至连逛街都省了。
女儿上小学后，陈琳更是不敢松懈，除了照顾女儿的生活，还得辅导功课。一个孩子都累得她喘不过气来，如果再生一个，她简直无法想象那种艰辛。
婆婆并不了解陈琳的纠结，一直沉浸在抱孙子的幻想中，喜不自禁地对她说：“这下我们老周家有指望了！”说到此，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讨好地对陈琳说：“你放心，孩子你们只管生，我来带。你们要是放心，我带回乡下养，不放心我就搬到城里帮你们养。”
看着婆婆热切期盼的眼神，陈琳有些不忍，但她又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她知道，家里又将爆发一场拉锯战。
像陈琳这样符合政策却不愿生二胎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柯朋、杜洋夫妻也是一对。
几年前两人结婚时，就有“双独”夫妻能生二胎的传闻，两人幸福地憧憬着未来：先生一孩，等有政策后再生一孩，两个孩子将来有个伴多好。特别是杜洋，孤独的童年让她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童年不再孤独。
一切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婚后第二年他们就有了可爱的儿子。两人工作忙，孩子正好由退休在家闲着没事的外公外婆带。这样，杜洋的父母顺理成章地住进了他们家。其实房子也是两位老人出首付买的，他们住进来也是应该的，况且住进来也没闲着，帮他们做饭带孩子。可问题是，老人家爱管事儿，他们回家晚一点要管，周末睡个懒觉也要管。特别是柯朋，喜欢交友，经常在外喝点酒什么的，难免喝多，回家没少被老人唠叨。小两口之间平时也难免有个磕磕碰碰，争论几句都得小心翼翼不敢放开嗓门儿，否则被两位老人听见准当大事来抓。跟父母住一起的日子，小两口在享受老人免费服务的同时，也感到憋屈。去年，孩子送幼儿园了，杜洋的父母也搬回自己家住了。小两口长吁了一口气，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孩子上幼儿园由谁接送？晚上由谁带？还有孩子的早期教育由谁承担？这几年有杜洋的父母在，小两口并没有操过孩子的心。过去嫌老人爱管事，如今没人管了，俩人又作难了。
小两口正在为谁管孩子纠结时，国家出台了“单独两孩”政策。同事朋友向他们祝贺，他们却异口同声：“一个都嫌多，谁还想再生一个呀！”
杜洋的父母可不这么想，他们兴致勃勃地打来电话，叫女儿女婿做好生二胎的准备。他们却不知道，电话这一端的杜洋和柯朋都一脸愁苦。
生二胎，说着轻巧做着难
“单独两孩”新政启动，让“一个太少，两个正好”的梦想照进现实，想生二胎的“单独”家庭蠢蠢欲动。然而，在客观现实面前，不少人又面对着一本本难念的经，不禁感叹：生二胎，说着轻巧做起来难啊！
张先民、于慧夫妇是“单独”夫妻中年龄稍大的一对，“70后”，女儿刚上大学。他们的二胎梦早在十几年前女儿诞生时就开始了。张先民是家里的独生子，迫于父母的压力，当年刚一生下女儿他就开始为生二胎挖空心思。为此，他把未满月的女儿悄悄送到乡下老家，对外说夭折了。可不久，有好事者拆穿了这个谎言。他们只好又把孩子接回城里养。一年后，于慧悄悄怀上了二胎。快显怀时，她到医院找关系开了个病假条，向单位请了长期病假，然后以养病为由躲回大别山区的娘家待产。可没多久就被人举报，不得不做了引产手术。夫妻俩受此打击，从此断了生二胎的念想。张先民的父母也渐渐接受了现实。
可如今，“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了，张先民夫妇心中沉睡多年的愿望也随之复苏，但理智却告诉他们，自己已到不惑之年，女儿也已经17岁了，这时候再生孩子，他们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况且，他们还生得出来吗？于慧已是中年妇女，加上当年那次引产手术对身体的伤害，现在是否能怀上都是未知数。
跟张先民、于慧夫妇一样，杨浦、王丽小两口也一直想生二胎，盼二胎政策多年。他们生二胎的目的，只想让儿子有个伴。儿子3岁了，还一刻都离不开他们，这让杨浦想起自己小时候天天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后面疯玩的情景，他觉得儿子要是有个弟弟或妹妹，就会本能地照顾弟弟或妹妹，不会这么孤独，也不会这样黏大人了。
王丽是独生女，正好符合生二胎政策。可当杨浦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时，她却犯难了，主要是担心经济上负担不起。她大致算了一笔账，在他们生活的武汉市，正常情况下，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18岁），大约需要花费40万～50万元。而他们两口子是工薪族，每月的收入除去还房贷，现在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要存钱只能依赖年终奖金。依照过去的惯例，可能只是略有盈余，给儿子将来攒教育经费都吃力，哪还有闲钱再添丁进口呢？农村长大的杨浦劝她说：“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咱农村人没什么经济收入，不照样养几个孩子？”王丽反问：“你愿意看到咱儿子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如别人吗？你愿意看到别的孩子上重点学校而咱儿子却上普通学校吗？你愿意咱们为了多生个孩子从这套大房子搬出去，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房子里吗……”王丽还没说完，杨浦已经连连摆手：“那咱不生了还不行吗？”
“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后，在“生或不生”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的不在少数。相比较而言，男人更愿意多要一个孩子，而女性大都望而却步。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许多女性不再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孩子和伴侣身上，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人发展。在生还是升之间，她们总会掂量掂量。童妍就是一例。
因为起点高，童妍一上班就被破格聘用为公司经理助理，可工作几年后，她还是助理，而比她入职还晚一年的一名“部下”却升职当了经理，成了她的上司。背后的原因，就因为她被孩子牵绊，无法集中精力干事业。好不容易女儿上了幼儿园，早送晚接，她终于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了，也终于升职做了副经理，老总曾向她暗示，只要把业绩搞上去，就提拔她当总经理助理。可是这个时候让她生孩子，无异于在事业上把她打回原形，无论如何她都无法接受。
此外，教育孩子的艰辛也让不少“单独”夫妻知难而退。女儿正上初三的邓小军夫妇也是“单独”夫妻，符合二胎政策。当年他们也曾盼着生二胎，现在却没有这个勇气了。原因就是，“单独两孩”政策出台的时候，邓小军的女儿所在的学校出了一件事，有个孩子因为没考上当地重点高中的素质班，被家长埋怨了几句居然跳楼了！事发那天，邓小军去接孩子时跟别的家长聊起生二胎的事，大家都说这是个好政策，可又都摇头说不敢生，原因是养孩子太费心了。的确，如今教育孩子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头等大事，正因为大家重视教育，往往会因为教育而被孩子“绑架”——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你就得看老师的脸色，希望得到老师的关照；你还得看孩子的脸色，不能不给他压力，也不能给他太大的压力，弄不好孩子就跟你玩“蹦极”，把你推向万丈深渊。累！太累了！这是家长们的深切体会。他们也知道，出现这种状况可能跟独生子女在教育上的弊端有关，但要说再生一个，也不敢贸然行事。生二胎，真的需要不一般的勇气！
理性生养，选择高品质生活
“单独两孩”政策的出台，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这个政策将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同时对于‘单独’家庭来说也将带来教育方式的转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说。的确，独柴难烧，独子难教。据统计，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来，我国独生子女已多达1.5亿以上。这些独生子女大都有孤独、以自我为中心的通病。给孩子生个伴儿，有利于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还可以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的照料功能。可以说，无论从独生子女成长风险上考虑，还是从降低未来家庭空巢概率上着眼，这一政策都是有益的。但具体到社会个体，却面临心动与行动之间的选择。
笔者随机采访发现，半数以上的受访者“愿意生”。“80后”工人刘琳说，生二胎是她多年的心愿，既然有了政策，再苦再累也要生！“90后”大学生张欣说：“我当然希望有两个孩子，一起长大，相互照顾，不用再像我们一样孤独地成长。”“85后”公务员耿先生说：“‘一儿一女、一生一世’是我的憧憬和希望，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努力。”
采访中，更多的“单独”夫妻还在“心动”与“行动”之间犹豫。犹豫的原因，有物质上的，有精神上的；有生理上的，有心理上的。首当其冲的，是养育成本过高。奶粉贵、看病贵、入托贵、择校贵、买房贵，这些无不考验一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其次是价值观的转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计生政策的日益深入人心，多子多福的陈旧观念早已为优生优育的时代新风所取代。注重孩子素质培养，不断提升生活品质，已成为人们新的生育观和生活观。
“单独两孩”新政下，到底要不要生二胎，答案见仁见智。多年研究独生子女这一人群的美国女记者桑德勒说：“最重要的，还是聆听自己的内心，想想什么才是你真正渴望的自由、生活和家庭。”
生二胎前，先扪心自问：为什么要生二胎？问问自己是否需要养儿防老，孩子是否需要玩伴，抑或是公婆是否需要传宗接代。再问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是否经过深思熟虑，是否充分考虑到现实问题。最后还要考虑有没有养育两个孩子的经济能力。问问自己的家庭状况、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生二胎。这些问题弄清楚了，生还是不生，答案也就有了。
如果选择了生二胎，优生优育是第一要务。有网络调查显示，在有关二胎的问题中，网友关注度排在第一位的话题是“如何实现优生”。对此，相关人士给出如下建议：
一是35岁以上女性要做好“优生检查”。产科医生梁旭霞说，年龄偏大的孕妇，妊娠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慢性肺部或肝部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增加，怀孕期间很有可能出现怀第一胎时没有的状况，合并有内外科疾病的孕妇尤其要注意。她建议，打算生育二胎的妇女，应在孕前到医院做一次优生咨询，接受相关检查，排除以上疾病和妇科疾病等，尽量避免并发症、胎儿异常、妊娠中止等意外发生。
二是确定合理时间，不要扎堆儿生育。梁旭霞说，即使政策放开了，仍希望妈妈们在身心健康、环境良好、家人支持的情况下再决定生二胎，并有意识地避开高峰期，以免“扎堆儿”生育。此外，还要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合理间隔。河南省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廖世秀说，一般情况下，子宫恢复正常后即可准备第二次生育。子宫恢复的时间与第一次分娩方式有关。顺产的产妇过完哺乳期，子宫恢复正常，大概一年后即可再次怀孕。剖宫产的产妇则需要视疤痕生长状况而定，一般要三年以后才可再次怀孕。
“别回家好不好？我们再玩一会儿。”糖糖央求着。可弟弟还是被大人带回家了。糖糖呆呆地看着弟弟远去，嘴一瘪，差点哭出来。
这一幕被站在一旁的糖糖父母看在眼底，爸爸李放犹豫地对妻子说：“要不我们给她生个弟弟吧？”
“不可以”
女儿孤单的背影让李放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1977年出生的李放是家中独子。小时候，父母有时有事出门，就把他反锁在屋里。一个人忍受孤独的滋味太煎熬，李放只好拿起父母为他打发时间而准备的肥皂水，搭起小凳，趴在阳台的栏杆上吹泡泡，边吹边等父母回家。有时一吹就是一下午，“人都成了雕像，下来的时候腿都是麻的。”
“我比他幸运。”糖糖的妈妈沈让兰有一个姐姐，“我和姐姐只相差一岁多，从小一起吃一起睡，上下学也是一路，从没被一人关过‘小黑屋’。大了之后，很多事都是我们姐妹互相商量，我的安全感非常充足。”
能有两个孩子，互相陪伴一起成长，是埋在李放夫妇心里的愿望――“如果可以的话。”
可答案一直是“不可以”。
一般情况下，“双独”（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家庭才能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若违规，首先要付出的是经济上的代价――根据2004年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凡不符合法律和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将计征社会抚养费；属于城镇人口的，一般按上年城镇人口所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至8倍征收。按2013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968元计算，超生一个孩子将缴纳至少18万元。
沈让兰是成都市的一名公务员。一直以来，公职人员是被计生政策管束最严的一个群体――多生一个孩子，将使自己饭碗不保。“一般来说，就是‘’。”沈让兰说。
“其实，公职人员在生育二胎的条件上，有着很大优势。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开放这一人群生育二胎，也能实现优生优育的目标。”沈让兰表示，但重重藩篱让他们无法轻易迈出那一步。
已从四川一大型国企退休的王焕萍，见证过很多公职人员关于计生的荒诞故事。“80年代，计生政策抓得非常紧。尤其是公职人员，别说超生，就是第一胎都得排队等指标。一个同事的孩子小名叫‘四娃’，因为他妈妈在没等到指标时就怀上了第一胎，在单位的压力下只好流掉，结果第二胎和第三胎都习惯性流产没保住，到第四胎才千辛万苦地生下了孩子。”
进入新世纪，尽管计生政策日趋人性化，“家庭连坐”、“强制引产”、“牵牛扒房”的新闻越来越少，但政策对于公职人员的强大约束力仍未消失。某部委一位副主任在6年前辞掉了公务员身份，原因就是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他坦言，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儿，但他非常想再要一个男孩儿，在经过B超确认第二胎为男孩儿后，他向单位提出了辞职。如今，他的第二个孩子已经上了幼儿园大班。“我爱人是独生女，如果按照现在的政策，我就不用放弃公职了。”他颇为遗憾地说。
采访中，多名党政机关女员工均表示，自己所在单位这么多年来极少遇到违规怀二胎的事例，即使有个别同事怀上了，也是要么自己流掉，要么主动辞职。
直到去年，政策有了松动迹象。
有了期待
2013年“两会”上，计生政策的调整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希望早日放开对公务员群体的二胎政策。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时并不公平，农村独生子女比较少，一些私营企业主也管不到，真正被限制住的，就是那些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国家可以处罚、开除，就是不让生第二胎，这样不公平。”一位人大代表在建言中说。
这让李放夫妇看到了曙光。此后，关于计生政策调整的预期一直未淡出媒体话题，直到去年底，“单独两孩”的政策终于尘埃落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李放回忆起刚听到这一消息时的心情：“政策的首班车让我们赶上了！”从那天起，李放夫妇就焦急等待着四川细则的出台。
3月20日，政策终于尘埃落定――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将原第十四条第二项“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修改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标志着“单独两孩”政策在四川正式实施。
两小孩心里更踏实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符合“单独”要求的70后夫妇多已35-37岁，家庭已积累起一定财富，年龄也逼近生育年龄高限，“过了这村没这店”，因此生育二胎的积极性最高。除了前文所述为孩子有个伴的考虑，大多数父母还出于对失独风险的担忧。
早有学者总结出独生子女所带来的九大风险：对独生子女本身来说，包括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婚育期，城市“421”式极端简单的家庭数量显著增加。这样的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并因此导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大量存在。曾有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而独生子女的死亡，对一个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告诉记者，“单独两孩”实施后，可以在政策上终止“421”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可明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提高家庭抗风险和未来照顾老人的能力，有利于家庭的幸福和谐。“有两个小孩，心里更踏实。”这是采访中有生二胎意愿者不约而同提到的。
不过，一些80后单独或双独家庭对政策的放开表现出了审慎的态度。
“现在的孩子都是金饽饽，确实是用‘金子’养起来的。”在成都一家事业单位供职的王裕，和爱人都是80后独生子女，在年初迎来了自己的“马年宝宝”，但他们表示短期内无法承受第二个孩子到来的经济压力，“我们爱孩子，我们也想享受生活。”但他们对二胎政策放开持支持态度，“无论如何，有了这样一个政策，让公职人员在生第二个孩子的问题上有了选择权，不用因此而担心丢了工作。”
已步入中年的70后单独夫妇正成为家庭中坚，显然会抓住政策机会，积极谋划家庭构成和布局。对于80后来说，选择权已握在手上，也许，现在只是时候未到。
对单位影响有多大？
公职人员渴望政策松绑，而另一个问题是，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对生育二胎是什么态度？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机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不管一胎还是二胎，生育对女性的工作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如今公务员的竞争也比较激烈，一般30多岁是正科的职位，正是争取提副处的时候，如果这时候生孩子，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
对于市场竞争压力较大的国企来说，可能顾虑更多一些。“企业的日常管理成本会上升，人员工作效能则可能下降。”一位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表示，“企业不会拒绝一个有生二胎意愿的合适人才，只是政策出来之后我们要做好预案，有备无患。”
不过，采访中的大多数单位负责人都表示，对于一个单位来说，即使放开二胎，符合要求、选择生育、并且时间“撞车”的女员工的数量其实很有限，对单位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对政策持支持态度。
从人口的总体走势来看，对“单独两孩”政策的热捧，会否迎来人口增长高峰？据人口学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1的水平，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子女才能在其长大后替代父母的数量。但记者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获悉，目前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2左右，远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赞同这个观点的人较少，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是‘当代马寅初‘。”程恩富显得很平静。
“我是全盘考虑，所以成竹在胸。”程恩富在接受CCN记者采访时说。比起一些网友带帽子，打棒子的做法，程恩富更多的是“以理服人”。
在程恩富看来，30年的计生政策。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程恩富认为，入口形势依然严峻，因此，他提出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作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程恩富的人口研究更注重社会经济效应、人口生活质量同人口政策相适应；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坦言“是从马克思主义学到了科学的批判和理论的创新”。
面对社会上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言论，程恩富总结成为十个要点，“我逐一进行了驳斥。根本都站不住脚。”
“中国人口应该零增长”
CCN：现在计划生育改革的呼声很高，您的严格执行一胎化的建议也受到很大的争议。
程恩富：我一直是坚持“一胎化”的观点的。去年7月北京召开了计生大型研讨会，国家计生委的新老副主任都出席了，今年2月，国家计生委正式宣布“一二五”中计划生育不放开二胎。国内改革计划生育政策的舆论一边倒的情况在有所改变。
30年前的计划生育的设计者宋健院士提出中国和世界人口应当零增长。我很支持，低增长就完成任务了吗?资源环境不允许。
现在支持放开二胎的，基本都是人权，老龄化、性格论等观点，我认为都站不住脚。最近宋健又在写文章，提出中国人口应该“零增长”。
CCN：计划生育已经是实行了三十年，你认为效果如何?
程恩富：当初上世纪50年代末马寅初的理论受到批判，所谓“错批马寅初一人，多生2亿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或者实行不力，是中国发展潜力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之一。
1980年中央搞计划生育，我是非常高兴的，是赞成的。30年以后，我们少生了约4亿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但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
CCN：你的意思是中国人口问题依然非常严峻?
程恩富：是这样的，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主要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2008年底中国人口13.28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的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而且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其向现有可利用资源的人口极限规模逼近。
正在增加的人口总量，同样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我国多数江河湖泊和近海受到严重污染，有一些著名河流和湖泊萎缩干涸，草原退化，湿地减少，荒漠扩大，多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排放有害物质总量增加等等一系列问题，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与人多相关。
目前我国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人口也没有到5亿人的适度规模，所以说人口问题很严峻。我倡导的“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政策，有必要继续实施下去。
中国劳动力过剩
CCN：有观点说中国现在出生率过低，你还倡导零出生率，这样下去，有可能民族灭亡。
程恩富：有这样的声音，前一段时间有个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提出的“大国空巢”论，他的观点太随意了。他毕竟不是学经济学的，没有理论逻辑。他支持放开计划生育，他是医学妇产科的专家，也许对生小孩子感兴趣(大笑)。有争论，有探讨是好的，这样活跃一下气氛，有助于探寻事情的真相。
CCN：年初的用工荒，劳动力短缺，不是大国空巢的直接表现吗?
程恩富：民工荒的本质是很多中外企业，特别是私有制企业，他长期实行低工资、低福利，劳动条件没有应有的提高，所以人家不如回家种地了，因为农业方面有很多优惠政策，这是机会成本的比较问题。2010年我们的劳动力供给是7.82亿，但是劳动力最大的需求为7.4亿，有4000万人口失业。我们这么多劳动力怎么会荒呢?
所以归根结底，是企业的原因。如果你把工资翻一倍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人有一个比较，我在你这里一天干11小时，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各种保障不健全，有时候夫妻还要分居等等，现在农业方面有些优惠政策，这样他自然回去种地了。所以有人根据民工荒认为中国劳动力总体上已经供不应求，那是表面现象，没有看到根源。
CCN：您认为中国就业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程恩富：确实是这样，有研究预测，今后20年，劳动力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严重失衡状态。我们可以得出个结论，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力将处于长期过剩状态。现在在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都是过剩的，要放开二胎，结果肯定是加剧这种状态。
人口失衡跟计划生育无关
CCN：现在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有人比较担心这个。
程恩富：的确是有这个理由来支持松动计划生育。但是他们没有论证出性别失衡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关系。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国近30年来的生育控制，对总人口性别比产生了具有因果关系的影响。所以就不要把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安置”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头上。
男女出生性别比的偏差，不能归咎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按照出生概率，无论是只生一胎，还是头胎女孩可再生二胎，男女出生性别比应大体相同。
事实上，造成出生性别比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养老保障制度的缺陷、观念上的重男轻女、技术上的胎儿性别鉴定、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状态，比如女性就业歧视等，并非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来，也不能因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而去。
计生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现
CCN：你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但是你的控制人口的理论，被称为推崇马尔萨斯人口论，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的，说我主张计划生育，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这很明显是错误的。
马克思认为，跟资本主义社会不
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应该有计划的发展和调节，使人口和劳动力的发展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生活水平相适应。计划生育恰好就是这种理性调节的表现。
“生育权利说”是自私的
CCN：有观点说，公民个人有自由生育的权利，这个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没有理由限制公民个人的生育自由。你怎么看?
程恩富：我觉得生育权利说是绝对生育权观念的反映，是一种片面的、抽象的、自私的权利观。
“生育权利说”仅仅片地、孤立地抓住“自由决定”的字眼，割裂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联合国的相关文件在生育权利和生育义务的表述就比较完善，他说夫妻和个人在行使生育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在的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是其一。
其二，“生育权利说”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缺乏科学、客观的公正立场。我们在30年前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主要是看到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看到了人口自由增长严重制约了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讨论人口问题，是以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国情出发的。
“生育权利说”也割裂了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关系。国际社会对生育权利的研究表明，尽管“家庭和夫妇在生育问题上应该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尽管生育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可行使的权利，但是对于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制定人口政策限制自由生育权，是完全必要和科学的。
中国人口要减少到5亿左右
CCN：你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程恩富：十二五阶段，肯定不会动摇这个基本国策。我们倡导“先控后减”的政策。坚持不懈地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政策。先控制人口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少到5亿左右。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压力，尽快实现经济社会和城乡居民生活现代化。
CCN：您说的是大的经济方面，但是现在中国人还有传统观念，农村有观念是养儿防老，而且现在社会上也有一个担忧，那就是“80、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将来可能要面临“1对孩子将来养4位老人”的情况，即出现“四二一”人口结构的家庭。
程恩富：四一二结构的家庭是纯理论的想象，现实中并不是这样。恰恰现在更多的家庭出现“啃老族”现象。
计划生育政策是全社会的理性思维，是国家政策，所以要妥善推行。个人你可以在这个政策框架范围内选择，我觉得我们现在经济增长很快，我们完全可以有实力、有经济实力实行全民的低保。
我认为，解决养老问题，老龄化问题，应该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比如说，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违纪生二胎的家庭实行不保，变处罚为奖励。
要知道，现在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20多年来少生3亿多人口的“人口红利”，否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不会有现在这么高，提高不会有这么快，在妇幼保健、教育、就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上，国家对新增人口都要花费大量资金。
如果把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所省下的大量的钱，来立即解决老龄人口的生活等问题，那么经济上肯定更为合算。如果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人口的比例，中国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出现劳动力总量上的供不应求，因而必须坚持严格的一胎政策。
CCN：持有你这种观点的好像并不是很多。
@IB林立人：智慧银行必须以客户体验为中心，更简单更人性化更有智慧的服务。它将颠覆、重构传统银行。
@陈教耘（上海佰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如何定位、如何创新、如何不同”是“智慧银行”不得不思考的，要穿旧鞋走新路。
@JessicaKylie杰西卡凯莉：告别躺着挣钱，银行拥抱互联网。小心骗子更多！
@扁头毛豆：均瑶集团和美特斯邦威（华瑞银行主发起人）的共同点，都是出色的民营企业，创始人都是浙江人，都有着从无到有的艰苦踏实的创业历程，都和银行不沾边。这家设在自贸区的民营银行可能真的会成为中国的尤努斯。
@黄金金锦进：打破垄断迫在眉睫，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上海市卫计委官员呼吁符合政策的夫妻生二胎
@佚名涛：决策者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想生的政策不允许，不想生的却在被呼吁？
@catcatcool：我就呵呵了，“开放二胎”这个说法就相当喜剧，生育本是人类的天性，也本是夫妻二人之间的问题，却偏偏被政策左右。一会儿“英雄妈妈”，一会儿“计划生育”，一会儿又“开放二胎”。从鼓励生，到计划生，再到半开放鼓励生，就不能不违背天性，顺其自然么？
@杨兴权律师（北京市新桥律师事务所律师）：支持全面放开。
@kekede007：幼儿园一位难求，下午四点要接孩子，房价物价这么高，保姆月嫂贵死，一怀孕就被降职或劝退，产假就那么点，父母年龄大了，自顾不暇。谁想生？
@一直关注1994：父母再延后退休，就更没人帮助带孩子啦。
@吴情树（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现在全部放开，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多生了，抚养和教育小孩的成本太高了，生活品质就下降了。
@陈廷医生（上海四五五医院肿瘤放疗伽玛刀医生）：城市里生一胎，农村生两胎，穷的随便生，这就是人口逆淘汰。这汇总政策仅仅是为了取得广大农村的支持，未免执法成本太高，没有其他好处。对社会来说，基本是最差的政策了。
徐州人大代表在京违规挖18米深地下室致道路塌陷
@摄影师Ang：倒塌的一刻，我就在旁边的房子里，然后被轰出来避难。我当时感受到震动，以为脚下过地铁呢。
@梳梳梳梳梳梳梳：德胜门内大街那个地段的房价最少5万/平方米，这种小院儿更贵，估计没有千儿八百万下不来，该不该查一下这位徐州市人大代表哪里来的钱买这种小八位数的民宅？
@Eric_CATTMAN：装什么东西需要18米深？期待后续。
@大楼liu：施工这么久工程量这么大，居委会的人会不知道？周围的人就没有举报过？当地的有关部门不清楚？别逗了吧。
@Lainey啾咪：很多人就是为了名利才去当人大代表，哪管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国家缺失的是监管和透明，这些保证不了，再换代表也没用。权力之间一定要有制衡才能保证不会被歪用。
欧版QE姗姗来迟
@TheBubbleBubble（福布斯网站专栏作者杰西・哥伦布）：TheyarefollowingJapan’smodelafterall...Byitself，QEisunlikelytospurEuropeangrowth…Infact，thepositiveresponseinthemarketwaspartlyafunctionoffortuitoustiming.TheannouncementcameatatimewhenEuropeanindicatorsappeartobebottoming.（他们终究还是开始学日本了……QE本身不太可能刺激欧洲经济增长。事实上，金融市场对QE的正面响应一部分也是出于时间上的巧合：央行宣布计划时，欧洲各项经济指标本身正在触底。）
@AmbroseEP（《每日电讯报》国际商业编辑A.埃文斯・普理查德）：Draghi’sgreatgamble.HecansavesouthernEuropefromdebt-deflationtrap，orkeepGermanyinEMU.Canhedoboth？（这是一场属于德拉吉的大。是把南欧从债务和通缩陷阱中拯救出来，还是为欧洲货币联盟留住德国？他能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吗？）
@stacyherbert（BBC节目主持人史黛茜・赫伯特）：#ECBlooksaroundtheworldwhereQEhasbeentried&decidestheylongforsimilarwealthgapforEurope.Freemoneyforrentierclass.（欧洲央行看了看其他已经试过QE的国家，决定也要在欧洲制造类似的贫富差距。对那些靠房地产和投资赚钱的吃息族来说，QE就是天上掉钱。）
@MayorLutfur（英国哈姆莱茨市市长洛特佛・拉曼）：Inalldebateaboutquantitativeeasing，importanttorememberthatanybailoutshouldgotopeople，notthebanks.（在所有关于量化宽松的争论中，必须要记住的是：国际援助应当归于人民，而不是银行。）
苹果现金储备达1780亿美元
苹果最新财报显示，公司2015年第一财季盈利180亿美元，现金和可出售证券总额达到1780亿美元，碾压市场预期，也创下有史以来上市公司财季利润最高纪录。
@EconomicTimes（《经济时报》）：#Applecreatescorporatehistory.（苹果创造了新的企业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