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重复征税；避免方法；法律建议
一、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概述
（一）国际重复征税产生的原因
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所得国际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有关国家对同一或不同跨国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或税源行使税收管辖权的交叉重叠或冲突。是有关国家所主张的税收管辖权在纳税人的跨国所得或跨国财产价值上发生重叠的结果。当下，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冲突是造成大量国际重复征税最普遍的原因。
（二）国际重复征税的概念
目前学界对国际重复征税概念的理解基本一致，略有分歧。主要是对国际重复征税的概念范围的界定上，除了包括法律性重复征税外，对经济性重复征税是否应包含在内存在争议。由于法律性重复征税是各国目前通过单边国内立法和签订双边协议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国际重复征税限定在法律性重复征税范围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63年的《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协议范本草案的报告》中的定义，法律性重复征税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纳税人就同一征税对象，在同一时期课征相同或类似的税收。发生在总公司和其跨国的分公司之间的重复征税就是典型的法律性重复征税。
（三）国际重复征税的危害
跨国投资者之所以选择进行跨国经济活动，主要是想利用国际世界更广阔的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国际重复征税使得从事跨国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纳税人相对于从事国内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纳税人，背负了沉重的双重甚至多重的纳税负担，这违反了税负公平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跨国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越来越高的税收负担阻碍了国际间技术、资本、商品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造成了实质的阻碍。
二、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与比较
避免国际重复征税主要有两种方式――单边方式和双边方式。前者是指一国在本国的税法中单方面作出限制本国税收管辖权的规定，以解决对本国居民取得的来自国外的所得的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双边方式是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谈判，签订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多边税收协定，以协调各国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目前各国签订的税收协定，通常只是对居住国一方应采取的避免双重征税方法做原则性的规定，而这些方法的适用范围、方法等都要取决于缔约国国内的有关规定。因此，本文主要对单边方式中的各种方法做出说明和比较。
就目前各国国内采取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方法来看，主要分为免税法、抵免法、扣除法和减税法四种。扣除法，亦称“列支法”，即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取得的国内外所得汇总征税时，允许居民将其向外国政府缴纳的所得税作为费用在应税所得中予以扣除，就扣除后的余额计算征税。这种方法只是将已缴纳的税款作为费用在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扣减，并没有完全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减税法，亦称“低税法”，是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国外来源的所得，采用单独制定较低的税率征收标准，以减少重复征税的因素。这种方法也只能起到缓和双重征税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这两种方法只被少数一些国家采用，联合国范本和经合组织范本选择的分别是免税法和抵免法。
免税法，是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国家，对本国居民来源于境外所得免予征税。它承认所得来源国独占征税权，完全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对本国居民来自于境外并已由其他国家征税的所得，免予课征国内所得税。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冲突，避免了国际双重征税。不过免税法由于使居住国放弃了居民境外所得的管辖权，会使其权益受到一定影响，同时容易造成国际避税问题。抵免法，就是居住国按照居民纳税人的境内外所得或一般财产价值的全额为基数计算其应纳税额，但对居民已在来源地国缴纳的所得税或财产税额，允许从居住国应纳税额中扣除。抵免方法不像免税法那样完全放弃居民境外所得或境外财产价值的税收管辖权，而是在坚持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前提下，承认来源地国优先但不独占的属地优越权，不仅达到了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效果，还实现了来源地国、居住地国、纳税人三方利益的均衡，达到了财政权益合理分配，是这几种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方法中最优策略。
国际税收饶让制度，指采取抵免法来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的国家，对本国居民在来源地国享受税收优惠的部分不再追缴，视为已经在本国缴纳。税收饶让需要有关国家签订双边税收协定，才能得以实施。它并不在于避免和消除国际重复征税，而是为了配合所得来源地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鼓励对来源地国的投资。
三、我国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法律建议
对于现阶段的我国来说，消除国际重复征税不能仅依靠单边方式或者双边方式，应该在吸收双边方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视单边方式，尤其是抵免法的运用，同时，要求相应发达国家给予我国税收饶让，我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亦因如此。在坚持税收原则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国际社会。
参考文献：
[1]刘永.国际重复征税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法律应对.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杨文洁.国际重复征税的免除.市场营销，2014年7月
换言之，以政府为中介的土地财政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构建起“世界工厂”规模宏大的复制与生产链条。土地红利为各级政府贡献滚滚财源，人口红利则以低于世界的竞争成本赢取巨额外汇。
这是一个浅显易知的事实——地产泡沫实质是政府与民争利，刻意压制劳力成本难逃涸泽而渔之嫌。此刻环顾四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老龄化社会即刻到来。所谓的转型期，并非是执政者借以推行政纲的空洞概念，在此等价格要素发生巨变时，大到国家财政，小到企业单元，都需有一整套的因应策略。
近年来表现不俗的中国清洁能源产业，也是在红利支撑下赢得世界瞩目，除去当下中国制造业惯性的廉价人力，其最突出的红利来自政策。
水电、核能、风电、光伏乃至生物质能，都经历或等待政策的垂青。然而，政策红利最大的变量在于，随着核心决策者的更替，其个人喜好和工作经验，以及由之而来不同的团队班子，往往使得政策红利有着较大的目标迁移。
尽管有国家公布的新兴战略产业这个大方向作保，但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却无法预知行业能否在漫长的周期中始终赢得决策者青睐。由是，为保护自身利益，争夺有限的政策红利，各行业竞相展开形式多样的游说与公关，以期能影响舆论，进而上达天听。
问题在于，清洁能源产业界习以为常的政策红利，也已行至瓶颈时段。减税补贴、免费土地、简化审批、劳工配送，这些地方政府信手拈来的招商手段，在面对愈发膨胀的产业时，已越来越力不从心。一方面土地财政已至极境，另一方面行业参与者芜杂难辨。层层堆积起来，国家层面的战略扶植政策，可腾挪的空间便日趋逼仄。
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风电和光伏行业，则更受国际产业大背景的影响。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概念，已从华尔街重重跌落。有迹象表明，漠视的态度已蔓延至香港——上市愈发艰难，融资只求底价。我们的国际同行认为，中国企业享受政府补贴，在欧美腹地低价倾销。基于这种认知，除去在股市投下不信任票之外，欧美同行还裹挟政府，双反调查便因之而生。中国式的政策红利，确实已到审视时刻。
1灾害双重属性的内涵及其实践意义
1.1灾害双重属性的内涵以往将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强调洪水是超常量降雨所致，是自然现象。但是从气象、水文等自然条件来看，虽然洪水的年际变化较大，但从一个时段来看，各条江河自然态洪水都有相对稳定的量级和发生概率。然而，近代以来各主要洪水国家的水灾损失却无不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因此，将近几十年和前几十年相比较，既然洪水量级和发生概率差不多，而水灾损失却大幅度提高，显然无法只从自然变异来解释，而应进一步从社会环境方面去寻找原因。
水利学界从水灾防治角度阐述了对灾害本质属性的认识：“笼统地说，防洪的目的是防止洪水灾害。细致地分析，洪水灾害概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洪水；二是灾害。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和洪水作斗争，控制洪水泛滥，主要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里，人所面对的主要是自然属性的洪水。……而洪水灾害则是超出工程控制能力的洪水作用于人类社会，因而造成对社会的损害，洪水灾害体现在人类社会本身。因此，为减轻洪水灾害，即要认识和驾驭洪水，更要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达到防止洪水泛滥，或在洪水泛滥时减轻损失的目的。……总之，所谓全社会的防洪减灾体制，应既要能够有效地承担向自然属性的洪水作斗争的任务，也要能够面对灾害的社会属性，担当起统一地、有权威地组织实施防洪减灾的任务”[1]。这一概念被评价为：“灾害的双重属性进一步阐明了灾害的本质属性，这是一种哲学思维方面的进步”[2]。《大英百科全书》科学理论条认为：“用过去科学的遗产或者采用恰当的比喻来给一个理论作解释，这不是理论的固有要素。但是，只有小心谨慎地运用，这类解释就此较易于领会；找到新的应用；提出较为重要的修正。……”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在灾害双重属性当中，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相互渗透和加强的。在古代，自然属性成为灾害惟一的或主要的致灾因子。而在近代，既由于社会对灾害更加敏感，又由于大规模改造自然活动助长自然变异，甚至使得社会致灾因子跃居自然因子之上成为灾害增加的主要因素。既然洪水灾害是超出工程控制能力的变异造成的对社会的损害，那么减轻灾害损失就不应单纯从控制自然态洪水着手，还应从调整和规范社会发展以适应自然规律方面去努力。这是灾害双重属性概念所要着重表达的方面。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单纯强调自然灾害是超出了工程设防标准的自然变异对社会的损害，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行政管理者推御责任的说词，而局限了进一步实施社会化减灾措施的实际努力。
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吸收了国外防洪思想的新进展；二是直接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即以两千年前贾让三策为代表的改造自然与适应自然相结合的思想。双重属性认识的根本点在于，防洪减灾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减灾效益，而不是一味追求战胜洪水。
2000年10月1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国际减灾日文告中说：“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所谓“自然灾害”并不完全是自然产生的，事实上学术界己经主张尽量减少“自然灾害”一词的使用，而只称作灾害。学术界的忠告是明确的：导致灾害损失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灾害不能简单称之为自然灾害，那么，比较而言，可以认为灾害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本质的更简明的表述，是中国减灾科学工作者的新贡献[3]。这一概念此后被灾害学界广泛引用和阐发。
1.2灾害双重属性和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的减灾措施之异同20世纪中叶美国科学家首先提出了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的减灾方针以及洪水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这一理念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工程与非工程是按照工程硬件（如水库，堤防）与技术（如洪水预报）和管理软件（如法规、体制）人为划分的两种技术措施。
灾害的双重属性不是减灾的具体方案，也不是工程与非工程减灾措施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是对灾害本质属性的理论概括。在双重属性当中，二者缺一就构不成灾害。由双重属性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与此前相仿又不完全相同的两种减灾的技术途径，即划分为针对自然变异和针对社会环境两部分：①通过兴建防洪工程，以及提高洪水监测和预报水平来提高制约洪水、防范灾害的能力；②通过加强国土规划和管理，通过协调相关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社会对灾害的承受能力。提出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剥离出蕴含在灾害概念中的本质特征，使认识得到深化。比起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减灾的表述来说，灾害双重属性概念更能反映灾害本质。当然，加深了对灾害本质的理解，必将有助于制定更明确的减灾方针和政策。
1.3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实践意义提出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对完善我国的防洪方针有实际的意义。这是由于我国引进非工程防洪概念已有20年历史，但所吸收和实行的大多数仍限于针对洪水的技术性措施。对非工程防洪措施最本质的方面，即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却缺乏理解。总体来看，在自然力面前，人们控制洪水的能力是有限的，一味追求战而胜之是不现实和不经济的。人类自身从属于自然界，因而在自身发展中，既要克服和改造不利的生存环境，也应主动地顺应自然规律和在发展中谋求与自然的和谐。
世纪之交，我国己开始实现了由防洪到防洪减灾的战略调整，其实质是：防洪依靠的是针对洪水的工程技术措施，以防止洪水泛滥为目的，由此产生减少水灾的效果。而由防洪到防洪减灾的转变，则是以减少水灾为目的，其减灾措施包括工程技术措施以控制洪水，又包括统一协调国土开发、经济发展和防洪减灾之间的关系以适应洪水。可见，由防洪到防洪减灾的转变明确表明了防洪目的性的转移，同时也导致了治理途径的扩展。
自1998年长江、松花江大水之后我国政府提出的治水方针，其中包括“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并归纳为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新思路，表明治水方针开始转变。可以认为其中包含着近10年来灾害学领域学术研究的贡献。
《汉书·霍光传》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一齐国人置新屋，邻里祝贺。有人建议主人将烟囱拐个弯，再将灶旁柴草移开，免得火星窜出，引发火灾。主人置之不顾。不久失火，邻里急往救之。事后主人杀牛置酒酬谢，焦头烂额者请上座，却忘记建议预防火灾者。有人取笑说：“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后来演化为一个成语，叫“曲突徙薪”，隐喻事先消除致灾因素和防灾救灾同样重要。用作比喻，对于理解“灾害双重属性”和由此衍生出的“关于完善防洪方针的建议”[4]的价值或许有益。
2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科学基础
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以往的治水是研究洪水规律和建设水利工程控制洪水的技术，限于自然科学范畴。而新的治水方略，是联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范围更大的学科体系。这种联合体现出当代科学发展在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综合的总趋势。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门科学”[5]。这种前景将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化，对于理解灾害双重属性概念是有益的。
2.1科学的分析与综合科学的发展是逐步深入的。从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出，它在发展初期是一个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系。之后，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科学的发展逐步深入到对于客观世界各组成部分内在本质的研究，于是开始了学科的分化。分解深化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过，科学被分解为各个相互独立的学科，不是由于研究对象存在本质的差别，而是由于人们在那个时期认识能力的局限。分解也割断了各个学科相互之间的联系，以致妨碍了对于事物本质的更深层次的理解，甚至形成片面性。于是，在科学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必然要求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和贯通，迎来综合交叉的时代。中华科学传统中，尤以注重天人和谐、直观体验、有机联系、整体协调为突出特点。这对现代科技发展不无借鉴意义，此其一。其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对自然界的影响和改造能力日益强大，甚至正在接近地球有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限度。同时自然界对人类干涉的反作用也日益显著，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必然要求沟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和理论思维的进步，以求得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减灾是一门以大自然为背景的学科，具有较强的经验性和综合性。防洪减灾并不限于工程建设，而是越普遍、越深入地与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资源的条件相联系。其成败得失甚至直接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会越来越普遍。从双重属性来理解，其中社会既是承灾体，而大规模人类活动又往往成为致灾因子。同时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快速增长，这种干扰不仅成为引发灾害的因素，甚至跃居于自然因子之上，成为首要的致灾因素。可见，对于减灾领域来说，尤其要重视综合研究。
2.2历史学与水利学交叉研究的优势实现学科之间的融合是有一定困难的。由于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发展历程和研究方法的差异，长期以来形成其间的分割和疏远，所谓“隔行如隔山”。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交融起来就更加困难。例如，随着技术的飞跃发展及其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人们往往热衷于追求看起来对当前更直接有用的知识，而相应地减弱了对某些科学理论和战略问题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又例如，在科学发展中，定量化研究是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标准也越来越重视成果的可重复检验。由于过度追求量化与公式化，忽视理论问题的辩证思维，有时科学变得远离其本应扎根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例如，本来人与天、人与地和人与水的关系是那样不可须臾分离的密切，然而此前却将它们人为分割得支离破碎，甚至使得科学失去感受生活的能力。在防洪工程学领域，长期以来只偏重研究控制洪水，而忽略了社会化减灾及其终极目标——减少损失，就是一种表现。
从水利科学来看，不仅与水利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各分支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而且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也密不可分。由于治水问题的边界条件十分复杂，表现出较强的经验性和综合性，而历史上的水利原本是前人的实践，其中既包括相关的江河地理演变等自然因素在内，还直接受到政治、经济、法律等条件的影响，显现出多种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统一结果，因此历史的经验有重要价值，尤其在宏观问题研究方面。其中，历史学与水利学的交叉和融和显现出自己的优势，既拓展了认识事物的时间和空间，也进一步激发了研究工作的活力，被称作“历史模型”[6]。这里所说的模型是依托历史治水思想构建的理论模型[7]。
3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哲学基础
以上讨论的科学分析与综合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的。一般来说，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在自然界中，整体往往并不等于各部分的简单相加。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往往对事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研究灾害自然要分析自然变异的作用，但离开社会和社会对自然的干预来讨论灾害，无异于盲人摸象。为了进一步理解灾害的本质属性，有必要从哲学方面寻求支持。
3.1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我们祖先的认识是发人深省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古人生活的年代，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能力不高，其生产生活都须注重服从和顺应自然规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利用和改造的同时，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直接面对自然界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隐喻。这种思想的主流暗合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客观事实，被归纳为“天人合一”的哲学认识。
淮南子对天与人的关系说得更为贴切。他在论述对“无为”和“有为”的理解时说：地势决定水自西向东流，人们依据这个道理而加以疏导，就可以避免水灾发生。作物春天开始生发，人们依据这个规律去耕种，五谷才能得以生长。如果听任洪水自流，则大禹就不会有治水的功业。如果听任作物自然生长，则后稷的智慧就不能展现。依据自然规律去治理，这就是所谓的“无为”。而如果妄想用火去焚烧水井，用淮水淹灌高山的话，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即所谓的“有为”。这是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本义的理解。
对于水灾本质的认识，2000多年前贾让的概括是极有见地的：“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保留）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8]，恰当地表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先哲类似的认识不胜枚举。
古代生产力低下，自然力对于人类社会处于支配的地位。人们不得不怀着敬畏的心情，更多地关心和记录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注重天文、地理与人事之间的综合思考。虽然前人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及今人之深刻，但这种综合思考的原始自然观和世界观，反映的却是世界是完整统一的客观事实。如今，哲学界普遍认为“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是东方综合思维范式最完整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9]。
现代化是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是一味地向前捕捉什么。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还有必要时时回过头去看历史，并且会每每有所发现。毕竟我国古代先进的科学和哲学思想曾使我们的民族长期领先于世界。当然，哲学主要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对人们的认识产生影响，激发和启迪人们的智慧。这个过程是潜在的，不能指望哲学也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3.2《自然辩证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西方传统哲学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偏重于征服和改造自然。而当工业化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也显现出其负面影响并开始危及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对此，辩证唯物主义者早在100多年前即已明确发出警示。
1876年恩格斯论述劳动在由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时，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由于人类的不明智做法造成自然的失衡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严重后果。他说：动物不断的影响周围的环境，那是为了生存而利用外部世界时发生的。但是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越带有经过思考的，向着事先计划的目标前进的特征。而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显著增强，却滋长了支配自然界的盲目性。“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并举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环境退化导致水资源枯竭，洪水灾害增加，疾病蔓延等恶果。而造成这些恶果的原因则主要在于人们的急功近利。
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哲学命题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10]。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和远见卓识正是切中当今时弊而应引以为戒的。
3.3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防洪减灾是人们发展水利，制约水害，恰当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努力。因此，在防洪减灾中应该注意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和洪水的关系也随之发展。最初人们为躲避洪水的危害，不得不“择丘陵而处之”，住在洪水一般淹不到的高处。此后发明了堤防，人们和洪水的关系进了一步，可以“水来土掩”，修筑堤防限制洪水的泛滥。
近明了混凝土，人们可以修建高坝大库滞蓄洪水，调节天然径流。在自然面前，人们又多了一些主动。但是，有了许多新手段、新技术以后，人们是否就可以对洪水战而胜之，达到自由的境界，这曾经是一段时间的理想。然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科学的光芒和技术的威力使许多人不自觉地滋生出科学技术至上的思想而睥睨千古。这些成功在鼓舞人们改造自然信心的同时，也滋生出“人定胜天”的豪情和对自然规律的漠视。以为依靠科学技术人类将无所不能，而把天与地都视为供人类利用之外物，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导致功利主义的泛滥，加剧了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性开发，走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误区。
之后，人们突然警醒地看到，在这些建设成就的后面，却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情况，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仍。事与愿违的后果促使人们反思和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重新找回“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并进一步归纳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理念。事实说明，无论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变得如何强大，但试图对自然战而胜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证明了，人类把自己视作自然的主人的无奈，同时进一步证实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社会的确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们在背离自然规律去大规模营造只满足自身发展的新天地的同时，也加剧了和外界自然的冲突，并导致制约自身发展的新的障碍。人们似乎由此觉醒到“人定胜天”之不堪和古代哲人关于“天人合一”认识之精辟。实行防洪与减灾相结合的防洪政策，是对自然规律的进一步理解和正确运用的产物[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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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税政策；碳排放；能源使用
[DOI]10.13939/ki.zgsc.2016.24.213
1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作为近年来最主要的气候变化，将严重制约人类的发展甚至威胁人类生存。减少碳排放将成为全球经济未来发展趋势，而碳税政策是被广泛提倡的一种碳减排政策。
碳税政策效应的研究中，Pearce（1991）首次提出碳税“双重红利”概念：碳税征收既能实现碳减排，也能促进经济增长。而Boyd（2002）等认为只有在高技术进步率下才能实现双重红利。国内研究中，魏涛远（2002）等构建了一个CGE模型，指出碳税政策可实现减排，但会恶化中国经济。王金南（2009）等认为征收低税率碳税不仅能减缓碳排放增长，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朱永彬（2010）等认为碳税政策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影响。可见，碳税政策的争议主要在其对经济的影响上，但只有较少文献研究碳税政策在微观层面上的影响，如聂华林（2011）分析不同碳税政策情形下的企业生产决策以及碳减排效应。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含有能源要素的生产函数，来探讨征收碳税政策的减排效应以及对企业能源使用的影响。
2理论模型
碳税政策是为了控制碳排放，而碳排放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研究碳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需要将能源引入生产函数中。
3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第一，在碳减排方面，碳税政策确实有助于企业碳减排，且税率越高、能源的边际排放量越大，碳税的减排效果越明显。
第二，在企业生产方面，碳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取决于能源的碳排放情况。碳税对企业的影响不都是负面的，比如当企业的能源碳排放情况恶化时，即能源的边际碳排放量大于平均碳排放量时，碳税对企业使用能源有纠正作用，并提高企业利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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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宁华，江学迪.能源价格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模型与校准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2（2）：20-32.
关键词:税收优惠税式支出双刃剑效应
税收优惠是我国主要的税收支出形式,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法定基准纳税义务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负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免除或减少一部分税收。而一般认为,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通过对基准税制的背离,给予纳税人的某种优惠安排。税式支出的主要形式主要有:税收豁免、税额减免、纳税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税收递延、盈亏相抵、优惠退税、税收饶让、加速折旧等。从严格定义来讲,税收优惠的范围广于税式支出,但从实践来看,应使税收优惠尽量多的纳入税式支出体系,以便于对范围和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增加对税收优惠的管理和控制,优化税收政策。
一、税收优惠与税式支出
所谓税收优惠,实际就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按预定目的,以减轻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并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政策的需要,以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税式支出与税收优惠间也存在差别。首先,税收优惠可以是不确定的量,而税收支出要纳入国家预算体系,因而是可以计量的;其次,由于各国税法的规定不同,税收优惠可以包含在基准税制中,也可以在之外,而税式支出是基准税制之外的部分,一国的税收优惠有可能是另一国的税式支出。
二、税收优惠的积极作用
1.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我国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种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商来我国进行投资。吸引了一批外资来华投资建场,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
2.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投资方向
我国税收政策通过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鼓励企业投资于国家急需的行业和地区,对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3.扶持补贴的迅速及时,增强政策效果
税收优惠形式的税式支出,是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同时实现的,减少了税收收入的征收、入库等过程,直接形成了财政的补贴,因此,较直接财政支出更为及时,减少了政策的时滞,增加了政策的时效性。
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
需求、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国家外汇储备。
5.对企业招收下岗工人的优惠政策,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
税收优惠中,鼓励企业积极录用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增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三、税收优惠的消极作用
【关键词】会计目标资产负债表观利润表观盈余管理
一、会计目标观念与报表观念的联系
会计目标历来是会计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之一，会计目标怎样定位对会计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公司制已成为流行的企业组织形式，所有权和经营权普遍分离，在每一期间确保经营者能履行其受托责任是提供会计信息的主要目标，因此会计核算上很强调当期收益的计算。1940年，佩顿和利特尔顿在其名著《公司会计准则导论》中总结当时的会计实务，系统论述了历史成本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完善了当期收益的确认、计量原则和方法，从而确立了损益表观的主流地位。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以至于最终只有依赖向众多分散的投资者出售股票才能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股权分散化使企业的权利由股东向管理层转移，股东主要进行选择购买和出售公司股票的决定，以获得投资收益，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公司只有公布有助于投资者判断公司未来收益情况的有用信息，才能吸引投资者购买公司股票，并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证券市场的有效发展也需要公司公布与投资者决策相关的信息，从而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1978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将向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其决策有用的信息确定为财务报告的主导目标。以决策有用这一目标为指导，美国FASB在1980年了第3号概念公告，从而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入和流出企业的角度定义资产和负债，并定义了全面收益这一会计要素，使得资产负债表不仅能反映公司在某一会计期间的全面收益，还能向投资者提供与其决策密切相关的未来收益情况的信息。这一系列财务概念公告的确立了资产负债表在财务报表中的重心地位，资产负债表观亦取代损益表观的主流地位。
二、我国的会计目标观与报表观
根据财政部令第33号，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正式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在关于会计目标描述方面，新准则与2001年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相比有较大变化。旧准则在第十一条对会计目标这样描述的，“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该规定可视为对会计目标最初描述。新准则中第13条则明确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应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由此可看出旧准则中我国的会计目标突出了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内部管理当局这两类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并将国家的需求放在首位，对会计目标偏向于受托责任观，并在此基础上推行“利润表观”的报表观念，该观点认为收益是成本和收入配比的结果，资产计量的基础是历史成本，收益计量的原则是实现原则。在利润表观下，利润表在报表体系中一直居于显要地位，利润成为考核管理层业绩的首要指标。
然而，新会计准则中对会计目标的描述逐渐与国际准则相趋同，以决策有用观为主，并在此基础上突出资产负债表观。在资产负债表观中，报表体系的核心是资产负债表，计量基础是公允价值，企业收益既包括已实现的，也包括未实现的。按照资产负债表观的核心理念，企业只有在所有者权益增加的情况下，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才得以增长。新准则在这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单纯考核利润的理念，有助于促使企业改善资产负债管理，优化资产和资本结构，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报表观与盈余管理的联系
在“决策有用”这一会计目标指导下形成的报表观念――资产负债表观要求企业着眼于净资产，不片面强调利润指标，过分强调利润指标导致的结果是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短期看，企业盈余管理会按照管理层的目的和要求对企业的真实利润进行调节，给企业带来某些经济利益。但从长期来看，首先，盈余管理并不会增加或减少企业的实际盈余，只是改变账面的盈余状况，影响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和信号传递作用；其次，利润虚增会带来超分配，企业缴纳的税金实质上是虚假的，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真正创造的财富。虚假的行为是短期行为，造成没有现金流的情况下承担现金流出，这个过程分配的是本金。这样的短期行为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直接受害者是企业。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盈余管理会损害会计信息质量，误导投资决策，损害投资者利益，而且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新准则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
正是在资产负债表观的指导下，新会计准则很多方面的新规定都客观上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为财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提供了更高的保证。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确认为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金融资产中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而应当计入资本公积。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对于股票等权益工具投资，期末公允价值变动的幅度可能很大，如果通过损益大额转回，冲回“资产减值损失”，很容易为部分企业操纵利润留下空间。而可供出售债务工具，由于其公允价值变动很小，故减值损失转回时，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存货取消后进先出法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与旧准则的显著区别是取消了后进先出法。因为当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并行时，由于两种方法所确定的当期利润不同，所以许多企业根据当期的实际情况和管理当局的意图在两种方法中进行选择，从而人为调节当期利润。新的存货准则取消了后进先出法，所有企业的当期存货耗费，反映的将都是实际的历史成本，不再有人为调节因素，企业利用变更存货计价方法来调节当期利润水平的惯用手段将不能再被使用。这一规定便于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分析和比较，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
3、将固定资产盘盈作为前期差错更正处理
在旧准则下，盘盈的固定资产通过“待处理财产损益”账户核算。在新准则下，盘盈的固定资产作为前期会计差错处理，在按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处理之前，应先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旧准则将固定资产盘盈计入当期损益，很容易被企业用作调节利润的手段，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新准则将固定资产盘盈视为前期会计差错，不再计入当期损益，而是通过调整前期留存收益处理，会计处理虽然比较复杂，但理论上和实务上都更为合理。
4、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定，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此类长期资产价值通常情况下都比较大，发生减值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对于减值准备的计提需要特别谨慎，一旦减值就应当是永久性的；第二，近年来，确有一些公司利用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操纵利润。一种情况是，企业通过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把利润做大。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在业绩好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出于某些原因隐藏利润，通过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再在以后年度转回的方法来平滑各期利润。或者在业绩差的情况下，通过加大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力度以造成巨亏，再在以后的年度转回，人为地形成业绩好转或扭亏为盈的假象。新会计准则颁布后，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不允许转回，只能根据资产减值的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从而压缩了利润操纵空间，增加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使资产能够按照预期经济利益得以真实反映。
5、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账面价值核算
新会计准则将企业合并区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两大类。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作为一种不受第三方控制的双方之间自愿进行的交易看待，采用购买法处理，取得被合并企业的可辨认资产、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而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当按照合并日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视同资产、负债的重新整合，不涉及公允价值的运用，交易差额调整所有者权益，不形成商誉。
目前我国企业的合并大部分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由于合并双方均处于同一方的最终控制下，控制方可能是企业集团或者某一部门，且控制不是暂时性的，因此，在形式上是按双方确认的公允价值确认，而在实质上并没有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合并对价不是双方公平交易的结果，并非双方都认可的价值。尽管公允价值都要经过中介机构评估确认，但是人为操纵已过多地干扰了公允价值的实现过程。新企业合并准则对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采用合并日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放弃使用公允价值计量，避免了人为操纵利润的可能。
6、扩大合并报表范围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权利。可以看出，企业合并中的基本合并理论已发生变化，从侧重母公司转为侧重集团实体理论，母公司对所有能控制的子公司均需纳入合并范围，而不以股权比例作为衡量标准。所有者权益为负数的子公司，只要是持续经营的，也应纳入合并范围。这一准则的变革，遵循了实质性会计原则，阻断了一些企业利用分离若干子公司、缩小持股比例、将经营状况不好的业务从合并范围中剔除从而粉饰企业集团整体业绩的惯用做法，减少了母公司通过与某些特殊子公司的关联交易调节利润的可能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企业会计准则确立了“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建立了“资产负债表观”的报表观念而摒弃了“利润表观”并在具体准则层面上抑制了盈余管理行为，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威廉R.斯科特著；陈汉文等译：财务会计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摘要：2006年我国全面实行新会计准则，它不仅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和财务融资决策，而且对企业投资的决策和效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深入剖析了新会计准则对当前企业经营机制和对外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对于做好企业经营决策、融资筹资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会计准则；变革；投资效率
一、会计准则变革影响企业投资的先决条件———经营机制
（一）企业经营机制概论
企业的经营机制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科学良好的经营机制对于企业的日常运营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的经营机制必须与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相互协调、和谐发展，企业作为一个以营利为首要目的的实体，其内部功能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均与良好的经营机制息息相关。经营机制既有广义概念，又有狭义概念。狭义上的经营机制单纯指企业的经营决策机制，是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相关决策者的有力助手；而广义上的经营机制范围比较广泛，外延深远，主要包括决策机制、发展机制、促进机制和制约机制。具体来讲，决策机制是核心机制，它是单纯为企业管理层服务的，具有先决性和统一性。决策机制的制定体现的是最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它为企业的前行指明了道路，是企业经营成功与否的前提。企业经营管理仅仅有管理层的相关决策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指导企业经济形态良性运行的发展机制。所谓发展，就是要求企业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时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要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要勇于摈弃旧的、过时的经营观念，选择适应经济形态发展的经营机制。同时要求企业职工正确看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勇于担当和乐于奉献，保持企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均衡。良好的决策和发展机制的正常运行需要不断保持对企业员工的激励，由此引出了促进机制。一个企业要想长远发展必须时刻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能仅仅以利益至上，以“利”为核心的经营理念是站不住脚的，良好的促进机制对于企业经营具有引导和强化作用。经营机制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这主要得益于经营机制的制约作用。投资是把双刃剑，高收益伴随的必然是高风险。
（二）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经营机制的影响
新的会计准则主要变化在财务报告的列报和相关披露，以及对投资市场的相关影响上，而对企业的短期经营行为缺乏一定的前瞻性，所以新会计准则对企业长期投资的影响大于短期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该关注会计观念和具体准则的变化，对当前会计政策和税收政策保持清醒的认识。企业管理者在经营决策制定时，要时刻关注相关经济后果，主要体现在企业财务报告的披露要及时、完整，要体现出会计信息计量的基本原则，比如重要性、相关性、实质重于形式、真实性和完整性等。
新会计准则影响企业管理者的筹资理念，进而影响企业的筹资效益。当前国内企业融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模式，分别是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新的会计准则对股权融资的影响力度大于债券融资，主要基于新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处理事项的相关调整和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处理改革上。现在国际通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给大型跨国公司带来更多利益，因为国际会计准则注重对外投资和融资事项，可以更加方便快捷的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有效地促进国际货币资金的合理、高效周转。
新会计准则要求会计计量属性由原来的历史成本变更为现在的公允价值，这是我国会计信息领域的全新转变，它表明公司的债权不再单纯拥有契约关系，而且附加了共有属性。债务契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取缔了不同会计个体之间以会计数据作为共有信息的各种限制。公允价值计量是建立在交易双方互公互允的基础之上的，体现了自由贸易市场的稳定性和优越性。
二、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具体影响
（一）会计准则变革对资产项目投资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对当前企业资产项目投资影响深远，尤为值得企业经营管理者注意的是对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弃置费用的相关概念，弃置费用指的是：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合法确认的由企业在环保和保护生态方面所发生的义务性费用。弃置费用和固定资产折旧处理相似，都是计入相关项目的成本中去，并且反向冲减了本年利润。企业使用固定资产所产生的费用实际上是企业的内部投资，新会计准则禁止企业不顾实际、盲目的对内投资，有利于企业内部资金的良性周转。新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损失作出了进一步地调整，当固定资产存在相关减值迹象时，应及时提取减值准备，并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样就防止企业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为的减少固定资产相关价值，从而达到偷税漏税的不良目的。
（二）会计准则变革对股权项目投资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适时的取消了同一控制下企业长期股权投资股权买卖处理时的购买法，这对企业合理保持留存收益限额、提高外部投资效率有重要的意义。这样一来，过去企业存在的人为操纵合并企业财务报表的现象将大幅度缩减，虚增利润、美化报表的行为也将有所收敛。当企业经营欠佳时，企业经营决策者可以适时作出减少对外投资额或提高对外投资效率的重要决策，有利于企业合并向集约化、合理化发展。
（三）会计准则变革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于经济市场的自发和盲目性有很好的限制和调节作用，投资者不再单纯的依靠市场来作出相关投资决策，相反，更多的投资者倾向于关注企业的外部财务报告。这得益于新会计准则对投资决策进行了合理的划分，长期投资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相关利益也可以及时得到确认，彻底改变了以往短期投资占据资本市场的局面。
新会计准则同时也加大了外部投资的风险，风险外延扩大化带来的是高收益，投资者只有正确的理解新会计准则的相关内涵，才能把握好投资节奏，提高投资效率。投资者不应再局限于满足投资只服务于本期利益，过分的关注资产、负债项目的增减变动，而应将目光放在股东权益相关项目上。同时，新会计准则对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的变更，也开拓了投资者对外投资的选择空间，规范了投资环境，优化了投资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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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化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在如此的形势下,企业管理需要紧密地向低碳化靠拢。而在企业管理发展的转换中,政府扮演着非一般的角色,政府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主导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并通过多种手段和方式促使企业产业升级。
1企业管理转变的必要性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模式的改变势在必行，这是在企业自身需求的驱动以及环境影响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一方面，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是环境和政策作用下的结果。实行绿色管理，企业能够尽可能享受到优惠政策，获得各种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说，改变传统管理理念，实行绿色管理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虽然说，管理模式转变这一过程会消耗一定的成本，但其带来的利润完全可以弥补这一消耗。另一方面，企业自身对发展的需求也是趋势其管理模式改变的动因。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发展环境中各种因素的改变会对企业管理产生影响。企业决策层、管理层以及执行层都会意识到，企业的管理模式要和社会环境价值观的变化同步才能使企业符合整个社会的绿色管理，即低碳经济这一理念，这对企业管理的转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只有通过转变观念，积极实施绿色管理战略，才能促使企业价值观符合社会的发展，促使企业良好形象的树立，从而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
2低碳经济社会的背景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在年产生于英国，英国在颁布的能源白皮书中，最早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我国在年正式提出低碳经济这一话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研究》一文中指出，相对传统经济来说，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层次，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节能与环保等问题的解决，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一个基于能耗低、污染小的新型模式，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一大进步，能够缓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环境带来的破坏，能够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灾害增多等一系列问题。低碳经济的本质是在科技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上，提高能源利用率，实现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从而造福人类。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国家之大计，也是企业的责任。
3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发展思路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树立绿色管理观念是宏观发展方向，绿色管理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观念的树立则是重中之重，具体来说，围绕低碳经济，企业绿色管理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企业要树立良好的形象。企业的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首先要树立自身绿色、环保的形象。通过这一良好形象的树立，企业对内能够对员工产生积极作用，激励员工的自豪感，增加员工的责任感，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对外则能够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增加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保证企业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其次，大力支持节低碳技术的开发。这里所说的低碳技术，是指节能环保概念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的研发活动，开发出新的，更加节能环保的产品，从而从根本上减少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和企业发展对自然环境产生的负面作用。节能环保产品的开发是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必须重视的环节，也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此外，是绿色生产过程的实施。传统企业生产过程中，特别是传统工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物，并消耗大量能源，这显然是不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在绿色管理理念的指导下，企业需要通过优化工艺等手段，实现绿色生产，在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产品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这一过程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危害。具体来说，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是使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等。最后，积极开展绿色营销也是低碳背景下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传统营销方式下，企业通常利用产品、价格、渠道等传统手段，实现销售。绿色营销则在此基础上，注重绿低碳环保概念的贯彻，营销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和污染的控制。通过绿色营销的实施，企业管理中能够充分体现低碳经济的思想，发展自身的同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提升自身的绿色形象。可以说，在低碳社会中，绿色营销势必是企业产品占领市场的法宝，也是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
创新社会整顿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双赢
1低碳化的发展必须依靠政策的支持,自改革开放到如今几十年间，经济在取得快速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能耗高且污染严重等问题，“高碳经济”特征十分突出。因此,积极地推动低碳化经济发展,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主要难题，对于省具有重要意义。向低碳化转换，既需要科技支撑，更需要政策支持，在众多政策中，财税政策是政府进行调控、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部署,在促进低碳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2低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财税政策问题
2.1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瓶颈问题即如何从财税政策角度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产业低碳这一矛盾性问题。从的实际情况分析，产业结构还处在产业链低端，耗能高且污染严重。支柱产业主要是钢铁、能源等重化工业，初级产品、低端产品较多，高附加值产品较少，耗能严重。从财税角度考虑，钢铁、能源两大行业是全省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全省的经济、财政及就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低碳经济角度分析，这两大行业都属于高污染性行业，是需要限制发展的。
2.2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问题即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目前我们现有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都是不完整、不连贯的，并且相关财税优惠政策措施比较单一，尚未构建起完整的环境税收优惠体系。因此，如何对现有的财税优惠政策加以整合，因地制宜，制定更全面、更行之有效的财税优惠政策，按照产业发展实际及低碳化要求构建完整的财税政策优惠体系，是财税部门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的另一个问题。
3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关键词：工业地产；城市经济；互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一、引言
2006年以来，国家逐步加强对工业土地市场的调控，对工业土地市场的管理更为严格，同时工业地产市场日趋繁盛。工业地产的概念起源于19世纪末的工业化国家，直至1970年才得以快速地发展并逐走成熟。在我国，目前工业地产开发尚未成熟，一直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伴随着城市化进城所带来的人口、劳动力、空间向城市不断集中过程和城市拓展延伸的过程，研究工业地产与城市经济互动发展机理具有重要现实理论价值，一方面是为如何协调两者发展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为城市规划决策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二、工业地产
（一）工业地产的概念
工业地产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工业地产的概念尚无统一定论。目前被广为接受的概念是：工业地产是指在新经济、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以产业为依托，以地产为载体，以工业楼宇、工业厂房、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用房为主要开发对象，集投资、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等于一体的工业物业总称。工业地产具有地域固定性弱，异质性强，投资大，收益高、回收期长，有增值性等特点。
（二）工业地产的模式
1.工业园区开发模式。工业园区开发模式是目前政府最常用的工业地产的开发模式，是工业地产市场的主要载体。此类工业地产开发都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进行，政府为其提供各种政策支持、税收优惠等条件，具有独特的优势，然后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引进符合相关条件的工业发展项目。2.主体企业引导模式。在某一领域中具有强大综合实力的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获取大量工业用地开发相对独立的工业园区，在核心企业自身进驻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土地出让、项目租售等方式引进同类企业加入。3.工业地产商模式。该模式的操作流程类似于住宅开发，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工业园区内或其他地方获取工业土地项目，建设基础设施（道路、绿化等）、厂房、仓库等，然后通过租赁、转让或合资等方式经营管理项目，获得利润。4.综合运作模。工业地产自身的特性，要求其在政策上、投资方面、运作能力等具有有力的支持，所以单一的开发模式往往很难达目的，必须将前三种模式综合使用。
（三）工业地产的前景分析
我国的工业产业发展前景光明，主要表现在：（1）我国工业蓬勃发展，为工业地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我国工业地产发展不成熟，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3）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4）工业产业发展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宏观调控环境良好，工业产地市场逐步规范；（5）我国工业地产供不应求，并且处在需求量不断上升的阶段；（6）投资热点区域从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转移，热点区域不断扩大。
但是我们在看好工业地产发展前景的同时，也要正确认识到，工业地产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等特性，使得工业地产门槛较高，在市场、经营、正财方面都具有较大的风险。
三、工业地产与城市经济
（一）工业地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工业地产凭借其有利的法规政策和优越的基础设施环境，在招商引资、增加经济总量、产业升级、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都产生了良好效益，使得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趋升高，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工业地产通过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在促进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工业地产能优化空间布局，通过产业转移等方式，支持产业结构递次演进。同时，工业地产的发展有利于吸引大量劳动力，提高就业率。
不同城市对工业地产的需求不同，任何一个城市的工业地产的供给和需求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地理位置、投资环境等都在工业地产价值中起决定性作用。工业地产价格的变化对城市竞争力、企业及金融机构都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变化在影响三者的投资决策的同时，影响城市的发展。
1.工业地产价格变化对城市竞争力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工业地产价格的上升，带动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刺激消费增长，进而引起总需求的上升；另一方面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导致住房在内的生活成本的上升，其他消费相对减少。2.工业地产价格变化对企业的双重影响。伴随着工业地产价格的上升，企业生产成本增高，同时工业地产价格升高所带来了工人生活成本的上升，这些必然会导致更高的工资支出，进而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消费的减少。3.工业地产价格变化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工业地产价格的上升带动企业抵押物价值的上升，企业的融资能力扩大，企业投资增长。但物业价格降低会致使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增大，不得不缩减信贷。
所以说，工业地产价格的上升时一把“双刃剑”，一定限度内的上升，会存进城市总需求和总投资的增长，进而刺激城市经济的增长。但是，如果这种上升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导致社会总成本的增加，对需求和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其正面影响，导致经济的衰退。
（二）城市经济影响工业地产的发展
区域经济增长三部门（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和房地产市场）模型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区域间输出需求和生产要素。前者的增加为该区域带来更多的资源，但它依赖于国家经济形势、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企业的竞争力；后者获得的容易程度与区域产出的增长正相关，劳动力和房地产是关键的生产要素。
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市场扩张，企业和人口的集聚，拉动产业发展，形成对工业产业发展的规模化需求，表现为对工业用地的大规模需求。在产业集聚的推动下，形成合理的地域性劳动分工体系，进而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低利率和收入稳步增长，人们对未来更有信心，包括工业地产在内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房地产价格稳步上升。
四、结论
工业地产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相互推动。一方面，通过工业地产的发展，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城市经济，提高城市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城市规划中，优化工业地产布局，利用工业地产引导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城市主导产业，优化投资环境，实现工业地产、城市经济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司成均.工业地产发展面临的机遇研究[J].山西建筑，2007（33）.
过去几个星期，国际上在汇率问题上有几个新的重大发展。
首先，美国财政部在6月中旬的半年报告中，尽管使用了较为强硬的语气再次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表示不满，但仍未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其次，在美国财政部报告的几小时内，以舒默为首的几名美国参议员联名推出一个新的有关汇率的法案草案，首次提出“汇率偏离”的概念，取代了近年来常用的“汇率操纵”。
第三，在美国财政部报告的几天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董事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加强该组织对成员国汇率政策进行监督的补充决议。
无论是美国参议员的新法案草案，还是IMF的决议，都未单独提及中国的汇率政策；但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上述一系列变化的矛头所指就是人民币汇率政策。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首先，有必要澄清几个重要的相关概念――“汇率操纵”(currencymanipulation)、“汇率偏离”(currencymisalignment)和“汇率干预”(currencyintervention)。在“汇率操纵”问题上，IMF和美财政部使用的概念基本相同，都是指一国的汇率政策阻碍了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在国际贸易中用于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这一概念里，既含有技术上也含有意向上的因素，因而在实践中，判定一个国家操纵汇率的门槛比较高。这是美国财政部一直没有认定中国操纵汇率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汇率偏离”指一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其均衡水平发生了偏差。就人民币而言，其实际有效汇率，是在人民币对中国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名义汇率的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的区别而计算出来的。可见，“汇率偏离”首先是一个技术概念。
“汇率干预”是世界上很多央行每天在做但又大都不愿承认的事情。毕竟，“干预”是个贬义词，有一点点“操纵”的含义。但在笔者看来，“汇率干预”实际上应是一个学术概念:只要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发生变动，就意味着有汇率干预发生。外汇储备的增加(减少)表明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净买入(卖出)外汇，从而使市场汇率不完全由外汇市场上的其他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来决定，因而构成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区分上述概念，有助于理解近期国际上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舒默等美国参议员以“汇率偏离”取代“汇率操纵”，将使认定中国“汇率偏离”更为容易，为美方基于这一认定之上而采取制裁性措施扫清障碍。据有关报道，为避免“汇率偏离”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从而可能“打击一大片”，美方参议员的法案草案中还将加入一个灵活性――区分“善意”(benign)和“恶意”(malign)的偏离。
笔者判断，在做这一区分时，很可能会用到“汇率干预”的概念。例如，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日元和人民币在技术上都被判定“汇率偏离”，但前者的偏离会被认为是“善意”的，而后者是“恶意”的。这是因为，日本的外汇储备没有显著增加，从而表明日本央行没有进行过外汇干预，日元的“汇率偏离”完全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中国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外汇干预”导致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加，从而得出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不是完全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结论。
当然，在技术上认定一国“汇率偏离”绝非易事。对汇率研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要想准确估计像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均衡汇率”，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要得出“汇率偏离”的结论，不可避免地要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主观判断”的成分。
鉴于此，IMF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是惟一可以代表国际社会就成员国汇率问题发表意见的国际机构。有迹象表明，IMF在其新的汇率政策框架下，有可能会对其成员国的“汇率偏离”程度做出具体的量化估计。如果IMF关于人民币“汇率偏离”程度的具体的量化估计，其影响将会非常广泛和深远。尤其是，IMF的结论将有可能被包括美国政府和议会在内的国际上其它一系列组织、机构和个人当做一个对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的权威裁定，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压力，要比几个美国参议员的威胁大得多。
9月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大众健身，备受关注的体育产业改革政策落地。受此消息影响A股市场方面，体育概念相关个股表现强劲，其中中体产业、信隆实业、江苏舜天大幅上涨，成为近期市场热点。本周笔者重点跟投资者谈谈体育产业的投资机会和潜力个股。
国务院会议提到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推进职业体育改革，鼓励发展职业联盟，搞活各种体育资源，适应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健身需求，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打下政策基础。
国内的体育产业除了赛事组织本身，将会延伸出一系列的产业链来，而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将会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空间，对涉及体育设施、赛事及运营个股，体育转播赛事个股及体育类个股均构成利好。
在体育设施及运营方面，可重点关注中体产业、信隆实业、青岛双星和江苏舜天。
中体产业作为近期的焦点个股，前期走势一波三折。前期由于市场预期资产注入而大幅飙升，也因为复牌后因大股东转让股份而大幅下跌，但10元附近获得强劲支撑，换手很大，从盘后统计看明显是基金出了而游资选择了接筹，成本在10元以上，由于中体产业是A股中最为正宗的体育概念股，又具备体育总局背景，明显有巨大的产业潜力和价值，无论未来接手大股东的受让方是体育总局内部还是外部，都会对该股构成利好，想象空间很大，建议投资者可中长线重点关注。
而另一龙头信隆实业主要是正宗的体育设备及器械生产销售，前期已经出现异动和大幅拉升，也是体育振兴政策最受益股票之一，可适度关注。
而青岛双星、同洲电子和江苏舜天也是涉及体育产业的概念股，可关注。江苏舜天因参与运营中超球队，近期直接一字板，如能突破8元阻力位，上涨空间将彻底打开，可重点关注。
“早上从窗外看到北京满眼的汽车，简直让我吃惊，从印象中的汽车王国已经成为了汽车王国。”日本国立大学法人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宫川公男一方面感叹中国经济的巨变，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高增长带来环境破坏的担忧――“日本吹拂着带有中国黄沙的风！”
在第三届中日产业经济论坛，对于日方提出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置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显然有备而来。“国务院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目前正在重新定位国土开发，目标形成四大主体功能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者说这是从根本上来保护我们家园的一个釜底抽薪的措施。”杨伟民高调宣布。
这是国务院自8月初出台《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以后，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公开解释这一规划。记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消息显示，全国的重点开发区域有11个，刚刚被国务院批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重庆位列其中。
四大功能区因地制宜
接受采访时，杨伟民首先用最朴实的例子澄清了这一误读。其实，中国现在外贸进出口飞速增长，为世界各位所消费。“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现在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也是全球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发展与保护环境问题上，一直存在这样的悖论：发达国家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重蹈发达国家的教训，“其实我们不得不重复一遍。”但今天，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正在协调化解。根据功能区划分为国家和省级两个层次编制标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由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组成。具体思路是，国家层面的四类主体功能区不覆盖全部国土，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原则上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禁止开发区域按照法定范围或自然边界确定。
杨伟民将负责的国土分区,这一过程定义为“漫长”，要把全国所有县的经济数据都输入，比如能耗数据、人口数据，最后得出哪些地区可以优化开发、哪些地区必须进行限制开发的结论。目前中央的部委已经完成了对全国主要城市的数据统计，剩下的将留给各省去做，最终覆盖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于每个开发区的指标，国家将实行严格限制。
据参与编制的官员透露，国家的财政、税收等宏观政策的调整，也将根据每个主体功能区的特点进行倾斜，目的是改变无论环境是否允许，各地都在大上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局面，最终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格局。
“人定胜天，大家都知道是过去提出的观点，我们搞南水北调，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输，这是中国经济环境下的一个必然。而我们现在搞推进主体功能区，恰恰是今后避免资源大规模的、跨地区的调配。”杨伟民信心十足：“主体功能区真正形成之日，就是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之时”。
打破GDP目标制
按照工作进度，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2007年9月形成初稿并开始征求意见，将于12月报国务院审议。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初稿2008年6月完成并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相邻省(区、市)主体功能区规划进行衔接；2008年9月，根据衔接意见修改形成规划；2008年11月形成规划送审稿。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不这么乐观。尽管此次《意见》也考虑到“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的问题，针对主体功能区不同定位，实行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和政绩考核办法。但具体到一个县而言，面临一个综合考核的评价，四类功能区面临的考核标准又不一样，难免让县一级无所适从，比如在涉及主体功能区跨县域的时候，难保县与县之间不相互竞争利益，同时推卸责任。主体功能区并不能解开现有的这种“有福都想抢，有难无人当”的行政区协调困局。
除理念上的差异，普遍担心的是规划将从现状上对地方经济造成冲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全国各个城市盲目建设、开发区建设全面开花的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根据传统的考核模式，区域政府部门把缩小区域差距定位于缩小GDP的差距。这导致GDP排名成了地方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
此外，各界公认的是，长三角、珠三角这样开发多年的区域将大部分划为优化开发区，对地方政府来说，必然将会面临GDP减速、现有产业转移或升级这样的棘手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规划自然会承受地方的阻力。特别是很多现在正在重点开发的地区，则会被划为优化开发。
而按照这一规划标准，全国传统行政区划界限将被打破，包括各类政策以及考核模式等都将以功能区为单位。杨伟民一再表示，区域协调发展，最终是要缩小人民生活水平差距，不是GDP的差距。
政策、国际合作助力
杨伟民告诉记者，配合推进主体功能区，加快法律法规和规划体系的支撑的作用，同时要改革现在的规划体系。投资政策要按领域安排和主体区相结合的模式，产业政策也是按照区域进行分类管理。最后的重要措施是完善绩效评价，优化评价主要是评价增长方式的转变，比如自主创新能力，污染的减排、能源的消耗的降低，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等等。
然而，作为一个新的行政政策，主体功能区划分能否突破地方政府对于GDP的高涨热情和“有令不遵”的习惯思维，仍有待考量。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对于“双高”行业的调控，落实中最大的问题还是有法不依。为了GDP高速增长和解决人口问题带来的收入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对某些“双高”企业视而不见，而“双高”企业降低成本占领市场以后，又形成新的恶性循环，使得更多企业不愿为减排增加投资。
倘若功能区规划实施后，《意见》中写明了经济不平等的解决方案。具体内容包括，重点增加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政府投资重点支持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支持重点开发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各个区域的产业转移和布局，实行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调控人口总量，引导人口有序流动，逐步形成人口与资金等生产要素同向流动的机制等。
“环境问题是没有国界的，日中两国互相都有环境影响。”日中环境协力支持中心有限会社会长大野木升司认同中国规划。他的工作涉及到日中的环境合作方面，并在积极加强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
他告诉记者，迄今为止，日中环境合作方面主要是以政府官方援助ODO为主的，是垂直性的这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通过政府的援助来做。现在中国已经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了，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今后不仅是该项目，我们需要一种水平的、互赢的这种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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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出台纪实
全国主体功能区构想酝酿出台大概经历了3个阶段：
2000年，国家发改委作了一个关于规划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空间协调与平衡的理念。政府在制定规划时，不仅要考虑产业分布，还要考虑空间、人、资源、环境的协调。此后，国家发改委开始针对这一构想开始大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