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3、杨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浅析[J].Industrial&ScienceTribune,2007(6).
连续降准释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信号，但对于实体需求的持续低迷，单靠数量型工具似乎难以应对，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时隔3个月之后，央行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自去年11月央行开启“降准”大幕之后的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降准释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信号，但对于实体需求的持续低迷，单靠数量型工具似乎难以应对，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情形与去年不同，如果说去年货币政策的矛盾在于供给端（有需求无供给），那么今年货币政策的矛盾则在于需求端（有供给无需求）。从央行刚刚公布的金融统计报告看，4月新增信贷数据最大的特点是中国经济需求低迷进一步凸显，不但新增贷款大幅回落，环比少增3282亿元，增幅创年内新低，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4656亿元，同比少增8080亿元,这反映出未来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信心都不足。外需依旧不振，内需开始乏力。
从外部需求状况来看，欧债危机持续恶化，以及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下行，导致外部总需求严重不足，中国外贸形势极为严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167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其中进口同比增长5.1%，出口同比增长6.9%，进出口双双重返个位数增长，近期欧债持续动荡，人民币对欧元大幅升值的滞后影响，中国整体出口下滑的趋势很难改变。
从内部企业生产情况看，随着经济增速逐季放缓，产出缺口有所缩小，需求对物价的拉动减弱，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涨较快，我国产品出口价格优势削弱，特别是PPI环比继续回落，企业利润被进一步压缩，因此，对未来生产经营扩张的资金需求开始减少，而如果考虑到，考虑到金融信贷周期要先于经济周期，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延续进一步下滑的态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和短期贷款增速呈现出明显的背离关系，中长期贷款增速持续下降，4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增仅增加1265亿元，新增信贷持续走低，中长期贷款的下降其背后凸显出内外部实体经济的需求萎缩。
未来流动性的大格局将不可避免的出现金融体系流动性和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分化。对于实体经济流动性而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社会融资增速的收缩将持续较长时间，货币乘数以及外汇占款的平台式下降也使M2增速继续下降。整体流动性供应增速还是在下降趋势，未来可能出现银行间流动性进入宽松状态，而实体经济流动性仍适度偏紧的分化局面。
[论文摘要]效益最大化是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的终极目的。税务筹划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合法为前提，合理地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对企业的利润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税收筹划。本文从会计政策的选择出发，主要论述了会计政策中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筹划也称为纳税筹划,是指在国家税收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的前期筹划,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以获取税收利益。也即是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一切优惠,在诸多可选的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以期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我国的会计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货币、会计报告的构成和格式、各种资产的入账价值的规定，收入确认的原则等。这些是企业必须遵循的，不受税收筹划的影响。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如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坏账准备和财产损失核算方法、长期投资折溢价的摊销方法、长期投资核算方法、成本费用的摊销方法、收入确认和结算方式等。这些可以选择的会计政策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以执行的空间，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税收的相关法规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的选择主要包括某项经济业务初次发生时的选择和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转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达到递延纳税，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效果；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缩小应纳税所得额，达到少纳税的目的；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容易受外部的经济、技术条件的约束。筹划成本低，易于操作，一般不改变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经营方式。在各种税收筹划中，会计政策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可以说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也是一个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
下面我们就以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的选择为例来看会计政策选择对税收筹划的影响，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的分摊。固定资产折旧是成本费用的组成部分，是影响企业所得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大小的因素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其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1.从固定资产的计价看:但固定资产的计价有明确的处理原则，固定资产的价值确定后，除有下列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进行调整：(1)国家统一规定的清产核资:(2)将固定资产的一部分拆除；（3)固定资产发生永久性损害，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调整至该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并确认损失:（4)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暂估价值或发现原计价有错误。所以说固定资产计价几乎不具有弹性，纳税人很难在这方面做合理避税筹划的文章。
2.从预计净残值看：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在计算可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额时，应当估计残值，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残值比例统一确定为原价的5%。这也就导致利用残值进行税收筹划的可能性不大。
3.从预计使用年限看：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只规定了一个范围，这使得预计使用年限的确定容纳了一些人为的因素,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延长折旧年限，以使更多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的成本中，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对于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缩短折旧年限,加速成本回收，使利润后移,在延期纳税中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4.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看：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而不同的折旧方法对纳税企业会产生不同的税收影响。主要对固定资产价值补偿和补偿时间会造成早晚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利润额受冲减的程度。但我国现行税法对折旧方法做了明确规定，即绝大多数企业只能选用直线折旧法。只有部分企业的部分固定资产才可以选用加速折旧法。
一般说来，采用平均年限法，各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费是均等的，企业各期的应税所得相对均衡;采用工作量法，计入各期的折旧额不同，损益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采用年数总和法或双倍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则各期计提的折旧费随着各期折旧率的递减或固定资产每期账面净值的递减而呈递减趋势。即早期折旧费大而后期折旧费小，从而使得企业各期的应纳税所得呈现递增态势。这相当于依法从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获得了递延纳税的好处，有利于企业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应纳税额的现值来看，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少，年数总和法次之，而运用直线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多。如若仅从节税的角度考虑，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是优化纳税的最佳选择方式。当然，折旧提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企业是否处于减免税期、通货膨胀、盈利亏损状况等。在盈利企业，由于折旧费用都能从当年的所得中税前扣除，应选择折旧年限前期折旧额最大的折旧方法；在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由于减免税期内折旧费用的抵税效应会全部或部分地被抵消，应选择减免税期折旧少，非减免税期折旧多的折旧方法；在亏损企业选择折旧方法应同企业的亏损弥补情况相结合，使不能得到或不能完全得到税前弥补的亏损年度的折旧额降低。
最后，作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必须遵守会计法规与会计准则;以企业经营目标和政策为导向;同时还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会计政策,并且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参考文献:
[1]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税法》.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关键词]职业教育产业发展产学结合经济效益双赢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处在教育模式的转型期,而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也正面临着调整,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通过与企业密切的合作,而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也离不开拥有高技能人才的职业院校的技术支持,为了共同的发展,校企双方有必要也必须相互合作,实现各自的目标经济和社会目标,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本文将结合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结合的现状,分析职业教育与产业双方在产学结合模式下的经济关系分析,提出以校企双赢为目标的产学结合的有效措施。
一、职业教育与产业结合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结合并不十分紧密。主要表现为大部分职业院校领导思想认识不到位,不愿走出去,请进来,没有广泛开展与企业合作办学,不愿将培养人才所得利益与企业分享,虽然有的职校已意识到校企合作的好坏关系到学校教育质量和经济效益,但仍然仅仅把产学结合作为解决学生实习的一个途径,并没有很好开展学生顶岗实习之外诸如科研服务等方面的产学结合研活动,因此校企合作范围小,仅局限于少数国有大中型国企和劳动密集型私企,大多数企业与职业院校联系甚少,没有参与校企合作,甚至也不愿意加入到合作中来,因而校企之间经济上的互动影响仅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和很浅的层次上。
二、产学结合下双方的经济关系分析
从本质上说,职业院校与企业各自具有内在需求,才会有学校与产业界的合作。那么主导这个合作的结合点即是校企共有的经济利益,它涉及到企业、学校的一切活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经济学研究,就要探究教育成本如何较好地与生产成本相结合,使二者均发挥出最大功效,为职业院校和产业创造出最佳的经济效益。
1.合作双方相互促进对方经济效益的因素分析
(1)企业对学校的促进
产学结合中,企业接纳职业院校学生到企业实习,使学生获得实际工作经验,为学生毕业后就业奠定基础,职院学生获得劳动报酬,学生自身价值得到提升的同时,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拓宽了求职道路,积累工作实践经验,提高了学校的就业率。
企业对技术改造、产品升级的需求促进了教师科研工作的开展,加强了科研项目的转化力度,提高了教师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通过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增强了学校科研能力,提高了人力资源价值,强化职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以便职业院校争取到更多的科研经费,实现自我“造血”、“输血”的功能,教师从科技合作、成果转移中取得经济补偿,而学校在获得管理等费用的同时,获得科研成果和专利收入、转让费,通过企业稳定的资金支持,在服务地方经济,帮助企业发展中提升自身价值。
企业向学校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新工艺和资金支持,以满足学校对先进仪器设备需求,学校增加了办学资源,有效配置了智力和财力资源,也节约了设备投入,减少了教育成本支出,弥补了教学经费的不足,缓解学校因不断扩大建设而日益紧张的经费开支。
产学结合拓展职业院校办学思路,促使其自身开展生产活动,如原来没有校办企业的从无到有,自办企业服务社会,原来有校办企业的将企业做大做强,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一些校办工厂产品自产自销,其经济收入不但满足日常人员经费和实践教学费用,还能实现设备购置和维修的自给自足,大大满足了职业院校财力需求。如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陕西德仕汽车部件(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康佳电子有限公司等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并通过自办实习工厂,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为地方企业进行技术改革,研制、生产高新产品,设计、试制零器件,通过创收、为学校赢得资金收入,其收入用于改善实践教学设施增加学校经济收益。
职业院校是办学主体,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要素,通过为企业培训员工,获得经济报酬。
通过广泛与企业合作,拓展学校的社会资本,扩大学校知名度,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学生毕业后能更加有机会发展到社会较高层以上,逐步成为各大中型企业管理、技术中坚,这样的学校更易获得企业、民间、个人捐赠,从而分担教育成本,改善财务状况,增强学校办学实力,使学校经济效益越来越好。
企业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对职工进行继续教育和培训,或将职工送往职业院校深造,企业接纳学生实习,优先获得高素质人才成本,所花成本低微,减少自己培训费用,获得较廉价劳动力和临时工作人员,提升了人力资源,使企业有能力生产出高质量产品,企业因此获得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人力资源。
通过“合约”,企业或委托科研,或派出工程师、技术人员与职业院校教师合作开发新产品,参与学校教学、科研活动,获得新知识,新技能,推进企业技术革新,节约出更多资金,企业优先获得学校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实现技术进步,移植创新技术和实用技术,将其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研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为企业带来丰厚利润,企业拥有企业新产品使用权、专利转化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获得产品利润收益,从市场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
在合作科研活动中,学校与企业共建实践基地,为企业解决部分经营用地或用房,提高企业知名度,企业得到良好的社会资本。
如德国企业在与职业院校的合作中,常常将最先进设备、技术工艺无偿赠送给职校,通过职校培养出掌握高新技能的人才为企业所利用,创造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2.合作双方相互制约对方经济效益的因素分析
产学结合是科研、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互动,是知识能量与产业化人才资本转化的交易活动,在遵循校企两经济主体各自经济利益基础上实现“双赢”和互动,如果校企合作中双方的经济利益不对等,致使一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则双方合作的动力就会消弱,合作就不可能维持,双方的经济利益都将会受到损失。主要表现有:
(1)企业不愿对职校实习学生投入,制约了合作深度,减少了双方经济收益
我国大部分企业领导思想意识不到位,他们认为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培养学生技能的同时,付给学生劳动报酬,承担学生生产的残废品费用,这些大笔的培训费用加大了生产成本支出,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从经济上不划算,在不能保证所培养学生毕业后能继续为本企业服务的情况下,企业一般不会有较多的经济投入,对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更是如此,他们对高技能人才并不是十分渴求,他们认为高技能人才带来的经济增收与顶岗实习过程中付出的培养成本相比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此许多企业只顾及眼前利益,在产学结合中只是让顶岗实习的学生在生产线做简单重复劳动,企业在培养学生、提高技能上所花甚少,而从学生这个廉价劳动力身上所得甚多,学校因学生技能、培养质量得不到提高而影响了学校声誉和招生数量,进而引起学校经济收入的减少,于是减少或终止与企业合作培养关系,最终校企均失去经济增长的机会,两方“双输”。
(2)职校的科研能力限制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程度,影响了双方经济增长
职业院校的设备相对陈旧,跟不上市场和企业对新设备、新工艺技术的要求,因此职校不敢走出去,承接新设备研制,新技术、新工艺开发等研究项目,而企业则对与职校的科研能力有所顾虑,往往会造成企业对学校的科研投入无果而终,或者职业院校的科研转化力度不够,导致企业投入多产出少,致使企业成本――效益转化低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校企合作的深入进行,也就阻碍了促进双方经济的增长。
(3)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丧失经济利益上的“双赢”
校企双方对合作的意义理解不够深入,对合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因而联系不够紧密,信息交流不够通畅及时,往往造成职校获取科研课题机会减少,而企业急需的设备改造、技改项目又缺乏攻关力量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结果双方错失发展机会,损失应得的经济收益;另外,在科研开发合作中双方责任不清,权利不明,在研发成功后对利益分成,技术转让,专利权费等问题产生经济纠纷,最终造成合作双方不欢而散,失掉了共享利益、共同发展的“双赢”机会。
(4)企业缺乏大局观念,抑制学校和自身的经济增长
相对多的企业缺乏大局观念,常常局限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拿出最新技术和设备给学校以改进教学,企业担心技术外泄或学校培养出高技能人才成为竞争对手的人力资源,致使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技能总是滞后于社会需求,学校也就不能反向助推企业进步、为企业增添经济效益出力。
三、以双赢为目标的产学结合的措施
在产学结合过程中,校企双方应得量化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产学结合的经济价值。那么如何能够在产学结合模式下,优势互补,使校企双方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技术、设备、市场、信息、人才等优势,为各自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产生出最优成本――效益呢?
1.立法为产学结合的长效性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国家通过政策制度,立法制定优惠的经费、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保证校企双方合作中的收入享受到国家法律的优惠政策,为确保产学结合的长效性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通过对校企科研、生产过程中资金的投入,收入减免,保证校企合作及时将短平快、实用技术应用在生产、生活领域,扶持企业快速成长,使职业院校和企业得到迅速长足的发展壮大。例如参鉴德国模式,为参与职校教科研的企业提供减免税等优惠税收政策,鼓励学校自办产业,接收学生实习和提供学生就业岗位的企业国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扶持中小企业免费接收职校生实习就业,为职校服务产业所做的科研教学活动投入奖励基金等。
2.建立产学合作协调机构,为产学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建立产学合作协调机构,为产学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产学合作协调机构作为地方经济发展与职业院校科研教学统筹机构,扮演好“经济红娘”,解决好职业院校和产业之间利益分配困境,确立好利益分配制度,构建“政府引领,双元参与,合同执行、成本分担”的共同体,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利互惠,长期共同发展。
3.加强政策舆论引导
加强政策引导和舆论宣传,将产学结合模式作为提升工人技术等级、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振兴国家产业的战略任务,使校企树立产学合作的正确认识和态度,并促使双方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4.建立产学结合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制度
建立产学结合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制度,使校企双方通过对高技能人才的培训和引进使用,了解到校企合作对办学效益和生产效益的积极意义,认识到校企结合的科研模式为双方成本――效益的改善起到的巨大促进作用,通过产学结合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努力探索践行更深层次的校企合作,力争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努力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关键词]房地产博弈利益最大化
一、引言
2000年以来，全球房地产价值大幅度膨胀。2000年～2005年间，美国住房价值对GDP的比率由135%上升至173%，澳大利亚由271%上升至374%。但从2006年起，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逐步减缓，2007年8月出现了次贷危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开始破裂，并迅速影响到全球房地产市场。
就中国而言，全国商品房价格普遍偏高，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为避免房地产业的崩溃，从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房地产业的过热状况。而房地产商则不会顾及过热的现状，只要在目前能得到巨大利润，就将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作为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消费者，即商品房的买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希望能买到“物廉价美”的产品。这几方在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时，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便构成了博弈。
二、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模型
近年来,国内房地产经济泡沫愈演愈烈,集中体现在房价虚高、盲目投资等方面。这其中又以商品房交易最为严重，也最具代表性。假设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共有n个，每个投资者根据自己的目标利润决定自己的投资量，则有Q=∑qi,qi为第i个投资者的投资量qi∈(0,∞),i=1,2…n,,Q为n个投资者的总投资。用D来表示投资者的收益，总收益为D=D（Q）。在投资中，虽然Q值多大会导致房地产泡沫对于投资者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实际情况是房地产泡沫最终会发生在一个确定的Q值。投资量超过最大值Qmax，即Q>Qmax时，就会产生泡沫。现设某一个投资者利润为Ri,利润函数为Ri=D(qi),i=1,2,…,n。对于这个投资者，为了利润的最大化，会加大投资，直到边际收益为0，即D’(qi)=0。以此类推，所有投资者均会采取这样的利己策略，将这些投资者的利润最大化条件相加，其总收益D=D(Q)。但由于国家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政策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饱和，允许的总资金量（Qmax）是有限的，且市场总利润空间也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当某个投资者扩大投资时，短期内收益率会很高，但随着其他投资者也加大投资，总利润分散给了多个投资者，利润相应的缩小，最终所有投资者均达到D’(qi)=0的条件，但房地产投资的回报周期比较长，投资者投资的资金并不会很快收回，所以投资者的策略有滞后性，就会出现D(Q)>D(Qmax)的情况，于是便产生了泡沫，即市场上的过剩产能。
二、政府与投资者间的博弈
这是房地产业的主要博弈，也是泡沫是否能有效控制的重要博弈。当前，全国房地产业仍然较热，一方面是政府希望为房地产降温，一方面是投资者争相进入该市场。在这两方的博弈中，政府可通过统计工作获得房地产的信息，而投资者也可以获知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这两方可根据对方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决策。针对这房地产投资的过热现象，政府可能采取的策略有三种：鼓励，不作为，控制。投资者也有三种策略：进入市场，静观其变，退出市场。
分析博弈双方的角色，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政府的权利和财政后盾，在与投资者的博弈中相对处于主动，所以一般政府会先实施策略。可以推测，如果政府采取鼓励的政策，房地产业的成本将减少，利润空间也会加大，投资者会加大投资力度，同时会有很多新的投资者进入该市场；如果，政府不作为，出于投资者对于该行业乐观态度，房地产的高收益现状会吸引新的投资者，原有的投资者也会加大投资。只是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业的膨胀速度要比政策支持下的速度慢很多；而如果政府出台政策控制其过快的政策，必然将导致部分投资者推出该市场，然而，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正在膨胀的市场，短期内还不会饱和，所以，仍然会有部分新进投资者，原有的大部分的投资者也会监守阵地，并利用原投资者减少、新投资者还未成规模的真空期扩大投资，获取更大利益。纵观这三个博弈，可以发现目前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策略，房地产业都有膨胀的趋势，向着泡沫经济发展。政府虽然不能完全消除房地产泡沫，但通过控制的策略可以控制其膨胀速度，相对于其他的策略，这是一个上策。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短时期内，继2005年出台“国八条”后，2006年又出台了旨在控制房地产过快增长的《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国六条），旨在取得博弈的主导权。2007年年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2007年的调控新政不断，土地、信贷、税收、金融等手段频出。全年中央银行共有6次加息，建设部、发改委、国税总局等部门出台了涉及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法规十几项。这一系列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房地产的过热有所缓解，但很快又出现反弹，降温效果有限。如2007年年初，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涨幅比较平稳。1至5月涨幅在6%左右波动；进入6月，涨幅跃上了7%，而且不断加速；7至12月涨幅分别达到7.5%、8.2%、8.9%、9.5%、10.5%和10.5%。以2007年12月份为例，同比涨幅超过15%的城市达到了9个。
导致全国房价呈现出“先稳步增长，后加速上扬，再缓慢增长态势”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带来以及与之相关的产业带来的财政收入非常大，加之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所以政府不能一次性过度的抑制房地产业，以免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只能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试图一直投机，挤出房地产泡沫。而作为投资者，宏观政策使得房地产的润空间下降，投资者也不会像之前那样能从银行贷得大量资金，限制了部分投资，但因为利国家政策不是一压到底，所以过剩的资产并不会全部退出，而是部分退出，当一部分投资者退出后，利润空间再次相对增大，又吸引了新投资者，投资者间又为了其个体利益展开博弈，这便涉及到政府和投资者博弈中存在的子博弈――政府内部的博弈，投资者间关于市场进入的博弈。
1.政府内部的博弈
财政的增长迅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兴旺，不仅使营业税、契税等迅速大幅增收，同时也促进了建材、装潢、家电等其他相关行业税收的增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政府在决定对房地产的政策时，需要考虑到其中的利弊，即使是在已经确定必须采取抑制的政策后，也要考虑如何令效果最大化，并将损失减至最低。抑制房地产业势必会引起房地产市场的缩小，由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整个国民经济也将受影响。对于政府而言，财政收入的减少和国民经济的短期萎缩是弊，但相对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造成的经济崩溃，两害相权取其轻，抑制房地产业过热是必然的选择，这是一个严格下策的选择，即将损失较大的策略排除。
政府的抑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但由于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以邪恶地区的支柱产业和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加剧。以契税为例，全国大部分省（市、区）2004年和2005年的契税增幅均有所下降，但2007年房地产业数据的飘红使得全国的契税增幅加快。以江苏省为例，在近两年频繁出台相关政策的情况下，全省契税的增长速度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2004年的增长速度为50.0%，2005年为33.8%，2006年下降为30.4%，而2007年契税共入库159.4亿元，同比增长51.2%。
总的来说，政府的若干措施起到了一定效果，其政策在也基本达到第二个目标――损失最小化。所谓将损失减至最低也就是通过其他手段拉动经济，弥补房地产业收缩带来的损失。其实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由于房地产业的收缩，原本投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必有一部分转入其他行业，这时需要政府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结构，并对资金加以引导，优化经济结构，使经济良性发展。也许在短期没有明显改观，但良性经济结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保证房地产业收缩的阵痛期过后出现可喜的增长。
2.投资者间关于市场进入的博弈
通过之前对房地产泡沫产生经过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初期扩大投资能获得很高的利润。所以，对于投资者个体，越早的进入房地产市场就能获得相对多的利润。但房地产业的火热已持续了多年，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投资者涌入呢？其实不难发现，近年来房地产业发展有个特点，就是房地产的火暴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转移，这是由于地区发展差距引起的。所以在全国房地产业局部饱和的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不发达地区转移，争做不发达地区第一桶金的获得者。
三、开发商与消费者间的博弈
在关注固定资产增速过快的同时，分析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更有深意。以江苏省为例，除2005年首次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影响较大外，其他年份的住宅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步增大：2001年12.6%、2002年14.1%、2003年15.2%、2004年18.6%、2005年17.7%、2006年为18.9%，2007年为20.5%。商品房竣工面积持续扩大,从2001年的2116.59万平方米，迅速增加到2005年末的4671.24万平方米，增长了1.2倍。2001年商品房竣工面积的增速为2.3%，从2002年开始，其增速一直保持在10%～20%左右，2005年达到19.6%，2006年有所回落，为15%左右，2007年增幅则大幅下降，同比仅增长6.4%。由此可见，2005年国家宏观调控以后，开发商为规避风险，减缓了投资增长速度，以减少市场供给来稳定并提高商品房价格。
在这两方的博弈中，两方的出发点都比较简单――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商家希望以尽可能的高价买给消费者，而消费者希望以低价买到“价廉物美”的住宅房，与此同时，商家间关于营销策略的博弈也起了关键作用。
对于投资而言，某地区的消费者群体是有限的，所以并不是所有商家的商品都会被吸收，这就导致有部分投资者现有的住宅房将无法出售，而作为商家，他们自然都不希望这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如何争取有限的客户就成了投资者的首要问题，广告是其最有效的手段，而广告一般是“报喜不报忧”，局外人很难知道其真正的全方位信息。所以消费者从商家处得到的信息是不完美的，只能根据现有的信息选择相对有优势的策略。
对于消费者，住宅是全家庭的大事，不同于其他可重复消费的商品，所以，购买住宅房之前必经过全面的考虑，对住宅房有详细的标准，不同的消费者对住宅的要求都不尽相同，而商家是不知道各个消费者详细偏好。因此，商家所掌握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
现在假设消费者有“买”和“不买”两种选择，商家所出售的住宅房是有性价比的高低差距的，简称为“好”“差”，针对这两种情况，商家可以选择“卖”和“不卖”。现在假设使用好房时对于消费者而言该房价值为3，使用差房时价值为1，商家要价为2。再假设商家使用差房时需要花费1才能将起伪装成好房。那么在双方的买卖过程中的得益如下图，其中前一数字为商家得益，后一数字为消费者得益。不难看出，在消费者选择不买时，房的好、差对消费者利益没有影响。但对商家却不同，因为当商家选择卖好房时，如果有消费者买，商家就能获利2，不买则无获利；当商家选择卖差房时，必须花代价伪装，如果卖不出去就会白白损失这部分费用，更使得一旦选择卖，那么就必须通过其他策略让消费者下决心购买。
在这个博弈中，不论商家的“卖”与“不卖”还是消费者的“买”与“不买”都是基于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有了这样的信息和判断，双方才能对获利机会、损失奉贤的大小有一个概念，进而做出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同时也成为新的需要被考虑的信息，影响着新的选择。所以，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掌握到更多真实的信息是获得更多利益的最有效方法。
图商家与消费者的博弈
四、国家与消费者间的博弈
消费者作为国家的公民，公民的生活是否稳定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住宅的状况是生活稳定的重要表现。目前，住房市场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炒房导致房价虚高，社会各界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也比较统一――必须加以抑制，近年来一系列的政策也是针对这种现象，相关文章也非常多。所以这里不再就炒房问题赘述，主要研究消费者内部博弈。
消费者的内部博弈：可以看作是商家与消费者博弈的延伸，一部分消费者在买了住宅房房后处于各种原因希望出售现有的住宅房，这部分消费者就在和其他消费者的买卖中成为了卖家。然而不同于商家，由于消费者不可能通过广告等手段吸引其他消费者，所以住房本身是否符合买方标准便成了主要因素，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房价并不像投资者出售住房一样有标准的定价，只是在双方的心里有一个价格的范围。
现在假设双方在心中都有一个价格范围，如果对方的报价在这个范围内则应该回答“是”，不在这个范围内则应该回答“否”。然而，在报价达到接受范围时，选择“否”能使价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双方的回答并不一定是真实。现假设买卖双方选择不同回答时的收益如图，从囚徒困境的例子可以知道，双方选择“否”时相对的收益最大，此次博弈也就结束了。而实际情况中，博弈并不是只进行一次的，因为双方都没有获得需要的结果，卖方没售出住房，而买方也没能买到住房。于是双方将进行多次重复博弈，双方不断给出新的报价，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不断接近双方的心理价位，直到最终双方都接受了当前价格。这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经常出现的，通俗的来看也就是“讨价还价”。
表消费者内部博弈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现，任一方多选择“否”将能获得更多的收益，但同时这一选择也可能导致谈判的破裂，交易也就此中止，双方都不能获得收益。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当事人在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判断，在保证博弈能继续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多选择“否”以获取最大利益。
至此，本文初步完成了政府、开发商和消费者三方博弈的分析。从分析中可以得出博弈中各方相对上策的选择。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过热状况，优化产业结构，使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投资者：尽早进入某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吸引消费者购买，并及时根据国家政策进行调整。消费者：尽可能的收集住房相关信息，对自己的心理价格保密，在博弈中后做选择。这些策略都是博弈方在博弈中能获得最大相对收益的策略，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博弈方审时度势，遵循收一最大的原则对具体细节做出合理处理。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2]刘琳:房地产价格上涨特征及原因综述[J].城市开发,2005,(05)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
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一、地方政府债务发展的历史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然而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央财政支出依然紧张，中央一度向地方借债，为此，1994年开始，中央开始执行分税制改革，逐步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权回收力度加大，而各地方开始快速进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政府公共投资也急剧膨胀，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开始普遍产生，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为了防范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债务审计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
二、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发展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政府债务审计的发展现状，构建以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为博弈方的演化博弈模型，双方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当博弈?p方都采用背叛策略时，各得期望收益为π1，π2；当博弈双方都采用合作策略时，除了得到π1，π2的收益，各自还可得到由合作带来的期望收益增量v；当博弈双方采用的策略不同时，除了得到π1，π2的收益，采用背叛策略的博弈方得到更多的收益增量ri（i=1，2），采用合作策略的博弈方则造成了ri（i=1，2）的损失，同时假设r1
因为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在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现状下对背叛策略还是合作策略的偏好是不同的，是两个有差别的有限理性博弈方群体的成员，因此应当运用两人非对称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复制动态和进化稳定策略。假设地方政府采用背叛策略的比例为x，则其采用合作策略的比例为（1-x）；同理假设y为上级审计机关采用背叛策略的比例，则其采用合作策略的比例为（1-y）。由上假设，地方政府采取背叛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1=yπ1+（1-y）（π1+r1），地方政府采取合作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2=y（π1-r1）+（1-y）（π1+v），地方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xu1+（1-x）u2，故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dx/dt=x（u1-u）=x（1-x）（u1-u2）=x（1-x）（r1+yv-v）（1）
同理可得上级审计机关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dy/dt=y（1-y）（r2+xv-v）（2）
根据（1）式，令F（x）=dx/dt=0，得地方政府复制动态方程的可能稳定状态为：
x1*=0，x2*=1，y*=1-r1/v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和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当F’（x*）1-r1/v时，F’（0）>0，F’（1）
同理，根据（2）式，令G（y）=dy/dt=0得上级审计机关复制动态方程的可能稳定状态为：
y1*=0，y2*=1，x*=1-r2/v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和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当G’（y*）1-r2/v时，G’（0）>0，G’（1）
令x0=1-r2/v（r2
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在债务审计博弈中双方要么都选择背叛策略，要么都选择合作策略，究竟趋向哪个演化稳定策略受博弈发生时博弈双方初始状态的影响。如图1所示，博弈双方将随着初始状态（x0，y0）的变化向不同的均衡点收敛，形成不同的演化稳定策略，故可以从初始状态表达式x0=1-r2/v（r2
1.参数v的变化。参数v表示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都采用合作策略时给双方带来的收益增量v。从相位图可知，其他参数假设不变，当参数v越大时，A点的坐标会向B点靠近，则区域Ⅲ的面积就越大，区域Ⅰ的面积随之就越小，即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都采用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增加；反之，当参数v越小时，A点的坐标会向0点靠近，则区域Ⅲ的面积就越小，区域Ⅰ的面积随之就越大，即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都采用背叛策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参数r1，r2的变化。从表1构建的模型可知，在政府债务审计过程中，当地方政府采用背叛策略，而上级审计机关采用合作策略时，地方政府增加收益r1，上级审计机关减少收益r2；当地方政府采用合作策略，而上级审计机关采用背叛策略时，地方政府减少收益r1，上级审计机关增加收益r2。根据相位图，假设其他参数不变，r1，r2的增大会使A点向0点移动，则区域Ⅲ的面积就越小，区域Ⅰ的面积随之就越大，即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都采用背叛策略的可能性增加；反之，当参数r1，r2越小时，A点的坐标会向B点靠近，则区域Ⅲ的面积就越大，区域Ⅰ的面积随之就越小，即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都采用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三、结论
关键词：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动力-阻力”机制模型
县级政府作为最接近我国公民的基层地方政府，是政策走好“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作为中央及上级地方政府所推行的公共政策最终落脚点，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对政策的贯彻落实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当前国际上对基层政府的重视程度日趋增长，以及国内省直管县的地方政府改革推广的大背景下，规范基层权力运行，评估并改善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显得尤为重要。政界和学界都对此十分重视，本文之前已有学者针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现状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但还未引起对县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体系的足够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建立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动力-阻力”机制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内在因素，以期为建立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体系、促进政策执行力提升提供参考。
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现状：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现已有较大进步性，但相对于社会发展需求仍有较大不足。县级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地方事务负责并实施管理，作为地方在中央的代表，管辖区域较小，可以因地制宜的针对县域内部特点执行落实政策，但仍出现了执行力不足现象，令人遗憾。
“动力-阻力”机制模型，是指透过执行力不足现状，分析可能会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产生影响的主要动、阻力因素，并模拟两种相互制约因素对政策执行力走向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为建立执行力评价体系提供参考，并针对性的提出改善对策。其中动、阻力因素分别为：
（1）动力因素表现为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具有促进作用。a.利益的直接驱动作用。当政策本身对于政府或者执行部门有直接利益以及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为达到绩效考核目标时，会积极主动地推动政策实施。同时，若政策本身对于政策对象有益从而引起政策对象的高度配合，也会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b.县级地方政府基层地位的特殊性。县级政府作为直接接触我国公民的基层地方政府，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出身于本地，政策执行者往往与政策对象关系较为亲近，有利于政策的顺利执行。同时政策执行者对于本县域内情况较为了解，利于因地制宜的落实政策。c.舆论监督的力量不断增强。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倡导服务意识，弘扬公共精神，同时科技的发展，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使得舆论监督力量强大且无处不在，迫于压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也会主动加强执行力。d.县级政府作为道德人的一面。政府工作人员对本县域内发展有责任感，弘扬公共精神，主动为民服务，积极促进政策的执行落实，县级政府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对于政策执行力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1]
（2）阻力因素表现为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具有阻碍作用。a.政策执行者与公民素质限制。我国县政府现阶段服务意识较为薄弱，没有构建独特的执行文化。工作人员素质难以保证，导致政策理解偏差，以及缺乏管理知识，行政效率低下，都直接影响政策的执行。同时，由于政策对象受文化传统、民族习俗、教育程度等因素制约，会产生对政策的理解偏差或认同障碍等现象，影响政策的推进执行。b.政策本身的不足。决策程序没有纳入民主环节，导致政策本身不够科学合理；或者产生政策朝令夕改，政策间相互冲突等现象。政策执行过程繁琐，不仅不利于政策实施，还造成政策执行成本高、社会资源浪费等问题。c.监督反馈机制的缺乏。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本身具有“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的身份双重性。d.县级政府自身条件的缺陷。县级政府自身资源缺乏，实施政策的配套资源不够完善，也严重影响了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同时作为基层地方政府，县级政府往往规模较小，工作人员数量较少，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推行政策以减少成本与工作量。e.外部环境制约。我国地域幅员辽阔，地形多变，许多县域面较大且交通不便，例如尼玛县面积达27万平方千米且地形以高原丘陵为主，加之经济较为落后，严重阻碍了县级政府对政策的宣传与推广，也阻碍了公民对政策执行的反馈。
推动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加大动力、减少阻力：如图1所示，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走向同时受到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的双重影响，当阻力因素远大于动力因素时，便出现了执行力不足的现象。只有着力加大动力、减少阻力，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才能有效的推动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
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促进利益平衡：由县级政策执行力“动力-阻力”机制模型可看出，利益因素作为关键因素同时出现在动力与阻力中，政府与公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均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建立一种在实现个人利益时同时实现他人及公共利益的激励相容机制以促进利益平衡，无疑可以降低执行力提升难度。例如近几年在我国北方农村地区的禁止秸秆焚烧政策中，初期依靠严惩措施并未遏制秸秆焚烧现象，后期转为收购秸秆、提供肥力补贴等，农民个人利益得以补偿的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提高了政府绩效与威信，达到了个人、公共与政府三方利益的统一。
（3）内生机制触动县级政府内部生发力量
充分发挥作为道德的潜在作用，加大动力，减少阻力，将执行力的提升由外在强制走向由内而生。我国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离不开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精神层次的提高。积极引导建立独特的执行文化，建立激励机制与监督惩处机制，个人与外在同步，激励与约束同步，促使其增强服务意识，弘扬公共精神，自发的提高执行力。
建立评价体系，执行力提升有据可依：深入分析内在影响因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寻求政策执行力提升路径。参照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动力-阻力”机制，建立直观的执行力评价体系，使监督、评价、反馈有据可依。评价体系的建立，也将明确指明政策执行力改善方向，避免执行力提升走弯路、费时间。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aijing.com.cn/20080519/63589.shtml.
[5]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链家地产首席分析师张月
当前企业家信心指数和经营景气度不断走低，赢利压力加大，房企也会充分衡量继续销售的赢利与进行股权转让之间的利害关系，而收购一方也同样会出于未来经营风险的考虑谨慎投资。
2011年宏观经济持续紧缩的大形势下，房地产行业的增速也大大放缓，信贷紧缩、成交量持续低迷也使得房企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当下，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将持续。
难题一，如何吸引大额投资进入市场。
2011年全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北京放缓的程度尤为明显，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位列倒数。房地产行业对于经济的贡献率降低的同时，也体现出在当前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国民经济正在逐渐摆脱对于房地产行业的高度依赖，尤其北京经济建设较好的情况下，对房地产财政的依赖性也会减弱。当前GDP增长放缓也体现出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的减弱和消费需求的疲软。2012年经济形势仍然复杂多变，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也有可能会受此波及，并且现存的所剩无几的投资胜需求或将出现自然回落，也会进一步影响到大额投资需求进入房地产行业的意愿。
难题二，供应短缺与无力拿地的双重窘迫。
根据拿地到入市一年至两年的开发周期来看，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新房供应量将落入低谷时期。长期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低迷的成交造成房企资金压力突显，缩减新开工规模，拿地谨慎。大型房企当前降价跑量、充裕资金，同时也能够为土地市场落入低谷后抄底拿地创造条件。但多少也会影响到房企未来的供应量和业绩。
此外，虽然大多数房企在土地储备方面都会预先留有一定的开发空间，并且依靠消耗库存也能够维持较长一段时间，但也不排除会有个别中小房企存量不足，又不具备拿地实力，未来或面临“弹尽粮绝”。
难题三，信贷紧缩之下，房企融资成本不断走高。
今年信贷政策持续收紧，银行信贷投放力度减小，导致开发贷款额度紧张，令房企深陷融资困境，不得不通过降价和非常规渠道的信托和股权出让来缓解资金压力，遭受高融资成本、高还贷压力和低销售利润的多面夹击。在CPI涨幅出现明显回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2012年信贷政策将适度放宽，但流入房地产行业的资金不会过多。并且2011年的高成本融资将使房企未来还贷压力增大，调控从严的基础上2012年楼市短期难改低迷状态，再融资难度依然较大，因此2012年房企的资金压力仍不可小觑，对于2011年已经大幅瘦身正处于资金链断裂边缘的房企来说，2012年难以摆脱赤贫状态。
关键词：经常项目赤字；财政赤字；中东欧；财政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1.10.19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0-68-03
经常项目赤字与财政赤字是中东欧国家突出的经济现象。受这一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认识和政策的影响，“双赤字”问题因而未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在金融危机面前，经常项目赤字得到一定程度的自动纠正，但财政赤字问题更加突出，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更加明显。总之，“双赤字”问题带给中东欧国家的教训是深刻的，而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中东欧国家调整未来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增长模式。
一、“双赤字”问题的由来
（一）“双赤字”产生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根据“华盛顿共识”中有关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原则实施经济转轨，即建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为实现“回归欧洲”的目标，中东欧国家既要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过渡，又要按照欧盟统一大市场的要求改革本国经济制度，选择了在政治、经济全盘西化的基础上实行以欧盟为依托，主要依靠外资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欧盟也推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援助措施，引导中东欧国家靠拢或加入“欧洲大家庭”。
在此背景下，西欧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通过直接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进入中东欧地区；而中东欧国家乐于看到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市场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相当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被外资企业控制。外国公司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利用对外贸易、红利汇出等手段将利润和租金转移到国外；同时，主宰了中东欧金融业的外国银行，也为国外资本转移创造了便利条件。在此情况下，中东欧地区吸引外资的数额连年升高，进入21世纪后更是成为跨国资本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二）“双赤字”的严重程度
中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1995―2008年，从时间跨度上看，14年来中东欧国家连年出现财政和经常项目双赤字；从赤字规模上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约为1.1%―4.3%，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约为3.1%―10.7%；从具体国别上看，历年双赤字国家基本在11个以上，只有保加利亚、爱沙尼亚财政状况以及斯洛文尼亚、波兰经常项目状况相对较好。从经济转轨开始，双赤字现象一直是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隐患。
（三）“双赤字”的成因分析
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东欧国家连年出现财政赤字。首先，财政收入不稳定，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给予私营部门较多的税收优惠，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财政实力。同时，受财政监管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偷漏税现象严重。其次，财政预算难以有效执行，财政支出逐年上升。一度高涨的经济增长率使政府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财政预算与支出规模偏离实际承受能力。再次，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加剧了财政收支失衡的程度。庞大的外债规模使政府财政收支捉襟见肘，而高负债使“赤字财政”政策呈现出常态化的被动选择趋势。最后，部分国家行政效率低下，横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财政支出。
与此同时，主要受外币信贷高涨，对外经贸结构失衡，国内需求旺盛导致商品贸易逆差的影响，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的经常项目处于赤字状态。而在经常项目赤字中，商品贸易逆差的贡献率很高，从中东欧地区整体来看，1995年以来基本在70%以上，个别年份高达150%以上。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主要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外借款等外资注入方式弥补，这又使得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外债规模不断上升。
实质上，中东欧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都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对国外资本依赖程度过高、主要出口市场相对单一、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分布和经济结构不合理、本外币配比失衡导致信贷结构失当、政治与经济转轨后对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欠缺正确认知是“双赤字”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但在世界经济向好、外国投资热情高涨、本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一问题基本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和警觉，而是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解决一切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
二、金融危机下“双赤字”问题的表现
（一）财政赤字问题趋于恶化
财政收支状况对本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以及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融危机爆发后，财政赤字问题加重，各国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较2008年更是进一步升高。从下图可以看到，2009年波罗的海三国以及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塞尔维亚等国财政赤字占当年GDP的比重较近年平均水平有了大幅攀升。
在经济基础薄弱，外资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下两方面原因使得中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问题凸显：首先，由于税收等财政收入锐减，各国财政均面临沉重压力。急剧膨胀的财政赤字不利于各国货币的稳定，也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加剧外资抽逃或撤离的程度，给本国的经济复苏带来消极影响；与此同时，财政支出有增无减，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和失业人数的增多，迫使政府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进一步增加。在经济下滑背景下，收入的减少、支出的增多以及连年的巨额赤字使中东欧国家的财政状况更加脆弱。其次，对于有能力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缺乏灵活性与长远性。虽然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绝对数额小于西欧经济发达国家，但部分中东欧国家的财政扩张政策带有更多的“随意性”和“临时性”，在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面前，无暇顾及财政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经济“自动恢复”的作用。同时，行政干预还使得部分国家的政府公共债务激增，从历史经验看，高债务预期将增加政府的长期借贷成本和长期公共财政支出的风险。
目前，财政赤字对中东欧国家的负面作用日益加大。在金融危机全面扩散初期，实体经济快速萎缩、货币贬值、金融市场不稳定等因素是中东欧国家经济下滑、风险水平上升的主要外在表现；而在世界经济初步回暖时期，财政收支状况恶化则成为其经济复苏相对乏力、风险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体现。从外国投资者的视角看，财政赤字的大幅上升将严重影响一国财政稳定性，增大政府违约的可能，增加宏观经济动荡、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可能性，影响企业投资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同时，财政赤字问题会使各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持续下降，外部融资难度上升，信用评级有可能被调低，这对于依靠外部资本实现经济增长的中东欧国家而言十分不利。
许多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和区域性组织已就此问题发出了警告或表示了强烈关注。欧洲中央银行多次表示，部分中东欧国家较高的财政赤字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欧盟委员会已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成员国必须在2013年前将财政预算赤字削减至3%以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11月发表的报告指出，中东欧地区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越警戒线，这些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赤字，尽快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二）经常项目难言乐观
商品贸易逆差是影响中东欧国家经常项目赤字规模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商品出口额同比大幅下降。即使在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球经济初显回暖之势后，大部分国家的出口情况仍没有明显好转。目前，除波兰、斯洛伐克、捷克等国外，克罗地亚、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国的商品出口下降幅度依然较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东欧国家外贸结构上的缺陷暴露无遗。首先，其主要出口目的地多为德国、法国等西欧经济发达国家，尚未实现出口对象国的多元化。而西欧是遭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西欧经济发达国家国内消费需求的真正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其次，其外部总需求较西欧国家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出口产品竞争力相对有限。当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外部环境突然改变时，这些国家对外贸易下滑的更加猛烈。
关键词：IS-LM模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由于凯恩斯有关利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商品市场也达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汉森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于是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着r递减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是Y的递增函数。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与利息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同样由于下式决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为L=L(r,Y)。货币供给有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M=L(r,Y)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态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将方程I(r)=S(Y)与M=L(r,Y)联立，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个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这就得到一个关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点E代表一般均衡态（如下图）。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点。在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收入水平达到稳定均衡。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般比较分析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波动的两种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两种政策的效应又会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而有所差异。
所谓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基本方针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具体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IS-LM模型比较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中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这里有引入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线是表示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息率(简称利率)关系的曲线:IS曲线则是表示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率关系的曲线。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这些影响可以在IS-LM图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会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来的利率和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则会使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会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来的利率，收入则高于原来的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会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使利率上升，收入减少。
（1）财政政策效应
从IS-LM模型看，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变化(包括变动税收、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使IS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显然，从IS和LM图形看，这种影响的大小，随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大。反之，IS曲线越平坦，则IS曲线移动时收入变化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小。如图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资的利率系数所决定，IS越平坦，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越大，即利率变动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幅度越大。若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较敏感，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时，就会使私人投资下降很多，就是“挤出效应”较大.因此，IS越平坦，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被挤出的私人投资就越多，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应越小。图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挤出私人投资所减少的国民收入，YOY1是这项财政政策带来的收入。图1(b)中IS曲线较陡，说明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小，因而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的斜率不变时，财政政策效应又随LM曲线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线越陡，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则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2所示。
从图2(a)和(b)中可见，政府增加同样大的一笔支出，在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小，即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在LM曲线较平坦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大，即政策效应较大。这是因为。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表示货币需求增加将使利率上升较多，从而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结果，使财政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当货币需求利率系数较大(从而LM曲线较平坦)时，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门借了很多钱(通过出售公债券)，也不会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政府增加支出就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财政政策效应较大。
（2）货币政策效应
变动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即货币政策的效应，同样取决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
在LM曲线斜率不变时，IS曲线越平坦，LM曲线移动（由于实行变动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小。如图3所示
LM曲线右移，货币供给增加，从而能够增加国民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并不会增加那么多。因为利率会因货币供给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中一部分要用来满足增加了的投机需求。IS的斜率主要决定于投资的利率系数。IS陡峭时，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LM右移时会使利率产生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增加的货币供给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投机需求。国民收入水平不会有较大增加，政策效应不大。相反，IS平坦时，投资利率系数较大。LM右移时，利率下降不大，投机需求较小，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量变动时，国民收入的变动就越小，即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4所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使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应较强。
因此，IS-LM曲线的形状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关系如下:
IS或LM曲线移动时,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会发生变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推动IS或LM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实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自发性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从而推动IS曲线右移。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受"挤出效应"的影响,IS曲线的形状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关系不确定。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IS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越有效；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
三、从IS-LM模型分析我国的“双稳健”政策
近几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国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上,倾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不过,从2003年开始,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00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达到9.3%,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7万亿元,增长9.5%。在这种变化下,我国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5年开始转变。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的出发,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稳健"。笔者拟运用IS-LM曲线来讨论这一“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双稳健”的政策含义。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刘国光,200A)。笔者个人认为,“稳健”是相对于“积极”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说是稳中趋于紧缩的,尤其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反应在公众的心理预期上,这种政策调整反应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应运而生的整个宏观政策态度。虽然,稳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紧缩,但在经济主体的预期中,“稳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近似于紧缩。
2.我国“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
“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是经济稳定而非经济增长。IS-LM模型探讨的是国民收入与利率水平的水平关系,没有讨论经济稳定的问题。而“双稳健”政策,作为宏观的经济政策,更多考虑的是预防经济过热,推动社会公平和减少失业,调整行业结构,应付经济垄断等各个方面。这一政策通过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落脚于经济平稳,致力于在经济过热和增长缓慢中间寻找平衡点。
3.“双稳健”政策应加大市场调控的力度。
我国的IS-LM模型没有确定的形状,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无法精确拟合。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等原因,一些变量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不能精确描述IS-LM曲线的形状。所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IS-LM模型(笔者把它看作是在经典理论中加入一些条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确的。尽管长期趋势十分明确,但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模型的形状和趋势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在不精确的IS-LM模型下,稳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应该说很好地配合了这种不精确性。因为稳健政策意味着政府干预的谨慎,意味着留给市场更充分的发展空间,意味着由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力量的出清来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均衡,从而通过市场的培育,使我国的IS、LM曲线由理论上的陡峭趋向正常,由实践上的不精确趋向可计量的稳定。“双稳健”政策是比较谨慎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应在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协调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实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预,加大培育市场的力度,引导市场的完善,使市场的调控更加灵敏有力,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美]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邓子基、张馨、王开国：公债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