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一家名为中视科技的网络公司获得5000万元A轮融资，因其投资方包括黄晓明、迅游科技董事长章建伟等，备受关注，而该笔融资将用于建立一个网红商学院，通过微整形和语音技术，将网络主播从外形到声音进行全面包装。
2016年，随着“papi酱”拿到巨额投资，网红经济站上了风口，在“网红经济”研究者、微博大咖、大V们口中2016年已被定义为“网红”元年，并且将芙蓉姐姐、凤姐划为网红1.0版，将“papi酱”、“罗休休”、“艾克里里”等，跨内容、电商、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网红定义为2.0版本。
据悉，“网红”年收入可达300万元，赚得比一般明星还要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期网红商学院大量出现，批量生产网红。
网红说话就可以赚钱？
“我老公最近迷上了MC天佑，一有空就听他直播喊麦，我也跟着看了几次，觉得特别无聊。”成都市民赵女士告诉记者，她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迷恋直播网站的网红主播，更不理解“他们只要说说话就可以赚钱”。“那种农业重金属一样的声音，到底有什么美感？”
在各大网络直播平台上，更多的粉丝在打扮妖娆、声音甜美的女主播面前“舔屏”。为博红颜一笑，粉丝们不惜花重金给主播们送各种虚拟礼物，礼物虽是虚拟的，但花出去的则是真金白银。如果花的钱足够多，还可以向女主播提要求，为自己唱首歌或者给自己“打广告”。
不久前，一份网络直播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约有200家网络直播平台，近一半网民表示看过网络直播。另一方面，网络直播也广受名人和企业追捧。日前，雷军为推销小米新品，当了一晚直播网红，还不时向粉丝要“掌声”和“鲜花”。更早些时候，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也参加了一次24小时直播活动，将自己10天的生活进行直播。
一份网上流传的“某直播平台金牌主播价目表”显示，该平台身价最高的主播，签约价高达一个月200万元。尽管签约价不等于直播网红的实际收入，但最终落入主播口袋的仍然不少。“目前顶级的主播年收入可达300万元。”业内人士透露。
网红商学院批量产网红？
2016年，网红经济成为互联网时代又一个风口，站在这个新的风口，一大波网红商学院应运而生。今年2月，天使投资人丁辰灵就创办了号称中国第一个网红商学院，据其介绍，网红商学院火到“每一期150个名额都很多人候补，一场活动4小时门票抢空”。
5月初，全国首家网红经济研究院在山东青岛成立。研究院创始人青岛大学2010级学生孟得明介绍，网红经济研究院主要业务之一就是为网红提供包装推广以及为企业定制网红营销方案。
而黄晓明等人投资的中视科技，也将融得的5000万元用于建立一家“欢聚网红商学院”。与其他商学院不同的是，这家网红商学院提出了明确的网红包装术：微整形加变声包装。
种种迹象表明，网红已经到批量化生产的程度。“光我知道的，现在国内就有四五家网红商学院，这个领域也有竞争。”知名电商分析人李成东向记者透露。
分析人士认为，网红经济成为风口，与今年出现的超级网红“papi酱”不无关系。“很多人都不会想到，网红也能融资，但papi酱就做到了，获得了1200万元融资，并且估值达到3亿元。”有了成功者的标杆示范作用，越来越多渴望成名的人加入了网红队伍。然而，网红是否真的可以批量化生产？
网红商业变现能力遇困难
“黄晓明投资网红商学院没有投资逻辑可言，只是因为现在网红是热门，有商业价值，大家都在投资网红。”李成东对记者表示。而迅游科技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此次投资是迅游科技董事长章建伟的个人投资行为，“不知道他的投资逻辑是什么”。
在李成东看来，网红商学院的思路并不复杂，“就是通过制造热点造星，然后做IP进行商业变现”。“都希望培养出几个papi酱，复制这种成功模式，达到成名的目的。”李成东说，网红经济以及网红商学院的出现，与造星模式的转变有关。
但李成东也认为，网红商学院希望通过培训包装“生产”网红并不容易。“培养肯定是培养不出来的，因为网红首先要具备相当的天赋和基因，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包装。”李成东说，另外，网红只有通过变现才能实现其商业价值。“现在除了一些大明星，一般的草根明星商业变现能力都不怎么样。”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媒业口红效应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由于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强大影响力以及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使它的次贷危机迅速扩大化，蔓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从2007年开始中国就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进口国，在对美贸易方面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正是由于中国与美国经济这种紧密的关系，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影响程度必然颇深。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1月22日召开的新闻会上公布初步核算的数字：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增长6.8%。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中国的经济是处于一个放缓的趋势。在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的传媒业无法独善其身。
一、面临挑战的传媒业
传媒业的传统盈利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广告获得资金，另一种是通过贩卖内容获得发行收入。对于我国和大多数国家的传媒业，大部分都是通过第一种方式取得盈利。这种盈利模式，被《时代》杂志的前主编，CNN的前董事长沃尔特・艾萨克森称为“独腿模式”。单纯从经营角度看，这样的盈利模式最大危险在于对传媒业外部的经济环境依赖过大，不稳定的因素更强，经济情况好则媒体收益大，经济情况下滑传媒业必然随之衰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传媒业深受影响，很多国际大型传媒集团都削减了日常经营项目的支出以压缩成本，2008年10月《洛杉矶时报》裁员一成，哥伦比亚公司压缩项目经费，NBC环球公司宣布2009将减少3%――约五亿美元的预算开支。
在金融危机中很多广告主选择了减少广告的投放或者更谨慎集中的投放方式来压缩宣传成本。毕竟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企业的性质始终不变，它是一种营利性的经济组织，目的是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时，很多企业减少或者放弃了广告方面的投入，或者转投互联网广告。传媒业广告市场面临的是大幅缩水，据法国实力传播公司（ZenithOptimedia）在2009年2月预计，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广告市场增速将大幅放缓，2007和2008全球广告市场增幅为4.3%和4%。该数字低于其在2008年6月份预计的6.6%和6%。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北美和西欧，广告市场增速放缓幅度最大。
由于广告主投放广告缩水，依靠广告维持的中国传媒业也面临考验。由于有很多企业都在2007年暂时控制广告投入准备在北京奥运会上大量投放，因此即便在情况复杂的2008年，中国传媒业依然在北京奥运会的带领下从广告上获利颇丰。然而2008年底开始，金融危机形势更加恶劣，媒体广告收入开始下滑，最大的广告主――房地产业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一直处于低迷，广告投入也大不如前。中国传媒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二、“口红效应”带来的矛盾
在压力和挑战下却隐藏着另一个机会――“口红经济”。“口红经济”这种现象最典型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在经济困难时很难买得起一些除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商品，口红由于既非生活必需又相对奢侈品较为廉价，既在人们的经济负担范围之内又能给人们带来一点消费的快乐，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口红的销量不降反升。“口红效应”的实质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往往想逃避开现实生活而转投到一些既能负担得起又能带给自己一些慰藉的非生活必需的活动中去。自从去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妆品产业的口红、面膜等低端消费品的消费同样逆势上升。
“口红效应”在人们对媒介的使用方面同样体现出来。社会学家拉斯韦尔和默顿早在1948年所著的《传播研究》一书中就对大众媒介的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媒介主要除了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之外，还具有“麻醉功能”。现代人能够在大量的媒介信息与通俗娱乐中逃离现实生活的痛苦，暂时忘记生活中的不如意。大众媒介提供的娱乐节目能够带给人欢乐带来“麻醉”的效果，可以说“麻醉功能”是大众媒介娱乐功能的延伸。在经济遭受寒冰的环境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消费受到了限制，于是有很多人选择回归到家庭中看电视、看报纸或者上网这些既省钱又带来欢乐的娱乐方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期早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卓别林的电影备受人们追捧，童星秀兰・邓波儿成为最走红的抚慰人们心灵的良药。当时并没有普及电视机，因此电影产业就成为逆势上升的“口红”。这次的金融危机稍有不同是，由于中国电影比较高的观看价位，电视、报纸和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低收费和易获得使它们代替电影成为这一波金融危机中的“口红”，因为媒介的使用率是和获得的费力程度是成反比的。
传媒业能够呈现出“口红效应”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作为信息的提供者。金融危机下的人们比较急切地想获得经济方面的信息来消除一些不安定心理，信息的功能就是消除不确定性，人们在变动的环境中更加希望获得更多的有关信息来消除自己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来稳定自己的心理，做出正确决策。比如在2007年中国股市“牛市”中有大量的普通老百姓从过去的对证券市场的不闻不问而变成了“股民”和“基民”，以为可以在“牛市”中挖到一桶金。金融危机到来，股市迅速由“牛”转“熊”，很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就已经被套牢，于是有更多的人开始更加关心金融危机怎样发展，股市何时“回暖”等等，结果就是过去不太关注经济信息的普通人也急切地搜集各种信息，最主要的方式自然就是通过大众媒介。大众媒介的经济信息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
在金融危机中有很多人失业或者工作减少，产生了大量剩余的时间，这些时间的打发有一大部分也转投到了对媒介的使用上。
正是以上三个原因使得中国的传媒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出现了“口红效应”，使用率并没有随着经济下落而降低，反而得到了提升。
当然，“口红效应”给传媒业也带来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市场出现萎缩，广告主开始削减广告投放量，另一个方面却是媒体的使用率上升，资金萎缩必然要求压缩成本，前期投入减少，媒介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难免受到影响。尤其是报业，中国报业除了极少的比如《体坛周报》等几份报纸外绝大多数都是以低于报纸本身成本的价格在发行，在发行渠道中报业多数是挣不了钱的，靠的是大发行量引来广告所带来的资金来填补，广告市场萎缩带来的危险是直接的。本来在“口红效应”的作用下，传媒是该大有所为的，却因为广告市场萎缩而无法作为，这是摆在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传媒业面前的一个矛盾。
三、缓和矛盾
金融危机并不会永远存在，但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是数不清的不确定因素。随着将来全球金融危机慢慢消退，“口红效应”也不会一直在经济中体现出来。然而，从这次的金融危机带给中国传媒业的矛盾中能看出中国传媒业明显的软肋，太依赖广告市场，无法依靠有价值的传播内容来从发行方面获得利润，这个弱点一直存在于中国大众传媒业当中，只是在经济比较景气的情况下不易被人注意。这次金融危机虽然给传媒业带来了一些利益上的损失，但对于资金链条发育非良性的中国传媒业并不一定是坏事。大浪淘沙，只有经过锤炼的中国传媒业才有可能更加健康的发展。
对于目前情况下传媒业体现出来的矛盾，可以有一些缓和的办法：
1、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看：扩大内需。
中国经济长期是一种内需不足的局面，金融危机之所以对中国有比较大的影响在于它直接影响了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中国早就出现过果农让水果烂在树上，奶农倾倒牛奶的事情，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情况，但在外部需求也萎缩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真正受到比较大的影响。GDP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GDP增长也并不是越快越好，这次金融危机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扩大内需”成为2009年开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国家果断地拟定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来扩大内需，并且扩大内需在中国尚有非常大的空间，若能调控得当，把内需在GDP中的百分比提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乐观的。
在扩大内需方面传媒业也并非只能袖手旁观，作为国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传媒业也大有可为。作为第三产业的传媒业必须要做好产业调整，生产出更多价值，传媒业要做好创意产业这个角色，占领价值链的顶端，才能有效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意义是巨大的。扩大内需能够使中国经济更加良性运行，在全球化浪潮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更强，经济基本面的良好传媒业才能有好的土壤。
2、从传媒业本身看：改变盈利模式。
我国传媒业抗风险能力的弱点就在于过于依赖广告收入，而无法回归信息传播业的本质――贩卖有价值的信息给受众来获得收益。这种盈利模式太单一，就如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是不稳当的。
改变盈利模式的重点应该在于让传媒业靠内容取胜，把内容贩卖给受众，获得收入。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条清晰简便的让观众收看收听和付费的渠道，比较好的办法是发展“三网融合”，它并不仅仅是指电信网、互联网和电视网这三大网络的物理联合，主要是一种业务层面的媒介融合，比如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是观众如果想要收看电视节目和互联网上的信息，通过电信网就可以轻松用电话或者手机付费，数字电视就是“三网融合”的开始。
从争议网红“芙蓉姐姐”、文学网红“痞子蔡”、视频网红“后舍男孩”，到美女网红“张大奕”、宠物网红“回忆专用小马甲”、动漫网红“old先”，网红早已不能称为是新鲜事物。然而，随着流量变现和资本引入的实现，以网红为基础的“网红经济”兴起，引爆了大众视野。“papi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她自2015年10月开始上传原创短视频，截至今年3月20日，她的节目总播放量达2.9亿次，微博粉丝超过760万人，总粉丝超过1181万人，更是在不久前吸引到1200万元投资，估值1.2亿元，为“网红界”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商业化道路。海量的粉丝、强大的话题性、资本认可的商业变现能力、日益延伸的产业链……“网红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注意力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网红经济”的兴起，恐怕有几个原因。第一，以“95后”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提供了受众基础。根据百度《95后生活形态调研报告》，“95后”约为1亿人，是移动互联网原住民，是网络社交平台最重要的用户。他们最爱的就是在网上点赞、分享、评论和吐槽，最认同的就是宅、呆、逗比和高冷等流行价值观，热衷于弹幕、美颜和“表情包”。“网红经济”极大地迎合了他们崇尚个性的心态。第二，网络视频社交媒介的兴起提供了依托平台。2007年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推出视频广告分成计划，将55%的收入划给视频内容创作者，网红由此大量出现。随着我国网络视频社交媒介的日益兴起，只要有个性、敢出位、直面用户，就能够吸引到令人咋舌的粉丝流量。第三，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消费者时间的碎片化，越来越多的顾客流量开始由社交媒体导入，越来越多的支付交易可通过移动社交电商完成，传统电商平台的搜索推送功能被大大削弱，而“买手”对接“粉丝”的精准营销模式则日益兴盛。
“网红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是注意力作为稀缺资源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当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过剩相应地带来了注意力的稀缺。成功的网红们往往能凭借自身的独特个性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更持续的关注。这些关注度正是当今最宝贵的资源，配合成本低廉、更新迅速、草根亲民等优势，“网红经济”便顺理成章地站在了时代的风口。
流量变现不能背离市场理性
眼球是爆点，但钱包才是投资人最终追逐的目标。电商、广告、打赏、付费服务和线下活动等是网红人气变现的最常见的方式。流量变现的方式尽管多样，但如何实践、能否持续仍然值得讨论。
首先，“网红经济”需提高营销的针对性。不同的受众群体必然对应了不同的商业发展路径。“网红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提倡个性的商业模式，因而在选择变现模式的时候需要将自身优势与受众需求结合起来，找到最合适的路径。其次，“网红经济”需将关注度转化为影响力。最重要的指标是关注度所带来的正面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包括规模、时间、内容、方向及效果五大要素，而关注度仅代表了其中的规模要素，只决定了影响力的范围和边界，网红们还需要在时间、内容、方向和效果上下功夫。第三，网红经济需从个体经营转为公司化运作。对于一系列的商业化运作流程，网红本身不如经纪公司有经验，类似于摄影、剪辑、销售和客服等工作，也需要专业团队来完成。协作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网红经济”的专业程度和运作效率，也使得网红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值得指出的是，网红终究只是一种营销手段，其背后需要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需要成熟的产业链作为支撑。过去几年，首轮融资成功而风光无限的企业不计其数，但迅速破产倒闭的空壳也屡见不鲜。归根结底，“网红经济”不能背离市场理性，更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发展，否则只能是昙花一现。
正确定位才能保障持续发展
“网红经济”刚刚起步，究竟能走多远，除了取决于其自我的发展逻辑外，也取决于其在整个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角色定位。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79.9%的受访者认为网红是为了出名的年轻人，43.8%的受访者认为网红是通过整容和撒谎包装自己的骗子，40.5%的受访者则认为网红是搞粉丝营销、卖低劣产品的淘宝卖家。这样的调查结果也许不乏偏见，但也确确实实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于“网红经济”存在的不良印象。从网红自身角度而言，作为内容制造者，能够持续提供优质内容是其生命长短的关键，如果网红内容长期脱离主流价值观，以“低节操”等特点吸引粉丝，必然难以形成长久影响力;从相关政府部门角度而言，不良的“网红经济”威胁健康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秩序，腐蚀青少年心理，助长浮躁之风，亟须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对该商业链条进行及时的道德校准和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