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历史经验，中国跻身现代世界主要经济体俱乐部的过程，可谓一帆风顺。考虑到中国的发展规模、增长速度及其经济政策中不加掩饰的重商主义倾向，这一跃升顺利得令人瞠目。不过，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紧张。下个10年，随着中国努力成为世界领先经济体步伐的加快，围绕这个国家的争议将不断升级。重商主义的“实力与繁荣”理论，又将导致一场摩擦，而这次摩擦会由于西方经济日渐疲软而愈加严重。
中国崛起令欧美对多边主义的前景生忧
几个世纪以来，总有人将经济规模与繁荣混为一谈，这让经济学家甚为厌烦。出人意料的是，犯类似错误的人还为数不少，甚至包括了几位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最高的经济体是只有150多万人口的阿拉伯小国—卡塔尔。而其他排在人均GDP前5位的国家，都是对世界经济格局无足轻重的小型经济体。全球三大经济体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美国进入了人均GDP前20名的行列。
我认为，人们早出晚归地劳作，并非出于扩大本国GDP的雄心，而是出于改善自身福祉的渴望。他们既不追问自己能为本国经济做什么，也不关心本国经济能为自己做什么。对优越生活的渴慕促使他们成为活跃的经济主体。我如此表述，并非想否认经济实力对和平、战争等其他社会事务的重要意义。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诸多政治领袖都犯了错，因为他们从经济规模而不是从富裕与否来判断本国的经济水平。
权威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自1776年出版后便长盛不衰。作者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s）在书中谈到：“罗马的衰亡，乃是伟大过头所带来的自然而然、无可避免的结果。”同一年，另一部伟大作品《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出版。作者亚当·斯密（AdamSmith）这样讽刺：“百余年来，英国统治者曾以我国在大西洋西岸保有一个巨大帝国的想像，使人民引为快慰。然而这一个帝国，迄今仍只存在于想像中。不是帝国，只是建立帝国的计划；不是金矿，只是开发金矿的计划。这计划，在过去以至现在，已使英国耗费得太多了，今后仍同样继续下去，将来费用一定极其浩大，而且，还收不到一点利润。”
历史事实证明，亚当·斯密此言不虚。不过，大英帝国又历经大概150年才宣告解体。二战后至今，英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可以被称作“管理衰落”—这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英国一方面依据世界新秩序逐步调整自身，一方面减少对其帝国体系的关注（这种关注最终荡然无存）。对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而言，事实也同样如此：帝国逐渐衰落，其掌控中的经济规模也随之缩减。
不过，伴随着后帝国时代的撤退浪潮，全球商业贸易新机构与新规则也逐步成型。这些政策创新解放了全球商业（也包括那些帝国体系之外的商业），并建立起管理国际经济及其政策的规则。它们还开启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先河—50年来，跨境贸易与投资在地域、行业及功能服务等层面均实现扩张。欧洲大陆国家则走得更快、更远。自1957年关税同盟（CustomsUnion）建立，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减少乃至消除本地区的跨境贸易壁垒。
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使得老牌欧洲强国得以维持与其经济规模匹配的影响力。美国主导建立了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欧洲诸国则不得不接受其领导地位。因为大多数国家最终相信，它们将是这一新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同样重要的是，为确保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也渐渐接受了欧洲内部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欧盟（EuropeanUnion）不断扩大，不断深化，其主基调便是维系（暂不考虑提升）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
然而，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并希望在多边经济机制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这让美国和欧洲对多边主义的前景隐隐生忧。在“多边经济机制究竟在为谁服务”这个问题上，美欧身处一种尴尬境地。尽管仍从道义上支持多边主义，但美国和欧洲在回顾二战后历史后会陷入沉默—正是为了捍卫自己在世界经济和政策领域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才创建了多边经济机制。
中国并未明确表示将如何借力这些多边机制。更通俗的说法是，中国并未明确表示将如何运用其获得新的经济实力。对此，欧洲比美国更加疑惧。尽管多边主义是欧洲为保持其战后影响力的应急策略，但如今的欧洲反而忧虑起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自身实力的衰减，再加上欧元区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自己在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正在降低。多边主义已经不能抵消经济衰落带来的实力衰减了。
中欧关系：经济上趋同，政治上分歧
对于自身的崛起，中国的应对略显优柔寡断。而面对自身衰落，欧洲的应对则是毫无章法。二者的分歧正导致双方贸易和经济政策出现摩擦。那么，这种关系将如何演变呢？
从乐观的角度看，中欧关系异常重要且十分成熟，因而不可能破裂。2008年至2009年，双边经贸往来出现了下滑，但如今正在复苏。尽管欧元区整体经济萎缩，但2011年双边贸易仍大幅增长。只要欧元区不解体，即便2012年贸易与投资增速放缓，欧盟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会创出新高。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庞大的贸易和投资规模将双方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双边经贸关系日趋成熟。双方都不会允许这种关系因严重的经济和商业政策冲突而破裂。过去一年中，上述认知在中欧经济与商业政策关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悲观的角度分析，过去两年，中欧政策合作氛围明显恶化。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政策方面的合作充斥着误解、傲慢、不满以及愤怒。对欧洲来说，某些领域积累的挫败感即将爆发。随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而诞生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已基本失效。它既不能成为双方就选择性市场准入问题进行有效谈判的论坛，也无法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未来战略图景提供对话平台。在某些政策领域，双边联络已差不多完全崩溃。相关领域的主要官员既不彼此交谈，甚至也不回复对方的电子邮件和电话。
最近，中国总理就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中中国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悄然提供的少量资金进行了辩护。但对欧洲来说，这意味着希望破灭。较早时候，欧洲希望中国能为公共财政崩溃的欧元区国家买更大的单。而中国拒绝向EFSF投入更大资金，却反而加大了对IMF的财政资助。这或许是中欧双边政策关系受挫的信号。事实上，中国一直未能坚持自己的核心战略：即直接与欧洲打交道—最好是通过国家资本，让北京方面利用财政援助或贸易，促进双方在政策协议等方面的一致与亲近。如有必要，北京可直接与欧盟对话。中国选择通过一个自己并不信任的多边机构为欧洲注资，这能够说明中欧关系的现状。
中欧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双方在国家、政府和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没有决定性作用。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削弱了中欧关系，但并非因为危机激起了新的经济争端，而是危机加剧了此前初现端倪的分歧。
为何欧盟西西弗斯式策略无法奏效
在对中国经济和商业政策方面，欧盟愈加表现出一种“西西弗斯”（Sisyphean）症状。如同那位被惩罚日复一日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欧盟不断要求中国对欧洲出口产品开放市场。还屡次采用挑衅的方法，通过设置诸多壁垒来强迫中国迎合自己。但这种策略收效甚微，就如同那块到达山顶便直滚下山的巨石。虽然部分欧盟成员国支持这种“唱红脸”的策略，但欧盟若想用贸易保护主义来威胁对方，那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欧洲既没有协定的支持，又缺乏必要的政策工具来实施这种策略。比如，欧盟委员会试图向美国学习，建立欧洲版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即将进行收购的机构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审查。但这种做法不符合《里斯本条约》（LisbonTreaty）的规定，只能作罢。欧盟委员会的角色始终是为其内部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在此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国家）之间寻找平衡，从而促使欧洲逐渐放开其对外经济和商业政策。北京方面清楚这一点。因此放心大胆地无视欧盟的威胁和要求。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在《西西弗斯的神话》（MythofSisyphus）一书中写道，西西弗斯永无休止的辛劳并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但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意义。虽然这是一种荒谬的意义，但只要从事这种重复的劳动，他就会获得“足以充实人类心灵”的快乐。这种说法可能令人奇怪，但目前许多欧盟政界人士的确满足于这种“快乐”，一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对中国策略。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在过去10年里获得了强大的市场力量，但在内心深处，中国拿不准该如何使用这些新获取的经济力量。
这一矛盾心理促使中国采取一种通常的做法：在国际社会中韬光养晦、静候时机，同时与那些可能迫使自己改变策略的主要经济体保持距离。但是，对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这种策略并不合适。如果中国将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一直局限在获取原材料，并保持一种重商主义的贸易策略，其他经济体会倾向于不信任中国。如同19世纪的美国，中国今天已经跻身全球主要经济体行列，却尚未意识到：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一国也必须承担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相应责任。中国对外经济未来战略依旧成谜：中国政府是打算逐步接受基于市场原则的全球化，并在一个多边体系中承担共同责任呢，还是打算改写这套规则？
诚然，这个问题过于形而上且有失公平。加入世贸组织(WTO)后的10年间，中国基本遵守了相关规则。而在IMF和世界银行（WorldBank）两个机构中，中国的作用有限，但这在很大程度归因于现有大国无法接受世界经济已然重构的现实。而在中国参与制订规则的领域—比如二十国集团（G20）为应对危机制定政策措施时—中国的表现颇具建设性。
中国应汲取伊卡洛斯的教训
外界对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向存在切实的忧虑。对欧盟而言，此次危机是考量中国是否忠诚于国际经济体系的试金石。欧盟是应二战后经济合作趋势而产生的，同时伴生的还有多边经济机制。与美国相反，大多数欧盟国家无力也不愿为多边机制提供资金。欧洲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经济领袖角色中受益，但其提供的支持是以自身从中获取成比例的收益为条件的。当收益未在欧洲各国之间实现公平分配时，欧洲通常不愿接受新的贸易或货币协议，即便其结果有利于整个欧洲。数十年来，欧洲始终坚守这一观点，即自己是二战后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许多欧洲国家迄今仍未摆脱这种观点。因此，它们认为中国获得远超其贡献的收益是不公平的。对于许多欧洲官员而言，开启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的前提是中国返还部分收益。而当北京方面明确表示不打算遵循欧洲的套路时，欧洲人便愈发不满了。
但中国也并非全然无辜。它试图绕过欧盟去与欧洲打交道。中国政府官员经常宣称，他们不理解欧盟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可以理解。随着欧元区危机的爆发，外界对欧盟运作方式的困惑有增无减。欧洲的后现代政治人格根深蒂固。尽管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多以典型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现代国家主义观点看待国家、政府和政府权力，但欧盟恰恰相反，选择用后现代主义治理取代现代主义治理。欧洲各国政府心甘情愿地主动弱化本国的自治权和影响力，即便在事实证明新的泛欧权力结构难以担当重任之后亦不愿改变。国家经济利益则经过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的艰苦协商后加以分配。欧盟的政治结构建立在长期的内部协商基础之上：哪些可为，而哪些不可为。而中国政治家更习惯用硬实力说话。他们发现与一个以内部协商为基础的权力集中的欧洲合作，步履艰难且颇感威胁。在北京看来，这样的欧盟难以预测。
尽管欧盟复杂的结构令人困惑，但北京方面绕过布鲁塞尔的做法或多或少是有意为之。由于单个政府国家比整个欧盟更容易受影响，中国政府倾向于直接与欧洲大国打交道，即便是在那些显然应由布鲁塞尔决定的问题上。中国对欧洲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可以在短期内获益。一个分裂的欧洲，将减轻中国在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上面临的压力。但长期而言，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将对中国及其经济利益产生负面影响。中国过度使用其大国战略，中欧关系则势必被削弱。
中国应汲取伊卡洛斯的教训。伊卡洛斯（Icarus）是希腊神话中艺术家代达罗斯（Daedaleus）的儿子，他与代达罗斯使用蜡和羽毛造的翼逃离克里特岛时，代达罗斯警告伊卡洛斯，飞行要量力而行，不要飞得过高。但伊卡洛斯想试探自己的极限，挥舞着翅膀越飞越高。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那些从地面上仰望伊卡洛斯的人以为，这个长着翅膀的家伙就是神。很快，翅膀上的蜡被太阳融化，伊卡洛斯掉进了大海。
羸弱的欧洲不会令中国长期受益
中国有些人士认为，相较于一个行之有效的集权欧洲，赢弱的欧洲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而治之的战略或许几年内仍能奏效，但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吃尽苦头：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难以依靠且无法预测，它将会忙于内部争斗，而无力为全球商业设计规则与政策。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解放区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战略反攻；刘邓大军等反攻方向；战略决战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及意义。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和内容的教学，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和概括的能力。（2）通过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教学，培养学生对战争进程的分析、归纳和概括能力。
（3）通过解放战争中敌我力量变化的教学，培养学生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历史事件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通过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教学，教育学生认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4.学生指导方面：
（1）通过对解放区的的教学，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运动，使学生掌握概括、归纳的方法。
（2）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本节图表，培养学生分析图表得出正确历史结论的方法。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
（1）的是重点。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审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要使学生认识：解放区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是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可靠保证。
（2）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本节重点。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发展，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同时，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政治上十分孤立，后方不稳；而解放区基本完成，政权巩固，人民支授解放战争，因此决战时机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展开三大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学习这一内容既有利于学生把握历史发展基本线索，又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2.难点分析：解放区的与解放战争进程的关系是本节难点。解放区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广大农民是否能够真正调动起来，投身于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是关系解放区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工农联盟能否巩固以及解放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因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又有效地保证了的进行，保卫了的成果。要引导学生体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体会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的作用，从而深刻理解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课堂教学设计
师：抗战胜利后，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粉碎了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国内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人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板书第三节课题）
一、解放区的
师：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他们迫切希望获得土地。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并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学们请回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我党制定土地政策的依据是什么？
师：（引导学生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任务去分析）
生：（回忆并回答）
师：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因为反封建军阀的需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支持革命；在十年国共对峙时期，因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革命任务要“打倒地主阶段”，采取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在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因此改变减租减息的政策，实行同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基本相同的土地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了的方向、方法并在总路线中明确了依靠力量，团结对象和革命的目的，请同学们看书第102页（引导学生思考、掌握具体内容）
师：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地土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中，中国共产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
师：（引导学生阅读的意义）经过一年多的斗争，解放区有一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农民积极生产，踊跃参军，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可靠保证。
2022年的暑假即将画上句号。从来没有一个暑假，教育政策的出台如此频密，并且从出台到落实的时间间隔如此之短，执行力度如此之大。
从暑期托管的普惠式推广，再到”双减”政策的高规格，学生、老师、家长、学校、教培机构……身处教育网络中的每个角色都在短时间内感受到重大变化。
如今，”双减”政策正式落地一个多月了，作为”双减”工作试点城市的广州，在这个”试行政策”的暑期窗口期，学生、老师、家长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双减”政策下，他们迎来了怎样的变化？新学期将至，他们又将如何去应对？
学生：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坦言减负要看”两头
7月24日，”双减”政策正式。政策要求全面压减中小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等。
作为教育的主角——广大中小学生——对于”双减”政策各有感悟。
刚从小升初”杀出重围”的小艺告诉记者，”双减”让她松了一口气。小艺说，她从一年级开始就参加各种课外拓展和培优。小学六年来，她的周末被各种学科类和素质类培训班排得满满的，在妈妈车上吃饭和睡觉是家常便饭。今年小升初，小艺被广州外国语学校录取，但这个暑假她还是被妈妈报的培训班安排得满满的。对于”双减”政策下不能在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训的规定，小艺给了一个大大的赞。”我最爱看科幻类小说了，放假终于有时间看书了。”
五年级学生小六成绩一般，妈妈从三年级开始就给她报了语文、数学、英语的校外培训班，不过小六连校内作业都完成得很辛苦，所以根本没有精力完成校外培训班的作业。”每个周末都跟大家一样赶集似的去上课，但学了什么回来我基本也忘记了。”对于”双减”政策，小六坦言：”作业是老师布置的，课外班是妈妈报的，只有他们减量我们才能真的减负。”
从小就是”学霸”的华附高一学生小林表示：”鞋子合不合穿只有自己知道。”小林告诉记者，校外”加餐”是根据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兴趣爱好做选择，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学习负担并不太重。”如果一定要追求绝对的平均，那我担心学有余力的学生会‘吃不饱’。”
家长：点赞”官方带娃”期望学生评价机制更多元
7月9日，广州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做好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的通知》，表示今年暑期期间开始校内托管服务试点工作。全市十一区陆续暑期托管具体实施细则。7月19日，广州”官方带娃”正式开启。
不少双职工家庭对于暑期”官方带娃”拍手称快。家长李女士工作很忙，孩子即将升入小学六年级，面对小升初的压力，在暑假前一个多月，她已经给孩子报好了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校外培训班。”整个暑假时间排得挺紧的，为了让孩子放松一下，我们还在暑假初期安排了一次外出旅行。如果早点通知暑期校内托管，我们可能会尝试着让孩子在学校完成暑期作业。”
王女士是广州一名高校教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女儿在暑假过后要升五年级了，儿子从9月份开始读小学一年级。”双减”政策落地后的这一个多月，她都在关注相关报道和政策解读文章。
王女士说：”我觉得‘双减’对大多数家庭来说确实是解脱，现在教育‘内卷’太厉害了。就拿我女儿来说，在她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很焦虑了，因为听很多过来人聊小升初前的准备，他们说要想读广州比较好的初中，奥数和各种杯赛成绩是标配。我们也尝试着让女儿去学奥数，可是她真的不感兴趣，我们为孩子简历上没几个拿得出手的数学杯赛成绩苦恼和焦虑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王女士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谢女士的女儿今年小升初，她的优势是英语，但从四年级开始，为了上广州一线初中，她开始硬着头皮学奥数。谢女士说：”我女儿不是那种有数学天赋的孩子，但她贵在勤奋和要强，会为了自己定下的目标努力奋斗。说实话，看到孩子学奥数很辛苦，我们家长风雨无阻地接送也很辛苦，我曾无数次想放弃，但最后为了小升初，大家都咬牙坚持了。”
王女士认为自己的孩子比较幸运，正好赶上了”双减”政策，”我觉得‘双减’对于我家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解脱。”王女士告诉记者，大多数家长对”双减”政策的效果仍在观望，”其实我们就是特别希望学校能够多维评价孩子，而不只是用分数来衡量。那些经历过小升初或者即将小升初的家长之所以如此焦虑，关键还是学校在选拔学生时主要看重成绩。如果学校能改变评价学生的尺度，家长的焦虑才能真正缓解。”
学校老师：看好”双减”政策落地走出教育”内卷”怪圈
”双减”政策一出，不少老师纷纷点赞。广州某中学语文老师肖老师觉得，不少学生从小在校外补习过度了，上了高中就目光短视，急功近利。2015年高考，他所教的两个班语文平均分都超过120分。对于肖老师来说，这份成绩单，既是对他冒险试水、苦心坚持三年”深度阅读”的交代，也是他”用阅读而非纯应试训练提高语文素养”理念最有力的注脚。在被”短平快”的功利主义控制下的中学课堂教育中，肖老师的尝试有着特别的意义。
但是，没过几年，当他再一次教高一时，肖老师发现他的深度阅读课已经上不下去了。”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发散知识点，建议学生多阅读、广阅读，甚至不提供书单让他们自由阅读时，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他们觉得我在浪费时间，语文课就应该讲重点和考点，他们没这么多时间看课外书，还有其他科目要学习呢。”肖老师说。
肖老师在课下还专门找这些学生谈心，告诉他们高一高二的语文学习应该”厚积，广泛阅读是提升语文核心素养很关键的一点。只有高一高二”厚积”了，到了高三讲考点的时候，学生才能比较好地运用之前所积累的知识去迁移和运用。”尽管我苦口婆心地跟学生解释，仍然有一小部分学生理解不了，他们习惯了校外培训机构老师直接讲重点难点，要自己去梳理知识，他们不知从何下手。”
与肖老师有同感的老师不少，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学生过多的课外补习和刷题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不少老师也都曾建议学生减少校外培训，跟着学校老师的步伐走，但因为陷入”内卷”怪圈，人人都不敢停下参加校外培训的步伐，学校老师的苦口婆心劝说也收效甚微。
现在，他们看好”双减”政策的落地，因为这更加突出了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
校外培训机构：关停、调整、转型等待开学后的明朗政策
位于天河区岗顶的华晟大厦周围，几乎云集了广州最主要的几家教辅机构。以往的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大厅里的三部客梯远远满足不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每次在高峰期去20楼以上的机构陪孩子上课，电梯至少要等10分钟。
记者近日走访了这座大厦，在”双减”政策冲击下，大厦前门可罗雀，与昔日的人流如织形成鲜明对比。记者上楼走访了几家知名的课辅机构，以往机构大厅很醒目的成绩榜没有了，有的机构甚至直接大门紧锁，门上贴着停课告示。
记者以家长身份前去一家知名一对一辅导机构咨询。课程顾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孩子可以在周中上课吗？因为我们学科类培训只能在平时的放学后，周末和寒暑假都没法上课，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孩子平时是否有空过来上课。”此后，课程顾问也只是了解孩子的基本情况，并未推销课程，并让记者留下信息，等9月份开学后政策明朗了，再告知是否可以报班。课程顾问还透露，机构现已推出不少素质类课程，比如少儿编程和美术课，9月份开学后的周末，这些素质类课程可以开课。
而在以往，他们通常会很热情地向家长推销机构的名师和课程，并称课程买得越多越划算。
”双减”政策下，不少学科类培训机构相继关停、调整、转型。近日，广州本土教辅机构罡得教育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致罡得学员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将于8月31日关闭所有门店，请还未申请退费的家长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到校区办理退费事宜。
仍想活下去并且尚有余力活下去的校外培训机构选择了转型，素质教育、校内外托管、职业教育成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升级的三大关键词。据了解，新东方、好未来、卓越教育等企业均已加大对素质教育的布局。比如北京新东方成立素质教育成长中心，专注学生五育目标发展要求；今年下半年以来，好未来接连调整品牌结构，推出励步儿童成长中心和系列素质教育新产品；卓越教育今年不断深化探索”素质教育+社区”新模式，在围棋、舞蹈、美术等领域完成品牌布局。
机构老师：职业荣誉感骤降有老师离开教培行业
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必须随之转型的还有机构的老师们。
黄老师是广州数学培优界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师，近些年，他培养了不少竞赛尖子生。2015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专做竞赛培训类项目。不少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一直跟着黄老师学习。
”双减”政策落地让他面临挑战。”我们这种小机构现在最担心的是生存问题，我们没有宣布裁员，但是周末和寒暑假不能上课了，明显课时少了，相应的老师的课时费就少了一大截。”黄老师还说：”以往社会对我们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还是有比较高的认可度，培训机构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确实潜心教研和教学。而如今这个职业的荣誉感骤降。”
黄老师目前已经被一所民办学校”挖”去当数学老师了，但他表示：”现在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转公办或停办的问题，我也想去公办学校当老师，但在公办学校如果没有编制，会有很大的落差。”
某机构数学老师小傅去年刚毕业，在”双减”政策下，他也面临出路抉择。目前他还在机构坚守着，小傅告诉记者：”我真的很喜欢当老师，现在只能周中的晚上上课了，看看新学期学生和家长的报班情况吧，实在经营惨淡的话，我可能会去考研或考公务员吧。”
近日，智联招聘《2022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教培行业一线城市招聘收缩幅度大，7月职位数比政策前的3月下降32.4%。
专家建议:通过购买服务解决校内托管保证学校老师教研备课时间
1.”双减”政策下，如何保证学校老师的休息和教研时间？
面对新学期即将来临的”双减”以及5+2″（周一至周五5天，每天校内课后托管时间至少2小时），不少小学老师很担心每天增加了2个小时的托管时间，老师的休息时间很难保证。
广州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广州华美英语实验学校校长陈峰建议，政府可以尝试通过购买服务和吸纳大学生志愿者进学校辅导孩子作业的方式解决校内托管问题。他提到，托管领域也是教培机构转型的方向之一。不少校外培训机构正在布局课后托管服务，学校也可以遴选购买他们的素质教育课程，将之加入校内课后托管的服务，毕竟培训机构在教研、师资团队培训也是很有经验的，校内课后托管可以吸纳其精华之处。
2.学生不参加校外辅导，学校老师能否有效提高教学效率？
广州市某重点小学的陈老师告诉记者，以往很多学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校外培训上，”这些学生超前学习了，上课不听课，甚至偷偷做校外的习题，下课没时间做校内作业又去赶班了……”陈老师说，这些学生其实学习压力很大，学习成绩却不见得很优秀。假如他们能跟着我们校内老师的节奏，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完全有信心把他们教好。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化学老师汪娜现任教高三，她觉得”双减”政策对于学校和老师来说，最关键的是向课堂要效率，老师要在课堂上把知识点讲透，让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就把难题解决了。
也有教育界人士提醒家长，不能把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完全归因于学校教育，家长也要付出家庭教育的责任，如养成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作息等，这些都是家长的责任。只有家校合作携手才能把孩子教育好。
3、”双减”对学生和家长来说，教育焦虑真的可以缓解吗？
新学期开始，”双减”逐渐奏效，是否可以缓解教育的焦虑？
关键词：特朗普；经济新政；“民粹”竞选策略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于2016年11月9日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面对美国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社会矛盾激化、反恐安全等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特朗普任职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推行新政。在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和引进立法的情况下，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任职之后就密集签署总统行政令，包括退出TPP、“废除奥巴马医保政策”、削减对美国制造业的监管规则、批准输油管道建设项目、修筑“美墨边境墙”、“禁止中东北非七国人员90天内入境”、“重新审查华尔街监管规则”等，绕开国会推行新政。然而缺少法律支撑的新政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反对行为也越来越多样化，如移民旅行禁令遭到多家法院驳回；参议员、共和党立法者、立法者公开反对部分行政令；企业高管、协会会员、普通民众发起抗议活动等，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经济新政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一、特朗普“功利色彩”的经济目标及其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概要
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其新政的核心原则，2016年9月15日，特朗普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提出为美国人民大量增加就业、工资、收入和机会的“美国经济复兴计划”，通过实施改革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将美国经济总体目标定位为“未来十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至少维持在3.5%，或达4%，创造2500万新的就业岗位”。回顾美国历年来经济增长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如图1所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117%，其中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26%，远远低于特朗普制定的总体经济目标3.5%（或4%）。而距今最近任期内实现3.5%以上经济增长率的总统为总统克林顿（任期：1993-2001年）和共和党总统里根（任期：1981-1989年），因此，特朗普提出3.5%（或4%）的经济增长目标显著带有“功利色彩”，必须要配合经济新政来摆脱目前低速增长的困境。
（一）大规模减税与降支相结合的财政政策特朗普的税收改革政策是经济新政的重磅计划之一，也是大幅选票来源之一，减税计划涉及企业和个人。在企业税收方面，将最高联邦企业税率从35%降至15%，将一致适用企业税率缩减至15%，对迁回海外利润的美国企业一次性征税10%。在个人税收方面，一是提高标准扣除额，个人申报者及已婚联合申报者分别提高到25000美元和50000美元，提高了4倍，将使美国7500万人不必纳税；二是废除遗产税；三是将股息及资本利得税税率最高限制在20%；四是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累进档从10%／15%／25%／28%／33%／35%／39.6%简化为12%／25%／33%；五是14岁以下美国少年儿童享有托儿费免税。大规模减税必将大幅度降低联邦财政收入，为了缓解财政赤字问题，特朗普提出“一分钱计划”，即每年削减1%的支出，削减项目包括废除奥巴马医改，削减海外军事投入等。但是特朗普的降支计划不包括基础建设投资支出和国内军队建设支出，特朗普宣称将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预算投资5000亿美元以上，并且要求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采购美国制造的商品，甚至有意发行“基础设施债券”，开放民间购买，刺激民间资本参与；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开支，增加国内军费支出，加强美国军事建设，增加战机和军舰采购，扩大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规模，要通过“无可置疑的军事实力”来阻止冲突。
（二）加息主张和弱势美元相结合的货币政策特朗普关于利率政策取向的态度摇摆不定，从2015年6月开始在“抨击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与“支持当前低利率政策”之间发生了两次转变，最新立场是不干预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放任加息。在汇率走向方面，从特朗普批评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币值低估的态度就能看出特朗普倾向于施行弱势美元政策。
（三）激进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特朗普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造成国内资源和工作岗位流失为出发点，鼓吹货物贸易逆差仅有利于贸易伙伴，却损害美国经济复苏，宣扬激进的反全球化、孤立主义贸易，包括指责中国通过操纵汇率形成美中巨额贸易逆差，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企图重新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1994年就签署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求墨西哥出资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对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35%的关税；退出TPP，甚至扬言要退出WTO等。
（四）制造业回迁和重振的产业政策特朗普号召美国跨国公司回迁，通过重振制造业为国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如2016年1月特朗普在利伯缇大学演讲时称“我们将让苹果在美国生产他们的电脑，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直接表达他要求制造业回迁的主张。除了延续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购买美国货”措施外，特朗普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手段集中体现在“税改”和“去监管”两方面，承诺缩减至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改革将使美国成为与爱尔兰、新加坡一样的低税收国家，美国企业不再需要跑到国外低税收国家避税；承诺对企业的监管减少75%甚至更多，鼓励企业在美国扩大投资；反之对在海外生产并将产品销往国内的美国制造商征收高额“边境税”。
二、特朗普经济新政所面临的党派内分歧
共和党是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之一，与相比，共和党主张“有限政府”、“分权”、“个人自由”和“法制”，主要支持者来自宗教组织、大企业、退伍军人，尤其是男性白人，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保守势力，也被视为社会保守主义、经济古典自由主义，在外交、国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鹰派”、“保守派”政党。在经济思想方面，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对商业有利的自由市场政策，倡导经济自由主义，限制政府支出和政府管制，也被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财政保守”的政党。特朗普作为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历的商人参与竞选，他的竞选之路遭遇共和党精英的各种质疑和反对，如前共和党总统选举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共和党“建制派”人士）在2016年3月就公开警告“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会制造危险局势，可能触发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2016年10月与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等20多人公开要求特朗普退选。在质疑和反对的困境中，特朗普善于利用“民粹”作为竞选策略，吸引边缘化的劳动者和愤懑的中产阶级等人群的支持，这些工资长期停滞和对收入不平等不满意的选民是美国经济衰退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对联邦政府非常愤怒，对未来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担忧，认为共和党精英背叛了他们，迫切希望能有个“反建制派”的人来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民粹”竞选策略出奇制胜，成功赢得总统选举，然而却激化了共和党内党派矛盾，特朗普经济新政与共和党传统价值观之间的争端将影响其经济政策的实现可能性。
（一）“减税”迎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降支”面临财团利益再平衡大部分人共和党人奉行的财政政策是“减税降支”，因而共和党也被称为“财政保守党”。在减税方面，共和党坚持供应学派理论，认为减税会刺激供给，增加消费和投资，虽然短期内减税会减少财政收入，但长期而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会带来税基的扩大，从而增加税收总额，扩大财政收入。代表性的共和党总统是里根，当时美国经济面临财政赤字、管制过多、税率过高和通胀这四大问题，里根在1981年执政后立刻向国会提出“30%减税计划”并被国会通过，在实践过程中虽因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而被打折，最终将个人最高累计税率从7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税率从46%降低到34%，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虽然降税幅度小于原计划的三年减少30%，却也使美国成为当时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其次，里根政府通过大量发行中、长期国债筹资，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方式配合减税政策来抵消短期内因减税而带来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里根的减税政策效果是积极的，成功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了“滞涨”的泥潭，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然而契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的减税政策效果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的，减税政策并不是任何条件下都能促进经济增长。以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的减税政策为例，小布什在2001年执政时向国会提交了十年内大幅减税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以兑现竞选总统时向选民许下的承诺。
但是小布什的第一次减税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效应，加之“9?11”恐怖袭击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失业率不断上升，如图2所示，2002财年小布什政府不仅花光总统克林顿时期连续四年的财政盈余，还出现了1578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占GDP的1.49%。2003年小布什向国会递交第二次减税计划，由于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质疑，虽然国会最后通过减税计划修正案，却将减税额缩减一半（十年内减税额预计为3500亿美元），减税计划在执行期间由于财政赤字的问题阻力重重，美国经济没有实现稳定增长，相反在2007年遭遇次贷危机，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出现负增长。BenjaminM.Friedman（2007）评价小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效果是屡创财政赤字纪录、失业率居高不下、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等，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威胁。在财政支出方面，大部分共和党人都支持削减政府开支、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管制。以里根政府为例，里根在执政期间提出少政府、少开支、少福利的政策，公布一项削减800亿美元预算赤字的计划，主张削减财政开支，尤其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然而里根的减支计划不包括军费，为了在军事上对苏联保持绝对的威慑优势，里根政府大量增加军费开支，保证共和党军工财团的利益。也有部分共和党总统主张增加财政支出，以小布什政府为例，小布什在执政期间大幅增加联邦支出，军事支出也不断增加，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数据，2003财年联邦政府的实际支出为8260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国防预算支出为3930亿美元，同比增长16%，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就耗费了580亿美元，由于小布什在执政期间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创新高（图2），2009年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点，赤字额为1413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9.47%，共和党也被批评不再是提倡“保守财政政策”的政党。而无论是里根政府的财政减支还是小布什政府的财政增支，其共性在于联邦政府都增加军费支出，这是由于共和党代表着资产阶级和社会保守势力的利益，背后的财团是石油巨头、军工巨头、大银行家，军费支出意味着保障共和党财团的利益，是不可撼动的。因此，特朗普“减税”政策主张迎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却将遭遇现实主义困境；特朗普“降支”政策主张面临财团利益再平衡，需要审慎衡量削减项目。
（二）“加息”迎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汇率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在利率政策方面，大部分共和党人支持里根经济学，即货币学派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理论，认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复苏经济。以里根政府为例，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为13.58%，里根政府支持美联储加息，以提升银行利率减缩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1989年通货膨胀率降至4.83%，美国成功度过经济衰退，迎来经济增长。大部分共和党人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给经济带来隐患，以小布什政府为例，2001年美联储先后11次降息，至2001年12月11日，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75%，放松银根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上为次贷危机埋下隐患，并蔓延至全球形成国际金融危机。在汇率政策方面，汇率成为共和党人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里根在执政期间充分利用资本“逐利”的特性和“美元特权”，通过提高利率来吸引全球资本（包括滞留于海外的美国资本）流入美国以提振美国经济，高利率导致美元的高汇率，高汇率导致高外贸赤字，高外贸赤字形成高利率预期，推动美元利率进一步走高，“高利率+高汇率+高赤字”现象吸引全球资本进一步流向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取得奇效，迅速提振了疲软的美国经济。小布什在执政期间推行的是弱势美元政策，美元贬值有利于抑制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而小布什最主要的意图是通过弱势美元刺激出口来促进经济回升和就业增长，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贬值幅度近50%，缩减了美国的对外债务。短期内弱势美元的政策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很快开始了复苏，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但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抑制，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经济分析局数据，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7%，巨额的贸易赤字支撑着小布什政府巨额的联邦预算赤字，美国经济好转完全依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而美国政府早已丧失了清偿美元债务的能力，汇率的币值反映经济基本面，市场形成美国经济放缓的预期，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三）“激进的反全球化，孤立主义贸易”悖离共和党派传统价值观大部分共和党人奉行“自由贸易”，以里根政府为例，里根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一个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加勒比海诸国在内的“北美共同市场”设想，在任期内签署和推动国会批准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布什在任期内通过了WTO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世界贸易新格局；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公布“美国贸易法修正案”，将美国的战略目标定位为“开放市场、建立一个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体系”。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提出“竞争性自由化战略”，采取主导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推动地区贸易谈判参与世界多边谈判，包括提出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等，积极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单边、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并行，大力扩展全球市场。因此，特朗普倡导的高关税贸易保护、重新协商、甚至退出经济组织等“激进的反全球化，孤立主义贸易”行为完全悖离共和党派传统主张。
（四）对华政策迎合共和党“鹰派”传统，需在“合作双赢”现实中妥协共和党在外交上被称为“鹰派”，表示强硬派或者好战派，历任总统在竞选期间对华态度都不友好，包括孤立敌对中国、“承认”但不“接受”“一个中国”、抨击中国操控汇率等，但在执政期间共和党总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认识到中美经贸“合作双赢”，对待中美关系也是慎之又慎。如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他在就任美国总统前是有名的“鹰派”，带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就任总统之后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保持敌对关系，并不时派飞机、军舰侵入中国的领海、领空进行骚扰，而正是共和党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签署中美第一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打破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隔绝的局面。共和党总统里根的对华政策表现为“承认”但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虽然里根在1982年8月17日签订了表面上限制对售的“八一七”公报，实际上却源源不断对售，并辩驳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是“美国必须确保台湾应对大陆‘威胁’的军事防御能力”，里根虽质疑“一中政策”，但由于中、美、俄复杂的国际环境，并没有人为的引发贸易争端制造贸易摩擦，中美经贸在里根任职总统期间持续增长。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执政后曾一度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并采取预防性遏制的对华战略，2005年小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后，提出“要以建设性和坦诚的方式与中国接触”，“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中国责任论”，中美经贸在其任职总统期间也保持稳定增长。总体而言，共和党执政下的中美关系虽然时有小波折，但是执政后的共和党总统并没有选择竞选时期的严厉态度，人为地割裂中美关系，发起贸易制裁点燃贸易战，而是审慎对待，在“合作双赢”和“斗则俱损”的现实中妥协，互惠互利稳定发展中美经贸关系。
（五）“民粹”竞选策略激化了特朗普与共和党党内精英之间的矛盾共和党“建制派”原先指共和党中比较传统、温和的保守派，他们长期在共和党中掌握党政系统，拥有较大的权利，包括共和党高层大佬，全国委员会、国会议员、参众议院，以及共同党背后的财团，他们决定选举章程、控制资金分配，是共和党精英阶层。特朗普作为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历的商人参与竞选，在共和党“建制派”质疑和反对的困境中善于运用“民粹”作为竞选策略获得中下阶层选民的选票赢得选举，最终与共和党“建制派”决裂，特朗普的经济新政如“反对美国军事安保扩张，主张削减海外军事投入”的经济计划大大削减了共和党军工财团的利益；“激进的反全球化，主张贸易保护”的贸易政策缩减了共和党资产阶级的销售市场和利润来源。特朗普无论在竞选期间还是在任职之后都广泛遭遇共和党派高级立法者的公开反对，激化了共和党党内矛盾，不仅影响其执政支持率，也影响其经济政策的实现可能性。
（六）特朗普不仅难以摆脱奥巴马政府遗留的现实经济困境，亦难以复制里根主义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17%，经济复苏乏力；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统计数据，2016年美国的失业率为4.8%，接近充分就业；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数据，2016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587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2%。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其新政的核心原则，以“民粹”为其竞选策略，辅以大规模减税计划，提出具有“功利色彩”的3.5%（或达4%）经济增长目标，希翼美国再现里根时期繁荣。在奥巴马政府遗留的现实经济困境下，根据美国税务基金会的测算，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损失10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特朗普2016年9月15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经济计划时称其减税方案总规模4.4万亿美元，特朗普团队经济顾问摩尔称未来十年内降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将被控制在3万亿美元以内。无论最终数额如何，特朗普的减税计划都远远超过之前共和党总统的减税规模，而特朗普政府所面临的负债率也远远超过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联邦政府债台高筑，巨额的财政赤字犹如悬在共和党减税政策上的一把利剑，严重限制美国政府未来的融资能力和开支能力，减税削支将使经济陷入衰退，减税扩支会使财政赤字飙升。特朗普选择“抨击挑衅中国”实施其贸易保护政策，不仅损害了共和党资产阶级的利益，还面临与中国“合作双赢”或“斗则俱损”的选择。因此，如表1所示，选择共和党总统里根和小布什为参考，在共和党传统价值观视角下对比特朗普经济新政，特朗普的经济经济新政不仅难以摆脱奥巴马政府遗留的现实经济困境，亦难以复制里根主义。
三、特朗普经济新政的内在逻辑和实现可能性分析
特朗普的经济新政不仅面临的党派内分歧，以内在逻辑为核心，从维护选情需要、真实利率主张、经济学逻辑和现实阻力四个方面出发，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能否真正实施在未来还存在很大变数。
（一）部分激进“民粹”政策目的是为维护选情需要特朗普作为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历的商人，属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的“草根”，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不同群体对立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环境下，随着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开始滋生，特朗普善于利用“民粹”作为竞选策略，提出通过增强中产阶级的富有和竞争力“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吸引愤懑的中下层阶级的支持。EvenOs-nos指出“自从茶党2010年的高潮逐渐衰落，美国极右的公民———爱国者民兵、自发边界纠察队、白人至上论者———在不断地寻找他们典型的化身，他们现在找到了特朗普。”特朗普的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孤立主义政策主张正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出于维护选情需要，然而，孤立主义更多地基于利益再分配的冲突和折衷，如果孤立主义并未能实现特朗普“功利色彩”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特朗普任职后必定会对其出于维护选情需要的政策主张进行调整修改。
（二）摇摆后的利率政策取向掩盖了其真实的利率主张特朗普虽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并表示支持美联储加息，但是特朗普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当前低利率政策，因此，分析特朗普的真实利率主张需要从其出发点和经济主张方面综合考量。特朗普抨击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借低利率抨击美联储货币政策受奥巴马政府控制，即丧失独立性又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经济的虚假繁荣；二是低利率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储户的利益。这两个出发点都带有竞选拉票的政治意图，前者用于抨击竞争对手，后者用于拉拢美国选民。而特朗普支持低利率政策的真实意图体现在举债大兴基建这个经济主张上，特朗普预算投入5000亿美元以上重建基础设施，希望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的方式来进行债务再融资，低利率有利于长期融资，并可以通过发行更便宜的新债来偿还高息的旧债，考虑到特朗普的商人背景，作为地产商人，他曾经濒临破产被银行团监管，低利率更符合他的个人偏好。因此，可以认为特朗普支持加息的立场大概率仅为竞选拉票策略，任职总统后真正符合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依然是维持低利率环境。根据美国的法律，美联储是独立运作的，特朗普任职总统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产生溢出效应，或者一定程度上需要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配合，即维持低利率环境配合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美联储有可能会适度地为联邦政府的赤字提供便利。然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和影响早已经被市场消化，甚至是过度地消化，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的25个基点加息是时隔一年后的再次加息，如果美联储迟迟不加息，那么其信用会受到比较严重的质疑。因此，从长期来看，虽然特朗普摇摆后的利率政策取向掩盖了其真实的利率主张，但是美联储的加息不会加快也不会止步，美国货币政策仍会处于宽松状态。
（三）制造业回迁违反经济学逻辑，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容易诱发贸易战特朗普宣称美国贸易逆差仅利于贸易伙伴，却造成美国国内资源及工作岗位流失，主张通过制造业回迁解决美国国内失业问题，并通过关税来限制进口，甚至对贸易逆差严重的国家如中国、墨西哥征收惩罚性关税。单从国际贸易理论上分析，美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是各个经济体通过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各个经济体包括美国通过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降低生产成本，产品内分工更使得商品不再有国别的概念，参与分工的经济体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产品，消费者最终获利。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要素禀赋丰裕，国内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符合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国内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下降亦是长期趋势，反映出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制造业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符合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趋势，而特朗普所主张的制造业回归的经济政策显然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违背了产业结构发展规律，造成美国国内商品生产成本提高，对于美国国内的消费者而言购买“美国货”需要支付更昂贵的价格，最终是让美国的消费者补贴了制造业，加重了美国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其次，由于美国国内生产的制造品价格更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必然被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经济体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替代，因此特朗普需要用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来保护这种让制造业回归的扭曲政策。然而，特朗普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如果仅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服装、鞋类和低端电子产品等就业岗位也不会回到美国，只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特朗普把所有低工资国家的产品都拒之门外，将只会造成美国开放贸易体系的终结。最后，贸易保护政策是相对的，美国限制他国产品进口，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的贸易报复，对于想要复苏增长的美国经济而言只会适得其反，陷入更差境地。
（四）部分竞选政策法案难以通过国会审议特朗普经济新政不仅与共和党的传统价值观存在争端分歧，对其当选和任职也耿耿于怀，2016年11月9日美国大选结束后，声称计票器被黑客攻击要求重新计票的社会新闻就不间断，美国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也将重新计票这件事情付诸行动，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派的质疑和反对。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共和党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多数席位，特朗普执政后的经费开支及法案通过等须由国会批准，会有各种势力进行博弈，实际上仅是行政分支主管的美国总统提出任何政策都有被打折甚至驳回的可能，这也是特朗普任职之后绕过国会密集签署总统行政令的缘由，然而缺乏法律支撑的行政令毕竟缺乏效力，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的大部分经济新政还是需要经由国会授权和立法，最终付诸实施的法律有可能与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改革相距甚远，这也是美国政治最大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应对建议
特朗普的3.5%（或4%）经济增长目标充满“功利色彩”，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否能够落实，不仅取决于其个人意志，更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宏观经济现实的影响，在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历届美国总统竞选都拿美中贸易逆差说事，指责中国操控汇率，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要以贸易逆差“受害者”的身份引发贸易争端，发起贸易制裁，事实上历届美国总统都明白美中经贸互惠互利，人为地割裂中美关系点燃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发展都是弊大于利的，执政后对待中美关系也是慎之又慎。虽然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延续了共和党的“鹰派”作风，在竞选成功后不断尝试一些“试探动作”挑衅中国，如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公开违背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台领导人、高级官员不直接交流的默契；2016年12月11日接受FOX电视台采访时谈到要把“一中政策”当成交易筹码与中国交换贸易或其他事物，但是这些“试探动作”也正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尝试寻找中美两国交往的底线，也能推测出特朗普审慎对待在竞选时期抨击中国的言论。特朗普是继里根之后第一个质疑“一中政策”的共和党总统，在“里根时代”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都远远落后于现在亦能维护好自身权益实现中美共赢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是最重要的双边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完全有能力抗衡美国不公正的挑衅并积极反击。中美经济互惠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特朗普如果坚持以汇率操纵为借口向中国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中国必然会诉诸报复行动，局部贸易战可能一触即发，相信特朗普在充分了解、认识这一现实之后，也会审慎思考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式。因此，特朗普新政后会落实哪些经济政策以及会如何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因素广而复杂，但是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的可行性充满着不确定。[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经济增长的‘自贸区驱动’效应研究”（JAS160422）的阶段性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TessaBerenson.ReadDonaldTrump’sSpeechonJobsandtheEcono-my[J].TIME,2016-9-15.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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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中美贸易;对华贸易政策
近十年间,中美贸易往来密切,两国经贸关系愈加紧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渐融入世界贸易大家庭、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美国则经历了布什政府向奥巴马政府政权的过渡,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及其原因分析
(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内容
布什于2000年底上台执政,在其掌权的8年里,中国加入了WTO并逐渐完成过渡期。在此期间,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布什上台初期(2000年年底至2001年),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前后对华贸易政策有着明显差别。“9・11”事件后,美国急需在其倡导的反恐联盟中寻求盟友,为此美国决心以“接触”为手段拉拢中国。美国前国务卿佐力克曾说过“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布什也表示“中美之间是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完成与世贸组织和美国等相关国家的谈判工作,加入了世贸组织,进入以WTO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
第二阶段(2002年至2008年),中国积极适应和遵守有关的入世条款,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双边贸易摩擦增加。
自2002年始,中美贸易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两国贸易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投资等领域。双边贸易额由2002年的971.9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337.4亿美元。中美双方初步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贸易格局。
而这一阶段也是双边贸易摩擦加剧期。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27.1亿美元,截至2008年就达到1709亿美元。中美间逐渐拉大的贸易差额使布什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趋紧。
自2006年开始,布什政府认为中国作为“WTO新成员”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已经崛起为新兴的世界贸易强国,必须完全兑现“入世”承诺,同时还应为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发挥应有作用。布什政府认为中国不但要遵守入世规则,更应该作为一个成熟的贸易强国积极、全面地参与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有关贸易协议,加大开放国内市场的程度与力度。
布什对华经贸政策具体表现为:要求中国不断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提高人民币汇率、以减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第一,人民币汇率问题。2003年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就向中国政府提出借人民币汇率浮动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自1993年来,中国持续对美保持贸易顺差且数额呈逐年扩大趋势(见表1)。布什政府一直敦促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其贸易赤字。
第二,布什政府期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壁垒呈逐年上升趋势,且越演越烈。2003年,中国对美出口产品遭遇11起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其中9起为反倾销、2起特保案,涉及金额高达18.5亿美元。2005年美国的对华发起的冷冻和罐装暖水虾反倾销案,涉案金额4.3亿美元,致使中国出口相关企业蒙受重大损失。中国已经成为反倾销案件的重灾区,反倾销也成为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的有力武器。
(二)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原因分析
在对华事务中,布什政府采取双重标准,即“接触”与“遏制”双管齐下,“引导”与“塑造”并举。“接触”与“遏制”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干。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与其开展反恐和经济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它希望中国成为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国接纳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下崛起的中国。在对华贸易上,布什政府同样采用了双重标准。
第一,美国积极推进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认同中国经济繁荣符合自身的利益。2005年,中国为美国GDP提供了0.5%的贡献率。来自中国的低价产品有效缓和了美国的通胀压力。据美国经济研究所估计,每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给美国居民带来近1500亿美元的福利。
第二,美国意识到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上升带来的挑战,担心美国利益会因此遭到削弱。美国认为中国产品享受政府补贴、低劳工标准、低环境标准等方面的好处,使美国产品失去了竞争力。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一)奥巴马上任时的背景与双边经贸发展
2009年1月美国总统改选,黑人领袖奥巴马上台执政。奥巴马一上任,就面临深陷于金融危机困境的复杂形势:国内失业人口攀升、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下降、贸易赤字问题严重、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奥巴马政府对其贸易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不同于布什的保守主义和遏制政策,奥巴马领衔的美国政府在经贸政策上更强调与中国进行协作。奥巴马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重建美国道义与政治上的领袖,他主张与中国全面接触,客观地看待中国崛起。在G20峰会上,奥巴马表示“美国支持自由贸易,致力于继续拓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经贸领域问题。”
中国与美国,一个是从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在危机中遭遇重创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的互动,牵动着世界。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对稳定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
奥巴马主张实用主义自由贸易政策,既非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或实用主义,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1、奥巴马政府支持下的自由贸易政策
奥巴马明确表示任何经济条款都不应引发贸易战,美国不能向世界传递保护主义信息。他声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让“邻居成为乞丐”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只会使世界贸易进一步缩减。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表示:奥巴马愿同各方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奥巴马十分重视中美经贸的发展。宏观上,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现保八增长的目标,率先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客观上为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微观上,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商品出口的增长率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其发展潜力广阔。奥巴马政府愿意继续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奥巴马的实用主义策略
实际上奥巴马实行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主义,在他的施政理念中还贯穿实用主义的风格。即贸易政策不只服务于跨国公司,还须服务于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现行的贸易政策应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建立。社会责任包括由全球贸易变化引起的工人援助问题,提高工人阶级地位、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证扩大贸易不以牺牲工人的福利为代价,提高竞争力不应以剥削工人为基础。奥巴马致力于推行对美国劳动者有利、能够扩大就业计划以促进美国工人收入增长。
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展望》的数据:美国失业率由2006年的4.6%上升到2008年的5.7%,2009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7.2%。部分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是美国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低工资水平使美国就业机会外移且中国产品价格低廉,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导致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影响其家庭的生活水平。
于是在处理中美贸易问题时,奥巴马政府对华发起和采取各类贸易保护措施,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轮胎实行惩罚性关税尤为典型。2009年6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宣布,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提出了对乘用车、轻型货车用中国制轮胎在三年内分别征收特别关税。2009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在今后三年内对中国进口的轮胎依次征收35%、30%、25%的特别关税。该举措明显出于安抚美国钢铁工会等工会团体利益的目的。
2009年7月,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编织电热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2009年8月3日,美国商务部对我输美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征收0-264.98%的反补贴税和154.72%-386.28%的反倾销税;2009年9月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反补贴调查案初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10.9%-30.6%不等的补贴幅度。在奥巴马上任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并未能如其政策表述一样出现消减,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愈演愈烈。
第二,奥巴马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来减小美对华贸易逆差。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暗示奥巴马可能对中国汇率采取强硬立场。他将使用所有外交途径,寻求改变中国的汇率政策。
美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利用汇率工具来减小其贸易逆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签署的“广场协议”。时至今日,奥巴马也想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三、两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比较分析
(一)不同点
1、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
布什代表富人阶级的利益,他主要得到跨国公司和财团等大型企业的支持,美国前500家大企业绝大多数支持布什。由此布什在制定政策方面会偏向这些财阀集团的利益。而奥巴马生长于夏威夷的多元文化环境,加之其血统原因,其生长环境更贴近于美国中下层民众。由此在制定贸易政策上面,他着眼于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关注劳工问题。
2、施政的理念不同
布什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采取“接触”与“遏制”双管齐下,意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中国,并且在对外政策上秉承“先发制人”的宗旨,推行保守主义。而奥巴马上台之际,正值美国陷入金融危机无法自拔之时,国际地位相对削弱,由此他放弃了“先发制人”的思想,积极与中国等新兴崛起的大国合作。
(二)相同点
1、对华政策的核心意图没有改变
尽管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具体举措不尽相同,但其核心没有改变――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美国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它的核心内容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变化,贸易政策也会随之相应调整。由此即使奥巴马在施政理念上与布什大相径庭,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上是一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是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最终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2、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为了消除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均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降低美中贸易逆差,这期间对中国的反倾销案数量达到历史的巅峰。布什时期,美国对华反倾销案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奥巴马继任后,又连续对华发起三反调查。
四、结束语
总体来说,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的差异,双边经贸关系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尽管奥巴马政府愿意推进中美战略合作,中国政治关系趋于稳定,但制度上的差异和战略性的竞争关系将长期制约中美贸易关系,中美贸易冲突必将长期存在,中国对此应做好相应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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