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乡镇图书馆；网络建设；书目数据库；数据图书馆；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逐渐成熟和网络使用的快速普及，网络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图书馆作为历史悠久的人类智慧的资源库也悄然走上了网络化、数字化的道路。乡镇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庞大网络系统的一个终端也必须将逐步开展实现乡镇图书馆网络化、数字化建设。
一、乡镇图书馆网络建设的目的和意义
乡镇图书馆网络建设的组成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实现馆内图书的计算机管理和查询
随着知识需求的急速增长，导致了乡镇图书馆原使用的图书信息卡片查询，跟不上社会发展脚步，建立图书数字查询系统的需求和呼声越来越强烈。通过图书数字查询系统，读者能够自助查找自己所需要的图书及图书的馆藏区域，借阅情况等信息，然后只要按照系统中提示的信息就能顺利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籍，这样读者既能够全面具体的了解相关书籍的情况又能节约时间，同时也为图书馆降低了人力成本。
2.与大型数据库的链接
作为乡镇图书馆，其藏书量和书籍种类、内容、读者群体、覆盖范围受到建设规模、占地和经费等诸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如何才能做到既能满足读者需求又能不超出预算范围，成为乡镇图书馆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能够在预算购书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来购买大型图书数据库的网上使用权，或者与上级图书馆共建共享数字资源，就可以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国内的大型图书馆的图书数据库主要有万方、超星等，如能对这种网上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必将能够使得乡镇图书馆服务社会的工作得到很大程度进步。
3.数字图书馆的逐步组建
根据有关调研，图书馆距用户200m-1000m时，也就是步行到馆10分钟以内的时间，人们就会觉得方便，从而愿意到馆读书.超过这个距离，用户就会减少，因此有人提示了“人馆距离”说的概念，本人认为应该在乡、镇、村、社建立小型图书馆，充分利用各农家书屋和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最大化的满足群众在周围1.5公里内有图书馆、书屋可以利用的阅读需求。数字图书馆能被广泛推广和利用，这一问题将会得到有效解决，通过数字图书馆，人们在家里就能查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
对乡镇图书馆来讲，虽然覆盖面积不能与县以上的大城市相比，人们去图书馆也不像大城市那样费时费力，但是，在乡镇所辖的区域内有广大的乡镇、村、社，在国家“三农政策”的推动下，农村互联网络建设发展迅速，广大农民对知识的需求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强烈。
4、乡镇电子阅览室的建立
乡镇图书馆肩负着向农村群众传播知识的重大责任，由于距离问题，使得很多农民群众只能“望书兴叹”，如果能够锦一部加大农村数字化网络建设部伐，农村群众就能利用互联网络便捷的从数字图书馆中得到自己的需要。
二、乡镇图书馆网络建设的服务对象
青少年是乡镇图书馆网络的主要使用群体。图书馆肩负着“科教兴国”的大任，如果能利用网络图书馆的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强大的资料检索功能将青少年学生吸引到图书馆的网络上来，必将为社会和教育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另外，在广大农村中，种田大户、养殖专业户等他们面对很多问题，互联网上虽然有用之不尽的资源，但是，对一些专业的数据和资料却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图书馆网络中链接的专业资料数据库能够使得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在中青年人的带动下，不少老年人对网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中，老年人可以在安静而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地享受上网的乐趣.
三、乡镇图书馆网络建设的方法
乡镇图书馆的网络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建立书目数据库
在图书馆网络中，书目数据库处于基础地位，采编流通和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围绕书目数据库而进行的。
建立书目数据库主要采用回溯建库的方法，回溯建库主要可以依据馆藏图书和卡片直接以图书作为书目数据源，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整顿的质量，但不足之处是，回溯速度慢，效率不高，对于那些暂时不在架上或者丢失的图书都无法进行回溯，因此整顿数据的完整性无法保证。
若以卡片为准，可以提高建库速度，但卡片目录所反映出的信息毕竟没有图书全面和准确，尤其早期卡片目录对于检索点的设置反映不足，也会给回溯建库关于检索字段的录入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所以，在回溯建库的过程中，要从图书和卡片两个方面入手，将图书最完整的信息录入书目数据库。
2、建立书籍查询系统
图书馆查询系统是建立在书目数据库基础上的，利用书目数据库和计算机编程软件建立图书查询系统是很容易实现的。这样就可以彻底将原始的图书卡片封存入库，也让其寿终正寝。
另外，也应配套开发自动识别系统。它是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综合性技术，是集计算机、光、电、通信技术为一体的包括条码识别技术，磁卡识别技术、光学字符识别、射频技术、生物识别及图象识别等综合性的技术学科。
根据乡镇图书馆规模相对较小，经费相对较少的特点，选用条码识别技术是最适宜的，条码识别技术在十几年的图书馆图书管理过程已经相当成熟，另外，其操作方法也是简单易学，乡镇图书馆内即使是计算机水平相对较低的员工也能轻易掌握。同时，条码识别系统比较其他自动识别技术在购买价格上先对低廉，对乡镇图书馆来说是即经济又实用的。
3、逐步建立数字图书馆
建立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数字图书馆建设高潮，数字图书馆已成为国际高科技竞争中新的制高点，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重要标志。
乡镇馆应发挥自身的优势，广泛积累建立数字图书馆的相关技术信息，提高馆员素质、普及计算机、网络知识，为建立数字图书馆做好智力和人力准备，待数字图书馆开始向乡镇、村普及时，便能快速建成乡镇数字图书馆，为广大农村群众提高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
总之，乡镇图书馆的网络建设是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也是要随着乡镇图书馆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工作。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乡镇、村经济的腾飞，图书馆的网络建设势必落户乡镇，也必将为乡镇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做出巨大贡献，成为未来信息社会重要的信息获得机构。（作者单位：德惠市图书馆）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央1号文件）2010.1.31日
[2]张志美、董建成，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初探[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3（2）；39
[3]周佳兵，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回溯建库[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5.（1）74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关键词:数字化成长;农村;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113-04
“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吹响了我国农村向城镇化发展全面进军的冲锋号。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必须将信息化作为其主体内涵,推进它的途径抉择也必须是信息化发展的路子。由此在当前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数字鸿沟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成长引领农村城镇化发展就成了必然的战略抉择,非如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面貌。
一、当今时代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构建信息化的城镇
在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大环境下,所谓城镇化就是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本质内涵的城市化。正如美国著名经济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信息时代引入了一种新都市形式,即信息化城市。”按照他的信息经济理论,信息时代的城市和城镇的特性应该是:其一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其二是围绕网络组织起来,其三是部分地由流动的空间组成的。他所说的这样的城市、城镇,不是以往概念上的仅以一种形式而存在,而主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信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流动空间取代了原来的城市地域空间。由此,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以知识经济为内涵、围绕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信息化的城市结构模式。具体到当前我国农村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就是除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工作而转为大中城市的居民外,大部分农民要就地向县城或附近城镇聚集,来建设以上所说以信息化为主体支撑的,并与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起来的小型化的城镇群体。例如江苏省张家港那样的城镇群体,除其结构规模小于大中城市外,其构成模式基本是按照信息化的小城市样式,以知识、数字、科技为内在支撑、围绕数字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又如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龙泉镇和小冀镇京华社区,它们在通过数字化成长之路使农村向城镇化发展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广大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鸿沟”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数字化成长是跨越它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数字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间在拥有信息技术、信息能力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距。根据国家有关信息部门在四年前的调查,我国农村信息技术综合指数仅为城市的35%,其中城市居民固定电话普及率是农村居民的162%,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农村的2.5倍,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农村的16倍,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6.5倍。这种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间在技术、知识、经济、社会等多层面上存在信息差异的综合反映。从技术层面看,它是信息通信技术不均衡扩散在城乡间引发的技术鸿沟;从知识层面上看,它是城乡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知识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表现的知识鸿沟;从经济层面看,它是城乡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在网络经济发展中所反映出的经济鸿沟,并能够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由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应用的差异引发的城乡在技术层面、知识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所形成的多层面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隔断和割裂开了城乡间的信息沟通和经济联系,显示出了乡村与城市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及其形成差距的根本动因,严重阻碍了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
(二)数字化成长是农村跨越“鸿沟”、面向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作为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差异的数字鸿沟的填补、消除,必然要求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含量的繁衍增殖来实现,即必然要求通过数字化成长的方式来实现。而数字化作为信息化的内涵体现,实现它的技术与量能的增长又必须建立在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信息化发展搭建数字化成长之桥,才能够使农村得以用之来跨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而实现城镇化发展。另从信息化作为城镇化本质内涵的界定看,它也必然导致农村推进城镇化的途径抉择也只能是走信息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的差异,信息化的差异只能通过信息化发展的方式来消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种信息差异又是造成整个城乡间一切差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于城乡间对信息、知识获取和利用条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对称,就造成了其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至人们的收入、消费上的巨大差距。因此,从根源上消除整个城乡差别也就必须通过信息化发展的途径。
三、推进农村数字化成长、跨越城乡数字鸿沟应采取的战略举措
(一)要把信息化发展放在整个农村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来抓
信息化发展作为数字化成长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推动力,只有在它大力推进的情况下,才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整个农村经济的知识化、数字化水平,使农村从根本上快速拉近与城市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因而,当前必须将信息化发展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要尽最大努力、采用多方面措施尽快推进它的发展。为此而要在农村的经济建设中做到,建设其信息高速公路要更重于建设一般的公路、铁路,推进其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要更重于推广机械化农器具的使用,建设其信息数据库、知识库、智能库要更重于建设粮仓、水库,开发利用其信息资源要更重于开发利用其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
关键词：生活质量；老龄人口；农村；中国；安徽
一、介绍
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发展比较关注，而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却关注较少，尤其是以务农为生的老龄居民。农村老龄居民作为弱势人群，其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根据最近的报道，乡村里的年轻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务工，让老人们留守乡村，独自面对沉重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县域流动人口为7,900万，高于法国或英国的全国人口总数。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轻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状况，后者往往独自承担起务农和照料孙辈的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绝对收入计算的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的计算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鉴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收入，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资仅为城镇居民真实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医疗、消费品和教育在内的各种补贴构成了可观的额外福利，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考虑到补贴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应比这个数字大很多。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国内外观察家将其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最大隐患。//html/jianli/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市场导向的工业部门，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内陆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农村地区将从现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场化改革却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农村贫困人口将面临迁移或现住地资源恶化的两难选择。目前，从市场改革中受益的农村往往是离城镇中心较近的地区，而偏远地区往往难以从社会变迁中受益。内陆地区的农村家庭，尤其是务农家庭受益更少，农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让位于城镇的快速发展。㈣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体系正面临着技术落后、缺乏规模效应、环境恶化与价格扭曲等因素导致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尽管中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数据为8.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尽管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远高于城镇，农村却比城镇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大范围的以年轻人口为主体的农民向城镇的迁移。根据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31％和26％。从而，中国农村将同时面临经济转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zuowen/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各种福利项目在农村地区极不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养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农村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长期滞后，2009年底正式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尽管进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参保人数为5,199万，但与农村72,135万的总人口(2008年数据)相比，需要做的工作显然还有很多。而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则在2008年达到了21,891万，占城镇总人口的3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06年底就已经达到了76％。比数字更能揭示实际情况的是，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其子女，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撑。尽管庞大的下岗工人和城镇流动人口值得密切关注，农村老龄人口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农村老龄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现有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对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受到经济转轨和人口转变的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老龄居民有什么影响?不同职业阶层的老龄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质量?他们对其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估有什么特点?生理和心理健康与职业分层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sixianghuibao/
二、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以安徽省为地理对象。安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2008年总人口为6,135万，其中农村人口为3,650万，占59.50％。安徽位于华东地区的西北角、长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核心城镇，而贫困的农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来耕种。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务农与从事城镇中常见职业的老龄居民进行对比。城镇退休居民的职业在以往研究中经常受到忽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职业分层的效果往往延续至退休之后，而且职业分层集中体现了城镇和农村生活的许多区别。对于许多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职业具有终身性，而退休并没有实质意义。
对职业的定义非常直观，对生活质量的界定与衡量却要复杂很多。生活质量是由许多具体判断组成的总体判断，这在anital.stewart和abhyc.king的下列定义中得到了表述：
关键词：农村小学；二年级；趣味识字教学
二年级学生年龄还小，对他们的识字教学应以兴趣为引导。我们在识字教学中根据农村小学的乡土特点与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使用谜语识字法、图片识字法与游戏识字法进行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下根据具体教学情况，分别进行介绍。
一、谜语识字法
小学二年级学生对于传统的识字教学方法难免会感觉到枯燥，而根据传统的识字教学方法改进的趣味识字教学方法可以抓住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在兴趣的引导下进行识字。谜语识字法在小学趣味识字法中早已得到广泛应用，而我们根据乡村小学的特点，自编了很多具有乡情特色的识字谜语，使学生在快乐的识字过程中培养了乡情。
例如“科”字，我们为学生编排的谜语为：“小小禾苗在左边，我在右边用斗装”。学生通过谜语能够清楚地认识“科”字，同时又极其富有农村气息，使学生既熟悉又喜爱。
又如“茁”字，我们为学生编排的谜语为：“两根小草在上头，都从地里发出芽”。这个谜语将“茁”字的字形、字义体现在谜面之中，同时富含乡土气息。使学生通过谜语不仅能够认识“茁”字，同时还能理解“茁”字的含义。
再如“棉”字，我们为学生编排的谜语为：“一棵小树在左边，右边挂着白毛巾”。这个谜语形象生动，使学生能够根据谜面掌握“棉”字的写法。
这样有趣的谜语识字法使学生能够在快乐的解谜过程中认识更多的汉字，使学生对于字音、字形、字义产生更为深刻的记忆。
二、图片识字法
传统的识字教学法以学生看黑板、老师教读为主，而看图识字法利用看图片引导识字，对于学生的启发更大，使学生更加容易吸收。由于我们是农村小学，我们结合乡村特点，利用教师绘图的方式将一些贴近乡村生活的汉字画成图画，为学生提供图片识字教学。具体的图片识字教学过程中，我们多选择形声字进行图片的展示，将偏旁与文字进行组合，供学生看图学习。
如“清”字，我们在部首图片用蓝笔画出一条竖排着的弯弯小河，小河的右边用红笔画出“三点水”。而右边的“青”字，我们用绿笔画在左边出了绿色的麦苗，在麦苗右边用红笔写出“青”字，并在下方著名拼音：qīng。在教学中，我首先为学生讲解形声字的含义，接着拿出“三点水”部首图片，为学生讲解带“三点水”部首的字一般与水有关，让学生看着图中的小河记忆“三点水”的形象。之后出示“青”字图片，带领学生念出拼音，告诉学生这个“青”字最初表示农作物不成熟时候的颜色，就像图片中青绿色的麦苗的颜色一样。接着我继续教学，青春、青年的“青”字也是这个“青”，可以理解为用草木的颜色进行的一种引申比喻。最后我将两张图片合并到了一起，对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三点水’和‘青’字组合到了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漢字，这个汉字还念qīng，最基本的意思是形容水的清澈。‘三点水’是形，‘青’字是声，这样的字就叫做形声字。”学生在经过了这样的看图识字教学后，掌握了“清”字与“青”字，熟悉了“三点水”和形声字的概念。
三、游戏识字法
游戏是孩子们最喜爱的事情，我们针对二年级学生喜欢游戏的特点，利用游戏识字法进行识字教学，使学生收获了寓教于乐的学习过程。
例如，在识字大转盘的游戏中，我利用硬纸板制作了一个转盘，在基础的识字教学过后将生字写在纸上贴上转盘。游戏开始时我转动转盘，转盘指针停到哪个字之上就要求全体学生一起抢答这个汉字的读音。这样可以使学生快速掌握每次新课的汉字读音，使教学充满了趣味性。
又如爬山识字游戏。这个游戏需要事先将学生分为若干组，根据学生组的数目准备用硬纸板制作的“山”。每座“山”查之上都有从下到上的若干空白用来贴字。游戏开始时，将“山”悬挂在黑板上，教师将要考查的生字事先写在纸上，让每组学生在本组“山”的前面排成纵队。教师将生字依次贴到山上，每组学生依次在生字旁边的黑板上写出拼音，写对了教师则往“山”上边贴字，写错了则依旧在原位贴字。这样依次进行，最后哪个组“爬山”更高，则哪个组获胜。
这些有趣的识字游戏可以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生动，学生感到这些游戏十分有趣，他们非常喜爱这种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
根据鄂教财[2005]17号文件通知，我县教育局、财政局按照文件要求对全县“两免一补”工作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郧县地处鄂、豫、陕三省交界，老、少、边、贫、库俱全，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共有20个乡镇（场），近60万人，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924元。全县现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91423人，其中小学45883人，初中45485人，特校55人。通过调查摸底，郧县共有贫困学生35000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38%。
2005年春季，我县享受国家“两免一补”资助19314人，其中小学11805人，初中7400人，特教109人，占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21.1%。落实“两免”资金229万元，其中国家免教科书64万元，省免杂费165万元。
2005年秋季，省下达我县“两免一补”资助名额19514人，其中小学10531人，初中8874人，特教109人，比春季增加了200人。我们严格按照《湖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两免一补”工作暂行办法》和《郧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两免一补”工作实施细则》要求，将省下达的资助名额全部落实到贫困家庭学生身上。
关于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县财政今年已安排了10万元，每生每年补助100元，共补助寄宿生1000人，并要求于9月20日前将补助费落实到位。补助对象及标准严格按郧财教字[2005]109号文件操作。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构。我县自实施“两免一补”工作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刘学勤任组长的贫困生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郧政办发[2005]26号），县长柳长毅两次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和研究贫困生资助工作，并深入乡镇检查指导工作落实情况。今春开学，副县长刘学勤带领教育、财政部门负责人深入全县部分乡镇专门检查“两免一补”工作落实情况。县教育局也于今年3月正式成立了贫困生资助管理中心，定编2人，各乡镇也成立了以镇长或分管教育的领导任组长，由教育、财政、民政等单位为成员的贫困生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并安排专人负责贫困生资助有关工作。做到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两免一补”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操作严格。为了做好这项“惠民工程”，各乡镇、学校通过标语、广播、新闻媒体、校内、外公示栏及学校师生大会等形式对党和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及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让广大贫困学生和学生家长了解“两免一补”政策的意义和内容，让广大受助学生真正体会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今年6月，我县还统一印制了“两免一补”政策宣传单3万份，分发到全县贫困学生和贫困学生家长以及广大群众手中，营造了全社会积极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氛围。
（三）严肃政策，规范运作。“两免一补”工作是社会和广大群众关注的热点。我县财政局、教育局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级各类学校，切实做到严肃政策，规范运作。
一是严把个人申请关。我们要求各乡镇、学校申报贫困生一律由学生和学生家长提出书面申请，并有村委会、财政所和基层学校在受助学生申请表上签署意见。
二是严把资助条件关。今年6月，我县教育局、财政局依据《湖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两免一补”工作暂行办法》制定下发了《郧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两免一补”工作实施细则》。《细则》明确规定了申报贫困生的范围、对象、基本条件和贫困生家庭界定标准，切实保证了孤儿优先、残疾优先、单亲贫困家庭子女优先、因突发事件导致的家庭贫困的子女优先和绝对贫困家庭子女优先。
三是严把公示公告关。首先是把“两免一补”政策在乡、村、组和学校进行公示；其次把享受“两免一补”的对象及资助标准在乡、村、组和学校进行公示；再次把“两免一补”政策及享受“两免一补”对象及标准在郧县“学生资助”网上进行公示，做到了政策公示，对象公示，标准公示。
四是严把资金管理关。县财政局设立了贫困生资助资金专户，其运作程序是：省拨杂费资金到位后，县财政局在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到各乡镇财政所专户，然后由财政所和中心学校共同组织现场退款，实行家长、学生、老师、校长四签字，确保了全县免杂费资金清退到位，未发现克扣、挪用、挤占资助经费现象。
五是严把信息录入关。为了把贫困生的所有信息录入全省贫困生信息管理系统，县教育局、财政局及时召开了培训专题会，下发了信息录入文件及操作办法，编制了“郧县贫困生信息录入操作手册”，全县信息录入工作基本没有出现任何误差。
六是严把审核签字关。我们要求各乡镇、学校上报受助贫困生一律实行“五签字”，即班主任签字、基层学校校长签字、乡镇、县直学校负责资助工作人员签字、中心学校校长签字、财政所负责人签字，做到层层审核，层层把关。
（四）落实责任，强化监督。我县明文规定，乡镇财政所长和中心学校校长是本乡镇实施“两免一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财政所会计、中心学校会计和普教干部是实施“两免一补”工作的具体责任人；各校校长是本校救助贫困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同时明文规定，乡镇财政所和中心学校要派专人参加各学校评审小组的评审过程，复核学生及其家长的申请及学校台帐，并对各校评审过程的公正性、合理性进行监督，做好评审会议记录。没有财政所、中心学校参加的评审结果视为无效。县教育局、财政局还经常到基层学校进行检查指导，对“两免一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对违反规定的，坚决一查到底，一追到底。
三、存在的问题及有待改进的工作
（一）我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较多，需要救助的贫困学生也较多。由于国家“两免一补”资助名额有限，少数群众见利相争，给资助工作正常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二）我县绝大部分农民家庭比较贫困，且经济收入差距不大，界定贫困学生的标准难以确定，引起少数群众误解。
（三）我县财力有限，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人数及标准与其它县市有一定的差距。
（四）实施国家“两免一补”工作时间较短，各乡镇、学校的管理措施还不够到位，资助档案有待进一步完善。
（五）各乡镇、学校争取乡（镇）、村党政干部的参与程度还不够，党政参与、部门支持、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几点建议
（一）由于我县经济发展滞后，加之南水北调、银武高速公路建设，使全县耕地减少，贫困农民将增加，贫困学生也将随之增加，建议省教育厅、财政厅在分解贫困生资助名额和资金上予以倾斜。
（二）贫困学生资助经费专款专用，但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基层学校由于实行“一费制”，办公经费有限，建议省财政厅、教育厅为地方开展资助工作安排一定的办公经费，以促进资助工作正常开展。
（三）目前省下达的小学贫困生资助名额稍大，建议今后在下达资助名额时向初中予以倾斜。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和十届六中全会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弘扬先进文化为主题，广泛深入扎实地开展农村三项活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奋力推进“争当县域经济科学发展排头兵”，夯实建设全国百强基础。
二、工作目标
在总结2011年农村文化“三项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2012年农村文化“三项活动”，努力创作一批有文化特色，有艺术品位，群众喜闻乐见，内容健康的文艺作品，并以市场模式精选好戏、好电影送到乡村，引导督促乡镇组织本地农民开展文体科普活动，力争创特色、出经验、见成效。
三、明确职责
文化行政部门具体负责农村文化活动的业务指导和级织协调，积极向乡镇推荐、提供优秀剧目，指导乡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财政部门切实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各乡镇政府积极配合送戏、送电影下乡等工作，落实好电影、送戏下乡的衔接工作。涉及组织群众开展文化科普活动，每一次活动都要向文化部门先拟方案，拿出预算，邀请文化部门的人员现场观摩，并搞好文字、像片或影像存档，做好经费收支明细帐。
各乡镇根据本地的文化特色和活动需求，积极组织开展的群众文体活动，把科普、体育竞技、书法、美术、摄影等，切实贯穿于乡镇组织的群众文化活动中。
各部门要各司其责，分工合作，加强对农村文化活动和专项资金使用的检查、指导工作。
四、工作内容
在全市各乡镇、垦殖场和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开展农村文化三项活动。农村文化三项活动包括：①文艺演出。承担演出任务的艺术表演团体必须是经设区市级以上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持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②文体科普活动。各乡（镇、场）在开展文体活动前应先将活动方案等相关文件送交市文化局备案，乡（镇、场）文体活动以组织农民参加为主。活动可与乡镇文体特色相结合，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活动结束要写出总结材料及递交活动图片报文化局。对有影响的乡（镇、场）特色文化村建设可适当给予资金扶持；③电影放映。按照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完成每个行政村每月1场电影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每学期4场电影放映任务，每场电影放映补贴按省文化厅、财政厅文件规定的价格执行；④以上三项活动的情况要建立详细的档案资料（含文字、影像、图片等）。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管，接受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五、专项资金分配及使用
省下达我市2011-2012年度乡镇“三项活动”分配数为89.74万元。其中：1、乡镇电影放映场次补贴为22.63万元，按每个行政村每月1场电影放映任务分配；义务教育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片6.8万元。2、乡镇开展文体活动补贴为11.41万元，为保证每个乡镇每年开展两次以上活动，每次活动补贴经费最高为4000元，文化局视乡镇上报活动方案及预算核拨每次活动经费，乡镇不得挪用、挤占文化专项资金。3、全年送戏下乡补贴29.2万元，每场演出补贴为2000元。
六、票据使用及管理
1、票据由省财政厅、省文化厅共同设计印制，省文化厅发放，由文化行政部门统一管理。
2、省农村文化活动经费报帐凭证，一式三联，每本票据共五十张，第一联存根联为活动开展单位，即文艺演出团体、电影放映单位、主办文体活动单位留存。第二联审核联为乡财政所留存。第三联报帐联为文化行政部门留存。接受演出、放映的行政村及爱教片的放映所在义务教育学校和上述三联留存单位负责人都要在单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3、主办文体活动应由乡镇文化站制定活动方案，由乡镇政府审核报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后，由乡文化站组织实施。活动结束后，要如实填写活动情况有关数据。
4、乡财政所要按照以上规定对三项活动的票据认真审核，对违反规定使用票据的达不到上述要求的，内容虚假的，无单位负责人签字或未加盖公章等票据视为无效票据，使用单位对作废（无效）票据应妥善保管，以备核查。
在乡村建设的促动下,青岛乡村的小学教育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开始实施强制义务教育①。各乡区建设办事处开始制定入学目标,实行学龄儿童强迫入学制。鉴于乡村学校缺乏,教育水平低下,学生入学困难,由当地公安机关调查登记入册,市教育局督同各乡区建设办事处在乡村普遍设立小学,以保证每一大村有一完全小学,每一小村有一分校,儿童可以就近入学。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青岛乡村已有85%的村庄设有学校或分校,[1]如李村区全区有95个村,就有完全小学校20所、初级小学校10所、分校41所;沧口全区有10所完全小学校、7所初级小学校、26所小学分校;九水区有11所完全小学校、7所初级小学校、25所分校;薛家岛区有2所完全小学校、8所初级小学校、14所分校;阴岛区有完全小学校4所、初级小学校2所、分校8所;等等。总之,凡人口在三五十户之村庄,平均每一村庄都有一所小学校,即使人口最少的村庄,虽然没有学校,但其附近村庄也必然会有学校可以上学,其最远距离不会超过四五里路,[2]由此,乡民们上学也就变得方便了,上学的机会也增多了。虽然在青岛市政府的支持下,在各乡区建设办事处的努力下,乡区学校的数量增加了,学龄儿童上学也方便了,但是,失学儿童的数量仍然很多,入学的学生数仍然很少,各乡区学校出现了不足额的情况。表1中的数据显示:市区学龄儿童有13144人,就学数为7119人,就学率达到了1/2以上;与市区相比,乡区情况则不容乐观,乡区学龄儿童人数总计约为34229人,而实际就学数仅为12047人,这差不多和李村区的学龄儿童人数相当,乡区的平均就学率仅为31.7%,而平均失学率则高达68.3%,其中就学率相对较高的李村区的失学率也约为3/5,更不用说失学率最高的薛家岛区了———薛家岛区的失学率差不多达到了4/5,也就是说,薛家岛区的就学率仅约1/5而已。青岛乡村地区如此低的就学率可能是因为青岛乡区文化水平普遍太低,乡民多不识字,不识字也不会妨碍乡民的日常生活,乡民多已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因此对子弟的就学认识不足。乡民普遍的低文化水平成为了青岛乡村发展的障碍,故此,青岛市政府在开展乡村建设之际,特别实施了旨在提高乡民素质的强制性义务基础教育。
二、措施强硬的义务教育
强制性义务教育主要是针对学龄儿童,其执行办法主要是:首先,在学校能容纳的范围内,选择学龄儿童中年龄较长者及家境较富者,劝导其家长送子入学,如家长不听劝导,没能够在限期之内送学龄儿童入学,就处以一元以上十元以下的罚金,这交由公安分住所执行;倘若处罚后能够遵令在有效期限内送孩子入学,仍然会退还其罚金;①如果超过规定期限,仍然未送孩子入学,不但罚款不会退还,还会让警察强制家长令孩子入学。其次,在教育条件成熟后,青岛市政府规定所有市立学校免收学费,以使贫寒家庭的孩子也能够上学,不过,这个办法实施之初仅适用于已届学龄而未入学的孩子。[3]同时,各学校还必须严格限制入学儿童请假,规定不得无故缺课,对不入学或提早辍学者同样处以罚金。①如李村区王埠庄小学朱玉照等6名学生因长期旷课而各被罚金一元。②此外,每次假期之后,如麦假、秋假等,各乡区建设办事处都会派督学或指导员等到各校视察学生们的返校情况以促教育,学校老师也会针对性地进行家访,宣传实施“义务教育”强迫入学的意义及办法等,督促学生按时入学,从而避免中途辍学现象。③强制义务教育实行之后,虽说学龄儿童尚未完全入学,但也大见成效,失学儿童逐渐减少,各所学校的入学人数也骤然增加,如李村一区学校就新增学生达千余名。1934年,李宗黄先生的考察团到李村、九水两区参观考察后,发现他们所考察的河西等村的10余所学校均是用最新式的教学方法,认为其教学方法甚佳,并且它们都有以下共同特点:“校舍整洁美观,一如城市,为他市县乡村所不及,多属新建者”;“缺席甚少,参观各校,学生均到齐,缺席者极少,此其原因,闻系当局极重视缺席,列为重要考成,并规定详细办法四项,即遇有旷课者,由学生自治会或级会之调查员,到其家查询劝导,或由教员到家督促,并每月举行出席与旷课之比赛,定有褒奖,故有如此成绩”;“免收学费,所有市立学校,俱免收学费,使贫寒之家,易有就学机会,此则当令其他国立公立之学校自愧弗如也。”[2]正是因为青岛市政府对乡村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大力扶持,乡村教育在短短几年内就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强制义务教育的推动下,1933年之后的学龄儿童入学人数迅速增加。由表3可知,1936年仅乡区小学的学生数就已经达到了31450人,而整个青岛地区小学生数则达到了42481人,与1935年相比其增幅达到了6.74%,而其中女童与男童的入学比例也由1927年的1∶5.6上升到1936年的1∶2.2。[1]根据表3中的数据,1936年青岛市政府对乡村小学教育投入了350117元,约是1936年青岛市对小学教育总投入的67.82%。最终,在青岛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动下,在青岛市政府的支持下,经过各乡区建设办事处的努力,青岛乡村地区的小学在1936年已经有市私立学校102所,其数量远远多于市区内的小学学校数量,大约是市区内小学学校数量的4倍。虽然市区也相对重视初级小学教育,但相比较而言,乡村地区更是将初级小学教育放在了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这不能不说与乡村地区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有关。乡村地区的初级小学班数达到了767班,是乡村小学总班数的4/5还多。从乡村初级小学的学生数更能看出初级小学教育在乡村教育中的地位:乡区初级小学的学生数差不多达到了乡区小学总人数的9/10。
关键词：雷山；发展；战略；乡村旅游；少数民族妇女
中图分类号：F592.1.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lO)06-0097-08
乡村旅游，是指依托于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以民族文化展示、农业生产活动、村寨文化特色、地方民族习俗等为内容，以农民为市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利用城乡之间在自然景观、生活习俗以及文化方面的差异，通过创新策划、规划设计、开发组合成旅游产品，提供城市居民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康体娱乐、劳动和购物为一体的旅游活动和形式。妇女地位高低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在贵州各乡村旅游区，少数民族妇女由于缺乏专业技能，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建议对雷山妇女进行文化扫盲和技能培训，引导其自愿投身旅游服务业，促进妇女发展和改善地方经济；契合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
一、雷山概况和少数民族妇女教育培训状况
雷山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南部，东经107°55′-108°22′和北纬26°02′-260°34′之间，全县总面积1，218.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73万亩，占总面积的5.6％，其中稻田面积8.49万亩，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农业县。辖丹江、郎德、西江、永乐4个镇，望丰、大塘、方祥、桃江4个乡和达地水族自治乡，共157个行政村，1305个村民小组，2005年末(第五次人口普查)总人口15.2万人。世居少数民族有苗、汉、水、侗、瑶、彝等民族，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2.6％。雷山是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2009年末，全县完成生产总值636亿元，财政总收入668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89元(约合350美元)，低于国际公认的每天人均收入一美元的最低贫因线。雷山县旅游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64.4％，主要景区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西江千户苗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郎德上寨、铜鼓之乡掌坳、响水岩瀑布、高岩大峡谷等，曾被央视等媒体评为“中国十大最好玩的地方”；民族风情浓郁，人文景观神奇，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绿色产业、民族文化产业的良好条件。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雷山县15-50岁文(半)盲人数为10467人，其中女性为7850人占总数的75％，其中2057名妇女是文盲，5，793名妇女是半文盲。女性文(半)盲绝对数和所占比例都远远高于男性，严重制约女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参与度。雷山农村社区发展滞后固然有历史地理资源因素，但劳动者素质偏低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农村青壮年男性大多在外务工，女性已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而她们偏低的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只能进行粗放而低收入的初级劳动。
用“问题树(ProblemsTree)”和“目的树(ObjectivesTree)”分析法，对雷山乡村旅游现状进行内外环境分析、优劣势比较，发现妇女文化素质低和缺少专业技能是主要症结之一，急需对妇女进行“基本脱盲教育和旅游服务技能培训”。
二、少数民族妇女投身乡村旅游的可用资源
(一)旅游资源
雷山县“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特征制约了机械化现代农业的发展，而中央政府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和各项环保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工业制造业的准入门槛，生态良好风光旖旎的雷山发展无污染低能耗的旅游服务业才是最好选择。雷山处于中国苗族原生态文化的中心，拥有中国第一座露天民族博物馆“郎德上寨”，全球第一大苗寨西江“千户苗寨”，雷公山部级自然保护区。走进苗家寨寨踩鼓，人人能歌，女戴银花，男吹芦笙，舞步粗犷，旋律流畅；浓郁风情令游客流连忘返，是乡村风情游、自然生态游的黄金路线。丹江、郎德、西江、望丰、永乐、桃江、大塘7个乡镇公路交通方便、服务设施齐备，适宜乡村旅游发展；方祥乡和达地水族自治乡适宜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和特色农产品生产。
(二)培训资源
1．“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是2006年启动的部级教育培训项目，广大农民将享受完全免费的实用技术培训，所有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此项目将引导少数民族妇女学习旅游服务技能后，投身乡村旅游。
2．利用教育部门的“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项目对文盲(半文盲)妇女进行扫盲教育。
3．国家、省、州三级旅游部门的政策、资金、技术支持和贵州民族学院等帮扶单位的师资人才支持，以及国内外慈善机构的无偿援助。
(三)县域内部资源
1．少数民族妇女自身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她们聪明能干吃苦耐劳，只要有合适的乡村旅游项目和技能培训，她们完全能够自力更生勤劳致富。
2．雷山县旅游局、农业局、扶贫办、科技局、教育局、妇联、团委等部门皆有乡村旅游资助项目和行政资源可帮助少数民族妇女发展乡村旅游。
3．近十年来，雷山县职业中学和166个乡(镇)级、村级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已经开展了多项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积累了一定教学经验和培训成果；整合农校资源，深化培训效果将大大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三、少数民族妇女投身乡村旅游项目
(一)项目目标
从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彻底扫除妇女青壮年文盲，受训妇女掌握一两门实用技能；在旅游旺季或农闲时节就近从事乡村旅游业；旅游收入占全年家庭收入的40％-80％。经过培训，从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村妇女变为具备一定旅游从业技能的劳动妇女；从缺少自我实现意识的传统妇女变为头脑开放、观念更新的新时代新女性。
(二)项目进度表――甘特图
因为冬季为农闲时节，所以妇女参加技能培训和岗位(田野)实习的时间集中在第四季度，借用各乡镇中心学校和条件较好的村小，保证妇女有时间有可能就近参加培训和实习。
(三)项目构成
1．文化扫盲(针对文盲妇女)
文化扫盲课安排一个月学习时间，主要学习常用汉字和基本数学计算，并根据妇女不同年龄段有不同达标要求：
(1)15-30岁妇女每天学习15个汉字，一个月必须学会450个常用汉字，能理解电视节目、基本读懂报刊、写简单家信收据便条、能进行基本的买卖计算；
(2)31-50岁妇女每天学习lO个汉字，一个月必须学会300个常用汉字，能理解电视节目、初步读懂报刊、写简单收据便条、能借助计算器进行基本的买卖计算。
2．乡村旅游技能培训(针对具有中等、初等文化水平妇女和完成扫盲学习妇女)
文化扫盲和技能培训的最终着力点都是必须提高劳动收入，只有实实在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学习培训才能激发妇女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这要求培训内容必须紧扣雷山县乡村旅游实际，什么技术能增收就教授什么技术，什么项目能挣钱就发展什么项目。技能培训主要集中在四大项目：(1)旅游服务业；(2)民族歌舞表演；(3)传统手工艺品制作销售；(4)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每一期技能培训为期三个月，包括课堂教学和岗位(田野)实习，在全县9个乡镇同时铺开，参训妇女可根据个人兴趣和当地乡村旅游实际自愿选择参加。
(四)项目目标人群
项目目标人群为雷山县7850名15-50岁的少数民族妇女。目标人群分年度培训计划：
2011年共培训2000人，分别是旅游服务业400人、民族歌舞表演400人、手工艺品制作销售600人、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600人；2012年共培训3100人，分别是旅游服务业500人、民族歌舞表演500人、手工艺品制作销售600人、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1500人；2013年共培训2750人，分别是旅游服务业300人、民族歌舞表演300人、手工艺品制作销售500人、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1650人。
(五)项目执行机构与合作伙伴
雷山县旅游局作为项目具体执行机构；教育局、扶贫办、科技局、农业局、劳动局、县妇联、团县委拥有教育培训相关资源和经费，作为项目合作机构；贵州民族学院曾在雷山县定点开展文化扫盲和科技扶贫，邀请其作为项目的合作伙伴。
(六)项目财政预算
任何一个有长久生命力的发展项目都是可持续的有产出的“造血式”项目，而不是只投入不产出的“输血式”项目。第一年资金投入占总投资的50％，第二年33％，第三年17％，因为前一年项目产生的利润将充实后一年的项目实施，三年项目投资呈递减趋势。当前农村扫盲经费主要来自中央、省、县三级政府，依据地方政府现有财力，本战略资金预算为60万元，并从非政府组织(NGO)或非赢利组织(NPO)募集107％元作为应急储备金。
1．文化扫盲预算
文化扫盲项目的目标群体为2057名文盲妇女，12万元预算在三年中平均分配：每年的教材教具12000元、教师课时津贴24000元、办公管理费用2000元、监控评估费用2000元，合计40000元／每年。
2．技能培训预算
技能培训项目的目标群体为7850名少数民族妇女，总计投入48万元，能够自我创收增值的项目投入方式保证了项目的可推广性和可持续性，具体支出项目：
2011年旅游服务业(课堂教学+岗位实习花费)60000元，民族歌舞表演(课堂教学+演出实习花费)60000元，手工艺品制作销售(课堂教学+作坊实习花费(60000元，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课堂教学+田野实习花费)60000，共计24万元；
2012年旅游服务业(课堂教学+岗位实习花费)40000元，民族歌舞表演(课堂教学+演出实习花费)40000元，手工艺品制作销售(课堂教学+作坊实习花费)40000元，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课堂教学+田野实习花费)40000，共计16万元；
2013年旅游服务业(课堂教学+岗位实习花费)20000元，民族歌舞表演(课堂教学+演出实习花费)20000元，手工艺品制作销售(课堂教学+作坊实习花费)20000元，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课堂教学+田野实习花费)20000，共计8万元。
四、结语
本发展战略抓住雷山县实施“旅游强县”大好时机，为少数民族妇女提供文化扫盲和技能培训，带动妇女自愿投身乡村旅游服务业。不仅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妇女提升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促进妇女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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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州年鉴(2009)[R]，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3]李炳昌，巴拉河流域乡村旅游发展战略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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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蔚，乡村旅游价值取向的维度分析――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为视角[J]，贵州民族研究，2007，(3)，
关键词：汉唐村落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转贴于列为表1如下：
①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寔《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①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农村成人教育；趋向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4-016-03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农村成人教育关系解读
1.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决定》专门指出：“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之一，指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包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和服务内容，以及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内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指面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
2.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农村成人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成人教育是指对从事农业的农村成人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化和实用技术培训。广义的农村成人教育泛指对县及县级以下从事农业等各行业的成人进行的一切有组织与无组织、有计划与无计划、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农村成人教育内容宽泛，涉及思想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生产教育、健康教育、生活教育等方面；教育途径和方法灵活多样，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比较常见的形式。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农村成人教育有共同的交集，且从广义文化概念看，农村成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农村文化活动。两者皆事关农民的基本文化和教育权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工程，都具有帮助农民掌握新知识、新经验、新技术，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的功能，进而通过人才培养、信息传递、科技普及、市场开拓等途径，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两者也存在内在的运行逻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赋予农村成人教育新的时代意义，拓展了农村成人教育领域，使农村成人教育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发挥农村成人教育的传递、传播、选择和创新文化的功能，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进而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撑。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概述
2007年3月17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出抓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这五项工程奠定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体框架。
1.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为解决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收听广播、看电视难的突出问题，1998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广电总局共同组织实施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以下简称“村村通”工程)。2006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通知》。目前，“村村通”工程已成功走过了三个阶段：一是1998年到2003年，完成了11.7万个已通电行政村“村村通”工程建设；二是从2004年开始，完成了10万个5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工程建设：三是“十一五”期间，全面实现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全面加强农村广播电视无线覆盖。“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继续大力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以直播卫星应用为主，全面实现20户以下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力争基本实现“户户通”。“村村通”工程使农民群众便捷、及时、生动、形象地了解各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国内外大事，为其修建了一条通向和谐小康的信息之路。
2.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是政府举办的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指导基层文化工作和协助管理农村文化市场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是集书报刊阅读、宣传教育、文艺娱乐、科普培训、信息服务、体育健身等各类文化活动于一体，服务于当地农村群众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机构。乡镇综合文化站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而建设的。2009年9月，文化部颁布《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性质、职能、任务，从规划、人员、经费、设施设备等方面对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和管理作出明确规定。截至2010年底，新建和扩建乡镇综合文化站2.67万个，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
3.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文化部、财政部于2002年开始在全国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共享工程”)。“共享工程”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各种类型的文化信息资源精华以及贴近大众生活的现代社会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与整合，建成互联网上的中华文化信息中心和网络中心，并通过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部分地(市)、县(市)以及部分乡镇、街道(社区)的文化信息资源网络传输系统，实现优秀文化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据统计，截至2010年，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为文化共享工程投入57亿元，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十一五”时期建成各级服务点83万个，覆盖90％的行政村，累积服务人次8.9亿。“共享工程”开辟了一个不受地域、时空限制的崭新的文化传播渠道，对于迅速扭转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信息匮乏和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4.农村电影放映工程。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关于做好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意见的通知》，在广大农村地区实施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2131”工程)。“2131”工程的主要目标是：不断扩大农村电影放映覆盖面，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逐步建立以数字化放映为龙头、以乡为重点、以村为基点，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相协调的农村
电影放映新体系。截至目前，全国已组建农村数字电影院线228条，数字电影放映队3.8万支，年放映公益电影达780万场次。数字电影放映已完成了对4个直辖市、310个地级市、2333个县级地区、2.61万个乡级地区、43.65万个行政村的覆盖。结构合理、网络连通、院线发展、规模放映、服务优质的覆盖全国农村的数字电影服务网络体系基本建成。2010年底，顺利实现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所提出的全国每个行政村每月放映一场电影的规划目标。
5.农家书屋工程。为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2007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对“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总体思路、组织领导、实施方式、建设要求等作出了明确的阐述和说明，成为指导实施“农家书屋”工程的纲领性文件。由此，“农家书屋”工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是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在行政村建立的、农民自己管理的、能提供实用的书报刊和音像电子产品阅读视听条件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每一个农家书屋原则上可供借阅的实用图书不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目前，中国已建成农家书屋、社区书屋、职工书屋等共38万家，基本覆盖了中国一半以上的行政村，累计投入资金近80亿元。农家书屋工程为农民找到了一个学习知识、提高自身素质、改变自身命运的文化平台。
三、公共文化服务折射出的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新趋向
1.发展目标社会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既是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必要途径，又是提高广大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保障。其宗旨是推动社会的发展。
农村成人教育应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顺应学习型社会的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身在提高农民素质、劳动力转移与培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在2002年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成人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农村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化社会的重要内容，承担着提高农村成人思想政治和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任务。”农村成人教育只有真正融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为其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撑，才会赢得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国家及地方政府才有可能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提供政策、物质、财政、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目标社会化，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要求，也是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组织管理合作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之所以取得较为扎实的成果，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多部门的有效合作与协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体框架中每一工程的实施，都不是某一部门单独能够胜任的，需要多个部门密切协作。正是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农村文化服务工作，各负其责，形成合力，确保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各项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农村成人教育是一项服务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是教育部门的职能，也是政府其他部门的重要职责。目前，农村成人教育还没有完全脱离普通教育的管理模式，封闭办学、条块分割、管理分散、各自为政的局面依然比较突出。因此，应重建农村成人教育的主管部门，建立由主管部门牵头，科技、文化、扶贫等部门协同的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协调、统一规划农村成人教育发展。多部门的协同与合作将成为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透过作者厚重的笔墨，我们看到了乡村的纯朴与简陋，看到了乡村的真诚与宽厚，看到了乡村的坚韧与顽强，看到了乡村的爱情与亲情，同时，也看到了乡村理所当然所存在的狭隘与狡黠，甚至睚眦必报。
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实实在在地于乡野间生根发芽，并与村庄长相厮守。
因此，沉重的乡村成就了作家钱良营更阔远的视野，他们试图将思想的笔触探进生活的最底层，寻找并发掘着积淀在乡村深处那种本质的善良与厚道，并力图揭示、摒弃隐匿在乡村壁垒背后的杂色音符。
小说主人公金大强是金龙湾转型时期的新派人物，其思想境界已远远超越了自己身边的父老乡亲。卑微的出身和幼年的苦难过早地锻铸了他的坚韧、顽强和宽厚，他的忍辱负重的纯朴本性时时折射出了他人格的光芒。金大强为改变简陋的乡村和简陋的生活，作为村长的他率先在沿袭了无数年男耕女织习俗的小村里办起了蛋鸡场，并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无疑，正是金大强的这种胆识与气魄搅动了金龙湾的一池春水。
从此，这个宁静了无数年的小村，就开始升腾起一股风云。
围绕金大强这个中心人物的还有落后、保守、顽固群体的代表龙腾飞。他以金龙湾的权威身份“统治”了金龙湾无数年，他人性中的“恶”的本质体现在他曾睡过村里几乎所有新媳妇的劣迹中，体现在为村民办事必索要好处的贪婪中，体现在处处为农村改革设置障碍的狭隘中，他对有着开拓精神的金大强接替他做了金龙湾新的“掌门人”始终耿耿于怀，他骨子里的“小”时时会算机而动，结果是，在他灰暗心理的导演下，金大强带领村民致富的道路变得更为坎坷。
但，毕竟，浅浅的河堤阻挡不了强劲的农村改革风潮，以龙腾飞为主角的守旧势力已是强弩之末，尽管。他一再为金大强上马食品加工厂的事情在暗地里制造阻力，尽管，他仍然苟延残喘地游说身边游移不定的人群。
在作家钱良营的笔下，字里行间始终激扬着农村改革发展的主旋律，他把对农村生活的思考和对父老乡亲的挚爱都沉淀成了艺术的笔墨，字字珠玑般地在文字的长河里播种着自己积极且丰硕的思想。他笃信建设新农村的历程虽然曲折但成功在望，他倾注了全部身心从政治、思想、艺术的深度剖析三农命运，解读三农现实，思索三农出路，架构三农精神，这就是钱良营和它的《金龙湾》全部的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