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农业科学技术这个侧面，分析一下它在近代落后的过程、原因和教训。
一、过程
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源远流长，汇集丰富。在秦汉时期，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初步具备，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中国古代三百多种农书就是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中国已推广了铁犁。十八世纪他们把条播机当作新发明，而我国汉代已经有了这种东西。当欧洲农业还是休闲制时，我们已进人轮作复种阶段。中国古代农业在能量循环利用、用养结合、多种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以及制造精巧的农具、利用自然力，特别是水利工程方面都有很多创造。凡是深人研究过中国古代农业的外国学者都是叹为观止的，他们称为中国农业历史之谜，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是创造了奇迹的。可以说在经验科学范围内，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成熟较早，水平较高，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了呢?这得先从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说起。英国产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同步发生的。农业革命既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农业科学技术的革命。当时在农业科学技术上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具改革，推行条播机、中耕机等马拉农具，二是实行轮作制，用牧草、根类作物、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轮作，代替过去的休闲制;三是家畜由放牧到舍饲。因此改善了管理，增加了肥料，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些变革和欧洲中世纪比是巨大的革命，但它仍然属于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上并没有超过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并不比欧洲落后。
历史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农业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比较突出的事件是蒸汽机开始用于农业的固定作业，也有了蒸汽动力的绳索牵引犁。笨重的蒸汽机在农业上虽然没有象工业上使用那样成功，但不失为第一代农业机械动力。再者农业化学对植物营养、土壤、肥料进行了研究，企图用科学理论来指导生产，用实验方法来探明农业中的因果联系。这说明欧洲农业开始由手工向机械作业，由经验向理论过渡。这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和欧洲比，不但发展速度落后了，而且水平也落后了。如果以李比希1840年发表“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运用’作为欧洲农业实验科学的开端魄话，这刚好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巧合，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就是在中国的历史转折时期开始落后了。虽然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开始落后了，但当时的差距不是很大的。欧洲、北美洲的农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拿美国来说，本世纪三十年代前仍然是马拉农具，施肥很少，产量不高。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与西方比真正出现大的差距是在二士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这时西方推行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是半个世纪来发生的事情。
二、复杂的因果链条
中国有成功的农业历史，但没有发展为现代农业科学，而且在近代变得落后了，这又是一个历史之谜，更需认真总结。
从欧洲近代的发展来看，有几个因素促进了近代农业科学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工业的兴起，基础科学的产生，国际交流，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欧洲之所长，正是中国之所短，我们可以从它的反面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1.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衰落
在明代，江南农业有新的发展，水田作业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很繁荣。在这种背景下，涌现了一批伟大的科学家和科学著作:有徐光启的总结农业生产方面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总结农业、手工业方面的。天工开物》等，这些著作和同时期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都毫不逊色，互有长短。问题在于中国始终没冲破旧的束缚，带着沉重的封建枷锁步履维艰地爬行着。帝国主义的人侵又中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内外交困，农业生产日趋凋弊，从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停滞了。1639年出版的《农政全书，，是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此后再没有什么新发展。除1742年由皇帝授命编辑出版的，并没有多少新东西的《授时通考》外，不过出现了些小型地方农书。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连小型农书也没有了。直到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后，才开始零星地介绍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然而这己是移植过来的技术体系。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有多半个世纪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处于空白阶段，旧的东西停滞了，新的东西还没有产生。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的要从农业生产中去寻找。没有生产提出新要求、提供新经验，科学技术就会枯竭。当我们处在空白时期时，欧洲农业科学技术却迅速赶上来，相比之下我们就落后了。
2.工业的落后使农业机械技术始终处于手工阶段
由机器作业代替手工作业，使农业越来越带有工业的特点，这是近代西方的趋势。资本主义初期，农业曾支援了工业。当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使农业这个古老的生产部门显得逊色，后来工业又反过来支援农业，使农业成为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产业。没有工业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改造是不能实现的。中国在宋代就有比较繁荣的工商业，到明代工商业有进一步的发展，纺织业、陶瓷业、采矿治金都是很发达的，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以致于十九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拿不出象样的产品和中国抗衡而求助于鸦片作武器。中国并不是不具备发展为工商业大国的基础，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把工商业发展看作是农业的腐蚀剂，有动摇自己统治基础的危险性，竭力推行“重农抑末”的政策，打击了工商业的发展。“重本抑末”在古代保护过农业的发展，但在近代不但起不了保护农业的作用，而且危害了农业的发展。因为工业发展不起来，农业只能停留在手工阶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工业虽也有些发展，但总是带着殖民地的特点。帝国主义只允许殖民地提供原料，发展轻工业，不允许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有较大的发展，以便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都是在钢铁产量和机器制造业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实现的，中国近代始终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3.农业基础理论科学没发展起来，农业生物技术处于经验阶段
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是各基础理论学科不断向农业科学技术渗透的历史，也是农业科学不断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的历史。十九世纪中叶，化学继办学之后，成为带头学科之一，化学也带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技术的突破，就从化学的运用开始的。二十世纪初，农业各基础理论学科先后成熟并独立出来，它们是:微生物学和病理学、土壤学和肥料学、植物生理学和动物营养学、遗传学和育种学、昆虫学和农药学及农业气象学等。这些学科既区别又联系构成了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这是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多出于匠人之手，有讲究实际的传统，有较高的技艺，这是中国古代经验科学水平较高的原因，但匠人们由于条件的限制而轻视理论，一些科学家也不乏高度的哲学概括，而理论上总显得空泛，没有实验科学的根底，这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以农业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植物学为例，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和西方在科学发展上的区别。1858年由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合作翻译的.植物学，，是中国首先介绍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的书，原本是英国林德利(Iindely，2799一2565)的代植物基础》(ElementsofBotany)，它和中国传统的偏重于实用方面的植物学(如本草学)有相当大的差别。它介绍了包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植物的内部构造，各种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不是按实用而是按亲缘关系的分类。这已经是近代建立在观察、实•验基础上的普通植物学内容，是基础理论著作，偏重于自然规律的阐明而不着重于经济价值。这是西方生物技术发达的基础。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局限于经验，拘泥于实际，跟着生产跑，无法完成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农业生物技术没有能够达到普遍的理论认识。
4.经济的封闭性抑制了农业的发展，断绝了农业科学技术的交流
近代科学是在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在技术上接受了低地国家的成果，德、法、意则受到英国农业革命的影响，而美国农业是直接来自欧洲的。英国在农作制方面，德、法在农业化学方面，美国在农业机械方面，俄国在土壤学方面，在近代都各有长处，它们的交流共同促进了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繁荣。海外的贸易既刺激了农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交流。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航道的开辟，是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生物资源的一次大交流。近展起来的国家都是航海业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代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常接受朝贡或派出使节，保持着半开放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科学技术的交流。自郑和以后，中国的航海业不行了，西方强大起来了。封建统治者害怕与国外接触会动摇自己的地位，妄图关起门来做世界中心的美梦，不知道国际交往、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不知道海外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近代科学发展如千帆竞发的形势下，中国却在孤立中沉没了。中国的锁国政策是小农经济保守性的反映。小农经济曾促进了中国古代集约农业的发展，到了近代它又阻碍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它自给自足，规模狭小，再生产能力弱，没有专业分工，基本上是封闭的农业经济。这种封闭性不仅表现在国内，而且表现在国际交流方面。当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时，我们不得不和国外发生关系，然已处于被动地位。帝国主义的入侵，强制农业商品化，进行不等价的掠夺性的交换，使农业生产恶化。这时虽然开始介绍国外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然而在如此低下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无法扎根的。
5.人口的激增既加大了农业的压力又成了运用农业科学技术的限制因素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近代才突出起来的。据估算中国历史上人口是在五、六千万上下波动，人均耕地至少在十亩以上，人多地少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封建的传统观念是鼓励多子多孙，把人口增加视为兴旺发达的表现。康熙时人口突破一亿，道光十四年(1834)达到四亿，清代时不到二百年人口增加了八倍，人多地少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近代史上工业革命前后，发达国家人口巨增是普遍现象。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工商业发展很快，城市吸收了大量的人口，农村人口相对减少，劳力短缺是主要问题，迫切需要改进技术提高效率。中国的工商业一直没发展起来，城市容纳的人口很有限，增加的人口主要留在农村，人多地少是主要问题。大量的人口给农业增加了压力，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拼命复种和垦殖，恶性循环就从这里发生了。因为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对农业科学技术，特别是机械技术的要求就不那么迫切。人们宁愿去雇用劳动力而不愿使用机器。这是中国近代一直靠投人大量的劳动而进行集约经营的基础。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发展变化相联系的。我只说到了与农业科学技术直接有关的因果链条，而那些原因的原因基本上没有涉及，需要历史学家去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丰富的经验教训，“悟已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迫”，总结这些经验教训虽无补于过去，却有益于今天和明天。西方近代如何发展的，我们如何落后的，今后应该怎么办，都需要历史地加以总结。
1.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西方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造成的，这一点，我们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已经解决了，而且在制度上超过了资本主义。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将会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时期。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们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物质墓础薄弱，旧的影响较重，经验不足。好的社会制度还要有好的组织形式，好的管理方法。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各种农业经营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各种障碍。
2.农业机械技术是由工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要提高农业机械技术，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先搞工业化，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最后不得不返回头来武装农业。我们不能走这样的路，我们必须工农业同时发展，既不能掠夺农业来发展工业，也不能发展农业不强调工业。工农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是对抗的关系。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时，农业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
3.农业科学技术要不停留在经验阶段，就得发展基础科学理论。我们既要重视应用问题的研究，也要重视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技术的突破是以理论突破为前提的，从达尔文发现杂交优势到杂交玉米的育成，从李比希的“归还说”到近代化肥工业的建立，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理论准备。直到现在农业科学中还有不少领域是经验性的东西，还不能称为科学。只有在基础理论科学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农业。
在高中历史必修2（经济史）对中国古代农业的讲述中，“耕作方式”这一概念被大多数中学教材所采用，但是许多高中历史教师对“耕作方式”概念的理解产生了疑问和困惑。因为不同教材对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的表述不尽相同，即使同一本教材对耕作方式的前后表述也出现了矛盾。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必修2（2007年1月第3版）第5页“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一目有这样的表述：“汉朝以后，铁犁牛耕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到第6页“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一目则表述为：“随着农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中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动到个体农耕的变化。”同一教材两处对耕作方式的不同表述不免让人产生疑问：这里所讲的耕作方式到底是指铁犁牛耕呢，还是指中国古代农业从集体耕作发展为个体农耕？
岳麓版历史必修2（2007年6月第2版）第5页“从千耦其耘到个体农耕”一目有这样的表述：“我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在不断地发展进步。商周时期……应运而生。”岳麓版教材所讲耕作方式变化的意思是：从“千耦其耘”的集体协作发展到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耕。
大象出版社历史必修2（2004年6月第1版）第1课《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的第一目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有这样的表述：“这种原始的耕作方式叫做刀耕火种……精耕细作。”大象版教材把耕作方式的变化理解为对生产工具的使用，即从刀耕火种发展为铁犁牛耕。这种理解与岳麓版教材看似也是矛盾的。
二、目前对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的两种理解
观点一：将耕作方式理解为对生产工具的使用。陈梧桐主编的《普通高中新课程历史教学研究与资源丛书（历史必修Ⅱ）》“中国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什么？”中认为：“原始农业主要使用石器，还有木、骨、蚌器，耕作方式则经历刀耕火种到耜耕的发展过程。”江苏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200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在农业生产中，主要耕作方式是使用铁农具和牛耕……内容标准注重主要耕作方式，是想让学生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
何炳棣在《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一文中提到：“论到原始耕作方式，尤其是华北的原始耕作方式，一般考古和人类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是‘游耕制’。……华北黄土区最早耕作方式决不是一般所谓的‘砍烧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把耕作方式理解为生产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耕技术。
观点二：将耕作方式理解为生产组织经营方式。任世江在他的《古代中国经济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耕作技术与耕作方式有因果关系。曲辕犁增强了劳动者个体独立操作的能力。同时期西欧使用带轮的重犁，比较笨重，一个人就干不了。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的编户制度以户收税，强令成年男子分户，这也是形成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耕作方式的原因。”任世江对耕作方式理解的观点是：耕作方式不是生产工具或耕作技术，而是由二者引起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他的观点与岳麓版教材的观点基本一致。
三、“耕作方式”概念释疑
关键词：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专科学校：职官教育；艺徒制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源远流长，其灿烂和兴盛几乎贯穿整个古代社会，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才开始衰败。我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特别是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科技的发达与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一、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
我国古代职业分化程度较低，主要是农牧业，虽然也有官吏、教师、僧侣、手工业者、商贩等职业，但这些职业数量少且多为世袭或半世袭，农民进入这些职业的社会需要少。各社会职业流动十分有限，因此在我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开放的社会化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仅局限在各个职业圈内进行就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一)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萌芽产生时期
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在我国跨越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三个历史时期。
1．我国原始社会的职业教育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职业教育的萌芽和先民们最早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教民以猎”、“教民以渔”、“教民以耕”等职业教育活动十分活跃，古籍中曾记载：“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来耜，教民农耕”；“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而在手工业方面，除原始石器、骨器、木器等工艺制作外，还出现了制陶、纺织、房屋建筑、育蚕治丝等专门手工艺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如史书记载：“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蚩尤作兵”和“以铜为兵”的记载标志着我国手工工艺的教育在原始社会达到了职业教育的高峰。
2．我国奴隶社会的职业教育
随着奴隶社会的建立和社会生产技术的提高促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而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使大批奴隶被驱人手工作坊，商周奴隶社会中出现“百工”的记载。发达的手工业生产要求对手工业奴隶进行强制性的技术培训，因此出现了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职业性教育形式。此外，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成为专门掌管农业、建造业和手工业的官吏，出现了设官分职的现象。奴隶制社会是官守学业，为官之父兼而为师，传其学；为官之子则就其父学，习其所业，于是又产生了在官吏中实行子习父学的职业教育形式。这两种职业教育形式是出现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萌芽。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通过学校教育、职官教育、世袭家传、艺徒传承、行业教作等多种途径进行，这也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长期兴盛的基础。我国学校教育不仅产生较早，而且职业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始终，最早的“六艺”中的乐、射、御、书、数都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如“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认为数术包括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六项．即所有表述自然之理和技术技巧以至用宗教迷信来解释自然与人事现象的技巧和技术都可称之为数；而书教也包含了“铸鼎象物”的自然博物知识教育和甲骨刻文等技术教育。
3．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职业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时期科学技术呈现空前繁荣，手工业内部分工更为细密化．手：厂技术更加规范化、科学化，而私人手工业者的出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再加上私学的快速发展，这些都促使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进入了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主要表现在：①大批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朝廷编辑的《考工记》、《术经》和私人编撰的《墨径》等书籍，为职业教育教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教材蓝本。②私人办学的兴盛拓宽了职业教育途径、丰富了职业教育内容。很多私学实际上就是传授专业技能的职业学校，如墨子创办的私学传授木工与器械制造等手工业技能；许行创立农家学派，设学收徒，著书立说，组织学派，传授农业生产知识与技能；建筑业的“祖师”鲁班不仅发明创造众多，而且也广收门徒，传授技术。③出现了新的职业教育形式。由于奴隶制的废除，奴隶得到解放组成个体经济的家庭进行物质生产，同时也进行着家庭型的职业技能传授，于是出现了家业父传型的职业教育形式。《管子．小匡》曰：“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荀子．儒效》曰：“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这些典籍所反映的便是这种职业教育形式。
(二)我国古代职业教育鼎峰兴盛时期
秦王朝的建立至唐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从发展走向繁荣昌盛，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也达到了顶峰时期，这主要表现在：
1．教育形式的丰富
首先，先秦时期家业父传的职业教育形式通过官府加以推广。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是继承父业从事历史著述的。而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其曾、祖、父辈都是有名的医生，家传基础十分丰厚。其次，出现了设官教民的职业教育形式。“设官教民”是指国家在管理机构中设立专门的部门和官员，负责传播职业知识和工具的应用，指导百姓从事生产。如历代历朝设立的劝农官有治粟内史、大农令和大农司、典农都尉、督农功长吏、司农参军、劝农使、巡行劝农使、劝农司、司农司、行大司农司、营田司等数十种，这些劝农官名称虽不同，但职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即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和教民耕种。第三，艺徒制的出现。这一时期手工业技术的传授，除家传和私人授徒外，还实行了艺徒制。朝廷垄断了冶铁、盐、官陶等大量行业，集结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艺人，其技术知识在师徒之间通过艺徒制传承开来，据史书记载．唐朝设有“掌百工技巧之政”的少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的将作监，这两监的职能之一就是培训艺徒。
2．专科学校的创立
专科学校始建于东汉末年灵帝时期，当时称之为鸿都门学，这是一所专门学习尺牍及字画的艺术专科学校。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请南朝宋文帝设立医学校，成为中医专门职业学校的雏形，，唐朝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门类齐全、学制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央官学中的专门职业学校系统包括尚书省国子监管辖的律学、算学、书学等专科学校：尚书省管辖的四种职业技术学校：太医署管辖的医药卫生学校、太乐署管辖的音乐舞蹈学校、太卜署管辖的卜筮学校、司天台管辖的天文、历数、漏刻学校，这些都可算是高等职业学校。另外，在地方官学中还设有府州医药学校，在普通学校系统中设有实科学校讲授自然科学等实用学科。这些教育机构的设立有官办的，也有半官半民的，有中央设置的，也有地方民间设置的，但都有相当的办学规模。到了宋代，专门学校中又增设了武学和画学，各类专科学校招生人数大大超过前代。在历朝的专科学校教育中，有专门的教材和严格的考核制度。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欧洲到公元9世纪才有医学专科学校在意大利创建，比中国约晚二、三百年，而欧洲的实科学校则是在17、18世纪才出现．比我国隋唐之初的实科学校晚了近千年。
3．职官教育的转变
在我国先秦时期，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往往都是通过父传子受的方式传递这些专业性科学技能。如夏商周三代的“畴人”，是指掌管天地神祗物类的官，因这些职务的神圣性、专业性，故而总是世袭的。而所谓的“畴人之学”，即是指那些世袭的专业科技教育，其教育内容包括了天文历法、农业技术、地学、医学等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畴人之学在丧失世袭性的同时，保留了职官性的特点，逐渐转化为秦汉时期的宦学，宦学即古人所说”宦学事师”，是“政教合一”的又一种职官教育形式，求学要人仕途，就教于官府，边仕边学，学习为官之术，秦汉职官不为世卿世禄，宦学不为父传子学．秦朝贯彻的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而汉代则是在官学中贯彻“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在宦学体现“仕而优则学”的原则，官学本着“士先志”的精神施教，宦学则根据“官先事”的方式传授。王充曾对此作过认真比较，“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指出了官学培养的儒生和宦学培养的文吏各有长短。宦学的教育内容除律令、文学外，还包括农田水利、算学、管理等技术知识，标志了“文吏”的职业化要求和水平，而这些在西方国家却是资本主义文官制度建立之后的产物。从畴人之学到宦学则是我国职官教育的一大创举，开职业教育之先河。
(三)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缓慢发展时期
元明清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衰败阶段，以传播科学技术为主的职业教育也受到一定影响，但仍处于缓慢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
1．传统私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加强
在传统私学教育中出现了研讨和传播自然科学与技术应用的新风气。如元朝朱世杰，他是研究和传授数学的职业数学教育家，著有《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天文、律历和地理学家刘秉忠聚徒讲学，共同研讨天算学术，其学生包括张文谦、王恂、郭守敬等，这些都是元代《授时历》的研制人物。
2．官营作坊中的艺徒制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历代朝廷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中都设有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系统，这些官营手工业作坊均采用艺徒制的教育形式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掌管百工技的少府监，每年十月，从刑部都官司的官奴婢和官户中挑选一部分人为工户，送到少府监学习细缕、车辂、乐器制造等精细手艺。少府监还对不同工种的学徒年限作了明确的规定：“细缕之工，教以四年；车辂、乐器之工，三年；刀鞘之工，二年；……”这是一份完备的职业教育教学计划或大纲。传技师傅从全国各地挑来，代表当时各行业职业技术的最高水平。在皇权命令和物质奖励下，师傅们不得不拿出祖传的绝技。这极大地提高和推广了当时各行业的职业技术水平。
3．出现了大量职业教育的教材
这一时期反映农业技术的教材有《沈氏农书》、《补农书》、《三农纪》、《农言著实》、《知本提纲》和《豳风广义》。反映水稻生产技术的教材有《江南催耕课稻篇》、反映烟草生产技术的教材有《烟草谱》；反映棉花生产技术的教材有《木棉谱》、反映甘薯生产技术的教材有《金薯传习录》等，反映畜牧兽医技术的教材有《元亨疗马集》和《养耕集》，此外，职业教育的教材还有：传授种棉织布的《木棉图说》，传授园林建筑技术的《园治》，传授经商计算服务的《算法统宗》、《盘珠算法》。
4．职业专门学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这一时期职业性专门学校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增多，规模扩大，管理日趋完善。如元朝统治者为提倡农耕，在各地创办了主持教化的“社学”，凡农田、水利、树艺、鱼畜等职业教育都在社会学中进行。据《新元史·食货志》记载：“凡五十家立一社，每设立学校一，择通经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择年高晓农者为社长，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事。”社学的创建对组织农民及劝课农桑起到一定的作用，是我国古代建立的一种兼有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比欧洲国家1723年在英格兰建立的农业知识改进会要早400多年。
二、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教育形式——艺徒制
(一)对艺徒制的认识
艺徒制是学徒一边从事劳动，一边接受师傅关于操作技艺教育的一种职业教育形式，我国古代的职业教育，除家传外，在官营和私营作坊中都是通过艺徒制来传授手工技艺的。民间的一些工艺技术的传授，也是依靠艺徒制来进行的。在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中，艺徒制是最为普遍、受教育者也最
多的教育形式，同时，它也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中时间保持最长的教育形式。
艺徒制作为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中最为典型的教育形式，是以奴隶制社会中统治者集中全国功匠艺人建造作坊为开端，在封建社会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兴盛。从西周时的工肆制度到封建社会的行业教做，则把艺徒训练推向了高峰。正是由于艺徒制这种行业内的相互学习，切磋技艺，其效果远远超过了家业父传型的行业教做，这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职业技术传授水平。当然，来自民间的父子相传的技艺知识、经验等，是国家艺徒制的基础，而国家对技术知识的不断总结和著述，又大大推动了民间的职业教育。元代“棉神”黄道婆便是艺徒制传授职业教育的典例。她首先虚心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习了纺织，然后逐步加以改进、革新和推广。通过她的推广和传授，到元末时，乌泥泾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
(二)我国古代艺徒制的特点
1．艺徒制是一种全程教育模式
学徒要全面掌握一项工作，其内容涵盖工作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培养出的工匠不仅对自己的职业，而且要对整个行业都有全面了解．才能保证工匠的专业水平。因此，古代艺徒制教育贯穿于行业生产的全过程之中，具有全程教育的特征，这种教育培养出的人综合素质较高，富有创造精神。特别在古代社会末期艺徒制职业教育培育出许多杰出人才和能工艺匠，他们创造了我国古代精湛的工艺业，有的产品今天被视为“国宝”，成为我国古代高度文明的重要标志。
2．艺徒制以技能传授为中心
由于古代没有多少技术理论，因此也没有独立的理论教学。但师傅也不是仅让徒弟机械重复操作，他们也非常重视技术经验和行业规范的传授，师傅通过自己演示和在指导徒弟操作的过程中传授技术经验，通过具体实例说明行业规范。因此，艺徒制职业教育是以职业实践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内容，学生不注重学历，只注重其就业价值，只重视操作而不重视理论原理的追寻。
3．艺徒制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以现场学习为主
古代艺徒制职业教育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学徒主要是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边看、边干、边学的。一般过程是徒弟先在旁边看师傅干，了解了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后，徒弟便可帮着师傅做一些简单辅助活计．徒弟辅助工作干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达到胜任基本工序以后，便可在师傅指导下开始系统工作并逐步过渡到独立工作。但还要继续领悟师傅最精妙的“绝活”，学徒期结束后才成为独立的工匠，其学徒期长短中国有习俗约束。
4．艺徒制中师徒之间关系非常亲密
艺徒制职业教育在早期都是父子相传，然后过渡到师傅收养子作徒弟，最后才扩展到一般的师徒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一种私人性质，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了保证技艺和秘诀的代代相传，必须加强亲密关系，视师如父，视徒如子。有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傅是徒弟的衣食父母”之说。“尊师”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绳。这种“情感效应”对知识技能的授受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它限制了技术的传播范围和对象，有时还会因偶然因素导致技术失传。
5．艺徒制的教育效率较低
艺徒制职业教育属于个别教育形式，徒弟在独立操作之前必须首先要熟悉所有工序。但每道工序又很少单独教授．大多是在完全自然的工作过程中随机学习，因此学习的周期特别长、教育效率低下。
古代艺徒制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业教育的规律，它的许多做法对于今天我国职业学校消除“学用脱节”、“手脑分离”、指导无计划性等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分析
与西方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先进性是非常明显，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一)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行为的强制性
我国古代职业以农牧业为主，特别是农业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历代比较有作为的政府及官吏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国家收入，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生产者进行职业教育。因此，推行职业教育便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国家统治者运用手中的权力，集中国家力量，总结推广来自民间的创造、发明和职业教育经验，使得职业教育技术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和管仲执政时期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子就父学，弟从兄学。西汉武帝为了推行赵过的代田法．命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乡民到京师培训，学成结业后负责教民。通过这种强制性的教育行为，代田法在汉代僻远的居延(今甘肃北部)也得到了推行。北宋太宗时期规定，中央政府在京都汴梁、洛阳及全国各地设置“农师”，让其会同地方政府官员督导农事、教化农民。明朝时期国家规定，医者之子恒为医，考试成绩好的可享受国家薪俸(有俸无职)，喻仁、喻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培育出的著名兽医兄弟。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政府推行职业教育的典型例子。
(二)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形式的多样性
职业教育自古以来都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历代历朝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国家举办为主、民间举办为辅便成为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办学途径。在此特征下，教育形式多样化特征—卜分鲜明。从“六艺”之教为发端的官学教育，到专科学校的创建与发展、从畴人之学到宦学、从劝课农桑的社会教化到官府作坊艺徒制的建立、从民间的世袭相传到师徒相传，其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相比的…正是因为如此，使得我国在封建社会里就办成了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得以办成的职业教育，但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由于长期处于“治术教育”的附庸地位，只是“实效”之学而已，难以真正形成完整独立的教育体系。
(三)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内容的丰富性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到了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天文历算、冶炼铸造、纺织造豁、农医兵器等无所不有。但从整个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教育内容主要集中于四大门类——天、算、农、医，这四门学科的教材也相对比较完备，如历代的天文志、《算经十书》、著名的农书以及《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医经药典．都是由朝廷组织人力不断编订校刊，诏令颁行，代代承传，不断完善的。当然，我国还有其它门类的职业教育专著数千种，如《夏书》、《墨经》、《考工记》、《法式》、《天物开工》等，它们同样在我国漫长的职业教育历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倡导“博通物理”的辩证思想，即培养善于将事物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在把握事物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具体掌握一技一艺之理，它体现了以理御术、培养辩论思维的特点。这种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辩证思维理念，从整体上影响着古代职业教育的目的观、价值观和质量观，具体反映在“师生论难”，言传身授、考试考核等人才培养过程之中，这也说明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先进思想同时还反映在注重实证和应用的理念上。
(五)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创造性
我国古代的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不同的是它注重教学的直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古代数学家赵爽就创立了图解法，而墨子在二千多年前就创造了小孑L成像实验法，而取象比类的比较法和观象制影的实验观察法更是一直在职业教育实践中长期占据重要位置；而在医学教育中，自秦汉到宋元一直使用的极富创造性的案例教学更是比西方的早了近二千年，此外宋代医学教学中还创造了第一台医学教学模型——针炙铜人。在职业教育考核中，我国自古就重视操作性应用考核，无论是工艺技术的考核，还是宦学中的职官考试；无论是医学的实证案例考试和平时的实证性记录考核，还是天文历法和作坊制器的考核，都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以操作和应用能力为目标的。
古代中国“对西方世界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些贡献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而古代中国之所以能为人类社会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这跟我国古代社会重视对生产实践者进行职业教育是分不开的。这也表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与劳动者的职业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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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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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内蒙古农业科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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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059-02
无论是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还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农业经济都是社会经济的根本，粮食丰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天下安。因此，在农本思想的指导下，不仅仅统治者非常重视对农业的发展，劳动人民也视农业为自己的命根子，便形成了农业管理思想。
一、政府宏观管理
早在古代时期就形成了最早的农官制度，夏、商均已设置官职管理农业。到周朝，一套比较严密的农业管理体系已建立，周天子以下的中央两大官属卿士寮、太史寮的长官们都得过问农事，亲自参加耕作。统治者为了促进官吏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的管理和服务，历朝都规定了农业官吏考核的法律制度。秦对官员的考核标准为最、殿二级，获最者得到奖励擢升，获殿者处以笞罚；汉时专门颁布了《上计律》对官员进行考核；元代则把地方官吏置于司农司、劝农司与户部、提刑按察司等政府机构的监察之下，形成了一套赏罚皆由中央机构参与的严密管理系统。这种制度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否作为地方官吏的考核依据，激发了地方官吏组织和指挥农业生产的热情，促使地方官吏传播农业知识、推行适合于当地农业经济政策、力劝农桑、保证农业生产发展和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自宋代开始，国家也将对水利建设的管理转向宏观控制，具体各县如何兴修水利，应当“各述所见，具为图籍，申送本州。本州看祥，如有不尽事理，即别委官复检各县利害，送主管官”[1]。根据这一制度要求，县一级的水利主管部门，要对全县水利现状做一全面了解，并且“审视境内合兴修堤防沟洫，以利害大小急缓为先后具图状”[1]。使全县的水利有一个整体规划。与此同时，对上级机构也有要求，当上级接到县上报的图籍后，要认真审查，必须认真去考察这些水利工程是否应该修建或修复，开工时间是否恰当，征集劳役的方法是否合理，所需要的工程钱是否属实等等。这样既可以保证水利工程的成功，又能避免官员欺下瞒上，虚设工程，谎报成绩的现象。还有对兴办水利的官员“议量功绩大小，比附优劣与改转，或升陟差遣，或循资家便等第筹奖”[1]。不仅如此，奖励的依据不但看兴办水利的次数或规模，而且还要看到功效，主要是根据受益田亩多少、扩大种植面积多少而定。对于那些失职者、虚冒者、扰民者进行惩罚。这样就提高了水利管理机构的效率，增强了农业防灾的能力。
二、农田水利建设
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它可以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通过对农田的灌溉，不仅能能保证按时耕作，还能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和收获。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水利工程建设，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管理。
尧舜时代，中国已经开始兴修水利，当时人们已经懂得和利用水利来发展农业，灌溉田园，《尚书》中便记载有鲧和禹治水。经过禹平水土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农业时代，其后历经治理，使全国各地均享河渠灌溉之利。《周礼地官》记载说：“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遂注入沟，沟注入洫，洫注入浍，浍注入川。故田亩之水有所归焉。”这说明当时的灌溉排水系统发达，百姓得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水利与农业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管子》一书中强调主管农业的官吏必须承担起兴修水利的职责，“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早，有所粉获”。这时的人们也已经学会兴修大型的专门灌溉工程。根据史籍的记载，魏国的西门豹和史起的漳水渠，秦国的修建的郑国渠，都是当时的名渠，灌溉面积达数万顷。《水经注》记载说：“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这里写的是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这项工程的建设，一方面减轻了岷江两岸的灾害，同时也灌溉了沱江水域成都平原十余县的田地五百万亩。汉代水利工程规模更大，渠道长达数百里，且兼收航运、灌溉、防洪多目标水利的效果，奠定了后代兴建水利的基础。宋代更是重视水利建设，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水利的发达，有助于土地效力的增加，也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农技创新和推广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在原始社会，人们已经开始用石木工具种植农业。唐尧时期，姬弃因为善于农耕，懂技术，尧即“举弃为农师”，弃亲自教人们耕种技术。到舜时，命弃主管农业生产，官名“后稷”。后稷之兴，推动了古代农业的推广。商和西周时，中国农业耕作技术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石木工具明显改进，青铜工具开始用于农业。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使用铁器农具并且得以推广，牛耕也普遍流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两汉时期，铁农具和牛耕技术有了更大的推广。从考古发掘看东北起辽东半岛，西北至甘肃、新疆，西南至云南、四川，南至广东，都有汉代铁农具的出土。此外，农具创新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从垦耕、播种、灌溉、加工和清洁等方面都有了很多改革和创造，如耦犁、耧车、翻车、水碓、风扇车等等。从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政府比较重视农业的推广工作。《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说》曰：“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在推广的过程中，赵过还创造出一套农业技术的推广程序。以代田法为例，赵过推广代田法用了三个步骤：第一，他亲自试验，验证代田法的优越性，以便于推广。第二，借用行政力量和生产骨干力量，建议“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使适合代田法耕作区的官吏和老农去京城学习方法。第三，他们回来后先在公田和“家田”上重点推广，其后全面推广。这样，赵过通过这一系列的程序，将农业科技推广开来。赵过之后氾胜之又在关中一带推行区田法，区田法在耕作要求方面比代田法高，它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农田丰产技术。
宋代的农技推广主要体现在种子方面。宋太宗时，何承矩主张在河北推广稻种，并亲自在雄莫、坝州、平戎、顺安等长达六百华里的地区内屯田种稻，使农民从种稻中获得增收，大获其利。宋代“占城稻”开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量种植，这与宋真宗亲自过问推广有关。大中祥符四年，江、淮、两浙旱灾，水稻收成大减。五年，真宗派人从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三路种植，并公布种植的方法，号召人民种植。六年，真宗在玉宸殿上种植“占城稻”，稻熟之后，带领近臣参观，收割完毕，又运至朝堂，以示百官。他亲自过问推广，加快了占城稻的推广速度，给当时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古人尚且如此，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四、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完善、农业硬件设施完备、技术先进这一切都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外在原因，最主要的是要想搞好农业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支撑。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能，在今天愈来愈显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是关于水资源的保护，水是“万物之本源”，不单农业，甚至关系到国家民族之存亡。《史记·周本纪》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管子》一书十分重视水的问题，“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由此可见，水的重要性。儒家曾经提出通过加强对水利设施的管理从而合理农业用水。而古代司空管理水利的基本原则和措施，就是根据季节节律来决定蓄水和泻洪的问题。因此在对水的问题上不仅要做到“开源”，还要“节流”。其次是土地资源的保护，如果说水是农业的命脉，那么土就是农业的基础。土地问题，自古就是中国社会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是“食之本”、“国之宝”。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把土地看成是衣食的来源。《国语·周语上》记载卿士召虎（穆公）在进呈治国建议时就说：“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左传·成公六年》记载晋国韩献子看到了土地的重要，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国宝论的主张。他说：“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管子》一书更是反复强调了土地的重要：“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由于人民的衣食来源于土地，国家的财政来源于土地，国家的富强依靠于土地，怎么样来保护土地呢？《管子》认为应保持城市与乡村适当比例和人地平衡。它指出，如果城市规模过大，农村相对狭小，就会导致“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缺乏必要的农产品供应，“其藏不足以共其费”、“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关于人地平衡的问题，它说：“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最后是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先秦时期，人们就反对滥砍滥伐，履行“时禁”，以保证树木的正常生长。《荀子·王制》记载：“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但是当时仅仅是禁止在二三月间草木生长季节砍伐树木，目的是为了“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汉代以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森林在水土保持方面的巨大作用，《汉书·贡禹传》记载贡禹曾提出“斩伐树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由）此也”，把对山林的滥垦乱伐，与水旱灾害的发生直接联系起来，对保护森林的意义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在民间则通常是通过设立“护林碑”和林（树）神崇拜等形式，对森林进行保护。
五、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经济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管理思想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而且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首先，我们的政府可以借鉴古代农业宏观管理思想中的精华，利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利，充分发挥自己的管理职能，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对农业进行宏观管理，加强政策确保对农业的持续投入。其次，我们仍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合理开发水能资源，水利灌溉仍然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该在吸取古代水利建设经验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对农村旧有的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水源工程建设，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新技术。最后，要持不懈地推进农业科技，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经过对古胜村自然、经济和社会基本情况的调查分析，对古胜村的本底及资源条件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再比较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几个指标，即人均纯收入、人均耕地、户均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等，表明2008年古胜村的各项本底值绝大部分低于当年的全国平均水平（表2），加之地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岩溶山区，古胜村属于低本底山村，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同时，在上述本底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本底评价，尽量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以系统论的方法，从生态与经济的持续性、组分与资源的协调性、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合理性等方面，对古胜村农业生态系统进行了本底及资源条件的综合评价，从而明确了古胜村农业生产发展的优势和制约瓶颈。
2古胜村本底评价及农业技术开发的基本思路
2.1本底及资源条件评价①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沛，雨热同季，有一定的立体小气候条件，但冬春易干旱。②岩溶地貌，生态脆弱，水土流失，生产生活用水困难，坡陡土薄。③农业废弃物多，用途单一，生产技术落后，农村环境条件差。④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难以为古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⑤人均收入水平低，较为缺乏资金和技术力量。⑥大部分村民市场和商品意识滞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小农经济占主体，产业化进程缓慢。⑦集体经济基础薄弱，难以形成具有拉动效应的支柱性产业。⑧青壮劳力外出打工或就地转移比重大。⑨一定的区位、政策和技术优势。⑩有一批“能吏”和“能人”。他们思想较为解放、对新生事物的接纳能力较强，眼界开阔，敢想敢为。
2.2发展优势/制约瓶颈①适宜发展林果业为主体的山地农业。②不宜发展对自然扰动剧烈的农耕生产活动。③具有技术开发上的“后发优势”。④生活保障不充分，生产及经营活动不便。⑤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和经济扩大再生产能力弱。⑥小农意识导致的目光短浅“，等、靠、要”思想严重。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深入建设有极大制约。⑧土地撂荒或粗放经营。⑨有利于发展与城市对接的市场农业、观光农业。⑩有利于发展农村“能人经济”。
2.3技术开发策略①发展农业的多种经营，最终以1~2业为主形成规模和产业。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建立以生态农业技术为核心的农业技术体系，减少常规农作物规模和农耕强度，增加林草覆盖，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大力发展小水窖和蓄水池，截留降水。③引进、集成和开发相应的农业技术和资源化技术。④引资、集资、融资改善。⑤拓展增收项目和技术，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技术水平。⑥支持、引导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开展以现代农业经营理念和知识为重点的教育培训。⑦强人治村、能人富村，争取支持和帮扶，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多种形式，努力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落实责任、强化考核。⑧土地流转，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⑨融入城市的“菜篮子工程”和“休闲圈”。⑩发展能人的“农户经济”，辐射带动全村。
2.4技术开发途径与目标①山上保山下，山下促山上，林-牧-农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适度发展旱地节水农业和设施农业。②在山上增加经果林和牧草种植面积，在农地大力推进间作套种，提高复种指数，生产优质有机肥，发展特种养殖，实现增收与生态共赢的目的。③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集成生态农业技术，整治农村环境。④开发适宜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农业技术。⑤针对市场需求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积极开展农民技术培训。⑥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近期以“能人”经济发展为突破口，引导全村经济发展）。⑦推进农业产业化，结对帮扶，异地发展“物业经济”等。⑧设施农业技术、循环农业技术、农业产业园区技术。⑨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观光农业管理技术。⑩“短、平、快”的高效益农业生产技术。
3古胜村农业生产技术开发的基本对策
针对上述本底判析结果，进一步确定了古胜村农业技术开发的基本对策和发展目标，表明古胜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托生态农业为核心的农业科技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古胜村生态农业技术设计的思路。
3.1以开发能够促进农户生态经济发展的技术为主在古胜村现阶段，农业的主体大多数是农民，组织形式多为家庭、农户模式，主体分散，缺乏规模经济支撑。所以要想发展农业生产，推进农村经济，就要从这些微观主体着手，构建个体农户的农业技术体系和农户经济模式。
3.2发展和扩大现有经果林面积目前，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古胜村大部分退耕地已经种植了大量的生态防护林，对遏制当地生态恶化和石漠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从打造古胜村产业支柱、促进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角度，结合古胜村的资源特点，必须扩大经果林面积，优化经果品种结构，大力发展林果经济，最终实现经济林果的产业化经营。因此在发展生态农业时，要在加强现有经果林管理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在当地适生的新品种，扩大经济林果面积。
3.3扶持农户养殖经济的发展畜牧业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是丰富系统养分循环、增加系统产出的重要组分，也是提高农户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柱。就古胜村而言，应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为此，一要种草，以草促畜；二要强化农户自我发展养殖的能力即培育农户基本的养殖技术、饲料的贮藏和加工能力、种禽种畜的孵化繁殖条件等，三是延长畜牧业内部的食物链和营养级，如“养畜粪便养蚯蚓（蝇蛆）养禽……”。
3.4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经济一是在农户经济基础上的生态农业，二是选准生态农业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转换枢纽，三是体现循环农业的“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和再循环原则。具体而言，古胜村户均1.5口沼气池，利用沼气生产和综合利用为切入口无疑是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优先选择，目前也有良好的物质基础。但仅以沼气为主来发展循环农业尚未能充分发挥古胜村的自然和经济资源禀赋。古胜村发展的定位之一是经果林专业村（基地），加上大量的生态林，每年古胜村都将产生大量的枯枝落叶和修剪下来的枝条，而这些是难以进入沼气循环的。同时，用畜禽粪便和作物秸秆直接入池生产沼气，仍未能充分发挥这些农业有机废弃物的生产潜力，循环农业的循环链仍显单一。因而在“沼气枢纽的基础上，再发展一个以转换作物秸秆和果木枝条为核心的新枢纽。结合古胜村实际和市场需求调研，选择的新枢纽就是“食用菌栽培”，并藉此开创古胜村“能人经济”的新局面，进而为带动全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古胜村集体经济水平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4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