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政治文化；公民政治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同时，它又伴随着人类历史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演进，影响着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制约着政治的发展。在现阶段，实现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而我国政治文化的现状还不能完全发挥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因此，构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符合中国当前政治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及其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关系
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提出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着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东西，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认知或意识、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形式表现出来。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它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将现实政治生活通过观念的方式保留下来，并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进一步而言，政治文化既有维护和延续政治体系的作用，同时，政治文化的变化最终又可能带来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变迁。作为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活动的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以其无形的力量渗透于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政治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那么，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硬件”部分，而政治文化则是“软件”。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有序的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是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公民的参与意识越普遍、越自觉，参与的行为越广泛、越深入，政治现代化的程度就越高，政治就越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有两个层面，一是理性层面，即公民有足够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信息和参与能力来进行政治参与；二是积极层面，即公民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在动机上认为具有政治责任，或认为政治与个人关系密切，利害攸关。因此，要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使公民从理性的政治参与到积极的政治参与，必须重视公民意识的培养，也就是说必须重视政治文化的构建。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积极的政治文化能调动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消极的政治文化则会阻碍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二、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及其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体现了传统和现代两个层面，除了主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外，还存在两种亚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外来政治文化。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现阶段占主导地位。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除旧布新的有效手段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政治文化，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政治体系的建立以及人民的广泛参与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得以形成和巩固。但是，1966年“”的爆发却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大好局面。这场席卷全国的长时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发展成了严重的个人崇拜和政治狂热，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恶化，许多人因此产生了政治冷漠和厌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重新归位于主导地位。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流地位得到了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科教兴国”等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普通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解决问题的方式也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热情也逐渐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在主流政治文化的指导下，我国公民参与的领域、深度和广度都日益增加，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就公民参与的具体制度而言，我国除了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外，还逐步完善了选举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立法制度、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建立了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以及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建立和完善了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等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以及教育科学文化状况的制约，政治参与的程度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还有一定差距，在政治参与的层次、自主性等方面还有待提高。
第二，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仍有相当影响。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牢固的血缘宗法制度，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高度集中以及封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成了狭隘顺从型的传统政治文化。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在人们的政治心理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至今仍能从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中看到影子，无法消除。如“官本位”的意识使民众对权力顶礼膜拜，在政治参与上不惜以行贿等违法方式谋求权力的保护。再如“无为、中庸”等价值观支配着人们的处
世哲学，人们基于明哲保身会采取政治冷漠的态度。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国家的兴衰治乱关键靠领导人，普通民众作用甚微”的“崇圣意识”和依附心理使得公民的主体意识不强，对政治参与采取被动接受的心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些消极层面使公民主体意识薄弱，从而影响了政治参与的发展。
第三，西方外来政治文化对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外来文化伴随着先进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进入中国，它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对我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中国政治体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西方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思潮也冲击着我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1989年时期，西方的民主法制观念对我国的政治体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有些人甚至主张打破传统的束缚，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至今，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痴迷仍随处可见，过洋节、吃洋餐、喝洋酒、推崇西方的娱乐方式、审美标准以及价值观。伴随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来的西方强势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改变着人们的政治观念，改变着公民对本国政治制度及政治领导的评判标准，消解了部分社会公众的政治认同感，部分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政治信仰的迷惘、政治价值观的扭曲，使得人们对现实的政治生活缺乏热情，对政治参与反映冷漠。
毫无疑问，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外来政治文化对主流政治文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直接影响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而相对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而言，政治文化的发展又是滞后的。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阶段，如何构建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治文化，使其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三、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
如上所述，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反映着这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程度，是这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基础。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表明了我们党已经把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使公民政治参与落实到实处。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它影响着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因此，要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培养公民主动参与政治的热情，必须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的、顺应中国政治发展趋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那么，我们应该构建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呢?我们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基本内容，要植根于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扬弃吸收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心理等。
在现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还应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政治文化的构建也不可能脱离政治体制的改革。先进的政治文化能引导政治制度的建设，同样，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民主和法律制度的健全能大大促进政治文化的形成。因此，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二，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们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活力。通过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全面变化，使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意识朝着有利于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能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
第三，必须大力匡扶主流政治文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主流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有生命力的，是我们必须匡扶和弘扬的。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和引导人民，使人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取向，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来凝聚人民，提高公民的整体政治素质。
关键词:传统孝慈；思想政治教育；和谐社会
Abstract:thetraditionalcultureisconstructingthe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ofthefoundation,referenceandcarryforwardtheChinesetraditionaldutiful-kindcultureisconstructstheharmonioussociety'simportantlink.Dutiful-kindcultureisoneofthe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isanimportantpartofthetraditionalvirtuesoftheChinesenation,istopromo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familyandimprovethepersonalaccomplishmentlubricant,alsois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andtheinherentrequirementoftheharmonioussociety.Thisarticleistothetraditionalcultureandthecurrentdutiful-kindtodayof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todiscussresearch.
Keywords:traditionaldutiful-kin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Harmonioussociety
中图分类号：G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孝”和“慈”作为传统家庭生活的核心规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孝慈精神。然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就是要构建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诚实守信的关系,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传统孝慈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过程中,保存了原始社会中的众多因素.而孝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提高个人修养的剂,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百善孝为先“孝”和“慈”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传统道德之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这些都逐步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孝慈精神。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孝”字,这说明公元前11世纪前就已经有了孝的概念。被后世推崇的尧舜禹三代圣君中的舜即以孝著称,一旦尊亲与尊过发生矛盾,孝道与国法发生矛盾,孟子坚持维护的原则,他主张抬高尊亲而不是尊国,抬高孝道而不是国法。孝为立身之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不强调孝，社会肯定乱套。中国古代选拔领导干部，称之为“举孝廉”[3]。这样就为孝道与忠道结合起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2.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分配方式等的多样化,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亦纷纷而至,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个人必备的道德品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和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能够更好地研究和揭示人们思想盆地形成发展的规律[7]。
2.1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责任的哲学意蕴：
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探求真、旨归善和创造美上。“探求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先要探求真，具体表现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构建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形成对现实、对生活、对学科的开放体系，保证学科获得持续发展的知识源泉，促进学科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真的探求，以使学科建构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必须合乎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创造美”。历史活动中的“美”，同时也就是对于历史必然性即“真”的达到和对于历史合理性即“善”的实现；既研究建构学科的结构与内容之真，又研究创造人们的精神家园之美等等。对学科研究进行审美思考，超越单纯的真与善的层面，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承担社会责任的更高境界。
2.2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人文意蕴
社会政治责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要的责任是承担社会政治责任,即积极推进伦理道德的创新与发展，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型道德规范，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着意于个体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解决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引导人们参与道德实践，积极过道德生活，加速人的道德社会化，实现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再生产。
3.传统孝慈对当今思想教育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面临着西方的各种思潮的冲击，不良价值导向的挑战，以及“信仰危机”，诚信，尊重等问题的考验，人们思想道德教育则成为他们道德选择、道德行为的路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人生。
3.1孝慈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现阶段正处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潮之中，“小康”与“和谐”不仅语出先秦儒家，更为有意义的是，它确立了二千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目标，更加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确信。因此，孝慈是做人的基础，是从事社会活动的基础，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基础。这个基础稳固了，就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孝慈立足于个人如何应对人我关系和群己关系，它表现出一种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整体主义的心理体悟，“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均提示着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一种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的文化，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本体性及以民为本的社会本体性。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
3.2孝慈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要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效益经济,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涉及现代社会公共秩序，更涉及现代人的心灵与精神秩序,唯有人们和谐宁静的心里精神秩序，方有真正持久、和谐的社会公共秩序。古人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现今社会也是如此。以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慈孝文化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基础。慈孝文化是人际和谐的范导，引导并调节人际关系走向友善、平等、诚信、合作的新型人际关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都可以由慈孝文化推而广之，都属于大慈孝的范畴。
论文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文化；公民文化；建设
一、政治文明的含义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首次将“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这说明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面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了。
我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概念已经耳熟能详了，而对“政治文明”则比较生疏。何谓政治文明?按照党的有关文件，我们大略地知道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际上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等等。但是似乎这样一说，现在就没有必要提“政治文明”这个名词了。因为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涵盖了今日的政治文明建设。事实上不是这样。党之所以将政治文明建设作为未来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自有它的深义。首先，这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完善的，它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其次，这说明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全面的，即忽视或轻视了政治文明建设，现在则要重视它了；最后，这说明今日所提的政治文明有其时代的涵义，并不是可以笼统地被包含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的。
从根本上讲，政治文明建设就是政治文化建设，其目的就是建立一种适应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完善而科学的公民政治心理和行为体系。这种体系形式上是客观的，如表现为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设施等，但是内容上是主观的，它表现为广大人民的一种符合要求的意识和习惯。政治文明不同于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侧重于国民的思想道德文化修养层面；而政治文明则侧重于国民的政治修养层面以及相关的制度和文化建设。西方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他认为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我认为这是对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政治文明建设本质上是政治文化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当是目前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最先进、最完善的一种．它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体系。这种法制体系应当能够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二．民主的自由的参与型的公民政治文化心理。广大人民群众具备一定的政治要求和心理意识；三，全国上下有一个清明的政治统治体系．政府系统能够良好、高效地运转等。
二、政治文明与公民文化的关系
“公民文化”一词是舶来品，英文是civicculture，按阿尔蒙德的说法，主要指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它与政治文化的意义是接近的，并且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在西方学者那里是同义词。为什么这样说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就变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所以说在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里的每个人既是自然人、社会人，又是政治人，脱离政治的所谓“中性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社会的公民所具有的文化品质必定呈现为一定的政治特色，或者说一定的政治文化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公民文化来表现之。我们这里姑且借用一下公民文化这个名词。
西方学者曾经归纳出以下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一，地域型政治文化：人们只能朦胧地意识到一个中央政权的存在，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感情是不确定的或消极的，也没有把任何规定他们与政权的关系的准则内化。即人们对政治系统，它的如何运作以及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均缺乏起码的认识和情感；二，依附型政治文化(又称驯顾型或臣民政治文化)：人们对政治运作的取向明确，但是他们与政治系统的联系是一种被动的联系。有这种政治文化取向的人对国家的政治系统只是情感的、规范的，而非认识的。三，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整体的制度和政治系统的运作均表现出明确的取向。同时，个人在政治体系中倾向于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个人对这种角色的情感取向和评价的取向，可能接受也可能反对。不过，任何国家的政治文化都不是绝对单一的文化类型，往往是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结合，融合或混同在一起，从而形成各国政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在这种混合中。肯定有一种文化占主导地位。
本文所讨论的公民文化特指那种既适应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历史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与中国的经济基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与上层建筑(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以人民民主为国体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一致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它一方面要反映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同时又要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具有革命性和创新性。因此，笔者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从狭义上下了一个定义。所谓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即以民主和科学为特征的，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信仰目标的，对政治系统有着充分的认知和参与热情的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可以外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主人翁意识(即参与意识)、正确的政治行为和开明的政治心理习惯。
毫无疑问，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是最有利于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比喻为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树的话。那么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将是这棵小树得以成长的肥沃土壤。这是因为，公民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人们的普遍社会政治心理和习惯，它与国民的思想建设关系至为密切。而思想建设是任何国家在创立一个新的政治体系时必须优先考虑的。没有基础广泛的思想建设，该政治体系就像一座建在沙丘之上的大厦一样没有稳固性。思想建设或者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西方学者那里也受到很大的重视。享廷顿(美国政治学家)这样说过：“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他还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摒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所以说要想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必须先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以此来取得政治文明建设的适宜环境。
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障碍
很显然，中国目前要想建成一定发展程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有有利条件也有许多不利条件和障碍。全国上下目前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即中国在经过二十几年的经济大发展之后应当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了，这是最大的有利条件；其次，执政党将政治文明建设作为其下一步的施政目标之一，就为我们推进这一建设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支持；最后，·摘政治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在部分地区已经具备，这也是有利条件之一。但是，我们亦应看到，搞政治文明建设的不利因素也是很多的，这包括软硬两方面的不利条件。所谓硬的不利条件，指的是目前中国仍有大量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如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人们缺乏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物质条件。比如很多农村地区的人们离传媒很远(无法阅读报纸、上网等)，他们既无法及时了解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更无法及时让外界的人了解他们的心声。这种情况无疑会造成信息封闭，民主发展迟滞。
而软的不利条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由于各地的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跟上形势的发晨，导致大部分国民对政治文明和公民文化观念的认识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即人们还未深刻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何物，其真正含义和内容是什么。更不用说在人民中树立起正确的公民意识政治文化观念。而落后的、堕落的甚至反动的文化在媒体上(特别是因特网)也有传播．一方面这些东西在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另一方面它严重干扰了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正确的政治观念的树立。
第二，法制不健全也是正确的公民文化难以建立的一个障碍之一。我国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近年虽然有所改进。但仍然存在着许多立法的空白点。这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打击违法现象。树立正确的公民文化观念是极其不利的。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例如，广受人们欢迎的村民自治制度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撑。在有些地区处于名存实亡的地步：那里的基层政权要么控在由上级党政部门委任的但是缺乏民意基础的人手里，要么通过某种选举形式让一些并不合格的人(例如村霸)所把持。从而使这种基层民主形式发生了异化。在这样的地区。由于人们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公民意识(即民主意识)，所以他们的公民文化只能是“驯服型”的或者“地域型”的，而缺乏那种“参与型”的观念。
第三，吏治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障碍。所谓吏治问题就是吏治腐败不断蔓延成势的问题。党和国家多年来虽然也致力于打击领导干部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以致于人们对某些腐败现象(如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玩女等)已经处于漠然置之的状况。哀莫大于心死，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绝不能回避这一影响中国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而去空谈政治文明。因为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主导是政府而非广大群众。一个地方的吏治一旦腐败。则那里的各方面建设不但无法得以推进，反而会阻碍当地的各方面发展大局，因为政治腐败与政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据报道．近年来江苏和上海的政治文明建设在一些地区已经搞得卓有成效，出了一些典范，这正是由于该地政治清明、政府廉洁有为的结果。
四、结语：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由上所述可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树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观念，是一项繁重艰难的任务。那么，我们应该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做些什么呢?
首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遵循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教导，继续大力发展国家的经济，努力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缺乏一定的物质基础。任何事业都只能成为空谈。
第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让公民意识和政治文明的一系列理念变为我国人民的大众意志，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思想准备。另外知识界的广泛推介和宣传也是让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思想得以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广大知识分子应当自觉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以“五四”精神作指引，甘当宣传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旗手和号角，让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认识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实质和内容。只有让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思想成为大众的意志和愿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才有存在和成长的土壤。
关键词：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建设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
对于政治文化的涵义，国内和国外专家学者的阐释都不尽相同，但总的认为它作为社会文化总体的一部分，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其主要包括政治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态度和价值倾向。
正如马恩选集中说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同样，一个国家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在既定的条件下进行，要充分考虑自身的政治文化背景，如果脱离政治文化的条件去探寻政治发展的出路、制定政治制度，结果也许会与政治发展的初衷相背离。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背景及现状
二战以后，面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冲击，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国内外的重重压力下纷纷推进本国的民主化进程，加速引入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这种生搬硬套的民主非但没有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人权、稳定和法治，也没有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反而导致这些国家生活贫困、政治动荡、社会不平等、通货膨胀和背负巨额外债等。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这些国家遭到质疑。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政治改革道路的探索必须考虑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的成分比较复杂，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并逐步确立其主导地位的新型政治文化，这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二是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历史的逻辑的发展的传统政治文化；三是外来的尤其是西方的政治文化，这是中西政治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正是这几种不同的政治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同时，又有原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文化、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文化，颠覆了传统政治文化中人格依附的政治文化和安于天命的政治文化。正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引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指导地位的确立，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结晶。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根源于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是积极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庸的政治观等，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如政治关系中的重人格、轻制度等的消极性，“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而不重视建立与实施理性化的正式制度”4。这种政治文化反映在官员身上就是官本位和家长制的政治文化，反映在平民身上就是臣民关系和依附权威的政治文化。同这种官文化和臣民文化相伴而生的是一种等级观念，中国的等级制尤其具有政治性特征。“在中国人们的物质享受和消费能力及欲望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各种欲望的满足只取决于一个条件：人们的政治身份、权势地位”5。这就造就了中国人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根本关联的政治文化。这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障碍。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把西方政治文化大量引入中国，但是，很多政治文化因“水土不服”而昙花一现，并没有真正帮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但是，最终经受住历史考验、拯救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的政治舞台，使中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的政治文化。西方的政治文化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民意识、参与意识、法律意识等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原本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内容找到了其经济根基，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改变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政治思维方式。
可见，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融合性的政治文化，它既有已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又有本土的传统政治文化和很大程度上还处于理论形态的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集中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指向和政治文化目标，指引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渗透在政府官员和群众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行为中；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渗入中国，但是，这种政治文化影响的范围十分有限，尚未普遍地演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思维方式。
三、努力建设中国先进民主政治文化
中国政治文化的混合型和面临的新形势，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先进政治文化建设。就目前来看，建设中国先进政治文化的根本任务是要通过有效途径努力改变能影响政治行为模式的心理积淀，推进政治文化发展，加快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构建新型的政治文化体系。
1、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最具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思想武器，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解决，人们达成了对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根本价值的共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体系，为中国先进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前进方向和判别标准。但是，由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多元性模式限制了人们对主导政治文化的政治认同，影响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信念。因此，为了改善这种不利状况，在坚持这些指导思想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对国民的教育，尤其是人文思想的教育。列宁曾经指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9]民众只有以一定的文化水平为基础，其政治参与才能真实有效。
2、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同传统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建设中国先进政治文化，达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实现中西文化的结合，必须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为人们所认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系。对待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我们要看到它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积极性，例如，传统儒学重视人际关系、伦理道德、风俗文化，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它贯穿着“安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求治心理。此外，儒家还倡导“天下定为一尊”的思想，造就了视国家统一为当然、分裂割据为异端的政治文化观念。这种强烈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基础上的爱国主义，对凝聚、统一社会具有广泛的促进作用。当然，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必然存在碰撞和磨擦。尤其是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今天，随着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较为明显的非同步性，传统政治文化的阻滞性会现得更加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相对封闭的历史中独立形成的，其文化形态和民族性格早已融为一体，传统文化意识的积累具有浓厚的历史感，它在政治变迁中，需要人们加以客观对待。
3、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同西方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推动世界优秀政治文化的中国化。
对待外来的西方政治文化，我们也要用辩证的眼光加以看待。历史的证明，封闭只能导致落后，任何一种文明的成长都离不开对其他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这是历史文明演进的必然规律。当今世界具有开放性、多样性的特点，同质政治文化已经取代了异质政治文化。与此同时，中国政治文化也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因此，正确处理本国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世界政治文化变迁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建设先进政治文化，既要正确认识西方政治文明与西方霸权主义的关系，又要正确区分政治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概念；既要反对全盘西化论，又要反对国粹论，最终推动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我们要按照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对西方政治文化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过滤，努力使世界优秀政治文化在新形势下，新环境中实现新的升华，为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必要的支持。
4、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水平，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塑造公民意识，建设公民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政治文化为突破口，只有在公民中培养权利责任意识，培养公民对民主的忠诚，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坚实的基础，民主政治制度才会良性运转并得到有效发展。因此，首先，必须努力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在当代中国，广大的普通民众整日奔波于生活的劳碌中而少有参有民主政治的时间和热情，大多数人在政治参与方面宁可被动接受也不愿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些都在某些程度上制约了新型政治文化的建构。
其次，要努力创造良好的政治参与氛围。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培养政治参与意识的摇篮。依法治国，提升官员和民众的法制意识，为民主政治塑造良好的环境。
最后，建设中国先进的政治文化离不开高效协调运转的政治参与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里的“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就是政治文化的体现。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民主制度只是形式，民主文化才是内核，政治体制改革只有立足于政治文化，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作者单位：新疆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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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女”事件前所未有地动员了粉丝，也动员了关心社会问题者投入到一种他们私人生活之外的公共生活中去，它形成事件公众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公众、公众主体性和公共空间的现实例子。就粉丝公众而言，这些问题直接与娱乐文化的消费有关，但却远不只是关于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的问题。这些也同样是任何民主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普通民众可能是什么样的民主参与者或实践者?民主因民众本身的缺陷可能遭遇哪些威胁?普通民众非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民主政治意义?等等。
超女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想公众把一个娱乐事件转变为一个社会事件，这是继1990年代“人文精神”和大众文化讨论以后的重要转变。先前的讨论关心的只是审美、趣味或精神追求的雅俗高下之分，而如今则已经开始涉及大众文化、娱乐和文化消费的“民主”、“公民”和“公民社会”问题。尽管由于“短平快”式的观点交锋，这些问题还没有充份展开，但可以预见，在“超女”热潮和短平快的评论迅速消失之后，这些问题以及其它有关如何理解民众公共政治特征的问题会继续在各种与大众文化和群众社会有关的讨论中不断出现。
一.“粉丝”公众和媒体
现代民主公共政治的参与者和营建者是公众。公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百性”、“大众”或“消费者”，而是具有充分自我利益和自由选择意识，积极参与到不同范围公共事务中去的大众或消费者。“粉丝”是作为公众而引起广泛注意的。他们在超女竞赛时自由选择和能动参与，与一般被动旁观的比赛迷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公众性。但是，“粉丝公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公众。粉丝公众只是一种假象公众。对超女比赛所体现的平民性、广泛参与和自由选择、相对公平的程序，许多人雀跃鼓舞，认为是一次公众民主的实践和胜利。这固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应当防止因此对当今中国的公众自由、公民和公民社会状态作出不切实际的乐观评估，脱离这些因素便无法确切讨论超女比赛是否具有民主性或具有何种民主性。
超女欣赏者往往在超女比赛中看到了“民主生活方式”的显现。在中国的现状中，刻意割裂“生活方式”和“政治”其实并不有助于提倡民主生活方式。民主生活方式指的是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整个公共生活，不是除去了政治以后，剩下的那一部分日常生活。民主政治是民主生活方式的核心，它为民主生活方式提供了制度保证和价值导向。强调日常生活，不是说有了日常生活，民主政治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说，民主政治可以，也应当扩展为更道德的日常生活，所以民主政治才更加重要。民主政治越优化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就越能扩大和丰富民主政治的意义。专制制度下是不可能存在民主日常生活的，更不要说民主生活方式了。
有的评论者把“消费者”和“娱乐者”直接等同为“公民”，把粉丝公众直接等同为“公民社会”，这也不是倡导公民作用和公民社会的明智做法。一种说法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培养了男性体育公民的民主自觉”。同样，“快感原则”造就了中国的“娱乐公民”。〔注1〕我们要问，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体育公民”和“娱乐公民”，为什么国家和国家、社会和社会之间还有民主不民主，人民享有或不享有公民权利的区别?
还有一种说法是，“粉丝在这次‘超女’大赛中的表现，表明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CivilSociety)正在兴起”。这种说法承认，“在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面对很多官方的禁锢与压力。组织一个社团，需要向政府申请，并被政府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的兴起十分缓慢，也使中国市民失去了在公民社会里学习民主精神，培养民主自治能力的机会。”但它仍然坚持认为，超女大赛象早年意大利北部各邦民间的“合唱团、足球俱乐部、读书会”一样正在中国“开辟”新的公民社会。〔注2〕在这种乐观的看法后面，有着不容乐观的现实。许许多多国家，如极权统治下的东欧，都有民间合唱团，足球俱乐部和读书会，但那里的人民并不因此就认为已经出现了有他们“国家特色”的公民社会，他们反而把营建公民社会当作一项改变自己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大目标。看来，对“中国式公民社会”的欣喜也许比受欣喜的公民社会更具“中国特色”。
民主的关键是公众。民主公众社会存在的三个基本条件是宪政法治、公众参与和新闻自由，而公民参与和新闻自由者又全靠宪政法治维持。没有人民的参与仍然可以有百姓或大众，但决不会有公众。在现代社会中公众不只是在传统的直接人群关系中形成，如邻里、村镇、同行同业，等等。公众更是必须经由传媒的中介联系才能形成，传媒使得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因关心共同问题而相互联系成为公众。公众越广大，传媒的作用就越重要。传媒中最具公众形成作用的是新闻对社会事件的报道。正如卡雷(J.Carey)所说，“公众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讨论新闻的陌生人，”是新闻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性地联系起来。民主的理念是一个对话者的社会，新闻的公众作用正在于“放大和改善”人们就公共事务而作的对话。〔注3〕
尽管传媒，尤其是传媒事件在公众的形成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民主社会的公众和传媒事件公众却并不能等而观之。民主社会的公众并不仅仅是由偶尔发生，继而很快消失的传媒事件动员而产生，而是在民主制度所保证的经常而持续的公共生活中一以贯之地存在和发挥作用。他们共同拥有民主政治的传统文化，包括集体记忆、历史、先例、人物或事迹范例、公共人物的言行纪录等等。他们是多元的民主实践者，包括各阶级、行业的成员、政治活动家、公共人物、宗教人士、工会和别的民间组织人士，远不只是一些上网(大多甚至是匿名上网)的人士。他们能参与各种公共事务、政治选举、重要人事任免、政府政策、社会福利、征税、新闻、社区、学区的章程和人事，等等。法国社会学家戴扬(DanielDayan)因此把民主公众最重要的特征确定为具有稳定的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y)。公众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小写公众所组成，不是一个广大无际的公共群体。民主公众认真对待内部讨论，并由这种讨论而形成。民主公众具有公开展示自己的能力，在公开的“自我表现”的过程中确立与其它公众的关系和自己的特殊性。民主公众在公开的自我表现中表明对某些价值的认同，对某种共好理念或世界观有所追求，他们因这些共同性的认同、理念或价值观形成公民团结(solidarity)。民主公众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他们的自我表现、自我形象设计和群体价值标准都是这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审视能力的表现。民主公众是他们自己形象和价值的主权者，这是主权在民最根本的含义。〔注4〕
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人们在直接群体范围内关心、讨论、辩论公共事件，因而形成公众。在现代传媒发达的今天，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经由大众传媒方能“产生”这样的事件。几乎可以说，现今的公众事件若不能成为“媒体事件”，已鲜有事件意义可言了。即使在政治相对自由、传媒相对独立的社会里，由于传媒与市场经济的密切关系，它所产生的往往只是“商业传媒公众”，不是真正的公众。戴扬对西方商业传媒公众(以“电视公众”为典型)的研究表明，商业传媒产生的主要是“假象公众”和“即逝公众”，这两种主要的传媒公众形式确实会具有“公众”的某些特征，但离“真正的公众”却还有相当的距离。〔注5〕
“假象公众”以各种“迷”(或“粉丝”)最具代表性，“京剧迷”、“歌迷”、“影迷”、“足球迷”等等。他们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自我知觉意识，也有不少社会交往。就喜好而言，这些群体对其它群体不甘示弱。超女的“粉丝”就是这样一种假象公众。假象公众比一般媒体受众具有较明显的群体意识。传媒受众(往往称之为“观众”，以电视观众为典型)往往是零散分离的个体，他们彼此缺乏社会交往和稳定联系，既不必作公开的自我表现，也无须持有某种共好的理念。观众对外界的反应是被动的，“观众”是一个被市场所想象的群体。在这一点上，公众和观众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比后者更真实，“而在于谁想象了那个群体。公众是一种想象为‘我们’的集体存在，观众则是被作为第三人称来想象的。一般媒体受众则是由某些第三者为其他第三者所构建的集体存在。”〔注6〕公众的关系是由“我们”所想象的“你”和“我”所形成的“我们”。而观众则是由某个“它”为另一个“它”所设定的“他”和“他”组成的“他们”，如受控媒体为统治权力所设定的“群众”和“人民”。
假象公众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群体意识，但往往对严肃公众事务相当冷漠。他们因此成为波兹曼(N.Postman)所说的那种“娱乐至死”的人群。政治至死和娱乐至死都可以成为专制权力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奥威尔(G.Orwell)和赫胥黎(A.Huxley)对极权的预言同时有效：“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注7〕波兹曼所担心的那种“娱乐至死”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当前中国的情形，下面还要谈到。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中国，这类假象公众曾为极端专制的权力统治(如“文革”)所不容。当今统治对这类假象公众比较容忍。专制权力对待假象公众的态度，和一般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相似，容忍那些无大妨碍的事情，可以便利管制有大妨碍的事情。
在中国，和假象公众有所不同的是“即逝公众”。即逝公众关心的事件有一定的严肃性或者相当的严肃性，也具有相当的公共事务性质。即逝公众一般直接与公共政治性质的媒体事件有关联。不同社会中典型的媒体事件会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媒体事件是和特定的“政治景观”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景观主要涉及“组织者”(官方权力)、“生产者”(传媒)和“观众”这三者的关系。在“非民主地区播出的事件”中，“比较典型的是，只有组织者和观众参与:生产者一般受雇于组织者。”只有在民主社会中，媒体才有独立性(相对而言)，“西方媒介，它们有专业或不参与事件的自由，而且可以按照或不按照组织者提议的精神来播出事件。”〔注8〕在中国的政治景观中，特别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是“社会性”事件，如官员腐败的丑闻、灾祸(如频繁的矿灾)、迫害和冤屈事件。这类事件往往触及社会正义、政治伦理和社会群体价值等基本问题。这类事件的辩论对公众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的影响都相当深远。
中国的即逝公众缺乏稳定性，在不能公开表示个人观点的环境中，往往难以真正触及与权力制度有直接冲突的关键问题。这种公众随着媒体事件的发生而形成，也随着媒体事件的消失而迅速烟消云散。它具有吉特林(T.Gitlin)所说的“短暂群体”(fugitivecommunities)的三个特征:同时，快速和饱和。〔注9〕当事件发生时，许许多多人同时投入关注，过后又一起抛到一边。事情的发生和消失都不可预测，来去快速无常，由此形成的公众也是一样。(“卢雪松事件”快速而完全被超女代替即为一例。)“饱和”是指事件发生时，传媒视听空间处于饱和状态，知晓者与其说是人人关心，还不如说是没法躲避。参与讨论超女民主意义的基本上是一种即逝公众。
即逝公众不是围绕着“媒体”，而是围绕着“事件问题”形成的。即逝公众有一定的舆论作用。在传媒不能反映公众关切的问题、不能引起公众兴趣、不能反映公众意愿的情况下，即逝公众的存在反映了人们冷淡主流传媒、与之保持距离、对之持怀疑和鄙视的态度。在网络上对超女公共政治意义的热烈讨论，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主流媒体的疏远和冷淡。2003年以来，许多不同的网络事件都有过形成事件公众的作用，如SARS、长江学术奖评选、孙志刚之死、卢雪松停课等等。但也有许许多多事件因媒体报道的限制而无法成为事件，特别明显的就是“矿灾”。有一位网客用这样的话表示了对“超女”事件的不满:“在超女浪潮里，请为(矿难者)上柱香吧!……矿难兄弟们!你们的卑贱身体撑起了‘共和国’的电网，还有‘共和国’先富起来的特权阶层的口袋!那飞奔的悍马，还有肆虐的GDP!‘共和国’的普通百姓不会忘记你们，大家与你们同受难!‘共和国’巨大的难民营里囊括了--矿工、农民、下岗职工。”〔注10〕矿难不能成为事件，超女可以成为事件，既是因为它们受到“共和国”权力的不同控制，也是因为思想公众对有的事件敏感，对有的事件就不那么敏感。
在中国，事件公众的形成不是一种民主社会的常态，而是偶然发生。这些事件能否成为公众事件，完全是不可预期的，甚至是撞大运式的巧合。对这一点，肖功秦在对孙志刚事件的分析中说得很明白，关键在于“领导”让它成为一个事件。象孙志刚这样的案子，“持续地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形成强大的持续的社会压力，又取决于另外一些具体的条件，例如，该事件的社会影响已经很大，大到甚至影响到国际上广泛的关注;或者，受害人属于一个有重要社会影响的阶层，或有国际影响，或有特殊后台或背景等等，以至于如果不予以及时处理的话，矛盾激化可能对政治稳定造成更为严重的消极后果，才能层层下定决心，予以彻查，即使如此，也不一定得到公正的裁决，中央甚至必须派出可以绕过地方庇护网的钦差大员或异地工作人员，介入办理此案，才有可能拨开地方庇护网的重重迷雾，使案情水落石出。”〔注11〕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黑暗事件都能成为焦点事件的，“中国社会上许多事件中的受害者，不象大学毕业生孙志刚那样，有着引起国人注目的幸运。谢松涛在《多少个卑贱的矿工抵得上一个孙志刚》中愤怒地写道:“孙志刚去了，随其远去的是险恶的收容遣送制度:一批批的矿工去了，陪同他们的是一起又一起的矿难和一批又一批的矿工。我们不禁疑惑，究竟多少个矿工的生命可以抵得上一个孙志刚，能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生命尊重、悲悯的烈火。”〔注12〕
在中国，思想公众讨论社会事件时受到的限制要比讨论娱乐事件多得多。超女事件让我们看到，讨论娱乐事件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更有效地关注社会事件中的问题，因为大众娱乐文化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低俗的白日梦世界，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经验世界。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电视娱乐本身的现实世界性。第一，在具体国家中，电视娱乐的表现和接受特征取决于现实环境中特定的节目制作、发行和放映条件。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和湖南电视台的“超女”不同，官方控制的节目又与纯商业的不同，等等。某种形式的娱乐对其它事情会有“弦外之音”冲击。超女的弦外之音被许多评论者不断点穿，例如有人写道，“奉劝央视的大腕儿们也向咱们的胡主席、温总理学一学，在日理万机中抽出点时间到国内各大论坛转一转，听一听别人对自己的评论，比较一下自己和人民大众的心声有多大的差距。别总是呆在自己的圈子里顾影自怜，镜头和脑子只知道围着领导转，整天自以为是地唾沫星乱溅，一副代表人民群众的话霸作风。也看看人家超级女生节目是怎么做到三贴近的。”不少象这样的超女赞扬都折射着某种对现实社会的批评。
第二，娱乐文化体制与公众生活的其它形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例如，电视节目作为艺术和思想表现能否独立，这和舆论、出版等公众空间有关。又例如，什么样的娱乐被当作政治无害，或政治有害，又与政治和其它领域(不只是娱乐)的界线划分及定义有关。在这两个层次上，娱乐都可以向我们提出一系列有关公众空间(即社会基本集体生存空间)的问题:哪些经验可以在公众中公开地谈论，公开地表现，哪些就不能?怎么谈论?公众和隐私领域的定义是什么，划分的依据是什么?现存的公众生活是怎么规定的，由谁规定的，使谁得益，使谁受压制?它包容或压制了什么样性质的集体经验?现存的公众生存是不是最理想的?为了改善现存的公众生活，如何才能形成新的更民主、更有益于大众参与的公众空间?这些都是思想公众在超女讨论中不同程度涉及的问题。
中国式传媒事件中所形成的思想公众对自己实际受到的政治限制不是全无察觉，但他们仍常对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判断能力有过高的估计。思想公众对其它公众持居高临下的批评态度。这在一些思想者对“超女”公共政治意义负面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种负面评价中，有一种是技术性的，那就是超女的竞争中有太多不符合民主程序和规划的瑕疵。另一种是意识形态性的，那就是超女粉丝生活在一个虚幻的娱乐世界里。娱乐为大众提供了太多太强烈的分心迷惑，使他们在庸俗的享受中，快乐地忘却严肃的公共事务，成为一种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第一种批评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民主实践，因为没有一种民主实践没有瑕疵，民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一个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的社会中更不可能期望民主的条件从一开始就万事具备。以不完美来取消任何具有民主意义的尝试，会起到为压制民主制造“善良理由”的作用。下面来看一看第二种批评，那就是，超女是一场商业文化秀，粉丝们只不过是一群被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消费者，并不具有民主政治参与者所需要的独立自我意识。
二.自由选择和能动参与
在避免过度乐观评估中国公民政治状况的同时，也要避免忽视和怀疑娱乐文化消费中的个人主体意识和选择要求可能对中国今后公民政治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忽视和怀疑在相对程度上继续受到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影响，继续强调现代社会中群众传媒对大众的控制以及意识形态工业化和通过消费、消遣而实现的压制。有一种看法认为，超女比赛所表现出来的“自由选择”纯属个人性质，没有公众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享有很多这样的‘自由选择’，例如可以自由地选择消磨闲暇、假日的方式，自由地点菜，自由地在饭桌上交流一些段子，自由地选择电视频道，自由地跳槽，自由地在家里做膀爷，出门在外，旅行社还给你安排‘自由行’等等。这种私域中的自由比比皆是，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麻醉了我们的感觉。”这种个人的选择和自由被看作只是在提供“麻醉感”和“郁闷宣泄”，是一种愚(娱)乐至死。〔注13〕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超女是一种“集体迷狂症”，观众只是在“充分地消费丑陋”。超女比赛不过是类似于“鸡血疗法、君子兰、红茶菌、炒股票、搓麻将、买、疯狂英语和集体传销(这样的)集体行动”，“在这些超级权威的蛊惑下，像被迷魂似的被驱使，不顾得自身的客观条件和尊严，不顾一切地奔向一个集体性的娱乐“广场”，在那里癫狂不已”。〔注14〕
我们当然不排除观众中有欣赏丑恶的，有专门看选手痛苦失败而幸灾乐祸的，也有“癫狂不已”的。但显然并不所有的观众都是这样，大多数还是在欣赏美好。有不少不少对美好的赞扬，反倒是投射出对现实丑陋的不满和厌恶。一位评者写道，“自由、亲民、真美，这无疑是《超级女声》的灵魂所在，“今年《超级女声》的口号从‘想唱就唱’改进为‘想唱就唱，想说就说’，这无疑是个进步；也就是媒体从‘娱乐自由’曲线地回归‘言论自由’。”〔注15〕另一位评者写道，很多人喜欢李宇春，并不是因为她的中低音，而是她这个人本身“干净、帅气、洒脱、纯真”。“当张艺谋四处寻找巩俐的替代品、当李连杰带着上唇的伤疤含恨离开香港、当章子怡肆无忌惮地在成龙怀里尖声大笑、当赵薇身着日本军国旗招摇过的时候，我们的娱乐界其实就只剩下娱乐，而没有精神了，而没有精神的娱乐，不过消遣而已。”在李宇春身上，许多观众看到的是“她是现在一潭死水、充满铜臭、绯闻、肮脏的潜规则的娱乐圈的颠覆者”。〔注16〕(当然，这种颠覆能维持多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超女红军”就是例子。)
粉丝公众富有想象(那种阿伦特认为公共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制创性)，粉丝们创造了群体自我辨认的标记称号，张靓颖的粉丝们自称“凉粉”(绿豆粉做成的凉拌食品，在此取“靓”粉谐音)。而其他歌手的粉丝的名字也同样富有创意。进入“十强”的何洁，她的粉丝自称“盒饭”(何fan)。而李宇春的粉丝则自称“玉米”(宇迷)。这种群体自我标志甚至会令人联想到世界有些地区民主政党政治和颜色革命中公民群体对颜色的想象性运用。
歌赛还能引起别的对民主的联想。“喜欢”在群众拥戴心理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歌手比赛如此，政治人物竞争也是如此。你代表历史、代表人民的理论再高妙，普通人不喜欢你，照样还是不选你。普通人的平庸喜爱能显示令人惊讶的集体威力，他们能推出一个“平民化”的李宇春，换一拨人就能推出一个“平民化”的瓦文萨。他们能为李宇春当义工，换一拨人就能为瓦文萨当义工。难怪高贵的人们不能放心让普通人自由自在地选择和参与。
这些普通的庶民，他们真是不可捉摸，难以预料，防不胜防。他们看似一览无余，却又深不可测，再怎么设计防范，冷不丁就出了意外。他们并不在意民主，却意外地引起了对民主的热烈讨论。他们只是想唱就唱，想乐就乐，但却“不经意”地在嘲笑永远正确的央视，“不经意”地在鄙视有名无实的代表、“不经意”地在抵抗伪善丑恶的政治，“不经意地照亮了当下公共生活中民主机制的匮乏和参与意识的萌动。”〔注17〕他们在超女比赛中自由选择和积极参与不过是无伤大雅的“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他们并没有吃到民主的梅和饼，但却把饥和渴用拉伯雷式的夸张大声吼叫了出来。
转贴于在还不太久之前，在专制权力严格全面控制娱乐，娱乐消费文化根本不存在的年代，中国并没有存在过普通人可以自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公众社会。二十年来中国迅速发展的娱乐文化并不是中国至今仍不存在民主公众社会的主要原因。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的警告不是针对象中国这样的社会发出的，它只是恰巧被中国的某些现状映证而已。波兹曼清楚地告诉他的读者，他所担心的是娱乐文化(电视)对美国“自由民主社会基础……所造成的威胁。”〔注18〕这个基础就是公众对严肃公共事务的关心，这种关心不能私底下放在个人心里，而是要成为公共生活中“严肃的公共对话”。〔注19〕波兹曼把奥维尔在《一九八四年》中所作的预言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所作的预言对比甚至对立起来，是针对美国的特定情况而言的，“在美国，奥维尔的预言很少相关，但赫胥黎的预言却在变成现实，因为美国人……正在接受电气时代以来最大的技术干扰。”〔注20〕
那么，被“干扰”的又是什么呢?那是美国立国二百余年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公众参与和民主政治。正如罗森(J.Rosen)所说，美国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尚在进行的实验，它是与新闻的实验同时发展起来的。美国建国之前有动员民众从英国独立的早期报纸，后来出现了商人和党派报纸，再后来有了宣传废奴的报纸，还有那些一文钱大众报纸，以及二十世纪以客观和事实专业精神所指导的报纸，在罗森看来，“它们都是宪法新闻自由条款的实验。它们对之实验的便是那个由宪法所缔造的国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新闻自由的规定不仅仅是一项条款，而根本就是一种“活生生的公众文化”。〔注21〕在美国，活生生的公众文化不是新闻自由条文的结果，而是公众参与的结果。公民的知情权和美国新闻对严肃公共事务信息的传播保证了公众的自由、理性参与。波兹曼因此告诫美国人，“奥维尔的世界比赫胥黎的世界(对我们)更容易辨认，也更容易反抗。我们的(民主)背景使我们能知道什么时候牢门开始关闭，在牢门开始关闭的时候应该如何反抗。我们不会对萨哈诺夫和瓦文萨的呼声无动于衷，……但是如果我们听不到痛苦的声音又会如何?我们谁又有能力去反抗那无边无际的娱乐?”〔注22〕波兹曼忧心忡忡的是娱乐正在瓦解美国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美国的民主传统知道如何抵抗暴政专制，却不知道如何抵御娱乐对公众生活的侵蚀。
这种公民参与的传统在中国公共生活中还从来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奥维尔的预言曾经远比赫胥黎的预言要来得真实，而在今天，赫胥黎的预言也正在成为一个与奥维尔的预言同时相干的预言。中国人可能既不知道如何反抗奥维尔的世界，也不清楚如何反抗赫胥黎的世界。“美丽新世界”的国民每天可以领到一份“舒脉”(Soma，一种维护社会稳定、规导民众激情和理解的镇静剂，其供应由政府绝对保证)，享受着“舒脉”的快乐，新世界的民众觉得生活幸福美满，无忧无虑，再没有烦人的公共事务可以操心。〔注23〕“美丽新世界”在遭遇到“一九八四”时变得更加可怕。专制统治下的国民陷入娱乐至死的泥沼之时，也就是极权统治彻底胜利之日。
“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合并，同时到来，这是公共生活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形。这种情况只有在全体国民完全彻底丧失一切自由意识(自由思想的要求，自由选择的愿望，自由参与的欲望)的时候才会发生。在一些沉溺于物质主义享受，把社会正义完全抛到脑后的人们那里，这种情形似乎正在成为可怕的现实。但是，这种合并并不是命定的，不可避免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中都包含着瓦解这二者合并的因素。这次超女比赛引起的公众讨论和民主意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实际情况看，在经历了“一九八四年”式的文革之后，消费文化在中国恰恰是唤醒了，而不是麻痹了人们的某种自由意识。这些自由意识一旦唤醒，就如同潘多拉故事中的精灵，再难重新关禁到哪怕是“美丽新世界”这样的魔瓶之中。
消费文化(大众娱乐也是一种消费)是作为一种政治反叛出现在后文革的中国的。在经历了长时期的专政，包括“对需要的专政”(极权式的全能控制)以后，消费在中国获得的第一个政治意义就是“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要什么，自己选择如何花钱或以其它代价去得到你要的东西。谁也没有权利和权力命令你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消费者主权”让人第一次体验到人自己给自己作主的尊严，成为一种少有的、实实在在的“自由”的经验。
消费者主权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成为一种观念利器，一次又一次冲击和颠覆各种以“集体主义”名义对个人的控制，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凯恩斯主义。个体消费者是一种每个普通人都能扮演的英雄角色，因此也被称为“民主英雄”:“‘民主英雄’从个人最平庸、先前最被人瞧不起的欲望(快乐的、财富的、做生意、办企业的欲望)中发现一种具有英雄气质的意志力和才智，这种意志力和才智让人凭借自由个人选择的欲望，去改变或主导自然和社会。消费者是英雄，因为他理性而独立，因为只有(个体消费者)认可的需要，才是一切经济和社会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注24〕
在中国，消费者英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角色。一旦突破了对“需要的专制”，它的另一个不那么英雄的方面也就开始显现出来。消费的个人自由意义是以坚守消费的私人领域来实现的:“买什么是我自己的事。”这也造就了消费选择的两重性。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强调私人领域(个人、家庭、朋友)有助于抵抗专制权力对人的全面宰制。对现代个体来说，自由与私人的关系至为重要。启蒙传统的自由主义把“理性”看作为一种私人资源，理性存在于个体之中，个人因为有了理性才能对抗象传统、宗教、政治迷信这一类的非理性社会权威。作为个体资源的理性也称作为个人“利益”(物质的、审美的、甚至道德良心的)。消费选择乃是这种广义的私人个体自由中的一种。
但是，把消费当作纯私人行为也有消极一面。这就等于说，私人的消费行为没有公共意义。我的消费只是关乎我私人的快乐和欢愉，与是否有助于好社会或群体生活价值和理想等等全然无关。消费选择只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中享受权利和行使自由。把它当作最本质或最主要的自由是极为有害的。专制权力实行政治限制加消费自由的政策，那是企图以人们私人消费自由来换取他们淡忘或甚至自动放弃在其它生活领域中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私人性质的个人选择与社会秩序、群体价值和正义共识之间必须相互联系。主导个人消费和喜好的“需要”意识需要在公共生活中形成。缺乏在“需要”问题上的公共讨论和共识，一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禁欲”和“纵欲”之间剧烈摇摆，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把消费者作为公民模式，这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它符合专制政治制度的利益。专制政治对个人的威胁是两方面的，一是针对个人的自由意识，包括一切可能引发政治自由意识的自我意识，如消费者自我意识。二是针对人的公共性。有公共生活和民主的集体行动才能有效抵抗专制。如果不与社会其他成员形成共同体，个人的自由意识无论如何强烈、明确，都无法有效对抗专制。消费者个体自我意识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是相应针对能否有效抵抗专制两个方面的威胁来说的。完整的公民民主必须同时包含个人自由和公共生活。这是评估消费文化在当今中国公共政治意义的基本尺度。
在消费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人的基本身份是“消费者”。消费者是用理性来追求个人利益的私人个体，而市场则是一种既维护个人自由选择又协调众个体行为的社会机制。这个理想的个人和社会模式对个人“需要”和“欲望”的暗含前题是，在进入社会(即市场)之前，个人(即消费者)就已经在私下知道自己要什么了。这个理想模式所关心的只是个人进入了社会，消费者进入了市场以后，他会怎么做。至于他欲求何物，为何欲求此物，则与公共群体无关。换言之，这个模式所关心的只是关于消费的“形式理性”，而不是它的“实质理性”。〔注25〕这在购物文化中表现得最明显，也最典型。
消费的“形式理性”指的是个体盘算如何尽量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的逻辑和程序。“价格”是形式理性的重要指标。在金钱有限，欲望无限的情况下，个人如何花费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呢?我买一件物品，不买另一件物品，与有待满足的需要的性质无关。选择只涉及我权衡自己需要的逻辑。我可以宁愿饿肚子，但必须穿一件并非为御寒的时装，这由我纯私人性质的理性决定。
“实质理性”则不同，它关心的是我提出具体需要的理由是否正当、合理。我们常听人说，“他想要这件东西是为‘虚荣’，”“她买这衣服是‘心血来潮’，”“这东西很好看，但不‘实用’。”这些说法都包含着消费的实质理性。实质理性将欲望和消费行为与某种价值观或理由联系起来，而这种价值观或理由又是一个大环境社会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说，实质理性不可能是纯私人性质的。
消费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区别在大众或娱乐文化的欣赏中虽然不如在购物文化中那么明显，但道理是一样的。欣赏趣味是受物质性限制的。你不可能有足够的金钱、时间、精力和教育程度去一一熟悉了解一切可能被你深深爱好的音乐、文学，等等。金钱、时间、精力和教育程度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形式理性”的重要指标。一般人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有限，消费的是一些最容易取得(在这个意义上是“廉价”)的对象。大众歌曲即属于这种对象。在象“超级女声”这样的大众文化竞赛中，还增添出另一个“形式理性”的指标，那就是，你只能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尽管你同时喜爱张靓颖的甜美和李宇春的平实，你也必须服从竞赛的形式理性，在她们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
“实质理性”为形式理性选择提供价值合理性的说明，它往往出于公共交际的需要，因而具有公共性。不同的人对他们的形式理性所提供的价值合理说明并不相同。例如，有人会为自己的选择提出审美或道德的理由(因为“高雅”、“健康”、“思想正确”等等才喜欢)。还有人则把个人喜爱本身就当作正当的实质理由(“只要我喜欢，”“图一乐”)。当然前一种人会觉得后一种人的理由根本称不上是真正的实质理由。在“超级女声”这样的竞赛选择中，如果人们要互相交流，那么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提供某种实质理性的解释。如歌唱者有“专业艺术水准”、“歌路宽广”、“激情饱满”、“率真”或甚至“人长得漂亮”等等。因此，对歌手的选择事实上还包含着对“歌唱”、“歌手”和“歌曲”等等的一般价值判断。当然，任何实质理性都是简约的，甚至是事后发生的。我们往往出于复杂的知觉感受先已喜爱上一位歌手，然后再将这种直觉喜爱理性化，为它找到理性的价值解释。不管怎么说，这次竞赛的结果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价值共识，其中最一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真实”。这种价值在政治和日常生活普遍谎言化的社会中不单纯是娱乐价值，而且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政治和社会意味的价值。
哈维尔曾叙述过艺术真实给他带来的对生活谎言的强烈意识冲击。1976年，哈维尔结识了“宇宙塑料人”的滚石乐团一位叫“伊万”的朋友。伊万给哈维尔放了几首“塑料人，DG307”的录音歌曲和捷克一些其它地下乐团的作品。哈维尔立刻被吸引住了，“我一下子觉得有某种特异的东西从这些表演中四射出来，它们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卖弄噱头或者不择手段哗众取宠。我以前耳闻的关于他们的事都是这么说的。这音乐有一种深沉的真实感，让人觉着了这些乐者的生命意识和他们遭受的人世不幸。音乐中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魅力和发自内心的警讯。音乐中有一种严肃、真诚和内心自由的表达，表达的是任何一个尚未彻底麻木的人都能听懂的存在经验。”哈维尔和伊万并非同道中人，职业、趣味的差别和彼此间有过的误会使他们未必能成为普通意义上的朋友。是人的真实存在体验使他们有了惺惺相惜的沟通，“我以前听到过许多关于(伊万他们)的坏话。突然，我发现，不管这些人多爱说脏话，头发有多长，真理是在他们的一边。我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态度和创作中感觉到一种特殊的纯洁、羞耻和脆弱，他们的音乐中寄寓着哀伤和解放的渴望。我觉得这个地下乐队是在把希望还给那些最遭排斥的人们。”〔注26〕哈维尔体会的那种艺术真实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因为它对拒绝生活在谎言中和拒绝谎言的麻痹，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今天，在“千万人对千万人”的超女比赛中，人们已经不再象哈维尔那么孤寂地体验真实，他们一队一队，一群一群地以自己的理解方式感受真实。他们甚至可以说，哈维尔，你看，不管多么不容易，到底和以前不同了。
注释：
1.张念：《娱乐公民的快感原则》，《世纪中国》(http:cc.org.cn/)，2005/9/7.
2.王正绪：《超女中的粉丝与公民社会》，《世纪中国》(http:cc.org.cn/)，2005/9/7.
3.JamesCarey，"ThePressandthePublicDiscourse."CenterMagazine21(March/April1987):4-16，p.10.
4.5.DanielDayan，"ThePeculiarPublicofTelevision."Hermes，11-12(1997):1-20，pp.3;7-8;3.
7.18.19.20.22.NeilPostman，AmusingOurselvestoDeath.NewYork:ElisabethSiftonBooks，1986，pp.vii;138;155;155;155
8.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1992，第67页。
9.T.Gitlin，"IllusionsofTransparency，AmbiguitiesofInformation.NotesontheGlobalizationofFugitiveCommunities."InToreStatta，ed.，MediaandtheTransitionofCollectiveIdentities.OsloIMKReportsSeries.OsloUniversityPress，1996.
10.因为冬天已往：《在超女浪潮里，请为他们上柱香吧》，《世纪中国》(http:cc.org.cn/)，2005/9/7.
11.萧功秦:《一个并不奢侈的心愿:对孙志刚案件的反思》，《世纪中国》(http:cc.org.cn/)，2005/9/7.
12.谢松涛:《多少个卑贱的矿工抵得上一个孙志刚》，《世纪中国》(http:cc.org.cn/)，2005/9/7.
13.庄礼伟:《超级女声不过是一种娱乐》，《世纪中国》(http:cc.org.cn/)，2003/6/18.
14.张闳:《“超级女声”与集体迷狂症》，《世纪中国》(http:cc.org.cn/)，2005/9/7.
15.Passionfly:《超级女声的三大灵魂和两大威胁》，《世纪中国》(http:cc.org.cn/)，2005/9/7.
16.一把老刀：《“超级女声”背后隐含的文化符号（之一：李宇春篇）》，《世纪中国》(http:cc.org.cn/)，2005/9/7.
17.伍国：《超女现象是民主机制匮乏的一种象征》，《世纪中国》(http:cc.org.cn/)，2005/9/7.
21.JayRosen，WhatAreJournalists?NewHaven，CN:YaleUniversityPress，1999，p.186.
23.AldousHuxley，TheBraveNewWorld，NewYork，1969[1932].除了分发“舒脉”，“美丽新世界”政府还号召积极消费和鼓励“性爱游戏”(theeroticplay)。“一九八四”的禁欲和“美丽新世界”的纵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4.25.DonSlater，ConsumerCultureandModernity.NewYork:PolityPress，1997，pp.33;43-44.
［关键词］政治文化；传统文化；公民意识；官本位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3—0014—02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中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观念等内容的总和。中国政治文化发轫于两周，具有数千年历史，是当代政治文化的牢固的精神支柱和深层的文化土壤，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变，整个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急剧转型，在物化层面和制度层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也发生着持续的、深刻的、革命性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构建和谐政治文化的基本途径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所助益。
一
“重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早在周武王伐纣时，就提出了“敬天保民”的口号；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进行战争，又提出“无民孰农”和“无民孰战”的口号。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唐代魏征的“载舟覆舟”，历代统治阶级中都有主张重视民生、民意者。但重民不是民主，民本主义不是人本主义。因为重民的主体是君、官（统治者、掌权者），而民主的主体是民（人民、公民），是人民、公民当家做主，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重民是要求统治者重视人民的疾苦，为人民做主，人民则只要“俯首贴耳”依靠明君、清官即可〔1〕。概言之，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只是统治者维护王权的一种手段或工具，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相距甚远。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必须重视民主的政治文化建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终极追求目标，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内生态”的必然要求。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就是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发展。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民对于政治自由的追求，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的民主政治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为了享有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致力于民主机构和民主习惯的逐步发展”〔2〕，只有民主的人民，才更有可能成为自由的人民。因此，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必须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其目标之一，坚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张扬宽容、愿意妥协和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承认人民在国家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尊崇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和约束等，从而为和谐的政治文化提供价值理念支撑和合法性、合理性证明。
二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宗法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皇权导致的权威崇拜、奴性心理，造成的依附顺从观念，深深影响人们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模式，是形成臣民意识的深层文化土壤，也使臣民意识至今仍然盛行。从而导致人民缺少民主实践的经历，认识不到自己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想去参与政治生活，缺乏自主意识和合理利益及权利的追求精神。这种影响导致当代中国不少民众对社会管理和政治既无参与的热情和意识。对政治冷漠，成为当下中国不少民众的自觉行为，严重影响着我国国民参政议政意识的形成，阻碍着我国当代公民在现代意义上公民意识的形成。
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必须培育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以公民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为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基石，将权利观、义务观、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自律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等融为一体的现代民众意识。培育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性课题，就是实现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以达成与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的生态对接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政治文化，它坚持“参与以有序为前提，督政以认同为基础，维权以守法为要旨，纷争以节制为条件，批评以宽容为原则”〔3〕，从而使公民在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倾向于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营造一种具有无限适应性与创造力的弹性空间，使政治处于合乎生态发展的适当状态。构建和谐政治文化过程中，非制度性的公民文化还有利于提高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度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认同度，直接影响和匡约着民众的政治行为方式，成为支撑民主政治的社会心理模式。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