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宏观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F01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9－0017－03
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和运用西方经济学及其理论，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包括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如何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如何正确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等问题。
一、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认识
所谓西方经济学，是指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学，它是由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在西方国家已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市场经济运行所做出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其基本理论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概念、理论和较为完整的体系，特别是其理论分析工具，对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控的描述与概括，是比较行之有效的。
相比西方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马克思在研究批判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的，它着重从制度上、规范意义上阐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我国学者和大众所熟知，它是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作为中国经济学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掌握人类共同的经济学理论财富，并根据中国国情，分析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我国转轨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这无疑是富于挑战性的光荣任务。力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分析得更深入一些、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为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服务，为世界共同的经济学大厦构建添砖加瓦，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学者应尽的、也是能尽的职责。
中国目前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除基本制度和一些国情不同外，它们也存在着诸多的共同之处。例如，它们都是市场经济，都是实行社会化大生产，都是追求低投入高产出或者低成本高收益的经济效率等，因而它们在描述这些因素和事物的假设、概念的理论体系等方面，也就具有某些共同性。我们不能只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区别、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就否认或漠视它们之间存在的诸多共同东西。否则，这就是置人类已有的经济学共同财富于不顾，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选择。
在实际中，我们要防止和克服两种倾向：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已经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二是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就全盘否定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的认识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中带有很深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我们不可以学习和借鉴。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诚然，西方经济学中的确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即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面，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因而对这一面我们要采取“弃”的态度。例如，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为既定前提；微观理论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理论中视工会为垄断势力，并将其视为工资和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我们是不能盲目接受的，必须认真识别，并给予有力的批判。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研究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总结的一面，它又对我们正在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所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合理的做法，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一般规律和经验总结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努力学习和借鉴的，也就是我们可以“取”的一面。例如，微观理论中的供求理论、企业如何决定产量和价格的理论以及市场失灵理论等，宏观理论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IS－IM和AS－AD分析理论、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和波动理论等，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指导我们管理和调控社会经济运行都是非常有益的。当然，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内在地包含着分析和批判，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
我们再以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例。众所周知，凯恩斯(JohnMaynardKcynes)本人是非常反对马克思主义，十分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而且，他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三大心理规律的基础上。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因素就否认他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否认从他那套理论体系中所引申出来的政策思想对当前我国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我们早已在经常使用。比如，报刊上几乎天天见到的“垄断性过剩”这一概念，就是来源于凯恩斯经济学。
三、关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认识
有的经济学者认为，从整体上看，西方经济学是不可取的，只能借鉴它的部分概念、论点和方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害的。
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来看，我们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正是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资源和技术约束条件下求得竞争性均衡的帕累托配置效率，如何纠正市场失灵和分配不公平的偏差。二是要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这个问题又正是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内容，即如何减少或减轻经济波动，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和低通胀的均衡，使国民经济快速、稳定、有效、持续地增长。因此，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主要应该学习它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而对于它的具体的和个别的结论，尤其是那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观点或结论，我们才应该持否定的态度。当前，我国高等院校里财经管理类专业普遍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难道仅仅是为了批判和否定其整个理论体系吗?要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在配置宝贵的人力资源方面是不是存在严重的低
效率呢?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总是要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基本国情上存在很大差别，而西方经济学中的不少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来的，因此，在借鉴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绝对不可生搬硬套。具体来说，至少应注意以下四点：
1、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足够条件，而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具备。例如，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家庭和企业确实能够像西方经济学所论述的那样，对市场价格信号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使市场机制得以顺利运行。在我国，家庭和企业对消费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等信号的反应要迟钝得多。比如，在公款消费的请客送礼中，商品价格上涨所产生的需求量下降，就远不及自费消费时那么强烈。所以，市场机制在我国运行的作用程度和范围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当前的适用性就要打折扣。
2、我国目前处于转轨时期，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些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而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因此，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在西方发达国家就可能会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但在我国当前就可能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例如，我国的“三角债”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就是由于我们还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企业和个人还不具备足够的市场合约意识，造成了违约盛行、软预算约束的情况。在这些制度完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必然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也必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现象。
3、我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口压力是我们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时的一个很大约束条件。在人口较少的国家，个体经济行为的轻微变动所形成的集合效应可能并不显著，但在我国就可能会形成巨大的冲击效应。比如，单个企业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裁减冗余员工，这有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但是，如果全国所有企业都采取这种行动，则会出现规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造成失业率明显上升，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可见，人口压力会限制市场机制的运行。如果不考虑这一基本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则必然会碰到很多“钉子”。
4、中国特有的一些文化传统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西方有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中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解放后长期的计划经济，许多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还远未涤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推行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效率原则，则必然会受到阻碍。如，对于贫富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中国人与美国人就不同。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方面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比西方人弱得多。又如，西方人可以习惯于长期租房住，而中国人则会认为，如果长期居住于租来的房子里，那就不是安居乐业。可见，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如何运用经济学是大有差别的。
另外，社会根本制度的差异以及城乡差别、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其基本原理。
当然，强调国情不同，绝不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都错了，也不意味着今天不适用的某些基本理论在未来也一律不适用。不适用是由于现在的某些条件还不具备，待条件具备后，也可能就适用了。中国的改革总是在渐进式地稳步推进，一些条件也在逐步具备。可打个比方来说明这一点。有一双鞋子，今天小孩子穿上它可能太大，但日后他长大了，就可能合脚。当小孩长大到一定程度时，这双鞋子还可能会挤脚，又要重做或重买一双新的鞋子。同样，宏观经济学中详细论述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在前几年我们能够利用它们的可行性很小，当时只能主要依靠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分配贷款指标等行政性手段来调节货币供给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常利用公开市场业务、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贴现率等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量。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尽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法律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并且有必要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模式。特别是当下，中国已经加入WTO，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法律也必然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惯例。因此，西方经济分析法学对于促进我国法律改革，对我国的立法、司法、法学和法学都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经济分析法学在西学中的地位及在中国发展的合理性和实践根据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研究，尤其是法研究着重探讨法律对于公正、自由、秩序等方面的价值，而忽视对法律的效益（效率）价值的研究。经济分析法学又称法律经济学，是运用有关经济学、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具体的法律。因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构成其为一独立的法学流派。它不仅涉及到有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经济分析法学自始至终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把效率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立法、执法和司法都要有利于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值，尽量减少社会成本。
首先必须指出，经济分析法学是“舶来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法理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法理学界各个不同的流派之间的连绵不断的论战，促使西方法理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学派林立，学说纷繁，法理学理论呈现多元化格局。法学流派地位和，此消彼长，分立整合。但以各学派在当代西方法理学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这三大主流法学派。
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正式诞生的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三大主流法学派鼎立的局面被打破，经济分析法学因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方法之独特、视角之新颖和实际的运用价值，在西方当代法理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大有要与三大主流法学派相抗衡，形成四强并立新格局的趋势①。正如美国当代法理学家庞德所指出：“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②另外，作为一个法学流派，能因其自身的影响而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高等学校重要的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在当代西方法理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马克思法学告诉我们：法律的内容最终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③。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发展有赖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
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高宗旨和基本要求是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水平，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律手段实现的。这也意味着法律既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高水平，也可以使资源在低水平上得到配置。因此，只有当法律充分体现效益意识时，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才能得以实现。
随着法经济学的日益发展和成熟，其理论的多元化也十分明显。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思想，即通过对法和经济相互关系的探讨，促使有效益地进行法律制度的安排，效益原则、效益观统帅和贯穿于法经济学的各个具体理论和观点之中。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合理性和实践根据在于它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建立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有必要进行法学和经济学相互关系的探讨，有必要借鉴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因此，市场经济呼唤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制改革、立法、司法的意义
1.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改革的指导意义
我国之所以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改革经济体制，进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法律改革，使我国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律尽快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法律。为此，要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等法律资源的首要标准或基本标准，并以此标准改革或改进有关的法律制度。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从一种制度安排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安排，这一转变过程本身也需要成本。因此，如果某一新制度的转变费用过高（超过该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效益增值）那么即使这种新制度安排很理想，也不会被采纳（不排除以后被采纳）。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应循序渐进。相应地，法制建设也应逐步进行。否则欲速则不达，反而造成成本增加，资源浪费，经济分析法学为此提供了有效的成本——效益理论和分析方法。
2.对我国立法活动的指导意义
波斯纳指出：“法律制度中的许多原则和制度最好被理解和解释为促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努力④。”美国著名法理学家艾克曼在谈到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时也提出：“这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分析结构，使我们能够对由于采用一个规则而不是另一个法律规则的结果所产生的效益的规模和分配，进行理智的评价。”⑤
我国传统法理学忽视法律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⑥。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法律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经济生产、参与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情况下，立法者不仅要考虑法律的“公平性”、“正义性”，而且还要考虑甚至必须首先考虑法律的“效益性”。
制定的法律应能够引导和促使人们按照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创造出有效使用资源的行为刺激。由于存在信息上的障碍，同时个别主体（包括个人或团体）的资源使用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因而立法必须把在经济实践中形成的资源优化使用和配置的一般经验加以确认，并借自身的普遍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使这些经验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普遍性规则，从而提高全社会资源使用和配置的优化程度。
3.对我国司法的借鉴意义
“对法律经济学而言，这一点表明，任何法律，只要涉及资源使用判决必须依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⑦波斯纳指出：“法律的许多领域，尤其是（但并不仅限于）普通法领域中的财产权、侵权、犯罪、契约，都无不打上经济理性的烙印。虽然很少有在法官意见中明确引用经济学概念，法律裁决的真实理由往往被法官意见的特殊语词所掩盖而非阐明。事实上，法律教育主要就是要求人们如何透过语词的表面现象发现这些理由，……发现许多法律原则依赖于不可言喻的效率追求是不足为奇的。”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以法律手段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数量及其复杂性将日益增加。法院的判决将日益显露出对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的影响。因此，实践要求司法人员不仅要学好法、用好法，而且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知识和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能力，从而正确地理解法律的精神，更准确地适用法律，提高办案的效率，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值。
考虑的后果是理所当然的，不可避免的。然而，传统法学未充分考虑到法律制度对整个造成的经济后果，更谈不上运用有关经济学、来探讨和这种后果。不可否认，法律是处理纠纷的规范，法学为处理纠纷而解释法律规范时，也必然要衡量各种纠纷所发生的利益关系。因为不考虑法律制度的安排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的，而仅仅拘泥于单纯的、个案的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做法，已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社会形势的需要。
具体来说，在司法过程中，要把法律对个别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行为主体延展至社会，换言之，将个别主体行为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中加以认识。在计划经济，以保护财富为宗旨的条件下，法律较少考虑个别主体行为的外部性，也不理会个别主体的明显损害资源的行为。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保证资源优化使用和配置的目标，法律对个别主体的行为应当有新的评价角度。在这种视角中，不存在绝对与社会不发生联系的个别主体的法律行为，个人对财产使用的同时，也是全社会资源使用和配置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一切不符合全社会资源优化使用和配置的个别主体行为，在司法过程中应给予否定评价，并受到相应限制。
三、经济法学对我国法学研究、法学的意义
1.对我国法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经济分析法学理论一大特色和魅力就是其方法论上别具一格。它运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尤其是对法律进行实证性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加趋于准确，在注意实效的经济社会中，定量分析显得格外重要。在西方法史上，人们曾经运用伦理学、学、社会学、学、人类学等方法研究法律，但这些方法都缺乏定量分析。由此可见，经济分析法学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引入法学领域，是法理学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变革，使人们对法律的研究更加深入。正如《法律的经济分析》译者序言部分指出：30多年法律经济学的历史表明，它既是对现代法律分析本身固有思维弱点的一次无情冲击，又无疑是对传统经济思想核心的回归和重整。正当我们的同胞纷纷陷入法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纷争和传统方法论困惑的时候，法学理论30年来却在另一个社会发生了一场于我们是悄然无声的翻天覆地的革新。这场革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民主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法律方面大部分信条和清规戒律提出了挑战，我们也许能从中得到某种启迪。正是这场思想、理论和技术的革新，为法律实施、法律效果、法律效率、宪政理论（包括政府行为控制，民主决策或制度选择）等提出了一系列使我们为之耳目一新的假设、理论和方法⑨。
经济分析法学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法律领域，第一次深入地揭示经济学和法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内在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一点在当今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讲究经济建设、社会，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经济分析法学在方法论上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它将“经济学”作为“唯一的评价原则”来分析法律，排斥其它原理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其次，并非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复原为一定的货币单位来比值的。虽然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有种种不完善之处，但它在现有的实证法律理论中是最有前途的。波斯纳指出：“法律经济学完全可能是一个薄弱的领域，它分享了经济学的弱点，而且还有它自身的弱点，但难道法律的心理学就强了吗？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还有一种法律实证理论的法理学？这些法律交叉的研究领域以及其它可以叫出名的领域都比法律的经济分析更年长，然而要在一种法律实证理论的形成上扮演领导角色，这些候选人都比较文弱。”
实事求是地说，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只是研究法律的方法之一。我们既不能忽视它，也不能片面夸大其作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分析法律问题是完全可能，并且是十分重要的。
2.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借鉴意义
作为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法律专门人才的法学教育，应重视法学与经济学日趋紧密联系这一时展趋势。在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已成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并进入普及阶段，越来越多的法学院、商学院开设了“法学和经济学”课程。而我国绝大多数法学院还未开设这门课程，只是在法理课教学中偶尔涉及，很多法生对经济分析法学还很陌生，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法学院校在提高法学课程教学质量的同时，应注意使学员掌握一些必要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分析法学至少应成为法学科学课程中的一门选修课，然后变成一门必修课，逐步进入普及阶段。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日益强调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时代，我想这一定是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我认为目前有必要花大力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改革教学课程设置，开设法律经济学。全国各高等院校法学院、经济学院都应当打破旧有格局，增设法律经济学作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有条件还可以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法学院和经济学院应分别开设经济学和法学课程。目前，全国法学院几乎不开经济学课程，我们的法学学者基本不懂经济学，经济学者也基本不懂法学。我们不能让此成为年轻或更年轻的后学们的遗憾。
第二，编写教材，创办刊物。在美国，由于盛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一批高质量的法律经济学教材相继出版问世。而在国内，至今没有一本适合学生需要的相对权威的法律经济学教材。为了及时配合高等院校开设《法律经济学》课程的需要，我们要尽快组织力量编写教材。鼓励分头组织力量，百花齐放。同时，将民法经济学、刑法经济学、诉讼法经济学等系列书籍的编写列入法律经济学体系之内，创办法律经济学研究刊物。谁创办第一本《法学与经济学》杂志，谁就做了一件开拓性的工作。
第三，为法官提供法律经济学的培训，促进法律经济学向司法渗透。在美国，大多数联邦法院的法官都接受了有关“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法律经济学短期教程的正规训练。不少联邦法官已成为精通法律经济学的法学专家.中国的法官接受法律经济学的培训，无疑十分重要。法学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及时应用法学新思维、新理论，这是市场经济对中国法律改革提出的要求。
注释：
1.刘全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43。
2.（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5。
3.卢云。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1。
4.（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林毅夫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5（序言部分）。27.26。
5.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36-237。
6.严存生。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328。
7.8.（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林毅夫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5（序言部分）27.26。
9.（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书全书出版社，1997.32（序言部分）。
一、对西方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外部性是阻碍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不利因素，并且提出了外部效应内部化来克服其外部性，西方经济学外部性经济理论的提出有利于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并且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一）外部性的特征分析
外部性指的是由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它将能够给价格机制的有效配置带来阻碍作用，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差别。其中，外部性的主要特征有三个方面。第一，相互性。经济力量的互相作用才能够导致外部性的产生，它是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行为。第二，非市场性。经济体之间互相作用的行为不能够通过市场性来体现，当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由于外部经济而遭到损失时，市场不会向其中造成损失的一方追究责任。第三，强制性。在生态环境破坏中的外部性是强加在受害者身上的，这种强制性不能够通过市场机制来缓解。
（二）经济主体行为和行为成本分析
在西方经济学的外部理论中，对于经济主体行为和行为成本的分析十分必要。由于外部性渗透到人们的交互行为当中，而人们的交互行为又常常发生利益冲突，因此便产生了外部性。在经济活动中，人们通常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而选择不同的行为，当一个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主体产生影响时，就产生了外部性。在这种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所引起的成本或者收益将不会由其一人承担，并且就算他不做任何行动也有可能需要承担成本或者收益，这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决定的，即一个人的成本可能是他人的收益，他人的成本也可能是这个人的收益。
（三）对外部性的解决思路分析
经济的外部性对市场机制具有不利影响，指的是个人或者企业由于自身的行为而为他人带来了影响，但是又不需要为此而负责和给予补偿的情况。当不良的外部性存在时，进行市场配置是无效的。因此针对这种现象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下几种解决方法。
（1）采用制定相关制度的方式解决外部经济问题。这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提出的，他认为当拥有较小的经济成本，并且收入的情况不会对双方的决策产生影响时，只要将产权进行清楚的界定，那么对于市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使资源得到有效的优化配置。
（2）利用条例手段解决外部经济问题。这将需要发挥政府的力量，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外部性进行处理，其本质是利用政府制定出相应的条例来防治经济外部性的出现，在生态环境的治理中，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条例规定个人或者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数量，当排放超标时应给予处罚。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宣传，明确指出污染到什么程度时将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危害，使个人和企业都能够自觉的遵守政府的规定。
二、西方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的现实意义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正处于完善阶段，经济的发展给环境方面帶来较大的危害，同时也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建设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制度，解决我国市场中的外部性问题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化进程中，市场经济外部性的典型表现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国在以往的经济发展中，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使得大量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大量的原始森林遭到破坏，使得水土流失加剧，河流洪涝灾害频发，产生河流干枯的现象，甚至黄河都发生了几次断流，这都是生态保护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同时，由于企业的经济发展，向河流以及空气中排放大量的污染物质，使我国许多大江大河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在林地方面，大量占用和过度开发使我国的土地面积骤减，土地资源十分短缺，阻碍了农业的快速发展。针对上述现象，我国应积极强化制度，去约束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并且采用激励的方式促使人们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使林地、土地等资源都能够得到合理的保护和利用。
（二）切实保证政策的实施效果
在对制度主义分析方法的研究当中得出，如果一种制度制定的初始选择是正确的，那么就算是在日后实行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也能够得到有效的纠正，这个政策仍然会按照最初的预定目标进行，但是如果政策的初始选择就发生了错误的话，那么在进行具体的实施之后，其自身原有的错误将会增加，使这种制度彻底的走向“死胡同”。因此，在制定防治经济外部性发生的政策时，应加强眼前的利益与长远的利益相结合，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应进行实时观察，看这种政策是否正在按照之前预想的方式进行，切实保证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还应加强对制度与政策的实施进行绩效评价，从而进一步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实现。
（三）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性表现主要有依靠职位的便利以权谋私、利用各种方式投机取巧，以及不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内容，钻法律的空子等等，这些行为加剧了我国经济外部化的产生，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应加强法制建设，严格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将各种行为都纳入到规范的制度和规则当中，并且加强对制度实施的监督，保证制度的实施效果。
三、结束语
针对西方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我国应积极接受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起到的现实意义。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应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以及必要的行政调解，采用先富带后富的方式避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同时也要加强制度的制定和法制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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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智胜，李兴平.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初探[J].企业经济，2015.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
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0年第5期。）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讲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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