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据民族文化传承的调研与文献检索获知，关于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步履维艰，收效甚微。为什么“热热闹闹”的理论研究却难以给实践予以指引，促使其得以顺利发展？鉴于此，本文对目前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与实践作了几个基本问题的审思。
一、关于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内容问题
纵观目前有关学校民族文化传承的论著，在传承内容选择上，均有一个共同特征：注重民族文化载体引入，鲜有论及“价值观”等文化内核。在这宏大理论的指引下，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逐渐形成两种结果。
（一）民族文化传承内容无限化约，价值取向逐渐偏离
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容常常被化约为一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事物，如民族舞蹈、民族音乐、民族体育、民族技艺、民族服装，民族器物，等等。诚然，这些内容如得以有效传承，同样意义非凡，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活人们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感知民族文化独特魅力，提升民族社区个体或群体文化自觉与自信等。然而，常常事与愿违，在现有教育竞争与评价体制背景下，这些具体的、操作性较强的民族文化传承内容却被“无限化约”，最后演变为“一次性”文化传承、“快餐式”文化消费，最初价值取向发生根本性偏离。
（二）民族文化课程自成体系
民族地区学校中，民族文化课程分门别类：哪些是民族文化课、哪些是普适知识课、民族文化课程分为哪几类等，以独立形式“进军”学校原有课程体系。有专家堂而皇之地论述民族文化传承课程应占学校课程体系的比例，如“民族地区学校地方性知识应在整个知识体系占中12%～15%的比例较为合适”[2]。这种将民族文化分门别类，将其作为一门或多门独立课程嵌入民族学校，对于学校、学生与家长而言，无疑是一种“增负”，这可能是目前学校民族文化传承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针对以上两种情况，我们需要对民族文化传承内容有所审思。首先，完善民族地方教育评价标准。对各教育层次的评价设法观照到民族文化内容，以此找出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竞争的目标一致性，使之并行不悖，促民族文化得以顺利传承。其次，对民族地区文化资源进行分析。民族地区文化是山区文化、乡村文化与民族文化在长期生态适应中动态生成的。“因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轨迹和其所处的独特生态环境，既是构成民族民间文化的内容，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族群文化的传承模式”[3]，长期以来，民族社区的个体是在家庭和社区中感受着民族民间文化的熏陶，他们在民族社区日常生活中感知、体验、领悟着本民族文化的精髓，这就是一种传统的、不分时空地渗透于民族地区儿童日常生活之中的“自发教育”，这是它最本真的传承方式。[4]因此，我们需遵循民族文化原生的传承规律，以“润物细无声”之势渗进目前学校课程体系，方能达致民族文化传承之目的。再次，社区协作参与。民族文化传承形式最初是在社区中自然生成的，目前，学校承担传承责任自不待言，然而，“无根基地依赖学校，使得学校承受着它无法承受之重，这种依赖使得人们忘记了自己责任。”[5]成功理所当然，失败归咎于学校。此种心理使然，人们往往觉得民族文化传承责任移交学校后，社区和族群没有责任。因此，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观念，由学校引导，家庭协同，社区支持，形成整体合力，方能促进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最后，文化不能仅理解为附载于物体或艺术表演形式上的文化，应该包括更丰富的内容。文化是指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6]因此，民族文化传承不能局限在它的外在显性形式，隐性形式同样不可忽视，在重“形”的同时，不忽视“神”的传承。
二、关于民族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竞争问题
关于民族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相关研究中，回避教育竞争、大谈民族文化传承是我国目前主流研究方向，这是一种乌托邦设想。如何做到触摸教育中“人”的心灵，逐渐接近问题的焦点，并对之作出有效回应呢？
笔者以为须从教育两个基本要素谈起。目前，学校中民族文化传承“吸引力”令人堪忧，各民族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实施收效甚微，难以达致原初价值取向，大有“力不从心”之感。笔者近期的相关调研发现，在教育竞争与民族文化传承的较量中，“民族文化传承”败下阵来，成为无言的结局。因此，避开教育竞争谈民族文化传承的对策不过是隔靴搔痒。如“转变传承主体观念”“编写校本课程和地方教材”“增加专项经费”等，这些不过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剂，无需在此纠缠，因为这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即民族地区学习者、教育者的价值诉求。
（一）学习者
这里主要指学生。学生是学校教育活动的主体，是学校和教师存在的依据，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围绕它而展开。我们应回归到学校教育中“人”的要素去追根溯源。对于民族学生个体而言，教育更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非“谋心”手段，他们关注的是“眼前”利益，这些看似“粗俗”“非性理”的问题，却潜藏着“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7]的交融与杂糅，充分体现了民族地区人们急于借助教育阶梯摆脱贫困、追求幸福生活的迫切要求，代表了他们的教育价值诉求。因此，我们不该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以之为出发点，揭示民族文化传承难以启动的根源。
家长是学生的“同盟军”，其价值诉求与学生基本一致，在民族地区，家长为割断子女代际贫困而使出浑身解数。
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中民族文化传承，应该基于民族文化根基，从尊重少数民族学习者价值诉求出发，积极探索，找出两者之间和谐共生之道。
（二）教育者
包括学校教师、领导者和教育研究者，他们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引领者，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具有教育改革性质的“民族文化传承”实践，教育者群体的态度至关重要。在激烈的教育竞争背景下，对自上而下的“民族文化传承”政策，他们的态度暧昧。处于“时而与学生和家长站在同一阵容、时而又跟上级站在同一战线”的“两难境遇”。在应然与实然的纠葛中，在公共领域以“应然”的姿态呈现自己的行为与言说，而在私人领域却面对现实、无奈与无望。然而，我们能否在无奈中的实践与创新中逐渐拓宽的空间，寻找两者适当的平衡与互补？
目前，我国教育领域的竞争无须在此论争，仅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的合理性依然有强大的实践辩护。然而，以“文化多样性”为理论基础，藉此论证民族文化传承活动合理性的学者众多，诚哉斯言，言之凿凿。那么，这关涉一个两难问题：“如何从一个合理到另一个合理？”因此，笔者认为，在需要我们直面目前的教育竞争的强势语境下，探索如何在教育竞争“夹缝”中求得最大限度的生存与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确保不影响、甚至是有助于教育竞争的前提下，开展民族文化传承，才可能点燃学生、校长与教师参与的激情和创造力，达到完美的文化生态链接，方能促使学校、社区与国家在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上各得其所，“美美与共”。
那么，如何点燃“学习者”与“教育者”主体性参与激情，“全心全意”做好“民族文化传承”？笔者在此不揣粗陋，提出几点建议：一是以招生优惠政策促教育竞争。教育行政部门要从战略高度考虑，拓宽参与民族文化传承活动的学生上升通道。争得家长、社区与学校的合力支持。二是重视民族地区本土教师培养，发挥他们深谙民族文化的优势和穿梭于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能力，这使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链接成为可能和可为。以上两点虽是治标不治本之方，却能达到营造舆论之效。三是结合民族地区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特点，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探索两者“和合”之道。结合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挖掘学生潜能，着力提升学生“位育”能力，提升教育竞争能力。如是，方为治标又治本之举。
三、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联动共生”问题
教育与文化二者在漫长的生成之旅中相伴相依，联动共生。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功能在于传承文化，使其持久存续，并形塑着一代代子孙，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同样，教育具有“文化性格”，文化的价值取向也会影响教育的功能与价值取向，赋予教育活动以合理性与科学性。诚然，这里的“教育”是指“原生状态的教育”。[8]但是，随着教育由原生状态到制度化的教育现代体系演化过程中，作为现代性产物的学校教育横亘于民族文化的历史绵延之中。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愈演愈烈，她忘却了其与文化间的天然“缠绵”关系，“别恋”于现代科学，寄望藉此获得不断升华。如何促成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理性“和合”，彰显它们天然的姻缘，是解决学校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所在。
（一）民族文化需要学校教育
1.现代学校与生活分离，学校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前沿阵地
近年来，现代化与城市化已向民族地区纵深推进。随着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作为民族文化主要载体（继承人）的学生悉数进入学校，接受现代学校教育，随后径直外出打工，并在外暂居，家乡成为了他们的生活驿站，仅限于春节或家族大事才回家一趟，这给民族文化的传承造成了极大困难。近年来的撤点并校、延居县城的政策推行和小学寄宿制度的实施，现代学校进一步帮民族学生“逃离乡土”，民族文化的传承可能被压缩，加之传承人也逐渐变老。随着传承人与继承人相继缺席，乡民的“经济理性”使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场所逐渐被吞噬与功能改造，文化传承“场域”逐渐解体。因此，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责任只能随着继承人走进学校，需要具有服务社会功能的现代学校，身先士卒，勇于担当，并藉此以寻找自身生发空间，这是新时代无奈的选择。
2.“众神狂欢”背景下，民族文化需要学校予以理性指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以疾风暴雨之势渗进封闭落后的民族山区，传统的民族文化在世俗化的大潮中已无法构成对峙性的力量，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文化“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9]在这背景下，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个人，容易“随波逐流”，这本无可厚非，也无伤大雅。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与选择自己“幸福”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个群体而言，这种选择如果成为群体“幸福”生活的集体想象，那么权力精英与学术精英应担当起社会责任，对问题细密审思，借助学校教育自身制度化的优势予以理性指引，确保民族文化获得健康而持续的发展。
（二）学校教育需要民族文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渗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取得很大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学校教育依然问题丛生。学校教育问题需要专家学者们上下求索，寻找发展瓶颈的根源所在，并作出有效回应，寻找新的生长点，方能走出困境，迎来春意盎然的愿景。与清末现代教育制度引进中国时的“水土不服”现象类似，现代学校引进民族地区也略显不适的特征，这充分说明了教育的文化性格。[10]教育活动唯有基于“文化土壤”中，才具备自己的科学性，否则，教育活动本身的科学性应受到质疑，经不住“教育实践”反复追问。学校教育，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需要从传统民族文化教育中获得持续的滋养，研究所属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从对“他者”的研究、学习与传承中获得营养。再者，作为现代产物的学校“嵌入”到民族地区，要在此“茁壮成长”，就须对民族地区生发的文化予以足够的珍视并籍此发展自己，不断修复自身“水土不服”的症结，以获得持续的发展。最后，学校中的民族学生也只有在保护、传承自己的根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提升“位育”能力和教育竞争能力，提升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做到“安其所，遂其生”、沉心静气、进退自如。
当然，这需要一些措施予以支持。在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并存，除主流文化外，还含乡村文化、地域文化和各族独特的文化。笔者认为，在整个民族学校推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11]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在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设想中，对民族学生而言，这不仅仅是增强他们对于所属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对城市学生而言，他们可从多元文化教育中获得文化多样性滋补，在对“他者”的审思中得以生命成长。如是，现代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方能找到某种“平衡”与“互补”，实现“联动共生”。
总之，要走出民族文化学校传承困境，需要解决以上几个基本问题。需要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导引全社会认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创设文化宽容环境以增强文化自身更新能力；由学校发挥其现代制度的优势，主动承担导引社区与家庭传承民族文化，与之融为一体，尊重个体“粗俗”选择，激活全社会参与热情。由是，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将在新的形势下走出困境，生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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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多数第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样，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根本动力，而且民族主义情结伴随着鲁迅的一生。辛亥革命前后的鲁迅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从进南京矿路学堂到留学日本，最初的动机便是科学救国。鲁迅最初选择了学医，是受到了父亲病故的刺激，痛感中国缺乏现代医学，立志以医学救国。到日本仙台医专学习又受到日本学生的歧视，更激发了民族意识。他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表达了深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当留日学生发起拒俄运动时，鲁迅写作了《斯巴达之魂》，慷慨激昂地鼓吹民族主义。这个时期，鲁迅虽然意识到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别求新声于友邦”，但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最初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科学技术落后以及满清政府腐败无能，还没有认识到根本问题是中国文化即国民性的弊病，更不认为西洋文明胜过中国文明。这是当时那一代新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鲁迅在日本拜章太炎为师，受到了章太炎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章太炎虽然政治上是一个革命者，但在文化思想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的思想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章太炎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排满，这是那个时代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同时，他也有强烈的反西方列强的思想，宣称“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革命军约法问答》）他把民族主义扩展到文化领域，认为西方文明不如中华文明，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封建之变相”。他提出“均田”、“限袭产”等民粹主义的主张，甚至把国民的道德品质按照职业、贫富划分等级，农工等最高，官商等最低，而翻译（雇译人）则居末位。这些思想都强烈地影响了青年鲁迅。鲁迅在留学日本时写下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表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往昔的辉煌充满自豪：“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夷莫之与邻，蹙视高步，因益为特别之发达；及今日虽凋零，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②]这与五四时期认为中国文化是腐朽、落后的文化截然不同。鲁迅认为中国在现代的落伍，是由于没有开放，不是由于文化的落后：“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也。”[③]他虽然认为西方科学昌明，但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评价不高，认为难与中华文明比肩：“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④]他对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中国文化的衰落痛心不已，认为是“本根剥丧”、“种性放失”。他认为文明进步原于传统，反对脱离传统：“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⑤]这个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相去何远。因此，他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崇尚西洋文明的“偏至”之举，如“竞言武事”、“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终至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为国人“馨香顶礼”，这样，“贱古而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⑥]。他崇尚“摩罗诗人”，特别是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具有反抗精神的波兰、匈牙利等弱小民族的诗人，其目的还是为了民族复兴。尼采是反现代性的先驱，鲁迅接受了尼采思想，批判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的西方现代文明，“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但与尼采不同的是，他不是“反思现代性”对资本主义的超前批判，而是站在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当时的民族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中国精神文明发达”，鲁迅也持这种立场。他认为当时的改良派、革命派如梁启超等人的“世界人”和“国民”主张是“恶声”，必须破除。他批判科学主义“奉科学为圭臬”，并为宗教、神话以及中国农民的迎神拜鬼等迷信活动乃至龙的形象辩护，这也与五四时期的反迷信的鲁迅大异其趣。鲁迅的救国方案是以传统文化容纳新文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⑦]当然，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缺陷也有所思考，认为缺少“诚”与“爱”，但在总体上还是肯定中国文化的。总之，留学日本前期的鲁迅，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民粹主义的。
鲁迅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刺激。从事思想启蒙工作，也是看到在日俄战争中日军枪毙中国“间谍”而国人麻木不仁的记录片，觉悟到仅有健康的体魄，仍然免不了被杀头或者当看客的命运，遂决定弃医从文，以改造国人的灵魂为己任。辛亥革命时期，民族主义高涨，成为反清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陈天华的《警世钟》就历数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局面，号召人民奋起救国。鲁迅参加同盟会，也出自同样的心理。他的文化思想仍然是保守主义的。他在五四以后回忆起辛亥革命时期人们的心态，认为只要****了满清政府，就可以峨冠博带、恢复汉官威仪了，其实这也包括当年鲁迅的心态。辛亥革命中，绍兴光复，鲁迅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庆祝，就是这种乐观心情的写照。
辛亥革命的波澜过后，中国社会仍然是一潭死水，封建主义依然如故。鲁迅陷入深深的失望与彷徨之中。五四运动兴起，鲁迅参加了进去，并且意识到中国的弊病不在政府的好坏、技术的高低，而在传统文化的落后、国民性的不良。这样，鲁迅就接受了以科学、民主为内涵的五四现代性，并由民族主义走向了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是五四知识分子的通识。可以这样说：五四前尼采、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导致民族主义，而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却导致世界主义。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是特殊的世界主义。五四知识分子从世界主义出发，主张废除汉文，使用世界语。鲁迅也表赞同。他反对读中国书：“中国古书，叶叶害人。”并提出：“汉文终当废去，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⑧]鲁迅也一反以前反对“世界人”的立场，主张做世界人。他说，“不怕‘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反倒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是“大恐惧”。[⑨]的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以西化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特征的，而鲁迅是最激烈的反传统和西化的主张者。鲁迅认为中国历史是摆了几千年的“吃人的筵席”，是“做稳了奴隶”和“要做奴隶而不得”交替的历史；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中国必须批判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改造国民性，才能获得新生。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药》等都向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猛烈开火，解剖国人的灵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中国的前途就是学习西方文明，奉行“拿来主义”，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超越了民族主义。
但是，即使在五四时期，鲁迅与多数启蒙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也是表面化的，深层心理中仍然存在着强固的民族主义情结。因为归根结底，启蒙是为了救国，西化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说，世界主义不过是达到民族主义的手段，而民族主义是最终的归宿。这就必然导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世界主义的退潮和民族主义的复归。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假洋鬼子的形象，这是一个反面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假洋鬼子是这篇小说也是鲁迅作品中唯一出现的直接接受西方文明的人物，因此，这个形象表达了作者潜意识中对西方的某种厌恶，而不仅仅如流行的说法，仅仅是讽刺了“假”的革命派。鲁迅一边斥责“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一边又担心“中国人”从“世界人”中挤出。鲁迅在《一件小事》中也一反批判国民性的思想倾向，歌颂了普通中国人的善良，而且进行了对西化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榨出来皮袍下面的‘小’来”。这也体现了潜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与主张西化的陈源以及《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也透露出鲁迅与西化派的冲突。当时发生了两个美国兵打中国人的事件，围观的中国人只是喊打而没有行动，陈源唾弃这种怯懦的行为，斥之曰“这样的中国人，呸！”鲁迅与此前的批判国民性的立场有所不同，他站在中国民众的立场，对陈源给以愤怒的回击：“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并非闲话》二）三·一八惨案可能是个分水岭，鲁迅开始转向民族主义。鲁迅鲜明地支持爱国的学生，“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起灭亡”。他开始抨击那些“欧化的绅士”，斥责他们是领头的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一点比喻》）。总之，只有透过世界主义的表层思想看到民族主义的深层意识，才能理解五四以后鲁迅思想的转变。
五四以后，社会革命兴起，鲁迅开始从世界主义向民族主义回归。鲁迅支持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其中包括反对西方列强的目标；后来更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最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五四启蒙主义进行了清理，包括对世界主义的清理。在这个时期，鲁迅潜伏着民族主义思想复苏，而对西方文明的尊崇消退。当然，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立场并没有改变，但对国民性看法，对西方文明看法都改变了。
在五四以后，对国民性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分化。向左转的知识分子认为在革命中，中国农民已经革命化了，由落后变为先进了，并产生了一种新民粹主义。钱杏村说：“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第三是中国农民的智识已经不像阿Q时代的单弱……”[⑩]对五四时期尊崇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左倾知识分子视为“资本主义的毒龙”（郭沫若）。“革命文学”论争后的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批判国民性的主题，他笔下的落后农民的形象不见了；三十年代的鲁迅甚至打算写一部描写红军长征的小说。政治上左转的鲁迅开始写政治性的杂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西化的知识分子以及西方文化。他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西方“友邦”，痛骂西化知识分子为“西崽”、“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不再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而是认为西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亢瀣一气“我们的痈疽，便是他们的宝贝”。总之，鲁迅转向了革命民族主义。
鲁迅从世界主义向民族主义的回归，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历程。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在五四以后的社会革命潮流中，大都扭转了西化的价值取向，回归了民族主义，只有胡适等少数自由主义者坚持了世界主义。这种局面的出现，根源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这就是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现代性作为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精神动力，其核心是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五四提倡的科学、民主就是现代性的中国提法。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性的政治载体，本来是与现代性一致的，欧洲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中国，现代性没有本土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现代性发生的土壤，因此只能从西方引进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从西方引进现代性并批判传统文化的运动。在引进现代性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对中国而言，就是要摆脱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获得民族独立。这意味着必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也包括反对西方文化。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就面临着两难处境：要实现现代性，就必须肯定现代西方文明，向西方学习；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西方列强，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由于民族危机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更深刻的含义。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迫切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任务，于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向了以反现代性的方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由于现代性意味着西化、世界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民族主义的主导，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就必须完成从五四的世界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不仅鲁迅，还有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茅盾等都从崇尚西方文明转向批判西方文明。他们五四时称颂“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陈独秀），而五四后期就高喊“我们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郭沫若）。五四以后的民族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民族主义，它是侧重于意识形态的革命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并不认同传统文化，而是以封建主义之名批判之；它在反对帝国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极其文化的名义下反对世界主义；它以被压迫民族和劳动人民文化的名义肯定民族主义。这种革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被接受，即由于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中埋藏着强固的民族主义情结，鲁迅也是如此。
在鲁迅研究中，存在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否认鲁迅在五四时期与五四以后的方向性转变，只承认有一个鲁迅，即启蒙主义的鲁迅；另一种是认为五四和五四以后鲁迅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有两个鲁迅，即一个是西化的、启蒙主义的鲁迅，一个是苏化的、革命的鲁迅。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有片面性。鲁迅一生发生了两次而不是一次方向性转变，因此有三个鲁迅，即留学时期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鲁迅；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启蒙主义的鲁迅；左联时期的革命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鲁迅。这三个鲁迅又不是完全分割的，而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完整的鲁迅的三个不同阶段。三个阶段的内在联系就是民族主义情结，这是鲁迅思想的深层结构，它使鲁迅在变中保持着同一性。留学时期的鲁迅选择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出自民族主义情结，面对西方和西方文化的强力压迫，他全力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尊严，对西方和西方文化的有所抵牾。五四时期的鲁迅选择了世界主义和启蒙主义，是出自民族主义情结，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以决绝的态度批判传统文化、推崇西方文化。左联时期的鲁迅选择了革命民族主义（反帝）和马克思主义，也是出自民族主义情结，因为他认为西方文化救不了中国，只有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看鲁迅，就能够比较全面、完整地理解鲁迅一生的思想历程。
注释：
[①]载《粤海风》2005年第一期。
[②]《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99页。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9页。
[⑥]《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⑦]《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⑧]《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7页。
一、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中华民族传统与文化发展动力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江泽民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一、国家意识形态话语
尊重国家总体文学的基本话语战略，追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自主话语方式，最终形成相对独立并行之有效的民族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这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价值目标的有机内涵。基于此，在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话语系统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主导下的制度设计和道路选择常常被学者们优先考虑，因而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话语地位。支撑这种权力话语范型的核心概念主要有:国家利益、政党意识、社会主义等。
吕微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又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著述是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党政府规划、反映特定民族自我意识的集体幻想以及写作者个人见解相统合的产物。其中，国家意识形态、民族自我意识与学者个人见解所占的比重以及三者之间的结合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主要缘于国家意识形态对学术领域的介入方式不同及其前后作用的力度发生了变化。[1]基于此种判断，他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总体地归于国家学术和现代民族国家方案之列。欧阳可惺在论及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时，从另一向度印证了中华民族意识对少数民族作家及相关研究者的深刻影响。他认为，经由把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表现视为一个动态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过程的产物，可有效影响乃至改变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批评家将追求简单的、纯粹的民族主义作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想法，进而可望在深层次的认识理解中认同和确立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谐。[2]毫无疑问，无论是社会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民族意识形态，它们更多的时候在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并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左右着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总体方向。
回族学者李鸿然在1984年撰文指出，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客观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社会历史情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最为突出的本质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从其诞生的那天开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就担负着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及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各族人民群众的崇高使命。李鸿然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波折和失误，然而就其演进主流来看，其社会主义性质和总体方向却始终没变。[3]这种评价基本符合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实际。
刘大先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意志之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权威导向有清晰的论述，而且注意到市场经济时代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显著影响。他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发展和建构的总体进程，无不表明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产物。此前，他曾论述过少数民族文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客观性与法理性。在他眼中，新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历史生成，主要基于两大原因:一是在冷战格局中出于团结盟友一致抗敌的需要，二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新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二者合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必然诉求与正确法理。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理想并不仅仅限于民族独立，而且还在战略的高度上谋求新生的新型人民共和国以及新兴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一流文学。蔡翔也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最初的革命历史不但被逐步理想化、浪漫化、寓言化，而且也被高度地生活化、现实化、意识形态化，进而成为蕴含现代革命意识形态意味的国家神话。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大于族裔，国家重于民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重塑、文学叙事都必须被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逻辑框架之中。①
刘大先同时阐明了后社会主义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图景。他在《从差异性到再融合: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各民族文学》(《南放文坛》，2013年第3期)一文中，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并认为后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更为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具体而言，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打破了此前惯有的民族、地域、阶层、性别、认同，以驳杂而丰盈的姿色重新融汇在全球化、地方性、族群性的崭新环境中，体现出鲜明的重构特征和转型风向。总之，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虽然仍是传统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形态，但观念更加前卫，写作更为灵活，表现更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力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放。
事实上，无论我们对新中国、新时期、后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出何种描述，少数民族文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的归属都无可置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也无法否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领略并认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及其理论表述的权力话语地位。
二、爱国主义话语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中华民族不断迈向复兴之旅的鲜红旗帜。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过程中的爱国主义话语，直接缘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56个民族一家亲的局面逐步形成，爱党、爱国、爱民、爱家成为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主题。正是在这面大旗的召唤之下，研究者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爱国主义思维来分析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并以此作为判断作家作品先进与否的重要尺度。
吴重阳、苏光文等老一辈学者尤为关注抗战文学大潮中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表现。吴重阳在论及少数民族抗日题材的文学创作时指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与残暴特性，讴歌中国人民英勇反抗的英雄精神，构成了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中心主题。这一主题贯穿于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和戏剧作品等文学样式中。辩证地看，抗战题材源自抗战生活，而火热的抗战生活又铸就了诸如舒群、马加、端木蕻良、穆青、李乔、华山、陆地、萧乾等一大批反映抗战生活的优秀民族作家。苏光文在阐述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华山、陆地、郭基南、金剑啸、舒群等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文学时，将爱国主义视为其中心话语，并将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内涵分为两大层次:一是表层的对于大智大勇和血洒沙场的献身行为的礼赞;二是深层次的生命意识、苦难意识、自省意识与批判意识。[4]这种分析，不仅正视了抗战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独特作用，而且将少数民族抗日题材文学创作的价值关切上升到生命关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高度，拓展了我们的理解视野。由此可见，在国难当头的特殊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确实以其鲜明乃至强烈的民族感情丰富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爱国主义色彩。
晓雪在评价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状况时，同样突出了爱国主义主题。他认为，纵观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可以肯定，它一方面继承、发扬了新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紧扣时代脉搏、高吟爱国主义颂歌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挣脱了阶级斗争工具论的藩篱，大胆创新，回归本体，基本上克服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相当程度上解放并发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力。[5]他的观点旨在表明，爱国主义已经成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只可继承，不能丢弃。有的学者论述了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区域性少数民族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艾光辉等认为，新疆多民族文学在当代进程中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传承与发展了新疆优秀文化传统，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内核、以民族团结为核心主题、以开拓进取为独特风骨、以历艰不屈为生命意志、以除旧布新为重要内涵、以追求壮美为美学个性、以多元一体为发展趋势的总体格局与显著特征。[6]晁正蓉指出，爱国主义是维吾尔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维吾尔文学创作的中心话语。[7]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详细梳理了新疆民间文学、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诗作中的爱国主义脉络。他认为，新疆的少数民族史诗在其千百年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蕴，其中，强烈的爱国主义、崇高的英雄主义和豪迈的乐观主义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论者同时以维吾尔族散曲家贯云石以及诗人翟黎里、阿布都热衣木纳扎尔、尼米希依提、唐加勒克等创作为例，分析了《滔滔的伊犁河》《足迹》《母亲大地》《苏醒的大地》《黎明前》《奔腾的开都河》《流芳》《祖哈巴特尔》等作家文学中爱国主义主题的历史继承性。在他看来，上述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擅长以宏伟的气势和高超的艺术反映新疆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从而赋予少数民族爱国主义更为深广的历史内涵和强烈的现代参照价值。这种分析，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对我们全面把握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蕴涵很有帮助。罗艳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群范畴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一文中，以维吾尔族文学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群范畴进行了探讨，认为民族团结是群范畴的主题外延，爱国主义是群范畴的精神内核，二者成为文学在扬弃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化维系力。艾美华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爱国精神的弘扬》(《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4期)一文中，总结了蒙古族文学创作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形态。王柏青在《论清代满族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满族研究》，2006年第4期)一文中明确指出:满族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这种爱国主义在满族的文学作品中也有鲜明的表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维护与歌颂大一统局面，这是爱国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其二，热情赞扬中国历代爱国主义代表人物，继承与发扬了这种传统精神;其三，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抒发了爱国主义的抗争思想与忧患意识。另外，在其他方面如表现英雄主义、关心社会现实、抨击腐败现象等，也都是爱国主义的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中的爱国主义话语常常与中华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正如曹顺庆所说，多民族融合不仅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且刺激文化、文学的繁荣。究其实，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与多民族交流、融合相关，魏晋南北朝和盛唐时期的民族交往均带来文学的繁盛，元代戏曲也不例外。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借鉴了汉民族文学的经验，而且少数民族文学内部也不断交融新生，汉民族文学同样可以参照少数民族文学的有益养分。本着这种态度，才能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才能带动中国文学以自身的姿色走向世界，进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的民族因素。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与爱国主义相伴而行的，还有所谓人民话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国、爱族、爱民、爱家在社会主义民族大团结的政治语境下有机统一起来。
三、民族身份话语
这里所说的民族身份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相关少数民族文学自含的民族意识;二是文学研究者在具体的理论批评过程中所持有的民族属性评价指标。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发现、评判与强调。就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既有研究的总体状况来看，多数学者都能自觉乃至强烈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身份问题，并对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弱化之势表示忧虑。
王亚斌认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同质化趋向正把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纳入到一个更大的话语权力结构之中，其结果，各民族原有的民族意识和文化特性受到压制，造成各民族文化原质的失真。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遍引发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认同危机。他提出，当务之急，应认真思考消除影响的焦虑的可行路径，切实维护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与合法性，重构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良性生态关系，以促进我国民族文学事业的共同繁荣。[9]阿牛木支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民族性和地域性并非阻碍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绊脚石，恰恰相反，它是指引民族文学健康前行的航标。没有差异性的普适性是虚妄的，一定的普适性正是若干相关差异性的综合体现。因而，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成为了各民族文学普适性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绝对化的差异性和普适性。[10]事实上，文学的民族性也是与时俱进、变动不居的。乌热尔图说得好: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都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无论创作者位于什么时空方位，他都要观察和思考一个运动着的生存现象，任何僵死的、固定的眼光都会给创作者带来不利的影响。所谓一个民族初始的本真的生存状态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文字上的假想，使人想到一条冰冻的河流。[11]
在刘大先看来，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批评既要坚持其民族性在场身份，又不应拒绝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发展契机。他认为，任何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书写实际上都是本民族作家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化之间的审美选择。在这种情形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呈现出复杂乃至分裂的状态，而很难保持单一性和纯粹性。他们既可以在与国家主流话语的对话中彰显其民族身份，也可以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甚至是假借异域文化身份与原族裔本土文化进行多重磋商。[12]这说明，少数民族作家同样可以在文化冲突中反思，在文学磨合中确证自我的独特存在。这意味着，伴随现代化、全球化而来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侵蚀着少数民族文学固有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它所造成的趋同性、均质化趣味又反过来促使研究者们追求文学表达的民族性、区域性和独特性，从而倒逼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身份的重审和追忆。杨春风也认同少数民族作家向现代社会主潮靠拢的姿态。他真诚呼吁有责任感的少数民族作家，既要深入本民族生活的沃土，又要以开放的眼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制约;既要尽力克服民族自卑心理，又要清醒摆脱文化自恋情结。[13]只有这样，才能将传统与现代、个性与共性、存异与趋同、守正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以创造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更具阐释性的未来。
无论如何，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民族身份的模糊化倾向对于中华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来说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对此，朝戈金、刘大先、李晓峰等学者表示忧虑。
朝戈金强调，民族属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身份征候，据此可望获取不同民族文学艺术的身份指纹，亦即一民族文学区别于他民族文学的记忆性符号。但是，不容否认，受现代社会情境的规定，各民族文学间的差异性正越来越小，趋同性正日益增强。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现实状况而言，他的忧虑不无道理。刘大先分析认为，所谓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边缘化，从生成根源上讲是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双重作用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先天不足，是相对于汉语文学而言的，主要指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起步稍晚，起点偏低。后天失调，主要指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主客观阻滞。同时，由于汉语书写对民族母语的挤兑，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表述策略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从而造成特定文本民族身份识别的困难。在李晓峰看来，当下的文学批评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语状态，其显著标志便是民族立场偏斜和民族身份模糊。他以张承志、扎西达娃、乌热尔图等作家作品为例，认为发现和阐释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意义的批评者，多数出自非少数民族出身的主流批评界，这种他者批评不仅常常抱有居高临下的心态，而且每每有意无意地漠视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性。面对此种局面，他建议应最大限度地消除对边缘文化的误读，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系统，追求自身独立的学理精神，并认为这是扩大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必然要求。
用发展的眼光看，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关身份话语的建构中，确有必要进一步打开新视野，吸纳新方法。这方面，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的后民族理论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少数民族文学的族属意识、国家认同和世界向往之间的紧张关系正以日渐扩大的现实张力考验着当今学者的理解力、阐释力和调解力。
四、民间精神话语
民间精神一般是指与国家意志相对应的民众趣味，通常隐含现实性、自在性、大众性、底层性、通俗性等基本价值指向。这里所说的民间精神话语亦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对于研究对象少数民族文学现象所蕴含的现实性、自在性、大众性、底层性、通俗性诸因素的感应、彰显与召唤。
回溯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对于民间现实立场的持守和民间自由精神的追求已经成为文学传统。汉族文学如此，少数民族文学更是如此。李长中在谈及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话语关系时认为，全面分析当代民族文学与其民间话语的内在关联，关注其过渡性文本形态的成因及艺术特征，并以此审视民族文学批评盲点，是确立批评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视域的重要前提。
陈思和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等章节中，涉及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的民间精神问题。该教程强调，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知识分子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陈思和等还着重分析了老舍创作中的民间精神及其表现，认为老舍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创作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正红旗下》对满洲旗人的生活习气作了出色的表现，从而实现了由时代共名走向对民族民间风习的诗意渲染。当然，这种共名在自名化的表现过程中，并非总是愉快的。为此，老舍常以幽默方式乃至侠义精神来缓解艺术表现的矛盾和痛苦。高翠英认为，老舍的小说看似幽默，但字里行间却浸透着浓郁的民间气息和侠义精神。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和纷繁不定的时代思潮，老舍尽量保持平和心态与谨慎作风，甚至有意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制导下的文坛论争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在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老舍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侠义精神，在其系列创作特别是小说作品中表现明显。[17]这种以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视角来探视老舍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民间精神的尝试，一定程度上细化了少数民族文学的阐释方法。王光东从文学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民间概念的基本内涵，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着三种民间理念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政治意识形态的民间观、出自民间的民间观。在他看来，中国现代作家重新走向民间有着不容忽视的三大意义:一是丰富了文学作家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系统;二是让我们更加明确地感受到民间对于新文学生成与发展的资源价值;三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滋养的文化土壤与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性。他进而提出，源自民间的沈从文、老舍等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第四种类型。其中，沈从文本着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在美丽而纯朴的湘西描绘着自由自在、相对活泼并体现着下层人生活情趣和态度的民间世界;老舍关心的则是民间自在的生存逻辑和自由不羁的生活愿景。[18]关于沈从文《边城》的民间精神立场和民族无意识表现，彭建成、宋阜森、杨汉瑜等学者曾分别撰文评述，此处不赘。这似乎间接表明，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精神有着天然的价值关联。
除老舍、沈从文等老一辈经典作家外，学者们对张承志、栗原小荻、蔡测海等少数民族作家民间情怀的分析也值得关注。杨秀明以张承志的散文为研究对象，以其与鲁迅的精神契合为切入点，认为张承志的《致先生书》《再致先生》《鲁迅路口》和《文学的惜别》等作品，通过个人阅读经验即把握对鲁迅文化理念的精神阐释，在日本情结、批判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捍卫民间精神性信仰等方面都与鲁迅产生强烈共鸣。[19]王菊等指出，在白族作家栗原小荻的民间叙述中，个性独立和表达自由成为基本诉求。与1950年代赵树理的国家意志和启蒙精神相比较，栗原小荻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评论中所体现出来的民间立场更具独立意志和先锋特质，堪称真正的民间精神。[20]万莲子在阐释蔡测海的《三世界》时，认为其民间立场能使民众精神自在地显现出来。[21]此外，纳张元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所体现出来的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的提炼，李国平等对卫拉特蒙古民间文化精神空间的开掘，特别是美籍学者郁丹对史诗《格萨尔》民间精神的阐释等，都具有一定的新意。上述关于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表面上看与我们所设定的总体研究有一定距离，但因其选择对象与研究方法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参考价值，故而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启发意义。
同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新民间精神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兴起不过十余年，但它借助全球视野和现代化力量快速跟进，因而其总体发展节奏差不多与中国网络文学的集体步履保持了同步。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匿名性、个性化以及表达姿态的民间性、传达方式的灵活性、情感抒发的平民性等特征，毫无疑义地比传统纸质文学更加突出。也是在这种意义上，相关学者将其命名为新民间文学抑或泛民间文学。作为族裔化、地域化、民间化的个体书写行为，当代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个体特征十分显眼。同时，由于网络文学书写方式的互动性资质，造成人物主体和读者主体二者间的高度民间性特征。由此判断，表面看来高度个人化的网络文学写作无疑兼有了集体书写、民间传播、大众接受的平民文学风采。不难预期，随着网络时代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民间意识的觉醒与新民间精神的倡导，少数民族文学的人民性与现代性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五、现代性话语
现代性似乎永远处在成长的路上，进行时成为其永不倦怠的时态选择，发展性、开放性、未来性、世界性是其关键指标。一般认为，现代性历程肇端于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形成时期，指一种持续进步的、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的功能在于，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实践进程，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据此推论，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价值认同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关话语系统，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活动现代性的突出表征。
毫无疑问，现代性对于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新中国文学事业极其重要，并明显成为新时期以来学术界阐释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关键词。正因如此，学者们不仅以现代性的眼光重审中国当代文学，而且常常从现代性的角度打量近代以降特别是五四以来的近现代文学道路。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而言，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话语方式已被普遍采用，使我们在面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时，有可能获取一种历史纵深感、总体宏阔感和潜在的世界对话性。
关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表征，有关学者进行了认真检视。刘大先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绪论中指出:在特定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现代中国的产物(这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在前现代中国作为自在物不存在，这是两个问题)，与人类社会历史中一切观念性现实一样，当少数民族及其文学成为某种话语性、结构性的力量，它就具有主动性，与它从中诞生的那个母体交相映应互动。而在这样的讨论中，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会作为一种隐伏的背景伏藏在本书叙述的始终。[22](P.2)李胜清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公共性意向发微》一文中(《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6期)认为，随着现代性规划的日益展开，当下中国从总体性上已经呈现出现代性的状态或现代性的发展诉求。作为总体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少数民族生活也相应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身份与姿态，以便生成一种契合于现代性的物质生活方式与社会基础。而作为这种现实生活的审美镜像，少数民族文学自然责无旁贷。陈祖君则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表征称之为现代转型。他认为，这一转型可以从现代文体的产生、作家队伍的形成、现代思想意识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弥漫、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民族的不同表现、跃过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经历的各个阶段而直接汇入当代文学发展的潮流等多个方面加以认识。此外，杨玉梅的《世纪初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色》、胡康华的《现代性与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丁琪的《蒙古族生态小说中的科技想象》、李晓峰和李华戎的《现代性诉求、文化认同与文学资源的当代转换》、蒋芝芸的《略论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杨毅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消费时代的审美再生产》等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现代性表征。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加介绍。
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中的现代性考察，还突出表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构之中。吕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取得长足进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使然，亦即体现了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必然要求。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学科问题与现代性意识形态》(《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强调指出，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学科化整理，遵循的实际上是现代思想路线，是按照现代人的文化认知将民族文学遗产纳入到现代方案的历史框架中进行重新定位和阐释的建构过程，从而使之被现代民族国家所理解、接受和利用。辩证地看，通过文学史的编写来规范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对于当代主流文学史建构的现代性意义。
关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达成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叶舒宪等学者依据人类学与后现代知识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叶舒宪看来，文化人类学无论是作为学科形态还是作为研究方法，其知识构型和认知性质都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意味，表现出较为鲜明的非主流、非贵族化和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倾向。这种文化倾向，对于破除西方知识的普适性、以另类视角重构少数族裔的地方性话语系统具有重要意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本土发现和文化回归。[24]徐新建在《历史就是再表述兼论民族、历史与国家叙事》(《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叙述同样可以成为文学研究对象，有如人类学以民族志方式所作的地域性和族群性书写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曾经存在着怎样的历史真实，而是更为重视叙述者历史叙述的态度和方法，因为这些态度和方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的文学化和文学化的历史，其间必有叙述者的取舍和增删。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现代编写也不例外。透过他们的阐述，我们领略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从民族、国家、世界等层面对于现代性阐释思维的推进之功。
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带给当代文坛以怎样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阐释的功能如何，也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张永刚以西南少数民族文学为例，正面肯定了这种现代性的积极功能。在《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认同与文学表达》与合撰的《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等文中，他阐述了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问题。刘大先在承认现代性的复杂性前提下，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普遍接受了启蒙现代性的指引。他同时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再造性文化记忆，显示了对身份追求和特定认知合法化的尝试，其意义不仅仅在其叙述的内容本身，也不只是叙事方式的某种转变，而在于这种再造性文化记忆建立了与他者不同的感觉、知觉、情意基础上的理性认知，这实际上是从全球化、现代性、消费主义等范式中挣脱开来，并据此确立了另一种普遍性。
有的学者对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本身进行了反思。范潇兮等认为，以现代性为价值目标的主流文化形态日益侵袭我们的现实生活，各少数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正经受流行的现代文化的大面积渗透。他同时流露出与曹顺庆类似的文化忧思，即在中华文化面临严重失语、失落的当下，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形态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还经受着另外两重挤压:一是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挤压，二是我国主流性文化的挤压。面对上述双重挤压，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悲壮地突围。[25]周景雷则批判地辨析了现代性所造成的现实异化问题。在他看来，现代性并非总是带给我们正面影响，它也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这种种弊端并不一定表现在现代化或现代性本身，而是它所附带的现代体验或现代心理改变了传统的人与物的关系，亦即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式，特别是改变了人自身的关系状态。在此情形之下，后现代应运而生。作为现代性的改写程序，后现代主义力图对现代性进行消解和拆除，在对现代性僭越式姿态所导致的消极后果的批判中，与前者客观上构成了新的二元对立结构，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图式中获取其存在的合法性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貌似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传统现代主义的延伸和发展。[26]关于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未来前景，杨义预设，中国文学现代性在21世纪的发展，首先应追求平等和深入的开放性，其次应对传统文学的内在精神进行深度的现代阐释，以图达成有效转化的文化绩效。[27]惟其如此，方可再造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的新辉煌。
事实正是如此。秉持开放、流动、多元的现代性观念，不仅符合现代性的内在本质规定，而且有助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转型发展。正如朱德发、贾振勇所说，与其他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生活有所不同，文学形态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并非某种固化状态的能指对象，而是一个具有较强发散性、包孕性和开放性的所指系统。因此，现代性与民族性事实上处于双向作用、彼此影响、氤氲转换的动态过程之中，因而我们很难捕捉到二者高度结合的、一成不变的典型范例。[28]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将以更具包容性、前瞻性的姿态面向未来，或者说现代性永远处在成长的路上。
论文摘要：陈序经全盘西化主张认为在理论否定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片面地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和普适性。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主观目的是创新民族意识、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从而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但是通过全盘西化的方式去创新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只是一种玄学式的逻辑思辨。
陈序经(1903～1967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上．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既不是一时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立足于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来探讨其全盘西化论及民族主义情结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角度。
一、文化整体主义与文化世界主义
“整体主义”是陈序经文化学理论所持的基本观点。陈序经坚持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所以它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Ilj，但是为了研究上的主观方便，人们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从东西方文化各自是一个整体出发，陈序经自然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它，因为它自己本身上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固然具有整体性，但是文化同样具有可分析性。组成文化系统的各个要素一方面是相互联系、和谐地构成一个有机体，但是“一个文化系统的落后过时，固然与组成它的文化要素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结构的不合理。”[2](P399)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并不意味全盘抛弃构成文化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因为中国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形成了跨时代的、适应现代社会价值的个性特征。不惟独中华民族，事实上“每个民族都会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贯穿于各时代的、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作为传统而保持下来的个性特征。”[3](P260)
中西文化本来各自独成一体，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了合乎时展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陈序经从此出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代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中国要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看作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未来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和模式，结果在文化理论上陷入了文化世界主义或西文中心主义的泥潭之中。陈序经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最终将产生一种世界文化，所谓“世界文化”，实质是指西方文化。尽管在逻辑上不能将“世界化”等同于“西化”，不能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但是在西方文化控制下的近现代世界，“西化”实际上成为“世界化”、“现代化”的代名词。如陈序经强调所说，“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文化。”一句话，“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西方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指示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方向，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不得不采纳西方文化。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主张主动、尽快、彻底地全面吸收现代西方文明成就，以适应时代的潮流，摆脱民族危机步入强国之林，体现了陈序经体察中西文化后的一种世界眼光。
但是。无论是文化整体主义还是文化世界主义，在理论上都否定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片面地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普适性。不同的文化不仅具有共通性，而且具有差异性。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时代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陈序经事实上否定了文化内在的民族性差异。一方面，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外在工具，它在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基础，特别是决定民族精神层面和价值心灵层面的文化观念，更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立即发生改变。如学者指出，文化中“决定民族精神的层面，则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统惰性力，并不随着其他层面的变化而立即改变，只有通过物化结构和时代精神层面的几度变迁或强烈冲击，才能逐渐变化，并且不可能完全更新。”册文化的民族特点对于民族的认同、凝聚具有很大的价值，而陈序经却没有看到这一历史事实。
二、进化论对整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影响
陈序经的文化进化理论主要来自斯宾塞，他说：“进化论的根本观念，是先有天体，然后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有心理与社会现象，这是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嗍㈣从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文化的进化，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由纷乱浑漠的形态，而变为明确特殊的形态；由散漫和少数部分的结合，而变为密切与多数部分的结合；是从为欲望的满足而趋于有目的的要求。在文化的进化发展中，突变的意义十分重大。这个“突变”就是“全盘西化”。生物学的进化论的观点是他主张全盘西化论的根本原因。
在进化论的视野下，陈序经认为西方文化顺应了时代环境的变化，代表着现代文明，而中国文化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文明，不合乎时展的要求，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他批评了当时中西文化观上的复古派，指责复古派“以为环境时代是不变的．所以圣人立法，可以施诸万世而用于四海：他们却忘却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都不过是这种时代和环境的出产品!”
进化论是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潮的根本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西方文化代表的是现代与进步，中国文化代表的是传统与落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水火对立的关系，要现代就必须彻底否弃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者，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已经包含了全盘西化的价值趋向。指出中西文化“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合之效。”19](P253)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Bol(唧’在进化论的基础上．陈序经得出了要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的结论：“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陈序经全盘西化论“这种全面反传统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是承接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只不过是更为极端罢了。”
三、陈序经的理论表述和理论动因
历来的论者一般都指责全盘西化论者缺乏“民族主义”这一维度。赵立彬在《崇洋心理和全盘西化思潮》一文中，指出全盘西化论所依托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一就是崇洋心理。为了澄清这一问题，在这里，首先要作一种区分：理论表述中的主义和理论动因中的主义。尽管陈序经在理论表述中，激烈地反传统．没有民族主义这一维度，但是他在理论动因这方面却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
当全盘西化论被别人指责是鄙视自己的民族文化时，陈序经反驳说：“我们以为我们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的差别，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种类的各异，则我们全盘采纳西洋文化．不过是做进一级的文化生活，安能较蔑视轻鄙自己的文化。……从文化的各个方面看去，我们样样都不如人，不外是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可知全盘西化，并非鄙视自己的文化。”(叼而且，“进一步来说，所谓全盘西化，正所以重视我们的文化。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之趋于全盘西化，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若不自己赶紧去全盘西化．则必为外人所胁迫而全盘西化。然后者的真义，却叉不外是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到了这时，种族且虞蹈着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之苗人黎人，遑论过去固有的文化。设使我们而能自己赶紧全盘西化，再从而发展扩大，则不但我们自己占有世界文化的优越地位，就是我们祖宗在历史上所做过的成就和得到的光荣．也赖我们而益彰。则今日外人所以因鄙视我们的文化．而鄙视我们祖宗的文化，也能因他日之重视在世界文化所占之重要位置，而重视及我们的祖宗与其文化。”嘲(’在这里，陈序经由过去彻底否定传统民族文化转而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以避免“变印度、菲律宾第二”，其观点前后紧张、矛盾关系显而易见。
陈序经又是如何消除全盘西化论与其民族主义情结之间内在的紧张呢?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培养不是靠对传统文化的维护，而是要靠全盘西化，因为全盘西化有助于新的民族意识的产生。陈序经说：“我们既不承认西洋的民族意识是先天的，而是文化所形成的；那么中国民族意识之所以没有发展，也非先天的，而是中国固有文化所形成的。想有足以生存于现代世界的民族意识，消极方面．就是要放弃过去的固有文化，以及其所形成的颓靡不振的民族意识。积极方面．就要全盘彻底地西化。能够全盘彻底地西化，就是激起一种新的民族意识而适宜于现代的世界。”嘲㈣”陈序经为了让全盘西化论摆脱民族虚无主义的批评．他在文化理论上主张文化与民族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对文化持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
关键词：现代舞；民族民间舞；渗透
在信息网络时代，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很多机遇和挑战，舞蹈行业的发展也不例外。ο执舞而言，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面临着其他舞蹈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还要不断致力于自身的研究，积极创新，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舞蹈行业崭露头角，吸引更多舞者加入到现代舞的大家庭中。在现代舞创作过程中融入民族民间舞蹈元素就能达到良好的创新效果，下面就主要对此展开论述。
一、现代舞与民族民间舞
（一）现代舞
所谓现代舞，即在欧洲近代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舞蹈。现代舞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一定成效，有效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进步的主张，对现阶段现代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现代舞的舞台调度丰富且变幻莫测，时代特征很明显，主要以动作为媒介、以肢体为工具传达情感，而不是依赖于语言文字或是故事情节。现代舞更注重的是人体自然美与现代美的体现，充分迎合了人体的运动规律，对舞者内心深处的情感挖掘和表达更加淋漓尽致。就现代舞的美学观点而言，提倡挣脱古典芭蕾舞僵化动作程式的束缚，追求迎合自然运动规律的舞蹈动作以及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由抒发，强调舞蹈艺术应充分体现现代社会生活。
（二）民族民间舞
民族民间舞主要是流传在民间的舞蹈，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物，是具备中国特色的舞蹈种类[2]。民族民间舞一般是在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时才表演的舞蹈，仪式性很强，并且有的民间舞蹈还能体现出民族对祖先和图腾的敬仰与崇拜，如《木鼓舞》、《鼓瓢舞》等。此外，我国人口居住有明显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民族民间舞中就体现为明显的地域性。加之，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等均有一定差异，这就使得民族民间舞的地域性更加凸显。最后，民族民间舞的历史继承性也十分明显，这一特点也促进了民族民间舞的有效传承。
二、现代舞创作中民族民间舞的渗透与应用
（一）民族民间舞中民族文化的渗透
在现代舞创作中要渗透民族民间舞首先就要渗透其中的民族文化。每一种民族民间舞蹈都代表着相应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是该民族文化的真实写照，有其独特的内涵与情感。在渗透民族民间舞的时候，要准确把握该舞蹈对应民族的精神和气概，了解该民族的性格、历史文化、地域特点等，进而在借鉴的时候选择与舞蹈相符的精华元素。
（二）民族民间舞蹈中时代性的体现
不同时期的民族民间舞蹈有其对应的时代性，现代舞也不例外。在现代舞创作中渗透民族民间舞不能忽视时代性元素。一方面，舞蹈创作者要充分认识当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与审美思维，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找更加刺激和新潮的现代情感；另一方面，创作者还应充分了解民族民间舞蹈的时代性，去探索其中的民族精神、人们的情感倾向、情感需求等。然后充分结合两种时代性，创作出同时具备鲜明时代特色和民族时代性特点的舞蹈作品。
（三）民族民间舞蹈技巧的有效传承
舞蹈技巧是舞者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现代舞舞蹈技巧着重在动作的疏密、快慢、轻重等方面，是舞蹈肢体语言强有力的体现，而民族民间舞的舞蹈技巧更注重情感和艺术的体现，而不是仅仅追求技术技巧的突破。故在现代舞创作中就可以着重借鉴民族民间舞的情感与艺术技巧。如现代舞《雀之灵》，其舞蹈动态、舞蹈造型相较于传统的傣族孔雀舞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是借鉴传统傣族孔雀舞的艺术表现技巧，再充分结合现代舞蹈的肢体语言技巧，将孔雀脱俗、高洁、清丽的特性展现的淋漓尽致，并且此舞蹈作品也有效传承了民族舞蹈的技巧。
（四）科学学习、合理借鉴、理性融合
民族民间舞中涵盖了很多优秀的舞蹈元素，但并不是每种舞蹈元素都能渗透到现代舞的创作中，舞者在创作现代舞的过程中应遵循科学学习、合理借鉴、理性融合的原则，即科学学习民族民间舞中的优秀舞蹈元素，结合创作舞蹈特点和需求，合理借鉴一些元素，在融合的时候始终保持理性，切忌盲目吸收。舞者在创作现代舞时要明确创作意图和需求，在借鉴民族民间舞时要选择与创作舞蹈匹配的舞蹈种类，只有匹配值越高，渗透效果才越好，才能即达到传承民族民间舞的目的，又实现现代舞的有效创新。
三、现代舞《流浪者之歌》的分析
《流浪者之歌》是一部创作题材很独特的现代舞蹈作品，其中就渗透了很多民族民间舞蹈元素，本文就从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是舞蹈技巧。该作品通过舞者和黄金稻米的缠绕、旋转、挣扎、跳跃、凝神、跪地等舞蹈技巧，充分体现了动作和情感的融合表达，就整个表演过程而言，舞蹈技巧不仅延续了现代舞的思维方式与表现形式，也渗透了中国民族独特的审美理念与艺术风格。二是时代性。作品创作题材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古老元素――生命，旨在体现人性最纯粹、最真实的一面，创作者用稻米表现山的泥土、圣河的水以及生与死的痛苦，体现了极强的宗教文化[3]，舞蹈动作的编排和涉及以及黄金稻米的背景图无一不展现了时代性特点。三是民族文化。作品宗教气息浓厚，一群舞者手持火把虔诚祭拜，体现了传统民族的血肉，沉重、深沉、缓慢、尖顶、凝重、肃穆，作者的这种表现方式蕴含了其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认可与传承。舞蹈动作中强有力的呼喊与动作，体现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敢于拼搏的精神，也强化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舞创作中适当渗透民族民间舞蹈元素不仅能有效传承民族民间舞中的优秀文化，也能有效实现现代舞蹈的创新。但创作者在渗透民族民间舞蹈的时候，应充分结合现代舞的创作意图和需求，理性选择民族民间舞中的合适元素，切忌盲目吸收和借鉴，以免影响现代舞的创作效果。
参考文献：
[1]王红亮.浅谈现代舞对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渗透[J].当代音乐，2016（19）：66-67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2-0025-03
ReconstructingtheNationalTradi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
LIUJian，XUChanghong，LVYun
(P.E.Dept.，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650500，Yunnan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usesthemethodsofliteraturereviewandlogicanalysis.Itanalysestheinevitabilityofreconstructingthena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theactionpatternofreconstructingthena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andthemeasuresofreconstructingthena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Andthen，itreconstructsthena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Thisstudyhastheoreticalmeaningtothesurvivalanddevelopmentofthena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
Keywords:minority；traditionalsports;sportsculture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已经很自然地嵌入了全球每一个角落。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可能，这种互动也正在逐步加剧。
文化重构，即文化的重新构建，指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长期流传的在不同民族民间的各类体育活动。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是指在与它文化的交往中，通过整合外来的体育文化因子，即加工、融合、创造，使其成为本民族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日渐激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必将引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系列的变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面临着西方体育文化和占主流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因此，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建构，这对于调适其外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各种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在保持本民族体育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借鉴和融合外来体育文化的因子，进而重构出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背景下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使其与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顺应，才能在现代化的背景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1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必然性
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经历着被主流体育文化同化的危险。各民族创造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正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有消亡的危险。鉴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因此，体育文化多样化也应当受到人们的承认、肯定和保护。但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融合现代体育文化的因子，创造出适应时展的新的文化因子。在现代体育文化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时代，人类更需要多样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现代化无处不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必然。在体育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变成现代化的产物。事实上，尽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但产生这种传统体育文化的“当地”还处于不完全意识状态。现代化的体育文化可以使可能消失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新“复活”，但也让已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原有的生产、生活领域脱离出来，走向表演的舞台。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一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成舞台表演，说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变质，它在新的外部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这也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丧失保持其原生的稳定因素。因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本民族的宗教、价值、审美和思维意识等，也包括各种自然观、宇宙观、社会思想伦理等哲学思想，以及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相对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它以相对独特的、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方式维系着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其他体育文化不可替代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独有的本土性，是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而系统性和理论性相对不足。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体育文化具有普遍性，是当前的主流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击，无法与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相抗衡，其传统的体育文化正面临崩溃或已崩溃，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消失。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冲击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不可规避的问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重构成为一种必然。
2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重构即其与外来文化进行持续不断的接触时，原有的体育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因子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分为被动的和主动的文化适应。主动地文化适应即自觉地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主要动力即来自自觉地文化适应，这种文化适应来自本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部。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自觉文化适应决定其文化重构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决定因素。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存在三种心态：一种是自我中心，全盘否定；一种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一种是有选择的接受。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土、洋体育”之争在这里也有反照。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自我体育文化的丧失，如果无力扭转局面，产生的就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但这种模仿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很容易在外来体育文化面前颓败，最终完全萎缩。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找到了自豪感，就可以促使其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体育文化。这种源于集体自豪的文化将重新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重生。
被外来体育文化牵引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称之为模仿型的文化重构。如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其内部的自卑相结合，将彻底断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也将无果而终。
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文化重构，称之为创新型的文化重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目的是发展和创新原生文化，必须通过在外来体育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达成一种自豪的体育文化自觉意识，产生创新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容易适应外来的体育文化冲击，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育文化因子，使自身的体育文化得到发展和前进。
3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即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重新构建，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象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也是我们对于已经存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进行再认识。在对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上，有创造论，但认为创造中应有继承；有保护论，但认为保护中应有创新。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融合和重组外来体育文化因子，使其成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1首先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体育还具有一定的差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依存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地位，但不加改造和超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在促进而是在阻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更不应高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现阶段的作用。
现代体育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育。应当承认西方体育文化的主流意识。当然，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落后，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其文化，而是要究其不足，补其虚缺。只有这样，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才能自觉地去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才能自觉地吸取现代体育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好的发展。
3.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树立现代意识，寻求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整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实现现代性的重构，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要勇于打破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单一的本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要勇于打破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其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的束缚，要扩大交流，使之融入到现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之中。
现代化的发展趋向，需要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扬弃“传统”，从而走向“现代性”。而现代体育文化所带来的异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异质性体育文化则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进体育文化因子。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由被动到主动地融入与现代体育文化，改造和发展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使其朝着文明、进步、科学的方向发展。
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吸取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因子，通过整合而成的文形式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生活在隔绝的环境中，最终它们都将面临文化的选择，也就是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不存在纯粹的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或多或少地都融入了现代体育文化。
3.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和发展的选择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吉登斯先生说过：“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所保持的理解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内涵和改变历史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是文化自觉。即当本民族的人对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有了充分的认识后，才能觉醒、反省和创建本民族体育文化，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才能取长补短，促进本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下，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改造和重构，以促进其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既要接受现代体育文化，也应该保持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各少数民族要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中吸取建构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需要的文化因子，又要吸纳能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华的现代体育文化因子，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新的生命力。
4结语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生存发展下去，其重构是必然趋势，重构的过程也将是长期的。区别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的核心层面――民族的体育精神。在文化的重构过程中，变化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精神，当然两者的变与不变也不是截然分开和绝对对立的。形式的变化会促使内容的变化，内容的变化会带来形式的根本变化。只有在立足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经过不断重组、整合和融合，才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中生存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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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思考。
1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在独具民族特色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和价值理念的共同作用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高度专制的统一局面所提供的文化氛围中，不断吸收外来体育形式，并在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夏民族体育。
当人类跨入新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已呈现出三大趋势：
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市场运作的自由化与信息传播的数字化。
这给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既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正是这种内外环境的交互作用，迫使我们在规划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中，必须给予恰如其分的文化定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取自于民间、来源于生活，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直接从劳动中产生并保持着本民族生活方式上的鲜明特色。21世纪的中国体育如何发展，趋向世界性与民族性将成为本世纪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方向。民族性与世界性恰恰是文化发展的两极，文化的世界性趋势越加强，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愈明显。不是文化的同一体构成了文化的世界性，而是文化的民族差异、多元与认同构成了文化的世界性。所以中国体育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将是未来文化发展的主流倾向。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艺术形式在人类历史中发展起来的。不但能够健体强身、维持民族的强壮与生存，更重要的是能够在体育这一特殊的文化形态中发扬民族的精神情趣，其文化价值远远超过身体训练价值。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
20世纪开始，奥林匹克运动对民族传统的冲击和削弱的序幕和结果已经清晰可视。以球类运动，田径运动，游泳运动，体操等项目为组成的运动会，基本占据我们民族体育竞赛的主战场。由于我们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追求和心境，使得我们试图通过体育这一国际公认的不被国际政治笼罩的竞赛舞台，展示我们东方巨龙的觉醒和振兴，使得西方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在举国体制强大作用的驱动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向。从理论上讲，全球化中的体育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平等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全球化是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的，它为民族传统体育本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指导，以确保各民族体育文化能健康发展。但在目前条件下，双向的交流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的文化输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
“一个没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大文化竞争力的民族，很难说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奥运会是世界体坛上最“重量级”的赛会。但一个世纪以来，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看不到一项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而东亚的日本、韩国却有柔道和跆拳道却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些问题应值得我们反思。
在当今世界一体化，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民族传统体育要振兴，实现其现代化，就必须解决好继承与发展，民族化和世界化，区域化与国家化，个性化与规范化，精英化与大众化等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
3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的发展的对策。
3.1逐步开放，走向世界各个民族在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根源于自身传统体育文化历史的传统、习惯、生活方式、符号、信仰、价值观这一整套认知体系重新得到尊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土化在现实世界中有时表现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歌颂。在我国特定的自然条件与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历史性、区域性和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一个世纪以前，西方近代体育的传人，是历史车轮进入工业时代后，在西方先进生产方式支持下，东方各国受到的外来异族文化对本土民族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面对强势文化，受到严峻的考验，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步履维艰。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停步，而是要走出去，同个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把我们一些优秀的体育传统项目介绍出去，比如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
3.2由自然性向规范性发展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现代流行体育所不具有的天然优势，开发进入群众体育领域的传统体育项目，使其重新回归娱乐化，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享受活动应是目前的重点。如把龙舟运动作为社区、高校和竞技体育的主要内容来加以运作，同时，强调弘扬民族精神、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和作用，是中国龙舟运动走现代化道路的有效途径。有条件的地方可在喜庆节日开展龙舟活动以增加节日气氛，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突破只在“端午”前后划龙舟的传统习俗。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振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要适应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趋势，需要充分发扬其内在的精神活力，并大力吸收西方的和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其几千年来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对传统的体育文化进行创新性诠释，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调整其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部分，寻找在新时期的发展模式，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创新体系，使之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
3.3加大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培养人是体育活动的主体，也是传播者，学校是培养人的摇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这一笔文化的财富，必须用教育的渠道来聚敛，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培养，让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进学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3.4全面开展各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不断完善规则。并且要加大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市场的开发，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消费。
4结束语。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具有深厚中华民族显著文化印记的体育文化的存在，浓缩着大量极为重要的文化内容，携带者辨认我们种姓归属和文化血脉的文化基因。但是伴随着全球化脚步的加快，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也切实遭遇到了西方体育的冲击和挤压。民族传统体育要想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遵循“与历史对话，与现实对话和与未来对话”
的原则，不能只把传统当成“怀旧情结”，而是要当成“生存的必要”，同时也要看到西方体育的优点和长处，虚怀若谷，博采众长。唯有如此，才能使民族传统体育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成为具有蕴含传统意味的又具有现代活力的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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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民族精神；弘扬；培育
中图分类号：B8文献标识码：A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我们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博取世界各民族之长，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丰富民族精神的内涵，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条件。因此，全球化语境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关键是我们要立足于本国现实，紧密结合全球化的实际，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抓住契机，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一、全球化给民族精神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一）全球化弱化了当代人的民族国家意识
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发端，涉及到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全球化是人类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和意识）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并引起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世界上各种文化共生、交融，新的观念、文化不断涌现，必然会给国民的思想、价值和心理活动以直接影响，引起其内心深处的激荡与冲突，引发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深刻变化。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安全观和民族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可避免地淡化人们的民族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也向全球化过程中总体上处于弱势的国家，在如何维护自身文化独立与文化安全、国家与国家意识、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等问题上提出严峻的挑战，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出新的要求。
在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中，与民族国家相连的民族国家意识受到的冲击最为突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泛化或弱化”，“国界的消失”，“国家权威的销蚀”以及“民族国家过时论”，“人权高于”，“全球民主化论”等言论和观点的流传容易使人们产生错觉，使国家的神圣性大打折扣，甚至认为国家会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逐渐消亡，全球化时代已无须再提民族国家的与利益。
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作为一个刚刚迈入世界轨道、融入全球经济化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遭到了来自于全球化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国家意识有弱化的趋势。因此，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弱势的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维护自身的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
（二）西方国家加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西化”目的明显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极力利用全球化这一契机，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等同于“美国化”，竭力推行政治制度的单极化或所谓的“一体化”，推销以资产阶级自由、人权观点为主的政治观点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它们鼓吹和宣传经济私有化、政党多元化、人权国际化、民族自治化和社会多元化，进行一场他们十分得意的所谓“悄悄的变革”，给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甚至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
西方人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的渗透和控制，本质上是推行一种殖民文化观念，具有政治性和侵略性，他们试图在全球搞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正如阿兰•伯努瓦所说，还有一种有利于理解文化全球化性质的新奇事物，即资本主义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志、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不统治着想像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要通过它的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依附于它，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
中国是西方文化重点渗透的对象，面对这些形形的反动宣传，面对西方国家实行的“分化、西化”图谋，我们如何站在时代的前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敏锐而及时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现代化进程护航，是一件极为现实而紧迫、艰苦而重要的任务。
（三）社会体制的变革弱化了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整合功能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国一方面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进攻和挑战，另一方面自身也处于改革转型期，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化。旧的规章制度与价值体系逐渐解体，而新的制度与价值体系尚未完全确立，因而社会思潮新旧杂糅，某些环节容易出现失范、无序的现象，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受到激烈冲击，民族精神的作用也相对弱化。
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并存，极容易使人们由于良莠难辨而出现困惑和迷茫，以致产生信仰危机；外来文化的大量涌现，让有些人从陌生、好奇，发展到同化和顺应；市场经济弘扬了个体主体性，却造成集体观念的消解，使个人主义盛行；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足，极容易导致政治参与爆炸与政治参与冷漠同时并存的奇特矛盾。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四）信息全球化加大了弘扬民族精神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全球化是与社会生活全面信息化相伴而来的。随着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虚拟现实将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环境，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将更多地走入网络世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人打交道，在知识信息的海洋中开展工作。既给弘扬民族精神带来新的环境，又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科技和文化设施的优势，全方位、全天候推销他们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文化理念提供了信息平台，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加新的变数。
信息渠道的多元化、教育对象接受的自主性，更进一步增加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工作的压力。全球化语境下，由于人的自主性空前提高，使思想问题、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个性化、多元化、复杂化特征也更加明显，而网络世界互动关系的虚拟性则增大了人们思想波动性，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甚至国家意识淡化。同时，在动态的、高速流转的信息环境下，人们的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将日益增多，这又呼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出积极对应之策。能否保证人们具有积极、健康、向上的人格，将关系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工作的基础。如何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这种新形势和新变化，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已是刻不容缓和不可懈怠的事情。
二、全球化对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提出的新要求
（一）开放意识与民族意识并存，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和结晶，是民族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精神风貌和文化观念的集中体现。它是民族识别、民族认同的根本标志之一，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和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因此，全球化进程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首先要立足于本民族，维护、发扬本民族精神的传统和特点，培养对祖国和本民族的忠诚和热爱。其次要着眼于世界，结合全球化的实际，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将情感与理性的反思结合起来，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一个民族能否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既是其民族精神能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也是这个民族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全球化要求我们要立足本国，用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当代世界，从世界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民族精神更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更应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品质。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与外来民族文化不断交融、交流和互相取长补短的碰撞中，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蕴含着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是要体现民族精神的开放性，以开放、理性的态度吸收和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全盘西化，同时警惕消极、颓废文化的侵袭。明确指出，我们要发扬民族的东西，但是不反对外来优秀的东西。文化自大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只能导致本民族的落后，民族精神的茫然。
（二）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并存，处理好传统性与时代性的关系
民族精神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历史性概念，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范畴。它总是与一定历史时期民族肩负的主要任务、时展的新要求联系在一起的，与融汇了中华民族各个时代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它根植于传统，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精神，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其民族精神也有不同的特质和表现。一个只依靠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而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同样是不会有前途的。
能否适应历史潮流，紧跟时代步伐，是判断一种民族精神是否先进的重要尺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弘扬是基础，培育是关键。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根据时代的进步、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在于民族精神的不断丰富、不断提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总和，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它又表现为这个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体现着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又蕴涵着时代精神。同志反复强调的“八荣八耻”精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它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的体现，又是新的历史时代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我们要紧紧把握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不断总结和提炼新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精神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这样的民族精神，才是富有朝气，充满活力，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体现了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民族精神。
（三）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忧患意识并存，处理好民族自信与民族忧患关系，树立正常的民族心态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一个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是任何时期任何爱国者必须具备的情感，它能增加我们自立向上的恒心，树立我们建设祖国的自信。斯大林指出，革命的民族自豪感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创造奇迹。邓小平曾说，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对祖国要有民族自尊心，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危机意识。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忧患意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并存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爱国与忧民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强盛与其国民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是紧密相连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民族文化安全受损，民族国家就会发生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危机的对策，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建立机制，防范经济风险，维护文化安全。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民族国家来讲，如何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迎接挑战，防范风险，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文化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民族忧患意识的培养，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危机感和责任感，做到居安思危。一个民族具有自尊心与忧患意识相统一的正常心态，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三、全球化语境中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对策
（一）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主体，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教育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只有不断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才能不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文化的力量，不仅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价值观向全球渗透的过程，或者说是西方融合东方的过程。面对西方国家以经济为依托的文化进攻，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警惕，提高文化自觉，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依赖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全球文化交往日益普遍和深入的时代，有没有文化自觉意识对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文化自觉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自觉：一是认识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一是承传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认识是承传的基础，承传是认识的目的。一个民族对自身的文化传统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别提继承和发展文化传统。承传文化传统要求我们科学地认识传统文化――传统认识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传统。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一方面，我们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条件下同世界其它民族频繁交往带来的机遇，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要学习、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广采博纳，丰富和充实我们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巨大宝库，另一方面，要坚守民族文化阵地，对外来不良精神文化的侵略筑起新的长城，抵制腐朽的文化，尤其要警惕和抵制国际敌对势力、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破坏。
（二）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强化民族意识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特定的生活中，历史地形成的、特有的精神面貌，它既是一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又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性标志。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理性精神，它不是自发产生和形成的，而是自觉培育和塑造的结果。民族意识也只有在不断深入的民族精神教育中得以增强。可以说，民族精神教育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意识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就是要使国民自觉地认识、了解、运用任何民族文化中那些能激发民族意志、启迪民族智慧、树立民族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传统。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贯穿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所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都是围绕着这一主线而充实和发展的。而团结统一、爱好和平是从个人行为选择与国家稳定发展的关系揭示民族精神的内涵，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从个人精神状态与社会、自然的依存关系揭示民族精神的内涵，这四个方面内容都贯穿着爱国主义的主线，并多角度、多水平、全面深入地展开，体现爱国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共同铸造伟大的中华民族之魂，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这一民族精神不但是中华民族立身之本，是形成民族凝聚力、国家向心力的基础，而且是凝聚所有中华各民族和世界华人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通过民族精神教育，能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民族的奋斗意志，推动民族发展。
（三）增强综合国力，提高民族自信心
民族自信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一种，是一个民族肯定的、积极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是一个民族由于认识到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和自己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崇高价值而产生的对于本民族进一步生存和发展能力及前景的确信。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心理基础，是维护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保证。一个失去民族自信的民族不会积极、主动地维护弘扬民族精神。因此，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必须提高民族自信心。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上的落后容易导致国民心理上的劣势。要从根本上增强人们的民族意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克服崇洋心理，关键是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最终要落实到增强综合国力上来。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来说，经济发展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还必须进一步落实到经济发展这一目标上。通过发展经济以增强综合国力能极大地提高民族自信、激发民族精神。
全球化为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发展自己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民族精神又是经济欠发达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强大精神动力。依靠民族精神，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集中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快速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使自己的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而目前，由于经济和综合国力相对落后，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民族自信问题。因此，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就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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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传统艺术；繁荣；发展
中图分类号：J1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2-0007-01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几代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社会发展目标。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将社会和谐发展目标更加明确化、具体化，并赋予其更丰富、更科学的内涵。
一、民族传统艺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方式
社会和谐，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文化和谐。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思想根基。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在于构建和谐文化，而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决定了和谐文化的多民族、多样性特征。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各民族传统文化既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又有机结合、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地域、民族传统、民族心理等多方面的原因，各民族传统文化无不以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艺术为载体和表现方式，体现了各民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思维特征的时空貌像，从而折射出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纵观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发展历史，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之间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内向存在和外向表现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民族传统艺术是民族成员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文化体现，民族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民族传统艺术，民族传统艺术蕴含了本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像力和文化意识，是民族文化身份的基本特征，也正因如此，民族传统艺术是一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社会符号，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同时对促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国家为边界的广义民族和以地域、血缘、为标志的狭义民族莫不具有上述特征。因此，尊重、保护和繁荣民族传统艺术，展现我国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杰出文化创造力，研究民族传统艺术的内在发展规律，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促进民族和谐、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保护与繁荣民族传统艺术的时空条件
民族传统艺术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渗透到了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领域，对民族国家乃至国家内部的民族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化在缩短信息传播距离、降低经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实现了信息传播手段的革新，使文化艺术的大众化交流与传播在技术上成为可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作为一种普适性价值在全球范围的确立，不仅为产品包括文化、艺术作品的流通提供了基本的、共同的价格机制，也要求产品生产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和服务目标的大众化；全球化则以其开放性对民族国家及其内部的民族心理边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即使民族传统艺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又为民族传统艺术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艺术发展的本质在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因而，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就建基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之中。民族性的解构与嬗变构成时代性的赋存，而时代性的展示与活化需要民族性的支撑，艺术一旦丧失了民族性便丧失了艺术应有的内涵。近年来我国许多民族传统艺术如纳西古乐、裕固族口传文学、瑶族服饰、苗族木制家具等所面临的困境无不呈现出艺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相互抗争态势。我国民族传统艺术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面裂解和嬗变。一些民族区域政府为发展旅游产业，对本区域传统民族艺术进行不切实际的改造与包装，反而导致传统意识的本真丧失。因此，民族传统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运用本民族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使文艺作品有民族气派和艺术风格”。当前的时空条件下，民族传统艺术发展应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保留和反映真实的历史，彰显其历史教育功能；二是展示和刻画生动的现实，彰显其现世启示功能。所谓“保护性开发”与“开发性保护”虽着眼点与侧重点不一，但立意均在于凸现对民族传统艺术发展的历史教育与现世启示功能的统一。
三、保护与繁荣民族传统艺术，市场化原则与公益化方式不可偏废
创造恬美家园，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心愿。民族传统艺术由自然状态进入制度化过程进而参与全球化过程，是民族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传统艺术必然会面临与外部文化的交融、整合乃至冲突，也要求民族传统艺术的转型。如何在转型中既顺应时代性又保持民族性，从而以艺术特有的魅力构建民族和谐文化，就需要我们以创新的思维、科学的态度、务实的措施发展与繁荣民族传统艺术。
顺应时代要求，坚持市场化原则。这里的市场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走产业化道路，发展艺术产业。二是摆脱封闭思维，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内外市场，在艺术的交流与整合中求得发展。
关键词：民族服装;艺术;发展
一、服装民族风格的表现形式
现代服装的民族风格就是以世界各民族的服饰为蓝本,特色服装和地域文化为素材,取其精华与象征性,结合现代的审美观和功用性,使设计体现出时代感。这里的民族取材是很广泛的,它可以是一种广义的民族,泛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土著民族等,甚至氏族、部落也可以包括在内,或用于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也可以是狭义的民族,即指各个具体的民族共同体。如英吉利人、德意志人、法兰西人、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等。
单一的民族风格成为现代民族风格的主要表现形式,它的主题呈现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转移,现代社会的热门话题和热点地区成为吸引民众目光的主要取向,如20世纪的能源危机出现的中东主题;非洲独立运动的政治局势变化出现的非洲主题;21世纪石油价格的浮动出现的俄罗斯风貌等等。回顾历史,单一民族风格服饰流行的风潮屡见不鲜,如二十世纪初PaulPariet的蹒跚女裙,七十年代YvessaintLaurent的中国系列,九十年代Rabanne的埃及风格金属女装等,都是在运用世界各国民族传统服装文化展现时尚新面貌,现代设计中更是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设计师,西方如:让·保罗·戈尔捷在08年春夏装中用西装造型、毡帽、紧身衬衫、喇叭裤塑造了西部牛仔的服装形象;MarcJacobs08年的民族风格以部落感的饰品和非洲风情的裹裙为蓝本;CHANEL在08年以层叠的吉普赛长裙搭配吉他,带来一幅“都市游牧族”的经典造型。东方设计师如:VIVIENNETAM在她的2009春夏时装系列中加入了云纹、梅花及牡丹图案,辅助于刺绣,钉珠的表现工艺,与现代廓型相结合展示出中国风;张肇达在2009年以“东方晨彩”、“大漠”、“紫禁城”、“江南”等一系列主题的设计体现了悠久的东方神韵。
它不仅在服装的设计中被不断演绎,在平面设计、家纺业、工业设计、家居设计、建筑设计、家具设计等其他领域也得到了生动的运用。
由此可见,民族风格的生命力是长远和持久的,它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不断的挖掘更新颖的表现形式。
二、民族风格的特征
2.1模糊性
综合民族风格的模糊性是指体现于服装中的民族风格打破单一的民族主题界限,融汇多个民族的特色,通过“不同”民族元素的运用,展现了一种“种族模糊”的民族感服装,它是将民族素材经过多次改良、嫁接、混血后,形成的一种“混血儿”,是保留文化群体个性的同时,赋予其人类现代文化的共性、时代性、先进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这是对传统民族风格的内容上的扩充和形式上的多样,是一个更具包容性、丰富性、世界性的民族风格。这种“模糊”性正是文化的交流与多元的综合效应,它也是“综合民族风格”的外观写照。它是从不同民族的文化采众长,从而使得这类服装呈现出多种民族素材的杂糅,不再具有特定种族的显性基因。它的象征性不仅能在形式上使人产生视觉联想,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唤起人们思考对世界一体,地球村的隐喻联想,进而产生移情和情感共鸣,设计也因此更具有意义。
2.2多元性
在文化交流与渗透的过程中,综合民族风格抛弃困于某一民族狭隘的模式化艺术表现和艺术审美,以取材的多元、设计手法的多元、呈现风貌的多元为特征,它与全球化生活方式下所产生的混搭概念不谋而合,混合了不同时空、文化、风格、阶层的元素而形成了全新的、多元的民族风格外观。如今具有流行性和时尚感的民族风格要有它与众不同的时代特征,即真正的国际化,就要吸收多元文化特质,运用自身对现代服装设计的理解,广泛借鉴各种民族素材,以设计口味的多样和趣味的多元形成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的风格,具有普世的审美价值。
2.3现代性
服装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动态;时代精神左右着服装的流行变迁,对人类的衣着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民族传统只有关注当下和时代变化,并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才能源远流长,所以,我们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符合当代社会思潮、美学意识及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内容,赋予其现代意义,不断的去思考现代社会的人文性(意识形态和信仰)、科学性(医疗、科学、先进科技等)以及新生事物(年轻人群、新生观念)。
三、民族服装艺术的发展
3.1民族原形素材的提取
在综合民族风格服饰设计中,多元化的设计是最突出的特点,这种多元性可以是二元——两种民族元素;也可以是多元——四种、六种或更多种民族的元素,它充分运用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符号和民族特点,并且针对不同的设计需求,有取舍、有选择的将其注入自己的设计理念。
3.2民族原形素材的变异造型、材质、色彩与图案等之间的关系来达到。为了达到强调民族的原有风格,在设计中可以使用设计元素的完整状态来强调某个或几个民族元素的原型,使其具有显性特点;如果为了使原来的设计元素在辨认上不过分直接,则可以对其分割,选择需要的部分,元素取材弱化处理或将民族元素的原型进行变异,使其具有隐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融入设计者的自身体会和对时尚感度的把握,并结合现代设计手法和对消费对象的定位,有针对性的再设计,使其具有当下性。
3.3民族原形素材的整合
综合民族风格的多元性还体现在它可以细化不同民族风貌的感度,通过调整不同素材的使用比例和方法,呈现出民族A1+民族B1+民族C1=强烈的综合民族风格,或民族A1+民族B1+民族C1=微弱的综合民族风格,也可以是中等强度的综合民族风格、中等偏强、中等偏弱的、微弱偏强、微弱偏弱的……这种民族感度的强弱是设计者根据个人对服装效果的追求来控制实现的,每种因素优先的效果都是不同的。还可以综合起来考虑各种因素,使其中的两种或三种因素略优先,它们相互之间又呈现或强、或弱的对比,情况就更加多变和复杂,服装形态也就更加丰富和多样了。将这些设计手法交叉联合使用,会创造出无以计数的民族风貌,给服装的民族主题设计带来无穷的设计思路和灵感。在整合的过程中注意运用手法的有机统一和协调性,考虑服装的商业价值和审美价值。
正因为民族素材的多元性和运用手法的多样性才使得综合民族风格更加丰富多彩,它所呈现的民族风貌又可以与职业装、运动装、休闲装等其他服装类别相链接,成为整体货品中别具特色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卞向阳.服装艺术判断[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6(2).
[2]刘元凤,李迎军.现代服装艺术设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华梅.中国服装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0).
关键词：现代舞；民族舞；撞击和磨合
古人云：“言之不足故歌之．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蹈是人类最早发生的文化现象之一。舞蹈是原始人类生命情调最充足的表现，舞蹈又作为发达的肢体语言团聚起人类的原始社会。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生活节奏、思维理念、信仰爱好、审美需求、情感方式都发生了全然不同的变化，从而导致了时代的审美变迁。民族舞侧重表现民族的特色．而现代舞表现的领域则更加宽广自由，面对传统价值观念观与现代性思维的磨合与>中撞，了解现代舞与民族舞的特点，借由吸收现代舞的精华来发展和丰富民族舞，从而使民族舞更有活力和生命力，成为广大舞蹈工作者共同的课题。
一、现代舞的特征与发展
现代舞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方古典芭蕾开始走向衰落，一成不变的动作传承和陋习使舞蹈失去了鲜活的气息和崇高的品位，崇尚自由和科学的人们也急于打破这种对人体束缚已久的行为规范。于是由伊利多拉・邓肯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体文化的复兴，她抛弃紧身胸衣和芭蕾舞鞋，穿上富有现代感的图尼克衫，打着赤脚光着腿舞蹈，从大自然和古希腊文中获取灵感而舞。后来拉班又进一步发展了现代舞，不光有很多的理论著作，而且还在舞蹈动作方面全方面探讨了人的身心活动规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现代舞起到了奠基作用。圣丹尼斯对现代舞的贡献主要是对东方舞蹈形式的运用，她广泛提取了埃及、希腊、阿拉伯和泰国等国舞蹈的风格特点，因此形成了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舞。现代舞相对于其他舞蹈形式来说．更注重于艺术家内心的感觉．并通过形体充分展现出来。
当欧美的现代舞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时，中国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现代舞事业发展缓慢。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以吴晓邦为首的，戴爱莲、贾作光等新舞蹈艺术的先驱们在自身的舞蹈启蒙教育中，都曾尊名师学习过地道的西方现代舞。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葆有与现代舞相通的自由与创新的理念，同时更强烈的追求舞蹈的民族性与时代精神。80年代现代舞在中国异峰突起久蓄而勃发，成为这个时期独领的生力军。
二、民族舞的特征
民族舞顾名思义是指各个民族的舞蹈。每个民族的舞蹈都有其独具一格的特色．这种舞蹈往往融入了自己民族的风俗人情，地方特色，文化发展甚至是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建国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洋溢着时代气息．反映了人民精神面貌的优秀舞蹈。它们不仅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而且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为世界舞坛所瞩目。
(一)形象性。
形象性是舞蹈的第一重要的审美特征，各民族有各民族独特的舞蹈形象。生动、鲜明、具体的形象是各民族风格的标记。任何艺术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来表现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的，这是一切艺术的特点和根本规律。
(二)地域性。
因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文化，所产生的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不同的。换句话来说只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所相对应产生的不同民族的舞蹈，这本身对民族舞蹈来说就是一个苍劲有力的民族特征。它是一种自发的、不约而同的情感的宣泄，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使得一个民族的舞蹈风格形成差异。
(三)律动性。
舞蹈的动态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人体动态，同时，舞蹈的动作孕育在节奏之中，节奏的变化体现着人内心情感的波动。舞蹈中的人体动态经过了艺术家的匠心经营，他对日常生活人体美进行了形式化、秩序化、规律化的加工，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表现了人类复杂的感情。山民们长年跋山涉水，一蹬一颤富有弹性的律动，往往就构成了他们的舞蹈的基本律动。
三、现代舞对中国民族舞的撞击
当我们在赞赏民族舞之时，应看到它超稳定时“停滞”的弱点。某些作品还有模拟生活，复写传统之嫌，还没有完全打破传统社会功利主义心理定向，未从某种模式的承袭中解脱出来。作品的民族意识没有得到新的充实和阐述，中华民族的精神没有得到新的诠释。在欣赏现代舞之时，亦应看到它超前的“不完善之”处，要认真总结一些存有惊世骇俗的猎奇，满足于形式的翻新，和追求深奥外壳下的浅薄，背对现实面向个人内心的观念独白……之嫌的作品，总结它们在社会现实面前的失落和观众对之冷淡的原因。这些舞蹈失落的是舞蹈艺术的根本，作品缺乏中国气质的追求和国情、民风的真实展现。而观众对之冷淡的是那些不从社会、国情、民意出发，使人莫明其妙的个人舞语心声。离开民族土壤和中国国情与社会现实的花，再美也只能在炫耀的光彩中转瞬即逝。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在文化艺术方面早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形式，对于外来的文化艺术，虽然有一些先见之明的创新者站在时代的前沿，甘愿冒险传播外来文化艺术，但是这种与民族艺术不完全相同，甚至有点“新鲜”的外来艺术形式在短期内是不会被我们民族所接纳。造成这种不相融合的局面是由现代舞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现代舞属于前卫艺术，很有创新性，没有烦琐的剧情、布景、音乐，可用不规则或舞者自创的音乐或声音。没有民族色彩，但具有自由、开放、冒险、求新的特征，追求自我和强调自由等。所以刚开始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没有相互结合，而是抵触。后来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舞蹈工作者的大力弘扬和传播，文化事业逐渐从保守走向了开放，从过去的不融合逐渐走向了融合。这是时代的规律、历史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