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直接投资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服务业的生产过程可以通过生产地的重新配置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出现了“服务外包”这一概念。
服务外包是指作为企业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经济活动。它是一种离岸外包，是跨国公司将其服务职能分开并在地理位置多元化的基础上，或是将某项工作承包给第三方（离岸外包），或是在海外某地设立分支机构从事这项工作（离岸内包），以降低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
一、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现状
我国服务外包相对于制造业外包起步较晚,与印度等承接服务外包较早的国家比则晚了10年。金融危机给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带来了重新组合的机会，服务外包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2009年，中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60247份，同比增长142.6%；协议金额200.1亿美元，同比增长185.6%；执行金额138.4亿美元。
随着中国国内和离岸服务外包需求的增加、政府的进一步推动，未来几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据毕博咨询公司预测，2010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总收入将达262亿美元。其中，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受离岸服务外包带动，仍占更大的份额，约65%；业务流程外包市场增长较快，离岸业务流程外包业务4年间将增长约2.5倍，但由于基数较小，至2010年离岸外包对该产业的带动不大，约占35%左右。国际数据公司预测，中国的大连、上海与北京将成为全球10大外包城市。到2011年，上海有可能挑战印度班加罗尔世界第一外包城市的地位，而大连与北京将进入世界外包城市前5名。毕马威公司的一份“中国服务外包市场倾向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服务外包业高速增长,日渐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外包市场。
二、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分析
（一）我国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服务外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首先，中国政治环境较为稳定，不会出现大的动荡或政策的剧烈变化。其次，宏观经济环境日益改善。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近3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引资政策，国内的立法日益健全和完善，创造了良好的引资环境。最后，我国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经济建设,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快速发展,部分设施服务水平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尤其电信通讯、能源、交通方面等基础设施条件优良，而且成本低廉。
（二）我国具有促进服务外包业发展的巨大市场
从市场主体看，中国具有数目庞大颇具实力的传统国有企业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飞速成长的民营企业,这些都是服务外包的潜在客户。此外,中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有近450家已在华投资,部分公司在华设立了地区总部。数目庞大、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既是巨大的潜在服务外包买方市场,也是承接服务外包的重要主体。从产业结构看，由于历史因素以及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影响，我国一直注重工业的发展，现已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制造业体系，而大量的外包服务产生于制造企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强大的制造业必将为服务外包业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进一步结合，将引领中国经济向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的部分进行拓展,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三）我国具有发展服务外包必需的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人力资源充足，具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在人力资源方面有高素质、低成本的优势。自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应届毕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目前，每年高校毕业生在500万人左右，研究生、普通本专科和成人本专科在校生规模2370万左右。因此，发展服务外包可以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同软件外包第一大国印度相比，中国的人才储备从某种程度而言相对充足，且流失率相对较小，人工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从事软件外包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仅相当于印度同类人员的40%。由此可以看出,离岸服务外包在我国具有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劣势分析
(一)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即从事服务外包高端人才缺乏，综合能力、应用能力较强的软件人才不足，中间技术人才也相对不足，而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低端普通软件人才数量充足。当前发展服务外包对于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呈现“橄榄球”形状,这表明我国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存在严重不符；同时，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印度相比，我国相关工作人员英语水平明显偏低,这对开发欧美市场的英文软件十分不利；此外,由于文化差异，我国相关从业人员对于西方商业理念缺乏了解,并且缺少具备全球战略眼光和领导承接大型软件外包业务能力的管理型和技术型高素质复合人才。
(二)承接高端外包业务能力不强,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弱
目前,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主要采用传统的承包方式,仍以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为主，主要承接低端外包业务。软件外包企业直接从事离岸外包的业务量并不大,承接外国企业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更显不足。在国际中高端服务外包市场,例如高附加值的软件开发服务、研发设计服务、管理咨询服务、金融理财服务等外包业务的承接上,与世界一些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较好的城市和地区相比,存在着差距。此外，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不强。例如，浙江有为数众多的企业从事服务外包,但大部分企业人数不超过100人,专门从事服务外包人员的数量就更少。企业规模小、经济效益好、服务功能强的企业较少,规模化、集团化程度都还较低；企业员工与客户沟通的能力较弱,很大程度影响了服务外包企业对国际外包业务的承接。
（三）外包企业品牌知名度低
由于同处亚洲，受地缘因素影响，我国软件企业主要面向日本市场,总体上处于低成本竞争阶段,没有形成相应优势；此外，作为软件外包主要市场的欧美国家，对我国软件外包企业缺乏了解；同时，我国企业对于自身能力缺乏认识，很少企业获得承接软件外包所需的高级国际资质认证。总之，我国的服务外包缺乏强有力的品牌，尽管中国各个软件园与所在地政府都为此做了积极的准备，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开展了宣传活动，但未能有效消除国际客户对中国的主要顾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服务离岸外包行业缺乏一个有影响力、能够真正代表国家服务外包行业的行业组织，无法与政府共同制定品牌策略并在国际上针对中国的独特优势定位开展品牌建设活动。
四、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营造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首先，政府在制定规划、完善政策、优化环境、拓展空间、创新体制等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从产业发展方向、资金倾斜、重点扶持、需求引导、市场管理、人才、国际合作政策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协调部门、地区和服务外包企业间的关系。要切实贯彻落实我国政府为发展服务外包提出的“千百十工程”。其次，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对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给予前置审批和工商登记便利,以方便企业按照国际惯例承接外包业务。再次，加大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帮助和引导服务外包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为服务外包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二）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并注重培育动态比较优势
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承接商业服务、营销、旅游等劳动密集型外包业务，同时积极承接软件开发、通讯信息等技术密集型外包业务；另一方面，发挥我国承接日韩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以发展日韩市场为立足点，稳步开拓欧美市场。从政府层面积极推动中日、中韩软件企业继续合作，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日韩服务出口，在此基础上稳步开拓欧美市场。
另一方面，由于世界服务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我们在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要加强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应顺应国际外包业务发展趋势，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使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要加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教育、研发和创新,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的发展。通过推动和培育比较优势的持续发展来形成未来的动态竞争优势,并提升传统比较优势,推动传统服务业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方向发展。
（三）注重培养服务外包方面的专业人才
从印度成为软件技术强国的经历看,其根本优势是人力资本优势,印度目前拥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it专业人才。针对目前中国的服务外包人才呈现出的结构性失衡状态，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措施，改变人才培养战略。首先，高等院校在培养相关人才时，要针对软件外包人才的需要,调整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顺应发展服务外包业所需的人才趋势；其次，注重提高相关人员的英语水平和软件制作能力，加大有关的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双语人才、软件出口人才的培养，为开拓欧美市场做好准备；最后，要注重管理者人员的培养，提高其在战略策划、项目管理、组织领导、沟通谈判、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实力，全面提高其综合素质，以便其在更广泛的全球市场上从事服务外包业务。
(四)加强企业自身实力，提升国际接包能力
针对我国服务外包市场上从事外包业务的企业规模小、实力薄弱等问题，我们应加快行业整合速度，培育领头企业，创建部级的服务外包机构。例如，印度的nasscom(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成立于1986年,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是印度it软件及服务行业的商会与软件贸易的主体,它以公司形式组建行业组织并大力发挥了行业协会的作用。我国可以借鉴，制定行规行约，协调行业内部会员之间的关系，实行行业自律，促进有序竞争。其次，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服务供应商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强强联合，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整合彼此的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增强企业自身实力，以便增强国际竞争力。再次，可以借助外资力量，通过引入外商直接外资，成立中外合资外包企业。在解决资金问题的同时，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和管理经验，掌握国际外包市场的信息和动向。
我国中部商务副中心，长株潭城市群乃至湖南省的商务中心，中部重要的文化娱乐中心和商业核心增长极，以金融、贸易、办公、信息、物流为主要功能，同时具备证券、期货、中介、会展、旅游、文化等功能，成为区域性商贸中心、区域性文化中心和新兴的生产服务中心。
长沙中心商业区域的特点
长沙中心商业区域是以一个成熟的商业街区为基础发展建设起来的，有与生俱来的优势，总体来说，共有“五个最”。商务楼宇最密集：聚集了10层以上的楼宇140多栋，商务楼宇面积占长沙市一半以上。高端产业最发达：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银监局以及10多家全国性银行省级分行，80多家支行以上银行网点，30多家全国性保险、证券、期货公司在此驻扎。聚集了70％的三星级以上酒店和大部分高档商场，以及以会计、律师、策划等现代服务企业为主的数千家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21家。经济贡献最显著：中心商业核心区每平方公里实现的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分别是全市平均水平的11倍、5．2倍和23倍（据长沙市2009年年鉴）。投资强度最高：核心区总体规划总容积率为4。就单个项目而言，个别项目综合容积率达到了10，单体容积率最高达到了18。整个中心商业核心区现有建筑面积359万m2，规划建筑面积将达到1000万m2，是全市投资强度最高的区域。交通路网密度最大：目前中心商业核心区每平方公里道路网密度达6．2公里，道路面积率达到19％，规划每平方公里道路网密度将达到12．8公里，道路面积率达到34％，逐步接近甚至超过国际成熟中心商业水平。
长沙邮政服务中心商业的优势
品牌优势：邮政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EMS、银企账单、邮政贺卡、数据库商函等众多产品拥有良好的知名度与美誉度，邮政服务显得更加有保证，更加可靠。产品优势：对中心商业区域内的企业而言，时间与效率意味着效益，而邮政产品能满足客户的寄递、宣传、利益、金融等多种需求，客户采取服务外包的形式，选择邮政服务，可以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多样化产品、一条龙服务能使邮政企业赢得竞争先机。网点优势：长沙邮政有足够的资金，不断加大对区域的通信能力建设，2009～2010年，长沙邮政实行“三通五进”策略，分别新建和改建了多个邮政旗舰店和形象店。其中，在进驻写字楼战略中，成功在20余个写字楼设立邮政服务网点，改变坐等客户的传统服务方式，采取投揽一体的经营服务方式，在投递邮件的同时上门揽收业务，使发展模式更加适合城市邮政发展，企业效益也得到提高。
长沙邮政服务中心商业区域的劣势
服务、营销跟不上中心商业区域内的邮政支局网点主要依赖于客户到营业网点交寄邮件，缺乏有针对性的营销模式、服务措施和人员配置标准。如：营销支局网点营销体系建设力度不够，大型客户没有专职客户经理服务，营业人员向用户强行推销高资费业务，延误邮件等，影响邮政的形象。这类服务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心商业区域邮政的正常工作和信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域内邮政的竞争力。产品定价无优势以速递业务为例，非邮政速递公司的快件价格随行就市，优惠政策机动灵活，同城业务报价5～8元，实施让利不让市场的策略，只要有利润就做。而邮政EMS价格无明显优势。同时，在一般礼仪服务方面，如集邮品的价格也无明显优势。电子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中心商业区域内邮政网点电子化程度有待提高。在金融业务方面，竞争对手的网点都提供即时股票查询等多种个性化服务，并设有VIP客户接待室，而邮政部分传统网点一直没有开通。在函件、速度方面，部分竞争对手借助信息平台，可以在收、投邮件的同时，运用扫描枪实现信息录入，提高了工作效率。虽然邮政也在不断改进，加快建设信息网，但网络数据和人工作业的交互自动化程度低，信息输出和输入都是瓶颈。
长沙邮政服务中心商业区域的机遇
发展意味着商机随着中心商业区域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企业迁入这一区域，商务活动频繁，客户资源丰富，对邮政的业务需求也不断发展，这是长沙邮政新的重要增长点。这些企业不仅要求邮政提供函件、速递、发行等传统寄递类业务，而且对商函、DM广告、个性化邮票等各种新型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高端客户云集由于配套措施到位，同时政府加快推进中心商业区域建设，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大批知名企业入驻中心商业区。这些企业无疑是邮政的大客户，是高端客户。中心商业区域内企业用邮需求旺盛商业活动旺盛、往来交流密集，使中心商业区域内企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非常活跃，速递、物流、汇兑、报刊、礼仪等邮政业务市场空间较大，特别是对宣传、礼仪、速递、代缴代收等服务需求强劲。
长沙邮政中心商业区域经营面临的挑战
速递市场：长沙神通、圆通等快递企业以后起之势迅速抢占市场，扩张速度惊人，形成了为客户提供门到门、桌到桌服务的国内、国际快递网络。个体及私营速递公司虽在信誉、规模等方面不敌邮政，但他们采取专攻大户、放弃散户的灵活经营策略，实行24小时上门紧盯服务，加之在资费方面的灵活性，其竞争力不容忽视。金融市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在金融服务方面经营多年，经验及客户资源丰富，拥有良好的信誉度和客户忠诚度。而邮政储蓄银行在管理体制、人才储备、专业性等方面还处于劣势，尤其是在抢夺优质客户方面还缺乏市场经验。宣传及礼仪市场：邮政的贺卡、邮册、鲜花礼仪等业务主要为企业提供宣传、礼品、社会交往等价值，而各电视台、报社、社会礼仪公司等也云集于此，与邮政抢占客户与市场，使客户有更大的产品选择空间，竞争更加激烈。
长沙邮政中心商业区域经营策略和建议
按照省公司大力发展城市邮政经济的战略，长沙一直是城市邮政经济发展的“先锋部队”，发展城市邮政经济，关键是抓重点市场、重点区域、重点客户，中心商业区域理所当然成为长沙邮政近几年的主攻点。可以预见，中心商业区域内的商家企业将会是长沙邮政的重要优质客户，中心商业区域也将成为长沙邮政经济增长的重要板块。针对这一市场机遇，长沙邮政要思考和制定经营发展措施，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使长沙邮政融入地方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规模发展。政策上：争取政策支持，营造发展氛围政府是中心商业区域的发起者和推动者，邮政服务是中心商业区域成熟与否的重要表现，因此，长沙邮政要充分发挥“通民、通政、通商”的优势，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使政府深入了解邮政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政府在制定加快区域发展政策时充分考虑把邮政设施建设纳入中心商业区域的规划建设中，优化资源配置，为邮政拓展市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比如在信报箱建设方面，促使政府出台社区必须设立邮政信报箱的政策，对邮政租赁营业场所给予一定的价格补贴，邮政邮筒、信箱等设施由政府出资，进行相关补贴等。服务上：实行“零距离”服务，寻找高效客户由于中心商业区域内分布着大量世界前列、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企业、财团，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客观上要求该区域的邮政局所不同于其他区域（社区、学校）的邮政局所。一是网点零距离，长沙邮政实行的“进写字楼”服务，就是为中心商业区域内的重点客户提供重点服务，首先是以效益为前提，对重点区域内的重点写字楼进行市场调查，分析写字楼内的客户构成和用邮需求，在此基础上，由市场部门对写字楼内设置布局进行规划，开展效益评估，负责局所选址和进驻洽谈，研究区域内局所的功能定位等事宜。通过入驻邮局为写字楼的客户提供更快捷、更优质的服务。二是服务零距离，按照营销体系建设战略，市局大客户营销分局须安排专门的客户经理负责中心商业区域内的重点客户，收集长沙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名单及办公地点、联系方式等信息，由客户经理进行跟进、营销和服务，拉近与客户的距离，实现服务质量的提升。管理上：打造上下一盘棋，统一运作的管理体制中心商业区域的邮政管理应打破道界，对区域内的邮政局所、网点，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经营策略。要大力推广长沙局现在采取的火星支局、高桥支局模式，即在中心商业区域内设立一个邮政中心支局，对这一区域的网点进行统一管理经营。区域内以中心支局为枢纽组织作业，开展经营生产和市场开发，并对中心商业内所有局所进行统一的经营管理。在政策上，加大对中心商业中心邮局的扶持，单独考核，考核方式应有别于其他支局，并加大考核奖惩力度。业务上：了解客户需求，形成竞争优势以长沙五一中心商业区域为例，目前，该商圈的企业主要有金融保险类企业，商务服务类企业，制造业等行业总部，商业服务类企业，政府机构及代表处等。在市场拓展上，应按照客户的不同细分市场，认真研究和发掘各类客户不同的用邮需求，如：明确有礼市场的主要目标客户集中在通讯、美容、超市、旅游等行业；金融行业的账单，快递需求量大，对邮件的反馈率和时效性要求比较强；大型企业对宣传比较重视，是邮政贺卡、形象年册的目标客户。因此，邮政重点业务采取的策略也不相同。函件业务：要以突出规模＋媒体策略进行推进。要以区域内众多的金融、保险公司为目标，大力开发账单业务，帮助客户提升服务质量，树立品牌形象。同时，由于中心商业区域内的大型公司都具有一定规模与资金实力，因此，每年都会出资进行品牌宣传、形象推广，这就为函件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客户经理和经营单位要以各类新入驻的外资公司、高科技公司为主，开发商函、贺卡、形象年册业务，帮助客户树立形象，宣传品牌；针对成长型企业，可大力推介邮政数据库商函业务，通过邮政名址数据库这一独有优势，帮助企业寻找客户，做大规模。速递业务：要锁定金融、保险、大公司等目标客户，灵活使用价格策略，扩大市场份额。国内速递要突出集团性大客户，对业务达到一定规模的客户给予业务优先处理、资费优惠的待遇；同城速递要采用市场价，优化处理流程，缩短投递时限，突出价格和服务优势。金融业务：要以为客户提供便利服务为切入点，重点推介银行商易通、对公业务，同时，以方便客户为出发点，大力推介代办类中间业务和各种个人理财方面的邮政金融产品。目标客户群是公司白领阶层，重点宣传在邮政网点可办理保险、代收手机费、有线电视费、水电、燃气费等中间业务。还可加大绿卡畅行通的宣传，让用户知晓在邮政网点不仅可以为公交普通卡充值，还可享受订机票、火车票等附加服务。报刊业务：中心商业的重点客户比较关注时事政治、娱乐、旅游等方面内容，在推介效益型杂志报刊的同时，应该收集高端品味的杂志、书刊进行推介，最重要的是要营造报刊订阅氛围，让白领认识到报刊订阅的好处，让进邮局订报刊成为一种消费时尚。集邮业务：主要立足于礼品市场，在“新、特、精”上下功夫。“新”，就是邮品开发的思路要新，根据中心商业客户的需求，不断拓展集邮业务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开发新的集邮产品，邮品的设计创意也要新，要精心策划、设计能够引领潮流的产品。“特”，就是集邮产品要充分展示其个性和特色，以其特有的收藏价值、增值潜力、“中心商业礼品文化”功能，赢得用户的青睐，打响邮政品牌。“精”，就是集邮品的开发要树立精品意识，要不断创新，提高产品的制作质量，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产品。电子商务包裹业务：突出“全网＋产品”策略，发挥全网资源优势，建立、打造、依托邮政电子商务平台，大力发展中心商业区域电子商务包裹和特色包裹。将传统意义上的包裹业务逐步推向商业领域发展，与速递业务中的高端市场实行错位经营。在营销上，主要抓会展礼品包裹、节日物品发放、赠送包裹、电子网络购物包裹的发展。品牌上：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品牌形象同移动、电信发展策略一样，邮政在中心商业业务发展中，必须加强公关，宣传邮政的品牌优势、安全优势，收复被竞争公司抢占的市场。中心商业内的企业级别较高，更看重安全性、信誉等，在这方面与小公司相比邮政具有很多优势。要通过精心打造品牌，提高客户的认知度，引导更多的客户使用邮政。首先是形象宣传，可以通过在入住写字楼电梯内做广告的形式，让邮政品牌形象得到提升，同时，邮政许多业务是节日性业务，如思乡月、贺卡等，可在不同时间印刷制作相应的宣传海报、宣传册，由专人送给写字楼内的负责人，了解客户需求，宣传邮政产品，发展邮政业务，条件成熟时可在各电视、报纸等大型媒体展开宣传攻势。营销体系上：专业化管理，灵活化经营在营销机制上，可以由长沙邮政市场部牵头，大客户分局负责，组建专业化的中心商业营销小组；同时在中心商业中心邮政支局设立市场营销开发部，加强区域营销末端功能，形成市局、支局两级营销体系。策划设计中心要加强对中心商业区域的热点、焦点进行营销策划、管理和指导，大客户营销分局要针对中心商业区域特点，从市场营销、产品营销等方面入手，研究分析市场，锁定目标客户策划项目，同时，注重邮政业务的整体推介和形象塑造，充分发挥整体调度和直接营销能力。客户经理要收集客户信息，具体落实营销项目方案，维护好大客户。发挥专职客户经理的力量，要求营销人员主动出击，分片包商厦，跑客户，对商厦内的客户要精耕细作，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不断扩大市场份额。调整充实营销人员，形成灵活主动的营销模式。
【关键词】家庭服务业;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近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了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这表明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家庭服务业。目前,我国已创建各级各类家政服务实体2099个,家政培训基地1594个,累计为280多万名妇女提供技能培训。全国已有家庭服务企业和网点50多万家,从业人员1500多万人,大致有20多个门类200多种服务项目,涉及家务劳动、家庭护理、维修服务、物业管理等各个方面。我国家庭服务业年营业额已达1600亿元,成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生力军”。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家政服务业做为一个逐渐兴起的产业,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这一新兴的产业之中。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国家庭服务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通过运用SWOT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发展家庭服务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S优势:发展家庭服务业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既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就业,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中国发展家庭服务业在市场、基础条件等方面都存在优势,最突出的则是政府的重视,9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主持研究部署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分别从规划统筹、市场秩序、服务培训、权益保护、财税扶持等方面,进行谋划、规范和支持。
中国发展家庭服务业还具备其他方面的优势。第一,拥有巨大的市场。中国的人口资源及日益富裕的生活使得对家庭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近年来,随着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居民对家庭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每到春节前后,保洁、钟点工、保姆等家政服务需求都明显增加,家庭服务人员紧缺的情况日益凸显。第二,基础条件非常好。近年中国一直在推动信息化建设,包括互联网、固定电话网、广播电视网在内的基础网络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这为现代家庭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条件。第三,可能实现跨行业发展,家庭服务业涉及的领域众多,它的发展依赖于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时快速发展的家庭服务业也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如IT业,家庭服务业的发展可能带来IT业的另一个“掘金点”。第四,家庭服务业门槛相对较低,投资成本较小,适合民间资本扶持壮大。
W劣势:中国的家庭服务业正处于行业的发展阶段,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劣势。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小看了家庭服务业的“含量”,认为无非就是看小孩、做卫生、照顾老人、洗衣做饭等。甚至,家政服务被人们视为是伺候人的、不体面、没有地位的工作。因此,许多人不愿从事这一行业。另外,中国的家庭服务业起步较晚,行业结构不健全,缺乏完善的政策支持和引导,虽然许多地方都有家政公司之类的机构,但多为作坊式的,规模较小,层次不高,就总体情况看,这个行业的组织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程度还很低,家政服务人员的服务技能,几乎是本能型的,其职业的操守和道德,没有任何约束或制约,基本是凭良心做事。如不大力扶持,这样一种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的家政业,难以支撑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市场,更难成为一项成熟的产业。
O机会:中国家庭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首先,后金融危机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头戏,在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各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迫切需要,业界一直存在对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实现新一轮繁荣的重要力量,各地的未来经济蓝图在这一领域也大肆着墨。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无疑能推动我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今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第三产业是将来吸收劳动力的主要抓手,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到哪里去?不是第二产业,而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吸收的大学毕业生近70%,都到现代服务业了。
其次,最近两三年来,我国的家庭服务业从业者虽然越来越多,但这一行业的劳动力缺口依然很大。根据对沈阳、青岛、长沙、成都4个城市居民做的调查,有40%的家庭需要社会提供服务。此外,全国城镇现有1.9亿户家庭中,平均约15%的家庭需要提供服务,其中蕴含290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全国已有家庭服务企业和网点50多万家,从业人员1500多万,也就是说还有1400万左右的潜在就业岗位有待开发。巨大的潜在岗位将会大大的拉动我国就业水平的增长。家庭服务业的内容不仅仅是保姆、护理、保洁,还涉及家教、物流配送、家庭管理、家庭教育、家庭理财、家庭秘书、家庭安全员、陪伴、管家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单就人口老龄化这一方面来看,家庭服务业就有着广阔发展空间。据统计今年,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1.26亿,已占总人口的10%;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达2.8亿,2050年则将达到4亿。因此,家庭服务业无论在目前还是将来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发展潜力无穷,前景良好。
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论文百事通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1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2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展中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附图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99年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变量(Dummy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一致有效的。我们用Hausman-test检验了模型，发现α[,i]与回归变量SeRNX具有相关性，所以决定用LSDV方法进行回归。为了消除扰动项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选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
表123个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212个发达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我们用23个国家的数据做了一次总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较稳定，也比较显著；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也是正的，但不显著；服务业开放程度SeOPEN对SeRNX的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也比较稳定；人口素质HR对SeRN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表311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Daniels,P.W."ServiceIndustriesintheWorldEconomy",BlackWell,Oxford&
CambridgeUSA,1993.
[2]Deardorf,A."ComparativeAdvantageandInternationalTradeandInvestment
inServices",inTradeandInvestmentinServices:Canada/USPerspectives,editedby
R.Stern,Toronto:OntarioEconomicCouncil,1985.
[3]Hoekman,B.andBrga,C.A.P."ProtectionandTradeinServices:ASurvey",Open
EconomicReview,vol.8(3),1997.
[4]Markuson,JamesR.andMelvin,JamesR.(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ournal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13(1983).
[5]Markuson,JamesR.a
ndSvenson,LarsE.O.(1985),"TradeinGoodsandFactorwithInternationalDifferencesin
Technology",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Vol.26,No.1.
[6]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
[7]Sapir,A.(1982),"TradeinServices:PolicyIssuesfortheEighties",ColumbiaJournalof
WorldBusiness,1982.
[8]Sapir,A.andLutz,E."TradeinServices:EconomicDeterminantsandDevelopment-RelatedIssues",WorldBankStaffWorkingPaperNo.480,1981.
[9]杨圣明、潘悦：“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参见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主编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1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2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展中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附图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99年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
(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变量(Dummy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一致有效的。我们用Hausman-test检验了模型，发现α[,i]与回归变量SeRNX具有相关性，所以决定用LSDV方法进行回归。为了消除扰动项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选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
表123个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212个发达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
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我们用23个国家的数据做了一次总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较稳定，也比较显著；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也是正的，但不显著；服务业开放程度SeOPEN对SeRNX的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也比较稳定；人口素质HR对SeRN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表311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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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圣明、潘悦：“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参见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主编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关键词：金融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竞争力；竞争格局
在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承接大国。发展服务外包对调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对外贸易增长、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日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印度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服务外包承接国。面对印度的领先优势，中国如何抓住当前时机提高竞争力、改善中国在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上的竞争格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格局
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利用外包服务提供商(为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金融机构的一些操作性的、非核心的、成本高的甚至部分核心业务，如资产评估、报表审计、软件开发等业务，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缺乏足够的精力和专业水平而难以兼顾，通过外包给专门机构可有效降低成本、转移风险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外包内容主要存在于两大领域，即业务流程外包(BPO)和IT外包(ITO)，具体来说有产品研发设计、发卡与收单服务、数据处理与灾难备份、呼叫服务等。金融服务外包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高速发展，当前在所有外包行业中，金融业的外包规模仅排在制造业之后位居第二。TowerGroup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的外包趋势正不断加强，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服务企业将扩大信息技术项目的外包业务，金额将从2005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8．9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4%。德勤公司2004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美国将有3560亿美元的金融服务要外包给海外机构，占现有金融服务成本支出的15%。另一份报告预测，全球外包市场容量将达1万亿美元左右。
外包通常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把耗费大量人力的服务及操作中间环节外包到人工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Gartner集团认为目前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外包出的IT职位比例不足5%，到2015年该比例将增至30%，未来5年内服务外包迅速增长的势头将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流向发展中国家。在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全球市场中，我国和印度是最受关注的两个国家。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认为：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因为中、印两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外包业务人才、劳动力成本优势、能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跨国金融机构从全球化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市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因此，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中，印度是我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目前居于优势地位[1]。IDG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已达1000亿美元。而印度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承接国，并垄断了美国市场。根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外包业务为印度公司带来了172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占全球同类市场的44%。预计到2008年印度在全球软件和后端办公服务外包市场所占份额将达到51%，年销售收入将达到480亿美元。另一份研究表明，印度外包商在全球离岸外包市场上占有80%的份额。美国情报文献中心的统计显示，2003年印度服务外包业赚取了170亿美元，而我国的服务外包仅有6000万美元的收益，远远落后于印度。在利用科技手段保障和促进金融服务方面，我国也与之存在差距，因为我国的高端通信产品和大型计算机系统软、硬件严重依赖国外。
二、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优势
1999年，为解决“千年虫”问题，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将数据修改工作外包给印度，这促成了印度金融外包业的崛起。印度金融外包业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达56%，2005年营业总额达280亿美元，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目前，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提供范围扩展到信息类业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更具战略性的领域，越来越多的金融集团将业务流程整体外包给印度企业。这使印度企业不仅提供优质的互动式客户服务，也承担了欧美本土企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花旗、渣打、汇丰等大型金融集团已在印度设立了10多个处理中心，这些处理中心规模增长迅速。如渣打银行全球共享服务中心为渣打银行在全球56个国家的分支机构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后台业务支持，可以对全球各个分支机构业务运营情况进行比较和评价。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各种数据管理、呼叫中心、客户服务等迁移到印度，带来大量相对高收入、高技能的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印度的产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在银行业中，金融服务外包已经涉及到批发银行、金融市场分析与交易等多种高端业务。在印度开展外包业务的花旗银行、VISA信用卡、通用金融公司、渣打银行等国际金融巨头创造岗位超过20万个。此外，一半以上全球最大的保险机构都在印度开展了金融服务外包[2]。
2005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了《离岸业务的行业反馈》报告，总结了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竞争优势，主要有：第一，充足的人才资源。服务外包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印度具有大量说英语的专业人才，调查、分析等高端业务员工基本上都具备硕士以上学位。有关外包服务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也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政府与大学、培训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牵头策划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学校教育向职业教育延伸。第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在印度外包企业较集中的城市，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交通、通讯、电力、生活等配套设施齐全、可靠而且成本低廉，使金融外包企业能全天候运营。钦奈、班加罗尔、德里等外包企业较集中的城市还是航空枢纽。第三，政策支持。外包业务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明确信息产业是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让外包业务享受到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进口设备免税等优惠措施，在批准用地方面提供便利。印度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专利、知识产权的法规，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监督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在这些措施鼓励下，有充足的合格服务供应商和新进入市场的中小企业可供选择。第四，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印度企业重视外包管理，都有由董事会负责的专门机构和外包业务发展战略。企业都备有处理突发故的紧急预案，大规模的业务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来减小意外风险。企业都通过了英国信息安全标准的认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客户资料和数据的安全。印度政府也全力构建金融服务法律构架，要求企业全面接受相应的国际认证。印度企业还严格遵守合同，树立自己的品牌和声誉。
三、
我国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优势
我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IT外包。1992年中国银行成立的博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1996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的软件开发中心，都专门为本行提供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软件开发、技术研究、支持推广业务均外包给了隶属于总行的软件开发中心，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则多采用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专业公司的做法。金融外包业务也在IT以外的其他领域快速推进，其中以信用卡和保险后援中心最引人瞩目。2003年之后，我国信用卡发卡数量节节攀升，国内银行在不同程度上将信用卡业务外包。目前，我国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可以提供银行卡业务的全套服务，从申办筹建、设计产品、市场营销到交易处理和客户服务，甚至包括客户数据分析和市场定位。预计到2010年，在超过3000亿美元的离岸外移投资中10%有希望投向中国，其中与金融相关的业务流程外包(BPO)约50亿美元以上；在岸外包方面，我国BPO市场预期将超过500亿美元[3]。随着我国金融外包业务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发包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展，其规模会越来越大。
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领先优势使我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金融服务外包承接国。与印度相比，我国在承接外包业务方面具有以下竞争优势：一是我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投资环境良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近450家已在华投资，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超过30家，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超过700家。目前，我国已经聚集了各路金融外包业巨头，既有埃森哲、IBM等世界著名的BPO公司，也有如Infosys、塔塔等来自印度的公司。欧洲流程外包研究机构MorganChamber分析称，中国银行业的变革以及外资银行的发展计划，将给中国的BPO提供商带来战略性的机遇。我国将有机会同全球领先的银行合作，分享银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种合作未来会成为我国BPO走向世界的桥梁。二是我国拥有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人才储量大。三是我国的综合成本优势，在人力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方面我国都享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四是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电信、交通领域。五是我国拥有庞大的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为了在我国市场占有立足之地，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建立起客户群。尤其是香港和上海正在成为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以市场带动的服务外包趋势势不可挡。印度金融服务外包以软件业外包为主，很少为国内信息化服务，而我国金融信息业以满足内需为主，信息化与软件业互相带动。六是我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洲的中心，经济发达的日本和韩国都靠近我国，文化传统相似，日韩两国企业要发放金融外包业务，我国都是首选[4]。
目前，商务部已将发展服务外包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启动了“千百十工程”，即在5年内每年投入不少于1亿元资金，建设10个服务外包基地，吸引100家跨国公司将部分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养1000家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目前，上海、深圳、北京等金融发达的城市纷纷建立金融服务中心。首先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2005年7月上海银行卡产业园被确定为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签约和预约项目的总投资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国家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陆续出台了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着手将其打造成为国内首家金融外包业务示范基地。这有利于将跨国金融机构的后台业务部门吸引到上海，把上海建成国际跨国金融机构的亚太总部所在地和服务全球的后台基地。上海银监局的一份研究显示，近两年外资银行亚太区外包中心正在逐步向上海转移。在沪外资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和专业性较强的银行，已经在境内投资的关联公司开展外包业务，业务种类和业务量都在逐步增加。这些分行或者公司，将来都将被打造成外资银行亚太区服务外包的操作中心。其次，深圳罗湖金融配套服务中心。金融业是深圳市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罗湖区“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强化金融中心的定位，并切实建设“产业金融中心”、“金融创新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务中心”，高起点、大手笔规划建设金融中心区。第三，北京金盏金融后台服务区。北京市通过了《加快首都金融产业后台服务支持体系建设的有关建议》，规划出包括海淀区稻香湖金融后台服务区、朝阳区金盏产业园、通州区新城商务园等3处金融后台服务园区。北京综合考虑了金融服务区对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以及北京CBD、朝阳区以金融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在朝阳区金盏金融服务园区建设的总体工作设想和全面论证
[4]。
四、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竞争策略
考虑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优势与劣势，对比到我国的实情和印度优势与经验，我国在增强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方面可参考以下策略。
(一)政府制定支持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印度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这一方面需要成立金融服务外包的行业管理机构和专项发展基金，以行业协调和互助的方式推动外包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研究制定保护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国家法规和行业规范。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取得的重大社会或经济效益的知识产权项目，通过专项资金的形式给予奖励。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大力倡导企业诚实守信，保护客户商业秘密，遵守国际上的信息保护规则，在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内设立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机构，加强软件盗版等各类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其次，拓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投融资渠道，改善投融资环境。建立服务外包企业贷款平台，优先为外包企业提供贷款等融资支持。此前商务部已经宣布每年拿出1亿元服务外包产业专项资金，国开行也将提供50亿元贷款，用于各地外包基地和企业的基础建设。积极探索建立有效的担保机制，允许其用软件产品等无形资产进行抵押贷款。推动政策性担保公司积极为中小服务外包企业提供短期贷款的担保。鼓励风险投资、社会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产业。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和海内外上市。三是对服务外包企业采取减税、免税及减免房租等优惠措施。目前，在印度、捷克等外包发展迅速的国家，政府都给予服务外包企业极大的税收优惠，增强了该国外包的竞争力。商务部正会同信息产业部、科技部等20多个部委制定关于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四是加强市场推广和营销力度。政府要逐步认识到服务外包的重要性和商机，进行统一规划和宣传推广。
(二)制定总体性外包承接战略
我国承包企业首先要在战略上从暂时性、战术性向长期性、战略性转变，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具有全局性、主动性特点的发展战略。我国企业应改变自身的定位，从过去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加工厂”变为各大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伙伴，全面融入到各金融机构的业务中去。其次，服务承包企业应建立业务动态监管制度，制订科学合理的外包承接流程，严格履行服务外包提供商的责任和义务，并采用接受发包单位的全面评估，以期最大限度降低承接服务外包的风险。第三，建立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和应急预案。我国的承包企业应遵循合法、风险控制、保护客户合法权益、有效监管等原则，识别外包活动潜在的风险，借鉴国外金融服务外包监管的经验，确立自己的符合金融服务外包监管原则的规范和制度。
(三)发挥比较优势和集群优势，扩大业务承接范围
我国首先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分行业有计划地选择重点行业拓展外包领域。国内企业应分析和发掘自己的比较优势，结合我国的劳动力和成本优势，要增强自主创新和研发的能力，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争取全球服务外包的核心业务的承接。国内企业承接的外包业务通常是特定金融功能的业务，如客户服务、金融分析、客户系统软件\开发等，而业务流程外包等较复杂的业务则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这要求我国企业应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外包市场，包括信用等级评估、市场调研、后勤保障、计算机业务及系统的维护维修、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形象建设等通常业务，还包括一些新兴业务及复杂程度较高的业务流程外包。其次，要发挥文化、地理上的优势，从向韩国和日本金融机构提供IT服务外包开始逐渐扩展服务领域。随着我国外包人才素质的提高，特别是英文水平的提高，为扩大金融外包项目流入我国提供了有利的基础，金融机构应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提供专精式服务外包。第三，加快金融服务产业集群基地建设，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目前上海、深圳、北京等金融发达城市都规划了专门的金融产业基地，以改变地域分散、个体规模小、经营理念落后、管理水平偏低的服务外包状况。应加快改善产业基地基础软硬件环境建设，借鉴印度、爱尔兰等国际先进服务外包基地发展经验，从建设高水准、前瞻性的服务外包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要求出发，建设配套功能齐全的国际化服务外包园区。完善通信基础设施，筹建直达欧美、日本的高速互联网络出口。对入驻基地的国内外著名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的购地建设、购买或租赁自用办公用房，实行土地房租优惠政策。
(四)加大对外包业务的专门人才培养及引入力度
一方面，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各类培训机构对社会急需金融服务外包人才进行培训，来缓解人才矛盾，尤其是把英语及软件人才的培养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10月，首家部级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张江创新学院”在上海成立，开始进行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对于我国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要经常和承接外包业务的企业联系，了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及时调整办学方向和课程设置，培养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专门人才。此外，行业主管机构或承包企业可以联合高校进行职业资格认证和培训，使大量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通用人才通过针对性的职业资格认证，成为可以迅速进入工作岗位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大量招揽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加大对高级人才的引进力度，设立专门人才引进基金，引进人才在简化出入境手续、落户以及提供住房等方面实行优惠，给予便利。这种多渠道的培训将为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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