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没有想到，蒋廷黻的这本《中国近代史》会这样单薄，篇幅会这样短小。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惊异，是因为其书名与篇幅长短呈现出的奇异的负相关。中国近代史——这个范畴如此宏大又如此狭窄，它覆盖着中国最屈辱和辛酸的百年记忆，尽管在中华五千年的浩荡长河中，犹如浮光掠影。另一方面，但凡是一段历史，且不说还是这样一部正好卡着中国最黯淡无光时候的历史书，怎样会短呢?
可是蒋廷黻的这本《中国近代史》，确实仅有寥寥五万字，但同时这也是洋洋洒洒的五万字。照陈旭麓先生的话说，“这一本薄薄的才五万余字的书，论述却颇能融会贯通。作者以自我的认识，抓住重大事件和人物，以点带线，写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为近代中国划了个轮廓。”需要指出的是，由蒋先生笔绘的这个近代中国的轮廓，大致圈着的年岁，与我们熟知的1840——1949年的划分略有出入。
这是因为那时中国尚是一团混沌，1938年蒋先生正有几月赋闲在家，于是忙不迭做了这么一件他一向想做的事情。诚如蒋先生所述，“我在清华教学的时侯，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可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而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做这个初步报告的动因，又是显而易见的。1938年，“七七事变”后，狼烟已经烧在了中原大地上，淞沪战役也即将打响。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作为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蒋廷黻，必然是怀抱着满腔的忧思与愁虑的;也是在这个时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的想弄清楚：何以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就遇着这空前的难关呢?
在本书中，作者大略地给出了他的回答。这本《中国近代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第二部分则由“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及其失败”、“瓜分及民族之复兴”四个章节组成。全书呈总分的论述模式，结构严密，层次清晰，与其短小的篇幅相协调。即使作为一部历史书，它的魅力也丝毫不输其他同类书籍。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此刻来到了大学，怎样还要学啊并且资料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剩余。教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此刻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必须有人能回答得上来。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谁能告诉我”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
教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样用心。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此刻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好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必须要好好学!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
作者对近百年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史实完全不提，异常强调向西方学习，除了上述讨论过的其所处的时代因素外，与其身份和经历的关系也极其密切。必须承认，蒋廷黻骨子里就是一个学者。他十七岁负芨远游，在美国修读文学与哲学，后回国任教。
是“生长于三湘，学成于西方;既受到过陶谢、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同乡前贤‘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也理解了西方人文科学观点的影响”的文化人。但除此之外，他中年时又以书生从政，任民国政府高级外交官，且还政后依然从事学术的研究。
这样一段特殊时期的政治生涯，使他的历史著作既“高屋建瓴，目光四射，纵横剖析一切人和事的是非功罪”，又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一层意识形态的阴影。
但这本书在的论述切入点也颇值得我们借鉴。本书以比较开篇，而后抽丝剥茧，对主要事件逐个剖析。这一幕幕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单独成像的画面剪辑，在其背后，还有一张宏大变换的幕布做背景。而这张幕布，无疑是蒋廷黻在外交上的长袖善舞泼洒绘制而成的。同时，书中没有引用太多的史料和掌故，而是以平易近人的语言文字，给人以形象感。
民国遗风拓印其上，如行云流水，收放自若。且对于蒋廷黻而言，无论是作为一名学者，国民党官员，甚或只是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种职责和义务，即经过回溯与反思，借鉴与参考，在得失取舍、兴衰荣辱中寻求“锻造”中国的良方，重塑一个国家的精神。就《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而言，在“不仅仅要回溯神州陆沉的痛苦历程而已，更要揭示历史的内在规律，使人们鉴古知今，认识前进的方向”这点上，毫无疑问，蒋廷黻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