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惯性；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1.012
1引言
1.1通膨胀惯性研究的意义
维持物价稳定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始终是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历史上的通货膨胀，可以发现大多都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同时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背景下，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2中国通货膨胀惯性的研究背景及新变化
通货膨胀率最高值出现在2008年2月，达到了87%。虽然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通货膨胀率整体虽然不高，但是物价总水平运行并不稳定，而是表现出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来回频繁转换。为了稳定该段时期总的物价水平，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日益频繁。二是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幅度逐步增大。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随着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该是逐步增强的。
2通货膨胀形成理论
目前人们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方面达成共识的包括三类：一是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二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三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2.1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式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涨。如图1所示，横轴Y表示总产量（国民收入），纵轴P表示一般价格水平，AD为总需求曲线，AS为总供给曲线。
2.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的过程用图形可以表示如下，如图2所示，假设经济起始于总需求曲线AD与总供给曲线AS1的交点A点，对应的价格为P1，产出为Y1，这时经济处于充分就业。
2.3结构性通货膨胀
除了需求拉上型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以外，由于结构性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他们将这种价格水平的上涨称为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包括需求结构的变动、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变动、各部门开放程度的差异等。
3通胀惯性的研究方法
3.1通胀惯性的基本特征
根据弗赫尔（Fuhrer）的结论之一是，通货膨胀惯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即通货膨胀水平越高，通货膨胀惯性越大，反之则越小，这一结论隐含着，不同时期，或不同特征的通胀或紧缩，对应的通胀惯性不同，通货膨胀的惯性随着经济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适应性而改变。而对于通胀惯性的形成原因，理论界普遍的共识是：工资或价格的刚性及通胀预期的变化是造成通胀惯性的主要因素，它包括工资或价格契约中存在的刚性以及缓慢的市场预期调整等。我国学术界和央行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惯性也做出了相应的研究。易纲（1995）较早地对中国的供求与通货膨胀问题做出了研究，虽然他讨论了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并注意到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但并没有应用通胀惯性的概念，也没有对通胀惯性的成因进行阐述。在国内最早研究通胀惯性的是戴园晨（1998），其对我国通货膨胀惯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定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与国外专家所得出的结论相似。
3.2通胀惯性的测度模型
通胀惯性的研究通常采用自回归模型，又称AR模型。用AR模型的滞后项系数和来度量通货膨胀惯性，其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πt=a0+a（L）πt-1+μt
CIRF=∞i=0πt+iμt=
11-a（1）
我们可以看到，a（1）的值越高，越接近于1，则累积脉冲反应函数的值越高，通胀率受到冲击后的累进效应越强，即通胀率波动后返回均值的时间就越长。因此，AR模型中滞后项系数的算术和一般被用来衡量通胀惯性水平。
4通货膨胀惯性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GDP平减指数等都可以用来衡量通货膨胀。一般来说，GDP平减指数是最为合理的通货膨胀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它涵盖了整个社会所有的产品的价格变动信息。但由于目前我国的月度GDP平减指数无法取得，所以这里用月度CPI、RPI和PPI数据，对中国的通胀情况进行衡量。选取数据时间范围为2000年1月至2015年3月。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1年中下旬，CPI与RPI的波动情况非常相似，RPI略小一些；而PPI的波动明显大于前两者。三个通胀指标在2004年中旬和2007年年末分别出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峰值。而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2008年第一季度末，三个指标都有所下降。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将这十五年来的通胀指标的变化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1月至2003年4月。
这一阶段通胀指数都比较平缓，都在（-05%，05%）的区间内低位运行，而且RPI基本上都是负值。由于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我国在90年代末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一度出现了物价持续下跌的情况，经济较为低迷。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从1999年起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拉动内需。从2003年开始，由于政府一系列有效政策出现效果，经济形势发生好转。
第二阶段：2003年5月至2006年8月。
2001年末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全面加速，商品的贸易流量和对外贸易盈余急剧增大，在资本流出逐年扩大的情况下，资本流入更是空前增长，外资在国内全面开花，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内的工业化、城镇化得以实现加速。但这一阶段也为以后产业转型的困难埋下伏笔，由于盲目的引进外资，挤占了民族企业的空间，国内产业升级停滞。房地产的急速发展，对外出口的大规模增长，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越来越充裕的财政收入掩盖了我国产业过于低端、经济增长过于粗放且难以持续的弊端。
第三阶段：2006年9月至2009年7月。
这一时期的通胀情况可以用大起大落来形容。由于加快增长的愿望十分强烈，加之前一段时期扩张性政策的滞后效应，中国再次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物价增长过快的老问题。这一时期物价的上涨主要表现为粮食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2007年猪肉价格的疯长让人印象深刻。同时，这一时期中国股市也迎来了创市以来最强劲的牛市，大量国际热钱的涌入使得流动性过剩，反映在物价上就是物价急剧上涨。
第四阶段：2009年8月至2012年1月。
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2008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以拉动内需，增加投资。尤其是4万亿计划令人瞩目。同时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从2009年末开始，经济出现回暖，反映在通胀率上，从2009年11月开始，CPI、RPI、PPI由负转正，并且一路开始缓慢增长。同时在国际方面，美联储的两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和欧洲一系列的刺激经济政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加，这些都影响到中国的货币市场。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也导致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
第五阶段：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
随着一系列拉动内需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实现经济复苏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产能过剩的问题十分严重。国际上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希腊，冰岛等国家的信用危机影响不断扩散，为世界经济形势再一次蒙上了阴影。各项经济指标明显上升发力，同时政府也在积极进行产业调整，逐步摒弃之前过于粗放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由此进入新常态。
5货币政策启示
根据我国通胀惯性的变化特征，结合最优货币政策目标的含义，可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给出一些启示。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央行必须具备改变利率及其他货币政策相关变量的权利，以使其能够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经过长期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独立制定调控政策的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仍会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影响，其独立性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2）中央银行应该实施通胀目标制。欧元区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在实施通胀目标制以后，通胀惯性都显著减小。这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毕竟越小的通胀惯性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滞后期越短，也就是调控的难度更小，效率更高。中央银行应当公开宣布在以后一定时期内的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同时它还必须准确描述由于Q易条件、利率水平和间接税等的变化而导致偏离通货膨胀目标的环境。
（3）中央银行需要对通货膨胀进行目标预测，即央行必须对未来的通胀走势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稳定产出和通胀的操作。在此，对通胀惯性的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通胀惯性高，央行调控的侧重点就在控制通胀的扰动因素上，并且要考虑高通胀惯性带来的政策效果的高滞后性。
参考文献
[1]张成思.中国通货膨胀特征与货币启示[J].经济研究，2008，（2）.
[2]郭凯，艾洪德，郑重.通胀惯性、混合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胀动态特征[J].国际金融研究，2013，（2）.
关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间的关系，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Fried⁃man（1956，1970）提出的货币数量论。这一理论的模型表达式为。ΔPt=ΔMt-ΔYt（2）式（2）表明通货膨胀率与货币增长率在长期内会出现同比例变化。即使货币增长率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也只可能在短期内存在，从长期看必定会消失。但在研究现实经济时，尤其是在运用月度或季度数据建模时，首先必须考虑价格粘性，将滞后效应引入模型。
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关系与金融流动性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与平稳性检验1.数据及变量说明。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共涉及三类变量，即经济产出变量、价格变量、货币流动性变量。地区经济产出变量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衡量。由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是中央银行进行调控时所重点考虑的宏观经济变量，可能显著影响中央银行决策。因此，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衡量物价变动水平，用CPI增长率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GDP平减指数（GDPIP）作为CPI增长率的替代变量。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标准，对2006年1季度以来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进行了测算和统计，采用该指标衡量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并以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作为社会融资规模的替代变量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2.数据处理过程。本文实证分析中，长期均衡分析用的是水平变量形式，短期动态分析用的是水平变量的增长率形式，因此有必要对具体序列的原始形式、数据处理等做进一步说明：（1）实际地区生产总值（RGDP）及其增速（ΔRG⁃DP）：以2005年1季度为基期，根据贵州省2005年1季度以来的名义GDP和GDP同比增速推算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的RGDP。（2）消费物价指数（CPI）和通货膨胀率（ΔCPI）：根据2005年1月至2013年3月的贵州省月度同比CPI数据，取算数平均得到季度同比CPI，其同比增长率为CPI通货膨胀率（ΔCPI）。价格指标的另一个变量，即GDP平减指数（GDPIP），依据名义GDP与RG⁃DP的水平值进行推算获得，其同比增长率即为GDP平减指数通货膨胀率（ΔGDPIP）。（3）金融流动性水平及其增长率：测算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季度数据，采用GDP平减指数对其进行价格因素剔除，得到按2005年可比价计算的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实际值（FS），以其衡量贵州省金融流动性水平，以其同比增长率（ΔFS）作为对应的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增速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GDP平减指数对贵州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进行价格因素剔除，得到按2005年可比价计算的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实际值（CREDIT），作为衡量金融流动性的替代指标，以其同比增长率（ΔCREDIT）作为对应的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增速替代变量。上述指标的水平值序列均存在季节性变动因素，在实际的计量回归分析前，本文对所有宏观经济数据水平值序列的对数形式进行CensusX12季节性调整。增长率序列均为同比形式，不必再进行季节性调整。为了方便说明，在下面分析中，我们使用ΔCPI表示CPI同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其他含有差分符号Δ的变量与此类同。3.平稳性检验。在分析通货膨胀、金融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机制和长期协整关系之前，分别对各变量水平序列（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和增长率序列（2007年1季度~2013年1季度）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过程中的滞后期数确定采用AIC准则。检验结果表明，水平变量序列RGDP、CPI、GDPIP、FS、CREDIT均为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ΔRGDP、ΔCPI、ΔGDPIP、ΔFS、ΔCREDIT均是平稳序列。
（二）短期互动机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和金融流动性间的短期动态机制使用VAR模型（式4）。首先，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然后在VAR模型基础上对模型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1.滞后阶数的确定。根据时序分析理论，动态时序模型要获得准确有效的统计推断，最重要的是在保证满足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性的条件下选择尽量简单的模型（张成思，2012）。因此，本文在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上，采用如下判断方法：在给定最大滞后阶数为5的条件下，首先利用最小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然后检验对应滞后阶数的模型残差的序列相关性。若无显著序列相关，则该滞后阶数为最优；若存在序列相关，则从5阶以下依次检验对应模型的序列相关性，在没有序列相关性的组内选择AIC最小值对应的滞后阶数。根据VAR模型估计结果（表2），可知滞后阶数为5时，VAR模型的AIC和SIC最小；根据VAR模型残差序列相关性的LM检验结果（表3），可知滞后阶数为5时，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因此，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5阶。2.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滞后阶数为5的VAR模型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本文核心变量的短期互动机制。首先检验基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4中报告了实际经济增长（ΔRGDP）、CPI通货膨胀率（ΔCPI）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ΔFS）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均非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实际经济增长率非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均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贵州省实际经济增长、CPI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间具有如下的短期互动特征：第一，实际经济增长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具有短期驱动效应，但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不具有短期驱动效应；第二，实际经济增长和CPI通货膨胀率之间没有显著的短期驱动效应；第三，CPI通货膨胀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短期驱动效应，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CPI通货膨胀率也具有短期驱动效应。也就是说，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其变动既受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又受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又具有短期中性特征，即在短期内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对实际经济增长不产生显著影响，仅对通货膨胀产生显著影响。3.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构建了两个替代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报告了两个稳健性检验对应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其中，模型A是将基本VAR模型中的CPI通货膨胀率用GDP平减指数通货膨胀率代替，模型B是将基本VAR模型中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代替。稳健性检验模型A的结果支持基础VAR模型的“内生性”和“短期中性”结论：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和短期中性特征。稳健性检验模型B的结果支持基础VAR模型的“内生性”结论，但不支持“短期中性”结论：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替代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时，发现信贷扩张既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结果，又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结果；但是，信贷扩张同时也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信贷具有非中性特征。
（三）长期均衡机制长期均衡机制即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所谓长期均衡关系，是指从长期来看，变量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一一抵换关系，当在短期内各变量间的联系出现偏离均衡状态的现象，这种偏离所形成的时间序列也是平稳的，并且从长期看正负偏离的程度彼此抵消（张成思，2012）。本文对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融资规模的水平值（社会融资规模和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自然对数形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三者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此外，本文通过长期均衡机制分析，同时获得了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各个变量增长率形式的互动机制，并可以进行与短期均衡机制类似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1.协整检验。根据表6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变量lnRGDP、lnCPI和lnFS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不能拒绝存在至多1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同理，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之间也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可以验证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及协整关系的个数，但协整关系的具体特征（即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间的长期均衡机制）需要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考察。2.误差修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设立和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可得到协整向量和调整系数。前者刻画系统内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后者反映出现偏离均衡状态后协整系统的修正特征和修正幅度。因此，误差修正模型体现的是一种动态修正机制。Engle和Granger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其中ecmt-1=β′yt-1，是误差修正项，β为协整向量，反映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系数矩阵α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A为调整系数矩阵。表7报告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包括协整向量β和调整系数矩阵α的估计值。但与社会融资规模呈反向变动。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与社会融资规模对实际经济产出的相关关系完全相反，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采用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是流量，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是总量指标，而融资规模作为一种金融资本生产要素影响经济增长则是以存量形式产生作用的。进一步分析贵州省物价水平、实际经济产出和金融流动性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到底是因果关系还是仅仅为统计上的相关关系，需要在协整模型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8报告了协整关系约束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在协整关系约束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前文基于基础VAR模型的格兰杰检验因果关系结果基本吻合。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均具有内生性，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由实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内生决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由通货膨胀水平内生决定。社会融资规模是中性的，不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是非中性的，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己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共同结论。通货膨胀定标(ITinflationtargeting)正是在这个共识下发展起来的货币政策框架。这一框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二是公开宣布一个数值化的中期价格指数作为目标通货膨胀率；三是根据“观察一切的方法”对中期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将预测结果与目标通货膨胀作出比较并作出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调整；四是十分强调中央银行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中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责任制。
在1990年新西兰储备银行首先实施IT后，IT迅速在各国中央银行中得到流行。现在已有20多个国家正式实行IT，并且日益成为一种货币政策的主流框架。尽管对通货膨胀定标有不同的理解，但学术界对通货膨胀定标有比较公认的两个权威定义即Bernanket等(1999)的框架性(framework)定义和Svensson(1997)规则性(rule)定义。
一、框架性定义
框架性定义强调把IT看作是一种货币政策的框架，并从货币政策框架的角度来强调IT的特征，Kuttner(2004)也把它称为“实践性定义”。
IT的支柱就是政府、中央银行或两者联合公开宣告中央银行将努力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或接近)某个规定数值内。在这一支柱下IT的另外两个特征是“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的公开承诺和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制度。”IT并不是有的学者和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规则；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个框架，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相机抉择有所限制，但仍有相当的灵活性，是“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Bernanke和Mishkin，1997)。
IT不单纯是一个政府关于短期通货膨胀的公开承诺，也是对未来几年通货膨胀路径的公开宣告，必须同时设定一套程序，使公众能够监督货币当局如何追求通货膨胀目标。
在《通货膨胀定标：国际经验和教训》中导言中，(Bernanke，Laubach和Mishkin等指出：“本书的主要宗旨是阐明，IT实际上是货币政策的一个框架而不是规则。……IT是一个货币政策框架，它的主要特征是官方公开宣告通货膨胀的数值目标(或范围)，并公开承诺一个低水平的、稳定的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长期目标。IT的其它重要特征是货币当局与公众关于政策目标和计划的充分交流，和中央银行实现目标的责任机制(Bernanke，Laubach和Mishkin等，1999)。”
总之，IT的框架性定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公开声明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价格稳定，但不必是唯一的目标；二是有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当实际与目标有误时，通常(不全部)也规定一个回到目标时间跨度；三货币政策的高度透明，定期发表关于经济形势和通货膨胀的报告，报告通常有中央银行预测的通货膨胀、产出增长等宏观变量；四是某种形式的责任机制，当没有实现目标时，通常要求中央银行采取相应措施，如发表解释或向政府递交公开信。
二、规则性定义
规则就是行为或行动的规定指南，因此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是：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
规则性定义主要由Svensson的系列研究所倡导。早在1995年，Leiderman和Svensson(1995)和Haldane(1995)就指出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的IT货币政策实际上与公开的通货膨胀预测相联系。Svensson(1997a)首次明确提出了预测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的理论：“IT隐含的就是预测通货膨胀定标：中央银行的预测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中间目标。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督。预测的通货膨胀的确是一个理想的中间目标。从定义上看，这是一个与最终目标有密切联系的现成变量，比最终目标有更强的可控性和可测性。此外，它还有更好的透明度，更容易被公众理解，也更容易与公众进行交流。……虽然准确预测通货膨胀是相当困难的，但在未来通货膨胀一定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操作原则是简单和直观的：如果预测值与目标相一致，说明货币政策是适当的；如果预测值高于(或低于)目标，则说明货币政策应该紧缩(或放松)。”
把IT作为一个规则容易遭到批评。Bernanke和Mishkin(1997)指出如果除通货膨胀外没有其它法定目标，货币政策在公众、学者和银行家中就会缺少支持者；其次如果中央银行只关心通货膨胀而忽视其它变量，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正如Friedman和Kuttner(1996)指出美国只关注货币量所导致的结果一样。失去灵活性的IT规则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为了回应以上批评，Svensson明确提出IT是一个目标规则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规则。把货币政策工具设定在预测通货膨胀和目标相等的条件下是目标规则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内生的反应函数。它与工具规则有明显的区别，工具规则是在反应函数中直接根据当前的信息设定政策工具Svensson(1999)。
三、价格水平定标与通货膨胀定标
Dittmar,Gavin&Kydland(1999)指出：价格水平定标的含义是指中央银行宣布价格水平的目标路径，价格的路径可也可以是以一定的x%比例上升，也可以是水平的(x=0)。从字面意义上说，价格稳定应该是平均价格水平的稳定——价格水平定标(priceleveltargeting),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1931年9月27日，瑞典财政大臣FelixHamrin代表政府宣布免除利克斯银行(Riksbank)的货币兑换黄金的义务，并声明利克斯银行应该“运用一切方法，以确保瑞典克朗(krona)的国内购买车价格水平为目标”。经过近8个月的讨论，1932年5月瑞典国会批准了1932年规划(theprogramof1932)，这标志着瑞典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价格水平定标的国家，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PT案例。在许多方面，中央银行工具的独立性、通过交流来提高透明度策略，通过向国会报告并定期对货币政策进行评估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等方面，瑞典的PT与现行的IT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瑞典的PT没有前瞻性预测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对货币政策的时滞缺乏认识。因此可以说PT是IT前驱。
价格水平的稳定有明显的修辞上的利益----价格水平有趋势稳定性，较低的波动性。长期不确定性的降低明显能够减少与长期合同有关的不确定性，从而非常有利于长期合同的形成。因此从字面上说PT比IT可能更好些。
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
中国1994-2005年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在我国资本流动性逐渐增强，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外部升值压力与内部通胀预期并存，中央银行冲销性干预的成本越来越大，货币政策反周期性调节经济的效率大打折扣。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声明，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从IMF(1999)的分类看属于“未事先安排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从国际经验看，有两个基本的货币政策框架可供选择：一个是货币量定标，另一个是通货膨胀定标。
理论模型证明：货币量定标制条件下，除货币供应量之外，经济中各主要变量都受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冲击，在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大幅变动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作为名义锚有效性会大打折扣。
在开放条件下，通货膨胀定标制和汇率定标制相比较，实际汇率面临着相同的冲击，但当面临相同幅度的冲击时，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经济变量在通货膨胀定标制下的波动小于汇率定标制条件下的波动。同时，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通货膨胀定标制的社会福利损失也小于货币定标和汇率定标制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通货膨胀作为名义锚不但具有汇率定标制减少实际汇率剧烈波动的优势，而且经济运行面临的冲击与汇率定标制也是相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目前我国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通货膨胀目标较之汇率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具有一定优势(王晓天，2005)。
虽然可以用理论模型完美地证明：同样作为名义锚，通货膨胀优于货币供应量，但中国实行IT的主要证明更多地来自10多年货币政策的实践。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IT是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一种可行选择。
1、从机构独立来看,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特别是在1995年3月18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来，中央银行相对于财政、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独立性得到不断提高，行长任期安全也有一定保障。这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中央银行从1994年停止向财政透支以来，财政融资的债务渠道己经畅通。中央银行己较成功地摆脱了级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中央银行的总体独立性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2、从经济结构来看，从2002年走出通货紧缩以来，我国一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为我们顺利实行IT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条件。这几年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加入WTO后，市场经济地位己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正式承认。外贸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外贸依存度并不是很高，因此宏观经济对原材料价格和汇率不是过度敏感。
在考虑汇率波动、货币供应量，以及外部冲击与通货膨胀交互效应的情况下分析中国通货膨胀非线性路径转换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汇率波动、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而国际石油价格冲击与通货膨胀环境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2）高通货膨胀环境下汇率波动（升值）对于通货膨胀路径衍化主要产生两种效应：抑制效应和交互效应。抑制效应会使得人民币升值从而抑制通货膨胀；而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环境的交互效应会促使高通货膨胀路径自我衍化从而加速通货膨胀。（3）高通货膨胀环境下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交互作用使得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于低通胀环境会被放大。
关键词：
外来冲击；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汇率波动；货币供应量；国际石油价格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3-0009-05
；中图分类号：F821.5
；文献标识码：A
通货膨胀率作为反映宏观经济是否平稳运行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都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关注。2008年为了应对先后爆发的“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然而，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环比通胀率屡创新高，加剧了公众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忧。通货膨胀不仅破坏了价格作为配置资源的指示器作用从而导致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而且较高的通货膨胀会使得我国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1]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的范围成为中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运动特征，对于把握中国通货膨胀未来变化趋势并实施有针对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对通货膨胀动态特点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对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设定的研究，如Taylor（1980）[2]、Calvo（1983）[3]的交错契约模型。其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拓展以尝试分析通货膨胀的解释能力与预测能力。此外，一些计量经济学家本着“让数据说话”的理念采用时间序列如ARMA或者ARMA-GARCH以及协整的计量方法对通货膨胀的动态演进规律进行刻画。然而由于资讯解读的异质性、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等造成的套利空间以及政府干预和交错定价的存在，采用传统线性计量方法对通货膨胀动态演进规律进行刻画并不准确。
近年来，中国学者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通货膨胀动态性进行研究。张凌翔、张晓峒（2011）[4]使用多区制平滑转换模型（multipleregimeSTAR，MRSTAR）将中国通货膨胀划分为四个区制并采用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生冲击对于中国通胀率系统不具有持久性影响，正向冲击与负向冲击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吴吉林、原鹏飞（2012）[5]分别构建了两、三以及四机制的C-STAR模型来分析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平滑转换，结果表明将中国通货膨胀机制划分为通缩、通胀适中、温和通胀以及高通胀的四阶段，能更好地拟合通货膨胀运动阶段的非线性平滑转换。然而以上文献侧重于从时间序列角度来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通货膨胀的非线性运动特征进行刻画，但对造成通货膨胀非线性运动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施建淮、傅雄广和许伟（2008）[6]采用VAR模型分析了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汇率和国内价格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项后军、许磊（2011）[7]采用logistic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分析了汇率传递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汇率变化对于国内价格的传递方向与通货膨胀环境有关。郭其友、陈银忠、易小丽（2011）[8]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汇率变动、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以及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在分析造成通货膨胀非线性运动的影响因素上，国内现有文献主要是从货币政策或者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水平影响，或者外来冲击与国内价格水平变动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并且由于计量方法和分析角度的差异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由于通货膨胀非线性运动的特点，因此在分析通货膨胀及其影响因素的时候采用线性模型来反映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由于价格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价格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到供给和需求，而且会通过预期来改变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具有自我衍化的特点。因此，在考虑通货膨胀动态路径衍化的时候要考虑通货膨胀预期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
再次，国内现有文献在分析通货膨胀路径衍化的时候往往将汇率波动、货币政策和外来冲击割裂分析，并没有将以上因素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因此这样做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关键词：通胀惯性；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杠杆效应;CPI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2)02-0008-06
一、引言
由于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它进行了广泛研究，得出一系列成果。蔡纯（2010）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分析了2007年次债危机以来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变动情况，研究表明不同商品期货市场的有效性略有差异，主要商品收益波动均具有积聚效应与杠杆效应［1］。张成思（2008）分析了1980~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情况，研究表明在低通胀环境下我国通货膨胀仍然呈现相当高的惯性特征［2］。李敏、王相宁（2008）研究了1987~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动态波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通胀惯性在低通胀区制时弱，在温和、高通胀区制时强［3］。艾慧（2010）认为通货膨胀理论的核心部分是传导机制，而治理通胀的根本途径是采取措施调控货币需求和削弱通胀预期的影响，以改变微观主体行为［4］。
Fuhrer，Jeffrey（1995）研究认为，通货膨胀惯性强与弱对货币政策的滞后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5］。
Engle（1982）提出ARCH模型，并且认为该模型集中反映了金融数据时间序列方差波动特点［6］。Bollerslev（1986）证明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即GARCH族模型能够更好地刻画收益序列残差项的异方差性［7］。Nelson，Daniel（1991），Black（1976）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阐明了利好消息与利空消息对股市的不对称影响［8，9］。Nelson，Daniel（1991）也首次提出了非对称波动性的EGARCH模型［9］。Engle（1993）比较了允许利好消息和利坏消息对未来的波动性有不同影响的非对称波动性模型［10］。
虽然国内外学者就通货膨胀的形成、惯性、演化机制等问题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了有成效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在整体上缺乏对通货膨胀特征的关注，而这个问题对帮助货币当局就通货膨胀治理建立一个理性的期望、选择有效的政策着力点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拟采用条件异方差模型结合我国1994年1月~2009年12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演化特征情况进行研究，以期揭示中国通货膨胀的演化机制及其内在规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选择与分析思路
1.ARMA模型。ARMA（p,q)表达式为:
ut=c+∑pi=1φiut－1+εt+∑qj=1θjεt－j（1）
其中ut为平稳时间序列，ut－1为滞后随机变量，误差项εt为白噪声，c为常数项，φi、θj为参数。
2.ARCH模型。ARCH（p)条件方差函数为：
σ2t=ω+∑pi=1αiu2t－j（2）
ARCH模型通过对过去p期非预期回报ut的平方的方差的移动平均来捕获回报序列的条件异方差。该模型是由Engel于1982提出。
3.GARCH模型。GARCH(p,q)表达式为:
εt=σtetet～i.i.d.N(0,1)
σ2t=ω+∑qj=1βjσ2t－j+∑pi=1αiu2t－j（3）
其中σ2t=E(u2tFt－1)，Ft－1为t时刻以前的全部信息。当q=0时，GARCH模型即为ARCH(P)模型。GARCH(p，q)过程是平稳过程的充要条件是α(1)+β(1)＜1，当p=q=1，α(1)+β(1)=1时，GARCH(1，1)即转化为IGARCH(1，1)模型。
其中α(1)=∑pi=1αiβ(1)=∑qj=1βj。该模型是由Bollerslev于1986提出的。
4.TARCH模型。其条件方差方程表达式为：
σ2t=ω+∑qj=1βjσ2t－j+∑pi=1αiu2t－j+
∑rk=1γku2t－kI－t－k（4）
当ut＜0时，I－t=1，说明坏消息有一个更大的冲击，即(αt+γt)倍的冲击；ut>0时，I－t=0，说明好消息的冲击要小，只有αt倍；当γk＜0时，则表明市场对坏消息的反应更强。该模型是由Zakoian于1990年提出。
5.EGARCH模型。其条件方差方程表达式为：
log(σ2t)=ω+∑qj=1βjlog(σ2t－j)+
∑pi=1αiut－iσt－i－E(ut－iσt－i)+∑rk=1γkut－kσt－k（5）
等式左边是条件方差的对数，说明杠杆影响是指数的，该模型是由Nelson于1991年提出的。当γk＜0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市场存在非对称效应，即杠杆效应。
首先,把CPI指数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数据序列看作是一个随机序列，利用ARMA模型可以挖掘CPI指数序列自身变动规律。其次,把CPI指数序列看成一个均值为零，方差随时间变化的正态分布，利用ARCH模型可以把CPI指数序列的波动集群性表现出来。然后,利用GARCH模型可以反映出CPI指数序列的长期记忆性质。最后,利用TARCH、EARCH模型可以把好、坏消息对CPI指数序列影响的非对称效应表现出来。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2年第2期2012年第2期(总第176期)王祥兵，严广乐等：中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与杠杆效应研究基于条件异方差模型的实证分析
三、中国通货膨胀特征的实证分析
1.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所公布月度数据，样本选自1994年1月~2009年12月的月度CPI指数，样本容量192个。以Y代表CPI月度指数，先采用X-12方法对Y进行季节调整，调整后数据减去100记作X，对X一阶差分记作DX。文中所用工具为Eviews6.0.
表1中的统计结果显示，序列X有尖峰厚尾的分布特征(序列呈现偏态、峰度系数大于3)，Jarque-Bera检验显示非正态性，这些初步表明，序列X可能存在ARCH现象。
3.X序列平稳性检验。
如果采用非平稳序列来建立各种统计模型，就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ARCH、GARCH等效应检验之前，需要对X、DX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2），本文采用的方法为扩大的迪克-福勒检验(ADF检验)。
由表2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条件下，序列X的ADF检验值大于相应的临界值，说明序列X是非平稳；而序列DX通过检验，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DX序列是平稳的，从而序列X是一阶单整的，即是I(1)，ADF检验法有效。
4.建立ARMA模型。
DX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因而建立ARMA模型是合适的。考虑建立ARMA(1，1)、AR(1，12)、AR(1)、MA(1)模型。通过计算和比较四个模型的AIC、SC值发现模型AR(1，12)的值较小（见表3），根据AIC准则，以及DX时间序列的自相关、偏相关函数分析图，初步确定建立以下方程：
DXt=α1DXt－1+α12DXt－12+εt（6）
借助于Eviews6.0软件，可得序列DX拟合的函数表达式为:
DXt=0.3581DXt－1－0.289DXt－12+εt
T-Statistic(5.403)(-4.585)
R2=0.1975DW=2.083
以上模型表明：
(1)序列DX的均值方程有滞后期为12的滞后项，这表明我国的CPI指数的当前走势对未来一年的CPI指数走势都会产生影响。
(2)本模型的计量结果也说明我国的通货膨胀一旦受到外部冲击偏离预期目标，通常一般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返回到预期水平。
(3)由于序列DX的均值方程有滞后期为12的滞后项，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影响持续的时间很长，通货膨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较慢，即我国的通胀惯性很强，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存在着极大的滞后效应。
5.ARCH效应检验。
图1是DX的残差图，观察DX的残差图可以初步判断有波动集现象存在于序列DX中:较大或较小幅度的波动后会相应地紧随着较大或较小幅度的波动，这说明误差项可能具有条件异方差性。对序列DX的回归方程残差序列进行滞后阶数为1的ARCH-LM检验。F统计量值为5.354，R2值为0.0295，其中：
F=5.354＞F0.05(1,178－1－1)=3.84
LM=TR2=178×0.0295
=5.255＞x20.05(1)=3.841
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值都小于0.05，可知F和LM的值都落在相应临界值的右边，因此拒绝原假设，说明DX残差的平方序列存在1阶自相关，即DX的回归方程残差序列存在ARCH效应。如果对DX的回归方程残差序列进行滞后阶数为12的ARCH-LM检验，序列DX也可通过检验，说明序列DX存在高阶ARCH效应（GARCH效应），于是考虑建立GARCH模型。
6.建立GARCH模型。
由于序列DX的回归方程残差序列存在高阶的ARCH效应，可对序列DX建GARCH(1，1)、IGARCH(1，1)模型。通过计算和比较两个模型的AIC、SC值发现IGARCH(1，1)的值较小（见表4），根据AIC、SC准则，可对序列DX建立如下IGARCH(1，1)模型：
均值方程：
DXt=0.3927DXt－1－0.3052DXt－12+εt
Z-Statistic(9.358)(-7.252)
方差方程：
2t=－0.03082t－1+1.03082t－1
Z-Statistic(-36.87)(1233.513)
R2=0.196对数似然值=-171.75
AIC=1.95SC=2.006
以上模型表明：
(1)序列DX的方差方程中也有滞后项，进一步表明中国CPI指数的当前走势会对未来的走势产生影响。这种信息没有及时被市场获取，反映在当期的DX序列中，符合本文的自相关检验结果，DX序列的自相关性也很强。
(2)序列DX的方差方程中:α+β=1，表明在经济开放和转型条件下，外部经济冲击对中国CPI指数有持续的影响，并且冲击对条件方差也产生持久影响。
(3)运用IGARCH(1，1)模型后，再对方程进行ARCH－LM检验已经不再显著。
7.非对称ARCH模型的建立。
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具有波动集群性，而且具有非对称性，即杠杆效应。下面通过建立非对称的GARCH模型的进行实证研究。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估计可得序列DX的TARCH、EGARCH模型。通过计算和比较两个模型的AIC、SC值发现模型EARCH(1，1)的值较小（见表5），为有效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的非对称性，根据AIC、SC准则，可对序列DX建立如下EGARCH(1，1)模型：
均值方程：
DXt=0.4308DXt－1－0.3231DXt－12+εt
Z-Statistic(7.012)(-7.053)
方差方程：
ln(2t)=－1.568+0.591t－1t－1－
Z-Statistic(-6.534)(2.959)
0.231(t－1t－1)－0.203ln(2t－1)
(2.015)(-0.793)
R2=0.191对数似然值=-168.21
AIC=1.946SC=2.053
以上模型表明：
(1)序列DX的方差方程中杠杆效应项γ=－0.231，且显著不等于零，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的具有显著非对称性效应。
(2)序列DX的方差方程中α=0.591，当ut－1>0时，该信息冲击的条件方差的对数有一个0.591+(－0.231)=0.36倍的冲击；当ut－1＜0时，它给条件方差的对数带来一个0.591+(－0.231)×(－1)=0.822倍的冲击。
(3)对于序列DX，负的冲击（使物价上涨的因素）所产生的波动性要远大于正的冲击（使物价下降的因素）的波动性。
四、实证结果的分析及其经济机制
由于宏观总量总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因而宏观经济现象不可能离开其微观基础而存在，对宏观货币经济现象的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其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基于此，下面将从理论分析视角讨论中国通货膨胀特征的微观机制和政策价值。
1.通胀惯性。在以上的AR(1，12)、IGARCH(1，1)、EGARCH(1，1)模型中，均值方程、方差方程中都含有滞后项，特别是均值方程有滞后12期的滞后项，这说明中国CPI指数的当前走势对未来的走势会产生影响。因而我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受实际通货膨胀及其滞后序列的影响较大。当期实际通货膨胀的波动会对下一期的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正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会持续1年左右的时间，即消费者在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时，会考虑一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历史情况。模型AR(1，12)的计量结果也说明，我国的通货膨胀有很强惯性特征①。由于我国物价指数序列DX的均值方程有滞后期为12的滞后项，说明我国的通货膨胀影响持续的时间很长，通货膨胀惯性很强，即通货膨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较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存在着极大的滞后效应。因而我国货币当局在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我国通胀惯性强的特征，对通货膨胀抬头趋势的适度警觉，以应对强通胀惯性环境下的货币政策滞后效应［2］。
2.波动集群性。
在IGARCH(1，1)方差方程中，β表示系统波动的记忆性，β越大说明系统记忆性越强，当β为正则说明系统会通过非线性机制放大其前期的波动；α表示系统外部冲击对系统波动的影响，当α为正且较大时,表明外部冲击对波动影响较大，而当α为负,表明外部冲击有助于系统稳定；(α+β)表示通胀波动的持续性，当(α+β)＜0，则说明模型收敛，波动对条件方差的影响有限；如果(α+β)=1,则说明外部冲击对条件方差影响持久［11］。根据IGARCH(1，1)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估计，β=-1.0308＞1,这表明我国经济系统具有放大其前期价格波动特性，因而我国价格系统运行不具有自稳定功能，仅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达到价格稳定，必须依靠非市场的政策干预才能实现中国价格系统的平稳运行，这也说明经济转型和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市场经济还不是很成熟，不具有内生最优演化性［11］。其次α=-0.0308＜0，说明我国经济系统中前期外部冲击能降低本期通胀波动，因而我国的经济干预政策具有稳定价格系统运行功能，这也从实证上说明我国相关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为我国政府的经济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同时我国通货膨胀波动的持续性(α+β)=1,表明外部经济冲击对价格波动产生了持久影响，这与我国通货膨胀惯性较长特征一致。
3.杠杆效应。
在EGARCH(1，1)中，在方差方程中的系数γ显著异于0，且为负值，反映了中国通货膨胀波动的杠杆效应。负的γ值表明负的冲击（即使物价上涨的因素）和正的冲击（即使物价下降的因素）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是不对称的，负冲击(0.822倍)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往往要比相同规模的正冲击(0.36倍)强烈多。这种杠杆效应主要归咎于市场客体的心里预期即通货膨胀预期。其过程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消费决策。当消费者形成通胀预期时，为了保值增值，他们会增加耐用消费品或可增值的金融产品，从而使货币需求减少、货币超常供给。（2）企业投资决策。通胀预期下，企业的投资成本降低，在短期内，由于企业投资的增加将导致总需求增加，从而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3）生产要素供需环节。当生产要素供给者通胀预期形成时，在签约时供给者会提高生产要素的报酬率，当生产要素需求者同意提高时，被提高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率部分会通过生产转嫁到产品价格中，从而形成下一轮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当生产要素需求者不同意提高时，要素需求者减少生产要素的购买，导致总供给减少，这也会使新的通胀压力形成。当通胀预期一旦形成，上述三种途径就会叠加成为新一轮物价上涨的非均衡力量，从而产生更强大的通胀压力，导致物价上涨的“羊群负效应”。而一旦市场价格下降时，由于市场客体的通货膨胀预期的粘性和市场价格的粘性，则会使市场价格向下的趋势变得平缓的多。因此，中国通货膨胀的杠杆效应较为明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波动集群性、通胀惯性强、杠杆效应等特征。
波动集群性特征说明外部经济冲击对我国价格波动影响持久，并且经济系统自身会放大其前期的波动，因而经济系统不可能依靠市场的力量达到稳定状态，只有靠外部力量的政策干预才能实现中国价格系统的平稳运行，这也说明中国货币当局进行政策干预价格波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胀惯性强的特征说明我国通货膨胀对其治理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较慢，货币当局必须保持对通货膨胀抬头趋势的适度警觉，加强对货币政策时滞的管理，以减少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杠杆效应说明通胀预期对物价上涨的“羊群负效应”起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在物价上涨时，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并非完全理性，货币当局应该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和积极引导公众形成良好的、稳定的通胀预期，前瞻性地做好宏观微调准备，以减少高通胀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传导的的影响。通过对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通货膨胀特征有深刻政策含义，对通货膨胀治理、通胀预期管理、货币政策安排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1.我国通胀惯性强的特征要求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减少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措施如下：首先，应提高货币政策的时效性、增强货币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减少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的滞后性。其次,要根据经济形势的演化，适当控制货币供给增长率，减少流动性，同时要合理搭配其他政策工具降低通货膨胀受货币供给量的显著滞后影响。最后,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缩短货币政策内部决策时滞；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敏感性，防止货币政策被扭曲，缩短货币政策外部时滞。
2.杠杆效应说明公众一旦形成了长期高通货膨胀预期，政府就需要花大量精力去改变这种预期，而且宏观经济还会面临长期滞胀的风险。因而政府应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利用经济政策与措施影响远期，以期改变公众通货膨胀预期，让公众确信政府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以减少羊群负效应。措施如下：首先,政府应该加强各种信息和政策的披露和共享，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降低公众获取真实信息的成本、提高公众信息的对称性，从而正确引导和调整公众的预期。其次,当通货膨胀出现时，各经济决策部门可以通过协同行动、多种政策协调操作协调来疏导公众的通胀预期心理。
3.本轮通胀是从2010年7月份开始，2011年前四个月的CPI上涨是5.1，5月份达到5.5。本轮通胀是2008年11月以来较长时期货币供应过多的直接结果，过多的货币供应强化了中国经济的粗放扩张，恶化了经济结构，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在2010年降到最低点，因而形成了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产品成本增加积累以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上涨进一步强化了通胀压力。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对本轮通胀治理的启示：(1)政府较早承认通货膨胀的出现，确认控制物价上涨是宏观调控首要任务，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国政府治理通胀的决心和信心，有利于疏导的公众通胀预期心理。(2)本轮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主要因为农产品，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也有房地产价格上涨因素。因而要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就应针对这两个最主要的源头进行，尽量平衡农产品与房地产市场长期的供求。(3)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具有很强的自我实现性，政府可以通过动用农产品的储备和提高农产品生产力来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过提供保值债权，显示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改变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4)政府应为公众提供可靠的防通胀工具，让公众不必通过购买商品来避风险；也可利用人民币升值的优势和降低关税来增加进口，以增加预期的国内供给，从而使低通胀自我实现。(5)货币当局通过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确金率，可有效降低总体的流动性。到目前我国已经出现16个月的实际存款利率是负的，这会导致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流出，可以通过提高长期固定存款的利率，让实际存款利率朝正向发展以减少存款的流出。
综上所述，我国通货膨胀治理过程必须充分考虑我国通货膨胀特征的影响，在其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要密切关注我国通货膨胀特征各关键因素变化，加强重要消费品供求情况和价格的跟踪与分析工作，及时采用调控措施消除那些与市场制度逻辑不一致的政策传导条件以及对政策信号不能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价格水平，合理引导物价走势，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
注释:
①通胀惯性是指通货膨胀在受到随机扰动因素冲击后偏离其均衡状态的趋势所持续的，因而通胀惯性的强弱决定了通货膨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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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atilityandLeverageEffectofChina'sInflation:AnEmpiricalAnalysisbyConditionalHeteroscedasticModel
WANGXiang-bing,YANGuang-le,YANGWei-zhong
(Managementschool，Shangha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hanghai200093，China)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制度框架的设计；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5[文献标识码]B
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的来临，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表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即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targeting）的推行。而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一个有益的名义锚和“受约束的相机抉择”框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的中期目标；在制度上承诺把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处于从属地位；利用包括货币总量和汇率在内的信息为货币政策决策服务；联系货币政策工具和通货膨胀的定性框架，使公众了解中央银行决策的过程和机制；确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对通货膨胀负责制。
新西兰是最早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而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捷克、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也相继宣布把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一系列合理有效的政策手段，这样才能给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经济发展上的益处。在设计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框架时，中央银行要注意的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制度框架设计，它包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建立货币政策措施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明白易懂的传导机制和建立相应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等一系列的问题。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其具体制度框架设计也有所区别。通过对几个成功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制度性框架设计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性框架特征在各国的异同。
由于独立性较高的德意志银行和瑞士银行长期以来在维持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方面的成功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赋予了中央银行更大的独立性。1989-1991年期间，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修改《银行法》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1992年欧盟制定的“马斯特利赫特条约”也要求其成员国赋予他们的中央银行更大的独立性，以组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1997年，英格兰银行也获得了在货币与利率政策决策方面更大的自。独立性增加的同时，中央银行可以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在稳定物价的目标上。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银行独立性并不是完全的独立，其货币政策目标往往还是由政府制定，而在政策操作工具选择以及操作过程中具有独立性，政府和中央银行之间还是委托人和人的关系。但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这种制度安排，能比较有效地避免政府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干预。
二、中央银行的透明度
透明度是指中央银行向公众披露信息的数量和准确度，如果公众可得到的信息在量上保证了充分，但中央银行在信息披露上不及时、不精确，发送的信号模糊或者是训导性信息等，这不仅不能提高透明度，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结果只会让公众更加迷惑。透明度有三个属性：清晰、具有实质内容、接受公众的检验。总之，透明度强调中央银行在信息披露上除了需要保证充分完全外，还要做到及时、准确、简明易懂，这些要求对透明度来说也关系重大。
强调“透明度”政策，即简洁、清晰和易于理解的政策，强调与公众沟通是所有我们研究的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特征。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方式多种多样。中央银行经常与政府沟通，这些是由法律授权的，有些是对信息咨询做出的答复，中央银行官员还就政策和经济形势作公开讲话。这些渠道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过各种公开“通货膨胀报告”等方式，把公众参与推进了一步。通货膨胀报告首先在英国出现，如今几乎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形式，它以清晰、易懂的风格提供有关通货膨胀前景、中央银行的计划和目标的全面信息。
改善透明度和沟通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在这一制度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它们通过降低货币政策、利率和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改善了私人部门的计划；通过让公众了解中央银行的可为与不可为，促进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公开讨论；增加了中央银行长期决策的自由度，例如，暂时偏离目标而对通货膨胀预期不产生负面影响；明确了中央银行和政治家们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的职责。透明度和沟通有助于增强责任。
三、中央银行的责任制
中央银行责任制在操作和政治上有很多好处。以事先宣布和明确的基准（如通货膨胀目标值的路径）来估计，货币政策操作成功的可持续性在建立公众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政策的支持方面发挥着作用。从德国银行和瑞士国民银行的经验来看，即使在对绩效评估没有明确定义和法律标准的情况下，也能够建立公众支持和责任。获得公众信任和支持的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能够保持更大的独立性并从长远考虑，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成果。受信任的中央银行对影响其他经济政策层面，如财政政策的短期力量形成制衡。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和尊重使中央银行对政府预算决策产生温和的影响，而后者直接危及到通货膨胀目标的实现。
暂且不考虑经济因素，通货膨胀目标制具有与中央银行在民主社会的作用完全一致的特点。尽管在长期内中央银行不受短期政治压力对利率决策的影响，但中央银行应当对实现既定目标的政治过程负责。换句话说，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而不是目标独立性。当货币政策的目标，以及中央银行实现目标的记录比较清晰地向公众显示时，中央银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执行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政策。
四、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在开放经济体中，货币态势的变化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政策渠道通常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短期内，利率的上升通过汇率升值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直接降低通货膨胀。由于直接汇率渠道的“时滞”要短于总需求渠道的时滞，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汇率变动而在一段较短的时滞后影响消费物价指数。在长期内，利率上升首先减弱预期和降低商业投资，然后减少消费，造成汇率升值，从而使支出从贸易品转向非贸易品，最后间接降低通货膨胀。另外，汇率变动影响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本身价格，通过消费价格指数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汇率变动最终会影响名义工资。这两种情况者将影响本国生产产品的成本，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所有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都通过对市场的操作来使利率的操作目标保持在预定水平。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很少使用直接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因为像准备金、贷款限制等直接工具对消除通货膨胀冲击和传递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号方面不太有效，而基于市场的工具则可以比较灵活地对通货膨胀波动做出反应，并且更容易通过微调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
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政策渠道具有价格向下粘性和从汇率到通货膨胀快速穿透传递的特征。如在巴西，利率影响通货膨胀的时滞最短为6个月，汇率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快。在智利，指数化导致向下的价格惯性以及从汇率和工资变化向通货膨胀的迅速传导（约3个季度）。工业国家的汇率传递效应则较为缓慢，约6-8个季度。显然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中心不是货币供给增长率而是短期名义利率、短期实际利率和汇率，以及它们对预期、总需求、本国生产商品价格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践来看，货币当局平抑汇率波动、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的手段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货币当局把利率作为政策工具，通过依据泰勒规则调节利率来实现和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利率对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缺口做出反应，有时也根据汇率的缺口做出调整。另一种是货币当局动用国际储备来影响名义汇率，汇率贬值幅度与通货膨胀目标相符。JavierA.Reyes（2003）建立一个模型说明在控制汇率变动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方面，利率政策优于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外汇市场干预伴随较高的产量成本，其收益又要取决于引起汇率变动冲击的性质。
五、货币政策委员会
由于货币政策制定反映了对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因此，参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往往不止一个。大部分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常任命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来共同制定，这样可以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货币政策委员会通常只负责制定近期的基准短期利率等操作目标，而不进行日常的具体政策操作。瑞典等中央银行则将日常政策操作的责任赋予执行委员会，其他国家是由具体部门负责操作。
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般由中央银行行长、副行长以及各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但也有些国家财政部长也是其中的成员，像澳大利亚、哥伦比亚等；另外，还有的委员会中包括部分外部成员，比如，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除了中央银行内部的5名成员外，还有财政大臣任命的4名外部成员。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般包括5-10名成员，大部分在7名左右。货币政策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主席一般都由中央银行副行长担任。与大部分国家不同的是，新西兰和以色列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只是行长的咨询建议机构，并不参与最后的决策。介于委员会决策和行长一人决策之间的是管理委员会决策，目前只有冰岛和瑞士实行，他们的管理委员会只有3名成员，由行长和副行长组成。
如表2所示，由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政策的时候，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央银行要求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来表决；而巴西、智利等大部分国家通过一人一票投票方式表决，在后一种情况下，若出现不同的表决意见数相同时，委员会主席具有最终决定权。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不同类别的国家所选择的制度框架有所不同。就中央银行独立性而言有的国家是从中央银行建立伊始独立性就很强，有的国家是通过法律手段赋予中央银行很大的独立性；在增强中央银行透明度建设方面也各具特色，如不定期以不同的形式向公众公布“通货膨胀报告”，中央银行经常与政府沟通，及其官员就政策和经济形势作公开讲话等方式，加强与公众交流以增强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责任性；在加强中央银行责任制方面，用协议方式来约束中央银行的行为，如新西兰政府与中央银行就政策目标签订正式协议；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几乎所有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都通过间接手段，即通过对市场的操作来使利率的操作目标保持在预定水平。大多数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常任命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来共同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各国只是在组员选择和表决方式上有所差别，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虽然从制度角度有一些硬性的规定，但它确实也赋予了中央银行在政策操作的极大空间，因此它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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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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