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再次强调“国际粮食供求矛盾突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长抓不懈”，要“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这对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粮食部门作为重要涉农部门之一，做好粮食收购工作，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上基本稳定，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服务“三农”的具体体现。
粮食收购对于稳定粮食市场价格、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秋粮涉及的品种多、数量大，秋粮收购也是粮食收购的重中之重。各级粮食部门一定要把做好秋粮收购工作作为当前粮食流通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讲政治，讲大局，统一思想认识，认真分析形势，精心组织安排，加强指导协调，采取切实措施，把今年的秋粮收购工作抓好，确保收购工作顺利进行。
二、认真落实好国家已经确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措施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在东北地区安排了国家临时储存稻谷、玉米和中央储备大豆的收购，这是稳定当前秋粮市场价格、保护农民利益而实施的重要调控措施。各地一定要抓紧和中储粮、农发行等有关方面协调，在收购库点安排、收购资金准备等方面搞好衔接，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尽快落实，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
特别是在国家临时存储水稻和玉米收储库点安排上，我们要求指定的收储库点名单由中储粮有关分公司提出，商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省级分行后，报中储粮总公司审核确定，并由中储粮总公司及时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因此，各地一定要积极和中储粮分公司进行沟通协调，在收储库点安排上要向重点产区倾斜，防止出现农民“卖粮难”。
三、加强对秋粮收购和有关政策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对粮食购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赋予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据有关规定，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好粮食市场秩序，确保国家粮食收购政策落实到位。各级粮食部门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积极受理种粮农民和群众的举报、投诉，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及时查处各种涉粮违法违规案件。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及违反国家粮食购销政策的问题，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粮食流通秩序，保证粮食合理有序流通，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收购期间各地要组成工作组，深入第一线，检查指导收购工作，及时跟踪生产、市场等形势的变化，随时了解和掌握收购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和研究解决收购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要问题要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确保秋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
关键词：粮食安全；重要性；挑战；对策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对于国家来说，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对于世界来说，粮食安全是实现和谐世界的保证。尤其对于中国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推进的国家而言，确保粮食安全不仅是实向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大会将粮食安全定义为：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活跃，健康的生活所需的饮食需求和消费偏好。
2009年11月18日，为期3天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在罗马落下帷幕。此前，联合国粮农总干事迪马夫以绝食方式希望引起世界对全球日益增加的饥荒人口的注意，据FAO的报告指出，截止去年，全球饥饿人口已达到10.2亿，其中全球有29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饥荒，这种情况反映出目前脆弱的粮食安全系统，同时也促使我们必须从一个相当高的立足点上，充分认识粮食安全问题的特殊重要性.
（一）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
粮食问题是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中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同时也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中国的粮食生产和供求情况不仅关系到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会影响国际粮食的供求和价格状况。如果我们大量从国际上进口粮食，就会造成国际粮源的紧张，拉动粮食价格上涨。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看，我国人口众多，农业受自然风险和影响较大，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粮食始终被视为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如果放松国内粮食生产，过度依赖国际市场，无异于将自己的饭碗放在他人手上，在战略上极易受制于人，在关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团结干事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无忧无虑奔小康”的政治氛围的基础物质是粮食，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都好办了”，这个简单的道理说明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的需要。
（二）粮食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命脉
从政治角度看，粮食安全是立国的基础。我国的自立能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粮食的生产、农业的发展。如果农、副产品不能保持自给，过多依赖进口，必将受制于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这是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话。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很早就渗入了政治因素。中国历史上就有“兵马不动，粮草先行”，明成祖的“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帝王之道，以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政治哲学都表明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粮食也始终以一种潜移默化、化大象为无形的方式左右着古代中国政治。粮食问题几乎是所有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粮食以一种独有的隐喻讲述着真实的历史，任何政治家都难以逃脱粮食的政治。
（三）粮食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粮食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加快，虽然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逐步降低，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历史反复证明，粮食一旦出现大的波折，将直接危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90年代初发生的全国性粮食价格暴涨，都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且调整恢复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和努力。党的十七大提出，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2022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粮食作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物质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切实做好粮食工作，保持粮食问题长期稳定，不仅对保障人民群众吃粮安全，增加种粮农民收入，发挥种粮农民积极性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一）种粮成本高，严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
粮食的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粮价在不断上涨，但是随着化肥、农药、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提升，粮食保护价收购和补贴收入难以抵补种粮成本，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城市化潮流的带动下，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对农业实行剪刀差，粮食生产区一半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真正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多是老弱妇孺。而在中国农业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依然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农业生产难以维持，大量土地被抛荒或粗放经营，因而影响到粮食安全。
（二）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升将使我国粮食需求保持刚性增长
有关预测表明，未来十年我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4.6亿。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口粮需求刚性增长，按照人均400公斤口粮计算，到2022年我国口粮需求总量达到5.84亿吨，比2010年的5.48亿吨增长6.57%，这将大大超过同一时期我国粮食生产可能的增速度。同时，经济增长带来的粮食消费结构变化将为更激烈，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消费需求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据有关预测，到2022年，全国饲料用粮需求总量比重超过40%。同时，食生物燃料、生物制药和酿酒工业的迅猛发展，将会显著增大粮食消费比重。
（三）城市化推进，耕地数量逐年减少
随着城市化得推进，新增建设用地、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使得我国耕地和粮食种植面积持续减少。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相关资料：过去十年间我国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减少至18.26亿亩，减少总量达1.25亿，年均减少829.2万亩。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亩，约为世界水平的40%，并且耕地质量总体偏差，中低产田均占67%，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废”污染问题严重。
（四）自然灾害严重，水资源短缺矛盾凸现
近年来中国自然灾害严重，尤其是干旱化趋势严重。目前，中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为2200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每年农业生产缺水200多亿立方米，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水土资源很不匹配。这些都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并且会对我国粮食中长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三、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面对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我们必须现阶段必须稳定粮食耕种面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稳定国内粮食供给，开展多元化国际粮食贸易，加大力度深挖粮食供给增长潜力，确保粮食充足供应。
（一）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治本之策。国家需要采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方法保障稳定增加粮农的收入，并改进对粮农补贴扶持的方式，是农民在国家优惠扶持下从种粮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从根本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和供应保障能力。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二）在稳定基本粮田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上，主攻单产，稳定增加粮食总产。大力实施科技兴粮战略，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粮食生产方式，努力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大力调整粮食生产结构，积极推进粮食向优质化、专用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提高粮食质量。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农业也不例外，不断增加对农业科技开发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农业技术，建立科技支撑的长效机制，是今后中国粮食生产发展的必由之路。把科技因素作为增产粮食的重中之重，努力转变农业生产增长方式，建立科技支撑的长效机制，最终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好中国的粮食问题。
（四）加强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增强粮食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加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建立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效机制，关键要加大对连接田间地头的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着力投资治理大河、大江、湖泊，努力完成一批水利骨干及配套工程。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和基础农田整治，推行沃土工程，加快改造中低产田。
（五）严格耕地保护，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发展粮食生产，关键是建立起耕地资源保护和有效利用的长效机制。建立耕地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长效机制，把耕地减少控制在最低限度，协调好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矛盾，不断改善和提高耕地质量，要采取措施应对城市化过程中对耕地的蚕食，限制现有土地性质的转换，要严格执行基本农田制度，确保农业用地的用途为提高粮食产出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六）建立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的长效机制。粮食生产面临着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建立粮食生产抗风险的机制，提高种粮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通过制度创新，建立风险规避和损失补偿机制。健全粮食期货市场。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规避作用。
[参考文献]
[1]尹成杰.粮安天下[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2]余晓峰.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J].经济研究导刊，2010
作者：冯琳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现行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未确立粮食安全观为立法指导思想就现有的粮食法律规范而言，绝大多数法律规范在立法时并不是为了维护粮食安全。即使此类的相关法规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客观效果，那也只是为其他目的实施后所产生的附属效应。如《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涉农法律，其直接的目的在于推广农业机械化、农业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只不过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机械化、农业技术的推广又是促进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因而这些法律规范事实上起到了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3］。尽管它们在立法之时并未以粮食安全保障作为其明确的立法指导思想与理念，但我们不可否认这些法律规范都直接或间接的发挥着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只是由于粮食安全观念并未贯彻到这些具体法律条文与法律制度之中，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当然，也有少部分相关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粮食安全的理念，如《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农业法》第5章均能较为明显地体现和贯彻粮食安全的理念。但遗憾的是，这部分立法也没有将粮食安全理念贯彻到相关具体制度与法律条文之中。由此可知，在指导思想上，我国粮食安全法律规范并未真正贯彻保障粮食安全的理念。(二)现行粮食安全保障法律规范存在缺陷我国现行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在外在表现形式以及实体内容上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行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存在立法空白，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基本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是我国农业领域的基本法。该法第5章第31条至第36条对粮食安全作了专章规定，但是区区6个条文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安全的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其对于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消费各个环节的风险防范还存在诸多空白。此外，不难发现这6个条文规定的内容含有颇多标语口号式的宣示，并充满“鼓励”“支持”“提倡”等难以操作的措辞，其可操作性极差，远未起到粮食安全基本法的作用。换言之，我国目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基本法。这使得粮食安全法律规范没有主心骨，没有支柱，从而显得零散与混乱。第二，现行粮食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零散、混乱，缺乏协调性。一方面，粮食安全相关法律规范大多散见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多数直接或间接与调整粮食安全法律关系有关的规定仅仅属于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甚至政策性文件，法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状况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不同部门、各个地方就统一问题所确定的规范也会因某些原因而相互冲突。例如，各省级政府依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的授权对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条件作了不尽相同的规定。按照规定经营者一旦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便可以在全国各地进行粮食收购，由于各地规定的市场准入条件不一致，这就形成了市场主体竞争不平等。第三，缺乏程序性规定，实际操作性不强。从现有的法律规范来看，不少相关条款都是无实质履行内容的倡导性规范，没有做相应的具体明确的制度安排，可操作性差。以《农业法》为例，第5章第34条规定:“国家建立粮食安全预警制度，采取措施保证粮食供给。”条文中只是做了原则性规定，就该制度实施主体、范围及程序等基本内容均未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样，第46条规定了国家扶持农业保险的原则，而对农业保险的实施主体、体系设置、基本的运作规则及其经费来源、各方的基本权利义务等都未做出明确规定。
完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法律途径
(一)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主要领导，不但要鼓励和加强粮食安全法律保障理论研究，为粮食安全法律保障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与指导，而且要切实把建立健全完善的粮食安全法律保障体系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来抓。唯有提高对法律保障粮食安全的认识，社会各界才能齐心合力加强粮食安全立法，严格粮食安全执法。(二)加强立法，构建完善的粮食安全法律规范体系埃尔曼曾经说过:“法律乃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是解决冲突的首要渠道。”因此，以法律的手段去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同时，由于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相对严格的制定及修改程序，能为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加强立法，应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填补现行粮食安全法规中的立法空白。为确保粮食安全基本法的权威性，建议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并由全国人大专门制定和颁布，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法律。另外，应以这一基本法为核心，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如在农业保险方面，不但要在《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增加农业保险的目的、原则等基本性规定，还要制定《农业保险条例》，通过制定农业保险的具体规范以确保其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对现有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梳理、整合、协调、修改与完善。一是对现有的粮食安全法律规范中互不协调，互相冲突的法律规范予以整合与协调。例如，针对全国各地关于粮食收购准入条件规定不一的情况，应当在《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做出统一的规定，要求各省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协调。二是对现有的粮食安全法律规范中已与时代背景、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予以相应的修改完善。例如，对《水土保持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作相应的修改完善。(三)健全制度，完善相关粮食安全法律保障机制在粮食生产、流通、储备以及消费等各环节不断完善相关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具体来说:粮食生产安全方面。通过对农田等农业基础设施的保障以及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和运用来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另外，应将粮食直补政策上升为法律，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同时，以国家支持为主的粮食金融支持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4］。粮食流通安全方面。要建立并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对国家粮食安全这一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应由国家负责，由此产生的支出成本由中央政府承担，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之中。粮食储备安全方面。应详尽界定粮食储备的监管部门、粮食储备企业的主体地位、粮食储备的审核监督、粮食储备的动用、粮食储备资金的来源等关键事项;此外，应构建完善的储备粮监督机制，通过定期、不定期的审计及检查，确保仓实相符、账实相符。粮食消费安全方面。除了完善现有的法律对计划生育的规范以及鼓励大众爱粮惜粮，养成珍惜粮食的习惯外，法规对粮食消费安全的保障还必须注重对粮食消费结构的调整以及建立控制工业用粮的制度方面。
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出版了专著《谁来养活中国？》，渲染“中国粮食”，在当时引起一场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实际上，当时对中国粮食问题会造成世界级影响的担忧在国内外学者中已屡见不鲜。仔细思考，如今已经不是“谁来养活中国？”这样的区域性问题，而是“谁来养活世界”这样的世界性问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与此相对应，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基本生活的粮食安全问题仍在困扰着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加速了环境的退化，并加剧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粮食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粮食出口国也包括粮食进口国都无法漠视的重大问题。
尽管粮食安全所遭遇的挑战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警觉，但粮食安全问题并非一个或几个国家和区域性组织的单兵作战所能解决，未来需要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应对方案。
不可否认在世界粮食市场价格长期稳定甚至低迷时期，个别国家尽情享受了遵循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所带来的所有益处，可是，这些国家也必将承担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诱致的巨大粮食需求和生物质能源开发消耗的巨大粮食需求以及投机基金引起的粮食金融化导致的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暴涨诱发的长痛。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也具有相对性？
当今的世界，已经由“富有”就可以买到粮食走向“富裕”也未必能够买到粮食的新阶段，以粮食（经济）援助和中断粮食贸易契约为代表的，以粮食作为武器的趋势日益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人类真的已经步入重新定义“富裕”这个概念的时候了。也可以说经济学在面对粮食问题时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或者说分析粮食问题对经济学而言真有些强人所难的感觉，抑或是也许经济学已经踏进需要认真思考自身的基本观点、参照物和分析工具的门槛阶段。何故？粮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包含着浓厚的政治、军事、生态、社会等色彩。说到底粮食问题是人性的善与恶的完美结合。
《谁来养活世界》旨在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将世界粮食问题置于世界经济坐标系中，分析世界粮食生产条件、粮食生产能力、粮食消费、贸易和库存的基础上，对农业协定以及粮食价格等进行详尽的考察。以此为依据指出世界粮食面临的问题，并从提高产量、合理消费以及科学制定粮食价格等三个方面提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的方略。
《日本的粮食》利用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食品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将日本粮食问题放在日本经济的坐标系中，把握日本粮食发展的态势及空间分布规律。从空间维度探讨了以下理论与实践问题：日本粮食生产条件和农业经营规模的空间分布剖析；粮食生产、农户经济分析、农业组织化、粮食贸易、消费、库存现状、粮食价格与政策等变化趋势及空间分布的把握；日本食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粮食问题面临的挑战；日本粮食问题的对策。
本丛书最大的特点是资料详实。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次使用，前后加工整理的数据超过100万之多。第二个特点是多学科理论与知识的综合运用，这一点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第三个特点是客观性，也就是在分析世界及各国粮食问题时，完全依据世界粮食发展的客观情况，没有主观臆断的色彩，也没有意识形态的表露。
一部粮食发展史就是粮食经济学探索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弄清粮食的特性对于行业肩负的历史责任特别重要。我们首先要认识粮食是一个特殊商品，粮食行业是一个具有特殊使命的行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和粮食经济学会多次讨论，一致认为粮食这个商品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大家作了这样一个概括：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覆盖面最广、牵涉面最宽、敏感度最强的资源性、战略性、公共性的特殊商品。“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是人民生活的首要必需品，是扩大内需的首选商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是全国人民面临的永恒主题，是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经济上面临的三大安全，即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中，实践证明粮食安全是三大安全之首，但现在已成为薄弱的环节。特别是应当看到，在世界大国中，我国是人均占有农业资源相对薄弱的国家。这是对我们从经济大国发展成经济强国很不利的因素。中国要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在粮食问题上，一定要保持自，立足国内，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决不能把米袋子挂在别人身上。中国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谁也不会救我们。
建国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提高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1958年，粮食产量从1.1亿吨增加到2亿吨，用了9年时间；1959—1978年由2亿吨增加到3亿吨，用19年时间；1978—1984年，由3亿吨上升到4亿吨，用了6年时间，是中国粮食发展的黄金时期；1985—1996年由4亿吨发展到5亿吨，用了12年时间。1997—2011年，用了15年时间发展到5.712亿吨。近年来，粮食总产量仍在5亿多吨徘徊，人均占有粮食在370—400公斤之间。
当前粮食工作出现了三个特点：一是粮食总产创历史新高。2011年粮食获得全面丰收，总产达到5.7亿吨以上，比上年增长4.5%，这是新世纪头十年以来第一个大丰收年，特别是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上了5亿吨的新台阶。二是城镇化水平创历史新高。2011年末，全国总人口13.4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已达6.9079亿人，占总人口的51.3%，首次超过了人口的一半。这是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化。而且，我国的大城市多，城市群多，对粮食需求呈现多样化、高质化的刚性增长，这对粮食行业来说既提供了极大的商机，也带来供应的极大压力。确保粮食供需的综合平衡，其任务之繁重、工作之艰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三是粮油的进口创新高。从本世纪初加入世贸以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9%，当前粮油的进口总额已居世界第一。2011年进口大豆5264万吨、稻米59.8万吨、小麦125.8万吨、玉米175.4万吨、大麦177.6万吨，油菜籽126.2万吨、植物油779.8万吨，预计今后进口逆差将成为常态。以上三个特点带有全局性、关键性与趋向性，是我们观察粮食形势、分析发展趋向、研究战略对策需要首先考虑的。
总的讲，今年的粮食形势是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证的，稳定粮价和粮食市场是有物质基础的。但是，从中长期看，隐忧增加，潜在风险加大。可以说当前粮食工作也存在三大问题：“生产上放松粮食，流通上弱化粮食，消费上挥霍粮食”，而且这些现象日趋严重。最根本的是我们在粮食上过了十来年平安日子，对粮食安全的观念淡漠了，对粮食的重要性认识普遍淡化了。四川是天府之国，西部的大粮仓，但现在已成调入大省，去年调入的粮食达1100多万吨。虽然调出猪多、酒多，但过去也曾调出过，只不过数量不如现在。如果粮食紧张，调动困难，将不仅牵动粮食业，也会波及白酒、生猪饲养业，影响不可低估。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分析粮情，要特别警惕在城镇化过程中把农业和粮食现代化丢掉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把粮食自丢掉了。
二、建设好可持续、抗风险、能自主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是粮食工作的根本任务和神圣职责
粮食工作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产业中的常青产业，人民离不开粮食工作，国家需要粮食工作，时代赋予粮食工作以重任。国家设立粮食行政部门就是为了确保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让各族人民都能得到充足的粮食营养，这是全党、全国和全社会的头等大事。所以，在粮食战线工作的同志，包括行政管理部门、社会中介组织和广大企业群体都应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这一中心任务，做好各项工作，这是大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我们讲粮食安全，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在宏观上，要保持粮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综合平衡，确保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在微观上，要保证每个粮食产品的安全性，决不能让不安全、不合标准的食品流入市场，确保老百姓吃得放心，用得安心。
纵观世界潮流，总结历史经验，立足于我国的国情粮情，笔者认为，在粮食安全这个全局大事上的长治久安，就是要求我们建设好可持续、抗风险、能自主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筑起我们粮食工作的钢铁长城。这个工程内涵丰富、要求甚高、任务繁重、难度很大，是我们粮食工作的根本任务，为此，需要进行以下系统工程。
一是要建立稳定增长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体系，在现有粮食生产基数高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首先要实现“十二五”期间5.8亿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规划目标。为此，需要突破政策上的难点（土地转让、价格体系等）、资源的制约、科技创新跟不上以及调动农民积极性、培养职业农民等一系列新问题。二是建立起高效运转、调得动、用得上的粮食流通服务体系，加紧建设“一链（产业链）两网（收购网、销售网）”系统工程，在多渠道、多成分流通中发挥国有经济的蓄水池、主渠道、主导作用，同时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外资企业的有益作用。把抓紧建设粮食现代化产业链与建立从源头到终端的粮食安全监管体系结合起来。把放心粮油工作普及到城市社区与农村村寨。三是加紧建设好以中央储备为核心，以地方储备为支柱，以社会储备（农民储备与企业储备）为基础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粮食储备体系，同时把粮食应急机制建设好。四是建设和完善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体系。总结经验、改进工作，遵循经济规律，加强宏观指导，特别要注意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服务。立足当前，展望今后，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上，粮食系统要考虑经受以下三个考验：一是粮食生产周期性波动，粮食出现大幅度减产的考验；二是发生突发事件的考验，如疫病、自然灾害等；三是国际粮食危机和粮价大幅度波动的考验。总体看，有些苗头已经显现，我们一定要见微知著，防患未然，做到万无一失。这是粮食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面临的难点，是对粮食工作的严峻考验。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不稳定的复苏期，国内经济面临的“经济下行，通胀上行”压力加大，在这个转型时期，我们尤需保持冷静的头脑，加强应急的各项工作，勇敢地接受检验，扎实地做好工作，以期在新的一轮波动中从容应对，立新功、创新业。
三、搞好地方粮食行政部门的工作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落实省长负责制的组织保证
全国的县（区）级单位有二千多个，县（区）粮食局是全国最基层的粮食行政部门，是省长负责制的得力助手。一个粮食行政系统，一个粮食中介系统，一个粮食企业组织系统，这三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结构和依托。当前粮食工作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其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取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开拓前进，稳中求进，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抓好转型升级工作，把粮食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根据一些地方粮食部门的经验，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要弄清家底，盘活现有资产。各县（区）粮食系统都有一些国有资产。我们要整合资源，使优质资产实现优化组合，以取得良好的效益。现在不少粮食部门都在实施“退城进郊”工作，要注意掌握“增量升级”的原则，搞好搬迁建设，增强经济实力。
第二，要抓好收购，落实地方储备，掌握粮源，制定应急方案，确保万无一失。要认真做好粮食供应工作。城镇是供应的重点，但要兼顾农村。要建立与城镇化规模相适应的粮食供应保障体系，不能任其自流。根据历史经验，粮食供应要关注弱势群体即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困难职工家庭。要时刻关心敏感群体即学生食堂等的粮食安全供应。此外，还要特别关心老少边穷地区，尤其对“不给不要，不吵不闹，饿了睡觉”的那部分困难户要倍加注意，千万不要发生缺粮断炊问题。
第三，要加快粮食系统的“一链两网”建设，即抓好产业链、收购网、销售网，形成服务网络。要和放心粮油工程相结合，和主食品工程相结合，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地方整个粮食系统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注意扶持培养骨干企业，创名牌、出专利，搞好精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把骨干企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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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土地改革；（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毛泽东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毛泽东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主权，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焜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2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焜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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