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艾丰、石军著
“旧红利”带来的恶果
可以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认识不到经济及时转型的必要性,如果只是留恋原有“红利”的优势而不愿尽力转型，那只会造成以下三个恶果:
第一，继续发展经济的信心丧失了，认为既然原有的“红利”已经消失，发展的优势已经不存在，那就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第二，由于信心的丧失，国内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将会纷纷撤走投资，或者把企业迁移到较晚发展起来的国家，导致国内投资总额减少，使本国经济的发展碰到投资不足的难题。同时，由于投资不足，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专业人才也随着流向国外。
第三，由于本国经济空心化了，实体经济产业被投资者认为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大量资金转到了虚拟经济领域，使经济中的泡沫增加了，经济有可能陷入更深的陷阱之中。资产泡沫的破灭，也会使经济更加停滞不前，使以后的经济发展更加缺乏后劲。
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
毫无疑问，以各种红利的消失作为唱衰中国经济的依据的论调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今后在经济发展中会出现新的红利、新的优势。
发展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即使旧的优势或旧的红利，也来自创造，它们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比如说，尽管人口众多，如果人人都待在家里，都留恋故土故居，不外出寻找工作，不务工，怎能发挥一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怎会出现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红利?
又如，土地数量再多，价格再低廉，如果各地都不招商引资，不开发土地，不建立工厂，又怎能发挥一国的资源优势?怎能出现资源红利?
再如，发展中的制度障碍是客观存在的。再原始的社会，如果对传统组织所形成的发展障碍不进行变更，那就不会有发展，也不会有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最早的改革红利。
可见，即使是最早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都离不开人的创造。
毫无疑问，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对旧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替代，都是依靠人们的努力而出现的。历史上找不到“天上掉下红利”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更没有“天上掉下红利”的好事。
古今中外，所有的红利都来自创造。我们对于红利的问题，不仅要有新认识，更需要有行动，通过实践，使红利成为事实。
如何加快推进投资转型
未来5至10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以投资为主还是重在扩大消费?我国尚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资率符合基本国情。问题在于，多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规模增长过快，由此使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生活的突出问题。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需要加快推进投资转型。
一是要尽快改变投资结构。要加大公共性项目的投资，适应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上，将会起到多方面的积极效果——能够切实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能够提振国内消费预期;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化解社会矛盾。应当说，在这方面的投资空间很大。
二是要优化投资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可持续取决于社会资本是否成为投资的主体。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占大头，经济才有活力，投资才可持续。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过快，民营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稳增长的首要条件是社会资本有稳定的投资信心。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虽有一定推进，却尚未有实质性破题。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障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三是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格局，适应投资转型对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提出的新要求。这些年来，国有经济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但是从实际结果看，如果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分布过宽的局面不改变，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就相当困难。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是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防止资本外流、提振社会资本信心的重大举措。
中国社会存在五大问题
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2000年，我国的财富分配是“二八开”，即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财富。2010年，一项联合调查则显示,财富分配变成了“一九开”，有学者提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第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化进程中，大批农民进城的法律成本、安全成本、财政成本都很高。三农问题搞不好，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隐患。
第三，腐败问题久治不愈。先治标后治本，就是先止血后治疗，这是正确的。可怎么止血呢?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向高层学习，公开家庭信息，主要就是这样三项——有几套房子，妻子干什么，孩子做什么。不要光把党章、社会价值挂在口上，要落实在行动上。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后，首先改变作风，反对特权，抑制公款吃喝，已经初见成效。
第四，就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国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近800万职业院校毕业生，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年均增加500万。按照我国每年8%至10%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只是900万至1200万。其他的新增就业人口怎么办?要直面这些问题，采取解决措施。
第五，社会信任出现危机。有人说，啥都靠不住，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丈夫靠不住。这样的说法未免耸人听闻，却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显示出公众对社会信任的判断已经偏于负面。至于毒牛奶、地沟油等等，更是已经形成了一条相互伤害的链条。
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投资体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转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转变政府职能还要求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不小。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政府若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要充分认识转轨时期政府的特殊性。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需但未来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未来都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未来都是必需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经济转轨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克强经济学”重建中国经济
“克强经济学”并不完全属于个人，其代表的不仅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与经济智慧，更是对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总结与反思的结果。本质而言,“克强经济学”就是围绕“市场”、“供给”、“效率”、“公平”四方面实现中国经济的重建。
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首提“克强指数”之后，巴克莱资本提出的“克强经济学”也随即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诸多经济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克强经济学”的解读和讨论。
那么,“克强经济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具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新一届政府执政刚过百日，便已释放出三大明确的政策信号:一是绝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二是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三是全面而坚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透过这些政策信号，我们已经找寻到了“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和理论逻辑。
本质而言，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的危机，因此，更大的挑战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经济学领域。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次全球大危机的来临，都是对既有经济学的打破和新经济学革命的展开。正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后，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并由此产生了“罗斯福新政”一样，也正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滞胀”后,诞生了以供给学派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一样,新世纪的全球金融危机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新的经济信仰与新的政策的出现。
与此同时，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失衡，也迫切需要新理论的出现，不可能再简单套用或拷贝西方经济学版本。毕竟，中国遇到的问题是西方国家所不曾遇到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后危机时代里，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影响因素此长彼消，短期矛盾和长期挑战相互交织，外部压力增加将使内部结构调整趋于复杂化，已经到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及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候。
由此而言,“克强经济学”本身就是开创性的，就需要不断被打破、不断被建构和不断被丰富。只有理论上和思路上有突破，中国经济才会有突破。
教育改革是教育公平最大的红利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只有向改革要成效。包括改革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行政主导的教育拨款方式，也包括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实行全国重点大学面向全国的自主招生。
企业近年生产经营及实现经济效益情况
公司自1998年粮油流通体制改革以来，认真实施区、州、县人民政府的“名牌战略”，致力于挖掘“红花”地方优势资源、保护名优特产品牌，并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了商标“庄子开拓”、“庄滋红花”，依靠科技创新，经过八年艰苦创业的锤炼和洗礼，产品开发逐年增长，销售收入也随之递增，2007年总资产达到6460万元，实现工业总产值5600万元；实现销售收入3600万元。
公司生产的“庄子开拓”牌、“庄滋红花”牌红花油系列产品，2003～2007年连续被自治区农业名品产品认定委员会评为“新疆农业名牌产品”，2006年被评为“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新疆名牌产品”。“庄子开拓”牌红花油、红花醋和红花酱油2003～2007年先后被评为“中国市场驰名品牌”、“全国质量放心安全健康食品”、“符合标准信用产品”，2006年被自治区卫生厅评为“特殊营养食品”。公司2006年被中国中轻产品质量保障中心评为“质量、服务、信誉AAA企业”，被自治区乡镇企业管理局评为“科技创新型先进乡镇企业”，2007年5月被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为“自治区扶贫龙头企业”；2006年6月公司有机种植基地获得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的有机转换产品认证证书，2008年1月被自治区评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07年5月“庄子开拓”获得“新疆著名商标”荣誉称号。
公司通过不断努力，连续三年被区、州、县政府评为“AAA信用单位”、“先进私营企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异军突起，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质量体系运行效果
自2003年7月企业首批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后，通过努力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以质量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母子体系为脉络的科技创新为发展机制，使公司各方面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2006年7月企业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在管理上严格贯穿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先后投资近3000万元引进先进全自动设备，改进了食用油的加工工艺。
技术研况
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且无结论的话题。不同的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
在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争论也没有定论，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却是把积极的人口控制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有效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同时开始的，一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
国际经验表明，在1970年-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西方经济史表明，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
如果我们用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总人口抚养比，来代表这种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口结构特征，计量分析表明，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四分之一强。
根据预测，随着中国总人口在2033年达到14.29亿之前继续增加，抚养比首先将进一步下降，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上升0.4％。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换句话说，中国在到2022年之前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会面临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开始式微，以及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的各种挑战。
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按照目前的预测，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最迟在2009年，非农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就要告罄。预测还显示，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的阶段上错失良机，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性。
［关键词］经贸；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功能定位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3-0133-03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两党两国领导人确定的指导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16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四好精神的指引下,中越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在两国相近的政治体制、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基础上,两国彼此信赖、相互支持、全面合作、互利双赢、共谋发展,已成为新世纪新型中越关系的重要特征,两国经济贸易全面合作的层次必将迎来一个新的高点。
中越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扩展深化,双边贸易额也连创新高。2009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超过210.5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目前越中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两国的合作潜力、优势、期望相比还有差距。而两国领导人倡议推动的重点项目“两廊一圈”的建设,对中越两国之间经贸、投资、旅游等方面的合作都有着决定性的推进意义。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南部,与越南西北四省毗邻,边境线长848千米,有河口和金水河两个部级口岸。近年来,该区域的中国河口口岸与越南老街口岸贸易发展尤其迅速,每年以25％~30％的速度增长,为昆老河海(昆明―老街―河内―海防)经济走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中国红河和越南老街共建经济合作区,推动双方的经济贸易和社会事业合作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目前,中国红河―越南老街经济合作区合作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双方规划以中国河口国际口岸北山片区与越南老街金城商贸区共建“贸易综合体”。河口国际口岸北山片区规划为2.85平方千米,老街金城商贸区规划为2.5平方千米,两处通过中越红河公路大桥相连,共计5.35平方千米。河口国际口岸北山片区作为昆河经济走廊的重要贸易物流、商品中转集散地,将成为云南省构建国际大通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越红河商贸区实行“两国一区、封闭运作、境内关外、自由贸易”的管理模式,实行自由贸易区的有关政策,在商贸区内实行双方持有效证件出入,车辆与货物相互流动、货币自由兑换等贸易便利化和投资鼓励、税收优惠等措施。
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启动后,由老街省与红河自治州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组成合作区指导委员会,负责处理合作区内的双边事务。指导委员会负责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双方会晤,协商解决合作区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作为指导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双方各自在北山、金城成立管理委员会,由双方海关、边防、检验检疫等单位及相关市县共同组成,双方管理委员会实行经常性会晤,互相配合,协调有关部门的工作,适时解决合作区内的问题,为双方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老街是越南北部边境山区的一个多民族省份,拥有一个国际口岸和一个国家口岸。近年来,老街省的经济发展迅速而又稳定,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10％,人均GDP约为400美元。为进一步促进与中国的口岸贸易,越南正对老街省进行大规模规划和建设,不仅投入巨资,而且配以各种优惠政策,准备把老街建设成为越南的“深圳”。
中越两国中央政府和红河老街地方政府对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的规划是符合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发展需要的提纲挈领的正确的指导性原则,在这个大前提下需要具体研究是如何对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在“两廊一圈”格局下的功能进行准确的定位。任何经济开发计划如果没有对所开发区域的功能超前性的准确定位,必将导致宝贵而有限的经济资源的浪费和所开发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迟滞。因此,为了达到经济上最优的开发效益,根据中越两国,云南(红河)老街的经济资源现状,市场发展前景对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应以成为“两廊一圈”的西线的物流枢纽,红河自治州和越南西北部优势资源和产业互补合作以及区域性的旅游和商贸中心为目标。
1物流设施建设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评估,中越双方的交通建设潜力最大的是铁路和公路建设,其次为红河航运。所以双方应该在改造现有铁路和公路的基础上加大投入陆路通道建设。而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内的河口口岸和老街口岸的物流能力和通关处理速度是发挥“两廊一圈”的西线一廊的促进中越经贸交往的重要作用的关键。
在铁路建设上,从长远看,双方应考虑按泛亚铁路的标准双方将昆明―河口―老街―河内―海防铁路干线改造成标准轨道,以提高运输能力,并为泛亚铁路的全线通打下基础。同样,在该线的公路建设上也应当以高速公路标准进行。河口―老街口岸为此需要以前瞻性的规划来建设足够的跨国物流通关、转运和仓储能力。红河航运作为立体交通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虽然有其运量大、投资省、成本低、耗能少和节约土地等优势,但是由于河流的径流量不大,加之枯水期的影响,难以承载较大的货运量,因此只能作为铁路和公路运输的辅助和补充交通方式。在空运方面,昆明市到河内已经有航班,从昆明到河口以及从河内到老街在高速公路修通后四个小时左右都能到达；加之红河离文山机场又很近,修建新机场的迫切性并不是很突出,在政府财力目前还不充裕的情况下可以暂缓修建新的民用机场。如果一定要修建民用机场的话,由于老街和红河近在咫尺,双边可以考虑共同投资在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附件另辟一个区域建立公共民用机场,以达到远超过双方各自建设民用机场的规模效益。
总之,在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由于铁路和公路将承担的绝大部分的物流量,以服务铁路和公路物流为主的功能必须得到优先发展,而河运和空运的服务功能可以延后发展。政府的和银行借贷的开发资金，应该优先用于铁路和公路物流服务设施和服务能力的建设和升级改造。
从物流管理的角度来看,运输设施的增长有一定时间和资源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和创新物流管理模式成为扩大物流能力和加快物流速度的有效方式。而河口―老街经济合作区在改变和创新河口、老街口岸的物流管理模式上是大有潜力可挖的。虽然河口口岸在边境物流和边境贸易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河口海关的有关报告表明,由于长期受战争战备影响,河口口岸建设起步晚,基础差,加之财政困难,投入不足,致使口岸基础设施落后,已难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物流人流资金流的快速通关作业。上述河口口岸存在的问题,在老街口岸也同样存在。
简化物流通关程序、采取灵活的人员出入境监管办法、优化运输工具出入境管理办法、构筑便捷的资金流动和银行结算新体系是解决消除上述障碍的有效方式。加快中国河口、越南老街口岸的商品进出口通关速度，双方海关实行一次性联合商品进出口检查，准许云南省和越南的货运车辆在经济走廊范围内运行等有利于开展跨国物流的做法，应该成为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物流管理改革的重点。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物流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因此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应该抓住历史机遇,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所具有的地缘优势,做大做强中越跨国物流经济,并使物流产业成为经济合作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2产业合作发展
世界各国和我国的实践证明,出口加工区是一个为企业营造创新发展氛围、具有良好动态能力的社会经济系统,对于其吸引国内外的出口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参与跨国产业分工和合作,建立开放的链接各种主体的合作网络尤其重要。因此,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应该大力鼓励中越双边有实力和远见的各类企业进入合作区，从事出口导向型加工业,以此带动和促进边境地区实施网络战略和跨境合作。以改变目前中国西南边境城市普遍缺少完整产业链条依托,边境贸易出口的本地化程度不高的尴尬局面,并逐渐形成以中越跨国商贸与加工为基础的完善的边境经济合作格局。为了在出口加工业方面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从中国云南省和越南的优势资源互补角度出发,充分利用中方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越方的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港口优势,紧密配合,实现双赢。在建设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的过程中,应着力于符合上述原则的水产品、果蔬、有色金属冶炼、纺织品服装等加工领域的合作。
发展水产品加工业。越南水产资源丰富,是水产品出口大国。目前年产量200多万吨,并且还有巨大增产潜力,而云南是水产品短缺的省份,云南每年要从外省调进20万吨以上的水产品。从国内外水产品的消费趋势来看,水产品的消费量一般来说总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因此,越南的丰富优质的水产品在云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会有不断扩大的市场销售前景。为让越南水产业企业与云南企业有更好的合作条件,越方目前已在老街省的开发区建设大型冷冻库。因此云南企业在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独资或与越方合资(投入技术和设备)兴办加工厂进行越南水产品加工,可返销包括云南在内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由于越南水产品以及劳动力的价格优势,投资企业可以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水产品加工业也因此有望被打造成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的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条。依托越南丰富的水产资源,与水产品产业链条的打造相配合,同时也可以在合作区内建设区域性的水产品交易中心,从而达到与物流业互相促进的效果。红河州和越南北部都属于热带亚热带蔬菜,瓜果产量丰富的地区,有发展果蔬加工的丰富的自然条件,因此,经济合作区可以吸引双边相关企业把果蔬加工业打造为该区另一个优势竞争产业。红河州和越南北部也有巨大的有色金属和能源矿产藏量。红河州锡的储量居全国首位。现已探明和发现的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床(区)共有500多处,种类50多种,煤炭远景储量50亿吨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锡的采、选、冶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已形成以锡、铜、锌、镍为主的冶金工业体系。以老街为代表的越南北部山区也是铁、铬、钛、铜、铅、锌、锡、铝、镍、钨等有色金属和煤的富集地。合作区可以吸引云南的有色金属加工大企业如云锡、云铜、云铝、驰宏锌锗等金属冶炼加工领域的优势企业入驻开发。
在国际市场上,越南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而正成为日益重要的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大国。目前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天2.5~3美元,比越南每天1~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中国的便宜。中国劳动力的低薪优势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正在被包括越南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取代。越南工人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60美元左右,只有中国沿海制造业中心的一半左右。越南的吸引力如此之大,甚至连中国企业都开始迁往越南。事实上,中国国内的不少纺织服装鞋类制造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已经迁移到越南。越方应该抓住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机会在合作区吸引中越双方相关企业入驻,生产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上述产品,返销中国和向国际市场销售。面对强劲的国外市场需求和增长的出口利润,越南正在抓紧持续发展本国的纺织服装业。但是目前为止,越南的很多纺织服装业原辅料都不能满足正常的生产,主要依赖进口。据越南工业部统计,越南产针织布料仅能满足30％出口产品的生产需求,而梭织布料满足需求率仅为5％~10％。因此,越南非常希望纺织面辅料生产大国中国到越南投资建厂。中方在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可以致力于引进国内的纺织面辅料生产企业与越南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商形成强强联合,打造另一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服装加工产业链。应该指出,上述四个方面核心产业链建设的建议,并不与其他企业或政府主导的产业链打造计划相排斥。
为欢迎中国企业投资越南、促进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越南政府近年来调整了对华贸易政策。具体措施包括：中国企业在口岸经济区可设厂,越南政府给予诸多优惠政策扶持发展；中国的货物通过越南运往东南亚其他国家,享受和越南企业同等待遇,并且手续快捷方便,一次提供手续,可长期使用；鼓励中国企业到越南内地投资办厂,产品出口东盟各国；中资企业不必事先申报出口计划,只需出示投资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就可直接在海关办理产品出口手续等。
优惠的产业投资政策,加上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资源优势,使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的发展前景更加令人鼓舞。
3商贸、旅游合作
根据中国商务部对越南国内市场需求及进出口贸易状况综合的分析,中国至少有农业机械设备、食品加工设备、农药、化肥这四类商品在越南市场有良好的出口前景。因此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应该致力于吸引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上述领域的生产商和供应商来合作区设立营销机构。同样,越方应该吸引对中国市场有出口竞争力产品的越南企业在合作区设立面向中国客户的营销机构。
由于有相似的人文、地理和社会环境,加上中越双方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友谊,旅游业也将会是中越合作的重要领域。除了给游客提供红河和老街的特有旅游景观,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还可以致力于成为展示中越两国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的窗口,成为中越旅游领域全面合作的桥梁。据有关统计,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越南最大的旅游客源国,2009年度,到越南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已经超过40万。与此同时,越南前往中国的游客人数也在逐年增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南人们的旅游观念悄悄发生了变化,出境游成为越来越多越南人的选择,到中国成为许多越南游客的首选旅游目的地。可以预料,作为地处最重要的中越陆上通道之一的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随着中越及滇越两地经济合作的全面深化,两地旅游业也会受益匪浅。
4结论
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应该成为“两廊一圈”的西线一廊的物流枢纽和以水产品、果蔬、纺织服装、有色金属等加工业为核心产业,并在中越商贸、边境旅游中发挥重要功能的经济合作区。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建成后,边民互市、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等多种贸易方式将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扩大红河州和老街的经济联系和贸易规模开辟了新渠道。由于优越的地理区位和宽松的贸易投资政策,经济合作区必将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从事以当地原料为主的加工业,或生产本国具有竞争优势、以出口为导向的产品。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的建立,也将促使该地区由中国的边缘地区变成东盟地区的经济和运输中心之一,这种区位优势将逐渐转化为市场优势,将对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发挥巨大作用。红河―老街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将探索一条西部欠发达地区开拓国际市场,吸引外资,突破西部内陆省份无出海口的局限,通过跨国运输纽带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自己。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深圳从一个渔村变为现代化的大城市的历史也许将在河口和老街重现。红河和老街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为契机,必将为两地及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和合作注入强劲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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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南省商务厅.云南水产品供需现状［J］.云南省商务厅商务简报,2009(8).
［4］新浪财经网.中国每年逾40万人赴越南旅游,为越南最大客源地［N/OL］.新浪财经网(2010-04-29)finance.省略roll20100429/09447850167.shtml.
[关键词]红霉素原料药；市场现状；发展趋势；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R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0-0109-02
1红霉素原料药的市场现状
1.1我国化学原料药市场现状
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及出口国，近几年更是日益壮大，尤其是2004年前后，应该说是发展迅速的一个时期，当时中国的原料药成本低、价格低是一大特色。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原料药产业逐渐转移到中国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至今，在国外已停产的高耗能或高污染的部分原料药产品，在中国却大规模生产，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我国原料药产业正是从这样的时期过渡发展到现在。但是2007年开始，中国原料药的发展有了历史性的转变，原料药价格几乎全线涨价，从而进入较长时间的景气周期，一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开始，行情大幅下滑，到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恢复。2009年至今总体需求走势略回暖，但是价格整体走低。总体来看，2011年我国化学原料药总产量220万吨左右，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每年均有稳步增长，在国际市场地位已逐步确立，但原料药市场整体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也影响和制约着原料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1.2红霉素原料药的市场现状
红霉素原料药主要产品包括：硫氰酸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红霉素等，这几大产品在金额上占有红霉素市场90%以上的份额。在产量规模上硫氰酸红霉素、阿奇霉素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硫氰酸红霉素作为红霉素下游原料药的起始原料，是主要的中间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下游延伸的产业链比较长。
目前，世界上红霉素生产国主要集中在中国和美国、印度、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产量在800吨左右，占全球抗生素总量的3%，9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上红霉素畅销，促进了生产，产量有了较大幅度增长。1990年和2000年的产量分别达到1500吨、3500吨，目前为9000吨左右，成为世界抗生素市场上第三大类药物。
我国于1958年开始生产红霉素，起始产量很少，年产量仅为几吨。其后20年间产量增长缓慢，年产量在20～30吨徘徊。改革开放以来，产量有了大幅增长。1982年达到90吨，1990年产量为220吨，2002年产量为1000吨，目前生产能力约为14000吨，实际产能的发挥不到3/5。我国有红霉素原料药生产批文的企业近40家，多年来的市场调整使产量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很多厂家已经停产或转产，仍在生产的企业只有五六家，生产的增长由分散型向规模化转变。现在红霉素上游产品生产厂家主要集中在启元药业、宜都东阳光、新疆科伦等；红霉素衍生物生产厂家主要集中在江浙沿海一带，主要有国邦药业、浙江震元、石家庄欧意药业等。近年来，我国红霉素原料药生产出口虽然在量上不断增加，但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出口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效益下滑，行业自律性较差、出口环境恶化等诸多因素都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红霉素类原料药的进一步发展。
2红霉素原料药的发展趋势
据调查资料显示，世界各地在抗感染药市场中所占的比例大体是：美洲31%，亚洲31%，欧洲27%，非洲和大洋洲合占11%。但是近年来，新品种不断上市，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国际市场抗生素竞争还是异常激烈的，如头孢菌素类药品虽然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但仍为当今世界市场上销售份额最大的抗生素，约占45%。过去几年，由于各国医院频繁使用各种头孢菌素类制剂，导致细菌耐药现象出现，尤其一些儿科疾病对常用头孢菌素的耐药现象尤为严重。美国临床医学界发现：以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和罗红霉素为代表的第二代红霉素制剂对9种临床常见儿科感染性疾病疗效尤为显著，所以近年来美国各医院第二代红霉素用量激增。据国外医学媒体报道，美国目前每天约有100万名患儿在使用第二代红霉素。同时，第二代红霉素制剂在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目前美国老年人中发病率较高的一种常见肺部感染性疾病）时，疗效也优于现有的其他抗生素制剂。
多年来，红霉素及其衍生物也是我国医药市场上最畅销的抗生素产品之一，它和青霉素类、头孢类、喹诺酮类药物成为我国抗感染药的四大支柱产品，已占到抗生素市场近15%的市场份额。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中，红霉素片剂、胶囊剂和注射剂被列为抗感染药的甲类产品，其衍生物克拉霉素、阿奇霉素被列为乙类产品。由于红霉素及其衍生物疗效可靠、价格低廉、副作用小等特点，占据了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市场份额的80%左右，正处于销售成熟期。从红霉素原料药在我国医院用药数据表明，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分列医院用药的前三位，三者在医院用药中，占领了红霉素原料药整体用药近90%的市场份额，而且近几年该份额基本没有变化。其中阿奇霉素仍然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在2004—2012年都在红霉素原料药家族中位于医院用药的第一位；罗红霉素、克拉霉素排名稍有波动，但是用量与同类其他产品相比仍然有绝对优势。从抗生素的需求角度分析，虽然抗生素有一定的替代性，并且国家严格控制抗生素滥用现象，但是每年的需求仍保持增长势头。
因此，无论是需求量上增长还是产品本身的特殊性，未来几年仍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在没有新品种进入市场以前，阿奇霉素和克拉霉素的需求将继续增长。但是随着降价及处方管理、限抗令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以及其他新型抗菌药的上市竞争，大环内酯内类抗生素市场增长速度可能不会很快，该类药品中二代红霉素原料药产品将替代部分一代产品。
3促进我国红霉素原料药市场发展的建议
一是因应外部环境，构建可持续发展愿景。目前整个世界红霉素原料药产业仍在继续成长，这些成果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红霉素医药企业的努力而得来。然而，过去五年来，由于医疗保险环境及科技快速发展，整个世界红霉素原料药产业界也正在急速改变。此外，我国对发展红霉素原料药产业，需要考量适合的切入点，争取时效，建立强有力的绝对竞争优势：强产品竞争力、大生产规模、高市场占有率三位一体。另外，我国红霉素原料药生产出口企业需要培育可持续竞争优势，而创新是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差异化创新是培育我国红霉素原料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和必然选择，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创新模式，主要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差异化创新，开发、延伸系列产品或服务，即提品或服务差异化，在产业范围内树立独特性，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相对竞争优势战略。
二是加强政策引导，突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合理布局区域和产业结构。政府部门，应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协调红霉素原料药生产出口企业制定产品出口的中长期规划，结合不同医药产品的特点，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将长远规划与近期发展相结合，巩固现有出口市场，采取针对性举措，力争重点产品、重点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现阶段，结合红霉素原料药出口企业产品和区域优势，建设国家医药出口基地。鼓励出口企业研究开发和生产适应国际市场的品种，优化布局，推动产业集聚，促进结构调整，培育地区性的规模竞争优势，并发挥其窗口、辐射带动作用。目前，中国红霉素原料药的生产出口分工出现多极化的趋势：一方面，一批中国原料药生产基地脱颖而出，靠成本和规模竞争的初级产品，逐步向宁夏、新疆等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主要依托技术和工艺优势的下游原料药品种逐步向江浙沿海一带集中；另一方面，部分上游优势原料药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和长远发展，都在积极主动地向下游原料产业链延伸，逐步打造上下游原料联动、优势传导、自成体系的市场新格局。
三是整合各种资源，提升企业研发能力。第一，加强上游的研究。国内在培养人才、基础设备及研发经费三方面应进一步加强。近年来，我国虽然在红霉素菌种选育和生产技术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红霉素生产技术特别是发酵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而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和成本。生产企业应主动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合作，进行技术攻关，抓好菌种选育等工作，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在研究经费方面，欧美各国在医学研发经费往往达总科技预算的40%以上，而国内却只有6%左右；从长远发展考虑，应逐步增加研究经费及设施的投入，才能为提升红霉素原料药产业的竞争力打好基础。第二，建立适合国内的研发模式。绝大多数的欧美红霉素原料药生产的规模与投资都有限，其发展策略主要是把握有专利性的产品或技术，再利用合作或合约的方式将产品引入市场。这种重点式的研发方式，很适合国内现况，值得现有红霉素优势企业学习和借鉴。
四是进一步改善财政、金融、税务等部门的工作职能，为出口企业创造宽松良好的国内市场环境。随着红霉素原料药出口企业的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生产企业面临能源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率下调、环保成本加大等压力不断增加，从而使企业经营资金紧缺、库存增加、退税缓慢、效益下滑等现象日趋严重。政府相关部门应从生产到销售、资金等环节，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加大对优势企业的扶持力度，为他们扩大出口，创造良好的国内市场环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政策扶持，强化部门协调，建立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参与的促进医药产品出口的部际协调机制，制定医药产品出口发展规划与战略举措，协调解决我国医药产业国际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4结论
展望未来，为适应市场变局、贸易自由化及尊重知识财产权，国内红霉素原料药市场的发展，除应尽快摆脱粗放经营的状态，扭转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突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不同品种间的产业集约化分工生产，在互赢基础上达到共同发展，为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作出贡献，更需以国际市场为导向，进行业界整合，生产出口企业应不断夯实基础，加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进一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坚持走创新型和科技型的出口发展道路，再由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从市场竞争信息、市场认证准入服务等方面的配合，我国在该产品的国内和出口市场上就会从“质”和“量”两个层面上有大的突破。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把我国红霉素原料药企业做强做大，是我国医药工业国际化道路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新疆农产品；品牌化；SWOT模型；发展策略
当前，新疆正处在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面临历史性重大机遇。新疆的发展要追赶全国发展的步伐，要实现自身的跨越，首先要加速推进新疆农业化，而农业品牌化正是新型农业化的重要内容。
一、新疆农产品品牌发展的现状
新疆具有市场开拓潜力和突出优势的特色农产品资源达几十种之多，诸如棉花、哈密瓜、香梨、葡萄、大枣、干果等在全国均有一定知名度。近几年来，新疆推出“白”“绿”“红”特色工程的建设。“白”则指特色棉花；“绿”是指以优质的香梨为主的绿色食品基地；“红”是指以番茄为主的食品加工业。
（一）“白色”产业
新疆的“白色”产业主要指棉花产业，新疆是我国最大的优质商品棉和国内唯一的长绒棉生产基地。到目前为止，新疆已经拥有了“锦牌”“银辉”“叶尔羌”“沙枣花”“凯欣”等17个全国知名棉花品牌，其中“锦牌”棉花在2000年～2005年连续5年荣获全国知名品牌棉花金奖，被称为“中华第一棉”。2009年6月，“天彩”彩棉和“银力”棉花更是史无前例地入选了中国驰名商标。但是，目前新疆棉花主要用于粗加工，半成品多，精加工、深加工产品少。
（二）“绿色”产业
新疆目前已建成以地区命名的特色林果业产业基地，例如：阿克苏地区的葡萄、杏、苹果、核桃、红枣、香梨基地，喀什地区的杏、苹果、核桃、红枣基地，和田地区的皮亚曼甜石榴、葡萄、杏、苹果、核桃、红枣基地，伊犁州地区的苹果基地，吐鲁番地区的葡萄基地，巴州地区的红枣基地，哈密地区的红枣基地等。基于产业基地的建设，新疆已形成部分区域品牌，其中比较出名的有：鄯善县的木卡姆石榴，阿克苏的红枣、核桃、苹果，哈密大枣、库尔勒香梨等。
（三）“红色”产业
新疆的“红色产业”包括红花、番茄、枸杞、红辣椒、草莓、玫瑰、胡萝卜等。其中红花、番茄、枸杞被称为新疆“红色”产业的三大支柱。新疆许多地方适宜种植番茄，总产量高达200万吨。新疆是我国甚至亚洲最大的枸杞生产基地，著名的品牌有“沙山牌”枸杞。而新疆的红花以吉木萨尔县红花产业基地的“庄子红花油”“精品红花醋酱”较为出名。但新疆枸杞和红花主要以卖原料和初加工为主，产业化水平不高，产业链条较短，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比较优势并没有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品牌效应仍然没有很好发挥。
二、新疆农产品品牌的SWOT模型分析
（一）新疆农产品品牌发展面临的机会
从宏观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国家重要的优质商品棉、商品粮、特色林果和畜牧业四大基地建设，东部发达地区农产品生产、加工业向新疆战略性转移的趋势及自治区加快发展外向型农业的举措等都成为推动农产品升级的有利保障。从微观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人们更多关注农产品的营养性、安全性和保健性，农产品品牌对人们购买行为的指导功能增加。
（二）新疆农产品品牌发展面临的威胁
当前发达国家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等，成为新疆农产品品牌向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壁垒。由于新疆的农产品种植、加工、运输等环节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所制定的环境标准，这将使新疆外贸出口市场面临萎缩的可能。另外，新疆的农产品大多是地域性的，带有明显的属地特征，而美国的农产品品牌大多是企业性的，大都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所以新疆农业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建立品牌防火墙将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三）新疆农产品品牌发展的优势
新疆地域辽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造就了上千万亩的宜棉区；还有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优质水果宜种区——环塔里木水果带，拥有独特的水土、光热资源优势。另外，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类型多样而独特的生物资源，诸如棉花、甜菜、啤酒花、番茄、枸杞、葡萄、瓜果、绵羊毛的质量优异，享誉世界。同时，新疆特色的地域农产品品牌的推广需要借助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而新疆独特的地域文化最适合作为新疆农产品品牌文化资源的独特而响亮的地理标签。
（四）新疆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劣势
首先是区位劣势。远离出海口，不利于农产品出口；远离交通运输主干线，运距长，运输成本高，很难和当地产品竞争；其次是市场体系劣势。新疆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观念落后，品牌意识不强，导致新疆农产品品牌的创建一直处于滞后状态。三是行业协会劣势。目前新疆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产品行业协会还很少，一些行业协会主要靠政府扶持，业务范围仅是引入新的品种，指导生产，尚没有成为独立运作的具有生产、流通、组织职能的经济组织。四是人才劣势。新疆品牌策划与营销人才缺乏。广告商只能做适于区内的广告创意，而无法满足全球市场。
三、新疆农产品品牌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依托优势资源，促进特色农产品产业化经营
各地应积极构建特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在新疆农业生产已初步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格局的基础上，各地应因地制宜，注重开发名优产品，优先培育十余种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农产品，形成全疆具有一定规模的棉花、香梨、葡萄、哈密瓜、加工番茄、杏、油葵、红花、啤酒大麦和石榴等十大主导产业，形成具有新疆特色的优势、特色产业区和产业带。
（二）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注重营销，增强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还要利用好当地的历史、文化等资源，以增强品牌的文化品位，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利用早已渗透于消费者情感中的人文地理标签所映射的文化，高效、快速地激发起形象感知主体的联想。应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本地的资源优势，研发生产出富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变地区优势为地名品牌。
（三）强化原产地保护意识，尽早建立地域品牌质量认证体系
“准备经营，商标先行”，地域品牌一般由众多的企业共同使用，因而品牌质量认证和质量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增强新疆农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和美誉度，就必须强化原产地保护意识。农产品地域品牌除了应注意一般性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如产品品质标准、标准证书、保证书等）外，还应特别注重产品保真认证和产地认证，这是保护区位品牌的基本手段。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年龄结构
一、人口红利的定义
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其研究内容涉及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期限、人口年龄结构、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生命周期理论等多个方面。例如，钟水映、李魁（2009）认为，国内目前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总结起来有“因素论”、“期限论”、“结构论”三种。“因素论”者认为，人口红利的产生是源于在劳动年龄阶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社会储蓄和人口生产性都比较高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期限论”者认为，人口红利就是一段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时期，此时期内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增加、投资与储蓄也会增加。“结构论”者认为，人口转型过程会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人口红利就是由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形成的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张学辉认为，第二人口红利源于理性经济主体在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发生变化时，对生命周期内的全部收入和消费进行平滑，以获得最大效用。当处于壮年时期时，生产效率比较高，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显著高于其他时期。因此，在人口转变的某个特定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优势将有效促进资本供给的增加和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以推动经济增长。
二、湖北省人口结构转变状况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与死亡率
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在1949～1958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死亡率平均为13.43‰，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湖北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长趋势得到极大的遏制。1973～1991年，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二）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自2003年起，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根据第三章所给出的衡量人口红利的标准还有抚养比计算公式可得出结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说明了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关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采用了社会就业总人数这个指标反映了人口红利的影响途径，用GDP衡量经济增长的情况，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劳动适龄人口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如下的双对数函数的回归模型：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用生产总值（GDP）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在这里用固定资产的总投入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μ0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数据来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如表2。
（二）相关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运用SPSS软件对地区生产总值、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三个变量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间相关性很强。
（三）回归分析
通过Eviews6.0软件用lnL、lnK对lnY进行OLS回归，可得如表4：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为：
（9.017250）（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非常好；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7445.928，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而且DW=2.123168属于1.5～2.5之间，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具有自相关性，综上，该模型通过了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4.346208.说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4.346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湖北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结论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新设一个指标为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计算出自1996年开始的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由表5可知，劳动力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间段为1996～2006年，说明这段时间内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促进作用。
四、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政策建议
（一）湖北经济发展的机遇
“人口红利”虽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从上个章节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其总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势必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作用。而且从抚养比的数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进入了人口红利的暴利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国家统计局对人口数据的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同理，对于湖北省来说，未来的20年里也是湖北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因为劳动适龄人口及就业的增加，人口红利能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效应，虽然老年的抚养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学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对未来养老的考虑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在这里就不做阐述。
（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及其国内学者对全国人口数据的研究预测，未来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保障大群流动劳动力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扩大就业。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来都是第一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未来的市场，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发展第三产业，开放服务业市场，达到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而且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们还应当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如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为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这一大群人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北省的总人口中有50%以上是农村人口，所以其劳动力的来源也大部分来自农村。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这一制度产生的各种弊端凸显出来，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现在各省都在实现限购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这一大群的流动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买着房子。
在鄂中部地带人口相当的密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应该把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化当中来，政府部门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解决外来人口住房的问题，让他们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3）加强员工的再培训。我们称之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但是是有时限性的，所以我们应更多通过对劳动者本身进行投资，加大劳动者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如在武汉的很多高校都与机关事业单位合作，互相交流与学习，把前沿的知识带到实践当中，让员工通过对知识的领会提高工作的效力，这样的劳动力才是有效的。所以今后我们可以扩大这种氛围，让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走产学相结合的道路。
（作者单位为安徽合肥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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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J].社会性研究，2008（4）.
最近流传的一些言论称，中国经济过去的红利没有了，过去有的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过去比较丰富的土地也越来越贵，资源红利也欠缺了，过去曾经发挥很大作用的改革措施也已经耗尽了，这些所谓的红利没了少了，意味着企业的比较优势没了，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发展中问题。
对此，厉以宁认为“这些言论是错误的。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一定的优势随着时间过去了，但有新的优势出现。”厉以宁分析说。
过去企业快速发展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现在中国工资成本越来越高，不少企业开始转到东南亚去，看起来是人口红利没有了，但这是指旧人口红利。旧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是技工时代的开始，技工时代就是中国工人的素质好，中国工人勤劳，刻苦而且守纪律，这是东南亚国家所不具备的。如果东南亚国家技工也好起来，中国可以进一步进行高级技工转移，还可以向专业化转移……这样就能不断地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在资源红利方面，土地的确比过去少多了，也不太容易批下来了。但不要忘记，最大的资源红利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科学技术，资源就越来越多，海水淡化、沙漠绿化、草种改良、新能源等资源都是依靠科学技术的提升，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资源红利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在改革红利方面，原来的改革措施发挥一段时间后，它的潜力的确渐渐淡了，但新的改革措施就来了。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不断进行改革，改革最大的红利就在于改革能冲破旧的规则，改变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也在于不断根据情况创造新的改革措施。比如当前面临的改革红利主要有对中国经济未来产生很大影响的城镇化发展规划、中西部开发措施及“走出去”的机会。
厉以宁提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民营企业家一定要有“大智慧”。
所谓大智慧，首先，要有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中国民营企业从来都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就像第一代创业者拥有的那种拼命干的精神；其次，民企发展要“留有余地”，很多事情不要做得太满，很多企业资金链为什么断了，是太盲目乐观了，没有留余地；另外，在民企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形成抱团精神，抱团“走出去”，抱团过冬，抱团取暖，一定要认识到，民营企业家靠单个力量是不行的。
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实施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14—04
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十字路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过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的各种“红利”——“转型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正在逐渐消退。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探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寻找新的红利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红利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供给管理实施机制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应当转变目前“重需求管理、轻供给管理”的现状。中国目前经济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实施供给管理，构建经济发展的长期机制。本文从发展战略制定、技术变迁方向选取、制度安排调整和激励结构转变等方面研究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的实施机制。
一、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供给管理的战略制定
供给管理的实施机制构建首先要求我国执行符合经济发展长期利益的“适宜的发展战略”。中国的发展战略不再仅仅满足短期的经济增长需要，而且必须考虑到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等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坚持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追求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偏重需求管理，其更多地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和收缩的宏观调控，使总需求发生变动。供给管理则是指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二者的共同点在于调节总供给或总需求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同之处在于需求管理是通过调节“总需求”的变动实现，而供给管理则通过“总供给”的管理来实现。在新时期，发展战略需要实现从“重需求管理、轻供给管理”向“以供给管理为重点”的转变。
为什么要在红利空间改变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制定供给管理的发展战略？这主要是由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发展形势决定的。
（一）外部需求变化要求中国改变发展战略
从国际形势来看，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进展。中国传统的增长方式依赖于外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一大部分来自于所谓的“外资红利”和“外贸红利”，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外部需求的扩张速度明显变慢，使外资和出口依赖的增长模式受到了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变发展战略，则中国经济的增速面临着放缓的威胁。
（二）红利变化迫使中国寻找新的发展战略
从国内的发展态势来看，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所运用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逐渐凸显，买方市场的形成、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自然资源枯竭、环境质量恶化、经济的频繁波动、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问题越来越严峻，这些问题的出现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等都受到了威胁。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于短期政策，需要依靠生产率的改善、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化等因素来实现，这些涉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变革必须通过改善供给来实现。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偏重需求管理，在过去供给约束不明显的情况下，需求管理具有明显的效果。而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供给约束明显的背景下，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因此，实施供给管理的发展战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就成为新阶段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问题。
二、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的技术变迁方向的选取
经济学界已经普遍意识到，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报酬递增，扩展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中国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红利空间，就必须依赖技术变迁。一般而言，技术进步主要有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引进三种途径。三种技术进步的途径都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侧重点需要进行调整。具体来看，中国当前的技术变迁方向应当符合如下原则：
（一）技术变迁应逐步转向“技术创新为主”
中国的技术变迁方向应从“以技术吸收为主，技术创新为辅”到“技术创新为主，技术吸收为辅”转变。在中国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更多地依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这种以“技术引进和吸收为主”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效果，从而获得一定的“技术吸收红利”。但是，随着中国的科技进步逐步提升，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会逐步减弱。“技术吸收红利”的减弱使得中国不得不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的道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企业表现出了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是不少高科技企业显示出良好的免疫力，虽有冲击但影响不大；二是缺少科技含量和竞争力的企业遭受了严重冲击，有的企业甚至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这两种结果对比鲜明地折射出企业技术创新的紧迫性。
（二）技术变迁应以“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
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特征，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种种“发展的代价”，例如，环境质量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大起大落等等。技术变迁的目标就是有效地转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在“节能”和“环保”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构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保障，使得“供给管理”的目标能够有效实现。
专家表示，“中国制造”在向“中国创造”的转变过程中面临不少挑战，但仍具综合竞争优势，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未来将更多转向依靠人才红利和科技创新。
外媒：“中国制造”无处不在的日子已成过去
近期，外媒频频唱衰中国制造。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称，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自1990年以来已经从13%降至7.5%左右。高达两位数的工资涨幅冲淡了它曾经遥遥领先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房地产和公用事业费用也出现上涨，外国公司的营收税率攀升了三分之二。
报道称，中国仍将是一个制造业大都会和重要市场，但“中国制造”标签无处不在的日子已成过去。而马来西亚等10个东南亚国家的生产活动继续蓬勃发展，给那些把目光投入中国以外的跨国公司带来赢利机会。
此外，波士顿咨询集团稍早前的报告也声称，由于工资大幅上涨和能源成本上升造成竞争力下降，向来被称之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全球制造业赛跑中开始落后。
根据该集团编制的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以美国为100，中国今年数值为96。换句话说，现在在美国生产相比在中国生产成本仅高出4%。过去中国的读数仅略高于80，如今中国与美国的成本差异已大幅收窄，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制造业价格优势逐渐消失。
报告指出，由于温和的工资增长和能源价格下降，美国和墨西哥成为更受青睐的制造业产地。未来数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美国企业选择在本土附近生产产品。
“中国制造”正向“中国创造”转变需直面挑战
面对外媒的唱衰，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出口产品传统优势有所弱化，但仍然具备综合竞争优势，比如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完善，并且已经培育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
事实上，“中国制造”一度以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为标签。但如今“中国制造”正逐渐向“中国创造”转变，以高铁为代表的高端产品正在扭转“中国制造”廉价和“大而不强”的印象。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目前，中国制造业在通讯、家电、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设备等领域形成了局部优势，这正是中国制造业靠转型升级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的制高点。
白明提醒，中国制造虽然进步明显，但仍需直面成本提升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劳动者也需要分享发展成果，近年来各地用工成本上升也说明这一趋势，许多地方在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水平。
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有24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2012年有25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国有2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7%；今年以来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已有17个。
白明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在相对劳动力成本上与美国并没有明显优势，而与南亚、东南亚比较，在绝对劳动力成本上又受到越南、印度、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挑战，一些跨国公司的工厂已经开始这些地区转移。
要更多依靠人才红利实现技术和人才“双高”配置
该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员朱振鑫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中国制造”在单纯的人工成本上已经没有优势，虽然技术上领先于新兴市场，但仍落后于德国这样的制造强国，要持续保持竞争力，还得靠科技创新，改革创新体制，最大程度释放人才红利。
白明也指出，要应对当前生产成本优势缩小的趋势，中国制造业必须要加速转型升级，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在劳动力等成本提升导致价格竞争力优势不如以前的情况下，逐步提高技术在竞争力形成过程中的权重。
白明认为，虽然中国制造业的技术竞争优势与美国还有差距，但只要能够有所缩小，就有可能在价格竞争力与非价格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过程中，形成更高的“总账竞争优势”。也就是说，论价格，中国制造业或许比不上东南亚，论技术，或许比不上美国，但要论“算总账”，中国还有机会获取更多竞争优势。
白明指出，中国制造业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高铁等占据优势的“第一梯队”，但只有高铁还不够，还要有更多的制造业领域进入到“第二梯队”的行列中，在此基础上，努力发掘“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的雏形。
[关键词]人口转变；经济增长；人口红利
一、国外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理论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
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冲破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驶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2．应吸取的教训。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o.5个百分点(pene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财政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三、东亚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从长期看，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据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时，退休人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制约着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农民进城收益逐年下降，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从收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珠三角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了68元。从成本来看，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成本。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业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从1980年的0．25(相当于德国的水平)，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o．45。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2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
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