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试油压液裂返排抽汲深度
【分类号】：TF76
试油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求取试油层的产能，而常规试油过程中油井产量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地层物性参数和现场施工两大类。本文将结合近年来常规试油的实际生产情况，分析试油施工过程中影响油井的产量的因素。
试油时间一般不是很长，另外对于低渗储层，压力传导非常慢，试油求产过程中压力波动传不到边界，此时可将储层看作无限大；试油过程均采用定深抽汲的方法，由于抽汲深度固定，相当于井底流压不变，因此求产过程可看作是定压生产过程。基于以上两点，可以做以下假设：外边缘处有充足的液源供给的一水平、等厚和均质的圆形油藏中心的一口直井，平面径向流入井底。其产量公式：q=（Pe-Pw）
式中：q-油井产量，m3/d；Re-供给半径，m；Rw-井眼半径，m；Pe-供给边界外压力，MPa；Pw-井底压力，MPa；K-有效渗透率，um3；u-流体在地层条件下的粘度，10-3pa・s；h-有效厚度，m。
从公式中看出，流动系数、供给半径、井眼半径和生产压差对产量大小有决定性影响。对一口钻好的试油井来说，流动系数、供给半径和井眼半径的影响是确定因素，惟有生产压差是一个变量。它的变化决定了产量变化，这里将从影响常规抽汲试油的生产压差的因素入手，分析常规抽汲试油过程中影响生产产量的主要因素。
1影响产量的因素
1.1压裂液的及时返排
从公式中看出，流动系数、供给半径、井眼半径和生产压差对产量大小有决定性影响。对一口钻好的试油井来说，流动系数、供给半径和井眼半径的影响是确定因素，惟有生产压差是一个变量。它的变化决定了产量变化，这里将从影响常规抽汲试油的生产压差的因素入手，分析常规抽汲试油过程中影响生产产量的主要因素。针对部分油田产层低孔低渗的特点，为了改善井底附近的地层参数，试油施工前很多井都进行压裂施工。若压裂施工后返排不彻底，将造成压裂液滞留在储层孔隙、吼道中，使井筒附近的渗透率大大降低，对地层造成损害，降低油层的渗透性，影响油井的产量。为了缩短压裂液在地层中的停留时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在确保避免地层出砂的前提下，应尽量使用最大的油嘴进行放喷；（2）试油施工设计上尽量选择压排一体的管柱，如：JS-2管柱，投、捞杆式一趟管柱压两层管柱。（3）压裂液返排过程中定排液周期前期要尽量密，周期越多压裂液排的越彻底，对地层伤害越小。
1.2抽深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抽汲深度愈深，油井的产量愈高。随着油井抽汲深度的增加，井筒内的液柱降低，在不考虑流体在井筒内摩阻损失的情况下，油井的生产压差将增大，从而使油井的产量增加。所以在抽汲过程中在允许的范围内要尽量下深，这样产量才会越接近实际。
1.3工作制度的影响
工作制度的选择主要依据井筒压力恢复稳定时间的长短，其次是目的层位的深度、以及为了能连续生产考虑的设备因素。浅井和深井不同，浅井相对于深井地层压力较小，井筒液柱压力恢复到稳定耗时较少，相对周期抽汲次数较多，由于其油层较浅，地层流通性较好所以在进行常规试油时一般一个周期为两个小时，即每天12班次求产。在地层孔隙度较高，地层阻力较小，井筒内液柱恢复较快的井，高产井，时间间隔越短，抽次数越多，产量越大，越接近井实际生产时的产量。
1.4人为因素的影响
相对于其它试油方式，常规试油中的抽汲作业，人的不稳定因素对是否能真实的预探出地层真实产能，影响相对较大，这其中包括司钻技术、经验水平，抽子的质量，现场监督，为了能真实反映地层产能，建议做到：（1）要求司钻使抽子的下放深度达到要求；（2）抽汲上提速度要大于5m/s，在保证安全范围内速度越快漏失越少；（3）要保证抽子胶皮不过量磨损，抽子的密封性要好，现阶段钢丝骨架抽子胶皮质量较好，有条件的情况下推荐使用；（4）司钻能有效判断动液面位置，及时调整抽子的沉没深度；（5）现场技术人员要做好工作质量的监督和地面油水计量。
2认识与建议
（1）试油过程中，生产压差和渗流状态是影响试油产量的两个重要因素。
（2）在试油施工过程中，应尽量做到在放喷过程中使用大油嘴，管柱选用压排一体管柱。在考虑设备性能的前提下，选择最大的抽深、合理并相对密集的工作制度，并尽量降低人为因素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建发，孙琦.浅析试油方法对产量的影响.油气井测试，2007，2
[2]文浩，杨存旺.试油作业工艺技术[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4
关键词：禀赋依赖；能力水平；农民夫妻；联合迁移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外迁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兴力量，而且为加速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受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歧视、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外部因素制约，迁移劳动力很难在城市中实现永久性迁移，进而出现了暂时性迁移、循环迁移或回流到农村等不稳定迁移模式。同时，当前影响农村迁移劳动力实现永久性迁移的主要因素是所依赖的禀赋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相比于城市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迁移能力、工作可获得性和就业层次均相对较低。但不难发现，劳动力迁移除了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外，还会受到迁移主体禀赋依赖路径和能力水平的约束。据此，本文将农民夫妻都在家作为参照组，通过多值无序选择回归模型（MuhinomialLogisticRegression），分析了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的影响，其中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是指农民夫妻同时离开村里到城镇务工时间超过六个月。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不同家庭禀赋和个人能力的异质性对迁移行为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性，尤其是禀赋依赖程度和个人能力异质性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机会的可获得性具有非常重要影响。在家庭禀赋方面，格拉斯（Glass）认为衡量家庭背景好坏的标准可以从父母或家庭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来衡定。而司库尼尔（Scoones）将生计资产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个类型。石智雷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个人发展预期逐渐趋于理性，并且农民家庭禀赋形成的长期保障效应会弱化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的动机和行为。在能力水平方面，舒尔茨（Schuhz）指出，对大多数群体而言，天赋能力水平和分布大致趋同，但后天的学习和培训对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贝克尔（Becker）、明瑟（Mincer）结合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个人技能、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变量对劳动力迁移Q策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隐含地提出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劳动力迁移而消失的人力资本迁移理论。也有研究认为，劳动力迁移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而且劳动技能差异会导致迁移劳动力的职业分离和工资差异。但是，劳动技能的差别关键是后天获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需要有实在的、可以确定的成本，即这些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另有研究认为技能型就业和高收入水平能明显降低迁移劳动力两栖流动的概率，同时家属随迁能显著增强迁移劳动力城市居住稳定性。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已成为推动中国农民群体能力变迁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农村劳动力迁移不仅收获了工资性收入，获得了技能成长路径，而且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扩展了社会网络，为农民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奠定了基础。在迁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有研究认为农村迁移劳动力市民化的最大障碍是个人发展能力的贫困，而能力的贫困一方面是迁移劳动力个人禀赋因素导致，另一方面是由于体制和政策环境对迁移劳动力的影响，致使该群体边缘化从而失去了应有的资源和权利。也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地理因素对农村已婚男女从事非农工作的稳定性发挥着关键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富足，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初始目标是为了实现更高的收入水平，同时因对工作性质和自身非农就业能力认识欠缺，将追求预期收益作为能否接受工作的首要动机。但是，现阶段有学者提出中国农业部门不仅存在劳动力数量过剩，而且还存在劳动力质量过剩。2010年春节后，“民工荒”演变成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一方面，“民工荒”必然引起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并逐步实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相遇；另一方面，工资的提高同样会调整劳动力供求关系，从而减少“民工荒”发生的频率。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吸引是有选择性的，需要的是熟练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也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熟练劳动力才能支付得起迁移费用，而高质量劳动力的注入促进了发达地区的发展，并刺激了资本等其他发展要素的需求，这又反向刺激了该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波杰斯（Borjas）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角度出发，指出劳动力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能发挥自身能力的劳动力市场，并基于个人素质高低选择收入差距较大或较小的劳动力市场。程名望等认为城镇生活适应性、技能型收益和精神收益等非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有显著影响，而且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过程中技能提高程度越大，其进城迁移务工的意愿就越强烈。而且，农村劳动力迁移务工机会是由正规教育水平和长期培训所决定的，而工资水平的高低则由技能培训所决定，并且技能培训对正规教育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综上所述，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与劳动力迁移方面的研究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以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为研究对象，深人分析家庭禀赋、个人禀赋及个人能力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机理，探寻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不仅可以为劳动力迁移理论在我国的应用、拓展和修正奠定基础，而且可为我国农村迁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二、模型选择与变量选取
1.模型选择
为了检验禀赋依赖能力水平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具体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以及农民夫妻都在家四组，将农民夫妻都在家作为对照组，采用多值无序选择模型来分析禀赋依赖、能力水平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模型的基本原理如下。
假设农民夫妻个体或夫妻双方第i种选择第.j个行为所能带来的随机效用为：
式（2）中，j=1所对应的选择被称为参照组（Basecategory），即农民夫妻都在家，各项选择的概率之和为1，故该模型被称为多值无序选择模型。同时，第i种选择的似然函数为：
式（3）和式（4）中，（y1=j）为示性函数（indicatorfunction），即如果括号中的表达式成立，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将所有种可能的对数似然函数加总，即得到整个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将其最大化可得到系数估计值βMLE。
2.变量选取
（1）人力资本禀赋。人力资本投资、成长和积累是迁移劳动力能力提升的重要内容。劳动力迁移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个人素质，实现人力资本的增长，还可视为提高迁移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产出率的一种投资行为。雅各布・明瑟（JacobMincer）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主要是通过后天正规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或工作经验以及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而积累的。农村劳动力教育维度的贫困导致其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实现其永久性迁移，而且容易导致农村劳动力回流，形成逆城市化现象。劳动力健康水平不仅会影响自身迁移行为，还会对家庭其他成员的迁移行为造成影响，相P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非农就业概率越高，家庭其他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也越高。因此，本文假设处于35-45岁年龄段的夫妻，受教育程度越高且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联合迁移。
（2）社会资本禀赋。社会资本对人们能否获得资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资源的可获得性影响着人们拓宽与资源接触的机会，因而社会资本和资源可获性程度是实现个人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民工家庭中最初迁移者对城市信息的积累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举家迁移的发生。因此，本文假设社会资本禀赋越丰富，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越高。
（3）经济资本禀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迁移前家庭绝对收入水平越低，劳动力流动概率越高，相对收入越低，其劳动力外出概率也越高。因此，本文假设农民迁移前经济资本禀赋越丰富，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越低。
（4）自然资本禀赋。土地资源等因素也会对劳动力迁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家庭耕地数量与家庭成员流动人数呈“U”型的相关关系。家庭拥有的物质资本或财富越丰厚，越有可能抑制家庭迁居决策。因此，本文假设自然资本禀赋越丰富，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越低。
（5）能力水平。技能水平不仅会影响劳动力对收入的预期，还会影响个人转移后的主观感受、职业类型、工资收入、社会地位以及自身转移行为决策。王德文等的研究发现，各种形式的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迁移都有显著作用。劳动合同签订率越高的职位，对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歧视程度越小。因此，本文假设农民夫妻外出务工收入越高，其联合迁移的概率越高。同时假设参加过职业培训、签订了劳动合同会提高夫妻联合迁移的可能性。
（6）控制变量。安德森（Anderson）、贾男和马俊龙等的研究发现，拥有农村医疗保险明显地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倾向。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县市内迁移成为劳动者最满意的选择。农村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倾向于流向离家乡较近的地方，但距离对外出的约束逐渐减弱。另外，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代表了家庭在当地的社会政治地位，同时具有一定的资源分配优势，但是要维持所具有的行政性决策优势，就必须以村干部的身份从事兼业行为，并不能完全放弃村干部工作去实现迁移，这可能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离最近县市距离及村人均纯收入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GL004）课题组于2013年7-9月和2014年8-9月的两次调查。这两次调查分别选取了湖北省仙桃市、公安县、松滋市、石首市、襄州区、宜城市、南漳县及河南省夏邑县、南召县和虞城县10市（县、区）49村852户农户进行面访式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845份。抽样方法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市（县、区）随机选择2-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3村，最终在每个样本村随机调查8-10户农户。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劳动力结构、农业投入与产出、家庭收入和支出以及家庭信贷、土地流转、环保意识等方面，有效涵盖了研究所需的相关信息。
2.描述性分析
对调查资料整理后发现，845户样本中，有345户农户是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占全部样本的40.82%，比例最高；妻子在家、丈夫迁移的农户样本为250户，占全部样本的29.59%；妻子迁移、丈夫在家的农户有105户，占全部样本的12.426%，比例最小；夫妻都在家的样本有145户，占全部样本的17.165%。
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信息见表1。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均值为2.957，即在平均水平而言，农民夫妻家庭约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实现了迁移行为。解释变量包括资源禀赋、能力水平与控制变量三大类。每类指标又含有若干二级指标，如资源禀赋又包括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经济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四大方面，而人力资本禀赋又包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程度三个指标，各项指标的描述性信息在表1中都有明确反映。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对模型进行回归之前，我们注意到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经济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能力水平和控制变量内部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因而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导致模型回归结果偏误，首先需要检验多重共线性，实质上是对解释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程度的检验。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可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如果当VIF>10且MeanVIF>1时，变量内部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那么估计量系数方差会变大，估计误差会增大。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的VIF
2.多值无序选择模型回归估计结果
将农民夫妻都在家作为参照组，将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进行了多值无序选择回归分析，从而得到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模型I），妻子在家、丈夫迁移（模型Ⅱ）和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模型Ⅲ）的边际效应，回归结果见表3。
（1）禀赋依赖。人力资本禀赋中丈夫年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丈夫的年龄每提高1岁，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降低0.129%、0.172%。妻子年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样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妻子的年龄每提高1岁，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降低0.070%、0.095%、1.401%，表明夫妻p方的年龄都会对迁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年龄越大，对夫妻联合迁移的负向影响越大。
模型Ⅱ与模型Ⅲ中丈夫受教育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丈夫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年，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1.218%、1.301%。模型I中（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丈夫受教育程度不显著，表明丈夫受教育程度对妻子单方迁移行为影响不明显。妻子受教育程度在三个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丈夫受教育程度对自身迁移及夫妻联合迁移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妻子受教育程度对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目前在湖北与河南农村家庭，大男子主义还依然存在，妻子对家庭的影响力明显小于丈夫的影响力。
人力资本禀赋中丈夫健康状况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丈夫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2.308%、5.187%，而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倾向降低1.166%。同时，妻子健康状况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妻子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2.598%、3.448%，妻子在家、丈夫迁移倾向降低4.443%。可见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不仅决定了本人是否能迁移，同时会影响配偶的迁移行为。
社会资本禀赋中家庭亲戚中近两年外出务工人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亲戚中近两年外出务工人数每增加1人，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3.145%、3.250%、3.161%。表明社会资本禀赋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从而社会资本禀赋的积累对农民夫妻迁移行为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自然资本禀赋中家庭耕地面积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降低0.139%、O.203%、0.232%。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夫妻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大，放弃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实现夫妻双方的联合或一方迁移，需要承担更高的机会成本和风险，因而实证结果符合预期，农民夫妻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大，农民夫妻迁移倾向越低。
（2）能力水平。就业行业在模型Ⅲ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就业行业对夫妻单方迁移影响不显著，但对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重要影响。夫妻联合迁移不仅要求较高的收入预期，同时更希望在同一地点从事同一行业，当农民夫妻的自身综合能力水平与所能从事的行业不匹配时，就可能抑制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效应为负表明夫妻联合迁移提高了对就业行业的要求。月均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月平均收入每提高1元，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2.319%、2.713%、2.609%。这一结论完全符合预期，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的动力就是家庭效用和收入最大化，夫妻外迁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对家庭纯收入的提高起到显著作用，同时能够双向促进夫妻外出的可能性，因而夫妻月均收入越高，夫妻迁移倾向越大。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在模型Ⅲ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夫妻参加过职业培训会促使夫妻联合迁移倾向提高10.118%，根据边际效应的大小可知，该变量是影响夫妻联合迁移的最主要因素。迁移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会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也可以提高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从而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因而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夫妻对其实现顺利迁移，并获得稳定工作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3）控制变量。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夫妻家庭成员有村干部会促使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2.916%、7.678%、1.576%，这也与我们的预期并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村干部家庭可以充分利用其社会地位与信息资源，减少家庭成员迁移的机会成本，从而有助力于家庭成员对外迁移。离最近县、市的距离在模型Ⅱ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离最近县、市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妻子在家、丈夫迁移倾向降低0.417%。换言之，农民夫妻家庭所在位置离最近县、市的距离越远，妻子在家、丈夫迁移的农户越可能倾向于中断迁移行为，选择都在家从事自营或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增大；也越有可能倾向于改变只有丈夫迁移的模式，从而实现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妻子在家、丈夫迁移而言，离最近县城的距离越远，就越会增加丈夫回家和妻子经常相聚的迁移成本，势必会不同程度地增加往返家庭与务工地点的频率，形成增加丈夫的迁移成本的循环迁移模式，因而对其迁移行为形成了负面的影响。村人均纯收入在模型Ⅲ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村人均纯收入每提高1元/天，夫妻联合迁移倾向降低0.362%。夫妻迁移最大的动机就是谋求较高的收入效应，若所处村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那么对城市的预期收入也就相对较低，同时也不可能体会到自身的相对贫困程度，因而村人均纯收入越高，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越低。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湖北省、河南省10市（县、区）49村845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通过多值无序选择回归模型，将农民夫妻都在家作为参照组，分析了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总体上看，禀赋依赖中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等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有显著影响；能力水平中的就业行业、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均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有显著影响，月均收入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和夫妻单方迁移行为也有显著影响；控制变量中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和夫妻单方迁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离最近县市距离对妻子在家、丈夫迁移的决策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村人均纯收入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有显著的向影响。
人力资本禀赋中农民夫妻双方年龄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的概率越高；社会资本禀赋中家庭亲戚中近两年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倾向越高；自然资本禀赋中家庭耕地面积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因此，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依赖于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和自然资本禀赋条件，而经济资本禀赋条件对农民夫妻迁移行为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流动人口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流动人口正在逐步退出城市，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群体―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子女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并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由于出生和成长时代背景不同，从而具备了显著的不同人格特征。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而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与此同时，他们受到户籍的限制，难以扎根城市，因此，工作稳定性很差。这一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加剧收入差距，阻碍城市化进程，威胁社会稳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发展。
文献回顾
对于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主要是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例如罗锋、黄丽在2011年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证明了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
钱雪飞在2012年描述了两代农民工收入的代际差异，综合选择了8个自身因素、8个工作因素、5个生活负担因素、10个社会资本因素，合计31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对新时代农民工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而对于两代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一般来说是将两代流动人口分为两个群体，分别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例如，刘美玲在2011年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
在学者关于两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代际差异的分析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并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认为个体特征与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一）模型的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Mincer基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由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决定的假定，于1974年提出著名的“Mincer模型”，之后此模型成为测算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影响的经典模型，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结合自己的研究特色利用改进的“Mincer模型”来具体研究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Mincer模型的对数工资回归方程为：
Lnw=βX+μ
其中，w表示工资率，X代表一组个人特征的向量，μ为随机误差项。本研究根据研究假设和变量的选取，对“Mincer模型”进行拓展和修正，利用改进了的“Mincer模型”来研究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构建的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Inw=β0+β1edu+β2train+β3time+β4sex+β5trade+β6age+β7age2+β8child+β9marry+μ
其中，w为流动人口的日工资收入，考虑到年龄与工资收入存在“倒U”的非线性关系，于是，将年龄的平方项也加入回归模型中。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是基于2011年国家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全国范围进行，按照随机原则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样本点，样本总量128000人。该调查给出了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详细的个人特征方面数据。在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因素分析中，两代流动人口所面临的社会歧视与工作环境是一样的，造成他们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两代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与就业观念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采取个人特征方面的指标并提出研究假设。
1.因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日工资率的对数做为因变量。
2.自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工作行业、每天工作小时数、家庭等因素做为自变量。
年龄。年龄是研究收入影响因素中的主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根据贝克尔（Becker）的年龄-收入曲线，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的轨迹，因此，本文将年龄、年龄的平方两个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假设预期年龄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平方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性别。性别是影响收入的重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男性获得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要高于女性。因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工资水平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教育水平在各种研究收入的影响因素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教育可以提高就业人口的知识水平，获取信息等能力，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假设受教育程度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就业人口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会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因此，本文假设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都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工作行业。不同的工作行业，流动人口的收入相差很大，一般来说科研和技术行业收入偏高，农林牧渔行业收入偏低。因此，本研究假定工作行业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有正有负。
每天工作小时数。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长，收入应该越高，因此本文假设流动人口工作小时数与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家庭因素。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和抚育子女数代表了流动人口的家庭状况，一般来说，已婚、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稳定，家庭负担较重，收入更高。因此，本文假定婚姻状态与流动人口收入为负相关系，抚育子女数与流动人口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表1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说明，同时预期各变量的作用方向。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因素以及新生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不同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本研究使用SPSS11.O软件分别对流动人口整体、老一代流动人口样本、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三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表3、表4）。
结果显示，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
其中，性别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最为显著，整体上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男性流动人口相差30%以上，这表明无论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流动人口都存在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比较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发现，性别因素在老一代中的影响程度更大，新生代流动人口男女工资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年龄对总的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越高，年龄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2.4%。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年龄增加，收入也更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这一个体特征对其工资收入的作用不显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龄代表着工作经验，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全部样本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工资收入均值会相应的提高11.3%。
外出后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的全部样本中，进城后未曾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均值要比曾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的低9.3%，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参加技术培训的收益率更高。这一数据反映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接受新事物快，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对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更有效。
另外，抚育子女数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一定影响，要抚育的子女数越多，家庭负担越重，因而可能在选择工作时提更高的工资要求。尤其是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抚育子女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家庭压力。
总之，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培训、性别和家庭负担的因素影响。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还属于社会较低层次，增加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迫在眉睫。一方面，工资收入作为大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劳动所得，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迁移的决策，只有他们认为有足够高的收入可以弥补其迁移成本时，才会做出迁移的意愿，有了迁移意愿，就会成为潜在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促进我国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诉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已不仅是单纯地在城市中打工挣钱，而且要在城市中消费、生活，但如果要增强流动人口消费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其根本条件在于提升就业收入水平。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打工收入水平相对于城市生活成本来说，依然较低，难以支撑其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梦想。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意味着其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费能力将会迅速增强，从而必将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需求拉动作用。这一庞大而生机勃勃的劳动者群体，不仅能够在各个产业中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成为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使流动人口的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上。
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以下提高其收入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首先，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的决定因素。新生代流动人口是一个固定在某个年龄段的群体，今天农村受教育的儿童，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因此，对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要求，必须通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增强来实现。改善农村基础教育，首先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建设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同时，要改革教育评估方式，切实以培养人才为主，让流动人口全面提高文化素质。
另外，还要加大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流动人口技能素质。当前，流动人口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造成流动人口“就业难”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要大幅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我国制造业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政府应当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健全和规范培训信息的渠道，并对有关培训机构给予适当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成为培训流动人口的主体，高素质的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强、接受能力快，企业聘用他们也会得到更高的收益。同时，鼓励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自我投资接受培训，为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培训信息与培训机会。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
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企业经营方式，不再以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为赚取利益的方式，而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单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创造条件，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提升。
（三）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就要在就业方面消除各种歧视流动人口的现象，实现同工同酬，待遇均等。
关键词：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046-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流动人口保持强劲的势头快速增长，家庭化流动趋势、移民定居趋势逐步明显，流动人口中流动儿童的比例也逐年上升。与其父母相比较，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的适应性能力较差。通过前期对昆明市流动儿童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公办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适应性有很大差异。调查中的YT中学是一所接受流动儿童的公办学校，流动儿童占70%左右。而SY中学则是一所典型的民工子弟学校，所有的学生都是初中阶段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方面对就读于不同类型学校的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适应性上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一、流动儿童自身因素的影响
（一）性格特征的影响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以心理活动的倾向将性格分为内倾型和外倾型两类，内倾型和外倾型不同的性格特征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表现为外倾型特征的流动儿童，适应能力稍强，来到流入地后更愿意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充满新鲜感的城市，性格开朗的他们也容易在陌生的环境里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找到自己的好朋友，他们很快就能从心理上适应新的环境。
而内倾型的流动儿童，多不善于他人沟通，适应能力较差的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更为被动，人际关系的建立较为困难，在陌生的环境里如果缺少知心朋友，那他们极易产生人际焦虑、也较容易变得孤僻、忧郁和敏感，适应的过程较漫长。
（二）年龄特征的影响
初中阶段的儿童容易产生情绪问题。初中阶段的儿童大部分在12至16岁，正值青春期，情绪不稳定，自尊心开始变强，渴望被尊重，被理解。流动儿童由于周围环境的经常性变换、人际交往圈的变化，更容易变得焦虑、烦躁，出现众多情绪
问题。
初中阶段的儿童容易产生行为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还不够成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强烈的自我体现意识，主要表现为好奇心强、好逞强、做事鲁莽、不顾后果，逆反心理强烈。在此年龄段，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引导，极易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作为外来者，流动儿童受城市居民排挤的现象不乏存在，年轻气盛的他们对城市居民的言语和态度特别敏感，使双方极易产生冲突，这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过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极为
不利。
二、家庭因素的影响分析
（一）流动频率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的影响
由于流动儿童父母工作的不稳定性，流动儿童跟随父母经常变换环境，这使得流动儿童不断地尝试熟悉新的环境，并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流动频率深刻影响着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过程。
流动儿童YQX老家在江苏，在问及频繁地搬家对他的影响时，他说：“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有好多玩的好的伙伴，后来去浙江，跟以前的伙伴就不联系了。一开始到浙江没什么朋友，每天放学呆在家里，觉得很孤单，后来在学校里认识了几个朋友，感觉好多了。再后来到了广州，城市人多又大，周围的人说广东话又听不懂，到处都觉得陌生。现在来昆明一年多了，认识了几个新朋友，但班里有几个男生因为我个子小，又是新来的，老是欺负我，每天想到要去学校心里就很烦。”
频繁的流动极易造成流动儿童认识上的“疲劳”，不愿与新同学交往，从而形成孤僻的性格，最终使他们不愿去熟悉适应新的环境。
（二）父母职业地位高低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的影响
职业地位高低，往往决定了经济地位的高低，一个家庭的经济成本和社会资本越高，往往越有利于流动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流动儿童的父母进城后，多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不高，就业稳定性较差。
流动儿童较差的经济条件，使得家庭能够为儿童提供的物质和资源十分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流动儿童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同样是流动儿童也会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导致彼此之间的城市社会的适应程度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父母文化程度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的影响
按照布迪厄的观点，一个人所生活的家庭中，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就更容易、更快地积累起新的文化资本。由此，父母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儿童在家庭教育中帮助的多寡和优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流动儿童学业成绩的好坏。
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如图1所示，所调查的流动儿童父母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及以下的水平，其次是初中水平，高中以上学历的父母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从性别来看，母亲的文化程度低于父亲，而通常意义上，母亲陪伴子女的时间要多于父亲，可以说母亲在流动儿童学习和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图1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构成情况
受教育程度又影响着父母的教育行为，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教育方式中的溺爱、忽视、专制、惩罚、父母之间教育行为不一致等行为的发生频率，要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而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则更具有民主性（张文新、林崇德，1998）。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很大程度影响着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能力以及良好家庭氛围的营造，从而间接影响着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能力和心理适应
程度。
（四）闲暇时间安排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的影响
闲暇时间的安排，从某种程度上体现流动儿童家庭的社区参与度及与市民的互动情况。流动儿童的父母平日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安排流动儿童的闲暇时间，子女的闲暇时间多由子女自己安排，只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父母就不会过多的干预。也有父母坦言，子女的闲暇时间其实不多，因为父母太忙，子女有空的话要做家务，或者帮忙做生意，等忙完这些，天差不多都黑了，也不想再出去玩了。父母下班后，多在家看电视、或者邀约朋友喝酒、打牌，很少带子女去公园、体育馆、书店、展览馆这类可以陶冶情操、增长见识的地方，更别提给子女报名参加各类兴趣班或者特长班，流动儿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很少参与城市活动，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及城市儿童的接触机会不多，这强化了其与城市儿童的现实差距。
三、学校因素的影响分析
（一）学校硬环境的影响
学校的硬环境主要是指学校的校园环境、教学场所、教学设备等，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学校硬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他们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水平。
学校的教学设备影响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关乎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水平的提高。调查的SY中学，教学区是一栋破旧的两层简易平房，教室内光线昏暗，课桌椅陈旧，电脑、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并没有配备，语音室、实验室更是无从谈起，而先进的教学设备往往能够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拓宽其学习的渠道，掌握更多获取信息的途径，这对其学习适应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影响着最终的学习成果。
（二）学校软环境的影响
学校软环境主要是指学校的师资力量、管理水平、文化氛围等。民工子弟学校师资缺乏，教师流动性大，且素质普遍较低，频繁地更换教师极大的挑战学生的学习适应性。调查中的SY中学初中部包括校长在内，一共有5名教师，承担了三个初中年级所有的课程，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但由于学校没有足够的资金聘请更多的教师，只能让每位教师同时兼任几门课程。
调查中的民工子弟学校，班内的学生是清一色的流动儿童，使得这些流动儿童的交往伙伴也限制在流动儿童之中，虽然背景的相似性会使得就读在民工子弟学校里的流动儿童人际焦虑较低，但这样的环境中缺少与城市孩子的接触机会。在这样环境中的流动儿童，即使人际关系很适应，但也只是与其他流动儿童之间人际关系的适应。
四、社会因素的影响分析
（一）流出地与流入地社会文化的差异
流动儿童进城后，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移民，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移民，流动儿童在流入地面临的文化差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流动人口家庭之所以选择城郊结合部或者城中村居住，除了房租便宜外，还因为这些地方多居住当地农民，在城乡文化差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更接近他们原本的农村生活环境。二是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南北之间，内地和沿海之间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且文化本身又不断发生变迁，因此流动儿童在适应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二）城市居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
流动儿童居住的地方，往往聚集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地方缺乏良好的文化氛围，甚至可能充斥着行为失范，比如偷盗、、打架等不文明社会现象，在“标签效应”的影响下，城市居民多会对流动人口产生偏见与歧视，并从心理上排斥和歧视流动儿童。殊不知“排斥”和“歧视”极易导致流动儿童产生自卑情绪，偏见的存在可能会使少数人群从他人的评价中，看到一个消极的自我形象，从而倾向于较低的自尊水平，这就影响了流动儿童对自我和城市社会的认知，影响他们融合行为的选择。
五、结语
从影响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的因素来看，学校、家庭和社会都能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性都会产生影响，各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着流动儿童的整个适应过程，如果能通过流动儿童自身和其他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定能使得流动儿童尽快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实现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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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组织结构设计；动态效率因子；静态效率因子
一、组织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组织效率是指组织管理工作投入的劳动量与劳动效果之间的比率。组织效率的高低决定着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态势，更进一步说就是决定着企业的的生死存亡，不可不察。
影响组织效率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指企业组织所处国家的政治法律、区域经济、科学技术、社会与文化、产业的生命周期、产业结构分析、市场结构与竞争、市场需求状况、产业内的战略群体和成功关键因素等外部因素，属于不可控因素；另一类是源自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如组织结构、企业文化、资源条件、价值链、核心能力等，属于可控因素。那么，如何将外部环境因素和和企业内部环境因素有机结构结合使得企业组织效率最大化呢？组织结构设计工作就成为最关键的因素，成为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环境因素影响企业效率最优组合的桥梁纽带，是企业组织效率最优化的咽喉要塞。因此，企业组织效率最优化的三大影响因素：组织结构设计、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
二、组织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特征分析
（一）组织结构设计因素
组织结构设计对组织效率的影响是通过不同效率重心的设计选择造成的。不同的效率重心视角选择就决定了组织资源和能力的配置方式，进而造成组织效率结果的不同，因此，组织结构设计工作极其重要，必须高度重视。根据组织设计理论的不同，组织结构设计的效率重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专业化分工理论为指导的个体效率重心型；二是以流程变革理论为指导的流程效率重心型。也就是说组织结构对于组织效率的影响是通过组织结构设计过程中对个体工作效率和流程效率两个子效率因子的不同选择策略造成的。对于某一时点上的组织设计工作就有三种选择组织效率最优选择策略：一是个体工作效率最优策略；二是流程效率最优策略；三是个体工作效率和流程效率组合最优策略，因此操作性非常强，会因设计者不同、设计者对企业未来发展趋势预判不同、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而做出不同的效率设计重心策略选择。因此，组织结构设计因素称之为影响组织效率的动态效率因子。
（二）内部环境因素
内部环境因素中，组织结构、企业文化、资源条件、价值链、核心能力等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组织的效率，是可控因素，通过主动改善管理水平可以提高组织效率。建立高效的企业文化、科学合理的配置和改善资源条件、完善和优化企业价值链系统、培育和开发企业的核心能力、正确的引导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合理的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以及提高组织的技术工具的应用水平，这些因素都可以提高组织的效率。但是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复杂动态关系，是企业管理的“内功”，对组织效率的影响属于缓慢和渐进变化型。而组织结构是组织结构设计工作的最终产出结果，是对组织效率影响确定的组织模式。组织结构一旦确定都会保持一定时期不变，它对组织效率的贡献由最初的最优或者相对最优到最终的零或负值，这个过程是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缓慢变化发展造成的，当组织结构不能适应企业内外环境时，组织结构设计工作重新启动。这些内部环境因素相对于某一时点上的组织结构设计而言，都是可以看做是静态不变的，因此我们称之为影响组织效率的静态效率因子。
（三）外部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是不以任何企业的意志转移的，属于企业的不可控因素，因其变化缓慢，影响深远，基本上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只能适应不能改变。例如某一工业园区的3家生产女士休闲鞋的企业来说，外部环境因素对三家企业的组织效率影响基本是完全一样的。进而推知同一类型或者同一行业的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对其组织效率的影响基本是相同或相近的。另外，对于某一时点上的组织结构设计工作而言，外部环境因素对组织效率影响的大小都是固定不变的或者说是变化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我们的组织结构设计工作得以实施。因此，我们将外部环境因素称之为影响组织效率的静态效率因子。
三、两类效率因子与组织效率最优化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动态效率因子（组织结构设计）和静态效率因子（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共同决定者组织效率。如果我们假设用T表示组织效率，用O表示组织结构设计因素，用E表示外部环境因素，用I表示内部环境因素，那么，四者的关系可用线性方程式表示为：
T=αE+βI+εO
上式中α、β、ε分别代表三大因素对组织效率影响大小的系数，取值范围大于0至小于1之间。对于某一个特定企业这三个系数是确定不变的。
如果相对于组织结构设计的某一时点上，使T=αE+βI+εO最优化，我们不难看出E、I两个静态效率因子是可以看做是固定不变，而α、β、ε三个系数也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必须使得动态效率因子O最大化，也就是组织结构设计结果对组织效率贡献最大化。
四、两类效率因子之间关系
静态效率因子的量变是组织结构设计工作启动的根本原因。静态效率因子在某一时点上对组织效率的影响值是固定不变，但是在长期上又是处于不断的、缓慢的变化之中。任何组织结构设计都是基于某一时点上的静态效率因子现状和对其未来变化趋势的预测基础上做出的组织资源和能力有效配置模式的选择。组织结构一旦制定实施，就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不变。但是任何组织结构模式都不可能永远适应企业的发展，都会随着静态效率因子不断的、缓慢的量变积累，导致组织结构重新设计的质变。
通过以上分析，对组织结构设计工作的现实意义有两点：1、组织结构设计中，首先应当考虑组织结构必须适应静态效率因子的现状，同时，需要考虑到对静态效率因子未来预测的柔性设计。2、静态效率因子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必须进行组织结构变革，否则组织的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失去竞争力。
五、动态效率因子的结果最优化分析
动态效率因子的结果最优化就是组织机构对组织效率贡献的最大化。设计工作本身属于艺术，组织结构设计工作也不例外。那么，如何让组织结构设计工作变得有据可依，不因人而异就显得尤为重要。组织结构设计（即动态效率因子）对组织效率的影响的源自于设计过程中对不同组织结构设计效率重心的选择策略，即个体效率重心和流程效率重心的选择策略。因此，要想使得组织结构设计工作由艺术性变成科学性，只要将这种组织结构设计效率重心选择决策过程科学化，那么组织结构设计就不再是因人而异的艺术性工作了。
六、小结
通过本文以上内容对影响组织效率的动态和静态效率因子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是：1、组织结构设计是联结影响组织效率的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内部环境因素的桥梁纽带；2、组织结构设计中，首先应当考虑组织结构必须适应静态效率因子的现状，同时，需要考虑到对静态效率因子未来预测的柔性设计，以延长组织结构的生命周期；3、静态效率因子的量变是促成组织结构质变的原因；4、动态效率因子是组织效率最大化的决定性效率因子；5、组织结构对组织效率的贡献最大化是组织结构设计工作追求的目标；6、组织结构设计过程中个体效率最优和流程效率最优的不同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成为组织结构设计工作科学化必须研究的方向。
（作者单位：石家庄厝鼎食品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秘新建，秘新梅，黄少盈.流程型与职能型组织设计思想的本质区别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5，02
关键词: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电子商务应用实际上就是一个融合了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并拓展到企业边界之外,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的一种)、渠道商、客户、合作伙伴,以至竞争者的外部业务流程集成为一体的复杂体系,是由信息技术和通讯网络实现的电子化的业务流程(刘璞,2007)。从企业开始应用电子商务的那一天起,企业家和学者们就没有停止对电子商务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研究。Devaraj和Kohli(2003)把“抓住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即信息技术投资是如何转化成资产、资源和企业绩效的”作为对信息技术贡献方面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Mahmood等人(2004)认为对信息技术投资是否会在新的网络使能环境下产生商业价值的问题给出一个适当的答案是必要而且复杂的。
如果把EDI的研究归结为电子商务应用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根据对美国ASP+BSP、荷兰SDOS、美国博士论文库、我国CNKI数据库、我国优秀硕博论文库等数字论文库的检索,发现在电子商务产生的价值和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中,最早的研究文献始于1999年,而且定性研究的文献居多,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定量分析。就研究的角度而言,定量研究文献可以分为四类:(1)分析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分析资源和能力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3)分析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4)分析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对应的研究方法一般采用大样本数据调研和统计分析的方法,也有采用系统仿真的方法进行。本文尝试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以探讨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根据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不少学者从企业业务活动的角度探寻电子商务应用如何成为企业增加价值的源泉。George、Ray和Georgios(1999)在现实案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利用仿真的方法评价了EDI对企业绩效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对企业绩效的测量是从下订单时间、反向订货时间以及发货时间这三个维度进行的。研究发现,单独采用EDI只能在一定限度上增加主要流程(订单完成时间)的绩效,而非期望中可以很好地改善订单完成的时间。
Wu、Vijay和Sridhar(2001,2003)应用似乎不相关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电子商务应用对美国企业的绩效影响。他们在分析中把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分解为四个方面:沟通、内部管理、订单接收和电子采购。结果显示应用电子商务并没有给企业绩效带来很显著的影响,而只在一定水平上对客户满意和关系改进的影响大些,对效率和销售绩效的影响较小。
邵兵家、蔡志刚(2005)认为企业通过将电子商务的某项活动和行为将价值增加到了产品或服务中去,使得顾客愿意比原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该产品,这样企业绩效有可能会增加。因此,他们将电子商务中增加价值的活动分为四种:信息、网上交易、与顾客交流交互、与供应商经销商交互。通过对中国IT业64家上市公司的调查,他们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能够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成本的支出,但总体上电子商务对企业绩效存在正面的影响。
Apigian等人(2005)认为企业在应用互联网技术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战略需要,并和企业当前的业务流程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提升其市场地位,增加其收入。为此,他们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绩效之间的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257个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为了实现收入增加和增进关系的战略目的,企业可以在市场渠道和与客户互动方面使用互联网;为了增进关系,企业还可以在与供应商的互动方面使用互联网;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可以在分销、供应商互动和内部运作方面使用互联网;而为了节省时间,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互动,进行内部运作管理。
George,Despina(2000)将销售管理活动和产品管理活动作为中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互联网预算、互联网工具的应用与销售绩效和销售效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企业的调查,证实了网络的使用确实对企业营销活动和营销绩效有正面影响。
任峰,李垣,孙爱英(2003)构建了由网络预算、网络工具的使用、网络应用作为自变量、客户关系管理活动、信息管理活动作为中介变量,销售业绩和市场改善作为因变量的概念模型,在对广东等八个省份、12个行业、112份有效问卷的调查基础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证明了网络预算、网络工具的使用程度和网络应用对客户关系管理活动、信息管理活动存在正向影响,表明中国企业通过网络确实可以改善营销活动,可以加强客户关系的管理以及有利于信息管理。
二、资源和能力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资源的观点是战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之一。Zhu和Kenneth(2002)认为基于资源的观点是将组织资源和能力与企业绩效相连接的桥梁,可用于分析电子商务价值的形成。Lumpkin和Dess(2004)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应用电子商务这种特定的资源,提高企业的能力,增加企业绩效。尽管如此,在电子商务应用研究中只有极少数的文献采用基于资源的观点分析了资源和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有影响力的探讨电子商务能力及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定量研究成果不多,仅限于Zhu等(2002,2004)、Chu(2004)、Zhuang和Lederer(2006)、吕兰、赵晶(2008)、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等。
Zhuang和Lederer(2006)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电子商务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和业务资源对电子商务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为:信息技术资源和业务资源对企业的电子商务绩效有影响,而人力资源对电子商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企业的电子商务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一结果支持了对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其增加的分销渠道、新营销媒介、加强的运营效率、自动化的客户服务运营、改进了的客户数据收集技术、以及实时和互动的信息交换等方式影响对企业绩效的期望。
Chu(2004)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收集了5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不同行业的250家企业的数据,采用多层回归的方法检验了电子商务能力与企业整体绩效(包括电子商务绩效、经营绩效、竞争绩效、利润和销售)的关系,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整体绩效影响显著,不同的电子商务能力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不同。
吕兰和赵晶(2008)根据在中国收集的175份实施电子商务的制造企业的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分析(PLS)检验了电子采购业务中的电子商务能力、电子采购流程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具体指标没有说明),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无直接影响,但对电子采购流程绩效有显著影响,而电子采购流程绩效对企业财务绩效产有影响。
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选择西班牙的十个行业(纺织和皮革制造、化工、电器制造、交通设备制造、手工艺品加工和贸易、零售业、旅游业、商务服务、电信和计算机服务、健康和社会服务)1010家企业作为实证调查样本,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电子商务能力对电子商务价值(由在线采购成本、供应商关系、物流和库存成本表示)的影响,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电子商务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从上面综述可以看出,这类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对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各项资源和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分析由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的其他能力作用所产生的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内学者刘璞(2007)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初步证实了营销能力在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影响作用,证明营销能力是企业电子商务应用与营销绩效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该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缺憾,而且可以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但是对于内涵丰富的企业能力来说,尚缺乏更多的实证研究成果。
三、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般来说,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企业是否会采用电子商务,哪些因素会对企业的这种行为产生影响,但也有一些文献分析了影响企业采用电子商务的因素在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后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Barua等(2002),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
Barua等(2002)认为驱动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因素与企业运营绩效(OperationPerformance)和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他们在信息技术业务价值(ITbusinessvalue)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将绩效驱动器(例如,Internet应用,流程,以及客户和供应商的电子商务准备度)和运营、财务评价指标连接起来的电子商务价值框架,认为企业进行电子商务应用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与企业运营绩效(OperationPerformance)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三个因素为(1)IT应用(包含顾客导向、供应商导向和企业内部导向的IT应用);(2)流程的变革(包括面向顾客、面向供应商和企业内部的流程变革);(3)就绪程度(指的是顾客和供应商电子商务就绪程度)。因此,他们认为进行电子商务转型的企业必须进行增效投资,不仅在信息技术方面分配资源,同时必须规范业务流程,分析客户和供应商的准备度,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利用了TOE框架(技术、组织和环境)分析了TOE因素是如何对信息系统创新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的。Iacovou等人(1995)应用TOE框架发现E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直接受其与其他信息系统和流程的集成水平所影响。Ramamurthy等人(1999)认为E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的制约。Zhu等人(2004)利用TOE框架分析了电子商务企业价值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准备度是对电子商务价值影响最大的因素,财务资源、全球范围和监管环境同样对电子商务价值有重要贡献;虽然竞争压力会驱使企业采用电子商务,但是电子商务的价值更多的是与技术集成和组织资源相关而非外部竞争。
四、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的绩效影响
除了分析单个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的绩效影响。如Evans和Wurster(1999)认为电子商务联盟的主要利益在于业务范围的扩大和更容易的保留忠实客户。Straub等人(2004)研究了电子商务下的联盟绩效。他们认为多个企业联盟能够创造更深意义的利益,像虚拟市场的网络经济能够使联盟的企业发展或者获得主要的资源信息,并且显著降低信息交换的成本。Park等人(2004)在资源联盟中谈到了传统公司联盟电子商务将挖掘出新的联盟利益。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提高声誉,减少在线活动的投资,并且可以从联盟伙伴(传统的企业)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通过对69家应用电子商务企业的联盟调查发现,营销联盟所产生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技术联盟产生的价值。研究的另一个结论是,与其它应用电子商务伙伴的联盟与传统意义上的伙伴联盟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没有很大区别。陈代江(2004)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研究了在技能联盟中企业电子商务和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建立了技能型战略联盟同时应用了电子商务的国内企业以及联盟体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技能联盟中,企业的电子商务对联盟绩效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电子商务对联盟绩效的竞争优势、技术创新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联盟中的规模效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五、发展展望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总结,笔者发现不管是研究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整体绩效影响的还是研究对企业职能绩效影响的文献,都是直接将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或者是考虑现有企业能力将对电子商务应用产生的绩效影响,绝大多数直接将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没有考虑中介变量的影响。而根据信息技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介变量可能是非常关键的联系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的环节。虽然国内学者刘璞(2007)分析了营销能力在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该研究所涉及的营销能力只是企业能力的一个方面,因此,非常有必要针对其他能力开展中介作用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