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涉农金融构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是目前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本文从辖内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及金融服务状况的调查入手，分析了辖区农村金融在支持“三农”发展和服务中还存在哪些难题和障碍，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承德市农村金融支持“三农”发展情况
(一)金融支农力度不断加大
据统计，到2009年6月末，承德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560．4亿元，比年初增加129．6亿元，其中涉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31．4亿元，比年初增加61．6亿元．占比为41_3％．比去年同期增长34．4％。县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208．6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37．2％．比年初增加46．6亿元，增长22．3％。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中，三家“农”字金融机构贷款占比达到78．1％，其中农业发展银行30．1亿元占14．4％，农业银行19．6亿元占9．4％，农村信用社l13．7亿元占54．5％。县域贷款中81％为涉农贷款。从贷款投向看，农户贷款106．3亿元，比年初增加27．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4．7％，农村各类经济组织贷款25．1亿元，比年初增加7．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0．2％；从贷款用途看，农林牧贷款49．2亿元，农村基础设施贷款38．1亿元。截至2009年6月末，辖区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产业化贷款余额为7．5亿元，其中，仅农业发展银行投放农业产业化贷款就达4．19亿元．农业银行2．7亿元。
(二)央行积极开展窗口指导
人民银行承德市中心支行继续鼓励和引导各金融机构拓宽信贷服务领域，创新信贷产品，完善担保机制．改进服务方式，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支持有实力的农民工自主创业和返乡创业，有效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出台加大对“三农”信贷投放的扶持政策，为金融机构积极拓展“三农”服务保驾护航。一是利用小额担保贷款等方式加大对农民212返乡创业就业的信贷支持，如丰宁县支行在组织农村信用联社深入企业和农户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哺农”、“以农促工”的窗口指导意见，并指导农村信用联社在工矿企业较多的乡镇开办了“农户借款、企业担保、农户到担保企业务工、企业用农户务工收入还款”业务，截至2009年6月末发放此项贷款余额5647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三是进一步加大对符合信贷条件的乡镇企业、县域经济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发挥其辐射拉动作用，扩大农民工就业市场容量，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四是加强外汇管理和政策宣传．为出国务工农民提供优质外汇服务；五是成立反假货币工作站。截至2009年6月末，全市已有215家反假货币工作站挂牌．约有400多名反假货币义务宣传员，县域反假宣传员184名，占全市的85％。
(三)涉农金融服务产品不断增加
农村信用社加大投放，实行信贷“增量、扩面、延伸”。截至2009年末6月末，全辖累放农户贷款77．39亿元，农户贷款面达59％；全辖建立农户信用档案40万户，评定信用户29．38万户、授信企业500余家．总授信额度达50亿元。创新和推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劳动力转移培训贷款、财政贴息贷款、社团贷款和“个贷企还”等新型信贷产品。同时切实加强农村支付清算系统建设，近期推出了信通卡．全辖377家基层农村信用社开通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6月末，累计发放农民工银行卡4万余张。为农民存取款提供了方便：农业发展银行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方面实现了突破，截至2009年6月末，共向以上两方面投入资金达14．3亿元，比年初增长101．5％。农业银行今年以来利用“三农”课堂．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进行培训．通过发放惠农卡．推广小额农户贷款业务，提高了办贷效率，有效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在8个县支行分别组建了“三农”业务工作组，并选派业务骨干充实“三农”业务客户经理队伍，全行“三农”业务工作人员已达75人，占员工总数的8％。截至6月末，农行累计发行惠农卡65734张，发放小额农户贷款18000万元，分别比年初增长1．1l倍和6．53倍，农户小额贷款授信7500户23250万元；为1761个农户注册了个人网上银行，为1075个农户注册了个人电话银行．发展趋势迅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承德市商业银行不断延伸业务触角，截至2009年6月末，在县区设立分支机构4家，发放贷款13．22亿元，成为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有生力量。
二、农村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农村资金需求
一是由于承德辖区县域经济依然相对落后，经济总量小、综合实力弱、主导产业不强、经济结构单一，以及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交通不发达．加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放慢，全市钢铁冶金、建筑材料、房地产等主导产业面临着愈加增大的市场风险。另外县域信用环境建设与银行贷款投放要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农业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难以吸引金融资金向农村的流动。从调查情况看，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金比较有限，很难满足农村资金需求。2008年县域生产总值较2000年年均增速为21．6％，而县域金融机构贷款2008年较2000年年均增速为8．6％．贷款增速大大低于县域经济增速．农村信贷资金不能很好的满足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需要。二是近年来全市农村资金外流问题呈日益加剧的趋势。2008年末，全市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为43．5％，较2006年下降11．1％，县域金融机构上存资金达175．39亿元，较2006年增长了106．4％。三是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余缺不能相互调剂，一些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不足，而农行有资金但无机构，两者不能有效结合，金融机构存量资金不能发挥作用。四是邮储银行资金有余，但因成立机构较晚，贷款种类较少，信贷资金投放受到限制．其所吸收的资金不能充分用于支持“三农”。如承德市邮政储蓄银行2009年6月末存款47．5亿元，贷款1．38亿元，只占存款的2．91％。
(二)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难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据调查，2009年6月末，全市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427家(其中县城以下机构313家)，金融从业人员3156人．与2000年相比机构减少176家．与1995年相比减少35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较低．目前有l0个偏远行政乡没有金融机构，成为金融服务的空白区。如农业银行丰宁县支行最多时有11个营业网点，目前只保留县支行1个网点，县城以下无营业网点。农村金融机构单一，全辖县及县以下农村信用社就有323家，占全部机构的75．6％，邮政储蓄银行66家(其中代办机构57家)，占15．5％。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农村金融服务质量难以提高。
(三)金融产品短缺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多样性的需求
一是农村既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也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既有种植业、养殖业，也有个体工商业、运输业，既有内销企业，也有外贸出口企业．不同的客户对信贷产品的需求不同，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不一。目前承德辖区农村信贷产品品种有限，仅有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助学贷款、抵质押贷款等少数金融产品，很难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二是信贷资金供求结构不尽合理据调查，全市前7个月的信贷资金投入是历史上最高的，但是投入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多，投入“三农”及实体经济的少，金融机构对“三农”提供的信贷服务中，生产性贷款多，生活性贷款少。截至2008年末．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发放个人消费贷款5．41亿元，仅占其贷款总额的5．04％。三是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周期长、额度大的资金需求日益增加，但目前农村信贷仍以短期化、小额周转性贷款为主．截至2008年末，承德市农村信用社短期贷款余额99．29亿元，是中长期贷款的12．6倍。有的信用社因农业贷款风险较大，信贷投放有偏离农业的倾向．如某信用社2008年1—12月累计投放贷款954万元，而铁矿采选行业贷款就达790万元，占比高达83％，农业贷款所剩无几。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小额贷款限额一般在1万元左右，只能满足简单的农业生产，对于规模经营的资金需求明显不足。同时，贷款期限设置不尽合理。
(四)结算和现金服务不到位难以满足新农村多元化经济结算的需要
截至2008年底，承德市辖区共开立各类结算账户1809505户，其中乡镇账户619007户。个人结算账户占总开户的99．2％，所有金融机构全部接人个人身份联网核查系统。但是辖区乡镇现代化支付系统覆盖率低，支付结算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目前农村的支付结算仍以现金、支票和汇兑等传统结算方式为主。
(五)金融资金高利率难以体现对农村经济的支持
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非常明显，风险较大，并且农业利润较低．在贷款利率上应给予优惠，但事实并非如此。农村信用社在对“三农”贷款利率的执行上全部实行上浮，并且浮动幅度较大，一般都在50％一l30％之间．有的一浮到顶，达到基准利率的2_3倍，没有真正体现对“三农”贷款利率上的优惠，与国家大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同时，贷款难的问题依然突出，据调查，87％的农户认为目前贷款不能满足其生产和生活需求。农业贷款的高利率既增加了农民负担，又降低了农业利润，同时农村资金偏离农业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三农”健康发展。
(六)严格的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制约了金融机构支农作用的发挥
一是贷款审批权限的限制。目前，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支行除存单质押贷款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贷款发放的审批权，贷款审批权集中在省市分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小企业和产业龙头企业贷款审批权也集中在省市分行，因欠发达地区符合上级行规定贷款条件的企业较少，有的即使符合条件但由于金额较小，贷款审批往往受到限制。二是严格的责任追究，影响了基层行和信贷人员贷款投放的积极性。贷款责任追究制度的不科学、不合理问题影响了基层行和信贷人员贷款发放的积极性，造成信贷人员不敢放贷、不愿放贷。
三、对策及建议
(一)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竞争有序的金融体系
一个分工有序、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上．金融组织的结构应当是既有大型、中型金融组织．又有小型甚至超小型的金融组织。因此，要加快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步伐；引导农业银行、农发行县支行加大农田水利、农业开发、农产品加工及其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发挥农村信用社多年在县域经营经验等优势，在服务“三农”中继续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加快邮政储蓄银行建设，督促邮政储蓄资金“取之于县，用之于县”；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让不同类型、多种资本本着市场的原则进入农村，扩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的试点范围，提高农村银行机构网点覆盖率，形成种类多样、自由竞争、覆盖全面、互补互助、分区高效的银行服务体系。放宽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使用限制，搞好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资金余缺的调剂，按规定在农村吸收的资金70％投放到农村使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二)人民银行不断完善对农村金融的信贷支持政策
鼓励所有金融机构履行其社会责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对“三农”的资金供给能力。一是充分利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增加农业投入，并根据农业生产特点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实行弹性利率政策，适当向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与“三农”经济密切相关的二、三产业倾斜。二是适当限制支农资金利率上浮幅度，正确处理农村信用社自身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关系。三是规定国有商业银行投入支农资金的比例，财政按比例给予贴息，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所需要的支农资金。四是人民银行适当降低县域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对县域和城市存款实行差别准备金管理。五是限定国有商业银行资金上存比例，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将盈余资金调剂到当地农村金融机构，为当地农村金融开辟更为广阔的资金来源渠道。
(三)积极推进金融创新，提供适合于农业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金融部门在贷款投放上要积极配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把贷款投放到农村最需要的地方，促进“三农”又好又快发展。可以针对农村经济的需求，积极进行信贷产品创新。一是贷款流程创新。充分考虑农业经济的实际，重构适合县域农业经济的信贷流程，打造在无需担保抵押的“少、短、快”资金需求渠道。二是信贷产品创新。在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量体裁衣，设计符合农业经济需求的创业贷款、商铺租赁贷款、整贷零还贷款等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服务领域创新。在服务县域地区传统项目贷款的基础上，不断拓展金融服务农业经济的领域，开拓在家庭作坊、劳务输出、专利创业项目等领域的信贷，根据不同的贷款对象，适当扩大担保抵押品范围，解决小企业和农户贷款难问题满足欠发达地区农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四)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完善贷款责任追究办法
各级金融部门要结合信贷规模，积极调整贷款投放结构，简化信贷审批程序，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村资金需求情况和小企业、农户生产经营和诚信状况，适当下放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限，实行“综合授信”，使其能够在确定的融资额度内随时获得贷款，为农村居民提供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制定科学的贷款奖惩管理办法，对支农工作突出的基层机构和信贷人员给予奖励。对贷款出现的风险，应分清主客观原因，有区别的实行贷款责任追究，切忌实行“一刀切”，达到责权利相统一，保护信贷人员贷款支农的积极性。
(五)引导农村金融合理利率定价
目前，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已经放开了对小额贷款的利率限制，由金融机构自主决定利率水平。国际经验证明，农村金融能否成功与利率政策关系极大，哪里分开了小额贷款的利率，哪里的正规金融活动就能够顺利的开展起来。农民就能得益。因此，利率定价不能“一视同仁”，要分类客户，制定差别化利率，同时考虑不同经济收入农户的承受水平，在担保方式、贷款期限、还款方式方面因人而异，满足农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在中央关于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下，已有多个大城市把城市农业发展定位于都市型现代农业，实现了由传统生产型城郊农业向具有多功能性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特色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发展。
为更好地总结都市农业12年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研究和促进城乡统筹背景下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的科学发展，中国农学会拟于*月上旬在*市召开第八届全国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产业学术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议题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城乡统筹与都市型现代农业、休闲农业产业创新发展”。
主要议题有：城乡统筹与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新格局；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都市型现代农业主导产业创新发展与典型模式；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科研教学体系建设；政府在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中的作用；影响未来中国都市型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与对策；休闲农业的理论建设；休闲农业成功案例与典型模式；休闲农业产业的经营与管理；国内外在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产业发展方面的进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发展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月*日在*市召开，*月*日报到。
三、组织形式
会议由中国农学会主办，中国农学会都市农业分会、*市农学会承办。
四、主要内容
（一）本次会议将作为第*中国科协年会第26分会场，与会代表参加中国科协年会主会场活动，参与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学术研讨会的交流，参观*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的示范单位。
（二）召开中国农学会都市农业分会理事会，并对多年来在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理论与实践创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进行表彰。
（三）商讨建立“城市农学会协作网”，发挥学会体系优势，促进都市农业与休闲农业的发展。
五、会议征文
（一）论文征集
请围绕本次会议的议题撰写相关论文，论文格式详见附件1。
（二）其它资料征集
我国都市农业发展的相关专著、完成的相关课题、各地都市农业的发展规划、各地推动都市农业的政策和保障措施、各地都市农业的主要模式、都市型现代农业主导产业与休闲农业产业（企业）的成功运作模式及相关照片等。
中国农学会都市农业分会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征文进行遴选、汇编成《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并作为《中国农学通报》（增刊）发行。
（三）征文投送
论文投送截止日期为2009年7月1日（当地邮戳为准）。
1、请通过中国科协通用会议系统网上注册个人信息（）；
2、征文和报名表的电子版请同时发送至castnh@和castnh@两个邮箱；
3、请将征文及资料的纸质版邮寄至中国农学会学术交流处。
六、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20号楼
中国农学会学术交流处100125
联系人：周宪龙、康亚军、王全辉
电话：010-5919449759194487
传真：010-59194449
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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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物流；第三方物流；综述
一、国外农业物流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农业物流研究理论主要集中在农业物流动态联盟研究上，在国外农业物流与工业物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研究者并没有将“农业物流”与“工业物流”独立开来研究，其在农业生产、储运手段、信息传递等方面己经实现了现代化。所以，在国外物流的动态研究过程实际上也是农业物流的动态研究过程。
国外在物流动态研究理论上，经历了从物流的概念与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的方法开始，到研究运筹学及其他优化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再到研究物流信息技术、互联网与物流、电子商务与物流、第三方物流、供应链以及相应技术等。
物流的概念，最初由配送发展而来，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军事“后勤”理论已经将物流由产成品的配送扩展到采购和生产阶段。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方物流也就是前面所讲的“物流联盟”。第三方物流行业既非生产方又非销售方，而是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流通过程中进行服务的第三方，它是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桥梁。
二、国内农业物流理论研究综述
我国农业物流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还比较落后，但是近年来政府、理论研究者和农业经营者都比较重视农业物流。2004年至2013年中央连续十年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强调农产品有效供给，重视农业物流，发展现代农业。“三农”问题、粮食安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没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理论界越来越重视农产品物流。农业生产者、销售者以及农产品需求者都越来越关心农业物流。
（一）农业物流的一般性理论
首先，著名物流学家王之泰（1995）认为“物流是物质资料从供给者到需求者的物理运动，是创造时间价值、场所价值和一定的加工价值的活动”，农产品物流的一大特点是物流过程中物流对象物的损毁，介绍了中国农村环境与农产品物流，主张发展现代农业物流。丁俊发更重视农村生产物流、农产品物流建设，认为农业物流可以实现农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民收益，增强农业效益。
（二）发展农业物流模式理论
近年来，我国农业物流理论界借鉴国内外优秀农业物流模式，提出：农业物流园区模式；供应链管理下的农业物流运作模式；以生产者和以商贸为中心的垂直一体化农业物流系统模式；发展专业化的农业物流，建立信息拉动式的农业流通模式；基于信息网络的农业SCOR模型，构建了农业物流供应链模式；电子商务平台下第三方物流有效运作的农业物流模式等。
（三）第三方农业物流理论研究
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第三方物流的理论研究者众多，具有代表性的有：陶学宗，刘德军等（2008）认为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采用委托的形式，运用先进的农产品物流营销、管理理念和手段，专业的农产品物流技术、设施和装备，通过专业设计的物流通道进行农产品物流业务的运作，能保证农产品顺畅流通，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产生规模效益，对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发展。陈善晓等（2005）针对农产品流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适合我国农产品流通发展需要的第三方物流运作模式。
（四）农业供应链理论研究
杨学义、李新卯（2011）提出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核心的农产品供应链模式，运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减少资金占用、降低风险、加速资金周转和产生规模效用等方面的特点和运行机制，通过培育和扶持第三方物流企业，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的利益协调分配机制等措施来实施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核心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黄桂红、饶志伟等（2011）运用供应链一体化思想，对农产品物流进行集成式管理，构建供应链一体化的农产品物流模式，推动农产品供应链体系进行一体化资源整合，优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运作，实现整体效益的合理化、最大化。张晟义等（2002）分析了农业产业化导入供应链管理的必要性、支持机制和基本原则，主张部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对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思想进行实践。
（五）农业物流标准化与信息化的研究
2001年出版发行《物流术语》一书，是国内物流的第一个基础性的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2006年12月《物流术语》标准修订版正式，我国物流标准化在逐步实现。在理论方面，艾晶秋等（2005）认为实现农业标准化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生产过程和市场流通过程中的标准化；李晓锦（2004）认为要通过多层次构筑信息源、有效增加信息供给、强化政府主导作用来推农产品流通信息北进程。
三、评述
结合国内外研究不难发现，目前物流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企业层面，在国外尤其突出，涉及农村物流模式通常是借鉴城市企业物流模式，且多数农村物流模式的分析不仅没有触及农村物流复杂体系的深层。我国农业第三方物流模式也有区别于国外物流联盟，我国主要集中在打造一个第三方物流体系，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费用，增强农业效益方面。
我国农业物流理论的演变，一方面反映了对物流概念及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物流理论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国家应当加快农村物流现代化标准化和信息系统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乡村物流网络体系，并在政策上加以扶持。运用第三方物流模式，供应链物流管理模式，跨区域物流园区模式，借鉴国外农业物流联盟模式，加快农业物流的现代化发展，充分利用资源、提高服务水平、加快资金周转、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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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开幕式上，中共广元市委常委、朝天区委书记蔡邦银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朝天区坚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立足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以“蜀道亚高原、康养曾家山”为主题，加快建设曾家山中国农业公园，打造了魅力独具、活力绽放的养生天堂。“我们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全力打造绿色养生基地，曾家山创建中国农业公园，既是保护生态、传承历史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资源开发、加速奔小康的主要路径。”蔡邦银说。
作为本次论坛的发起和指导单位，中国农村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王太表示，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传统农业和乡村的价值认识正在重新构建和确立，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也迎来快速发展黄金期。农业公园的发展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高端形态，它有效地利用了农村广阔田野、绿色村庄，遵循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农业生产与农耕文化有机结合，成为产业融合的大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农民增收的新载体。农业公园的创建有力促进了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传统农村形态的提升和再造。
“一批风景优美、产业发达、人文浓郁、各具特色的农业公园在全国陆续建成，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农业公园的创建，给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综合解决方案。”王太说。
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沈泽江在论坛上介绍了中国农业公园的创建历史和现状，并对中国农业公园以“农文旅、绿科商、创学养”九个字做了理论归纳。
中国农业公园发展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卢凤君则从中国农业公园的系统认识、战略抓手和商业模式与论坛嘉宾分享了观点，并着重提出关于中国农业公园的价值思路。他指出，公园的本质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公园是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要全域运营、全息服务、全链增值。要从保护脆弱稀缺价值、支撑实现长远价值、提升区域整体价值、运营激活商业价值四方面综合统筹。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中国农业公园创建的重要意义在于找到了壮大新产业、发展新业态的有效途径。他希望通过加快农业公园创建，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资源环境和农耕文化优势，利用“生态+”“旅游+”模式，创办旅游合作社、企业来推进休闲农业发展。他表示，政府要进一步完善行业标准，监管好食品、消防、环境安全。要围绕有机、有潜力、有特色的“三有”产业，实现生产生活同步改善、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一产二产三产深入融合，培育宜居宜业特色城镇。要通过建设特色集镇、打造田园综合体、创建产业融合园“三个抓手”促进农旅文融合发展。
论坛上，中国农业公园发展研究课题组副组长乔惠民宣读了《中国农业公园曾家山共识》，来自四川曾家山、黑龙江红兴隆、广西玉林五彩田园、成都温江区、河北北戴河、河北保定市、浙江滕头村、江苏盱眙县、四川江油市、四川武胜县等中国农业公园成员单位、创建单位代表及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了共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