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市乡镇企业局长会议今天召开了。这次会议主要是回顾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经验，研究部署今年工作计划。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推进我市乡镇企业改革、发展和提高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农村工作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搞好今年乡镇企业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
首先，让我代表市农业局党组，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乡镇企业的全体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讲二点意见：
一、农村奔小康乡镇企业功不可没
1、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推动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积极作用。去年，乡镇企业上缴国家税金占全市财政收入的45.72%；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的31.78%；职工人均纯收入达到8867元，比上年增加1042元，增长14%；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63%来自乡镇企业；全市33家亿元企业中，其中乡镇企业有22家，占全市总个数的66.67%；乡镇企业规模以上出货值，占全市社会规模以上出口总值比重的60.79%；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占全市gdp的23.82%，其中乡镇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9.92%。乡镇企业在农业、农村和全市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贡献越来越大。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也为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了机遇，去年乡镇企业共吸纳城镇下岗失业人员6599人。
从以上这些数字可以充分说明乡镇企业在农业、农村和全市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贡献越来越大。
2、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促进我市农村经济的繁荣作用尤为突出。去年，在全市128个乡镇中，总产值超过5亿元的乡镇有24个，比上年增加6个，其中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最大的乡镇是福鼎白琳镇，产值达18.61亿元；超2亿元的乡镇有62个，比上年增加2个；超亿元的乡镇有112个，比上年增加14个，占全市乡镇数的87.50%；超亿元村的有37个，比上年增加12个。实践证明，凡是乡镇企业发展快的地方，党在农村的政策就落实的比较好，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也就越多。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支持农业发展，对增加农民收入和吸纳富余劳动力，对壮大农村经济实力和支持农村社会事业，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市乡镇企业正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化的过程中起着龙头、支撑和主力作用。
3、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加快我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我市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把广大农民从农业文明带入工业文明，从村落文化带入城镇文化，并创造出自已特有的文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市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广大乡镇企业干部职工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平均每年有一万多人（次）的乡镇企业职工接受学历教育或培训，使他们的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及先进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乡镇企业生产经营的许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城乡市场，方便了人民的生活。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民政优抚、村容改造等各项社会性事业发展的同时，乡镇企业在发展中，还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二、三产业劳动大军，涌现出一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乡镇企业家和具有现代专业技能的员工队伍。目前，全市已有近百名厂长（经理）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优秀乡镇企业家和全国、省劳动模范等称号。在我市首次评选的闽东改革开放十佳人物中，我市乡镇企业系统就占了一半。我市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中，我们自已培养评聘的具有初级以上职称人员就有4865人，其中中级职称1716人，高级职称128人。乡镇企业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倡导企业精神，开展争创“青年文明号”活动，不少企业家踊跃捐款给“希望工程”和社会公益事业。
目前，我市农村、农业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如农村城市化缓慢，大量剩余劳动力沉淀在农村，农业主要靠家庭经营，规模小、成本高、效益低；农业结构长期处于不合理状态，市场不通、信息不灵，尤其是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突出等等。在农村，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农民的利益。当前，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收入，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把农民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是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最根本性的问题。
二、乡镇企业工作大有可为
1、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乡镇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是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支撑力量。过去，乡镇企业在发展农业、解决温饱、振兴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现在它仍然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致富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所以，在当前新一轮创业中，如果不做好乡镇企业这篇大文章，将是短见的没有作为的。乡镇企业是广大农村未来和希望之所在。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乡镇企业，现在和将来的发展也离不开乡镇企业。
2、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是最佳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市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跨区域流动就业，不仅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也为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了机遇，去年全市乡镇企业共安排下岗职工8482人，比上年增加3582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既为城镇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促进了城镇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又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对于加速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了促进作用。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劳动力又将出现一个新的增长高峰，而随着农业技术进步、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农业和农村内部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弱，农村劳动力富余问题会越来越突出。那么，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何处去？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向乡镇企业去，向小城镇去。也就是引导和支持农民脱离一产，进入到二产和三产。乡镇企业吸收农民进厂、务工经商、发展第三产业、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调整农村就业结构，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大战略。
3、实现农业产业化，离不开乡镇企业。农产品的增值，既不能靠简单数量增长来实现，也不能靠“倒买倒卖”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农产品精深加工，通过农业产业化来实现，这个载体就是乡镇企业。通过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解决农民的“卖难”问题，实现农产品增值的长期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产品加工业获得较快发展。去年，农产品加工业企业数达6504家；实现产值81亿元，比上年增12.5%。产值占全部乡镇工业的比重为34.42%；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数126家，实现产值24.34亿元，比增54.15%；农产品加工率41%。事实证明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我市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和新的增长点。表明我们在农副产品加工方面大有潜力可挖。所以说，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在农副产品加工方面大显身手。实施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是当前“三农”工作的一件大事。通过实施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对加速调整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农产品的转化与增值，增加农民就业与收入，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东北翼增长极港口中心城市的目标有着重大意义。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和探讨实施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我认为这个思路与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镇财政；作用；实践
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受财政体制不完善、财政负债建设、财政工作人员素质不高、财政资金缺乏监督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乡镇财政部门没有充分发挥出自身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作用。为此，文章立足于现阶段乡镇财政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发展局限，就如何解决这种局限性问题进行策略分析。
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要求，各级财政部门需要围绕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总目标，从资金投入、制度保障、服务支持、强化管理、优化体制等方面思考怎样更好的实施乡村振兴。
二、乡镇财政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乡镇财政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的职能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乡村振兴提供基本的资金保障。乡镇财政是乡镇资金分配的主要职能部门，乡村振兴工作中所需要的资金都需要乡镇财政拨款支持。第二，服务乡村经济发展职能。乡镇财政负责资金的管理和发放，对乡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乡镇财政向上联系各级财政，向下直接面对老百姓，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第三，兑现各项建设资金和惠农补助资金。乡镇财政负责监督乡村各项建设资金和惠农资金的兑现和使用，能够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和各项惠农补贴资金的使用成效。
三、乡镇财政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对策
(一)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制度1、完善农业农村投入优先保障的制度在乡村振兴发展中要将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保障力量，公共财政更是需要为三农事业的发展予以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积极创新乡村振兴的投融资机构，在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多方力量积极参与、互相扶持帮助的局面。对于乡村振兴发展的薄弱领域和重点领域，政府部门要实施税费减免政策。2、创新乡村振兴的资金筹集机制第一，拓展资金筹集渠道。有关部门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分阶段提升农业农村发展投入比例，并将农业发展所得资金通过支出预算用来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帮助农民脱贫。第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管理。在农村金融领域要充分发挥出国家融资担保的作用，为三农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第三，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不断拓展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网络。3、打造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机制结合乡村振兴的发展需要推进各项涉农资金的整合应用，特别是要强化对农业综合开发、农田综合治理、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资金的统筹管理。对于现有的农业发展资金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进行盘活处理，并对资金的实际使用进行定位跟踪，提升资金综合利用率。
(二)提升乡镇财政资金管理水平1、完善财政涉农资金的绩效管理将绩效管理涵盖所有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同时在预算编制工作中需要明确绩效管理目标，从事前和执行操作全过程进行绩效监督控制。对于重点涉农资金项目要开展绩效评估，根据绩效评估结果不断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将绩效评价作为预算安排和资金统筹应用的重要依据。2、强化对财政涉农资金的使用监管在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乡镇财政决不能沦为简单的资金拨付工具，要对上级投入资金的监管、镇级配套资金的落实、振兴项目的遴选立项、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审计进行全方位参与和监督管理，并打造资金动态化监管机制，实现对资金的精细化管理，从而确保每一笔扶持资金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3、强化财政涉农资金内部控制管理为了能够提升乡镇财政资金的应用成效，需要强化对财政涉农资金内部工作的监督管理，打造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并应用信息化手段对涉农资金管理人员进行监控，从而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形成层级互相监督、互相督促的工作局面。
(三)组织规划好各个参与主体在职责上的区别乡镇财政在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要明确区分好各个参与主体的关系问题。其中，乡村党支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核心力量，在组织建设、文化建设、民主建设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参与到乡村资源利用决策方案的制定中，对重大乡村发展事件有表决权。村民委员会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工作职责包含搬迁安置、土地流转管理、发展集体经济等。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平台负责招商引资、投资运营管理，在发展乡村产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职责是积极学习，努力创新创业，参加村集体和社区各种文化团体活动，合理流转土地。
(四)强化对乡镇财政干部的培训第一，强化对乡镇财政干部的管理。乡镇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强化对财政工作的重视，结合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部署情况来优化财政工作，提升财政资金在扶持农村发展建设方面的综合利用率。第二，强化财政所建设，合理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形成财政所内部所有职工定期轮岗机制。第三，强化对乡镇财政干部的培训。通过定期组织培训的方式来加快打造一个高素质的财政干部队伍，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总部署要求来持续性的优化和调整培训内容，从而确保培养出的乡镇财政人员更好的适应乡镇财政工作需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五园新村”和特色小城（古）镇建设为抓手，以“黔西北民居”改造和建设为切入点，紧紧抓住全区实施“工业强区”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的有利时机，统筹推进城乡产业发展、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强力推进我县生态文明家园建设和特色小城（古）镇建设，全面加快我县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步伐。
二、目标任务
全县生态文明家园建设工作按照乡村统筹建设的思路，总体目标是：全面启动生态文明家园“五园新村”建设工作，抓好特色小城（古）镇建设；实现“毕纳、纳水、纳大、纳织、纳六、纳赫”主要县际公路沿线可视范围内“黔西北民居”风格新建、改造覆盖率达80%以上，实现乡乡有“五园新村”示范村，建设10个特色小城（古）镇，促进农业产业大发展，农民群众大增收，乡村面貌大改变，切实推进城乡统筹大发展。具体目标如下：
（一）全县新建和改造“黔西北民居”31300户以上。其中：生态文明家园建设改造“黔西北民居”24300户以上；全县农村危房改造完成7000户以上。（附件一：纳雍县“黔西北民居”建设任务分解表）
（二）全面启动“五园新村”建设，力争5年完成全县“五园新村”建设任务。，按“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全县范围内实施“五园新村”达标村、“五园新村”示范村、“五园新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其中：五园新村”精品示范村10个，“五园新村”示范村32个（含10个精品示范村），“五园新村”达标村55个。“五园新村”的“黔西北民居”建设覆盖率达到80%。（附件二：纳雍县“五园新村”建设及特色小城（古）镇建设任务分解表）
（三）开展维新、龙场、阳长、王家寨、张家湾、乐治、勺窝、寨乐、老凹坝、昆寨等10个乡镇的特色小城镇建设，启动王家寨镇1个特色古寨建设。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城乡统筹、规划先行的原则。以规划为统领，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高度，逐步形成城镇建设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的城乡统筹发展体系，高起点规划和建设一批城（镇、乡）郊新社区、中心村寨和工（农）业产业聚集区。
（二）坚持党政主导、群众主体的原则。加强政府的组织领导、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尊重群众意愿，不搞大包大揽、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引导农民自愿投资投劳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
（三）坚持整合资源、多元投入的原则。整合各类资源要素，最大限度地将涉农项目和资金整合投入生态文明家园建设。要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拉动金融资金、社会资金投入生态文明家园建设。实行以奖代补、以物代资等办法，激励和引导群众投资投劳建设自己的家园，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四）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结合各地实际，凸显民族特色，把具备条件的少数民族村寨率先纳入“五园新村”建设计划进行建设。要传承当地文脉，将具备历史文化的集镇、村庄、街道，按照“古民居”、“古街道”风貌，打造一批“古镇”、“古寨”、“古街”。
（五）坚持示范带动、凸显精品的原则。根据各村的环境状况、地理位置、风土人情、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实际，按照“五园新村”建设标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着力打造一批“五园新村”和特色小城（古）镇精品示范点，特别是着力打造一批旅游小城（古）镇、旅游村寨，充分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四、工作内容
（一）切实抓好建设规划
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定位、合理布局，科学编制特色小城（古）镇建设规划、“五园新村”村寨建设规划和“五园新村”产业发展规划。
特色小城（古）镇建设规划要突出地方特色，传承历史文化，融入民族元素，注重完善功能，提高承载能力。规划要力求高起点、高标准，一步到位，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要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及土地利用总规相衔接，与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及旅游发展有机结合，体现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3月底前要完成10个特色小城（古）镇建设的总体规划编制，4月底前完成小城镇规划区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内要完成全县50%以上特色小城（古）镇建设总体规划的编制。
“五园新村”村寨建设规划要结合各村寨环境状况、地理位置、风土人情、资源禀赋，按照“依山傍水、错落有致、相对集中、分散适当”的要求进行，要突出地方区域特色、民族特色，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点，注重文化内涵、美观实用、人与自然和谐，形成“一村一景观、一寨一风格”的民居建筑特色。2月底前要完成55个“五园新村”达标村指导性建设规划；3月底前全面完成32个示范村“五园新村”总体建设规划；内要完成全县所有行政村的“五园新村”建设的指导性建设规划和50%以上行政村的总体建设规划。
“五园新村”产业发展规划要结合“3321”、“4个30万亩”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工程的实施，按照“集中连片开发和区域化布局”的原则，在品种选择上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努力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原则，广泛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认真吸纳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建议。“五园新村”产业发展规划的编制与村寨建设规划同步进行。
（二）切实抓好产业发展
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的原则和“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要求，以“3321”、“4个30万亩”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工程为抓手，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尽快形成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支柱产业，为生态文明家园建设提业支撑，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生态畜牧业、特色经果林产业、蔬菜产业、茶产业和中药产业等特色农业产业，加快发展一批特色种植、养殖大户，建设一批特色种植、养殖基地。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努力打造“农家乐”、观光农业、原生态旅游等乡村旅游产品，增加农村服务业收入。要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村劳务收入。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积极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抓住农村房屋改造和新建的大好机遇，就近就地兴建符合产业和环保要求的砖瓦厂、木材加工厂等企业，在方便群众建设，降低建设成本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村经济人队伍，努力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通过培植产业，力争使每个“五园新村”精品示范村都有1-2个特色主导产业；1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劳动力人人掌握1-2门致富技术，良种良法覆盖率达90%以上；农户拥有1-2亩特色种植业或1项特色养殖业；有一支20人以上从事营销服务的农村经纪人队伍；有条件的村有10户以上农家乐餐馆或农家旅社；有条件的村要培植1个以上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加工小作坊；人均拥有0.5亩以上旱涝保收农田。
（三）切实抓好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五园新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水、电、路、气、房、优美环境“六到农家”工程和农村信息化、农村文化室、农村卫生室、农村有线电视、农村能源等覆盖工程，对进村路、村组路、连户路进行改造硬化；把改厕和改圈结合起来，对农村厕所、畜禽圈舍进行规范化改建；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进度，加强水源地生态环境建设和沟渠、管网、水池等设施建设，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安全问题；对农村低压输电线路和集镇街道公共照明系统进行改造，提高农村供电质量和抗灾能力，保证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用电正常；围绕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建设一批农家书屋、一批文化体育活动场所、一批计生卫生综合服务站（室）、一批生态小公园、一批村级文化活动室；要大力实施“山头绿化”、“庭院美化”、“水源净化”、“能源清洁化”、“产品无公害化”等工程，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大力推进特色小城（古）镇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建设路网、电网、通讯网络、供水管道、公共厕所、集贸市场等设施，不断完善特色小城（古）镇功能。
（四）切实抓好“黔西北民居”建设
是“黔西北民居”建设的质量提升年，要严把质量关，在民居改造和建设上下功夫，新建的民居要严格按照“黔西北民居”图集进行施工，改建的要根据图集方案，按照“一户一图”的要求进行设计，做到舒适、美观、实用。要结合彝族、回族、苗族、白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和建筑风格，把民族文化元素融入村庄配套设施和房屋建设中，充分体现民族特色。
生态文明家园建设和特色小城（古）镇建设任务重，建材供应矛盾突出，各有关部门要规范建材市场，抓好建材供应。进一步做大做强现有建材企业，鼓励其他企业投资建材加工。加强建材市场管理，畅通建材进入渠道。在税收、炸材供应等方面给予优惠，降低建设成本，减轻农民负担。按地区要求大力推行坡屋顶用钢材水泥砂石预制，切实提高建设档次，同时缓解木材供应的压力。
严格施工队伍资质准入制度，实行资质管理，提高施工水平。对不按“黔西北民居”图集进行实施或达不到“黔西北民居”施工技术要求的施工队伍、施工人员，不得对农村新建改造房屋进行施工，确保新建房屋必须严格按照图集户型施工。要以“百千万培训工程”为载体，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培训，确保每村有1名以上、精品示范村和示范村有3-5名“黔西北民居”技术指导人员，形成有一大批技术过硬的建筑工匠，切实提供技术支撑。
（五）切实抓好村镇建设管理
坚持建管并重的原则，彻底改变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将农村建房和房屋改造全部纳入村镇建设规划，所有新建和改造房屋要按照村镇建设规划和“黔西北民居”图集进行施工，坚决杜绝乱搭滥建的现象发生。
各乡镇、县直各职能部门要按照“疏堵结合”的要求，加大执法力度，规范建房行为，加强对农户建房的跟踪监测，依法制止违法违规建房。建立农村建房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广大农户自觉自愿按“黔西北民居”图集建设。要加大检查力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给予纠正。
严格落实“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制度，遵循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户与户之间房屋建设设计要和谐统一，建筑高度无特殊情况要保持基本一致。要切实加强村庄和集镇整治，大力实施村庄和集镇整治，切实改善和优化村镇人居环境。
（六）切实抓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要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力度，坚持以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推进土地向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种植养殖大户集中。实行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把农村建设土地指标流转到城镇建设和工业发展上、把用地指标作为上市交易的办法，大幅度增加土地级差收入，所获收益主要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深化农村房产、林权制度改革，加快林权、农村房屋产权和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的确权颁证工作。已经按“黔西北民居”图集修建的农村住房及宅基地，要在上半年完成确权颁证工作，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还权赋能”为核心，对农民土地、房屋等进行实测确权、颁证，建立地县两级农村产权交易机构，推动农村产权规范有序流转。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制定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办法，引入农业担保和保险机制。
（七）切实抓好资金筹措
结合今年工作实际，县委、县政府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将有限的财政投入放大，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建立县新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加大融资力度。用市场化的办法积极探索“政银合作”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加大金融投入力度。
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各记其功，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的原则，加大项目资金整合力度，对农村人畜安全饮水、乡村道路、农田水利、产业发展、沼气建设、村村通广播电视、村庄整治、福利公益金、地质灾害搬迁、危房改造、以工代赈、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石漠化综合治理、“三江源”生态恢复保护工程、“一事一议”等项目资金进行最大限度整合，捆绑使用到生态文明家园建设上。其中“一事一议”资金要重点整合用于“五园新村”精品示范点的打造和建设。
要深入开展“百企帮百村”活动，组织和动员广大企业和非公经济人士开展结对帮建活动，倡导和推动区内企业通过以“五园新村”、特色小城（古）镇冠名权等方式捐资建设生态文明家园和特色小城（古）镇；鼓励一方为农村户口的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家住农村的乡镇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到户口所在地按规划和“黔西北民居”图集新建或改造房屋、发展农家乐；创新机制，加强招商引资力度，投入“五园新村”和特色小城（古）镇相关建设；引导社会资金和动员广大农户积极投工投劳、自筹资金参与建设。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调整充实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县新农办设置为常设机构的申报工作，选调精兵强将充实办公室力量，确保工作的统筹、协调、督查、指导有力。各乡镇党委、政府要将生态文明家园建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要进一步完善乡镇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确保办公室工作人员达5名以上。同时，要成立3-5人编制的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办公室人员要在4月底前充实到位。建立领导干部工作联系包保制度。县几大班子成员分别联系1个“五园新村”示范村。乡镇党政班子成员及干部职工要根据建设任务，建立工作包保制度，包保具体的村和农户，重点打造的“五园新村”精品示范村和示范村由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亲自包保。要紧紧围绕目标任务，及时将任务落实到村、到组、到户，落实到干部头上，做到“千钧重担人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
（二）强化宣传发动
进一步加大媒体宣传报道力度和对外宣传力度。推进“三下乡”、“五进家园”、“青春献身新农村，携手共建新家园”、“妇女姐妹齐上阵，生态家园显身手”活动的深入开展，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广覆盖的宣传声势，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五园新村”、特色小城（古）镇建设带来的乡村面貌的新变化，激发他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巨大热情，为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及劳动热情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粮棉油肉等主要农产品连上新的台阶,这一方面为农村非农产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又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迫切需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予以吸收。在此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首先得到了迅速发展。
从1978年到1983年,社队企业总产值从493亿元增加到1017亿元,5年共增长106%,年均增长速度为21%,到1983年社队企业共吸收农村劳动力3235万人,比1978年增长14·4%。
然而社队企业主要分布在沿海等
少数发达地区,仅仅发展社队企业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发展农村经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农民群众在不断地探索着新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农村个体、联户办企业悄悄地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
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对家庭办和联户办企业及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至此,乡镇企业结束了初创阶段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新的历史时期。
1984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与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一样也经历了较大的波动起伏,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
1984年至1988年乡镇企业全面
高速发展。1984年乡镇企业数发展到607万个,其中户办、联办企业占69%,从业人数达5208万人,比1983年增长61%,总收入达1268亿元,比1983年增长36·6%。此后几年,国家对乡镇企业采取了更加积极扶持的政策,企业在组织生产、产品销售等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自,乡镇企业全面高速发展,仅用1986年、1987年两年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七五”计划的产值目标。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
第二阶段为1989年至1991年,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矛盾加剧,社会供求总量失衡,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为此国家控制了乡镇企业贷款,压缩了基建规模,关、停、并、转了一批经济效益差、浪费能源原材料、污染严重的企业。三年治理整顿期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减缓,两年减少了近300万人,1989年增长速度为13%,1990年为14%,1991年恢复为37%,三年平均增长速度比1984-1988年减少42个百分点。这一阶段通过治理整顿,乡镇企业得到了磨练,许多企业苦练内功,调整结构,度过了难关,迎来了又一次快速发展时期。
1992至1994年是乡镇企业发展
的第二个高峰期。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以后,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国发(1992)19号和国发(1993)10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乡镇企业也普遍强化了企业管理,注重科技与人才开发,企业的经济效益开始恢复提高,总量迅速增长,出口创汇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涌现出了一批大中型企业和现代化企业集团,进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潮。1992年完成总产值17975亿元,比上年增加54·7%,1993年又比上年增长75·5%。1994与1992年比较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1·4倍,纯利润增长1·3倍,平均每年分别增长68·5%和67·4%。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94年与1992年比较,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润提高了48·6%,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提高了25%,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降低了16·8%,人均创利税提高了1·13倍;产销衔接较好,产品库存增速减弱,1994年产销率为93%,比1992年提高1·2个百分点。
1995年以后乡镇企业进入稳步
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呈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一是在连续几年高速发展以后,发展速度开始趋于平缓,1997年乡镇企业个数发展到2015万个,比1995年减少188万个;从业人员为13050万人,比1995年增长1·5%。1997年乡村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953亿元,净利润1735亿元,实现利税总额3238亿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18%、16%和16%;二是1996年我国历史上首部保护和规范乡镇企业行为的法律《乡镇企业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乡镇企业的规划和管理从而走上了法制的轨道;三是乡镇企业东西合作进程加快,地区差异拉大的情况有所缓解,乡镇企业逐步走上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二、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作用日益显著
1、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20年的发展壮大,我国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074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7%;上交国家税金达1526亿元,比1978年增长68倍,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0·4%,上升16个百分点。
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了社会有效供给,其生产经营活动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许多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加,已占全国相当大比重。
如1997年乡镇企业原煤产量63376万吨,比1978年增长5倍多,占全国的比重由16%上升为46·7%;水泥产量20457万吨,比1978年增长60倍,占全国的比重由5%上升为41·5%;机制纸产量2166万吨,比1978年增长49倍,占全国的比重由10%上升为63%。
2、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日益巩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非农产业主要表现为副业,仅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1/4,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到1987年则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达52·4%,已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
此后,乡镇企业持续增长,比重逐年提高,在农村经济的主体地位日益巩固。
乡镇企业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还大力支援了农业生产。1997年,仅集体工业企业上交的支农资金就达70多亿元,成为农业生产投资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发展的后劲,保持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乡镇企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打破了农村、农业、农民三位一体几千年传统的自然经济。广大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创办自己的企业已不再是梦想,到1997年我国乡镇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15037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7·3%,已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创造了财富,赢得了积累,为农村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带动下,一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1997年我国仅建制镇就发展到18402个,是1978年的5·5倍,目前全国建制镇约容纳了1·5亿农村居民定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4、拓宽了农村就业门路,增加了
农村居民的收入。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199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3051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4%;而1978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仅为2827万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的9·2%;20年来解决了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乡镇企业在拓展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199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工资达4465元,全国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已达600多元,目前农民收入的增加有1/3是通过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增加而实现的。
5、外向型经济已具规模,成为国
家创汇的重要来源。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起步于80年代初,且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局面迅速打开。到1990年出口创汇企业已达到56000家,共建中外合资、合作企业200
0多个,出口产品外贸收购总额达到485亿元,比1985年增长10倍,占全国出口产品收购总额的四分之一。“八五”期间乡镇企业出口创汇产品更加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质量、包装不断改善,精深加工增多,档次不断提高,在亚洲、欧洲、美洲等国际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到1995年,出口创汇企业发展到12万家,出货值增加到5395亿元,比1990年增长10·7倍,平均每年增长43·5%。进入“九五”以后,外向型经济开始平稳发展。1996年乡镇企业共引进外资8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出口商品交货值6008亿元,比上年增长11·4%。1997年乡镇企业出口商品交货值达6947亿元,比上年增长15·6%。
三、乡镇企业发展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1、发展以外延为主,企业经济效益起伏较大。20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具体分析主要是速度型效益,是依靠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扩大投入,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而取得的。
因此乡镇企业的总体效益基本上随着发展速度变化而上下波动,企业发展快的时期经济总体效益就随之提高,发展慢的时期则随之下降。从企业经营情况看,经济效益也极不稳定。“六五”时期企业经济效益是比较好的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收期短,成本费用低,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七五”期间,由于外部环境差,市场疲软,需求不足,产品大量积压,加剧了资金周转的困难,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企业亏损现象严重。进入“八五”以后,乡镇企业普遍强化了管理,注重科技与新产品的开发,产品产销衔接较好,企业效益开始好转,而“九五”以来,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又开始持续下滑,1997年乡村企业总资产报酬率为11·7%,资本收益率为22·4%,比1995年分别下降2·4和3·9个百分点;每百元成本费用创利税9·9元,比1995年下降0·15元。说明乡镇企业在发展中受外部环境影响太大,难以经的起大的风浪,保持良好的速度与效益关系。
2、结构布局不合理、经营管理粗放现象依然严重。乡镇企业主要是由乡村集体和个人出资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一开始就缺少合理规划,行业布局存在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主要问题一是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产业、产品同构现象十分突出,不仅不能与国有企业形成互补关系,而且往往形成过渡竞争;二是乡镇企业普遍存在“小而全”的现象,不同地区之间行业结构趋同,大量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从企业本身情况看,乡镇企业是依靠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模仿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技术,以低成本和灵活的经营机制进入和占领市场的。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加快,乡镇企业这些优势已逐步消失,而其固有的技术和装备水平低,职工素质差管理不科学等问题愈加暴露了出来,严重影响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3、吸收劳动力能力开始下降。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发挥了巨大作用。“六五”时期乡镇企业劳动力就业人数平均每年增加552万人;“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人;“八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688万人。而1995年以来,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的数量明显下降,平均每年仅增加94万人,特别是1997年随着乡镇企业从粗放到集约经营的转变及受经济效益滑坡的影响,企业从业人数比上年减少458万人,下降3·4%。
4、乡镇企业负担过重,发展后劲
不足。长期以来,乡镇企业担负着支撑地方财政和补农支农的任务,对乡镇企业“取”与“予”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八五”期间乡镇企业的公积金提留率为24·1%,比“七五”期间低11·3个百分点,1997年进一步下降到23%。1997年,扣除各种负担费用,真正留给企业的积累不到净利润的35%,比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另据统计,有些地方乡镇企业除应缴国家税金、以工补农和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费用外,还负担各种基金和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多达100多种,这些负担使企业获利能力下降,难以休养生息和开展技术革新提高产品竞争力,严重影响了乡镇企业的生产后劲和综合能力的提高。
四、采取有效措施保持乡镇
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1、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乡镇企业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进入“九五”以来,乡镇企业发展速度、经济效益持续滑坡,对国民经济、社会就业影响甚大,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关注。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坚决贯彻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企业融资、贷款应给予必要的支持,要打破所有制界线,做到合理公平、一视同仁;要积极鼓励和促使乡镇企业提高自我积累扩大生产;要大力推行东西合作工程项目,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乡镇企业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效益。
2、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推
动乡镇企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应积极促使乡镇企业的改革向深层次推进。完善企业承包、租赁、兼并、拍卖、破产等项制度,促进各种形式经济、技术的联合;积极探索各种有效的资产组织形式,特别是要逐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推动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经济增长逐步完成从粗放到集约型的转变。
3、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引导乡
镇企业聚集连片发展。应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连片发展。我国乡镇企业遍布在全国乡乡村村,布局分散,难以形成集聚效益,应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小城镇集中,一方面推动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通过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共同发展,节约土地资源,减少公共设施的投入,改善外部环境,从中受益。另外,通过乡镇企业到小城镇聚集还有利于加强规划管理,相应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改变“小而全”的格局。
4、抓好企业内部管理和技术改
乡镇企业是代表了农村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方向
闽东是老少边岛地区，31%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生产水平不高。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农村经济以农为本的旧观念，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方向，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从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我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由0.73亿元发展到402.4亿元，增长550倍，年平均递增30%以上，这是闽东经济史上的奇迹，对推动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大作用。农村经济中以乡镇企业为为主体的二、三产业占农村经济总量的80%以上。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31%。职工人均纯收入达到7307元，比上年增加1469元，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39%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为农村提供支农建农资金490万元。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占全市gdp的28.08%，其中乡镇工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65.78%。农村社会增加值的28.08%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农业、农村和全市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贡献越来越大。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也为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了机遇，全市乡镇企业共安排下岗职工8482人，比上年增加3582人。乡镇企业产值超过5亿元的乡镇24个，比上年增加2个。超过亿元的村有37个，比上年增加12个。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的县（市）、乡镇和村的崛起，迅速改变了当地面貌。凡是农村稳定、政策落实好，无一例外都是乡镇企业发展快的地方，它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是有目共睹的。乡镇企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愿望，代表着农村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是农村经济中最活跃、最富革命性的因素。它的产生和发展体现出了农村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方向。实践证明：乡镇企业是牵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头戏。正如总书记1998年4月21日考察江苏乡镇企业时指出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支持农业发展，对增加农民收入和吸纳富余劳动力，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支持农村社会事业，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市乡镇企业正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化的过程中起着龙头、支撑和主力作用。因此，实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坚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必然的选择和方向。
乡镇企业代表了农民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发展要求
我市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把广大农民从农业文明带入工业文明，从村落文化带入城镇文化，并创造出自已特有的文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市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广大乡镇企业干部职工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平均每年有一万多人（次）的乡镇企业职工接受学历教育或培训，使他们的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及先进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乡镇企业生产经营的许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城乡市场，方便了人民的生活。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民政优抚、村容改造等各项社会性事业发展的同时，乡镇企业在发展中，还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二、三产业劳动大军，涌现出一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乡镇企业家和具有现代专业技能的员工队伍。目前，全市已有近百名厂长（经理）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优秀乡镇企业家和全国、省劳动模范等称号。在我市首次评选的闽东改革开放十佳人物中，我市乡镇企业系统就占了一半。我市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中，我们自已培养评聘的具有初级以上职称人员就有4865人，其中中级职称1716人，高级职称78人。乡镇企业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倡导企业精神，开展争创“青年文明号”活动，不少企业家踊跃捐款给“希望工程”和社会公益事业。
在农村，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奠定和扩大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代表了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根本利益要求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动因；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4-0087-04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大力实施鼓励非农产业的政策，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根据2007年国家统计年鉴，截至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7.3742亿人，而乡村从业人员只有3.2561亿人，除去非劳动适龄人口，我国农村至少有剩余劳动力2亿人。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必将出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大批农村剩余劳力，探寻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路，成为摆在当前经济发展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全球范围来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毫无例外地经历了“工业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加快-农业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提高）”这样一个过程，实现农村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贫困走向富裕的物质前提。因此，我国要妥善解决农业劳动力的出路，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探索一条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且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
一、农村劳动力剩余转移的现状与困境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状态，农业自身的发展不足以吸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不断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已成为大势所趋。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由于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生产率的差异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必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平面无限分散向有限空间大规模转移和集聚。尽管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总产量仍将持续增长，但农业占三大产业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这就造成城市出现劳动力缺口，而农村则出现劳动力剩余，加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生活环境迥异，从而必然导致农村人口自发地“涌入”城市。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我国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末，农村转移劳动力达到1.8319亿人，已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达到37.4%。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区分布看，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分别占50.25%、31.45%和18.30%，东部地区劳动力转移数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劳动力转移的方向看，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都向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有4077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东部地区，约占中西部转移劳动力的45%。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和兼业性的特征。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可以得知，我国农村大部分剩余劳动力流向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和餐饮等行业，从事着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随着“新三农”政策内涵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实施，农村经济改革将真正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城乡关系格局有望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当前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困境。
首先，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质量不高。由于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处于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状态，导致了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教育教学水平与质量不高，很多农民对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使得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程度非常有限，其中绝大部分农村转移人口的文化程度仅为初中及以下，这就必然造成当前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较低，无法满足城镇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这些农村劳动力专业素质与劳动技能的欠缺，不仅制约了他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也给城镇的经济建设与和谐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目前，我国存在的比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就是由于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素质尤其是专业技能素质的要求提高，但现实中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却无法与其相适应而产生的。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另一方面许多城市却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技工荒”问题。
其次，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稳定性不强。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的统计监测与调查，截至2008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亿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因素，但是，这些年的进城农民工只有不到20%能实现真正的转移，在城镇“定居”下来，其他的80%以上都是“两栖化”的流动人。究其原因，除了一些如现有户籍政策等制度使得他们在城镇的生存能力被人为弱化之外，最根本的还在于他们缺乏在城镇长期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技能与素质。
第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往往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由政府举办的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此较少，就业渠道不畅，转移往往以自发为主。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亲朋好友、老乡自发相互引带，结帮外出；二是经过“阳光工程”、“技能就业计划”等就业培训，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合理有序转移就业。但政府主导下的中介机构毕竟很少，由于劳动力需求的用工单位与需要谋求职业的农民信息沟通不畅，使之经常处于盲目流动、盲目应聘中。同时，在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和发人深思的现象，即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16～40岁年龄组的农村外出打工人员比例高达84.5%，导致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呈现凋敝景象。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出现比较明显的负面效应，在劳动力转移比较多的村社出现了日趋明显的农业人口“空心化”，除了妇女、儿童和老人外，农业生产面临后继无人。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动因分析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速度与规模是一系列经济与非经济的动力作用的结果。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城镇化的动因比发达国家要复杂得多，除工业化之外，主要还有强大“推力”的作用和“赶超、发展”经济愿望的驱动。首先，按照布莱克的分析，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是“推力”（push）和“拉力”（pull）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产生“拉力”是由于城市有较高的预期收入和较好的生活状态，“农村”的推力是因为农业人均占有资源量减少和大量剩余人口产生。其次，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迅速赶上发达国家，都十分注重于工业尤其是城市工业，结果导致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动因比较复杂，但其基本动因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强大的城镇化推力，表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城镇化进程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点。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普遍实行承包制，打破了公社体制的束缚；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由逐步确立到纵深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化。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增长较快，许多农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断减少，加上传统农业受资源的自然约束，其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十分有限。因此，在旧有生产方式改造没有完成以前，农业难于扩大生产，这就给劳动力转移以强大的推力。
第二，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是我国城镇化的独特动因。我国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主要是从乡镇企业的崛起而起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强烈地吸引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成为我国农村城镇化的经济动力来源。由于我国乡村工业的区位集聚主要是在小城镇，因此，乡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必然直接推动我国小城镇的恢复和发展。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人口变动中，小城镇的人口数量、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及其人口增长速度都居城市系列之首。这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主要是乡村工业一小城镇的发展道路，这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城镇化起步道路，是由乡村工业迅猛发展这一独特动因决定的。
第三，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加快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农业基础，因为农业能影响工业生产的发展，进而影响城镇化程度，所以，必须充分注意农业稳定协调的发展，在产业政策上，应着力改变“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结构格局，同时强化农业投入，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完善家庭承包制等。快速发展农业必然致使农副产品供给激增，在市场需求方面刺激工业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使农产品商品率提高和农业剩余资金增加，为形成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开拓新产业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步伐。
从我国城市的整个基本格局考察，城镇化的发展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强制工业化积累及城乡隔绝的政策，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低下；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城市人口分布不均，影响着我国城镇化速度与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赶不上城市人口膨胀的需求，产生一系列“城市病”，加上我国人口文化素质低，与城镇化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城镇化进程与城市功能的发挥。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实现途径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在农村落后和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完成。既然农村城镇化可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人口质量，推动国民经济发展，那么，调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迅速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采取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经济支柱、以中小城镇为主要方向、以实行人口迁移自由为根本保证的发展道路。
首先，调整乡镇企业布局，让乡镇企业向城市聚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一”，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乡镇企业日益暴露出规模小、装备差、资源浪费大、技术水平低、过于分散等弱点，难于适应农村工业现代化的要求。同时，农村工业经济实力较差，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一旦经济萎缩，就可能造成乡镇企业劳动力的“回流”。因此，仅仅依靠乡镇企业难以实现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对“满天星”、“遍地开花”式的乡镇企业现有模式和运行机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力求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在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上，应加强与城市工业的联系，用多种形式与城市搞联营，或邀请城市企业到乡镇设立分厂，这一方面可以利用农村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又可引进较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法。在大城市郊区，有条件的还可以利用城市的交通、电信、科技、人才以及资金、市场等有利条件，建立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结构，除一部分基础较好的乡镇企业可以向技术密集型发展外，大部分地区目前仍应稳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通过劳动对资金的替代增加就业机会，创造农村城镇化的条件。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出现了乡镇企业向城市工业逐步靠拢和过渡的趋势，这种发展意味着乡镇企业必须实现结构转换、规模升级和技术进步。与此相适应，小城镇的服务范围拓宽，一部分农民跻身于小城镇而造成小城镇的人口聚集和聚居规模扩大，不少小城镇发展成为新兴城市，小城市也会部分地向大中城市过渡。由此可见，我国乡村工业-小城镇的起步模式将逐渐被城市工业-中小城市的城镇化道路所取代。
其次，加快小城镇建设，实现城市群落化，逐步形成多层次的区位布局。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小城镇的“蓄水池”和“分流截洪”的功能。一般而言，城市对农村的辐射，总是先传递给城镇，再通过城镇自身的功能传给乡村。长期以来小城镇发展极其缓慢，其“中介”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和削弱，要调整这种不合理的城市体系，不外两种途径：一是在既定城镇规模和数量总体水平不变状态下的存量结构调整，即削多补少，重新排列组合；二是在总体水平提高下的增量结构调整，即通过不同类型的城市非均衡发展，主要是提高薄弱层次的比重来改变总体结构。结合我国国情，采用增量结构调整，并把非均衡发展的重点放在小城镇这一层次上，可将城市结构合理化和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机结合。当然，单纯地发展某一规模级的城镇不能解决我国农村城镇化问题，现实的选择是走城市群落化的道路，大中城市协调发展，多层次、多区域地完成农村城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逐渐形成规模不一、类型不同、功能各异的区域性城市网络，促使地区效益得到最大发挥。如果把城市定义为节点、农村定义为域面，合理的节点与域面就形成了地域经济网络，这种网络有着强烈的整体化功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只是在东部和北部以及沿海地区出现了城市群落的雏形，而在其他地区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特别是西部地区城市发展极为缓慢。这些地区应重视高层节点——大中城市的建设，用高层节点的巨大吸引效应来吸引乡镇企业的输入，转化当地的过剩人口，使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分布、人口分布与城市分布趋于均匀。由于城市和劳动力的聚集程度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不同技术层次的工业对城市规模、劳动力素质、资金集聚以及市场远近有不同的要求，因此需要不同的区位布局。一般来说，工业区位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向外界一圈一圈地扩展，而技术层次也呈现出由高到低的分布状态，农村城镇化的区位分布也将是这样一种趋势，这就形成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县城、乡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体系。
第三，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促进人口流动和迁移自由。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大批剩余劳动力，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了，但大量的还积压浪费在农村，变成隐性失业。即使在乡镇企业或开放区及特区务工经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若干年后仍可能回农村生活。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政策限制了乡镇企业作为效益追求者向优势区域集中，以致使我国农业人口每年只有极少数转移为城市人口，城镇化不能依靠农村人口的规模转移而发展，而是靠城市人口的自生增长，使城市一直成为依靠农村供养的消费性城市，城市不能带动农村的发展，反而成为农村的沉重负担，这就是户籍制度产生的负效应。目前，僵化的户籍制度和封闭的人口政策正在出现缺口，一些地区正在探索如何实现城乡统筹的新路，市场经济要求人口流动，而人口流动必然促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当然，我国人口迁移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中小城市，因而要全方位、多角度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要有选择地把一些国家建设项目放在中小城市，形成合理的城市“辐射链”，力争用30～50年的时间按我国总人口80%的比例实现城镇化。城市经济学有条原理，即城市的最佳规模为30万人，由此可知，我国现有600多个城市和超过2万个建制镇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国家、企业、农业多元投资主体一起上，讲究投资效益，力求滚动发展，农村城镇化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到时候，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将变成“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此外，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以劳务出口为主的国际性转移，人口的国际迁移不仅有助于减轻我国的就业压力、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还能够锻炼和提高一大批劳动大军的素质，对于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信息网络、发展我国城镇外向型经济无疑具有巨大的作用。当然，在实行劳务出口和人口国际迁移中，难免会让一些高级人才出国外流，但只要政策引导合理，引才、留才机制健全，一些海外高级人才就会被吸引回国服务。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关闭劳务出口及国际迁移的大门。
第四，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使农民进入城市边际经济空间。在各国城镇化过程中都产生了“劳动力跟着投资跑”的现象，我国的“民工潮”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特殊形式，将会存在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其主要任务不是“堵”，而应当是因势利导地消除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不利影响。由于我国劳务市场规模小、功能不齐、受计划用工的限制较大，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必须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一元化的流动户籍制度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发动城镇化，可以把劳动力主要进入城市边际经济空间（城市非正式经济领域及有需求而尚未开拓的领域）的流而不滞的城镇化方式作为现实的选择。在实践中，农民群众已自觉地随农业生产的生命活动周期而将劳动力“候鸟式”地使用，主要从事拾遗补缺性质的工作，如当保姆、摆地摊、干粗重体力活等。但从长远看，要真正实现城镇化，必须结束行政干预，加大力度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逐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把城镇各类经济成分的企业职工、临时工、个体劳动者齐聚到社会保险一体化的“旗帜”之下。同时，改革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大力推进廉租房、公租房建设，从而保证城乡居民享有相同的基本福利待遇。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才能最终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不断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市场条件。
现代社会的城镇化作为一股潮流不可逆转。加快我国农村城镇化的步伐，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与国外的城镇化进程相比较而言，即使是进程较快的英国也花费了七八十年的时间才基本实现城镇化，而到成熟阶段即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更是花费了近两百年的时间。因此，我国要在50年内达到80%的城镇化水平的任务实属艰巨，自然会潜伏着诸多矛盾。因此，从总体上看，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上，应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别的事实。最落后的地区，重点是有选择地恢复和发展小城镇；落后地区，可以选择大中城市作为经济成长中心，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较发达的中部地区。主要选择乡村工业一小城镇的发展模式，但必须加强区域布局和统一规划，并有重点地发展一批小城市；发达的东部地区，可选择城市工业-中大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只有这样，通过城市带动城镇与乡村的建设与繁荣，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才能真正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杜睿云.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0，（9）：54-56.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90-95.
[3]李华.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支持[J]人口学刊，2003，（5）：53-57.
[4]刘勇刚.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的选择[J].市场论坛，2005，（3）：6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