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行高校专项资金绩效管理“逻辑模型”存在的缺陷
“逻辑模型”作为“绩效管理”技术方法的一种，与“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技术手段，共同构成绩效管理的方法体系。“逻辑模型”不仅可以为“绩效管理”本身在管理方法、技术手段的选择上提供思路，也为减少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起到过程控制作用。高校专项资金具有政策性强、目标明确的特点，现有高校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模式，主要围绕实现高校专项资金政策“任务”为绩效管理核心的一种管理模式。从其蕴含的项目管理“逻辑模型”看，存在以下缺陷，如图1所示：
其一，从“逻辑模型”看，“逻辑模型”具有结构性的缺陷，由于高校专项资金是一种“任务”型的管理模式，其绩效目标是一种政府预设的指定目标，使绩效管理仅对项目的产出结果进行达标性验收的行为，而一项资金的投入，不仅是任务的终结，而应该发挥持续的效果。如果缺乏项目的后期影响的评价，势必难以对专项资金的投入的全部成果进行客观的评价，以致影响政策的科学性。
其二，从“逻辑模型”看，资源配置政策是一种“单向”政策，即只考虑政府一方面的宏观效益目标，未照顾到高校的实际需求、绩效成果及其他影响效益因素等，因此，其资源配置政策也必然具有片面性。另一方面，作为提高专项资金效益的主要手段的“绩效评价”工具与资源配置事实脱节，绩效评价变成一种过场，起不到实质作用，从而难以提高专项资金的效益。
其三，从“逻辑模型”看，管理系统缺乏中间协调环节，导致信息反馈线路不畅，系统灵活应变能力差。表现在高校执行项目过程中，经常会因为环境变化、项目设计变更等情况的发生，需要及时对计划进行变更。但由于专项资金的用途及预算规模固定，计划很难迅速作出响应，从而导致有些项目无法按原计划设施，这是目前专项资金执行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逻辑模型很容易发现现有绩效管理模式固有的缺陷，因此，在进行专项资金管理过程中，仅注重技术手段的选择，不解决结构的问题，不但不能提高管理效益，反而耗费更多的成本。构建高校专项资金绩效管理“逻辑模型”，可以为诊断管理系统关键环节的缺失，完善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提供有效工具。
二、基于结果的高校专项资金管理“逻辑模型”构建意义
为了改善高校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现状，实现高校的绩效管理目标，只有从构建合理的逻辑模型入手，理清专项资金系统逻辑结构关系，才能准确地把握资源投入、产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发现财政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高校专项资金管理矛盾的手段，提高专项资金配置效益。“逻辑模型”是关于组织如何进行工作的理论和基本假设的一副地图。它形象地展示了项目的结果（既有短期又有长期）、项目活动的过程，以及项目的理论假设、原理等，构成了一幅由起点、路线、路标和终极目的组成的地图。
基于结果的逻辑模型，注重项目产生的最终结果，其活动核心是围绕系统已经产生的绩效结果为起点，从中找到绩效管理依据，来构建事物层次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从而达到最终实现最佳绩效为目标。即通过模型的设计可以形象地了解系统的控制过程，清楚地把握通向结果的各个关键点，从而在实践中运用各种手段达到预期的结果。
基于结果的逻辑模型，有助于系统进行目标分层管理，即在确定资源投入目标后，按照产出、产效、影响等目标进行分层评价确定各层次的目标。从而，解决了高校专项资金多种类、多目标评价的困难。以便对高校专项资金进行动态绩效评价，促进各环节在关键时点、关键环节紧密围绕绩效目标进行动态的衔接，达成系统自主反馈、自主协调、自主控制的有机整体。
三、基于结果的高校专项资金管理逻辑模型设计
针对现行高校专项资金管理的逻辑模型蕴含的缺陷，重新设计了新的逻辑模型（如图2所示）。与原有逻辑模型相比，改进后的逻辑模型的设计，重在强调结果对预算及过程的反馈作用，强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增加了产效和影响两个层次以弥补逻辑模型结构性的缺失；同时，建立了信息整合、协调平台，完善了中间协调管理环节，提高了系统的灵活应变能力。
与图1相比，图2所示的逻辑模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其一，完善系统的资源配置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原来的资源投入环节，只考虑了专项资金单个项目的立项论证，客观上否定了专项资金的系统联系性。新逻辑模型，把握专项资金运行的特点，将高校专项资金的综合利用绩效作为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分配依据。高校专项资金的综合利用绩效不仅包括单个专项执行直接结果，还全面反映了专项资金在高校的利用资金的综合能力，更得到保障资源投入的安全性、效益性。
根据信息平台将全国高校财政专项总体绩效评价结果进行信息整合，然后以此为依据研究拟定年度专项资源配置宏观政策、目标，确定全国高校专项资金资源的总体规模与结构。各个高校根据政府的宏观政策的要求并结合高校发展的需要申报项目，政府对该高校以往年度专项执行的结果、效益、高校的实际发展水平及需求，结合本年项目申报的可行性评价数据，进行专项资金综合利用效益评价，形成综合绩效指数，进而参与系统年度预算分配，确定该校本年度专项资金项目的总量及结构。从逻辑模型看，以高校专项资金综合利用的绩效结果为政府专项资金预算分配基础。一方面，保证了专项资金投放到最需要的高校；另一方面，高校只有凭借专项资金的管理绩效结果才能获得最大资源，减少了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从而化解了资源配置的矛盾，确保国家资源的宏观效益目标的实现。
其二，完善中间协调管理环节，提高系统的灵活应变能力。活动层面指高校接到专项任务后，按照政府下达的专项计划组织实施的组织活动。根据原逻辑模型的缺陷，新逻辑模型增加了系统实施全过程监督、控制环节，并将监督到的情况通过信息平台反馈到政策制定中心，从而可以随时掌握项目实施过程的风险及关键控制点，理顺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找出问题并迅速作出反映，确保实施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与政府预算分配目标一致，进而促进高校专项资金的实施。
实施内部全过程监督与控制，不仅能够督促高校按制度、按计划实施，防止违规、违法、违制的事项发生；同时，由于建立了信息平台，系统能及时反映各项目的实施进度与预算执行情况，对项目实施过程需要进行预算调整的事项，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因此，有利于提高各项目的实施效率。
资源共享、信息共通的平台，不仅为各高校之间建立横向、纵向联系提供了竞争的平台，也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提供依据，为实现的最佳宏观效益创造基础。该信息反馈、整合平台不仅充当了系统的信息处理、调节器的作用，通过该信息反馈、整合平台缩短了绩效管理目标与过程、结果之间的时空距离，从而有助于把握好绩效控制系统的各个环节与过程的关键点，实现一种动态的、系统的、自主的管理过程。
其三，增加产效、影响环节，弥补逻辑模型结构性的缺失。“产效”指由专项目投入等一系列活动产生的直接结果转化的间接收益，反映高校对专项资金管理的效能，主要考核项目投入对高校教育水平、科研水平、管理水平等产生的影响，包括生产、管理成本下降，生产、管理效率、高校整体效益提高等。“影响”指该专项资金的投入产生的直接与间接成果对学校长远发展以及对社会发展带来的驱动力，反映高校自身利用资源的综合能力。项目经过一个建设规划期后，在对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人才就业、科研水平等自身条件提高的基础上，最终目标是能够产生对整个教育系统乃至社会的贡献。这个指标有利于促进专项资金投入形成长效机制，防止短期争夺资源的投机行为，弥补目前财政专项拨款仅以直接产出成果作为项目评价带来的不良后果。
以上逻辑模型直观而全面地描绘了以高校专项资金综合绩效结果为始点，紧密围绕实现高校专项资金最优绩效为目标进行管理的系统过程。通过逻辑模型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专项资金资源配置政策的制定不仅要结合项目的直接产出成果，还应全面地考虑项目的产效、影响以及系统其他环节，才能实现资源的科学与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H.波伊斯特著，肖鸣政译：《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价：方法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财政部预算司：《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指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关键词】边防步兵指挥学；指挥活动；逻辑起点
【Abstract】AccordingtoHegel’slogicalstartingpointofthethreeaspectsofthestipulation，thelogicalstartingpointofborderinfantrybrigadecommandmadestrictreasoning，pointsoutthattheborderinfantrycommandlearningshouldbethelogicalstartingpointof“aboutborderinfantrycommandactivities”.Onthisbasis，theauthorsubjectpositioningproblemofborderinfantrycommandtolearntodoathoroughthinkingandreviewed.
【Keywords】Fontierinfantrycommand；Thecommandactivities；Logicalstartingpoint
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体现着边防步兵指挥学院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边防步兵指挥学最简单、最基本的元素，渗透于边防步兵指挥学的一系列范畴、命题。本文认为，唯以“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为逻辑起点。方能确定学科属性，明晰边防步兵指挥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明确边防步兵指挥学院完善与发展的方向。仅此作文探讨。
1关于边防步兵指挥学的逻辑起点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体系，每一种体系都有各自的逻辑结构，因而必须有一个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并起制约作用，所以对逻辑起点的确定必须谨慎。
1.1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
对逻辑起点的确定一般应依据其质的规定性。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一书中曾为逻辑起点提出三条规定性。
第一，逻辑起点应是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
第二，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中；
第三，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
黑格尔认为必须同时满足这三条规定性的范畴才能作为逻辑起点。界定“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是边防步兵指挥学的逻辑起点，要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加以界定。
1.2边防步兵指挥学的逻辑起点
指挥同射击、管理和协同等概念一样，同属于军队实践领域。所不同的是：指挥是指挥员对所属和配属单位的战斗准备和战斗行动所进行的组织领导活动。步兵是“以枪械、小口径火炮、便携式导弹、装甲车辆为基本装备，主要在地面遂行作战任务的陆军兵种”。边防是“国家为保卫领土完整与安全，防御外地入侵，维护边境秩序、增进睦邻友好，保障边境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陆、海、空的边缘地带实施的防卫、管理和建设活动的总称”。我军边防步兵指挥的产生，更多的是起自对步兵指挥的推导和演绎。这种理论在院校教育以及部队训练阶段具有一定的实用性。随着我军边防实践的发展，原来认识上的边防步兵指挥就显得简单和无能为力。这反映在当前我们对边防步兵指挥学科的性质、对象、范畴和理论体系的认识尚未取得共识。显然，这对我军边防步兵指挥学科的健康发展不利。由于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逻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
1.2.1由逻辑推导出的边防步兵指挥学逻辑起点
边防步兵指挥作为步兵指挥的推导和演绎，其逻辑起点必须与步兵指挥的逻辑起点具有共性，但又必须具有和步兵指挥的逻辑起点不同的个性特征。共性是指边防步兵指挥的逻辑起点也应属于“指挥活动”这一范畴，其排他性的边防步兵。
1.2.2对边防步兵指挥学逻辑起点的验证
为了证明上面通过逻辑推导出的边防步兵指挥学逻辑起点确实具有科学性、有效性，还应通过严格的检验。检验的方法还是运用上面列出的、关于逻辑起点的三个方面的质的规定性。
第一，“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既是边防步兵指挥中最简单也是最抽象的范畴。“关于边防步兵指挥的活动”为什么说是边防步兵指挥学的逻辑起点而非“边防”、“步兵”、“指挥”、“边防步兵与指挥”呢？单一的概念并非就是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边境上的其他军事活动也可以“边防”作为逻辑起点，野战部队和预备役部队所属步兵也可以“步兵”作为逻辑起点，海陆空诸军兵种的指挥活动亦可以“指挥”作为逻辑起点。所以单一的“边防”、“步兵”和“指挥”概念不可能成为边防步兵指挥学的逻辑起点。“边防”、“步兵”和“指挥”是比“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更为复杂的范畴或概念。因此，“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符合逻辑起点的第一条规定性。
第二，由“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揭示边防步兵指挥学的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中。“边防步兵指挥学”是被定义了对象的指挥活动，其对象包括边防和步兵的一切范畴。边防步兵是守护边防安全的主要兵种，随着边防建设的不断发展，边防步兵的地位也在得到巩固和加强，边防步兵必须重视指挥的中心地位。因此，“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符合逻辑起点的第二条规定性。
第三，“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和边防步兵指挥学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是相同的。这是因为随着我军步兵和边防建设的发展，边防步兵指挥学理论应运而生。可见，虽然我军边防步兵指挥学概念的产生，更多的是起自对指挥学的推导和演绎，但它毕竟是在边防建设实践的体验和思考上总结起来的。因此，“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符合逻辑起点的第三条规定性。
以上分析表明，“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确实能经得起逻辑起点三个方面的质的规定性的严格检验。
2由于边防步兵指挥学逻辑起点引发的思考
在论证与思考边防步兵指挥学逻辑起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直接影响边防步兵指挥学逻辑起点选择的基本问题――边防步兵指挥学的定位到底是在“边防步兵”还是在“指挥”。
部分学者认为边防步兵学从属于指挥，指挥的对象是在边防步兵的范畴，但指挥的本质是不变的，边防步兵指挥活动是指挥活动的一部分。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但是随着边防军事实践活动理论的严整化和精细化，特别是边防理论的不断完善，边防步兵分队建设向正规化、条令化发展，以指挥理论发展而来的边防步兵指挥理论就显得简单和无能为力。
部分学者认为边防步兵指挥学从属于边防步兵，边防步兵指挥学是边防步兵内涵的一部分，在指挥实践中要反应边防步兵的属性和特征。如前所述，逻辑起点为“关于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而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并且这一始自对象必须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既然逻辑起点已定位在“指挥活动”，尽管前面加了修饰词“关于边防步兵”，但中心词还是指挥，那么整个边防步兵指挥学的定位当然是指挥学的分支之一。
从以上对边防步兵指挥的逻辑起点的分析不难看出，边防步兵指挥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性的概念。边防步兵指挥作为指挥的一部分，如果向指挥靠拢就会失去边防步兵的属性；如果向边防步兵方面靠拢就会削弱其作为指挥的分支的分量。只有紧紧围绕边防步兵的指挥活动，才能在内涵和外延上无限的扩展。
【参考文献】
[1]瞿葆奎，喻立森.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历史考察[J].教育研究，1986（11）：12.
[2]崔晓曦，牛妍懿.关于军事教育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J].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学报，2010（3）：1.
[3]郭胜伟，毕崇君，韩英林.分队战斗指挥[M].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5）.
一、引言
《韦氏国际词典》（Webster’s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第三版将“理论”定义为：某一研究领域的一套前后一致的假设，概念和实用原则所构成的系统。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而结构是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构成物质的基本要素或元素，二是这些元素或要素在整体中的作用及排列组合，即要素之间的关系。所以财务管理理论结构，这一从财务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具有高度概括性质及指导意义的概念体系，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否则就会导致财务管理理论的贫乏和层次低下。
二、现有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起点的主要观点
财务本质起点论。该观点认为“财务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财务的独立性，财务的种种独特形态，乃是奠定财务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从完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财务质的界定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财务本质是一个纯粹理论性的范畴,会与实践环节相脱节,并使一些争论难以得到实践的检验;而且财务本质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发展的以此作为逻辑起点的理论结构也必然不稳定;另外，在财务教学中,教授以财务本质为起点的财务管理知识,既不利于学生掌握财务理论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逻辑规律,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财务实际问题的能力。
1.假设起点论。该观点主张以从财务环境及其内在规律概括出来的假设为逻辑起点，并认为“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本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和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环境决定假设。并且，现实的财务管理的实践必假设复杂的多，因此该观点不适宜作为逻辑起点。
2.本金起点论。著名财务故管理学家郭复初教授认为：“本金是指为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强调“本金起点理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其他起点理论的种种不足”。然而，本金的界定本身就是个问题，过分的强调本金的界定又会变成纯理性的探讨，这就和财务本质论相似，无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问题。
3.目标起点论。该观点认为财务管理活动是有目的行为，只有合理的确定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适应市场经济。该观点有效的解决了实践与理论的接口问题，并且突出了财务管理目标的地位，有利于更好的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然而该理论只是对财务管理目标这一实践要素的理论性认识，而不是揭示财务管理实践一般规定性的基本概念，因而它不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理论要素。三、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著名财务学家王化成认为：应当以财务管理环境为起点来构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他既包括宏观环境也包括微观环境。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内容，财务管理方法的变化都是理财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说财务管理活动决定了其对象，进而决定了其职能，进而决定了原则，程序。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有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脱离了环境来研究财务管理理论，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此来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笔者认为该观点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完善。首先，逻辑起点不一定局限于只有一个，另外，财务管理环境受政治，经济，法律，风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以此作为逻辑起点会使整个理论体系不稳固，但不能抹杀其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作用，因此笔者在此提出财务管理理论逻辑起点的双重起点论。即财务管理环境和财务本质的双重起点论。
一、逻辑起点之标准
科学的认识论认为，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它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均有着统驭的作用。根据这一原理，笔者认为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该学科研究所揭示的最终成果。它之所以能成为逻辑起点，是因为它是关于该学科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定性的理性认识，是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要素。这样，以它为出发点，并沿着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再现抽象进程的路径，就能把该学科的其他理论要素再现出来，达到有机的统一，形成理论体系。
基于上述对逻辑起点的一般认识，笔者认为能够充当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理论要素，应当具备下列主要标准：
(一)它是关于财务管理实践的一般规定性的理论认识，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要素；
(二)它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或基点，从此开始，通过逻辑推演，层层递进，再现其他理论要素，就能构建起前后一贯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三)它在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能起到统驭的作用，即它不仅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并且对其他理论要素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相互协调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各种观点之评价
充当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理论要素是什么?目前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6种观点：
(一)环境起点论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从财务管理实践中产生的，而财务管理实践又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应根据环境的需要确定出财务管理目标，进而确定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比如有人认为，“西方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是以企业为中心，随着企业生产条件、经营条件的变化，先后经历了筹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和投资财务管理等几个阶段”(张传明等，1994年)。诚然，财务管理环境对推动财务管理发展的重要性是无法否定的，但并不能因此而把它作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理由主要有：第一，它是极为复杂且不确定的，因此以它为逻辑起点，就很难建立起相对稳定、成型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第二，它只是财务管理及其理论发展的外因或条件，而且对其他任何活动及学科研究都有影响，因此它不能将其自身与财务管理及其理论联系起来，更不能演绎推论出财务管理其他理论范畴。
(二)假设起点论认为，“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和发展，都是以假设为逻辑起点，然而在财务学的研究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它对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或奠定了基础”(陆建桥，1995年)。财务管理假设作为对财务管理环境的高度抽象与提炼，反映了财务管理同其环境之间的联系，是开展财务管理活动及其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自然也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要素。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理由主要有：第一，财务管理假设作为对财务管理环境的高度抽象和提炼，总是与特定的财务管理环境相联系，因此当财务管理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之后，原来的假设就可能失去其效应；第二，财务管理假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要素，既包括对财务管理有全面性影响的假设，也包括对财务管理有局部性影响的假设，还包括对某种财务管理活动或事项有影响的假设；第三，财务管理假设只是对财务管理活动的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而不是对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定性的理性认识，因此不可能在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起到统驭作用，更不可能由此再现其他理论要素。
(三)产权结构起点论认为，“产权作为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石，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起约束作用，财务管理作为一项经济管理活动必然受到产权结构的制约。不同的产权结构形成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式，可以说，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因此，研究财务管理应从产权结构着手”(王仲兵，1994年)。产权结构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对企业财务管理确实有着较大的影响。如资本结构、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及其所体现的财务关系等内容均会受到产权结构的影响，因此在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中考虑到产权结构的影响，对于完善财务管理，理顺财务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尽管如此，但仍不能把产权结构作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理由主要有：第一，实际工作中，在产权结构与财务管理的联系中财务管理可能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这是因为通过实施有效的财务管理活动，包括优化资本结构、有效配置资产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等内容，就可使产权结构得以调整或重新安排，变得更加合理。所以，如果以产权结构为逻辑起点来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便势必会限制财务管理的这种能动作用的发挥；第二，产权结构是产权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虽与财务结构有一定的联系，但它本身并不是财务范畴；第三，产权结构实际上属于影响财务管理的环境因素，因此它同上述的环境起点论一样，也不能成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四)目标起点论认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财务管理也不例外，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我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应是以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出发点……”(王化成，1994年)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对于规范和指导财务管理活动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把它作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有其片面性。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理论，只是对财务管理目标达一实践要素的理论性认识，而不是揭示财务管理实践一般规定性的基本概念，因而它不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理论要素；第二，目标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因此它必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具有较大的主观成分；第三，由上述逻辑起点的一般涵义可见，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与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财务管理活动的起点是不同的，如果把它们等同起来，就违背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五)对象起点论认为，财务管理对象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针对性较强，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但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关于财务管理对象的理论只是对财务管理对象这一实践要素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揭示财务管理实践一般规定性的基本概念，因而它不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一般、最一抽象、最简单的理论要素；第二，财务管理对象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范围及深度要受到财务管理的环境、目标、方法、主体等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而它在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不可能起到统驭的作用；第三，财务管理对象的内容是复杂多样的，因而这种具有复杂性的理论要素，是不可能成为逻辑起点的。
(六)本金起点论认为，本金是财务理论的基本细胞，财务应用理论无不与本金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财务基础理论也蕴含着“本金”这一基本概念，因此现代财务理论的研究，应从分析本金及其运动规律开始(郭复初，1997年)。的确，本金是企业十分重要的财务资源，加强对本金的管理与研究，对于保证本金的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把本金作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缺乏科学性的。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本金属于财务管理的对象，因此它和上述的财务管理对象一样，也不能作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第二，尽管本金是财务管理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毕竟不是财务管理对象的全部，因此如果以它为出发点来从事财务管理及其理论研究，就势必会限制财务管理的作用范围，很难构建起内容完整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第三，财务管理的对象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显然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正如森林不是造林学的研究对象一样。本金属于前者，而这里所研究的逻辑起点则属于后者。可见，把本金作为逻辑起点就违背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上述各种观点虽有见地，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所以有必要对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加以重新选择。
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逻辑起点之我见
根据上述选择逻辑起点的标准，在对上述各种观点评价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是财务管理的本质。其理由主要如下：
(一)在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过程中，必须从反映事物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规定性出发，才能把事物各个方面的规定性统一起来，达到多样性的统一认识。财务管理本质作为关于财务管理实践的一般规定性的范畴，是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最终结果，是造财务管理理论要素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所以从此出发，并沿着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再现抽象过程的路径，就能把其他财务管理理论要素再现出来，达到有机的统一，形成理论体系。相比之下，其他每个财务管理理论要素包括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对象、财务管理环境等在内，都是关于财务管理实践某个要素的具有多样性规定性的具体范畴，所以均不能成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功能；组成；可靠性；措施
1大唐石门电厂2台机组的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
如前所述，逻辑系统是炉膛安全监控系统的“心脏”，以#2机组为例，其功能主要分为两大部分——FSS（公共逻辑）、BCS（油逻辑、煤逻辑）
1.1FSS（公共逻辑）
防止炉膛内燃料和空气混合物产生的不安全工况。必要时，切除燃料系统。监视锅炉和和汽轮发电机组的运行工况并在检测到危害人员和设备安全的工况时，发出MFT信号，停运已投运的锅炉燃烧设备和有关辅机，快速切除进入锅炉的燃料。在DCS系统故障时运行人员应有手动危急跳闸手段。
在允许重新点火和投入燃料之前，吹扫程序可安全地清除所有存在于炉膛和烟道内的可燃物。在MFT动作后，维持锅炉进风量，以便清除炉膛内的可燃物。还可自动记忆、显示首次及其余跳闸原因。
公共逻辑只处理除煤逻辑、油层燃烧设备以外的有关逻辑。它并不对每一层油或煤发出具体的设备操作指令，而是对其发出原则性指令，如“油层点火允许”、“煤层点火允许”等。同时，还对涉及锅炉总体的保护逻辑发出有关指令，如“炉膛吹扫允许”、“MFT跳闸”等。因此，公共逻辑是FSSS的核心，它的控制保护对象是炉膛，而不是辅助设备。
1.2BCS（油逻辑、煤逻辑）
通过CRT/键盘、轨迹球，完成对设备的主要操作。应对油枪等设备、磨煤机、给煤机的启/停和跳闸进行子功能组顺序控制和监视。
这部分逻辑实际上负责油点火系统和制粉系统的程序控制，但并非独立的程控系统。它和公共逻辑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在未得到FSS的许可条件前，严禁向炉膛投入燃烧或点火能量。在收到MFT信号时，按指令协调同FSS快速切断至炉膛的所有燃料。
这部分逻辑一方面向高层的公共逻辑提供油点火系统、制粉系统的工作状态并接受公共逻辑的原则性指令，一方面根据公共逻辑的原则性指令及油、制粉系统逻辑组态进行各种“允许”、“禁止”、“启动”、“停止”的逻辑运算，发出相应指令到各个具体设备，如油枪、角阀、磨煤机、磨出口挡板、给煤机等等。
此外，煤逻辑不仅仅和炉膛防爆有关，还与给煤机、磨煤机的正常工作要求密切相关。
2防止FSSS拒动、误动
分散控制系统（DCS）经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之应用、发展，在火力发电机组的应用中为电力生产的安全、经济运行作出了很大贡献。DCS系统的模块化设计、冗余的控制器配置及电源、通信网络的冗余设计，灵活的逻辑组态功能，“控制分散——使危险分散，操作管理集中”的设计思想，使溶入DCS的FSSS可靠性大为增强。
但在设计、安装、操作、管理和维护等各生产实践环节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使得FSSS拒动或误动。如何坚决防止FSSS拒动、尽量减少误动，进一步提高FSSS可靠性，仍是相关技术人员必须深入思考的课题。
以下结合大唐石门电厂的一些实例进行提高FSSS可靠性，防止FSSS拒动、误动措施的探讨，希望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
2.1保持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2010年5月26日，因#1号机组MCS系统现场控制站内PD6000电源的过流保护动作，送风、吸风等相关调整无法操作，导致MFT动作，首出“炉膛压力低”。虽然导致过流保护动作的直接原因无法最终确定，但不能排除现场控制站机柜内环境不佳，电源模件等处粉尘积累所至。
必须按照《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运行检修导则》之3.1章节要求，保持良好密封性及温度和湿度，定期清洗更换机柜之滤网，及时封堵电缆空洞，满足防尘要求。
2.2加强FSSS运行维护管理
须将FSSS系统的所有设备看成一个整体全面管理，DCS系统和现场设备之运行维护，皆不可偏废。
2.2.1严格执行《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定期试验和校验制度》定期对火焰探头进行检查清理，对炉膛负压取样管路进行定期吹扫
2011年3月6日，#2机组因煤质变化，使得炉膛内严重结焦，掉焦引起了炉压反正，并引起了局部灭火，煤粉的继续进入引起了局部爆燃。取样管堵塞、不畅及炉压缓冲罐（压力平衡装置）使“炉正压大”保护拒动。#2机组炉FSSS“炉膛正压大”保护拒动。
后热工专业制定了炉压取样清理定期工作的作业指导书，规范了定期吹扫工作方法。
但是，目前各机组每个月都要经总工批准后，解除“炉膛正/负压大MFT”保护对取样管路进行2次吹扫。解除“炉膛正/负压大MFT”保护解除又过于频繁。
在2012年机组检修中，引入了自动吹扫气源、加装不锈钢膜合压力表监视等，以保证负压取样管路的清洁，且无须过于频繁解除保护。
2.2.2硬件维护
应定期对FSSS的DCS卡件投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长周期运行的模件应按照重要程度适时更换。定期检查DCS电源回路和重要控制回路接线螺丝有无松动和过热现象，现场导线应无擦痕、磨损迹象，电源熔断器容量正确，DI通道熔断器无开路，冗余系统处于正常的工作和热备用状态。
大小修期间应对冗余设备进行切换试验，以确保备用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保护用测点、压力开关、机柜内电源端子排和重要保护端子排应有明显标识。在机柜内应张贴重要保护端子接线简图以及电源开关用途标志名牌。
2.3不得擅自取消、退出FSSS保护或改动保护定值
应严格执行《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定期试验和校验制度》以及《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工保护管理制度》中关于FSSS系统（含保护装置和检测设备等）的定期检查、校验、维护制度和保护退停审批、限期恢复制度。
2.3.1单项保护的投/退
各机组FSSS柜内原设计有单项保护的投/退硬开关，根据《DL5000-2000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12.6.1—7“保护回路中不应设置供运行人员切、投保护的任何操作设备”之要求，已经和发电部确定：FSSS机柜柜门平时上锁；须单项保护的投/退时，热工人员开门，运行监护进行投/退操作。
此外，#1机组已经从操作员站画面取消了制粉系统保护的投/退软开关，由工程师站方可投/退。
2.3.2故障处理原则如下：
FSSS（系统、包括一次检测设备）若发生故障，必须开具工作票经总工程师批准后迅速处理。
锅炉炉膛压力、全炉膛灭火、汽包水位等重要保护装置在机组运行中严禁随意退出，当其故障被迫退出运行时，必须制定可靠的安全措施，并在8小时内恢复。
4结束语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以DCS为主体的FSSS系统复杂，故障的离散性大。
从DCS系统硬、软件，到测量元件、电缆、及执行机构，以及外部环境，还有人为的因素，系统中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均会导致FSSS系统部分功能失效或引发系统故障、锅炉灭火甚至机组跳闸。而拒动更危险，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损坏主设备损坏。
因此必须从“人、机、料、法、环”各方面加强对FSSS及其热控设备的全方位管理，以防止FSSS拒动、减少误动。
参考文献
[1]热工控制设计简明手册.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5
[2]炉膛安全监控系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1993
[3]大型机组热控装置故障与预防.刘俭
[4]京能热电#2机组DCS升级、完善.梁远，王奇
关键词：现代大学；大学制度；逻辑；动态制衡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6-0126-07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地方高校制度创新研究”（2010FJY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锟（1962-），男，河南鹿邑人，河南理工大学高级经济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时代命题。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无法绕过的就是大学的逻辑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下，笔者拟对大学制度的安排逻辑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逻辑支撑。
一、大学存在与发展的“三元逻辑”
关于大学的逻辑问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我们将其称为大学的“三元逻辑”或“三维逻辑”，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
（一）学术逻辑：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边界
所谓大学的学术逻辑，是指大学的以高深知识的传播、推广和发展为追求的基本规律及特征，亦即学术性特征，这是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本源性基础。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人类组织都是属于社会的组织，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组织所依赖的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边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织理论通常用“组织的行动者的特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征以及他们的活动特征来界定组织的边界”。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是如此。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有过绝对孤立、封闭的发展。当今的大学受外部环境影响之深、之广已是史无前例，但大学始终在不断的适应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历久弥新，始终薪火相传，其关键就在于维持了之所以为大学的学术性组织边界。自11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宗旨没有改变，“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永远属于大学”，“学术”作为从古至今大学发展的中心概念从未被动摇，从未被代替。大学正是通过其学术性稳固并维持了组织的基本边界，而学术自主自然也成为大学制度追求的基本保证和基本目标。因此，大学虽历经近千年，但其追求“高深学问”的初衷和组织本色却没有改变。
大学的这种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性本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组织传承和创新知识的活动主题始终未发生改变。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其结构和规模日益复杂和扩展，但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这一主题。尽管不同国家的大学办学模式各异，但“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当前，已进入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尽管有环境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但其组织活动的主题却从未发生改变。
第二，教师作为大学组织活动的主体始终未发生改变。大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组织，它是由多元主体在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大学活动的类型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学术活动和管理活动，开展这两类活动的主体就是大学活动的主体，或者说大学的主体就是上述这两类活动主体的集合。但大学的管理活动终究是服务于大学的学术活动，任何组织的管理活动都是实现组织目标，保持组织高效运行的必要手段，它在大学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学术活动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大学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双肩挑”，也就是说，他们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实质性参与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教职员工整体就是大学本身――是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它荣誉的源泉；教师们是这种机构的特有合伙人”。总之，大学的各项活动始终是围绕学术活动而展开的，大学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始终处于学术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地位。
第三，维系大学组织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并未发生改变。大学制度是大学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它体现的是大学对自身中心活动的内在要求。从现代大学产生之时起直至今天，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一直是大学组织的内在规律、逻辑要求和矢志追求，这也正是大学制度构建的根基和本源，也是大学组织长盛不衰的基础性支撑。在大学与环境互动、博弈的过程中，虽然大学一直保持着“追求高深学问”和构建“象牙塔式精神家园”的“高贵气质”，但其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制约，绝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从未被实现。虽然如此，但大学制度作为维系大学组织追求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则体系，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必然是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大学组织的使命之所在。
（二）政治逻辑：大学的功能在于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谓大学的政治逻辑，就是指大学具有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属性，这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政治论哲学的逻辑，亦即“工具论”逻辑。首先，这种逻辑强调的是大学要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大学被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计划之中。其次，政治逻辑还主张和强调大学作为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政治理念、道德观念的传承者，应该为维护和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为国家实施公共政策发挥其特殊作用。
从大学功能的历史演进过程看，大学的政治逻辑是在大学的发展中逐渐强化，并取得了其存在和流行的合法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流的团体，这时的大学常常被教会控制。到了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大学。柏林大学的这一办学理念，一方面，促进了德国科学技术和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使日耳曼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柏林大学继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科学教育的中心，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校在接受了德国科学与民主的办学思想之后，也开始重视大学的科研功能，形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这一批研究型大学把科学研究视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但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美国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未把兴办“学府”性大学作为其唯一的追求，而是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支配，把培养实用型人才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放在大学教育活动的首位。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最先提出，大学要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并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美国的大学逐渐成为“公众的服务站”。这种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乃至国民素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至今实用性和功利性仍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特征。
从我国大学的发展来看，传统大学在制度安排上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逻辑，其主要表现是注重大学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工具性价值。即使是现代大学，无不具有服务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大学的政治逻辑的集中体现。学界关于现代大学应具备培养人才、学术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创新等四项功能的观点更加使大学的政治逻辑成为系统化的理论。
（三）经济逻辑：大学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求
大学的经济逻辑又叫大学的市场逻辑，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自觉顺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开展与经济和市场的良性互动，谋求经济利益。
大学的经济逻辑是由大学组织的经济性决定的。第一，大学是以诸多生产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经济组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的。尽管大学与生产经营组织有所不同，但它要维持其教学科研等基本活动的正常运转总是离不开上述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的。同时，现代大学也是一个通过权责分配和相应的层次结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大学的特殊性主要是指它与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组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产品的形式的不同而已。第二，大学是以最优资源配置来追求组织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大学组织为实现办学目标，必然对自己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和组合，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率，使获得的各种资源的边际效用与价格比相等。虽然最终未必能够真正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但大学在进行决策时，必须会用这种经济理性理念去分析和预测。
大学组织的经济性使得大学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大学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社会总体科学文化水平等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撑；同时，大学又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节约生产成本，增加知识附加值，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教成本分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实施，大学的发展在刺激居民消费的同时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和推动了大学的发展。经济作为大学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大学组织必备的资源，也就是指大学的师资、教学设施等条件；大学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接受大学教育的家庭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状况也必然影响大学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人才培养的形式、层次、质量、规格等，甚至制约大学组织的优化和变革。
（四）三种逻辑“制衡”发展的理路
资本、权力和知识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的三个基本的决定社会结构和关系形态的因素。首先，资本、权力和知识本身因为有着各自质的规定性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并因此独特性而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的、不同的角色，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甚至发挥作用的路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资本、权力和知识之间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联性存在。三者都不可或缺，没有资本即无资源，没有权力即无秩序，没有知识即无发展。但是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一股独大，关键是如何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赢”与“包容性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有序治理，就要处理好资本、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权力和知识之于资本的独立地位。西方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较好地制定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制度，维护了大学的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特性。究其原因，一是秉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于政治和其他社会建制的良好的传统理念；二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中，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市场与资本对学术的侵蚀、毁灭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削弱或者说减少资本对知识的直接干预，这是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的主要目标。由于知识的创造和大学的运转是无法完全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与需求的，所以制度与机制构建的重点就是如何合理地协调大学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在此，权力（即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权力的特殊性质，可以通过公共权力二次分配的方式，也即以财政划拨的方式，将资本输入到大学之中，使其获得知识生产的经济保障和生存的物质条件；权力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资本与知识的结合，以确保知识生产的资本独立性与自主性。实践证明，把现代社会“三位一体”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适度地分离，保持它们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是实现三者良性互动和彼此促进的最佳选择。这种处理知识与资本、知识与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思路，对探索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妥善处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大学“三元逻辑”的矛盾与冲突
如上所述，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其生存和发展的逻辑逐步从一元学术逻辑转变为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三元共存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大学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功能集合体，人们对大学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大学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繁重，大学的追求也变得多元和丰富。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和谐并存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着，有时还十分尖锐和突出。现行制度下的中国大学，“三元逻辑”常常处于失衡和纠结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的政治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抑制
大学的政治逻辑，强调的是大学的“工具性”。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似乎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大学制度的制定就理所当然地主动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工具化和大学制度的国家政策化就是这一理念最直接的体现。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大学学术逻辑时常受到政治逻辑的威胁，学术逻辑常常因此受到抑制。政治逻辑强调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在大学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是国家公共政策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实现全盘战略的一种手段与策略，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公共政策具有同质性。若按照此逻辑，那么国家与大学之间就是典型的主从关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大学制度必须紧密围绕着国家意志和权力核心进行构建。在我国的当前大学制度中，深深地镶嵌着强烈的政治逻辑，浓烈的权力和政治色彩业已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当下，学术界有关高校“去行政化”“去级别化”的讨论就是例证。狄尔泰认为，从时间维度考量，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既是对过往的反省又是对未来的能动，并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过程，也即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教合一”的儒家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早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清末的兴新学、御侮救国、振兴民族等理念，无不彰显教育治国安邦的终极愿望和政治责任。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大学管理虽历经多次变革，但国家办大学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改变，大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状态未发生改变，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目标未发生改变，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例如，近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全国高校开展大学章程的统一修订也是一个例证。然而，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治却显得较薄弱，大学办学的自被限定在有限的空间里，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很难与行政权力形成制衡。综上所述，“政教合一”这一传统理念对我国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政治逻辑在大学自治、学术自主方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成为新时期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
（二）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经济逻辑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由此派生出个人主义、自由至上、有限政府等。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国家是保障个体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机构。体现在教育方面，经济逻辑的本意是指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特性，追求以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通过保证自由交易的选择（即“择校”）来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率。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大学目前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一本意相去较远，异化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内部管理和学术评价等方面纷纷引入目标管理体系，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术成果的硬性指标，并将此作为评价管理者和教师教学、科研效益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把薪酬激励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而对各项学术成果的创新度、实践性及其推广等却无人问津，只追求数量的累积，这种“泛绩效化”倾向，会动摇广大教师追求真理、真知的意志和毅力，教师队伍会普遍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在设定职称评审条件方面亦是如此，比如，教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取得相应的职称评审的资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低水平的学术成果，频频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在院士资格的评审中，也不时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大学学术评价的外部化制约，加上内部学术评价的利益化倾向，使得大学的学术逻辑被重重挤压，看似轰轰烈烈的学术活动背后，缺少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痴迷和执着，这无不令人担忧。同样，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一些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安排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与政府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与缺陷，将会直接影响大学制度本身的定位与架构。其主要表现是办学理念的庸俗化和制度安排的短期化，对人才的培养出现“车间化批量生产”的现象，一味设置热门专业，超高生师比和超大班授课现象的出现，都使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难以保证。
（三）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博弈的常态化
大学的学术逻辑强调大学要始终保持学术自由，以此保持大学的边界，因此，面对日益强盛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挤压和侵蚀，学术逻辑不得不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进行不断的博弈和抗争。当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日益处于强势或主导地位时，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抵触、排斥就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大学的一种本质反应，这种反应也常常因为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的退让变得激烈，学术逻辑展示出无比强大的权力，甚至会达到盲目自由、目空一切的程度。在历史上出现的学术表达超越社会现实、违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就是学术逻辑过于强化的表现，从而导致大学处于故步自封、步履维艰的境地。然而，当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影响日益加深时，大学又往往会失去其原有的本色和追求，学术逻辑极有可能让位于政治逻辑而成为附庸，迎合市场逻辑而被异化，从而偏离求真的轨道，成为迎合物本逻辑的反学术逻辑。在我国，大学的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屈服和依附出现在“”时期，大学成了无产阶级的工具，生产劳动成了大学的主导课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我国的大学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追踪和利用市场发展自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在对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和侵蚀，大学的功利化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学的学术逻辑受到了空前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的产生，就是学术逻辑在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对大学的影响是消极的，承受质疑和责难成为大学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学术自律、学术规范成为大学自救的不二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三种逻辑的博弈还会持续，任何一所大学的三种逻辑的稳定和平静状态都是暂时的。
三、三元动态制衡――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归属
如上所述，博弈的状态是大学的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表现出的常态，但是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处理好“三元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让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各司其职，使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各得其所。当前，让学术逻辑回归应是我们处理好三者关系的首要任务。当然，学术逻辑的回归不等于抛弃内外部环境而恣意放大它的权力，而应是理性回归，保持“三元逻辑”在相互制约中的动态均衡，并将其体现和落实到现代大学制度中。
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是为调整和固化权力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反映了不同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制度创新的动力是由制度的非均衡引起的，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所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要找出现代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特质，一方面要从现代大学的权力和利益的结构状况人手，另一方面要对大学制度的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博弈，从本质上讲，它所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行政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制约状态，以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学术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大学组织会在发展的某个阶段，要么突出单一逻辑在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即在该逻辑的支配下，过分强调某一权力和利益要素，“一元逻辑”成为大学的哲学基础；要么是对“三元逻辑”进行简单的“混合”。各自独立的逻辑在同一制度体系中的简单“混合”，其实质仍旧是“一元逻辑”的简单相加，各自孤立，且各自通过无序膨胀来挤压其他逻辑。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消除上述弊端，遵循大学发展规律，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建构相互牵制、保持动态平衡的“制衡”关系。
（一）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破“一元逻辑”的主导，向“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状态转变
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如果只重视、突出某一逻辑，并由该逻辑支配大学组织中的权力和利益要素，那么其他两个逻辑就会被弱化或忽视，这样就必然会回到传统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的老路上去，从而导致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权力和利益的结构体系处于失稳状态，进而衍生出更多的制度危机。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政治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这不仅会制约高校潜能的发挥，甚至会出现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的混乱局面，而且也会影响政府教育目标的实现。因为，如果大学外部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在大学制度中成为主导，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大学内部事务，这不仅难以产生对大学的有效激励，难以激发大学的潜能，而且还会造成“千校一面”的状况，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形成恶意竞争，甚至出现大量浪费的现象。“”期间，由于“以政治为纲”，大学出现了很多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办学现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极端现象，但它所带来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市场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就会使大学失德、失道。市场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新的大学制度过度强调和突出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必然会强化“唯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短视化、教育教学行为的短期化现象势必盛行。因此，市场逻辑一元主导，必将造成大学制度体系的失衡，大学组织应有的稳定性就会丧失，甚至滑向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才成长规律的深渊。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学术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挡。首先，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不能脱离政府和社会孤立地存在，必然有各种能量要素的交换。其次，大学自身的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均要求其重视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否则，大学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如果学术逻辑被无限放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被过度挤压，必将导致学术权力失控，学术利益过度聚集，最终危及大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均衡，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在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家对“一元逻辑”主导的危害性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便开始寻求“三元逻辑”共存的协调方法。
（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的原则
要有效避免现代大学制度的某种权力和利益的过度集中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膨胀，或过度分散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分裂，就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和学术“三元逻辑”间的相互牵制，在互相牵制中谋求几种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且必须是趋向系统稳定的。解决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三者问的矛盾和冲突，是实现“三元逻辑”制衡的关键，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回避的方面。如上所述，在传统的大学制度中，“三元逻辑”虽处于同一制度体系内，但却各自独立，边界分明，一旦某一逻辑处于强势地位，便演变成由“一元逻辑”主导的局面。总之，“三元逻辑”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相互制衡的实际效果。大学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实现大学制度功能和结构的整体优化，适应现代大学发展规律，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相互制衡已成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三元逻辑”既结构紧密又动态制衡的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三元逻辑”制衡机制的核心或关键点是“权力”和“利益”。具体地说，就是要形成大学的相关主体，如，就是要形成政府、大学及其教职员工、市场、社会团体、学生及其家长等多元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既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制衡，也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的相互制衡。在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制衡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时，既要充分考虑多元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又要对大学组织自身的使命给予充分关照；既要对过去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进行冷静分析，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把握、谋划未来的发展，通过对其他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和利益给予充分关注、培育和体现，来平衡和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为“三元逻辑”制衡留下自适应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