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吴义勤新生代小说生命解读
20世纪90年代新潮小说被尊为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度”，然而与此同时，另一类以本色的、生活化的姿态写作的作家群作品迭出，他们的创作属于“边缘性写作”，与主流文学大异其趣，继而引起了一场众说纷纭的新生代小说论的热潮，90年代新锐批评家吴义勤教授以生命关照的视角解读新生代小说，让这一备受争议的边缘性文学大放异彩，探寻与发掘了新生代小说家以“有我”的个体生命经验式的笔触所绘制出的当今世界的“镜像”。
“新生代”指的是涵盖50年代生、60年代生、70年代生、80年代生四个年龄段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新生代小说作家的创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语言、结构模式都使得它备受主流评价群体的非议，他们反对现存的文学秩序、反对文学体制、反对权威、反对传统，被主流诬蔑为“野猪”或“野马”，某些评论人士认为新生代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把严肃的文学问题简单化、情绪化和口水化了。然而吴义勤教授对新生代小说的生命式解读，让我们发掘了新生代小说低俗的表象下所渗透出来的真实存在。
一.用生命感知新生代小说的低俗与糜烂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追求一种对生活的重新发现与开掘，所以新生代小说言说的点与传统主流文学迥然有别，新生代小说逃离对宏大叙事的呈现，而是关注鲜活的个体“我”的生存状态。把创作的焦点从宏大的政治叙述拉回至小我的经验世界，呈现个体“我”最真实的生存状态，新生代小说就必然呈现出一幅幅私人化经验世界的真实图景，欲望自然会进入到新生代小说关注的视野，对于金钱的欲望、性的欲望遍布新生代小说。
（一）捕捉金钱欲望下的真实
90年代的商业语境下，人对金钱、物质的追逐与向往，成为新生代小说书写的重点之一。何顿的《生活无罪》展示的是现代人攫取金钱的不择手段，邱华栋的《生活之恶》中女主人公为了能弄到准备结婚的房子，竟然出卖自己的，朱文的《我爱美元》更是大肆宣扬金钱的美好。新生代小说在一反传统的舆论基调上建构着“金钱”、“物质”的意义，它所宣扬的是金钱与物质带来的生活，评论界大多数不禁对新生代小说嗤之以鼻，而吴义勤教授对之却不然，吴义勤教授认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历史阶段下，对物质、金钱的崇拜这一人性原初之欲望的大肆宣泄，是90年代社会之下的人的真实存在，新生代小说家敢于背离主流社会道德体制，放弃对现实的粉饰，而是以一种平淡的方式传递真实的震颤。吴义勤教授较之对新生代小说持否定态度的批判人士的睿智之处就在于他捕捉到了新生代小说写作的潜流之下的真实，又是一种值得人沉思的非同寻常的真实。
（二）发掘身体写作下的镜像存在
新生代小说还大肆宣扬和身体的合法性。在新生代小说作家的笔下，“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成了屡见不鲜的文学意象，新生代作家以超凡的勇气将“性”作为文学创作的焦点，而且是以肆无忌惮的方式去讴歌人的肉体之美，肯定人的本能，建构了一种“性”合理的叙事维度。卫慧、棉棉的笔下有大量的对于身体的暴露式呈现，陈染、林白的小说中更是透射出人物对于身体的自我迷恋，新生代小说作品由于对的大肆宣扬，评论界有很多人士认为新生代小说丧失了文学之美，将污秽不堪的东西作了放大化的呈现，难以登大雅之堂。更有评论者指出“所有这些‘超写真度’的‘文学’，在最大程度地消融了文学与现实原有距离的同时，也丧失了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不免远离了时代精神的核心，进入到空虚、尴尬和颓废、荒诞的境地。”[1]吴义勤教授以生命在场的方式关照新生代小说家的袒露，他认为新生代小说家所呈现的单纯听凭身体的感觉和本能的召唤的狂放糜烂的生活模式的描写是对生活的最真实的呈现，长久以来受伦理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学极少有人去触碰“性”，往往将“性”进行一种掩盖式的净化呈现，吴义勤教授认为欲望写作、身体写作揭开了这层薄纱，他以感受生命的方式捕捉到了新生代小说的真实存在性，他认为这种狂欢式的身体书写呈现了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建构了一个欲望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当今世界的“镜像”，吴义勤教授秉承着文学即生活，生活即文学的观念发掘了屡受唾弃的新生代小说身体本能式书写的真实之美。坚持“身体写作”、“欲望写作”的新生代小说家的笔下勾勒出了一个“的欲望”、“的身体”的另类艺术空间，有很多评论人士认为新生代小说家对“生活经验”的强调导致的是平面化和深度主题的丧失，然而90年代新锐批评家吴义勤教授却还原了新生代小说的艺术生命，他认为物质欲望的泛滥、的大肆宣泄正是世纪末情结之下人的孤独感、空寂感、虚无感的艺术化呈现。
二.解读本色语言的意义建构
新生代小说不单单在内容上被定位异类，其写作语言也毫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语言的隐晦、典雅之美。新生代小说的语言是一种本色化的自然主义叙事语言，充斥新生代小说全篇的是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方言，甚至于有一些是脏话、粗话以及各种与生殖器相关的各种污秽之语，对于新生代小说的语言艺术有很多评论人士不敢恭维，认为新生代小说是粗制滥造的下流之作，然而吴义勤教授却认为语言是生命存在言说的外在形式，“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世界图像’，就自然有什么样的语言”。[2]他认为这种火辣辣的粗俗之语非但没有消融艺术的魅力，这种粗俗的日常口语却以鲜明的方式透射出个体人的存在方式，语言这一外在的艺术形式也参与了生存镜像的建构，语言真正地融入到了文学的生命中去。
三.体悟叙事结构的隐含意义
新生代小说备受争议的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结构，一部完美的艺术杰作，清晰的逻辑结构层次固然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结构呈现出与传统迥异的风格，新生代小说热衷于“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时钟里的女人》展示的就是一个女人二十四小时之内的生活，流水账式的叙述有些像意识流的作品，松散的生活流式的结构叙事，曾经被一些评论人士指责为缺乏艺术之美感，吴义勤教授认为这样的一种叙事结构是非常成功的，这种松散的、生活流式的结构是生活的最本真、最原初的呈现，没有丝毫雕琢痕迹的结构模式给读者一种极强的真实感，正是这种略显粗糙的叙事结构让读者走近了生活的真实，结构参与了文学生命的诠释与建构。
作家将生命赋予给文学，然而文学生命的绽放与呈现更多地是依赖读者，并且是一个能捕捉其魅力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堪称优秀的批评家，吴义勤教授以生命存在的方式感受与解读着新生代小说的沉重与厚实，发掘了新生代小说无意义浅表之下的真实之美。
注释：
[1]王虹.新生代文学精神反思[J].天府新论,2003(5).
[2]吴义勤.论新生代长篇小说的叙事风格[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江湖，多么遥远而神奇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如此的单纯又如此的沧桑，如此的飘逸又如此的热烈，如此的冷漠又如此的多情。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曾经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江湖梦”。在金庸创造了武侠小说的巅峰又封笔后，大陆新武侠小说的“江湖”又呈现出哪些别开生面的特点？大陆新武侠小说又该如何突围才能走向经典？
何谓大陆新武侠小说
金庸、梁羽生相继封笔，古龙撒手人寰，这一系列事件宣告了中国武侠小说黄金时代的结束与“后金庸”时代的开始。进入21世纪这个风云激变的大时代，武侠小说也在迅速激变。
对武侠小说有多年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曾说：“大概从2000年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突然有了一个新趋向，涌现了一批20岁上下的年轻人。为避免与港台新武侠重复，它被定名为‘大陆新武侠小说’。”
孔庆东教授所说的“大陆新武侠小说”这一概念是由韩云波和《今古传奇・武侠版》半月刊于2004年共同提出的。关于“大陆新武侠”，韩云波做过如下阐述：新武侠不同于民国的旧武侠和港台武侠，而是一种新的武侠文化理念。新武侠充分继承与发扬了传统武侠作品“侠义”的精神，深入挖掘武侠作品的当代性与时尚性，追求武侠作品的“传奇性”“大众性”“故事性”。
“大陆”自然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意味着武侠小说的中心已经从香港、台湾转移向神州大陆。温瑞安曾在《游侠纳兰》后记中写道：“写前人没写过的；写前人写过的，但是用不同于前人的方式写的；写前人写过或没写过的，但用自己的领悟方式写的都能称之为‘新’。”显然，大陆新武侠小说作者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过尝试，故能称之为“新”。
“新武侠”是中国内地“”以来出生的一代新人的武侠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于网络，以2001年《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为标志大规模地进入纸质传媒，并涌现出凤歌、小椴、小非、沧月、步非烟等一系列优秀作家。
大陆新武侠小说的特点
在传统武侠小说中，侠客在拥有高超武艺的同时，还必须拥有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准则，并承担着扬善惩恶的责任。这对于新武侠小说的作者们来说，却是无法承受之重，他们无法理解这些自觉人格的必要性，他们都是年轻人，所以更多注重的是人性和人格的觉醒。他们试图“靠知识，靠想象，靠才情”创造一个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后江湖”以及富于时代特点的新侠客形象。
有“大陆新武侠宗师”之称的凤歌曾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武侠就是一个梦，是一种魂；2004年获得温瑞安设立的神州奇侠奖的北大才女步非烟说，我希望有朝一日大家能认同，在儒家之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侠客。这种侠客也许并不是以为国为民为己任，而是遁世而出，逍遥天地之间；被誉为“大陆武侠双生花”之一的沧月在《荒原雪》中写道：真正的江湖是什么？英雄的长剑和美人的柔情都只不过是传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踏入。真正的江湖是一个覆满雪的荒原，充满了秩序和力量，容不下少年的梦想和热血的冲动。而与沧月同称为“大陆武侠双生花”的沈璎璎也说，小说是现实生活和情感的投射……关于爱、关于孤独、关于抗争、关于宽恕。
大陆新武侠小说的“新江湖”更像是21世纪华人社会的象征，是都市的、现代的、复杂的、躁动的、甚至混沌的当代城市文明的缩影，而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善恶互转的江湖。新侠客也不再是金庸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与“英雄才士尽归隐”，也不再是古龙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与“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他们是一群拥有各种弱点、各种缺陷的普通人，他们不再谨遵善恶分明的价值观念，他们与邪恶抗争但更多的是与整个江湖抗争，以争取人格自由、个性解放。
在大陆新武侠小说中，女性写作可说是最大的一个特色，甚至呈现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态势。这一批女作家都受过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意识苏醒、女性主义拥有主流话语之后成长起来的。女性写作赋予了“新江湖”更多的新内涵。女性从被动者走向主动，从传统江湖中男人的附庸真正成长为武侠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在行文手法上，女性作者们更擅长于对情感的渲染，感性的投入削弱了传统武侠金戈铁马、豪气干云的气势，使得新武侠小说具有了细腻唯美的审美风格。女子的武侠，宣扬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人性原本的善，而不同于传统武侠中从理性的发自道义原则的男性的善。
黄易曾声称，武侠是中国的科幻小说，它像西方的科幻小说般，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驰想生命的奥秘，与中国各类古科学结合后，创造出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动人天地。“幻”即是大陆新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幻”，就是指描绘虚幻的世界，以营造荒诞离奇或缥缈神秘的氛围。在新武侠的很多作品中，现实和幻想往往交织在一起，人、神、鬼、怪掺杂，术数丹学、仙道之说、巫蛊文化充斥。如步非烟小说的文化背景大多取自佛教和印度教，而沧月、沈璎璎的小说则多取自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
大陆新武侠小说如何突围
目前，大陆新武侠作品中还没有可以成为“经典”的著作，且其自身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一是受网络游戏影响而形成的设定性，先有框架，模式老套，很多小说情节的设定就像是网上普遍的通关游戏；二是商业操作导致作者的浮躁情绪，混合了商业利益的文学创作势必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三是新武侠小说的作者普遍年轻化，多是70末或80后，创作缺少定性或者说严谨态度，这也可以说是新武侠小说作品多为中、短篇而长篇较少的原因；四是缺乏深度。金庸的武侠小说故事精彩，但最终目的是启发现代，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而这恰恰是新武侠小说作者们所欠缺的。
可以说，金庸把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随着他的封笔，又给武侠文化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白。面对后金庸时代的巨大空白，大陆武侠小说创作者们该如何突围，找寻出路？
有继承才有发展，武侠创作也是如此。摒弃传统文化，抛弃前人成就的创作无异于闭门造车。新武侠作者们只有充分继承传统文化，集各家之大成，并戒除浮躁心态，通过自身的深度思考，在思想、内容、形式上不断创新，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完成这次突围。
某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导,人们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说明报告
一是学习部署到位。市委制定下发了工作实施方案，召开动员大会。组织革命烈士纪念馆、****村党支部等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做好接待工作，确保党员干部群众参观学习。动员教体局在中小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故事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让红色精神入脑入心。
二是营造良好氛围。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开展“庆党日”活动。市委宣传部印发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免费发放公益电影票*万张，宣传资料*万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园、进基层活动，四万余名青少年现场聆听**英烈故事；针对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开展“歌颂中国梦赞扬劳动美”诵读活动。市融媒体中心开播《改革开放42年看**》栏目，并通过微博、微信、抖音、**云、客户端等平台传送，引导人们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三是宣传效果明显。党员干部到革命烈士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达*万多人次。*所小学，*所中学参与红色故事会演出*场，*个党组织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村党支部开展“庆党日”活动。****村党支部自发组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宣讲活动*场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采用白话形式的中国通俗小说继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之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两次运动的目的、宗旨及策略有所不同，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和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多是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将小说提到空前之高的地位，但其着眼点并不在文学，而在政治变革与重铸民魂，“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的这段话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文化阶层对小说的立场和期许。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征候式标记，从这个角度来讲，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将小说提得过高，反而容易沦为空谈，无法落到实处，尽管其后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与传统小说迥异的新小说，但其创作实绩及达到的社会效果离当初首倡者的预期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况且当时梁启超等人的着眼点在小说创作上，还未涉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问题。不过，其提倡之功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给予肯定，它提高了小说在文学家族的地位，重构了文学格局，解决了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对象价值问题，为中国小说进入学术殿堂、为新红学的产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多具学者身份，他们自然也有通过文学革命达到改造社会、重铸民魂的雄心，早年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其思路与梁启超等人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看作是对后者的继承和深化，也正是为此，他们才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不必再为提高小说这一文体的地位而费口舌。不过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者的发起参与者比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更为务实或者说是更有策略，他们选择文学作切入点，以语言为突破口，口号和目的都十分集中而明确，那就是要废除文言，建立使用白话的新文学，使白话文学成为文学正宗。正如胡适当年所说的：“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语言的变革并非简单的交流工具的置换，它通常会引起附着在这些语言工具上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在中国，文言与白话往往意味着文化形态的种种差别。尽管此前已有人提倡采用白话，创办白话报刊，但皆着眼在开启民智，未能从文化层面着眼。对此，陈独秀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由于这一观点不带政治党派色彩，因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最后获得了成功。1920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小说教材逐渐采用白话文，先从一、二年级开始。这样，白话正式成为政府认可的语言，从此翻开了中国文学的新篇章。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不仅着眼于文学创作，同时也注意到学术研究问题，并予以落实。陈独秀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
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缘故，古代通俗小说作为白话文学的重要范本在这一时期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赞扬，被称为“活文学”或“平民的文学”。与二十世纪之初一样，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对古代通俗小说从语言的鲜活生动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在思想内容上给予较高评价的小说作品依然很少。《红楼梦》依然是少数得到肯定的作品之一。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一时期胡适、鲁迅之外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对《红楼梦》的看法，他们的见解在社会上有着较大的影响。陈独秀当时的注意力主要在社会时局方面，对文学问题涉及不多，其红学见解主要见于《红楼梦新叙》一文，该文刊于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新版《红楼梦》的卷首。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善写人情的小说与善述故事的史书进行区分，认为应该领略《红楼梦》的善写人情，而不是领略其善述故事。这种区分在今天看来，固然有其局限在，但就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书长期界分不清的情况来讲，还是有其意义的。他认为《红楼梦》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在与钱玄同的一封书信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己之见、个人好恶。该文同时还对红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即“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去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话虽说得有些绝对，却也道出了日后新红学的缺陷所在。
钱玄同身为文字学家，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提倡白话、文学革命之举给予坚定的支持，且其观点经常比陈、胡二人更激进。不过，他虽然认为“小说是近世文学中之杰构”，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整体评价并不高，认为古代小说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比如唐代小说“描画淫亵，称道鬼怪，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著相同，于文学上实无大价值”，“《聊斋志异》、《松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同”。在古代小说中，他只肯定《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少数几部小说。他认为《红楼梦》“断非诲淫，实足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纨绔公子耳”，同时又认为《红楼梦》的笔墨不干净，未能免俗，比如贾宝玉初试云雨的描写。钱氏的见解固然有其张扬白话的用意，但话说得过头，给人以矫枉过正之感。
与其他人相比，周作人更关心小说本身的内容意蕴，他提倡“平民的文学”和“人的文学”。他认为《红楼梦》是“理想的平民文学”，因为它“能写出中国家庭中的喜剧悲剧”。
尽管上述几人的观点颇有差异，但有些看法还是基本接近的，即多从白话语言的使用方面对《红楼梦》给予肯定，对其思想内容也有相当的注意。无论是小说界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皆对《红楼梦》给予别特别的关注，由此也可看出《红楼梦》在知识阶层心目中的地位，其后有众多学者涉足《红楼梦》也不是没有因由的。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等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多为即兴之言，缺少严谨的论证和足够的学术性，真正能代表当时研究水准的是吴宓、佩之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还积极配合出版商，进行古代小说的普及宣传工作。比如亚东图书馆1920年起陆续推出的系列小说校点本，就得到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有力支持，他们纷纷为这些小说写序。尽管其中有些文章学术性不强，但并非毫无意义，它为新红学的创建奠定了一种良好的话语氛围，起到了一种造势的作用。
新红学的建立与随后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学术界对整理国故及胡适的突然转向还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信息。如果说当初大家还处于喊口号、设计蓝图阶段的话，整理国故则是将各种口号变为现实。整理国故与当初的文学革命看似反差极大，有开倒车之嫌，实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以《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古代小说研究正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实绩，选择古代小说为突破点自然也并非偶然，而是胡适有意采用的一个文化策略，目的在扩大传统学术的范围，将以前为学者所歧视或忽视的民间文学纳入学术殿堂，应该说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思路的延续和深化。经过胡适等人的提倡和示范，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民间通俗文学从此像经史一样成为专学，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和特色。
人类已经走过了三个时代――渔猎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今天,正在向知识经济时代演进,可以预言,很快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不是两个经济形态,而是一个经济形态的不同表述,因为知识的最显著特点便是创新,因此,知识经济也可以说就是创新经济。
新经济时代的来临
渔猎经济时代,人类更多地体现的是对自然的依赖性生存;农业经济时代是对渔猎经济的发展与延伸,人类学会利用植物种子生长发芽自然规律进行生存;工业经济时代由于机械动力代替了生物动力(人力、畜力),流水线的发明和应用,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利用工具生存的时代。判断一种经济形态的标准是看这种经济形态中哪种生产要素占据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经不同于渔猎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居于支配地位,这种变化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经济形态演进到今天,人类已经不能再单纯依靠自然规律或者利用工具生存和发展了,必须把所有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创造性地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上,这就是知识经济的最显著特点,知识经济的知识密集不是简单知识的堆砌,而是创造性地组合已有的知识并生产出新的知识,这样人类才能发展进步。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显示出,方法无价,创新无限,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军事领域,无不以创新为发展的动力和特征。正是创新既创造了人类的昨天和今天,也必将创造人类的明天,创新必将成为改变和影响未来世界的决定性力量。
不容置疑,今天已确实进入了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狂飙突进的时代,时代特征的演进,对领导的要求也在悄然地发生变革。渔猎文明对领导者的自然禀赋有天然的高要求;农业文明时代,对领导者的要求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工业文明的特点要求领导者要加强管理能力的训练;而知识文明时代,要求领导者要有丰富的学识和创新精神。当然这不是说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不需要创新,而是说其他经济时代主导因素不是创新精神和意识,而是相应的体魄、吃苦、资金等因素。但是今天,时代的发展呼唤的是一种以创新为主导能力的领导者。这也不是说过去的经济时代不要求领导者创新,没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壮举,哪来的疏导而不是堵塞的治水智慧?没有牛顿对苹果落地的质疑,哪来的万有引力定律?而当今时代对于领导者的创新要求更急迫,对领导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管理能力,更主要要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因为不创新就很难生存,很难适应发展的变化,正如现代美国著名企业家艾柯卡说的“不创新,就死亡”。
新领导力历练三部曲
领导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领导者长期实践的磨练,需要从实践中不断汲取营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炼智慧,和天赋气质有密切关系,更需要后天的修炼,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说,人类在渔猎文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都诞生了卓越的领导者，是靠长期实践历练的结果,那么今天在创新经济时代,领导力的形成就更需要经过一个艰难的实践磨练过程。
领导力是领导者影响周围的综合能力,它包括善用人的能力、决策决断力、统筹协调能力、放权授权能力、应变能力、指挥能力等,这些能力建立在领导者个人的胆识、气质、品德、修养基础之上,它以胆商、情商和智商等为衡量标准。创新能力是人的能力中最重要、最宝贵,层次最高的一种能力。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其核心因素是创新思维能力。因为,人的行动总是受思想支配的,尽管领导活动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领导活动的实质是思维活动,领导能力的实质就是创新思维能力。所以,领导水平的高低取决于领导者的思维能力的强弱。因此,在创新时代,做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掌握思维艺术,提高创新思维的能力。这是成为一个卓越领导者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创新思维,这是新领导力的灵魂。
新领导力的第二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执行能力,也就是把创新思维的成果通过自己的行为体现出来,这种行为是新领导力的核心能力。如果没有把思维成果转化为实际影响社会和他人的实践活动,那么这种思维能力充其量是思想者的影响,而要影响社会就必须把思维成果变成实际的产品、服务和程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新领导力也是执行力,或者说领导力和执行力是硬币的两面。把创新思维的成果生产出来的过程有是一个创新管理的过程。创新管理(Managementofinnovation)就是指通过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新方式将现有技术,新技术或新旧技术结合在一起,成功地引入具有经济价值的新产品或新程序,为消费者价值增值,或获得增值价值的方式带来不断的变化的过程。本文所说的创新管理是一个生产过程,而不是所谓的把创新的思想用在管理中的创新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管理是一个把领导者内功转化为外功的过程,转化为真功夫的过程,这是领导力之基。
第三个环节是带出一支团队,扩散和放大领导力。领导者的能量再大也是有限度的,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子,因此,新领导力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力,就是带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把这种影响力扩散和放大,以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战略决策、战术设计完成之后,执行就成了实现目标的必由之路。再伟大的战略设计,失去了有效的执行,也只是纸上谈兵。因此,创新时代的领导力更需要一个拥有执行力的团队,这样才能把好的战略贯彻下去,领导力才能有规模效应,才能将领导者自身的领导力放大和扩散,因此打造一个具有超强执行力的团队,是领导力之本。
新领导力形成是一个过程
本人认为,在创新时代,就领导者个人来说,新的领导力必须以创新思维为领导力源头,因为,所有能力都是创新思维的结晶,此乃领导力之魂;以创新管理为基础和基石,把创新思维的成果体现出来,此乃领导力之基;带出一支过硬的执行力团队,培养团队执行力,把领导能力放大和扩散开来,此乃领导力之本。笔者认为,这领导力修炼的三部曲,是一个有机体,相互联系,不断递进的过程,是一个客观凝练的过程,也是一个个人修炼的过程,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凝结着智慧的精华。这个过程是一个艰苦复杂的过程,正如郎加明在《创新的奥秘》一书中说,创新──创造新的世界的真正奥秘在于:创新首先是一种由创新者的素质和创新者的思路组成的运行机制,它是一个由创新者的素质转化为创新者的思路、再由创新者的思路转化为创新者的行为的复杂过程。
作者简介
管理学家,法学博士
论文摘要：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重要一脉。从20世纪初到4O年代末，作为通俗文学主要载体的通俗小说一直是在两个维度上生长、发展的：文化市场的激发、催化，使其呼应市场需求，独立发展自身，在总体上保持通俗小说的特性；“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烛照，又使其在主流方面避免了过度商业化，在自觉不自觉地向新文学靠拢的同时，不断追寻2O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启蒙的现代性目标。
20世纪初，在文化市场的培育、催化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骤然兴起，因其时恰恰又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端期，而后者的启蒙精神和审美特性构成了2O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主导因素和强势话语，所以从一开始就深刻地影响着前者。一方面，新文学企图借助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将“化大众”的启蒙理想变为“大众化”的世俗化运作，这个过程贯穿了新文学发展的始终；另一方面，通俗文学则自觉不自觉地向新文学靠拢，借以吸取其营养、资源，丰富、完善和提高自身。从2O世纪初到40年代末，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一直是在两个维度上生长、发展的：文化市场的激发、催化，使其呼应了市场的需求，独立自由地发展，在总体上保持通俗小说的特I生；“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烛照，又使其在主流方面避免了过度商业化，呼应和融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启蒙的现代性诉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主要载体是小说，但小说在古代是被轻视的，这便限制了通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发展。到了晚清，“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以及‘文界革命’促使了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化。”正是在现代启蒙精神影响下，《新小说》等杂志应运而生，把小说地位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仅为新文学，也为通俗文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启端的清末“谴责小说”，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初就是发表在《新小说》杂志上，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五四”前后，在诸多小说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者中，有的本身就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或先锋，有的则深受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洗礼。他们创办和编辑小说杂志，固然受到文化市场的激发，很注重小说的趣味性和雅俗共赏性，但也含有“劝世”、“醒世”、“济世”的宗旨，因此，最初发表在这些杂志上的许多小说雅与俗的界限是不分明的，即使是十分通俗的小说，也体现了“为社会、为人生”的启蒙精神。只是到了民国初年，由于市民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成熟，通俗小说越来越追求自身的特性、功能，更多地以长篇形式从“新小说”中分离独立出来，并产生了专门发表言情小说的《礼拜六》等杂志，出版以后，“居然轰动一时，第一期销数达两万册以上”，可见读者对通俗小说热情的高涨。其实，言情小说在诞生之时也表现过人的朦胧觉醒，作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封建礼教的口号，但也揭露过包办婚姻的残酷，展示过礼教给青年男女带来的悲剧。对于言情小说，周作人曾指出：“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五四”新文学作家批判这一派作家企图改良礼教，这也恰恰说明他们在表现人的朦胧觉醒方面作出的贡献。
民初时的中国正处在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期，通俗小说对新观念的表现，对题材禁区的突破，对新的小说形式的运用及探索的勇气，都使它成为与传统小说有本质区别的“新”小说，并代表了当时中国小说的水平。“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开始突出了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价值区分，“鸳鸯蝴蝶派”被划人通俗文学领域。毫无疑问，新文学在题材内容和形式技巧等方面的“现代化”要比“鸳鸯蝴蝶派”迅猛得多，但新文学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便是在批判“鸳鸯蝴蝶派”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这一错误使他们在企图唤醒大众时却Et渐疏离了大众。对于市民大众而言，欣赏文学，旨在娱乐，所以当新文学的主流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翼后，以满足市民大众审美需求为宗旨的通俗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便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从来就是重要的一脉，尽管不断遭到新文学作家和左翼批评家的激烈批评，但它从未衰竭，即使有过暂时的退却，但偃旗息鼓之后又有一番呐喊和冲击。2O世纪3O年代文坛所出现的“平江不肖生现象”、“张恨水现象”以及“徐箭、无名氏现象”等都充分显示了通俗小说的力量与影响。这说明，通俗小说适应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文化，迎合了读者大众的审美心理并在广大市民读者心灵深处达成了审美契合。20世纪初，由于文化市场的催化，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职业小说家。因他们靠写作卖文为生，所以必然要考虑读者大众的接受心理，追求小说的趣味性和通俗化。但是，他们大多又是经受了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吸收着“五四”新文学的滋养，程度不同地具有“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现代意识和审美品格，这就使得他们在进行通俗小说创作时，有着与古代和西方商业社会通俗小说作家迥然不同的思想、立场和态度，从而在通俗小说创作中不放弃对现代精神与价值理想的探求与追寻。
对传统通俗小说进行现代性的转换、改造，取得成就最大的，当推张恨水。老舍称赞他“是个真正的文人”，是个“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是“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张恨水的成功，应该纳入到新文学精神烛照下的现代性文学语境中进行阐释。许多论者在论述他的成就时，多从融雅于俗、雅俗结合的角度给予评说，而对其创作中的现代性思想、立场和态度注意不够，这样就无法充分评价他的出现对于2O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转型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张恨水在开始创作言情小说成名作《春明外史》时就表明了他关注世事、针砭时弊的创作立场和态度，而到了三、四十年代，更是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向新文学靠拢。张恨水所走过的通俗小说创作的路子，都是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的，其标志性成果便是《啼笑姻缘》。这部小说在《新闻报》上连载时便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出版单行本后又相继被搬上舞台和银幕，风靡一时。对这部小说，严独鹤感慨道：“一部小说，能使阅读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作小说界的新纪录。”
张恨水强调通俗小说必须现代化，小说倘若不反映现代生活便会少有活力；同时他又认为通俗小说具有新文学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便是它巨大的读者群。他曾指出，新文学虽然前卫，但较难被普通民众所接受，所以他力图辟出一条中国小说现代化的新路，使小说既具有先进观念与现代意识，又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他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突破传统的言情模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以传统观念为基础所形成的人物模式和情节冲突模式均被打破，才子佳人让位于芸芸众生，情爱冲突的决定性因素由外转内，浪漫唯情的故事也被现实人生所取代。譬如《春明外史》中的主人公杨杏园已不仅仅是才子，而且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啼笑姻缘》中的樊家树，也是一个平民大少爷，他的爱情哲学已经摒弃了金钱门第的因素，他与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的爱情纠葛凸显的是普通人之间的真情。其二，致力于艺术上的雅化。通俗小说之热衷于俗，是因为世俗的读者渴望享受平凡的现实生活中所不曾遭遇的惊险、离奇和刺激，但这种俗化的魅力在新文学人主文坛之后便E1渐消减。张恨水在雅化上做文章意在加速通俗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做到这点，他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接受个性解放意识与平民精神，并在观念上淡化封建士大夫色彩；另一方面在艺术形式上推陈出新，自觉重视细节刻画与心理分析，注重性格塑造与景物描写。他说：“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这种致力于雅化的努力使他成为同时代通俗小说家中最出色的一个。其三，尝试进行多种小说样式的融合。《啼笑姻缘》在《新闻报》上连载时，他应报社的请求在小说中写了侠客关氏父女，这种言情与武侠的结合虽有迫于形势的无奈，但也不可忽视他尝试求新的动机。张恨水的影响如此之大，不仅推动了通俗小说作家向新文学靠拢，而且也吸引了具有现代精神气质的小说家在创作实践中有意识地将小说的通俗性与现代性紧密结合，而将这种结合进行得最成功的无疑是徐好与无名氏。
徐訏是上个世纪3O年代文坛出现的一个难得的鬼才。他的小说“擅长以具有传奇色彩、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表达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和追求，作品充满着浪漫色彩、空幻理想、哲理意味”。徐訏先攻读过哲学，后又研究心理学，又曾留学法国，如此专业与经历，以及西方思想和艺术的浸染，他的小说当是货真价实的“新”小说，但他却自觉地从通俗小说中汲取养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别样的格调。其小说《鬼恋》是在志怪小说、侦探小说和现代情爱小说甚至“革命小说”的多重刺激下产生的。他以怪诞阴郁之笔写奇特女子的幽艳姿影，悬念重重，小说在“鬼打墙”、“人打墙”的艺术迷宫中，显示了作家神采独具的诡谲才情。《阿拉伯海的女神》写异教徒之恋，穿插巫术、梦境、奇遇，弥漫着虚无飘缈的感觉；《荒谬的英法海峡》写主人公在航海途中被海盗所掳，而盗窟竞像桃花源，主人公更在桃花源中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最终却发现是南柯一梦。《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一开头，就使读者进入猜谜心态。作品把人物安置在环境和心理、爱情和命运的连环套之中，通过对变态心理的反复发掘和多边爱情的错落交织，驱动着故事情节花样翻新，在出人意料的结局中，升华出对人性之伟大的崇拜和对宗教式的净化境界的期盼。《风萧萧》是通俗性与现代性结合得最成功的范例。该小说在《扫荡报》连载时，像一股强劲的季风，席卷了大后方，“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人人争相先睹为快。因《风萧萧》名列1943年畅销书的榜首，也使该年被称为“徐舒年”。这是一部聚爱情与间谍、舞姿与乐韵于一体的力作。小说写“我”和三个个性各异的女子之间发生的曲折爱情纠葛和政治牵连，展示了变幻莫测的“爱与恨，生命与民族，战争与手段，美丽与丑恶，伟大与崇高，以及空间与时间，天堂与地狱”的错综图景。小说写的是间谍，但又没有陷人间谍小说的窠臼，而是在间谍与反问谍的密谋和疑忌中，在繁华与孤寂、爱慕与冷酷中，小说依然能进行高层次的艺术探索，游刃有余地舒展清细的感情书写和隽永的景物描写。整部小说情节浪漫惊险，想象飞扬绮丽，语言抒情典雅，且渗透着民族意识与正义精神，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又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徐訏小说运用了众多的现代小说技法，尤其擅长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人物进行解剖，以达到探究人、发现人的目的。这些作品一方面描绘人鬼奇幻与异域风流，一方面又表现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传奇性与哲理味交织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传奇的故事仅是他小说的外壳，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从人性的深度表现并探测人类的心理世界才是他的作品的灵魂。吴义勤认为：“徐舒对人性意识的剖析总是融人于故事性极强的文本，这是他的小说通俗性和现代性同时呈现的内在原因。”
无名氏于1937年初登文坛时便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其作品情真意挚，用语铺陈，风格新奇。他的中篇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以其新奇艳丽的书名、风流倜傥的爱情故事、跌宕多姿的人际悲欢，以及迷乱苍茫的哲理思索，风靡文坛。杨义认为：“无名氏的文笔比徐哥更为粗豪舒展，在徐舒展示西欧的柔情，晃动着若隐若现的梅里美的倩丽的影子之时，无名氏从抒写北国的强悍开始，呼唤着一个惨痛欲绝的灵魂，闪动着乍明乍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戚的面容。”这里强调的是它雅的一面。也有学者强调它俗的一面：“标新立异地希望给人以刺激和陶醉”，“是遣送时间的消遣书”。其实它是既有通俗性，又有时代性。《北极风情画》写一韩国军官与一波兰少女，在奇荒异寒的西伯利亚爆发了一段疯狂而凄绝的爱情。虽然凄绝哀艳一如言情小说，但于奇情奇景中融人的民族意识却令人耳目一新。《塔里的女人》是道士觉空的自述，作品交织着荣辱悲欢，对情感的宣泄与对心灵的拷问紧密结合，兼以悔恨交加的叙述方式，增强了读者对人物心理的透视力。
徐訏与无名氏的小说是非常通俗的小说，作品既有世俗的读者所着迷的一切：艳遇、惊险、阴谋、神秘、诡谲；同时又有现代小说的某些品质：探寻哲理、表现人性、深掘内心、分析心理、语言明快、技巧前卫。他们的作品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相当成熟的现代化层次。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小说常常既被通俗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又被现代派文学研究者看作典范，从而成为两类研究对象的“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