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贸易贸易环境贸易策略
一、贸易的环境效应
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导致以邻为壑，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
以出口为例，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环境困境
（一）、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
1、生物资源破坏
就外贸出口而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数量大为减少，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
2、矿产资源损耗
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而这一类的产品，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
（二）、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
1、资源消耗型产品进口
国家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
2、易污染型产品进口
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3、废弃物转移进口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21.3%、7.8%和11.3%。另据报道，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中国出口有毒废弃物36.2吨，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废物，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此外，有些外国企业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及技术和设备以旧顶新、以次充好，通过投资方式转移进口至中国，这类投资实质上是有毒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另一种隐蔽方式，同样严重破坏了我国生态环境。
三、我国贸易科学发展的环境策略
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绿色浪潮”汹涌之际，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
（一）、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全面推行环境标准制度
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2]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
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要积极推行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
（二）、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
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
贸易类投资是我国吸引国外投资结构中重要组成部门，其主要用于以进出口为目标贸易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外销，受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在该领域吸纳的外资量近年来不断呈快速增长之势。着眼于国内现实，在今后的贸易类引资过程中，我国应将环境要素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严把引资关口，鼓励引导外资投入到有利于环境效益提升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中，如清洁能源、交通、农业、有机食品、生态林业、绿色包装等，大力加强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更加关注环境与外资的协调，更加着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环境效益，、促使我国贸易类引资向内涵型、集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
（三）、建立环境税收制、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
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性，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3]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
据经济预测，2010年全球环境贸易将达6000-10000亿美元。面对这一趋势和现今我国环境贸易现状，若有重点地选择基础条件好的地区发展环境产业，建立环境贸易基地，则可以创造成果，积累经验，辐射国内外，从战略上推动环境贸易发展的大局。鉴于各类经济开发区日益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生产企业大量聚集的现实，政府应积极加快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程，推动环境贸易示范区建设。要建立开发区贸易条例法规，制定绿色-有机产品贸易管理法，全面推广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取消限制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项目的优惠政策，鼓励可持续型贸易企业落户并给予特殊优惠，如退税扶持、保证优先进出口经营权、为出口信贷和产品认证设立“绿色通道”等；要建立贸易与环境信息反馈中心和数据库，收集、跟踪国际及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国相关有影响的环境措施，整合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对区内环保体系进行研究评议，逐步形成开发区资源与环境商品化、价格合理化、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有偿化的良性机制，推动企业对外贸易经营的可持续之路。
（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环境贸易主动性
关键字：人民币汇率；进出口；加工贸易；马歇尔-勒纳条件
一、引言
由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对人民币的施压，中国人民银行在《2012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说，人民币小幅升值，双向浮动特征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扩大汇率波动幅度是探索浮动汇率制的重要一步。然而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汇率波动幅度的扩大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欧美国家规模巨大的热钱转向新兴经济体淘金，发展势头良好的中国成为首选目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汇率。
依据马歇尔-勒纳条件，贸易商品的需求、供给弹性非常重要，它们能够决定某国的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贬值时是否会改善该国贸易收支状况。当且仅当出口需求弹性同进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l，货币贬值才能够改善贸易收支；对于顺差国，货币升值抑制出口同时缓解顺差。在人民币汇率始终存在一个升值压力的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十分重要。
二、加工贸易与人民币升值的关系
加工型贸易实际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其进出口状况的变动对贸易结构整体影响非常巨大，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形式。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主导，201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6421亿美元，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3052.1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35.80%。2012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8667亿美元，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3439亿美元，增长2%，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34.76%。
作为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的比价，汇率的升值或贬值会直接反映到进出口商品和服务价格上，从而影响进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由于决定一国进出口数量和价格的因素很多，所以汇率短期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通常不大。如果汇率长期地向一个方向调整，那么对进出口增长的影响就会显著地表现出来。
我国的加工贸易目前处于全球化产业链中的较低位置，零部件和原材料大量依赖进口，不存在对其他企业的示范效应和扩张效应，故我国目前出口产品的结构是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高技术产品出口不具有竞争优势。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国人力资本优势被逐渐抵消，那么企业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
三、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影响的分析与研究
加工贸易进出口状况的变动对贸易结构整体有重大影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为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具体影响，笔者试用国际收支弹性的相关理论及实证分析来进一步说明，以揭示人民币升值与加工贸易之间的关系。
（一）理论与数据分析
1.理论分析
笔者借助国际收支弹性理论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影响。国际收支弹性理论着重分析汇率因素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认为货币贬值可以提高外国商品相对国内商品的价格，但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取决于国际贸易的供求弹性。
需求弹性指的是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进出口需求数量的变动程度。当进出口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即（Dx+Dm）>1（Dx，Dm分别代表出口、进口需求弹性）时，某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当Vx
2.数据分析
下面我们来根据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变化来分析汇率的变化和加工贸易之间的关系。人民币升值与国内通货膨胀存在负方向变动关系，进而在贸易过程中各国家通货膨胀率对贸易商品价格影响巨大，故在分析汇率同加工型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将通货膨胀率这一因素内生化处理。因此在实证研究时应将名义汇率换算成实际汇率，剔除通货膨胀的外生影响。实际汇率的计算采用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公式为：R*=R（Pa/Pb），其中R表示名义汇率，R*表示实际汇率，Pb表示美国通货膨胀率，Pa表示本国通货膨胀率，通过计算能够得出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实际汇率变化。
同时经济实力与加工贸易也存在着很大的关系。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指标通常为该国的GDP总量。中国加工型贸易的三大对象国分别是美国、欧盟及日本，故应该对其GDP做加权平均处理，令其成为汇率与加工型进出口贸易关系实证研究的某个变量。但由于现有统计数据和权数难以获得，且汇率数据是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故实证研究中的经济体实力的衡量标准仅使用美国的GDP。
（二）实证研究
1.模型假设
马歇尔-勒纳条件在中国加工型进出口贸易中是否能够成立主要取决于四个弹性：（1）进口商品供给弹性；（2）进口商品需求弹性；（3）出口商品供给弹性；（4）其他国家对该国出口商品需求弹性。这里笔者考虑两个假设情况。
假设1：加工型贸易产品的价格仅受汇率影响，汇率贬值表示商品价格下跌，汇率升值表示商品价格上涨。
假设2：任意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空余生产资料使出口产品供给具有完全弹性，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在此基础上，只需根据进口商品需求弹性和出口商品需求弹性来判断中国加工型进出口贸易的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
按假设条件可以构造出汇率和加工型贸易进出口额间的一个函数。如果汇率和加工型贸易出口额同方向变动，同时和加工型贸易进口额存在负相关关系时，则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反之则不成立。
2.构造模型
为了使数据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各个参数均选取对数，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贸易额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出口国国内生产总值Y（使用美国GDP数值）的函数，通过该函数可以观察加工型贸易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构造的函数式为
lnX=β0+β1lnY+β2lnR
由于技术型贸易壁垒的存在，这里设置一个虚拟变量Q。该虚拟变量2001年以前取值为0，2001年后取1，同时设定加工型贸易进口额M为虚拟变量Q、人民币实际汇率R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Y*的函数，该函数可以反映加工贸易的进口商品弹性。构建的函数为
lnM=β0+β1lnY*+β2lnR+β3Q+β4QlnY*
3.实证结果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1991～2012年的实际汇率、中国GDP、美国GDP、出口额与进口额指标数据及虚拟变量的假设值，在置信区间=0.025的条件下进行分析，通过模型自相关检验，该组数据的拟合程度较高，得到的加工型贸易出口额与汇率关系的函数结果为
lnX=-1.54+0.66lnY+0.64lnR
通过观察，各参数系数都比较符合实际经济意义，汇率与加工型贸易出口额之间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同时发现出口对象经济体的实力为出口额的最大影响因素，GDP变化1%，则加工型贸易产品的出口额上升0.66%，满足了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时对出口需求弹性的要求。
同理得到的加工型贸易出口额与汇率关系的函数结果为
lnM=-2.38+0.79lnY*+0.80lnR-2.65Q+0.32QlnY*
通过自相关性检验，该组数据的拟合程度较高，当存在技术型贸易壁垒时，加工贸易进口额会减少2.65%。通过分析可知其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成立要求，汇率和加工型贸易进口额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这里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数据选取可能造成偏差。由于本文中的经济体实力数据仅使用美国GDP数据，这与现实情况不同。其次，汇率数据使用期末数据，与现实发生的贸易数据会有时间上的不同步进而造成误差。最后，可能源于我国加工型贸易产品的结构组成问题。
（三）实证结果分析
进口额对实际汇率的弹性符号并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要求，不过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相对于实际汇率的弹性符号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要求。由此得到以下结论：马歇尔-勒纳条件的目的在于通过汇率调整改变贸易收支状况。不发达国家进出口产品主要为低弹性商品，即进行的主要为低技术产业条件下的加工贸易，因而汇率作用较小。与之相对的，发达国家进出口产品大多为高弹性工业制品，即进行的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条件下的加工贸易，故通常状况下汇率发挥的作用很大。中国加工型进出口贸易中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失效表明，中国加工型进出口贸易多为低级工业产品及初级产品，即是低弹性商品，由于同时技术型贸易壁垒始终存在，如果不提升中国加工型贸易的产品结构，将不利于其发展进而抑制贸易体系的整体发展。
四、应对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影响的对策
1.发挥市场供求对汇率浮动的作用
从近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加剧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不具有显著影响，故可以提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从而调控宏观经济的运作，适度加大人民币弹性。首先，中国进口商品主要是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往往技术、知识附加价值极高。因为中国国内市场紧缺物美价廉的替代产品，故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进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其次，中国的出口产品附加价值非常低，绝大多数为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半以上属于加工贸易，获取比较优势的首要手段是价格竞争。前文实证结果分析显示，中国广大企业对实际汇率并不具备相应的敏感性，这表明中国对外开放到如今，实际汇率并没有发挥合理配置国内外资源的职能。
2.提升企业对防范汇率风险的认识
中国广大企业对实际汇率及价格缺少敏感性，这是由于一直以来都是央行承担货币超额需求的调解及货币超额供。提升对中国进出口企业和广大居民的汇率风险认识非常重要。首先，要提升金融衍生产品的服务质量，使金融衍生产品的市营策略合理化。外汇指定银行应该在合理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扩大衍生产品的业务领域，适度放宽办理业务的有关限制，放宽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的办理权限，为我国广大企业提供宽松的外汇业务运作环境。其次，中国政府要积极引导以提升大家对汇率风险的防范意识。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同外汇指定银行要完善业务知识的培训及汇率风险防范业务的宣传，使企业通过期限调整、货币调整、强化财务管理、收汇多样化等办法，将汇率风险减至最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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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国对外贸易企业政府的对策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对外出口不断增加，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关税不断下降，我国的对外贸易出易空前的活跃。但是，在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藩篱不断被拆除的同时，发达国家逐渐开始使用一种更为隐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来限制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保护其国内市场和企业。当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影响和限制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当代国际贸易中最重要、最强大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和运用，也显得日益重要。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概念
中国商务部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3年》中，给技术性贸易壁垒下了如下定义：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中，一国以维护国家安全或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生态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为由，采取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
技术性贸易壁垒由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绿色技术壁垒和信息技术壁垒组成。有广泛性、双重性、隐蔽性、针对性、歧视性、可操作性等特征。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正越来越多地打着维护进出口经营秩序、保护国内消费者利益、保护生态环境等旗号，借助于一些新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这些措施具有隐蔽性强，涉及面广，且缺乏多边贸易规则的有效制约，破坏了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也取代了反倾销，成为我国出口面临的第一大贸易壁垒。
1.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一些发达国家按时间表逐步拆除配额等非关税壁垒，继而转向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来对付我们。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优势，通过国内立法或区域性技术标准，限制我国的产品进入。近年来，我国各产业遭受技术性壁垒的直接损失约为170亿美元，有39％出口产品由于发达国家过于苛刻的技术要求而无法出口。其中农产品出口损失最为严重，其次为轻工产品、机电产品、纺织服装等，而这些均为我国传统强势出口产品。
2.增加成品消耗，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
某些发达国家所设立的技术壁垒虽然不对产品的市场准入直接设限，但是企业为达到市场准入门槛，必须增加投入，包括设备更新、专利引进、人才培训，这样势必抬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削弱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再者，我国的一些检验检疫部门的检验设备不够先进，为达到发达国家的检验标准，而不得不进口昂贵的检验设备。尤其突出的是，有些进口国或进口商不认可国内商检部门的测试、评估的技术和标准，在出口贸易过程中，进口国或进口商往往会指定国外认证机构主证，而国外的认证机构的费用非常昂贵，直接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
3.引起贸易摩擦，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以高速增长的强大势头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也引发“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一些发达国家将其本国的失业和贸易逆差归罪于我国。为了转移矛盾、取悦国民，隐蔽性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就自然成为这些发达国家限制我国产品进口的有利工具。例如：美国的一些企业推行所谓的“社会责任管理系统”认证，将人权标准与进口贸易结合起来，这样做不但限制了我国的商品出口，而且影响到双边贸易关系。随着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我国将不可避免的与其他发达国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而引发双边或多边的贸易摩擦，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
三、我国政府可采取的应对策略
实践证明，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中，作为“看不见的手”的政府干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外贸出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和干预来改变企业的行为，使我国企业在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时，不再显得过于的被动，通过改变企业的贸易出口来促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方向发展。
1.研究和掌握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建立预警机制
在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时，一方面，我国政府必须熟悉和掌握WTO/TBT协议，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及早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组织专门的人力、物力研究对外贸易技术贸易壁垒体系，针对我国主要的或大宗的出口商品，研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有关技术法规体系、标准体系和认证体系状况，及时收集、整理、跟踪国外的技术贸易壁垒变化状况，建立技术贸易壁垒数据库，为国内的出口企业提供及时的信息、资料、和技术支持，及时向出口企业预警信息。从而使我国企业做到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及时适应国外技术标准变化所提出的新要求，降低因信息壁垒而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
2.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消耗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当今，全球经济已从过去以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经济，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变。而我国产业结构不平衡，给外国发达国家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口实。据中国海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依次是玉米、煤、原油、棉机织物、塑料制品、鞋、钢材、录放机、电视机等初级产品或工业产品中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附加值高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仍然占次要地位。作为政府应大力推广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出口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坚持“科学兴贸”战略，推动我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
3.进行标准化建设，与国际接轨，减少贸易摩擦
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关键的就是贸易标准和有关的标准法规的制定。我国出口的产品以纺织品、农副产品为主的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技术落后，很少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加之国内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复杂多样，使政府在建设和管理时，缺乏对企业的有效监督和宏观统一的指导标准。还有，我国的技术法规与标准的制定和管理工作也严重落后，在已经制定的技术法规和国家标准中，约有70%～80%低于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为了减少贸易摩擦和减轻技术性贸易壁垒给国内企业带来的负担，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并且与各国签订标准互认协议，以消除技术贸易壁垒。
4.合理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我国民族工业
我国自加入WTO以来，为适应国际贸易管理的要求和需要，大幅度削减了关税，取消了许多约束进口的非关税措施。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为了保护我国产业发展和国家利益及生态环境，适度合理的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调控和管理市场的手段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我国的关税大幅度降低，降低了市场准入的标准，如果不建立合理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使国外的大量劣质产品、原材料大量涌入我国，严重破坏我国的生态环境，影响国内的产业生产；另一方面，在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断强化的形势下，我国还没有对进口商品建立起完善的检验检疫制度，客观上造成我国出口到国际市场和国外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不对等市场准入格局，如此时放弃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就必然造成我国贸易利益的丧失。
总而言之，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凭借其影响广泛、操作简单、且隐蔽性强等特点，被一些发达国家，用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限制我国商品进入该国市场，以保护其国内市场，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外贸出口。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给我国外贸带来的影响，在严峻的国际贸易竞争中获得生存,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但是，只要我国的政府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将最终从根本上跨越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参考文献:
[1]张锡嘏:外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应对.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论文摘要：近十几年来，全球贸易量取得了惊人的跨越式增长，而自由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日趋尖锐。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利用不对等的贸易和投资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大量战略性资源，却造成这些国家境内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另一方面，一味地追求贸易扩张、资金积累和工业化又实际加剧了全球环境的恶化。环境效应对贸易的“挤压”性制约日益上升为国际贸易发展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引入环境变量，促进贸易策略的可持续性便成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科学发展的必然之路。
一、贸易的环境效应
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导致以邻为壑，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
以出口为例，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环境困境
（一）、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
1、生物资源破坏
就外贸出口而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数量大为减少，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
2、矿产资源损耗
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而这一类的产品，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
（二）、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
1、资源消耗型产品进口
国家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矿物燃料、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
2、易污染型产品进口
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3、废弃物转移进口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21.3%、7.8%和11.3%。另据报道，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中国出口有毒废弃物36.2吨，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废物，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此外，有些外国企业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及技术和设备以旧顶新、以次充好，通过投资方式转移进口至中国，这类投资实质上是有毒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另一种隐蔽方式，同样严重破坏了我国生态环境。
三、我国贸易科学发展的环境策略
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绿色浪潮”汹涌之际，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
（一）、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全面推行环境标准制度
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2]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
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要积极推行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
（二）、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
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
贸易类投资是我国吸引国外投资结构中重要组成部门，其主要用于以进出口为目标贸易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外销，受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在该领域吸纳的外资量近年来不断呈快速增长之势。着眼于国内现实，在今后的贸易类引资过程中，我国应将环境要素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严把引资关口，鼓励引导外资投入到有利于环境效益提升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中，如清洁能源、交通、农业、有机食品、生态林业、绿色包装等，大力加强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更加关注环境与外资的协调，更加着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环境效益，、促使我国贸易类引资向内涵型、集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
（三）、建立环境税收制、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
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性，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3]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
据经济预测，2010年全球环境贸易将达6000-10000亿美元。面对这一趋势和现今我国环境贸易现状，若有重点地选择基础条件好的地区发展环境产业，建立环境贸易基地，则可以创造成果，积累经验，辐射国内外，从战略上推动环境贸易发展的大局。鉴于各类经济开发区日益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生产企业大量聚集的现实，政府应积极加快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程，推动环境贸易示范区建设。要建立开发区贸易条例法规，制定绿色-有机产品贸易管理法，全面推广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取消限制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项目的优惠政策，鼓励可持续型贸易企业落户并给予特殊优惠，如退税扶持、保证优先进出口经营权、为出口信贷和产品认证设立“绿色通道”等；要建立贸易与环境信息反馈中心和数据库，收集、跟踪国际及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国相关有影响的环境措施，整合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对区内环保体系进行研究评议，逐步形成开发区资源与环境商品化、价格合理化、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有偿化的良性机制，推动企业对外贸易经营的可持续之路。
（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环境贸易主动性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危害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危害探析
收录日期：2014年3月26日
所谓“贸易保护主义”，既包括狭义的限制进口的政策，也包括广义的促进出口的措施。但通常意义上，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更多是在狭义上的，仅指限制进口的行为。其最终目标是阻止或延迟由于自由贸易导致的经济调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把“贸易保护主义”与“重商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孤立主义”视为等同的概念，把它看作与“自由贸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贸易理念。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措施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措施主要采用关税壁垒，包括征收进口税、出口税、过境税、进口附加税、差价税、特惠税、普惠制等；而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采用非关税壁垒，包括繁琐的海关程序和海关估价制度、条件苛刻的技术标准、复杂的健康与环境卫生检疫、内容和手续繁杂的商品包装和标签规定、进口押金制度、最低限价和禁止进口、有秩序行销协定、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外汇管制、进口国家垄断、各种国内税、补贴等，据统计，目前非关税壁垒达1，000余项。新老保护主义措施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传统保护主义奖出限入的重点在限制进口，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在鼓励出口。根据WTO关税和配额等削减协议的规定，关税、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将逐渐削减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其对贸易的保护作用将减弱，但会继续存在下去，并在各国的贸易保护手段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关税政策――贸易保护的基础性措施。关税是一个国家对进出其关境的货物所征收的一种税，它分为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一个国家运用关税手段以达到一定的目标就是关税政策。关税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是通过征收关税以改变进口商品价格，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对一国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等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关税政策为WTO所允许的几乎唯一的保护手段。
（二）以数量限制为特征的非关税壁垒――贸易保护的直接性措施。以数量限制为主要特征的非关税壁垒，是国际贸易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非关税壁垒措施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即非关税数量限制措施，它以直接的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另一种是最新的非关税壁垒，即技术（环境）壁垒和反倾销措施，它们以间接的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由于数量限制贸易政策具有作用直接、使用便利等特点，这种政策在国际贸易政策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尤其是以间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非关税壁垒政策具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
数量限制的主要形式之一――进口配额制。进口配额制是一种直接限制进出口的重要措施。它是指进口国在一定时期内（一年、半年或三个月），对某些产品的进口规定一个数量上或金额上的限度，在限度内准予进口，超过限度则不准进口或征收较高关税，甚至罚款。这种贸易限制措施在“敏感”或“半敏感性”产品（如纺织品、钢铁、农产品等）中较为常见。
数量限制的主要形式之二――自动出口限制。自动出口限制，是一种得到广泛采用的限制进口数量的手段。这种配额一般是进口国与出口国经过谈判达成的。自动出口限制包括有秩序销售协定、自动限制协议、出口预测等具体形式。自动出口限制属于世贸组织在调节世界贸易、制定多边贸易协定时，未涉及的或规定不明确的“灰色区域”，即贸易利益集团利用世贸组织的不明确性、不全面性和保障条款所做的选择性限制措施。它通常以双边协定的形式出现，且具有不透明的特点，借以逃避世贸组织的监督。自动出口限制是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很流行的一种数量限制措施，几乎当今所有的发达工业国在各种长期贸易项目中都采用这种办法。
数量限制的主要形式之三――进出口许可证制。进出口许可证制是指一国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制，规定某些商品的进出口必须领取许可证，否则，一律不准进口或出口。根据《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的规定，“进口许可证制是进口国采用的行政管理措施，它要求进口商向有关行政管理机构呈交申请书或其他文件作为货物进口至进口国关境的先决条件”。通过许可证管理，可以严格控制那些国内正着力发展的产品的进口，否则，国内产品就会失去国内市场的有利条件。出口许可证制是出口国采用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它要求出口商向有关行政管理机构呈交申请或其他文件，作为货物出口至某进口国（地区）的先决条件。出口许可证通常是出口国为了加强商品出口秩序管理，保证产品的市场份额不致被无序的商品出口所冲击，或原有的销售渠道不致被破坏而实施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出于该目的的出口许可证制，许可证的发放都具有公平、无歧视的特点。但是，有些发达工业国为了实行差别待遇和贸易歧视，在出口许可证的颁发过程中对出口商品输往的目的地做出一系列规定，并对其实行宽严程度不同的管制。
（三）出口补贴政策――贸易保护的重要措施。出口补贴又称出口津贴，是一国政府为了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加强其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出口某种商品时给予出口厂商的现金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出口补贴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直接的现金补贴；二是对出口厂商提供财政上的优惠，包括退还或减免出口商品所缴纳的国内税，对出口企业实行减免法人税、加速折旧及对其投资减免有关税费等；三是出口优惠金融制度，包括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政府采取形形的补贴措施促进本国产品出口，进口国政府则采取反补贴措施，以抵消出口国补贴给进口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补贴问题已经成了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四）汇率保护政策――贸易保护的后盾性措施。在国际贸易中，与贸易保护相关的两种主要的汇率保护理论：一个是Bhagwati和Krueger对汇率政策与保护贸易体制联系的理论分析。美国经济学者J.Bhagwati和A.Krueger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体制和支付体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汇率政策与保护贸易体制的联系，指出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必须伴随相应的汇率体制改革和汇率政策配合。Bhagwati和Krueger认为，汇率高估政策是保护贸易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均衡的高估汇率能够让使用进口资本品的国内进口替代企业受益，而使出口行业受到严重抑制。另外，在保护贸易体制下，外汇分配制度本身也是保护体制的重要构件。他们强调，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应使外汇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以加强，这要求在支付体制和贸易体制改革的同时，通过名义汇率的贬值使有效汇率上升。此外，他们还分析了名义汇率贬值对减少配额租金的效果等。这些理论阐明了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贸易自由化改革中汇率政策配合的重要性；另一个是Corden的汇率保护理论。与传统的保护理论不同，Corden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的汇率保护理论并不涉及关税、数量限制等贸易保护措施。Corden的分析是在内外平衡理论框架内进行的，汇率保护理论的核心是通过汇率贬值来保护可贸易品行业，同时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在保持内部平衡的同时提高国内储蓄，实现经常项目的顺差。由于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关税和各种数量限制措施，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可贸易品行业受到冲击，汇率贬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汇率保护在激励机制的一致性方面是优于关税和数量限制等保护措施的，它不会造成可贸易品内部的各种歧视和扭曲，这与贸易自由化改革的政策中性化方向是相符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实现一定水平的经常项目顺差，不仅有利于顺利完成贸易自由化改革，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贸易活动中，汇率经济杠杆作用在于通过汇率变动进而引起国内与之相关的其他经济变量变动，通过利益重组来调整各级经济主体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国经济的增长。货币贬值所能立即产生的价格效应主要是改变贸易条件，使进出口商品、劳务相对价格及收费发生变化，进而购买力减弱，金融资产等出现损益现象，这几方面的价格效应必然作用和反映于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及资本损益，导致进出口流量发生变化，改变国际收支状况。由于汇价调整政策的影响面广，不仅影响一国的全部经常项目，还影响一国的全部国际收支项目，因此它属于“体制性”政策工具，是用来形成宏观经济结构的。正因为汇率政策的这个特性，它适用于作为贸易保护的后盾性措施。
二、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危害
贸易保护主义虽然在缓解国际贸易矛盾、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保护新兴产业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却是主要的：
（一）引发贸易纠纷，扰乱国际贸易秩序。贸易保护主义广泛使用非关税措施，扭曲了贸易的性质、改变了贸易的流向、妨碍了资源优化配置。例如，欧共体通过禁止含荷尔蒙激素的牛肉的进口来阻止美国牛肉进入欧洲市场。这些限制措施人为地阻止了低成本高质量产品的进入，保护了国内较落后的生产者。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扰乱了国际贸易秩序。
（二）世界贸易遭受严重打击，影响全球经济的前进。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是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被支配地位，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下，对（非）关税措施的大量运用，实际上提高了贸易保护的程度。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此外，由于发达国家实行管理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很难从发达国家获得必要的资金、技术、机器设备以及优惠贸易待遇；或者在获得某些优惠待遇或经济援助时，不得不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困难，延缓了其工业化进程，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4.
[2]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对外贸易;贸易壁垒;外贸对策
收稿日期：20120406
作者简介：刘青（1985—），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图分类号：F7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2)05023504
1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贸易竞争的日益加剧,贸易壁垒在外贸交易中已逐渐成为了各国对自己进口商品贸易和保护自己国内商品贸易筑起的一道“马其诺防线”。不同形式的贸易壁垒以其隐蔽性和合法性的特点成为世界各国竞相采取的主要的贸易保护手段之一,并且成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更好更快的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必须了解我国外贸发展的现状以及不同背景下的贸易壁垒的产生和给我国外贸带来的损失,从建立绿色壁垒的预警机制,加强相关政策的实施,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加强我国的应对措施,同时根据WTO的相关要求,加强研究反贸易壁垒的相关措施工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是近几年我国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新战略,这是政府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2011年中国外贸增速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全年进出口约3.5万亿美元,增长2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自2001年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连续10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
2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就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74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6.8%,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1%。中国贸易规模排名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
从1992~2011年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表1)来看,1992~2011年11月,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11年(1~11月数据)达到贸易额的最大值(33096亿美元)。
表11992~2011年11月我国进出口总额
年份进出口总额/亿美元同比增长/%出口总额/亿美元同比增长/%进口总额/亿美元同比增长/%进出口差额/亿美元同比增长/%19911357.00719.00638.0081.0019921655.021.96849.0018.08806.0026.343.00-46.9119931957.0018.25917.008.011040.0029.03-123.00-386.0519942366.020.901210.031.91156.0011.1554.00-143.9019952809.0018.721488.0022.981321.0014.27167.00209.2619962899.003.201511.01.551388.005.07123.00-26.3519973252.0012.181828.0020.981424.002.59404.00228.4619983239.00-0.401837.000.491402.00-1.54435.007.6719993606.0011.331949.006.101657.0018.19292.00-32.8720004743.0031.532492.0027.862251.0035.85241.00-17.4720015097.007.462661.006.782436.008.22225.00-6.6420026208.0021.803256.0022.362952.0021.18304.0035.1120038510.0037.084382.0034.54128.0039.84254.00-16.45200411545.0035.665933.0035.395612.0035.95321.0026.38200514220.0023.177620.0028.436600.0017.611020.00217.76200617604.0023.809689.0027.157915.0019.921774.0073.92200721738.0023.4812178.0025.699560.0020.782618.0047.58200825633.0017.9214307.0017.4811326.0018.472981.0013.87200922075.00-13.8812016.00-16.0110059.00-11.191957.00-34.35201029727.0034.6615779.0031.3213948.0038.661831.00-6.442011
(1~11月)33096.2023.6017240.1021.1015856.1026.401384.00-24.41
与此同时,进出口额和贸易差额也随着总额的递增而呈现出逐步上扬、增速协调的增长轨迹(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我国的出口几乎一直是大于进口,贸易顺差比较大。
图11992~2011年(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总额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1992~2011年(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增幅变化趋势(图2)表明,1992-2011年(11月)期间,除1992、1993、1994、1996、1999、2000、2001、2003、2004、2008、2009、2010和2011(11月)年外,我国的顺差同比增幅一直领先于总额增幅和进出口同比增幅,幅度较不稳定,曾经在多个时期出现过较为明显的拐点,并于1995、1997和2005年达到峰值。另外,外贸总额和进出口同比增幅的轨迹相似,相较顺差增幅小。
图21992~2011年(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增幅变化趋势
综合上列图表,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的对外贸易整体状况。以2010年为例,2010年中国进出口29727亿美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出口15779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亿美元,增长38.6%。进出口、出口、进口比2008年分别增长16%、10%和23%。由于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进出口趋向于平衡。全年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比2009年下降6.4%,比2008年下降38.6%。这是继2008年外贸顺差达到历史高点后连续第2年下降,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得到进一步缓解。截至2011年11个月我国在2011年的进出口达到33096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23.6%;出口增长21%,进口增长26%,顺差减少了24%。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不断攀升,进出口比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外贸易失衡的问题。在2011年的数据中会发现虽然进出口总额继续平稳增长,但是增速相比2010年有所回落。
3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3.1外贸依存度高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对外贸易、消费、投资,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稳健康发展,中国外贸依存度自2003年以来一直维持在40%以上,在2006年达到了65.17%的高度,2007年1~9月达到71%,高依存度的增大,既反映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也反映了国民经济对市场的依赖加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将使得我国产品供给结构受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的约束较大。一方面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另一方面过多投资进入加工贸易部门,也将导致产品结构长期停留在中低端产品领域。同时,加工贸易这种“候鸟经济”十分不稳定,一旦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丧失,他们就会转移出去,选择具有更为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现在,外贸依存度略有降低,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50%。高依存度表明:我国的外贸经济发展是存在很大的风险的,外贸结构不完全合理,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不健康的趋向,所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3.2外贸出口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从54%下降到5.5%,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从46%直线上升到94.5%,进出口结构明显优化。但是,一方面我国的外贸出口中污染密集型产业比较多,出口商品中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化工原料和化学品、造纸及纸制品、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等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额较大,其中2004年我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额733.46亿美元,2006我国纺织品增长到1439.9亿美元,2007年我国纺织品出口额增长15.36%,其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也是有增无减,我国污染密集行业商品出口的不断增长,加重了我国环境污染的程度;另一方面初级产品出口在我国的出口总额比重不断降低,但初级产品出口的绝对数量却在高速增长。以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换取少量的外汇,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基础上的,致使我国局部地区自然资源锐减,生态环境恶化。我国有色金属矿钨、锌、稀土以及其他稀有金属的出口都不同程度地导致了这些矿产资源的乱挖滥采,矿物的土地选炼释放出大量有毒和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环境。
3.3贸易摩擦加剧
贸易摩擦的出现势必会影响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关系。某些国家采取比较隐蔽并且具有歧视性的非关税措施诸如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手段,达到保护国内市场的目的,这势必会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另外,技术标准的不断提高有利于保护环境和保护消费者健康,保证食品安全,然而过高的技术标准就形成了技术贸易壁垒。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制定较高的技术标准、严格复杂的产品技术规定以及苛刻的卫生检疫标准,从而限制进口,以保护其国内市场,这将严重阻碍我国商品的对外贸易。
4贸易壁垒分析
4.1技术性贸易壁垒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其隐蔽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采取的主要贸易保护手段之一,并且成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近年来TBT和SPS的通报数量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特别是SPS,发达国家SPS通报量为1516件占总量的5499%,发展中国家成员通报1241件,占45.01%。其中我国是发展中成员通报的大户。
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复杂、隐蔽性强、扩散效应大、影响面广。有关调查表明,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出口约占全年出口总额的25%。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关税税率的普遍下降,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贸易发展的限制作用比入世以前严重得多。这不仅严重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也影响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4.2绿色贸易壁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与国际经贸发展的主题,国际上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着严峻的绿色挑战。据估计,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贸易损失每年达1000亿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每年给发展中国家官方援助额的2倍。我国每年由于贸易壁垒造成40亿美元的贸易出口损失。随着绿色贸易壁垒的扩大与强化,我国工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增大,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我国的出口贸易停滞不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受绿色贸易壁垒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些产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降低了我国出口经营的经济效益,制约着我国国际经贸的发展。
4.3反倾销贸易壁垒
反倾销原本是国际上通行的进口国政府对进口的倾销产品依法进行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的一种法律制度,是抵制不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然而,近十多年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危机,使得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用于保护本国工业不受冲击的反倾销手段被频繁使用。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产品,中国一直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2011年5月4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外贸秘书处2011年第31号立案公告,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不锈钢餐具启动反倾销调查。据了解,此次反倾销额度高达1027%,这将对中国出口商产生深远影响。
4.4电子垃圾处理法贸易壁垒
目前,欧盟《电子垃圾处理法》正式出台。这一法案要求电子电器企业负责回收其销售到欧盟市场的废弃的电器和电子产品,中国家电出口将受到影响,中国家电企业向欧盟出口电子产品将被额外征收一笔垃圾回收费用。法令实施之后,中国企业在向欧盟出口此类产品时需要付费给专业的回收公司来处理废弃产品,费用大概是每件产品销售价格的3%~5%,而我国电器出口的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如果以完全的环保材料替代现有的生产原料,企业的生产成本将至少提升20%。这2项指令的实施将使我国家电对欧盟出口锐减30%。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为新型贸易壁垒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手段。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高灵敏和高技术检测仪器的发展,给一些国家设置新型贸易壁垒提供了技术和物质条件。据统计,全世界的电子垃圾,80%被运到亚洲,其中90%丢弃在中国，我国每年要容纳全世界70%的电子垃圾。
4.5非市场经济地位贸易壁垒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价格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在非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价格若不是根据市场竞争确定,则往往不真实和不可信。因此,要判断非市场经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就需要从条件相类似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的成本和价格来进行推断。2009年11月欧盟首次对中国玻纤行业进行反倾销调查,名单中包括中国212家玻璃纤维制造商。如果这项申诉获得支持,中国生产商可能会面临高达40%~75%的反倾销关税。据统计,2009年全年中国遭受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案子有116个,涉及金额达127亿美元。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成员在对我国进行反倾销时常常“认定”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于这种状况,中国政府一方面应当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作为与WTO各个成员之间的特定问题来解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地考虑通过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采用创新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制,并对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2年5月绿色科技第5期5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分析
(1)建立绿色壁垒的预警机制、建立完善的环境标志制度、加强认证机构建设,提高认证工作的权威性。同时,我国应该正视困难,大力提高环保意识,规范标准,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距离。
(2)国家应鼓励企业积极应诉。企业应抛弃低价策略,走差异化竞争之路,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对案发率高的敏感产品和敏感国家实行重点监控,及时通报国外相关市场和产品的价格信息以及反倾销动态,避免出现企业一哄而上、低价竞销的情况。
(3)加速我国相关技术标准、法律、法规的建设。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进出口商品标准化管理办法》等一大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这些法律法规和标准的严格实施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对出入境货物的监管。同时,应当积极借鉴欧盟的《电子垃圾处理法》,制定技术性贸易措施,防止国外含有有害物质的产品进口。这将是积极应对发达国家电子垃圾贸易壁垒的有利武器。
(4)寻求多变框架下的贸易摩擦解决机制。充分利用WTO的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公约的协调机制要解决摩擦,单靠外交途径的谈判是不够的,还要讲道理,靠法律。因此需要注重加强国际经贸规则的研究,并敢于和善于运用法律规则,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解决贸易摩擦,积极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权益。
6结语
在“十二五”期间,要本着协调推进、重点突破、务求实效的原则,创新工作模式,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开创我国外贸工作的新局面。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形势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同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对外贸易中所面临的各种严峻问题,积极参与和积极应对,趋利避害,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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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市对外贸易存在问题和面临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全市对外贸易高歌猛进，贸易总量逐年扩大，增长幅度连年提高。2011年，我市外向型经济持续大幅增长，进出口总值突破11亿美元大关，总量再上新台阶。虽然我市对外贸易优势产业突出、发展态势良好，有力地拉动了全市经济的发展。但是，通过深入剖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市的对外贸易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三个偏低”。一是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量、比重偏低。2011年，我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5亿美元，仅占全市出口创汇总额的32.9%，初级产品出口占的比重过大；二是进口比重偏低。2011年全市进口3.649亿美元，占对外贸易额的32.7%，对外贸易顺差过大；三是自有企业外贸总量、比重偏低。2011年全市自有企业进出口2亿美元，仅占全市进出口总量的18%左右，外商投资企业是进出口的主体，左右着全市对外贸易，增加了我市经济的风险性。因此，加快培育在产业定位占居高端，集成性的、综合性的、拥有核心技术的自有企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市外贸出口早已摆脱了“换汇贸易”的依赖，而且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过程中，形成了较强的加工制造业竞争优势，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增幅持续攀升，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产生了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大多数资源型城市或多或少存在着这种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一普遍问题，国家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出发，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贸易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外贸协调发展转变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外贸出口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就目前来看，影响外贸企业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既有国际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并且这些不利因素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外贸企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放缓，外部需求不足。去年7月份，美国次级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从而带动全球股市连锁暴跌，致使全球经济放缓。同时，受次级债务危机继续扩散影响，消费者的信心直接受到影响，将会引发外部需求的不足，这必然会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增长形成一定的压力。二是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调整，减少了外贸企业出口收益。人民币升值步伐继续加快，对出口行业、外币资产高或产品国际定价的行业冲击较大，电子、纺织、机械等众多劳动密集型低利润行业的生存环境趋于恶化。有关专家估算，伴随着我国人民币升值为标志的汇率政策的不断调整，外贸企业的商品出口收入将相应减少，2011年以来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以美元结算的商品出口收入减少了5.6%，以日元结算的商品出口收入减少了2.3%，以欧元结算的商品出口收入减少了1.2%。据估算，2011年由于人民币升值，我市外贸企业减少收入1亿元左右。今后一个时期，人民币将持续升值，外贸出口收入还会相应减少。三是税收政策调整，减少了外贸出口净收益。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对资源类和耗能类产品出口不仅取消了出口退税，而且开征了出口关税，对一般出口商品大幅度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因出口税收政策调整因素的影响，出口企业的出口商品利润率平均下降了3.2%，这一因素的持续性和影响力将不断增强，今后外贸出口企业经收益还会相应减少；“两税并轨”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外商投资企业税后利润。四是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国内原材料、动力价格上涨，增加了外贸出口成本。2011年以来，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我国境内原材料和动力价格持续上涨，而出口商品价格却不能同幅度上涨，导致外贸企业商品出口利润下降，产品的竞争力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据预测，2012年外贸企业商品出口利润率存在继续下降的风险。
二、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趋势
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外贸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出口企业必须认清经济发展形势，掌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各企业不能寄希望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转向贸易出口保护的逆向调整，只能顺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通过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求得生存发展。从目前的形式看，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趋势是实现“五个转变”：
（一）实现一般加工贸易向深加工贸易转变。在我市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举足轻重，但发展层次相对较低，影响了外贸整体水平的提高。着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促进对外贸易协调发展，切实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是今后一个时期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出口商品的税收政策调整方面，国家针对不同类别的出口产品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出口企业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国家有关政策，围绕延伸产业链条做文章，将初级加工产品延伸到深加工产品，争取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避免税收政策调整给出口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同时，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逐步淘汰限制类产品的生产，转产到允许类、鼓励类产品，把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推进，提升出口产品档次，提高出口经济效益。
（二）实现由消耗资源型贸易向节约资源型贸易转变。无论是国家调整的税收政策因素，还是原材料、动力价格上涨因素，受到冲击最大的无疑是那些资源消耗型的加工贸易。从企业盈利角度看，实现由消耗资源型向节约资源型转变，既可以避免税收政策调整给出口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又能适当减轻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给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同时，实现由消耗资源型向节约资源型转变，符合科学和谐发展的要求，发展前景广阔。
（三）实现外包加工贸易向自主加工贸易转变。许多贸易出口企业由于实行外包加工型贸易，长期以来，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导致每年在实现贸易收入的过程中，需要支付大量的专利权使用费，降低了自身的净收益。因此，搞好自主技术研发，推进自主技术型贸易发展，可以适当提高出口企业自身的净收益，增强企业应对利益损失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实现贴牌贸易向自主品牌贸易转变。据调查，目前，很多出口企业由于缺乏自主品牌，开展贴牌加工型贸易，导致每年在实现贸易收入过程中，需要支付一定的商标使用费，同样降低了自身的净收益。因此，扩大自主品牌的国际宣传，大力发展自主品牌贸易，推动企业由贴牌加工向委托设计生产、自有品牌营销转型，也是提高出口企业自身的净收益、增强应对利益损失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途径。
（五）实现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与传统的一般商品贸易相比较，服务贸易具有涵盖范围广、服务提供方式多样、内容针对性强等特点，服务贸易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由于属于国家政策提倡和扶植的贸易类别，实现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的转变，可以优化外贸结构，且不会受到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
三、加快转变我市外贸发展方式的几点建议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外贸企业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内在动力，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促进作用。
（一）增强主动性，形成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一是认清形势，更新观念，外贸企业不能产生寄希望于国家继续回归贸易保护政策的错误认识，更不能持有不思转变思想和消极观望态度。二是结合实际，大胆探索，每个外贸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不可一概而论，要因企制宜，外贸企业要变压力为动力，必须适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走自己的路，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途径。三是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外贸企业要积极与科研机构联姻，开展联合攻关，搞好自主技术研发，创立自有品牌，探索由消耗资源型贸易向节约资源型贸易转变和一般加工贸易向深加工贸易转变的方式、方法、途径和具体措施，推进加工型外包贸易向自主技术型贸易发展和贴牌贸易向自主品牌贸易发展。四是大力开展服务贸易，有条件的外贸企业，要在搞好实际调研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实现贸易类别的多元化，不断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壮大对外贸易实力，增强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贸易条件技术进步产业政策
贸易条件的内涵
（一）价格贸易条件
价格贸易条件又称商品贸易条件或净实物贸易条件。美国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多米尼克·萨尔瓦多教授认为，价格贸易条件是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用来衡量出口对进口的单位购买力。在一个贸易商品种类丰富多样的世界中，贸易条件被规定为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贸易条件指数（N）=出口价格指数（Px）/进口价格指数（Pm）×100%
如果贸易条件指数大于100，说明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上升，出口同量商品能换回比原来更多的进口商品，该国的贸易条件相比基期得到改善；如果贸易条件指数小于100，说明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相对下跌，出口同量商品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原来减少，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基期恶化。由于数据容易获得、计算方法简单，在实际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本文中所提到的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都是指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出口导向型贸易增长会使一国的贸易条件恶化，而进口导向型增长则会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同时，克鲁格曼的标准贸易模型指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会增加一国的福利水平；反之，贸易条件的恶化会降低一国的福利水平。
（二）收入贸易条件
收入贸易条件反映的是一国在出口基础上的总进口能力，相当于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量的乘积，被认为是出口商品的购买力。其计算公式如下：
贸易条件指数（I）=出口价格指数（Px）/进口价格指数（Pm）×出口数量（Qx）
相对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对一国的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的反映更全面、更准确。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量会随之下降，若出口量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价格上升的幅度，从出口得到的总收入下降，出口所能换取的进口商品数量减少，该国贸易利得下降，贸易条件恶化（此时贸易条件指数小于1）。如果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出口量会随之增加，若出口量增加幅度大于出口商品价格下降的幅度，从出口得到的总收入就会增加，出口所能换取的进口商品数量增加，该国贸易利得增加，贸易条件改善（此时贸易条件指数大于1）。
（三）要素贸易条件
要素贸易条件包括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衡量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变动后，出口产业单位要素收入所能获得的进口商品变动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贸易条件指数（S）=出口价格指数（Px）/进口价格指数（Pm）×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指数（Fx）
单要素贸易条件比价格贸易条件能更准确地反映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的贸易利益的改变，如果出口商品价格下跌而使商品贸易条件恶化，但这种相对价格变动是由出口产业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引起，而且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超过价格下跌幅度时，该国贸易利得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说明贸易条件改善（此时贸易条件指数大于1）。如果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幅度超过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该国贸易利得确实下降，说明贸易条件恶化（此时贸易条件指数小于1）。单要素贸易条件恶化经常是需要调整出口结构的重要信号。将出口初级产品转向出口工业制成品、或者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往往可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趋势。
双要素贸易条件则不仅考虑出口商品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而且考虑进口商品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以价格贸易条件为基础的，经本国出口产业生产要素生产率与贸易对象国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修正后形成的一种贸易条件，为价格贸易条件与本国和外国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之比的乘积。当进口商品相对价格稳定，本国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相对于外国提高，则贸易条件改善；本国出口产业要素生产率相对于外国下降，则贸易条件恶化。
技术进步的类型
技术进步发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同样的产量只需较少的投入，或者同样的投入能带来更多的产量。技术变化有不同的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按照技术进步在不变要素价格情况下，对降低资本劳动投入比的效应将技术变化进行了分类，包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即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增加比劳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要多，在工资率/利率之比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情况，使资本/劳动之比提高，这意味着对于每单位的劳动需要更多的资本。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正好相反，因为劳动替代资本，使资本/劳动之比降低，现在每单位劳动需要的资本减少。中性型技术进步则意味着资本替代劳动或劳动替代资本的现象都不会发生。
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在全球贸易的大背景下，针对我国的进出口现状，又可将技术进步分为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出口部门，从而使出口商品的结构优化升级或者是技术含量大大提升，增加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则意味着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进口部门，使得国内相关企业生产的产品对国外同类进口商品的替代性增加，由原来的单纯依赖进口过渡到自给自足，弱势产业也逐渐转变为优势产业。
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果一国的出口部门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该部门内部出现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使得劳动力向进口竞争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使得出口数量相对下降，进口替代产品产量上升、进口产品价格和竞争力下降，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反之，如果一国出口部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部门内部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扩大产品出口，供大于求、出口产品价格下降将使贸易条件恶化。如果一国的出口部门（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在相对生产成本不变和资源充分就业条件下，出口产品数量增加，贸易条件可能恶化；反之，如果发生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出口部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如果一国的出口部门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口竞争部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性型技术进步发生在前者而后者技术不变，这时虽然相对优势未变，但资本密集型生产增加、产品供大于求、相对价格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相反，因而贸易条件恶化；但是，如果一国进口竞争部门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性技术进步恰恰又发生在该部门，则该国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
从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前者会使一国出口产品的成本降低或数量增加，从而使其价格下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后者会使一国的进口竞争部门劳动力成本下降、工资率上升，工资率的传导性使出口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在进口产品价格不变或降低的情况下，该国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
表1计算了1991-2006年我国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趋势。从表1中可以看出，到2006年，我国的贸易条件指数整整下降了47.29%，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这有其深层原因。从图1可以看出，1978-2006年我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不断上升，这说明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长期的出口产业政策导向使得出口企业比国内其他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出口产品的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上升，在工业制成品内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不再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中央和地方政府也运用多种手段支持推动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及技术含量。
出口偏向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结合，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一方面，我国的出口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导致出口产品数量增加、在国际市场上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面，虽然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实现了资本替代劳动，但由于我国劳动力过剩，出口部门劳动力的节约反而使劳动者的收入下降，国民福利指数缩水。
此外，在我国的工业出口中，加工贸易出口占到总出口额的50%。这其中，加工业出口企业越是涉及计算机、通信装备、电子设备等所谓的“高技术产品”，获得的附加值越低。以计算机为例，在全部附加值中，国内企业所获附加值比重仅为5%左右，通信装备和电子设备产品国内附加值也仅仅是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基本上属于打工企业。同时，由于这些高技术产品在主要的出口国如欧美、日韩等都存在大量的替代产品，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价格竞争便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这些都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我国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导向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出口偏向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造成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当出口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无法控制时，调整进口价格指数以改善本国贸易条件便成为第一选择。这要求国家在产业政策的导向上将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或中性型技术进步相结合。我国应高度重视进口部门特别是薄弱产业的技术进步，通过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鼓励进口竞争部门进行产品研发、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强对进口产品的替代能力，进口产品的竞争能力和价格被迫下降，本国贸易条件自然得到改善。在引进或开发技术时，要利用我国劳动力丰富和工资率低的先天优势，同时正视出口部门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实，大力发展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和中性型技术进步。我国的人口众多，基数的庞大可以弥补个体知识存量匮乏的情况，使我国拥有开发中高级技术产业中核心技术的能力。当我们掌握了这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将其转化成生产和出口能力并能维持市场垄断地位时，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以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为产业政策导向的做法也要随之做出调整。
此外，上文中，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出口结构也是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要在促进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节约型和中性型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调整现有的出口结构，提升加工出口企业的产品附加值，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出口的结构性因素对贸易条件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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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中国1986―2010年服务贸易出口和GDP数据，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法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提升之间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中国应该以现有服务贸易结构为依托，有步骤有重点地扶持和推动现代服务贸易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经济增长VAR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心开始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倾斜。2010年，世界服务贸易额已经高达72037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9%，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虽然属于贸易大国，但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还显得比较落后。2010年中国的对外服务贸易总额为3624亿美元，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0.9%，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方针决定了我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因此重视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按照生产服务的要素密集属性，服务贸易大致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贸易两类。长期以来，带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出口的主要是依靠运输和旅游这样的传统服务贸易，其出口也长期占据着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一半以上的比重。但是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以金融、通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贸易开始崭露头角，并显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这直接表现在贸易出口总额中占比的不断提高。现代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从2001年的31.9%增加到了2010年的53%，增长幅度很大。虽然传统服务贸易还是占据着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现代服务贸易的比重在2009年突破50%大关，已经标志着中国的服务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传统服务贸易向现代服务贸易倾斜。
二、相关文献评述
我国学者对于服务贸易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服务贸易结构问题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朱福林（2010）运用计量方法测算了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结果表明服务贸易结构的升级会对全要素生产的提高产生更大的效应。尹忠明、姚星（2009）运用协整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长期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传统服务贸易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而传统服务贸易进口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余道先（2010）等对1997年以来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贸易结构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不合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且发展不平衡。李丹（2011）等对日本和美国两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发展阶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两国服务贸易出口中，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各项服务出口的变化趋势比较一致，都遵循着劳动密集型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人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的优化规律，印证了巴拉萨的“比较优势阶梯论”。
目前学者对于服务贸易结构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贸易数据的横向比对，抑或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手段分析贸易量和某些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缺乏针对贸易结构，尤其是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而从规模报酬差异和产业关联度等角度来看，贸易的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那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目前还无相关文章对此做出解答。本文遂拟以此作为突破口，构造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分析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三、经济计量分析
（一）数据选取和变量定义
本文拟选取1986―2010年共25年的服务贸易出口和GDP年度数据作为分析的样本数据。其服务贸易出口数据均来源于WTO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Database（不含政府服务）；经济增长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GDP和汇率数据计算得到。以上所搜集到数据均以美元计价。WTO将服务贸易分为三个部门，分别是运输、旅游和其他。这里我们把运输和旅游合并为传统服务贸易部门，其出口额记作CT；其他归入现代服务贸易部门，出口额记作XD，并将现代服务贸易出口在服务贸易总出口中的比重计作PCXD（PCXD＝XD/EX，其中EX＝CT＋XD）。经济增长用GDP表示，数据单位用美元计价。为了消除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性，将GDP作对数运算，结果记为LNGDP。其结果不改变其原来的协整关系，可以作为时间序列的分析数据。
（二）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分析的时候，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要这些数据是平稳的，否则的话，通常的t检验和F检验都不可信，且会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但是现实中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为了能进行回归分析，必须对其做平稳化处理。ADF检验是为了保证DF检验中随机干扰项的白噪声特性而扩充形成的一种平稳性检验方法。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LNGDP和PCXD的ADF检验值均大于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没有通过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两个时间序列均非平稳。而取一阶差分之后，两个时间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单位根不存在，此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
由ADF检验可知，LNGDP和PCXD为一阶单整序列，因而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根据检验（具体过程略），5%显著性水平下协整的检验值大于临界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说明LNGDP与PCXD两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
根据向量自回归模型VAR(P)的一般形式以时间序列LNGDP和PCXD建立VAR模型。为了在自由度和滞后期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并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经过多次测算，最后确定滞后阶数为4，整体拟合度较好。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于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它的优点在于不需要考虑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每一个模型含有相同的滞后结构。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冲击下的动态响应路径（具体过程略）。
由PCXD对LNGDP冲击的响应结果可以得知，当给经济增长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呈正向变动。虽然此正面效应随着期数的增加逐渐减弱，但是其累积效应还是在不断加强。而在中期达到最小值之后，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开始回升并一直保持较为平稳的增加态势，且整个过程中的正面效应一直没有消除。这说明经济增长对于现代服务贸易比重的提升有着长期的促进作用。
由LNGDP对PCXD冲击的响应结果可以得知，当给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之后，经济增长呈正向反应，且前期增长最为迅速。之后除了在中前期和中期有小幅回落之外其余各期均保持平稳态势。同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冲击的响应一样。经济增长对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冲击的响应始终保持正向反应，这也说明了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的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面的，而且从数值上来看这种正面效应要大于经济增长对于服务贸易出口份额提升的贡献效应。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经济增长对于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的提升起着促进的作用。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水平的不断提升，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尤其是现代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会随之增加。这是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现代服务贸易产业较之传统贸易产业的比较优势将体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现代服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二，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份额的提升对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的现代服务贸易出口比例的不断提高能够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这是因为现代服务贸易在资本积聚、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培养方面都能给经济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而且长久来看，这种正面效应会越来越强。
建议：首先，根据比较优势阶梯理论，中国要以现有的传统比较优势产业为依托来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在吸取过去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资本积聚，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技术和信息等现代服务，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其次，根据比较优势陷阱理论，中国必须认识到现代服务贸易在技术积累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通过产业升级来充分挖掘金融、通信、管理咨询等现代服务潜力，避免固化原有的贸易分工，重视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贸易，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为更长久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做贡献。再次，根据贸易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这一分析结果，我们要重视经济发展成果到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转化机制。包括进一步加大对现代服务产业发展的资金扶持力度，资金鼓励国内相关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强人员培训以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等等。最后，要发挥政府在服务贸易结构转变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完善信贷等优惠措施和积极产业政策导向，优化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高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①余道先，刘海云．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与贸易竞争力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2）：49―55
②李丹，崔日明．日本与美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比较研究[J]．亚太经济，2011，（2）69―74
③周中林.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及国际竞争力分析[J]．产业经济，2009，（5）：67―70
④尹忠明，姚星．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动态效应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5）：25―33
关键词：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湖北；相关性
一、在鄂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北加工贸易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已有20多年的历史，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加工贸易数量占全国加工贸易的比重分别为84%、10%和6%。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额3713.1亿美元，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额4408亿美元的84%。和全国一样，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湖北加工贸易发展的主力军。根据海关数据统计，2005年，在鄂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接近5.96亿美元，增长21%，占同期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37%。其中，来料加工出口2.01亿美元，同比负增长1%，占同期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22%；进料加工出口3.95亿美元，同比增长36%，占同期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41.89%。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在鄂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北加工贸易之间的相关性，明确两者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湖北省加工贸易，提升湖北省产业结构的一些建议和措施。
二、在鄂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北加工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分别测定了湖北年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2007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1）与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湖北加工贸易出口额之间的相关关系，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只有FDIC-1的R值是最大的，且由表3可以看出只有FDIC-1的T值是远远大于t0.025的，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2007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FDIC-1与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和湖北加工贸易出口额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
由于存在时滞效应，选取FDIC-1与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和湖北加工贸易出口额分别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 程。
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0.1953(FDIC-1)+0.3275(方程1)
湖北加工贸易出口总额
=0.1509(FDIC-1)-0.9104(方程2)
由表4可以看出，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F检验是大于F0.05（1，6），同时，湖北加工贸易出口额的F检验也是大于F0.05（1，6）的，这也就说明2007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FDIC-1)与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和湖北加工贸易出口额存在着线性关系。
由表5可以看出，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t检验是大于t0.025(6)的，湖北加工贸易出口额的t检验也是大于t0.025(6)的，表明线性回归系数b=0的可能性小于0.05，也就说明上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FDIC-1)与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和湖北加工贸易出口额之间存在着线性关 系。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鄂外商直接投资额特别是2007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和湖北加工贸易出口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由方程1可以导出：
Δ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0.1953×Δ(FDIC-1)（方程3）
由方程2可以导出：
Δ湖北加工贸易出口总额=0.1509×Δ(FDIC-1)（方程4）
由方程3和方程4可以看出，单位FDIC-1的增长对于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于湖北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一数据结论说明，外商在湖北投资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大多更注重获取湖北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同时更倾向于通过进口获得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这与湖北省上游供应商的技术配套能力薄弱有一些关系。
三、关于湖北省利用外资发展加工贸易的建议
充分利用国家的加工贸易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实现湖北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和升级发展。从相关性分析的数据结论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湖北加工贸易发展的作用是累积性的，这一点可以从2007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湖北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湖北加工贸易出口额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得出。因此，湖北在充分利用国家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政策的基础上，应发挥武汉、宜昌、襄樊的地区优势，鼓励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向物流配送、研发设计等产业环节延伸，同时积极引进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加工业和高科技农产品加工业，与湖北的地缘、资源优势充分结合。
提高加工贸易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国产化率，提升外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对湖北上游供应商的带动作用。加工贸易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拉动为其配套的企业的产品升级,尤其是在产品升级换代较频繁的计算机、电子等领域,加工贸易的带动作用更明显。一般下游企业开始推出新产品的同时,该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就必须相应地生产出适合新产品要求的零部件,以保证其供应商地位。因此提升湖北上游供应商的技术升级、配套能力对于湖北加工贸易发展是不无裨益的。加工贸易的价值链包括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加工生产、运输仓储及销售各个环节。因此只有提升湖北加工贸易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国产化率，才能真正发挥外资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带动作用。
引导外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高新技术出口加工区。要避免因为发展加工贸易而带来的贫困化增长，就必须发展高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目前湖北的国际加工贸易主要在长江沿岸城市发展，上游从宜昌开始，经荆州、武汉、黄石、鄂州和黄冈，形成了湖北国际加工贸易产业带。根据商务部武汉特办提供的数据，2005年，上述六市国际加工贸易出口额8.47亿美元，占全省同期国际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90%，其中武汉占了55%。2007年4月，台湾富士康和美国EDS这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也先后落户武汉东湖开发区。因此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高新技术出口加工区对于湖北加工贸易的升级会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政府应给予高新技术加工贸易企业政策支持，拓宽其融资渠道，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并扶持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的研发中心建设，实现从OEM向ODM的转变。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外贸发展方式制约因素促进对策
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出口增幅都在20％以上。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由2008年的8.9％提高到9.6％，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据统计，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2072.7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13.9％。其中出口12016.7亿美元，下降了16％，进口10056亿美元，下降了11.2％，全年外贸顺差1960.7亿美元，减少了34.2％。由于危机期间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2009年我国一般贸易受影响最大，全年一般贸易出口5298.3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20.1％，加工贸易出口5869.8亿美元，下降了13.1％亿美元，其他贸易方式全年出口848.5亿美元，下降了7.9％。危机对我国外贸的影响说明，我国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远不是贸易强国。我国应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外贸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二、当前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
1、外贸体制落后。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外贸体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从管理体制看，各级地方政府仍大量沿用传统指令性计划的做法，利用手中权力，介入国有外贸企业的内部经营事务，以出口创汇作为考察企业绩效的主要手段，导致外贸企业无法根据比较利益原则自主选择经营方式和优化资源配置。从经营体制看，目前大多数国有外贸企业特别是市、县外贸企业仍然没有建立起应有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产权虚置，职责不清，管理落后，利益主体缺位，导致企业效率不高、效益下降。从外贸促进体制看，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也存在很大差。在美、欧、日等国，外贸政策的制定由中央政府外贸主管部门负责，地方政府不设立外贸行政管理部门，外贸管理事务采取由中央政府在主要地区设立直属派驻机构的体制，具体面向企业的促进服务主要由地方政府设立的外贸促进机构或中介组织承担。而在我国，从事贸易促进的机构不少，但各机构之间的分工和职能定位不明确，使贸易促进工作难以落实到位，也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
2、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一是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偏大。原料型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二次开发加工型产品在出口中仍占有较大比重。二是机电产品出口比重有待提高。机电产品出口方式多限于货物出口，没有很好地利用国际工程承包、境外散件装配、BOT等方式带动国内机电产品的出口。三是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不仅如此，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品不多，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的核心技术、专利技术为外资企业所拥有，大部分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导致我国出口效益持续走低。四是出口商品品牌化程度低。目前我国大部分产品的出口是使用外方品牌的加工贸易和以贴牌为主的订单贸易，自主品牌出口所占比例不到10％，能称得上名牌的更是少之又少。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总体上还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设计、营销等高增值环节主要掌握在外方手里。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3、政策效果。为推进改革和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一些政策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有些政策的出台反而对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造成了负面影响。
第一，引进外资政策对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有限。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利用外资政策，最初的目的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借助其溢出效应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发展。但现在看来，该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市场是开放了，也引进了大量外资，却没有换回核心技术。
第二，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对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毫无疑问，出口退税政策促进了我国的外贸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贸易结构。但我国出口产品的粗加工和低附加值特点，加之当前以外资企业为出口主体、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使得出口退税政策所应有的效应大大地被弱化了。这一政策更多的是强化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结构，不利于出口结构升级和外贸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第三，行政性分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外贸发展方式的粗放型。虽然行政性分权体制能够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也导致了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各地政府出于政绩考核和增加地方财力的需要，对资源、项目、生产要素等展开无序竞争，由于发展重化工业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能给地方政府带来更多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自然也就偏爱发展重化工业，而不管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因此，各地出口高耗能、高污染产品，走粗放型外贸发展道路，也就存在一定必然性了。
4、服务贸易处于比较劣势地位，贸易逆差逐年扩大。发展服务贸易，对优化我国贸易结构，提高货物贸易技术含量，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而对转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迅速发展。1982年，我国服务贸易额仅为44亿美元，2009年增加到2868亿美元，27年间增长了65倍。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是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旅游、运输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等以资源、劳动密集型服务为主的行业占我国服务贸易额的70％以上，而通讯、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等知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额仅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5％。其次，由于我国服务贸易总体技术含量不高，服务贸易发展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且逆差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76.1亿美元，2009年逆差增加到296亿美元，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多数行业还缺乏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
1、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完善外贸政策体系。首先，要在借鉴欧、美、日等国经验基础上，深入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建立起中央外贸主管部门主要负责贸易政策制定，而地方外贸部门以及商会、促会等中介服务机构主要从事贸易政策的落实和外贸促进服务等工作的新体制。其次，改善外贸管理，加强外贸立法，建立规范、透明的外贸管理机制。政府应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以少量符合WTO规则要求的行政手段干预、调节外贸活动，增强管理透明度，同时完善部门协调机制，
加强行业协调和自律工作。再次，改革和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促使外贸企业节约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杜绝资源浪费，推进可持续发展。最后，各级地方政府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从本地实际出发，清理一切与外贸规模挂钩的出口鼓励政策，不把出口规模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
2、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优化。不台理的出口结构源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要紧紧抓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个关键环节，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出口结构优化。首先，要进一步健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把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出口作为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的重点。帮助国内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支持和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自主品牌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其次，要紧紧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技术国际化流动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技术引进力度，积极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借助外力增强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促进我国出口产品升级换代。再次，要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产业的发展规模，减少此类产品和初加工产品的出口、对耗能过大的产品出口，取消出口退税、对造成环境污染的出口产品增收环境税。同时，要加大对节能、环保产品开发的支持力度，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和绿色产品出口。
3、推动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微观基础。外贸企业要以增强企业活力为目标、以制度创新为动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一是实行强强联合或强弱联合，加速资产重组。通过参股、联合、兼并等形式，利用已有较好基础的外贸企业或出口生产企业的优势，在自愿基础上，组建具有对外贸易功能的大型企业集团，联手开拓国际市场。二是积极推行外贸制。在美、日、欧等外贸业务比较成熟的国家，制已成为其外贸普遍采用的经营方式。由于专业外贸公司在外贸业务知识累积、信息搜集及实践经验等方面都拥有较大优势，因而由专业外贸公司进行外贸能够大大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三是开展适度、相关的多角化经营。专业外贸公司围绕原有核心业务开展适度、相关的多角化经营，比如进行业务的向后延伸、向前延伸或者横向拓展，不仅有助于强化外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有利于发展企业的“战略竞争力”。
4、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实施出口品牌战略。我国外贸规模虽扩张迅速，但出口产品质量普遍不高，最突出的问题是几乎没有竞争力较强的自主品牌，大量进行贴牌生产，效益很低。为此，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强化创建自主出口品牌对企业长远发展重要性的认识，积极实施出口品牌战略，加大对自主出口品牌的支持。一是不断加强出口商品质量建设，完善符合国情和国际标准的贸易、环境、技术、安全标准体系，进一步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和档次。二是企业要在了解市场需求和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确定符合企业实际的品牌定位，制定企业中长期品牌发展规划，并根据品牌发展情况不断进行调整。三是政府部门也要制定扶持出口品牌建设的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对自主出口品牌的支持力度，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在创建自主出口品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5、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发展，努力增加新型出口业务。一是要制定实施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完善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眼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奠定坚实基础。二是要在发挥现有比较优势的同时，注重潜在比较优势的培育。作为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旅游、运输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禀赋型产业，要努力保持优势。同时，要注重挖掘潜在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信息、科技、咨询、会议、法律服务业，特别是积极发展金融、保险、技术咨询、计算机信息服务、电影音像和广告宣传等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出口业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要大力发展国际第三方物流业务，发展转口贸易，努力使我国成为周边国家的货物调配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四是推动服务贸易市场多元化，支持有条件的服务企业到境外投资。在继续拓展现有服务贸易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具有潜力和发展前景的新兴市场。
[参考文献]
[1]钟山：坚定不移地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变[J]，求是，2010(16)
[2]姚坚：化危为机，促进对外经贸发展方式转变[J]，国际贸易
(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
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
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
(二)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要素+体制要素+政策要素+技术要素+服务要素
1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
2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
3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
4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
二、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拥有可贸易性要素优势
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
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
(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
1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2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
(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
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
(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
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
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
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
(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
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1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
2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
(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
1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
2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
(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是指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形成口岸服务的透明化、创新化，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