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6年起，在院下直接划分为10个教研室；2010年起改为“一部四系”，即史论部、新闻系、传播系、广播电视系、广告与媒介经济系。
史论部集中了负责传播理论、新闻理论、新闻史教学的教师；新闻系集中了采、写、编、评方面的教师；传播系集中了新媒体、公关方面的教师；广告与媒介经济系集中了广告、媒介经营方面的教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二级学科分布如下：
本科分为四个方向：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
硕士研究生分为四个方向：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媒介经济。
根据上级要求，近年开设了“国际新闻”硕士班，归到“新闻学”方向，挤占了“新闻学”方向硕士的大部分指标，2011年招生本来意义的“新闻学”硕士名额只剩1个。由于“国际新闻”属于新闻学方向，二级学科不能跨级带学生，于是“国际新闻”方向的学生只能由属于新闻学方向的教师带，造成传播学方向的教师带不上学生。
博士生研究生分为三个方向：新闻学、传播学、媒介经济。
以上的“方向”是否算是二级学科，没人说是，也没人说不是。
现在“系”的划分与学士、硕士、博士下面划分的研究方向，并不完全对应，发生了较多的人员调配的问题。
但是，教师具体属于哪个二级学科，上面却要求必须明确，只能划分到新闻学、传播学两个教育部认可的二级学科内，带研究生，属于不同二级学科的教师不能跨二级学科带学生；评职称，上面分配的名额具体到二级学科。于是在工作中人为带来了较多的麻烦和冲突。
其实在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中，各校新闻传播学院内对新闻学、传播学这两个二级学科的感觉是模糊的，差别是人为造成的，实在说不出所以然。至少在新闻传播学学科内，这两个二级学科的设置，看来是当时为了应付上面要求划分二级学科的要求匆忙而做。从后来的实践效果看，不符合学科的实际情况，不科学。
不管有没有道理，学院从招生到教学(实习)、学生毕业，都得依照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之类的管理规則报计划和获得利益。于是这已经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1997年，一旦确定我们的学科叫“新闻传播学”，后来再划分为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后来就一直沿着这种讲不出道理的思路(已经变成了专业运作的既定框架，从申报教学点、硕博士点到人员的配置)走过来了。现在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增设，基本是在既定的框架内的作为，人们不可能脱离这个既定的一级二级的划分框架来设想本学科的发展。
因而，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这种设置，或因人而设专业方向，或因某门课程无法对应到(或不满意对应到)既定的两个二级科学内，而再开设一个，例如“广播电视新闻学”；或勉强依附到一个二级学科内。原来本科有“出版”这个方向，因为学科带头人被学校从副教授降为讲师愤而退休，这个专业方向没有了；硕士层面，现在将“出版”放到了“传播学”内；而博士层面，又放到了“媒介经济”内，为了安置人。
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是从新闻学来的，新闻学是从报学来的，越向上追寻越狭小。传播学这个词，不过是因为外国有一个传播学理论，硬从词句上设计了一个与“新闻学”不同的“传播学”。而新闻的传播不过是一般信息传播的一类，逻辑上应该是传播学下的一类信息传播类型。
我们的二级学科设置或各校后来的增设，基本依照媒介形态来划分。而在数字化时代，媒介的外在形态已经不重要了，它们不过是数字化媒体的不同表现和外型，没有本质的差别。然而，我们现在课堂上讲述的，仍然主要是单向传播的“大众传播”。
新媒体的兴起、讯息生产和传送成本大幅下降、传递速度的同步化、大量新闻素材由民众掌握、传统媒介经营困难、公民记者的出现、新一代人的媒介使用习惯转变——在种种现象之下，新的问题被提出：
什么是新闻?
谁是新闻工作者?
如何重新审视专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
借用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925－)关于现代性的说法，传统的新闻传媒正由固态走向液态(流动状态)，即一种不停地随时间变形的、不稳定的状态。
新媒体技术已经穿透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1942－)认为，现在“大众自我传播”
(MassSelf-Communication)已经流行。以往大众传媒承担的新闻传播，已由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固态转变为液态的、具有弹性的、个人化的及互动的形态。
鉴于我们面临的新的信息传播环境，考虑到现实中国传媒还有一定的发展空和时间，关于二级学科的划分，既要立足现实中国传媒还有适当的发展时空，又要兼顾已有的学科利益，还要留有长远发展的空间；
鉴于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综合叙事能力、节目或话题的设计创造能力、整合资源和团队协调能力，故建议这样划分本科二级学科：
以传媒(含网络)为基石的部分：传播叙事(新闻传播)、传媒创意(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
以社会信息传播(新闻传播排除)为基石的部分：广告、公众关系、出版；
跨两者的部分：国际传播。
这样共计5—6个二级学科：传播叙事、传媒创意、国际传播、广告、公共关系(这两个是否合一)、出版。
原来的新闻学、广播电视、主持人等等归到“传播叙事”；非新闻类的如传媒频道或网络内容的创意和设计，以及媒介管理等，归到“传媒创意”。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关系人文学科社会科学
要想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看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首先就必须对新闻学、传播学、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四者的定义准确把握。“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研究的内容是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
从百度百科我们可以知道，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是关于社会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系统性科学，是科学的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模型科学。通常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而人文学科则是被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二者最大的区别仅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学科”，即，前者依赖于大量实证研究，后者则不需要，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边界、研究方法，以及价值尺度是科学与学科之间最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来探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现如今，新闻学与传播学被定性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在其长文《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中也不无深刻地指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是人文学中的应用学科……新闻学是学科，而不是科学”。
首先，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新闻学只研究新闻媒介，侧重于报纸、广播、电视的新闻和评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包括人类传播的历史，人类传播活动的类型，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结构。传播学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也就是效果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简要概括为，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和活动，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传播行为的规律和关系。
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真正的把人当做人，并探索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存价值，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或者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被不同的学分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从而发现其规律。由此可以看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来看新闻学，人的行为贯穿整个新闻学，我们研究新闻学，研究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采写编，遵守的职业道德，软新闻和硬新闻的要求与区别等等，无不旨在指导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抛开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大环境，是不可能把握好人的本质的。也就是说，人文学科在研究人的同时也必须研究社会。在传播学中，研究对象是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我们知道，要想研究规律和关系，就必须准确把握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少不了人的参与，那么，如果缺乏对人本身的了解，是无法对人所参与的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做到精准的了解的。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即要研究人，也要研究社会。当然，人文学科研究社会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而社会科学研究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二者虽有交叉，但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那么应用到新闻学与传播学中，不能简单的把新闻学与传播学硬性的划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即要看到二者的本质不同，又要看到二者的交叉性。
其次，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更加注重的是通过对实践经验的研究，而非实践本身，进行归纳总结，更多地是通过直观的考察分析进行研究。传统的新闻学并没有明确提出某一种研究方法。事实上，新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归纳和演绎，着重关注新闻业务的操作，用以指导新闻实践活动。传播学我们主要看主流学派，也就是经验主义学派，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变量分析，实验分析进行研究，提出理论和分析模式，用来解释人类传播中多种多样的传播现象。
新闻学中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种媒介威力强大的理沦“魔弹论”，也称“皮下注射理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拉扎斯菲尔德、西多尼？罗杰森。“它的核心内容是：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这种理论认为，受众就像射击场里一个固定不动的靶子或医生面前的一个昏迷的病人，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毫无反抗能力，只要枪口对准靶子，针头扎准人体某部位，子弹和注射液就会迅速产生出神奇效果。受众在媒介灌输各种思想、感情、知识，时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然而有关这一理论的研究大都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结论，并未经过严密的科学调查与验证。这种理论过分夸大了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同时也忽视了受众对大众传播的自的前提。再如，传播学中验证传播效果的先驱者霍夫兰，二战期间，霍夫兰为了验证不同方法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主持了一系列的鼓舞士气为宗旨的有关宣传效果的心理实验，这是采用心理实验方法进行大众传播研究。
由此可见，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确有着本质的区别，新闻学注重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传播学注重实证研究。
最后，价值尺度的不同。社会科学崇尚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尊重科学，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求真求实的自觉意识。人文学科崇尚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等，体现在人文学科中共同的东西，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尊重人，爱护人，时刻关注人类利益和人类发展的求善求美的自觉意识。在新闻学中，我们在崇尚人文精神的同时，也要注重科学精神，同样，在科学试验中也应同时具备人文精神。例如核技术，既可以用来发电，又可以制造成原子弹威胁人类安全；鸦片，既可以在医药领域发挥作用，又可以制成，危害人类健康。在这些试验中如果一味追求科学精神，而没有人文关怀，那么，其产生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价值尺度有明显差别，但是并不是完全脱离的，应该保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并不是完全分裂的，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我们既要看到二者相互区别的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新闻学与传播学同样如此，既不能脱离传播学单单研究新闻学，也不能脱离新闻学仅研究传播学。
在当今传媒变革如此剧烈的时期，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及二者的学科界限与联系显得尤为重要。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表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随着4G进入人们的生活，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日趋成熟，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信息化革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首选着力点便是传媒领域。传媒领域因此正处于巨变时期，面临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传媒业如何因应生产力大变革时代的要求，承担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的历史使命？如何在传媒巨变时期找到科学的规律和方法？传统媒体如何应对纸媒的衰落？如何解决纸媒从业人员的去向？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不断的探索，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指导下，进而找到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历史潮流、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决策。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J].新闻大学，2002（1）.
关键词新闻翻译传播模式传播媒介受众与反馈
中国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新闻翻译的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介都需要翻译大量国际新闻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对新闻翻译重要性的认识，一些院校开始重视新闻翻译课程，在专业中设置新闻翻译方向。目前，我国仅有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新闻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内对新闻翻译领域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有学者曾对发表于1979-2006年间的有关新闻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收集分类，发现我国在此期间新闻翻译研究的主题中有关新闻文体特点和翻译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除了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知识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闻翻译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强调新闻翻译的传播本质，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翻译实践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译的传播本质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换活动，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即翻译传播理论，它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中提出“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这一定义对翻译进行动态的过程分析，逐渐明晰了翻译的传播本质。吕俊教授是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对翻译传播的本体、载体、客体、环境和效果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的传播活动。。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译的这种传播本质，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传播目的，才能使翻译活动顺利地发挥信息传播的功能。
三、传播学模式下的新闻翻译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韦伯・香农是其创始人。韦伯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传播学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WhatchanneltOWhomwithWhateffects，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这一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五种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对应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对应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对应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以及与传播效果对应的“效果分析”。按照这一模式，新闻翻译的传播模式可解读为在两种语言环境下的两个传播过程，即原新闻的首次传播：原新闻作者原新闻媒体原新闻读者效果；译文新闻的再次传播：新闻翻译者译文新闻媒体译文读者效果。因此，要使新闻在目标语境中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对新闻翻译的传播过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个传播环节都顺利地发挥作用。
1新闻翻译的控制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新闻翻译者具有译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承担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遵守相应的传播制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首先应了解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的文化控制。新闻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传播活动，新闻翻译者除需精通双语外，还必须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对法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专门领域也要有基本的认识，才足以应对包罗万象的新闻题材。
2新闻翻译的内容分析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传播是如何报道新闻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挤入传播的渠道。记者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把关人，决定着那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等等。而新闻翻译中，翻译者也是把关人，决定着哪些新闻应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新闻翻译者对新闻价值和新闻要素的研究深刻影响着对翻译内容的选择。新闻翻译具有重要的国际通讯功能，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闻翻译者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外电报道，必须有能力筛选重要事件，从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组，同时兼顾新闻的完整性以及读者的兴趣。
国际新闻的翻译非常注重综合翻译改写，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常常采用先综合整理后翻译改写的报道方式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新闻翻译中的翻译改写技巧相当于翻译领域研究的“变译”。所谓“变译”，指译者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具体而言，变译可以是摘译、编译、改译、缩译、译写、译述、译评等等方式。新闻翻译者的任务是根据新闻的不同语体，读者的立场视角，以及两种语言所处环境的不同传播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采用变译的方式，对原新闻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编排整理，进而翻译改写，向读者传递其最需要的信息。
3新闻翻译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认识和研究翻译与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翻译量的大小与翻译传播媒介发展水平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认识不清，不注意研究，就会制约翻译传播事业的发展。相反，加强对媒介的研究，增强其可靠性、效果性，就会极大的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媒介的认识与研究对新闻翻译者尤为重要。只有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新闻翻译者才能通过媒介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只有对新闻传播媒介有系统的认识，才能在跨媒介类型的翻译任务中顺利地将原媒介的新闻翻译成更适合目标媒介的新闻。如今，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媒介不断出现对新闻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新闻翻译的受众分析
受众，简单地讲就是传播活动的目的地，是传播内容的
归宿，同时它又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没有受众的参与，传播活动是不完整的。大众传播的受众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等听众与观众。由于文化、语言、政治及生活环境的差异，受众对新闻内容有着不同的兴趣及需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给信息传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碍。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新闻翻译者必须对译文的受众有所了解，确定受众的社会阶层、经济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职业差异、价值取向等等随着资信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如何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和喜欢阅读的信息，是新闻翻译工作者面对的巨大挑战。
5新闻翻译的效果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新闻翻译的重要标准，因此，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也是新闻翻译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效果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还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众传播的活动对社会的运行、变化和发展所产生的宏观效果为主要参考对象。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受众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失去了传播意义。新闻翻译的成功与否，同样也取决于新闻翻译。新闻中新词新语的翻译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大量的研究证明，传播效果不仅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技巧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差异，也制约着传播的效果。
传播学中，阻碍信息疏通的因素被称为噪音。任何阻碍有用信息通过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噪音。噪音存在于传播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新闻翻译的过程就是信息传输的过程，如何确保原新闻信息在译语中最大限度准确无误地得以体现，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译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化小这些噪音，尽量扩展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通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译文读者解读原文信息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