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历史地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用英国《泰晤士报》在凯恩斯逝世后所撰写的讣告来形容：“要想找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还有学者称：“如果凯恩斯和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都属于最宏伟层次的创新性的思想家，从而导致现代思想革命的话，那是由于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对经济学的贡献，其中包括对经济科学和对政策指导的贡献。”虽然现在凯恩斯经济学已经丧失了资本主义官方经济学的地位，但是当我们回顾其产生、变革和发展的过程时，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它对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影响，有必要再次评价其历史地位。
一、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
1936年2月4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当时正值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大萧条”时代，资本主义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并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为防治经济危机和失业提供相应的对策。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了“自由放任”的政策，而转向对国民经济的积极干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于是在客观上也需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做法加以理论阐释。为适应这一需要，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在凯恩斯经济学产生和传播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是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或政策方面，在当时都起着支配作用，凯恩斯本人也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凯恩斯经济学批判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以及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学说。
在《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对西方传统经济学说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从理论、方法和政策三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施的经济干预政策进行了系统论证。
第一，在理论上，凯恩斯用有效需求理论取代了由“萨伊定律”支撑的传统经济理论。按照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出现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只会出现暂时的、局部的生产过剩，而这种局部过剩通过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自由竞争就会趋于消失，充分就业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凯恩斯面对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严重的生产过剩现实，用自己的一整套有效需求理论断然否定了上述一直被看作天经地义的传统经济理论。凯恩斯提出，由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经济社会的一般情况不是充分就业而是非充分就业，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外，还存在“非自愿失业”。与此相联系，凯恩斯还在利息论、货币论、工资论、物价论等一系列理论中做出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第二，在方法上，凯恩斯用宏观总量分析取代了传统的微观个体经济分析。这种“取代”或转变，同凯恩斯的理论前提密切相关。在此之前，传统理论历来认为，资本主义体系通过自由竞争会自动得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不会发生严重失调，因此经济学只要研究个别企业和行业的价格及产量就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凯恩斯认为，自由竞争无法使经济自动恢复充分就业均衡，只有国家干预才能使全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转，因此他首先关心的是国家如何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控制和调节，是整个国民经济所能提供的货物与劳务的总量及其价格，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就这样，凯恩斯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
第三，在政策上，凯恩斯反对传统经济学一贯主张的自由放任思想，竭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政府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以消灭非自愿失业，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具体来说，凯恩斯提出丁如下三个重要政策：(l)政府预算的平衡应联系经济中的需求状况来加以评价(传统经济学则强调财政预算平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果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时候，那么财政预算就应增加赤字，而不是降低赤字。(2)降低实际工资或货币工资不会必然创造更多就业(反之则是传统经济学积极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而可能招致相反效果。(3)货币政策如不借助财政措施，则不可能终止大规模失业。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他的这一主张实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
显然，凯恩斯的《通论》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实现的不是个别领域、个别观点的突破和创新，而是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实现的革命性转折。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供给向需求转变，从资源配置向资源利用转变；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从个量向总量转变，从微观向宏观转变；经济学研究的政策，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干预转变，从货币政策向财政政策转变。
二、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与凯恩斯经济学的退场
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一整套理论，体现了他一生治学的风格：决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具体，那就是当时的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和失业的规模，显示出经济中病症已非常严重，情势已空前紧急，再沿用传统经济思想指导下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只能走向一条无法摆脱危机的死胡同。正是出于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关切，他才要提出新理论、新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通论》中提出的这套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唯一可行之道”。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确实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6年《通论》发表之初，他的新理论不仅没有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还受到许多批评，但随后二战爆发，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管制大大加强，大量财政开支使长期棘手的失业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凯恩斯的信奉者和追随者迅速增加。二战结束后，西方政府唯恐“大萧条”和大规模失业卷土重来，纷纷抛出“充分就业”法案。英、美、澳、加等国都加大财政干预经济力度。凯恩斯经济学很快登上了“政府经济学”宝座。在战后长达二三十年的岁月里，凯恩斯主义风靡整个西方世界，凯恩斯经济学也因此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和主流。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在战后风行一时，炙手可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比较注重数量方面的分析，注重经济管理、经济效益和经济效应的研究，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某些发展趋势。当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开始，但凯恩斯主义却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二战后美国，无论共和党还是执政，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不断增长。这套办法也确实收到了效果，在1948年～1973年这二十多年中，西方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三倍多。尽管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有多方面原因，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也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凯恩斯也因此被其信徒称为“战后繁荣之父”。但是，由于凯恩斯经济学回避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基本矛盾，只是在一些局部问题、现象形态上调整、修补，因此其不可能根治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时代，使得凯恩斯经济学大受诟病。1980年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卡特政府在大选中被信奉新型经济自由思潮的里根打败。1979年英国大选中上台的撒切尔政府也改以现代货币主义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这些都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开始从西方官方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
凯恩斯经济学在理论上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在实践上又导致“滞胀”。实际上，经济衰退和就业不足，是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导致产品过剩造成的，是科技进步的阶段性结果；是优化经济结构基础上新一轮增长的起点。产品过剩是结构性过剩，而非全面过剩；这种过剩源于生产企业对市场信息反应滞后，源于企业对市场的对抗。政府干预(管制价格、刺激需求)尽管会减小经济波动，但代价是延缓经济增长。正确的办法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适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凯恩斯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错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能够借助市场供求力量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并创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然而，凯恩斯既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又未创立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导致了经济理论体系的不完整。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不一致、脱节，二者分别自成体系。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长期的经济衰退、严重失业，而经济衰退、失业与通货紧缩、供过于求相伴。于是，凯恩斯把二者联系起来，并归咎于市场失灵；既未全面考察微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又未全面考察经济表象背后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只是把经济表象联系起来。实际上，市场失灵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企业对市场的对抗，即不按市场信号调整生产；存在的是垄断、操纵市场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存在的是与市场无关的外部经济效果和分配不公等。
凯恩斯经济学又是“滞胀”的根源。凯恩斯经济学不仅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与微观经济不符，而且无法解释滞胀现象。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价格控制政策的结果。市场价格的波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通货紧缩就是多数商品供给大于需求，如果人为提价，则导致需求的进一步减少，同时另外一部分需求大于供给的商品进一步涨价。结果，一方面加剧产品过剩、造成浪费，另一方面多数商品涨价、导致通货膨胀。无市场产品过剩到一定程度，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工人失业使工资总额减少，进一步减少需求，导致产品过剩加剧。于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其次，让我们来看一下增加公共工程开支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公共工程是私人不愿投资的工程，也就是说无利可图的工程。由于公共工程增加投资，同时增加工资总额，从而增加消费，使总需求扩大。然而，这种扩大只是消费总量上的扩大，也就是说是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扩大，对市场商品的供求结构影响不大。那些供给大于需求的商品相对于供不应求的商品仍然降价，只不过绝对价格有所提高而已。这样一来，价格平抬。结果会导致产品过剩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又增添了通货膨胀问题。也就是说，结果是滞胀。再次，让我们看一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增加货币导致货币总量增加，而产品总量未变，因此增加货币的结果首先是通货膨胀。货币增加的同时降低实际利率，但由于通货膨胀的作用，名义利率往往不仅不降低，反而有可能提高。因此，投资需求的增长受到制约。而货币增加本身不能解决产品的结构性供求关系，产品过剩引起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经济衰退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又增加了通货膨胀问题。
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滞胀”危机，使凯恩斯经济学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于是不少西方经济学者，或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或对它进行重新解释，发展为非均衡分析派，即所谓“新凯恩斯理论”；或力图修补凯恩斯理论中易受攻击的缺点部分，从而形成80年代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或对凯恩斯经济学坚持批评意见，直到反对“凯恩斯革命”。概括说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可以分为两大派:现代凯恩斯学派和现代古典学派，就其经济哲学而言，它们无非分别属于政府干预派和自由放任派。两派的重大分歧集中在关于资本主义市场是否出清，即市场体系的稳定性问题上，并由此提出各自不同的政策主张。就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论，最有影响的是两大支派，即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前者是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式同新古典派微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的产物，它暗含的假定是，经过很好训练的政府官员能够利用“微调”经济政策把私营部门的经济不稳定性减低到最小限度。后者是把凯恩斯理论看成反对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基石，并试图使它与更早的古典派传统――李嘉图理论连结起来，以便削弱新古典派思想意识的整个结构。这就是新剑桥学派或称为“凯恩斯左派”，它积极发动在西方经济理论方面进行“第二次凯恩斯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又兴起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政府干预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否定政策措施的无效性的论调，这些都近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现实。
总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前途将是怎样?这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毕竟它根源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植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肥沃的土壤，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衰，在不断地与时俱进。这一切我们将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一、学术界关于《白银资本》的整体研究状况
《白银资本》[1]的发表震动了国际学术界，更震惊了中国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层面对它有不同的看法，相关的讨论文章有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樊树志《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解放日报》2004年6月28日）；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整体史观与弗兰克“新中心论”》（《思想与文化》（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日）；《我读〈白银资本〉》（/older/dp/dp55.htm）；《再谈如何看待〈白银资本〉》（.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6.htm）；刘禾《欧洲路灯光彩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cn/symposium/c207.htm）；琼岛整理《贡德·弗兰克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思再整理《美国学者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刘志伟《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叶书宗《转换观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百年史的视角──读〈白银资本〉》（《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张国刚、吴莉苇《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日）；卫斯《〈白银资本〉导读》（.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9.htm）；程群《〈白银资本〉：问题与挑战》（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白银资本〉：需要全新的社会理论》（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白银资本〉：一部严肃而有益的世界经济史著作》（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罗翠芳《改变历史的固定思维——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高寿仙《真实与虚幻：全球视野中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图景——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光磊《重归东方：弗兰克和世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读书》2001年第2期）；江华《〈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侯旭东《跨学科交流：发展中国史学理论的构想》（《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3期）；李根蟠《“先进”掩盖下的落伍——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lgp/lgp7.htm）；陈平：《历史佯谬、理论猜测和定量方法——从“李约瑟问题”和〈白银资本〉谈起》（/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6）；周立红《弗兰克思想的转航与悖论——兼评〈白银资本〉及其在中国引发的争议》（《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孙捷《白银资本与全球化视野下的东方——评〈白银资本〉》（《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赵凌雲《历史视角的反转：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中国——兼评弗兰克·贡德的〈白银资本〉与“世界经济体系史观”》（《中华儿女(海外版)》2002年第9期）；陈晓明《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lilc/go.asp?id=1339）；安然《对现代性的否定与自我否定——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姜锡东《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问题——“传统经济再评价”笔谈之四》（《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李传利《中国在1500年至1800年处于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吗?——〈白银资本〉读后》（《柳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何爱国《亚洲的路灯，还是欧洲的路灯？——试论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论战》（盛邦和、井上聪主编：《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黄一映《“世界——体系”，还是“世界体系”?——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三只眼睛看“李约瑟难题”——评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王钱国忠主编：《东西方科学文化之桥：李约瑟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版）；何维保《周期理论与长时段——也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赵凌云《西方中心还是全球体系》（《长江日报·求知》2004年4月30日）；王毅《16至17世纪中国“白银资本”的流向及制度原因——由“权力经济”的死结看〈白银资本〉对中国社会臆释之误》（.cn/page/china/wenhua/shidai/0822abax04.htm）；《欧洲站在谁的肩上崛起》（/stock/pages5/bigthree160600.html）；《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99）等。
学术界对《白银资本》的评价见仁见智，以下我从基本缺陷和合理内核两个方面来整理学术界的的基本观点。
二、从基本缺陷方面对《白银资本》的研究
王国斌主要从《白银资本》对东亚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对工业革命的解释方面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弗兰克这些高屋建瓴的论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些论点是可以分别对待的。对未来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状况以及政府和经济领袖们的决策。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在考虑这些未来经济变化的问题时，其实可以脱离开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以及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变革。在解释工业革命时，弗兰克赞成一种高度决定论的说明，即强调多重因果关系的链条。他缺少的是这些变革引起的惊奇感。被弗兰克视为针对特定条件作出的必要反应和调整，只不过是在事实面前的各种可能行动，技术变革不仅仅是面对“需求”产生的一种反应。技术革新和变化的“供给”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是更难以确定的，当这些纷繁变化纠集并影响到不同产业时尤其如此。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依然是一项有待探讨的宏大课题。[2]
弗雷德·斯皮尔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欧洲发展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弗兰克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但是有几点是有争议的。其一，弗兰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概念漏洞颇多。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在文化上具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性。弗兰克强调公元1500年以来的单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正确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该体系在任何地方的后果都一样。例如，尽管都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的一部分，但1999年秘鲁的经济陷入停滞，而荷兰的经济仍在发展。我认为经济上的宏观体系理论尚处于襁褓期。其二，弗兰克不愿意承认公元1800年以前欧洲存在任何引人注目的发展。然而公元1500-1800年间，欧洲人摧毁了美洲的全部帝国，征服了整个美洲，同时俄罗斯帝国也扩张到中亚。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海岸建立了贸易据点。这些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非洲人干的。此外，欧洲科技确实有了新的实质进步。我认为，弗兰克过大地夸张了欧洲的边缘性。其三，弗兰克依赖其他学者的著作，缺乏对艰苦的历史学技艺的亲身体验，这可能是弗兰克弱点产生的主要原因。[3]
王家范从经验事实和方法论方面进行了批评。其一，王认为，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总结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我们与弗兰克的严重分歧不在中国有没有经济创造能力。过去的历史己经证明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国确曾创造过莫与伦比的农业与手工业的诸多成就，也有那时代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分歧主要集中于何以这样成熟的农业社会却不能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适应于大一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体制缺乏创新的动力，时过境迁，前者却成了阻碍其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弗兰克把推翻过去的历史陈述看得太容易，也把宏观把握世界历史的困难估计得太少，激情有余而沉静不足。其二，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路线贯彻到底。他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应由三条腿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份，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推翻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法律、政治、金融、企业组织等)创新、科学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4]
陈燕谷认为，弗兰克的著作远远不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例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各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否足以证明它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如果说16世纪初的英国是世界体系中的欠发达地区，那么这个所谓“欠发达”和16世纪以后拉丁美洲沦为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欠发达地区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仅仅从经济角度论述1400－1800年的世界历史，这本身是否合理？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弗兰克在告别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是否把他早期思想中最有光彩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了？事实上，一场大辩论已经开始了。沃勒斯坦主编的杂志review将会就《白银资本》出一期专号，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将会作出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样的讨论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能够在这场讨论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无动于衷的看客。[5]
刘北成认为，弗兰克的图式令人困惑。陈燕谷、俞金尧等的评述都提出质疑，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世界体系的概念是描述近现代世界的一个结构性概念，中心和边缘是对支配关系的界定，把这种世界体系的概念搬用到更早的时期是否合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世界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紧密相关，那就是该书第6章论述的“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的）胜出？”弗兰克在回应人们对《白银资本》的批评时，也不得不承认沃勒斯坦批评的对：“该书最弱的一部分是对西方为什么胜出的解释”。[6]
秦晖从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对弗兰克的“贸易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理论硬伤”）和“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理论困境”）作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本典型的刺猬（指思想家）之作，思想犀利、批判锋芒明确、视野开阔，的确提出了针对两方面的传统观点都很有批判性的主张。不管是对自由主义的那套解释，还是对左派的解释，包括依附理论。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从经济史专业角度讲，本书是缺乏说服力的。评论界早有人指出这种以外贸盈余来证明经济发达的“贸易主义”是弗兰克此书的一大硬伤。这不是个资料多少的问题，而是个不合逻辑的问题。一种评价体系都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能存在，而这种前提取决于给定的制度背景。弗兰克的这本书没有考虑这一点。照我看，如果要说什么“西方中心论”的话，这种以西方背景下产生的问题(顺差多少，关税税率多少和国家资助多少)作为衡量标准用之于其他背景的做法倒真正是不折不扣之“西方中心论”的。弗兰克写作此书，不是出于考据的爱好而是出于历史观的冲动。他的历史观之最大特点，姑且归纳为“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它一方面与“文化类型史观”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进步的整体史观”相对立。弗兰克想另辟蹊径，既回避文化差异又回避制度差异，既要弘扬超越东西方的全人类普世价值又想解释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命运，而这种解释又要避开“文化”与“制度”，这就使自己陷入了逻辑困境之中。评论者都指出弗兰克大讲了一通东方的光荣之后，却未能成功地解东方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其实这不能怪他搜集的资料不足，而是他理论的逻辑困境使他无法解释。显然，这已经不是弗兰克个人的理论困境，而是这一类“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面临的困境，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代西方新左派历史理论的不成熟。这是不能只苛责于弗兰克的。[7]
刘志伟严厉质疑《白银资本》的“白银效应”理论。他认为，《白银资本》一个比较核心性的讨论，就是从白银货币在17世纪的流通格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在当时全球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王国斌教授在前言中对有关的论点有这样的评价：(弗兰克)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弗兰克的讨论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之后，在市场流通领域中必定产生广泛影响。但梁方仲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启示我们，弗兰克的讨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作为他讨论前提的基本假定其实并不能成立。他似乎没有了解到梁方仲教授在一条鞭法的研究中着重揭示的事实：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财赋分配的领域。这种流通，虽然也可以引起了商品流通的发达，但这种商业“一马当先”的繁荣，并不能引起手工业农业同步发展，梁方仲先生后来在《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虚假繁荣”。梁方仲教授的这些重要思想，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重视。弗兰克上述凭想像和逻辑推理产生的误见，以及在部分学者中引起的认同，多少是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梁方仲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已经指出的白银货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流通领域的实情和特点。[8]
徐友渔对《白银资本》的史料缺陷和基本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白银资本》的最大问题是其新颖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恰成鲜明的对照。比如，当作者断言存在一个牢不可分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他只是极其简略地提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时不时的繁荣，以及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的出口，这些外贸活动绝对数量有多大，在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例，中国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多大，我们一概不得而知。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9]
何维保对弗兰克的长周期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三个方面展开批评。其一，弗兰克在研究1400至1800年的东西方历史变迁时，非常突出地应用了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等周期理论。他利用长周期理论中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的轮流交替，来帮助解释西方的后来居上。弗兰克预言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这种周期理论作出的。弗兰克这种立论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是，长周期理论（以及其它周期理论）在此有多少适用性？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周期？弗兰克本人在《白银资本》的最后一章中非常明智地指出，“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的某种反应”。尽管弗兰克坦率地承认了使用周期理论所冒的风险，但我们注意到，他本人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去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因此周期理论问题仍是《白银资本》总体论证中一个潜在的巨大“隐患”。其二，弗兰克以对历史连续性的强调来对西方中心论进行猛烈抨击。但是，在承认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把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不断向前追溯的做法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是世界经济/体系呢？是否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就能构成体系？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与19世纪、16世纪或更早的所谓世界经济/体系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关性？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根本没有作任何的界定，这虽然方便了他更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和更自由地进行论证，但这同时也造成了读者对其论证严密性的质疑。其三，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是弗兰克为《白银资本》一书设定的主要任务，在《白银资本》的各个章节中，弗兰克的论述无不是围绕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然而，抛开政治、军事、文化等内容不谈，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弗兰克能否完成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任务？也就是说，《白银资本》对西方中心论的颠覆真的是那么有说服力吗？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弗兰克在研究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时必须面面俱到，用“包罗万象”的整体主义方法去研究，这项任务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毕竟都是过于艰巨的。然而问题是，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弗兰克在否定“欧洲特殊性”的同时，也不适当地贬低了文化等地方性因素对各地历史发展的影响。[10]
李根蟠对《白银资本》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我总觉得把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估计得太高，很难解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传统农业是传统经济的基础。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估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和问题。例如，农史学会曾组织编撰《中国农业通史》，负责编写《明清（前期）卷》的作者认为：明清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当时，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要比西欧高得多。这种观点马上受到编写《近代卷》的作者的质疑。——你这样讲，我这卷就没法写了；如果中国农业一直保持先进，晚清以来朝野人士痛感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引进西方的农业技术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当然，中国传统农业的这种落后只是相对的。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农业的整体性，注意农业与环境的协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这是它合理的内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前，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的弊端已经逐步显示出来，人们又回过头来从中国的传统农业中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的启示。[11]
江华对《白银资本》的极端反“欧洲中心论”、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资料收集和使用的严重缺陷、没有慎重使用康德拉捷夫长波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尽管《白银资本》以横扫西方一切传统理论之势而展现其新颖的观点和独特的视野，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弗兰克将1500年左右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关系绝对化，从而将西方的所有社会理论都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其次，弗兰克以5000年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否定资本主义是有失偏颇的，甚至是荒唐的。再次，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存在严重缺陷。任何对中国经济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弗兰克仅用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繁荣来论证中国是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第四，对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使用是不慎重的。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50年，现在弗兰克轻率地将其上升阶段延长为3个世纪，并没有探究其内在逻辑关系。总之，《白银资本》要全盘否定西方有关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还为时尚早，它的创新往往就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就理论而言，严密性不够，还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社会理论来补充；在实证上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东方的经济史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白银资本》成为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12]
三、从合理内核方面对《白银资本》的研究
王国斌从《白银资本》提供的长远的历史视角、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方面对它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他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读者，他的阐述并非全是新鲜的。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1500年起越来越商业化了。但是，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意识到商业的成长，他们却依然寻找使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迎然不同的关键性差异，因为欧洲的商业扩张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与这种观点相反，有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在这两个广阔的地区，共同点可能多于不同点，其中包括商人组织的发展，交通网络的扩大和改善，农业生产的改良，手工业的扩大。弗兰克比其他学者走得更远、提出一个必然会引起争议的论点：中国经济具有比欧洲经济更大的生产力。由于他引用的资料有限，这个标新立异的论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即使作者所描述的中国在经济上优于欧洲的图像仅仅获得部分的证明，即使这种说法遭到否定，1500年以后欧亚许多地区之间的商业扩张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彼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弗兰克不满足于对有关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学术成果作一简单的综合。他更感兴趣的是对150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作出一个论证。弗兰克的这部著作向这样一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欧洲经济的优势至少是从1500年开始的。即使弗兰克所分析的全球交换过程在逻辑上不是中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商业化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地区确实是由这种贸易联系起来的。弗兰克这部标新立异之作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他确实成功地“扭转”了我们观察1500年以来的经济史的视角。他向欧洲人提出一个挑战，指出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减退，他们的世界观正失去中心地位；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重要，因此弗兰克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从一种长远的历史视角来思考这些近期的变化。[13]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艾伯特·伯格森认为，这部著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从根本上反思世界历史，是绝对必要的。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肯尼思·波梅兰茨（彭慕兰）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气势之大，无与伦比。哈班斯·穆克希亚在《印度快报》撰文认为，这部著作是向流行观念挑战的原点。它激发和迫使人们反思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历史。英国剑桥圣约翰学院杰克·古迪认为，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人格角度看，这部著作都勇气非凡。它主张改变学术和政治观念的方向。事实会证明，它是一部必读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马克·塞尔登认为这是一部总结千年历史的书，会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索布希克·查卡巴尔蒂在《政治家》评论道，《白银资本》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迫使读者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历史。正统观念认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欧洲的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以后的世界发展。而这部著作的精彩分析对这种正统观念的根基提出了挑战。无论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或是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历史地位的研究，本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它进一步颠覆了长期以来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依据，提出重新建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构架的设想。[14]
李伯重从西方学术走向和创新思维的角度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出来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它是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总结。这20年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致的最大结果就是亚洲论。麦迪逊70岁时写了《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此书的结论肯定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弗兰克更甚。弗兰克的书比麦迪逊的书出来的更早。它可能是第一部把有关问题进行总结的著作，至于总结的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们有启发。[15]
陈燕谷主要从历史的联系性和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对《白银资本》作了认可。他认为，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新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它都肯定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他毫无疑问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弗兰克也不愧是我们时代最有远见的学者和思想家。[16]
刘北成从《白银资本》的“三个支柱”对弗兰克“重构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和“整体主义全球视野”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你可以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倾向，但因此就对《白银资本》一言以“毙”之，恐属不智之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价值中立”自居者恐怕都经不起深入的剖析。而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那么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做“文化批评”，而且也应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上的价值判断。《白银资本》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第一个支柱是对近2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认识。《白银资本》的第二个支柱是近20年来国外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突破，主要是西方一部分“非西方背景”的学者的坚实的研究成果。对近200年来西方学术塑造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白银资本》确是一个挑战。《白银资本》起码让我们正视两个事实：1、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2、亚洲对于欧洲的兴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至少不能把中国乃至亚洲视为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基于这两个事实，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就应该重构。但是，这种重构不是由实证研究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弗兰克这一跳跃的撑杆（他的立论的第三个支柱）是他近年形成的整体世界发展图式。这也是许多人难以跟他一起跳跃的原因所在。弗兰克提出的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了我们振聋发聩的提示。在中国，自吴于廑先生对世界的整体联系做过精彩的探讨之后，我们这些后学似乎再没有勇气或没有能力触及这种宏观问题。弗兰克，还有阿布－卢格霍特等人的榜样使我们领悟到还有其他看世界历史的方式与可能。[17]
樊树志主要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质疑“亚洲（中国）停滞论”的角度作了认同。他认为，在弗兰克看来，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加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如此，弗兰克还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创造性地指出，1500-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以往的所谓定论———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击。弗兰克的这种大胆论断，引起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异议。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和晚清历史大变局截然不同的。不论对此作何评价，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总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18]
叶坦从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角度予以肯定，他认为，无论此书为其庞大架构而在史料的运用（基本为二手材料，且大抵未用中国学者的成果）乃至论点上有多么“千疮百孔”，但其主要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发展史问题，以一种“全球视野”关照中国为“中心”的东方，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综括近年来西方学者反“欧洲中心主义”的众多成果，试图说明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连根有错；甚至在人们“习惯的”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方面，给出了探讨新的可能的路径，使我们不能不反思以往许多似成“定论”，如此等等，都需要读一读此书，即所谓“你可以褒可以贬，却不能绕过”。如果说“破”还容易的话，“立”更要难得多，我们可以批评这个或哪个，但拿出一套新的、有说服力的东西却太不易。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银资本》作出了尝试，有可能提示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也应注意，作者虽属西方非主流学者且多有新论，但实际上并未能改变西方学者的习惯思维或话语方式，且关键章节如“西方为什么能够胜出”等并不能充分而有力，而且这样的薄弱应看作是结构性而非技术性的。此书或还可为读者提供一种思维理路，即改变研究的“正确”结论只有一种的“习惯”。同一具体历史事件，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或相同学科的方法，都有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而置具体史事于其所处之整体世界格局和自身发展的时序脉路，从而作从“树”到“林”再反观“树”的研究，以达“宏微相济”（并非作者已做到，他的大架构和许多论点能引起人们争论，价值可能也在此）。关键是，我们的知识、学识、功力（不讲勤怠）以及学科局限，使得“古今中外”这四个字的要求可能永难做好，却也不能不做。[19]
叶书宗主要从转换观察历史的视角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缘于作者在反诘欧洲中心论时，提出一种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我并不赞同《白银资本》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但是阅读此书也同样被震动，因为它敲碎我单一的思维定势，启发我转换观察历史的视角，多维地审视和思考历史。[20]
刘禾从视野、理论、方法、史料方面对《白银资本》做了充分的肯定。她认为，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谈到了中国，也不在于作者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位，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现代”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白银资本》一书对历史研究来说，它的方法论意义绝不应低估。弗兰克提出的在世界经济的大结构中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所谓全球视野，其重点是无论对“先进”的欧洲或“落后”的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解释，不应只从它们各自的“内部”去寻找根据，而应在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变动关系中求得答案。因此，当我们进入十九世纪这个在全球范围发生侵略和被侵略，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领域，并对其中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研究的时候，这种大视野尤其必要。无论对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研究者都不能简单地从当事人的意图和决策是否正确得当，或是否错误失当来评判。弗兰克对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挑战，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即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处理如何也能进入到他所说的那个大视野中。表面上看，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和判断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对于史家至关重要的“证据”、“事实”往往在一个特定的命题中才有效，与此命题相抵触的材料则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遗漏，或排除，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对史学研究的宰制，尤其极大地限制了史学家这方面的自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证据”问题往往布满陷阱，史家不可不警惕。[21]从亚当·斯密到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要想质疑这样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非要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不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提出了另一套关于早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解释，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书，而不是研究白银流通的专著。正如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在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中，著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里吸收大量的有关研究，而在这方面，弗兰克对当代最新学术成果的把握是极为可观的。[22]由于弗兰克在书中反思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他自己早先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并质疑社会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故《白银资本》的特殊意义并不限于世界经济史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在世界经济史研究和当代文化理论之间开辟了新的对话契机。对综合性的理论著作进行评价，关键不在第一手文献的多寡，而在于作者是否在最广泛的领域里熟知并把握了有关的研究，且提出自己的洞见。《白银资本》正是这样一本书，而弗兰克比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略胜一筹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非常重视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研究的最新（九十年代）学术成果，在书中引用了滨下武志、阿布-卢格霍特、王国斌等许多学者关于亚洲贸易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作为证据进入了《白银资本》的写作后，有力地支持了弗兰克的论点。[23]
汪晖联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宋朝资本主义”理论从发掘“亚洲现代性”的角度对《白银资本》进行了评论。他说，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有一个论述：“亚洲自己早就有一个自己的近代”，他提出的假说叫“宋朝资本主义”，认为在十世纪北宋建立的时候，以中国为中心已经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模式，早于欧洲。同样，朝鲜的十四世纪，日本的十七世纪，基本上构成了亚洲的近代叙述。自所以说十世纪是亚洲的近代，他认为有几个主要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从唐末开始，贵族制度开始瓦解，第二个理由是，唐之后五代十国的冲突中，这些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意识，所以宋朝是建立在具有丰富的民族国家或者准民族国家意识基础上的国家。因此他认为成熟的郡县制国家类似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他把理学看成是民族主义学说。第三，他强调运河在贸易和连接内地和海洋中的作用。近年来在南海发现的古船也证实了那时的海上贸易是非常发达的。显然，他关于宋朝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是欧洲的。他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的这些特征都没有消失。他有一个逻辑结论：“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就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须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他的观点在弗兰克的最新著作《白银资本》中获得了回响。但是实证研究到底能不能解说近代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24]陈晓明同样从发掘现代性起源的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待以《白银资本》为代表的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他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对现代性起源于东方提出大胆推论。随后还有波尔纳的《黑色的雅典》对西方文明的源头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西方的文明源头克里特岛的米洛斯文明，受古代非洲、亚洲文明的影响相当严重。既然其文明源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非洲和亚洲，至少它就不能看作单纯的西方文明。由此也可以推论后来的现代性起源之内在动力，也未必是单纯西方文明的功劳。[25]
卫斯主要从提供另一种看待世界的视野方面进行肯定。他认为，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而不是大致同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翻开了世界历史崭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写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然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却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26]
何维保主要从使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成果的质疑、对西方学术概念和术语的质疑诸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第一，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论是否科学和准确，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第二，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当然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弗兰克的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第三，弗兰克还认为，“原始资本主义”、“原工业化”、“半封建主义”及“原始社会主义”等概念和术语缺乏科学根据和分析效用，“对于在世界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这些类型之间的转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不过是钻进了死胡同。只有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州等等的‘发展’、‘兴起’或‘衰落’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弗兰克认为当前世界史领域流行的一套学术范畴实际是带有很强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一套话语体系，它歪曲了世界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它必须被抛弃，而用一套新的学术范畴和分析架构取而代之。弗兰克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颇富启示性，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27]
江华主要从世界历史重构、反“欧洲中心论”等方面进行肯定。他认为，无论如何，《白银资本》也算得上是世界体系学派继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的一部力作。《白银资本》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白银资本》重构了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其次，《白银资本》对走出欧洲中心史观又迈出一大步。再次，《白银资本》为解释欧洲崛起提供了新视角。[28]
综上所述，学术界主要从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全球学”，或者说“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总体史观”，尤其是指“世界体系”）、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结合、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考的结合、模型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得出与众不同的学术结论（在1400——1800年东亚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社会科学领域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等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了一定的肯定；而对其中的五千年世界体系理论（反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纯经济分析方法（缺乏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极端反“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坚决否认所谓“欧洲特殊性”）、史料的运用（以二手文献为主）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与其把《白银资本》看作实证的经济史著作，倒不如把它看作经济发展理论或历史理论著作。因此，《白银资本》的主要价值应该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具有启发性。关于《白银资本》的研究将会随着我们对世界历史的深入探讨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1]关于《白银资本》，有关的书评可参考《读书》、《中国青年报》、《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南方周末》等，在一些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有较集中的讨论，学术期刊如《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月刊》等；学术网站如《世纪中国》等。
[2]王国斌：《〈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3]思再：《美国学者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原文参考英刊《国际社会史评论》总第45卷第2期（2000年8月号）。
[4]参考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该文对《白银资本》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也极为深刻的剖析。作者是从历史事实与理论思辩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
[5]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6]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7]参考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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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志伟《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
[9]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日。
[10]何维保：《周期理论与长时段——也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11]李根蟠：《“先进”掩盖下的落伍——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lgp/lgp7.htm
[12]江华：《〈白银资木——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3]王国斌：《〈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4]参考《书评摘要》，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5]转引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6]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7]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8]参考樊树志：《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解放日报》2004年6月28日。
[19]叶坦：《关于〈白银资本〉》，参考/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
[20]参考叶书宗：《转换观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百年史的视角—读〈白银资本〉》，《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
[21]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
[22]刘禾：《〈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或见刘禾：《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
[23]刘禾：《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
[24]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cn/symposium/c207.htm该文是2001年12月28日汪晖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207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演讲。由高飞整理成文。
[25]陈晓明：《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lilc/go.asp?id=1339
[26]卫斯：《〈白银资本〉导读》，.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9.htm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整体性；政治经济学；繁荣与振兴
中图分类号：F09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52-05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迄今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思想界和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近些年来，相比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繁荣，政治经济学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去经济学化”，即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专业志向及研究成果等方面呈现出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本文在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了“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利影响，强调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促进研究进程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的推广，重振政治经济学将是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现状和表现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日渐浓厚的哲学色彩，研究成果更加靠近哲学学科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哲学家就一直处于多数席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创始人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都是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变，当时除了萨特放弃了学术生涯成为一名作家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有的幸存者……都成为专业的哲学家”。20世纪50-60年代，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高等院校之后，相关学者的学科背景也大多是哲学。如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德拉·沃尔佩，曾经以专业哲学家的身份发起了一场范围较广的哲学论战。由梅洛·庞蒂（1955）、佩里·安德森（1976）和马丁·杰伊（1984）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罗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中，专业哲学家无一例外地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国内学者通常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哲学、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很少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也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确实较少涉足经济学领域”，甚至“特别轻视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由于多数研究者的专业哲学家身份，必然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语言特点以及叙述方式等方面不断靠近哲学学科。翻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极易让人产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哲学流派或哲学思潮相等同的错觉。
第二，除了哲学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艺术、社会学甚至历史学等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政治经济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从4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又逐步转向文化批判领域。二战后，文化研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文化作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忽视经济学和政治学。除了文化领域的繁荣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显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陆续落入低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得到了保留。在这一阶段的美国，生态环境、性别种族、社会阶级、全球化以及新帝国主义等社会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关注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如保罗·巴兰、安德烈·弗兰克、卡多索等人，主要以社会学为导向研究不发达问题。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关于“经济世界”的概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而《马克思主义与整体性》一书的作者马丁·杰伊，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概念，试图从整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提供一个“历史平衡表”。他同时还强调指出，由于历史学家的思考是“非完成的、不确定的和解释性的”，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正在行进的过程”，仍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动之中。美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了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对“阶级斗争和现代性的兴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史学研究。”作为一位非常活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布伦纳的著述颇丰，其中很多观点和主张都引起学术界的热议。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去经济学化”现象值得警惕。安德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化倾向表示困惑，认为它“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的轨道。”。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仍在持续，而且相比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进展，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严重滞后。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去经济学化”，认真反思个中原因，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分析
第一，20世纪西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次失败以及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是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冷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以脱离社会现实、忽视政治经济学、注重哲学等学科为突出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受到挫败后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逐渐巩固的同时，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却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惨败。一些人的失望情绪剧增，“很少有人再相信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将领导全球革命”，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放弃了改造世界的努力，转而试图去解释世界。他们“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开始退回到书斋，变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和“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而且颠倒了马克思由哲学转到政治学再到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了，代之以哲学、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超出了它过去的中间水平，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度，而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采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
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也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纳粹势力的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逃避现实问题而不得不转向纯学术的探讨。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基地，法兰克福研究所出于躲避纳粹的考虑曾出走美国。为了避免遭到政治上的报复和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捐助，该研究所开始研究哲学、美学和艺术等非社会现实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期，当法兰克福研究所重新返回德国后，由于其重要成员纷纷被许以高薪或委以高位，他们的理论研究就更加失去现实批判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人以脱离现实政治活动的纯粹理论的印象，法兰克福学派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它的成员形成了一个国际性派别，他们享有终身教授职位，报酬优厚，不受市场的荼毒，受到学术机构的尊敬，但却对无产阶级日益蔑视——忘记了自己本来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事业的。”意大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迫流亡海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趋于沉寂。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马克思主义被当作异类成为打击迫害的对象，与马克思有关的课程被清除出课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被送入牢房，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好感或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纷纷被解除教职，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再一次受到了强烈压制。
第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以及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教训，是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少创新的重要因素
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伊始，赋予自身的一个特殊历史使命就是对后者进行清算。他们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禁止对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或者持有不同意见，“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谓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研究，却以冷落政治经济学为代价。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在某种程度上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原因，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领域的异端，而对格罗斯曼和罗斯多尔斯基等人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视而不见，主要原因在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机械论马克思主义的不满。
20世纪50-60年代，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西方国家迎来了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一些痼疾不断显现，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后果也被世人诟病，“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下降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世界再一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有的西方学者直接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灭亡，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因为“根据苏联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原创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来评判，苏联实验应该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大规模失败。”有学者认为不仅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而且包括柬埔寨和北朝鲜等国在内的一些“实现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国家，也无一例外地都造成了“不可宽恕的后果”，因此，“以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恐怖罪行不胜枚举，这足以让任何试图在21世纪追求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人止步不前。”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处于低潮，政治经济学研究自然无法实现突破与创新。
第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以追求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有效性为导向，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化趋向明显，理论研究的短期行为限制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去经济学化”，并非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将经济学研究拒之门外，或者该领域的研究彻底中断。事实上，二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一些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巴兰为代表的“垄断停滞论”、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和以阿明为代表的“不平等交换论”等学说，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当前世界贫富分化的格局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再如，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都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积累作为研究重心，并且以制度为背景分析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变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多样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他们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还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上述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共性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即他们都以现实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研究的宗旨和目标。笔者认为，与社会现实高度契合的理论研究值得提倡，但是一味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单纯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必将导致两种可能：一方面，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把是否有用作为取舍的标准，研究活动渐趋功利，研究成果也将由于缺少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而无法产生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短期看与现实关联度有所欠缺的、重大的基础性经济理论受到冷落，甚至被以过时、无用等为借口彻底放弃。其最终的结果是：因为经济学基础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实用性、有效性为原则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支撑，研究进程将无法深入，研究的成果和结论也将流于肤浅。最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就是一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危机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现有的成果表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只是局限于经济危机的现象层面，研究的目标直指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和治理措施等当下难题，缺少从更深层次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产生和传导机制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尚不能与马克思的原创性贡献相提并论。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负面效应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受到破坏，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受到制约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国外有些学者从代表更多人立场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国内学者大多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等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宗旨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性，谋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笔者依据国内学者关于整体性内涵的第一种理解，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整体性的观点出发，认为既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学说共同构成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这些组成部分理应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彼此均衡、共同繁荣的平等关系共存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如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来发展和建设，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背道而驰。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局限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而表现出来的“去经济学化”倾向，一方面，导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枯燥的文字、晦涩的语言、似是而非的表述、模棱两可的观点见长，已经沦落为一种自说自话、自我封闭、自娱自乐的小众游戏，“西方理论家中的论争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面向普通人，而是面向其他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小圈子”。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实现普及和让更多的人了解，面临着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宿命；另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缺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对于现代社会，只能用落后于时代的阶级斗争法来阐述”，而这又加剧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解甚至反感情绪，从而为反对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错误论”、“放弃论”等主张提供口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内部的这种自我瓦解行为，不仅导致理论自身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更进一步限制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生断裂。不同观点和学说的沟通与交流日益困难，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向更广范围的传播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改造马克思的一些名词术语和基本原理，而完全忽略或损害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试图用“经济剩余”的概念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默，对马克思的剥削范畴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剥削被泛化为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的不平等状态，马克思着重强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这一本质特征不复存在。根据罗默的术语改造，剥削现象也将出现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遭受致命打击。在改造《资本论》一些基本概念术语的基础上，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理论学说，如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用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体系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用消费不足或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从而放弃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结论。
西方学者改造《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及基本原理的尝试，实质上陷入了文字游戏的怪圈。经过这些学者的改造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演变成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名词术语，或者若干空洞无物极富辩护性的理论口号，完全没有顾及这些概念和原理的内在逻辑关联，经济学研究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再加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动态分析与均衡分析等多元方法论的对立与冲突，影响了不同观点的沟通和交流。这一切直接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都无法建立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体系完整、观点明确、结论一致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体系性特征恰恰是经济学持久魅力的重要源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研究现状，既无法超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又不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占得应有的席位，并获得更广泛的推广。
一、宏观经济学源于何时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术语，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于1933年在《动态经济学中的传播问题与推动问题》一文（伦敦，1933）中提出的；作为与“微观经济学”相对称的术语在教科书中被首先使用，则是在美国肯尼斯·博尔丁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纽约，1948）。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以1936年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为标志，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宏观经济学到底源于何时却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认为，重商主义者最早研究了宏观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并认为流通领域是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第二种看法认为，宏观经济学最早产生于重农学派，理由是法国重农经济学家魁奈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把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从流通领域中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中。第三种看法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是宏观经济学的最早研究者，因为他们不仅从普遍的物质生产领域考察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增加，而且还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考察了宏观经济的运行。
这三种观点中，厉以宁教授（1986）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尽管重商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确实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对象仅停留在流通领域内，停留在对交换对象的观察上，因而它建立的不是一种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考察对象的理论体系，并没有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因而也就谈不上是宏观经济学的源头。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如果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看，法国重农主义者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的贡献不可忽视；如果从国民收入核算和国民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成就同样不可抹杀。因此，可以认为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都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先驱，他们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源头。
就代表人物而言，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被认为是宏观经济问题的最早研究者，他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一书被看作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从时间顺序上看，早期宏观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从威廉·配第到魁奈、再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除这些人物之外，西施蒙第等也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有过重要贡献。
二、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线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说，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宏观经济学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称为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即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产生这一时期；第三阶段：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出版为起点，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即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虽然已经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了，并且已经运用了总量概念，但是与19世纪晚期以后的各种宏观经济学相比，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仍有一些重要区别：（1）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经济研究的划分是不明确的，还谈不上有什么分工；（2）其总量分析方法还没有建立在边际概念基础之上；（3）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劳动价值论，而不是后来的以边际效用论为依据的价值论；（4）后来广泛采用的均衡理论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和运用。
在第二阶段，即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宏观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上，形成了许多种宏观经济学说，如瑞典经济学家的动态均衡理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英美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等人对国民收入和经济周期的研究等，使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下面着重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在第三阶段，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出现，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宏观经济学才真正产生了，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宏观经济学与以前的宏观经济学相比，其显著的区别在于：它研究的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等的关系，因此被称作收入分析。它通过收入分析得出的论断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出现的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而20世纪最初30年的宏观经济学，则或者只限于对货币数量和利息率水平的分析，而不涉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或者维持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谐的传统观点，把经济周期中阶段的更替看成是经济中自发力量调整的结果。对于30年代大危机，以往的经济学无能为力，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便应运而生，并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凯恩斯认为，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量决定总就业量，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心理因素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总需求价格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这样就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现象。市场机制是没有力量自动使之均衡的，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行。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分析是假定供给不变、社会上存在足够的资源为前提，而进行的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因而只是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凯恩斯的追随者看来，这种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他们从三个不同方面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
（1）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发展了投资函数理论，出现了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对乘数和加速系数交织作用的分析，被认为是投资函数理论早期发展中的最重要贡献；哈罗德和多马，斯旺、索洛、米德等分别提出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使投资函数理论得到进一步延伸。
（2）发展了消费函数理论，引入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持久收入（预期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概念，而不象凯恩斯那样仅停留于国民收入、绝对收入的分析，同时发展了市场预测理论。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杜生贝的相对收入假定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定。
（3）从封闭经济模型发展为开放经济模型，打破了凯恩斯假想的封闭经济模型，引入了国外部门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马柯洛普、琼·罗宾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凯恩斯的追随者们的这些论点不仅发展和丰富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而且符合了当时西方各国经济增长和对外投资的需要，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第四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现代宏观经济
学在争论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演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以后，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派，在二战后大约保持了20年的极盛时期。60年代后期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难以做出解释，未能提出有效的经济政策。于是，宏观经济学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1）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开始复兴。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货币数量理论的复兴—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逐渐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有力挑战者。其次，以林德伯克为代表的新一代瑞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也开始复兴。他们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结构分析，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混合经济模型”是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又一个新动向。另外，长周期理论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如熊彼特以创新为中心的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的55年长周期理论以及库兹涅茨的20年长周期观点等。
（2）凯恩斯派宏观经济理论也不断改进和完善。例如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长期化时，不仅从总需求方面作了补充，而且还重视分析了总供给的变化；不仅继续采用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且也强调采用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后一方面，琼·罗宾逊、詹姆斯·拓宾、阿瑟·奥肯等人在经济分析中对价值判断、伦理标准的强调，都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色彩强化的具体表现。
（3）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非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互相渗透。两派虽然都采用总量分析方法，但由于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不同，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论战非常激烈。不过，经过较长时期的争论，两派开始互相吸收对方的合理部分，互相影响和渗透。目前，在货币因素的重要性、失业问题的顽固性、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浮动汇率问题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接近的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派的分歧消失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货币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二者的论战还将继续下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又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由于理性预期学说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他们以粘性工资和粘性价格假说为出发点，对非自愿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作了新的解释，同时还致力于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寻求一个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性、不对称性和滞后性。
（2）非均衡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贝纳西等人的努力，形成了一个非均衡经济学体系。
（3）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视野显著地扩大了，引入了人力资本、非技术因素等，特别是重视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诸如产权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的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宏观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使宏观经济研究出现了新的格局。
（4）政府失灵问题引起了较大的研究兴趣，出现了从金融政策角度或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进行的新的理论解释，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宏观经济学范围。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的规律的学问。经济活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学本来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划分。这从经济学说史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不仅研究了国民收入、国民财富、货币流通总量等问题，而且也研究了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价值和分配问题，即使是魁奈，也对微观经济学领域内的“纯产品”问题进行过细致的讨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深入，才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对此，正如我国经济学家樊纲（1997）指出的，“经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上，理论是十分综合的，但也正因如此，最初阶段的经济学是较为幼稚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是一种进步；正是这种分工为理论的深入和这深入之后更高级的综合，提供了新的基础。”
微观的英文是“micro”，原意是“小”。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的英文是“macro”，原意是“大”。所谓宏观经济学则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
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4）基本假设不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
（5）中心理论和基本内容当然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理论、产权理论、福利经济学、管理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作为经济学的不同分支，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的分析，采用的都是实证分析方法，即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涉及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从而与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先于宏观经济学产生，发展得比较成熟，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组成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多说一些。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把微观经济理论所探讨和得出的某些原理当作既定的前提加以接受，诸如价值形成问题、收入分配的依据问题等并不包括在他们的理论之中。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一直缺乏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寻找微观基础一直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工作。
（1）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萨缪尔逊早就提出，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另外以卡尔多、琼·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要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中去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要承认价值本身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承认分配问题不能脱离特定历史条件和所有权因素来考察。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中两大分支—新
古典综合派与新剑桥学派—之争，这个争论还在继续进行。
（2）货币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问题，货币主义者们、尤其是所谓第二代通货膨胀研究者们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们认为，人们的预期的形成与市场信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市场信息的获得不仅需要成本，而且难以充分。因此，只分析宏观经济学领域中货币流通总量和利息率水平，不分析微观经济学领域中的人们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市场信息的传递方式，是显然不够的。
（3）希克斯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问题上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货币主义。早在30年代，他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就着手于二者结合的尝试，在他的理论中，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是一致的。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总体行为、考察经济的总体趋势的学问，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单个经济个体的行为加总的结果，因此，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构成经济的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企业的微观基本行为相一致。为此，现代宏观经济学采取三个基本步骤：首先，试图从理论水平上理解单个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过程。他们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典型的或平均的家庭或企业，然后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研究它们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怎样以及将要怎样行为。其次，宏观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加总经济中个别家庭和企业的所有决定，来解释经济的整体行为。他们将典型家庭或企业的行为以某种适当的方法加以“复合”（multiplied），把经济中的关键变量如价格、产量、消费量等等加总，然后推导出整体数据间的各种不同关系，以图解释关键经济变量间的联系。最后，通过收集并分析实际宏观经济数据以赋予理论经验内容，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宏观经济学普遍地引入中国已有近20多年的时间，其中经历了批判、部分吸收、全盘吸收、科学借鉴等曲折的过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有用性以及如何运用等问题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期间的原因主要有：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一直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唯一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作为“后来者”要被整个经济学界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是要被老一代经济学家接受难度很大，目前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掌握得较好。其次，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与西方经济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有巨大的体制差异，改革以来虽然正在实现转轨，但这种体制变迁尚未完成，这样，西方经济学要在中国开花结果，还需要伴随体制“土壤”的转变和培植。另外，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因子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即使是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其干预的“度”的把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只有在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整体掌握和精髓吸纳的前提下，才能谈到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关于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中国是否有用，已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中国经济学要与国际范式接轨是大势所趋。至于有人提出建立所谓的经济学的中国流派，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面对的是人类一般的经济活动，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国界之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对不同国家来说，只是研究的问题不同，运用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可以相同，西方经济学作为有用的工具，完全可以拿来运用，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当然，直接运用不等于完全照搬，一定的修改和完善还是必要的。当前重要的不是要不要重建中国经济学流派的问题，而是要平心静气地学习和消化西方经济学理论精髓和学术传统的问题，重点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目前在我国，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和运用中存在一定的误区，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主要表现在：
（1）把宏观经济学当成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学问。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正如樊纲教授所指出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不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很小的、很“窄”的，只是经济学宏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说明许多问题，而只能说明经济生活定的一类或一组问题；更严格地说，它只是对复杂的、立体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从一个特定的侧面、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解析。
（2）把一些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宏观化”了。例如企业效率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等本来都属于微观领域的问题，但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事、结构的事都由中央政府管，因此似乎是“宏观”的事。但从理论分工的角度看，并非如此。现代宏观经济学虽然也从家庭、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入手分析宏观现象，但它实际上研究的是单个主体所面对的一类特定问题，如消费和储蓄行为、投资行为、就业行为等动态效率问题，而不是“成本最小化”的企业自身问题，或“结构瓶颈”之类的产业结构问题。
（3）把一些本属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长期问题”扯进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围。增长理论属于一种“长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问题和何种长期增长率最优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短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短期波动”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问题其实是增长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特例，它比一般的增长问题更加具体、也更加综合，一般运用发展经济学进行解释。所谓发展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学各种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理论，不仅仅涉及到宏观经济学。
（4）把一些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与宏观经济学混淆了。我们知道，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具有最基础的地位，它决定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着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稳定。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内的研究，一般都把“制度”假定为既定的。制度经济学则不同，它是把“制度”因素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专门研究经济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如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规律（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当前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很显然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围，但常常被当作宏观经济学问题来谈论。把体制转轨、制度变迁之类的“长期的、动态的”问题当作只能解决“短期的波动”问题的宏观经济学问题，显然超出了宏观经济学之所能，是不恰当的。
总之，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在经济长期增长的背景下，研究某一较短时期内的由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所决定的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缩小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实是很窄的、很有限的，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吸收、借鉴和运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时已经出现并必须注意纠正的倾向。
参考文献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1997：《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厉以宁，1997：《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
梁小民，1997：《西方经济学教程》，中国统计出版社。
P·萨缪尔逊、W·诺德豪斯，1989：《经济学》，商务出版社。
E·夏皮罗，1985：《宏观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关键词】经济学现状；根源；建设??
我国经济学界的权威杂志《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发表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的热烈讨论，对该文中指出的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符合实际，表示坚决支持；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传统观点”，不能“与时俱进”，反对“与国际接轨”，是“左倾教条主义”，等等。看来这已不是一般的学术争鸣问题，而是有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我作为一个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的学人，对此不能不表明我的态度，因此写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文，发表在《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11期上，并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第20次年会上，宣讲了我的观点，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经济教学与研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何以为证？?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压缩到仅10小时，连政治经济专业学生也不到40学时。基本上被“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
2、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课题和发表的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甚至公然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3、[jp2]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就拿我们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来说，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其他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就别提了。这的确令人感到寒心。[jp]?
4、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日益缩小。毕业的硕士、博士留校后都不愿意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我们这一代已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恢复招生后几届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绝大部分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新毕业的硕博士生由不愿参与，后继乏人，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队伍的中断，前途不堪设想。?
5、与以上情况刚好相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大行其道，绝大多数中青年经济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言必称“五斯”：凯恩斯、诺斯、科斯、卢卡斯、莫里斯。特别是大肆吹捧美英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被贬为“教条”和“空想”，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更是不在话下。这种情况，与国家变质后经济学界的遭遇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二、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
1、制度上的原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国宪法上明确规定的，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单位和个人，却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反对别人学习，这是违反宪法的，但是却受到某些组织和领导的纵容和重用。可以说，我国高校半数以上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单位和领导都是如此，他们占据了“半壁江山”，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2、基本概念的混淆：首先是乱用“左”与“右”的划分，把强调计划调控斥之为“左”，强调市场化改革斥之为“右”，而把主张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者斥之为“和稀泥”、“调和派”。其次是“主流”和“非主流”的模糊区别，在前几年经济学界的“挺郎”与“批郎”之争中，挺郎派自认为是非主流学派，而把对方打成“主流学派”，即属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牛头不对马嘴，这不足以服人。最后是关于“海归派”与“土专家”的问题，他们的认识会有所不同，但各有优缺点，不能把“海归派”都说成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因为这不符合基本事实。?
3、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现在则主要是“无用论”和“过时论”甚嚣尘上，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已经过时了，无用了，因此没有必要学习和研究了。?
4、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是全盘否定，彻底批判，现在则是全盘肯定，并被为捧“上宾”，基本上占据了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讲台，也充斥到我国的报刊、论著、电台、电视等舆论阵地，在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的幌子下，大肆推销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货色。?
5、中央某些部门（主要是宣传、教育部门）对以上问题认识不清、是非不明以至无所作为，助长了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的歪风斜气。如高校的经济和管理学专业（除经济学基地班之外）可以不开政治经济学课程。研究生课程则大大精简《资本论》的教学，不断扩大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这都是在国家教育部门有关单位的指示和默许下推动的；在经济学学术讨论中，我国宣传舆论界支持一派压一派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我国的报刊杂志中，在“与国际接轨”的幌子下，少登甚至不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主要刊载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文章，特别是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用西方经济学的案例和模型，采用高等数学的方法，这样的文章充斥了我国经济学杂志的版面。这些都是我国高校经济学的教师与学生很少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发表有关论文的主要原因。?
三、妥善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
1、关键在领导，特别是宣传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至理名言，希望有关部门和领导深思。?
2、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导地位，并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和方法。?
3、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科学地、全面地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内容摘要：二战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形成不同流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三大流派。文章通过分析三大流派的主要观点，揭示了西方政治思潮的共同特征。
关键词：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共同特征
政治思潮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变迁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映。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政治理论，这些理论的产生是为了探索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严重政治社会问题。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主张繁杂、流派众多，包括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绿色和平主义、女权主义、新纳粹主义和人权理论等不同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流派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三大派别。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又称现代自由主义或者左翼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流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新自由主义起源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很大。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相同之处是都崇尚市场自由竞争，他们的精髓和核心都是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但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主张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政府只不过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对内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外防止敌人的入侵；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存在着失灵，因而需要政府的干预，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采取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的措施。
十九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出现古典自由主义所希望的全面繁荣，而是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工厂大量使用童工劳动，广大工人的经济政治条件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极为严重，道德沦丧，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尤其严重的是经济危机爆发频繁。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这次危机导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对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开始进行重新认识，他们在关注发展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同时，也注意调节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矛盾，希望避免社会动荡，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统治。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新自由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杜威等人。这个阶段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贡献是：解释自由的概念和自由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实施全面干预的主张。
第二阶段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斯福、凯恩斯等人。罗斯福的“新政”，全面论证了国家干预的理论和政策。“新政”的成功实施，直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成为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潮。凯恩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代表，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必要的手段和方法，创立了凯恩斯主义，这个理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把新自由主义推向了顶峰，并成为西方国家实现战后复兴、建立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主要代表人物是罗尔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式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受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资本主义世界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产生了疑惑、动摇。罗尔斯面对新自由主义艰难局面，积极地总结、论证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又把新自由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罗尔斯的经典著作《正义论》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系统阐述的理论巨著。
新自由主义的共同特征是：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维护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国家不干预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而不是取消个人自由；二是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改良的理论和政策，而不是革命；三是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性，重视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干预作用，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的巨大进步以及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
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又称自由保守主义，或者称右翼自由主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因滞胀式经济危机而陷于严重困境，新保守主义乘机取代了新自由主义的应有地位。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诺齐克等人。他们主张将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反对国家主义即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哈耶克等新保守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出了猛烈的批评，认为计划经济最大的缺陷是经济集中必然导致政治上集权，导致权力的滥用。二是通过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论证了自由市场理论，既强调习惯、习俗和服从是人类社会与文明真正的起源，又认为人类社会不能完全认识社会的奥秘和规则，社会发展是自我运行的，是不能按照人们确定的计划来进行的，在经济领域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调节作用；作为个人，需要遵循社会规则，进行自由探索，寻求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三是对自由和平等提出了新观点，自由是个人的自由，而个人自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旦取消私有制，就会危害自由，走上极权；真正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收入或者财产的平等，国家的法律应以使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从事各项活动为目的。四是对法治提出了新看法，法治是自由国家和专制国家最显著的区别，但是“合法”、“依法办事”并不一定是法治，因为极权主义者也可以立法，使自己的专制统治合法化，但这不是法治，只有在维护自由和竞争的条件下制定法律并加以执行，才是真正的法治。
新保守主义最明显的特点是：他们“反国家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他们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自由运行。
新保守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里根、撒切尔夫人、科尔等著名的政治家采用新保守主义理论作为施政的理论基础，大力推行以私有化、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为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科技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迅速发展。
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起源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左派或者中左派政党纷纷执掌国家政权，“第三条道路”在西方世界盛行。它的主要观点是要走一条既超越国家干预的“老左派”理论，又要超越自由放任的“新”理论，寻找一条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中间道路，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后寻找一条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道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基础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机会与责任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的统一。
“第三条道路”兴起的原因是：第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为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如环境问题、世界恐怖组织的猖獗等成为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具有全球性，单靠一国的力量几乎是不能解决的，因此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第二，西方国家面临亟待解决的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西方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必须寻找一条新的理论道路，这条理论道路既不能同于新保守主义也不能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模式，既要克服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缺点又要吸取他们的适用的理论成分，以确保社会进步与社会公正的有机统一。
“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主要理论观点是：第一，在经济方面，主张克服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不足，建立资本主义市场与资产阶级政府新的契约关系。政府的职能要加强宏观调控，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二，在政治方面，主张政治改革，实行权力下放，反对权力的过分集中，淡化左右之争，超越一切过时的理论思维。第三，在国际事务方面，谋求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实质就是加强本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第四，高度重视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把高素质的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解决失业问题、提高国民素质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根本手段。第五，重视环境问题，把环境保护作为本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加强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共同特征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以继承资本主义传统理论和扩大资本主义影响为前提，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尽管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存在许多流派，持有各自观点，但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存在共同的特征。
第一，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执政的理论基础，是在当今世界政治思潮中处于主导地位、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常常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所采用，为这些政治家们制定国家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社会问题和尖锐的社会矛盾的需要而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当代西方政治思潮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时候产生的，为解决西方社会复杂矛盾、问题提供了方法、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发展。
第三，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与以前的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具有一系列的新特点：一是研究重点由一般性的政治理论问题转向了对现实、具体和微观的政治权力运用的政治过程和政策的研究、分析。二是西方政治思潮在世界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逐步地国际化。三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研究方法出现了多样化、综合化，常常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形成许多政治学的新学科、新领域。四是从它们发展的态势来看，西方政治思潮各派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其界限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特点。
第四，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以改良和改革为特征，都是以积极的姿态寻求解决资本主义各种问题的方法，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扮演了“资本主义病榻旁的医生”的角色，服务于巩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他们采用了改良或者改革的方式，竭诚地服务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盲目性和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加剧，新保守主义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无法根本解决效率与公正的矛盾，但他们都竭尽全力地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寻求新的社会制度去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提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巩固和完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矛盾的科学理论、方法。
当代各种西方政治思潮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但他们一致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实践。西方政治思潮的各派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极力攻击、歪曲马克思主义，诋毁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策；认为社会主义是非人道的，错误的；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乌托邦等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诋毁、歪曲，完全是为资本主义辩护，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参考文献：
1.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概述
19世纪以前，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研究方法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19世纪80年代，掀起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的第一次方法论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先后产生并掀起第二次经济学方法论高潮，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博弈论等先后诞生，经济学进入数理逻辑和动态分析时代；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主义促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兴起，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和检验标准问题展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掀起第四次高潮并进入成熟期；80年代以来，方法论转向多元化选择阶段。
2.科学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成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要求检验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论来判断理论适用性。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利用历史数据对相关变量作回归分析，推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它要求科学理论结构公理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采用公理化结构，标志新古典学派思想和方法论成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综合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形式化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方向，阿罗、德布鲁等引入拓扑学和集合论建立模型，实现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公理化。波普尔证伪主义又称为“后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反对结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成为现代西方经学方法论基础；哈奇森把波普尔证伪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后来，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方法产生争执，引起经济学进入数理和计量等纯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工具主义阶段。
3.人本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主义，产生了主张总结商业资本家经验方法论证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使西方经济学逐步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启蒙时代，关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认为依靠道德，而在《国富论》认为要依靠竞争机制，这种体现了当时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体系的碰撞；19世纪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旨在为人谋求福利；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经济规律是个人心理的外在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经济活动受到欲望和避免牺牲的心理动机支配的，成为剑桥学派建立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学假设应涵括更多人类心理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价格理论研究；20世纪中期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运用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科学史进行动态研究，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科学；从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前的方法论也受到人本思想渗透，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博弈论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人性化，呈现非理性主义倾向。
4.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对峙的，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人类历史社会框架和价值观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入相互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体系为前提，体现为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超越传统范畴，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检验性，单纯用数学和计量模型抽象化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人否认探求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全盘否认建立在实证主义、证伪等方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还有人认为博弈均衡状态的达成取决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论是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完全，这些观点是极端的：首先，对“理性假设”的质疑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在理性假设下把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建立数理模型有利于简化分析，且方法严谨；其次目前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方法论可以在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论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完全抛弃这一假设，否定可检验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学研究将变得混乱。
二、结语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干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关键词：新儒家；政治思想；意义
一、引言
从当代的中国看来，聚集了各式各样的思潮，人们自身的思想在中国从古便有的思想以及其它国家比较开放的思想影响之下显得更加的丰富。新儒家思想是其间非常重要的一种。新儒家思潮将中国所具备的传统型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思想相互整合，产生了一种满足当前时代不断高涨的需求，却又比较保守的社会思想。
二、当代新儒家概述
（一）当代新儒学的产生
新儒家思想又被叫做“新儒学”，其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新儒家其是对于宋明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儒家所具有的心性之学当作最为重要的思想。新儒学所重视是儒家所具备的心性之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同时提出了需要将它和现代化的民主科学事业相互融合。从某种意义层面而言，新儒家所重点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优越性质，其指出由孔孟之道至程朱理学有其相互连通的优越之处；儒家所重点关注的是人文主义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其与道法自然相互统一；中国文化的不断进步需要创建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足够认可的基础之上，唯有认可本土的文化，才可以更加好的汲取西方的现代文明1。
（二）新儒家的含义
从一般意义层面而言，当代新儒家所代表的是民国之后在当代社会环境之下所形成的以当今社会不断发展现代化为基础的儒家思想潮流。其往往涵盖了民国初期便逐渐开始的大陆新儒家与中国爆发内战以后存在于香港、台湾等其它区域的新儒家学派。伴随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与台湾实施民选政治之后，经济高速发展，文化背景渐渐放款，国内与国外的新儒家渐渐开始发展，同时逐渐促进了大陆部分专业人士对于社会实际和儒家文化关联的思考。
（三）当代新儒家的学术特点
当代新儒家具备着部分共相性的学术特点其大致涵盖了立本于儒学、融合中西学术、构建本体论以及推崇直觉等。
当代新儒学为什么被叫做当代新儒学的重要原因便是其立本于儒学，维护儒学所具备的基础价值观念。梁漱溟学说的中心便是中国文化复兴说，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儒学特别是研究如何将孔孟思想进行现代化发展，并对比人的直觉与孔子和孟子所提的良知、良能的关系，这一学说认为直觉是一种人的本能行为，与人的理智构成对立关系，属于人进行求善的行为。为了引导人们按照自身的直觉去生活，需要发扬孔子的孝梯和礼乐观念，从而促使社会中的各种人都能够生活在一个仁的精神氛围中。
当代新儒学所具有的“新”字大都展示在其结合了中西学术。能够这么说，当代新儒家的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中西文化结合论者，其均具备着开放性的学术胸怀，高度关注西方哲学在中国文化构建环节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中的部分学者将中西方的学术融合在一起，构建起了中西合璧全新的学术体系。梁漱溟通过研究西方文化，提出西方文化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已经遇到了障碍，但是他没有因此全面否决西方文化的特定历史价值，并认为其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中，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自由与人的个性可以较好的弥补中国在物质文明方面的欠缺。
当代新儒家的学者大部分均具备着非常深厚的哲学素质，其间并不缺少哲学巨匠。其和西方实证主义与胡适经验论排斥形上学的理路完全不一样，大多数都守护着哲学“站脚得住”的本体论2。非本体化的哲学观念来自于西方的自经验批判主义。当代中国哲学的实证派主要是胡适提出的以美国绝对自然经验主义为基础，综合了自然、人、思想的内涵，尝试突破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两者间的对峙关系、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冲突性，而没有过于关注经验的发生和本体论证明。
科学实证是西方实证主义的基础，这与现代新儒家研究者对于科学理性的宽容过程中不断推崇直觉形成鲜明对比。其中，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式一般采用科学实证法。在中国的当代哲学中，属于科学实证派的人物主要是陈独秀，他提出了“科学实证之法，归纳论理之术，必代圣教而兴”的思想。之后，胡适实践了上述预言，改变了传统方式的思维模式，为哲学研究的创新手段构建了科学的工具。
三、当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想
（一）当代新儒家的“新外王”的民主追求
“新外王”说所指的意在由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圣”的道德价值里面创新出中国文化的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怎样经过对于儒学的再次研究、阐述，以寻找出能够当作当代民主理论的起源，使得中国在现有儒学的基础上，迈出较为混乱的历史轨辙，进而长治久安的生活之中，始终都是最为主要的思潮之一。当代新儒家指出传统的儒家思想里面存在着非常深厚的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精神，然而在长时间专制政治压制背景下，儒家思想融进了反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组分，甚至转变成了专制的护身符，所以针对儒家思想，不可以笼统性的进行反对或者是接受，然而是需要理清其间种种联系。当代新儒家始终都在尝试在民主和儒学之间实施理论的梳理与建设，为此做出较多贡献的便是徐复观与牟宗三。
牟宗三提出的哲学理论融合了F代儒学思想和西方的科学民主理念。跟道德主体相比较，政治主体与认知主体属于同一层次。牟宗三认为，当前中国尚未形成真正的民主政治主要在于历史因缘的原因，其中，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的“职业殊途，伦理本位”理念中没有形成对立阶级。但从西方社会发展看，其历史发展中存在相互对立的阶级，而民主政治对于对立阶级而言是比较合适的，因此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项较为重要的历史原因。同时也需注意，如果只是存在阶级对立现象而没有良好的个性自觉，那么民主政治与当代健全的国家法律政治也一样无法形成。因此，阶级对立只是产生民主政治的基础因缘，但不是根本原因。个性的自觉才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因素，这使得西方形成“分析过程的尽理精神”，而中国文化则得出“综合性的尽理精神’一这也是中国文化不能形成民主政治的本质原因。
（二）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困境
当代新儒家致力于达到马克思主义、新儒学以及西方思潮的良性互动，同时预估中国的文化将来的发展方向。然而从当前看来是无法达到的。当前人们所研究的非常多的命题，与五四时期非常相似――中国当前的社会即使已经迈入了现代化，然而前现代与后现代要素共同存在，当前恰好是社会价值结构重新组合的重要阶段――因此，新儒家所具有的迫切感与使命感显得更加的沉重。
新儒家所提倡的“内圣”，是以心性论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儒学并不是一个宗教，然而有着宗教的狂热性，特别是在道德伦理方面，展示的更加显著。即使通过了新儒家的重重解构与较多阐述，新儒学所倡导的依然是宗教性的道德，此和当代社会的理性化相互违背。前者是公德，是当代社会生活所期望的状态，后者是私德，是个人自身的理想信念与最终关怀。其不但把“天地国亲师”的信仰系统当作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同时承认了以个人自身为主是社会历史不断发展所获得的产物，同时将其当作当代社会发展的基石，进而将社会当作契约来创建现代化的民主法治。使得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发生混论，最终只能造成伪善――既然将孔孟之道当作行为的标准，便需要根据宗教性的道德规范本身的言行。若没有办法达到，仅仅求取形式层面的完善――不管是谁都不会愿意去承担被人们看做是另类的危险。这样的伪善在近千年的封建官场中比比皆是。当前，依然有其它国家的学者由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层面去寻找伪善的痕迹。
四、当代新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
新儒家中所涵盖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但能够达到社会公道，同时能够推动民族经济的逐渐进步，其所主张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背景之下能够继续保留自己的私有财产，涵盖着私有经济的不断发展，提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的设想，这样的主张在当今依然是非常合理的。其所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重视国家计划对于公私经济的调控与国家对于经营权的把控，重点体现出了他们国家民族至上的理念，同样也显示出了国家宏观调控对于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价值。这样的主张在当前仍然有非常大的作用。新儒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其指出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并不冲突，其所强调的政治，依然是民主的政治。其指出能够民主政治的背景下，经过改善相关方式，渐渐迈入社会主义道路。在民主政治里面引进社会主义要素，将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公道经济相互结合。
当前人们所执行的依然是市场经济构建，新儒家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主张显明有点不合时宜，然而其所提出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设想以及重视国家、政府在经济不断发展环节中的重要价值的观点仍然有着非常积极意义。其所提出的社会公道思想和当前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同样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环节正义、公平需求是一致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需要充分的社会平等，政治权利体系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人们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对国家与社会所有事项进行管理，享有法律所给予的权力，享有民主的权利，人权能够获得足够的尊敬与保证，社会正义和公平能够获得更加充分的展现，产生民主、和谐的政治关联。新儒家是一个自由的主义者，其所提出的非常多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民主政治构建的价值目的是完全一样的，新儒家所重视的法治思想c提出的政治制度对于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制度构建均具备着非常积极的参考作用与较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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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认识胡老师是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上。这次会议是讨论时任该所所长许涤新同志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词典》“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词条的初稿。会议由张培刚教授主持。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老师在会上发言最多，几乎讨论每一个条目，他都能提出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关于斯拉法的一条，更是如数家珍似的娓娓道来。我顿生敬慕之情，总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向胡老师学习。随后，我因积极参加学会和其他学术活动，便能经常得到胡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使我终生难忘。
几十年来，每当我在学术上，以致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有什么为难之处，首先想到的就是求教、求助于胡老师，也包括胡师母。他们也总是热情地、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关心和帮助。例如，尽管胡老师工作十分繁忙，但我每次请他为我的书作序时都从不推辞，总是满腔热情地从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写作，还总是提前交稿，使我十分感动。我在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有关学术活动和工作中更是得到胡老师的积极支持、关心和帮助，使自己更有效地扩展了学术视野，提高了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胡老师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可谓学贯中西，睿智超人。仅改革开放以后他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含与其他人合作的）就有20余本，论文100余篇，而且屡获重奖或好评，影响十分深远。
早在1980年，胡老师就出版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一书，在国内首次全面、系统地评价了弗里德曼货币学说，开创了国内马克思主义者“一分为二”地评价西方一个经济学派理论的先河，特别是对青年学者系统了解货币主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接着1982年编著出版的《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一书，亦受到学界热烈赞扬。《金融研究》杂志刊文指出：该书“系统而通俗地介绍了乞止20世纪70年代末，资产阶级各个流派的经济学家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他们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1982年，胡老师与厉以宁教授合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是国内首次全面论述、深刻分析、正确评价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主要学派学说的巨著。《世界经济》杂志刊文高度评价说：“这是一本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学术论著”；作者“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主要流派，以及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瑞典学派、熊彼特理论体系和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评述，涉及各派的学说渊源、重要代表人物、理论特征和分析方法以及它们的主要理论”。因此，该书不仅在当时成为国内同类著作少有的畅销书，而且影响极为深远，成为后来国内学者研究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重要论著和编写教材的最早范本。该书在1987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8年，胡老师出版了《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学评论》一书。这是他多年潜心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创新成果，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著作，主要包括了对斯拉法的商品生产和价格决定理论与西方经济计量学的评述等，凸显了胡老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勇于进取、敢登理论前沿、不断开拓经济学学术研究新领域的创新精神。1953-1960年他在北大主讲“统计学原理”和“经济统计”两门课程，他结合教学写出一系列经济计量学方面有创新见解的论文。进入60年代后，他便从研究统计学扩展到西方经济学更广阔的领域，首先是对刚问世的斯拉法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
1960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西方被誉为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不仅解决了李嘉图“不变价值尺度”的难题，而且对马克思的价值——价格理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胡老师及时注意到这本书的出版及其影响，从1962年起就进行认真研究，并写出了4篇共约9万字的长篇论文，对其理论体系、方法和实质作出系统的深入分析和批判，在指出它最迷惑人的“还原理论”是所谓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说：“‘还原方程’并非斯拉法的‘发明创造’。实质上，他是用数学符号复制麦克库洛赫的庸俗价值理论。”他认为，斯拉法与麦克库洛赫的区别只在于手法不同，后者是把用以支配劳动的可变资本由远期顺推到近期，按复利法计算出使用的资本总量，并把这个总量视为劳动的实现；前者则相反，把用以支配劳动的资本由近期推到远期，同样按复利方法计算出它的价值总和。
但二人的致命缺点都是否认马克思的关于价值乃是唯一由活劳动所创造的基本观点，因而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庸俗价值论。
1989年，胡老师与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教授共同编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下册）是又一部质量很高、影响很大的著作。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经济文献信息》报导评价说：“该书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其他主要流派之全面和系统，评价之中肯与深切，是近年来同类著作中少见的，它几乎囊括了西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读完这本书，不但可以从整体上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体系，而且可以完整地把握某一理论的渊源及其现状。这是作者们多年来潜心研究、精心剪裁和巧妙设计的结果，也是该书的独到之处”。因此，该书被评为“北京大学第三届科学研究成果奖”的荣誉奖；并获得1991年“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0年，胡老师与刘诗白、魏埙、宋承先教授共同主编出版的《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一书，主要是由胡老师于8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专为研究生班开设主讲“评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专题课程的基础上写成的，全书12章中有6章都由胡老师执笔撰稿。深刻反映了胡老师对《资本论》的深刻理解、坚定信仰和对西方学者相关观点的熟悉了解。该书是“六五”计划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之一，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1990年度著作奖”。评委会认为，“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介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研究的专著，是一本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品。……该书有力地回答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资本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本专著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评介当代西方经济学，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98年，胡老师主编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及其影响》一书，是“七五”期间全国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它创造性地提出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有“六次革命”的新论点，勾画出西方经济学400多年来演变的基本过程；随后又着重分析了从边际革命，特别是凯恩斯革命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各家各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及其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影响。该书的出版对国内学者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过程、原因和实质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在2003年获得第三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改革开放以后，胡老师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仅已精选汇集成册，公开出版的就有《胡代光选集》（199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学评论》（前已述及。198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三大卷，成为我国经济学界蔚为壮观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译著和工具书方面，胡老师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78年开始直到1997年，由他主要负责编选、组织、翻译出版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有17辑，并且为其中绝大多数亲笔撰写了每辑的“出版说明”，对国外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和人物进行了简要的评论。这套《论文选》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好评，并实际成为国内学者研究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大量引文的重要来源，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1996年，由胡老师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4版中文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1999年由胡老师作序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中文译本（华夏出版社出版），都成为国内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重要参考书籍。在工具书方面，他和高鸿业教授先后于1996、2000年共同主编（笔者任副主编）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和《西方经济学大辞典》，为国内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条件，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胡老师的一生，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众所公认的杰出贡献，而且作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始终忠诚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从1960年开始，他出任北大经济系副主任、主任，1985年北大经济学院成立又任第一任院长，同时兼任烟台大学经济系首任主任等，都尽心尽责一步不落地出色完成了教育领导职责；对学生既热情关怀，又严格要求，诲人不倦，因而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和赞誉。他从1953年进入北大算起，在近60年的教学生涯中，辛勤培养了四五千名经济学科本科毕业生、指导硕士生70余名，博士生21名，此外，还在西南财经大学负责培养了博士生14名，不愧是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宗师。因此，在2010年北京大学诞生110周年之际，胡老师获得北大教师最高荣誉奖——蔡元培奖（获此奖的仅10人），被誉为“北大名师”。
胡老师一生的重要贡献绝不仅限于一两个高校之内。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于1979年9月11日宣告成立，他从成立之日起，就先后担任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的重任，长期为研究会无私地辛勤操劳，并力求充分发扬老会长陈岱孙教授所倡导的“弘扬马列，锐意进取，借鉴西学，体察国情”的精神，和研究会一贯遵循的“尊老扶幼、团结奋斗、共同进步”的优良传统。研究会之所以有今天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与他往日长期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外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胡老师还曾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和第六、七、八届民革中央常委，积极为国家、社会出谋划策。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胡老师不仅为人谦逊、诚挚、乐于助人，而且矢志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具有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和刻苦勤奋的敬业精神。直至卧床不起之日，他都不停地博览书报、指导博士、笔耕不止；同时时刻关心国际局势、祖国前途和学术思想前沿。他曾坦露心扉：“我常想，既为共产党员，那就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实践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誓言”（胡代光著《九十春秋的回忆》。我真切地感到，他的誓言已句句兑现，他的一生，堪称是奋斗的一生，学界的丰碑，后辈的楷模。胡老师虽已和我们永别了，他的贡献和风范将永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