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医;象思维;图像思维
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属于人脑机能对于物质世界的主观映象，而以意识为基础的思维是人类所具有的高级认识活动，其建立在人脑固有的成像、语言、感觉能力之上，是以大脑感知的对象为基础，通过分析、综合、逻辑、推理、判断等方式，发现或概括出事物现象之间复杂联系的大脑运作活动。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思维的形成过程与大脑认识活动的“观念”形成原理相同，是物质“移入”人脑，经由人脑改造的过程。物质“移入”人脑并改造的途径，主要分为具象思维［1］和抽象思维两类，而具象思维的主体部分与“象”思维一致，均以具体的图像、文字作为思维的基础。两类的思维方式均产生于物质世界的长期发展，并长期存在及发展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活动中的各个领域，其中具象思维出现的时期远早于抽象思维。中医学在形成之初受到当时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故以“象”思维为基础，因此，探究中医“象”思维对于认识、运用中医及领悟中医独特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1象思维与图像思维
“象”字，狭义指代动物大象之形象，广义则指眼见之形象，如天、地、人以及万事万物之形象。“象思维”一词由哲学家王树人先生提出，并为中医学术界所接受。所谓“象思维”，就是以象为基本元素的思维［2］，而有别于以概念为基本元素的抽象思维，并非把事物的一切可感形象抽调后得到的反映事物内在本质的思维形式，而是可以直接以“图像”的方式，通过人脑对图像的联想、想象、比类等方式来思考和概括事物变化、本性及相关联系的一种思维方式。从“象”形汉字来看，其形成便是物象简化的表达，所形成的单个汉字亦是一幅图像。象形文字产生的过程是图像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结合，以原本记忆于脑中的物象、图像为基础，人脑机能使物象变动形成图像思维再通过抽象思维，将事物的物象简化并转变为抽象后的汉字图像。华夏文化中各种各样的中国特色创作形象，如各类仙魔雕塑、楼阁建筑、水墨图画及汉字文艺作品等等，亦无不体现着中国“象”思维方式的特色，以具体的意象姿态承载着中国人脑中独特的思维文化。概念思维科学研究证明，人类原始的思维方式都是意象思维［2］，随着语言、文字的产生，意象思维才开始分化出抽象、逻辑思维，再发展形成“象”思维和概念思维两大类。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遵循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在远古时代，人类只能以图像为记忆点，通过五官感觉收集世界万物的信息，以视觉为主体，从而获得“象”思维的第一个基础———物象，脑中物象的变化产生了人类最基础的思维方式。随着人类智慧的进步，人类逐渐将脑中之象转变为语言，随后再转变为象形文字，借助物象的主体来抽象、构建文字，以形表意，形成了象思维的第二个基础———文字。因此，汉字是“象”思维的产物［3］，单个汉字也包含着最原始而形象的思维方式，再由多个汉字形成连续的思维，进一步则形成抽象的概念思维。据考古研究发现，最早出现的人类距今约500万年前，而语言、文字的出现距今约几万年，可以推断人类运用与锻炼象思维的时间是远长于抽象逻辑思维，因而人类大脑所开发出来的图像思维记忆能力应大于抽象逻辑思维记忆能力。譬如，人脑若不借助外用工具，如笔、纸、墨等，却可以运用脑中的图像来记忆大量的信息，如中世纪的罗马房间记忆法，便是利用人脑中已记忆牢固的图像，通过联想、想象将要记忆的数字与图像连接，从而记忆大量数字。鉴于此，探究象思维对于发展人的思维能力的意义深远。但是目前学者对于象思维过程的定义尚没有统一，仅有少部分明确指出象思维是以物象、图像来进行思维的。于春海［4］提出，取象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运用客观世界具体的形象及其象征性符号进行表述，依靠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进行思维。梁永林等［5］认为，以象思维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等象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通过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认知世界联系的思维方式。邢玉瑞［6］将象思维界定为:以客观事物自然整体显现于外的现象为依据，以物象或意象(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符号)为工具，运用直觉、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以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把握对象世界的普遍联系乃至本原之象的思维方式。故我们认为，象为基本元素的象思维与以“图像”为基础的思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然而中国现代教育受着西方文明的影响，以象思维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重视象文化的基础教育，包括右脑的图像、想象思维能力的锻炼，而是追求科学，以语言逻辑、概念、抽象等为主导思维，也因此造成很难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真谛。
2象思维的运用
中医源于中国古代文明，属于祖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拥有独特的象思维元素及理念，其内涵丰富，形成与发展均离不开象思维。通过掌握中医“象”，以象思维的方式思考，才能深入地理解中医理论。《周易•系辞传下》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指出中国古代先哲通过观物取象，将复杂的“象”分类为“八卦”，以“八卦”类推相似事物之间的联系与规律，以“象”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天地万物。吴润秋等［7］认为，《黄帝内经》应用象思维方法，通过观象认识天地之道，解释人体之理，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以天、地、云、雨之气的转化，推演出人体水液代谢的规律，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素问•五脏生成》记载的“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传达着以具有类比特性的象思维在中医藏象学的应用。此类著作均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取类比象［8］无不展示着中医“象”思维的魅力，亦启示着后来学者应以象思维来学习中医。关于“象”思维之“象”的界定，按人类认识事物发展过程可分为物态之象、功能之象、规律之象等;按人类思维构成要素又可分为客体之象、工具之象、认知之象。邢玉瑞［9］指出，“象”是客体的整体信息及其在人大脑中的反映与创造，总体上可分为自然物象与人工意象，后者包括符号意象与观念意象。毛嘉陵等［10］认为，中医象思维就是通过观察人体所表现出来的征象，运用联想、比喻、比对、象征、类推以及阴阳五行等推理模式进行演绎，以揣测、分析体内的生理、病理。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获得的症状、体征，便是患者的体验及医生的感知所形成的完整“物象”，可以反映人体在各种外来影响与自身因素相互作用下的阴阳变化，归纳出相关物象证候，从而指导中医处方用药。然而中医象思维的作用不仅限于此，其与西方医学逻辑思维相比，更具有活力、创造性、包容性［11］，可以充分调动并建立人脑的知识网络，因其凭借人脑擅长记忆图像的能力，既能够以“象”为思维的基础，又可以利用文字逻辑方法不断地延伸拓展，其运用方法可借鉴西方的“思维导图”［12］，运用图片记忆提升知识储备能力，采取图文并重的技巧，将各级知识内容转化为图像，从而将知识表达变得形象而生动。不同的是中医象思维拥有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借助阴、阳、木、火、土、金、水等基础自然物象及其所含的规律，在脑中形成中医的“象”进行思考，得出中医治病的特色方法，诸如“风邪袭上”“提壶揭盖”“釜底抽薪”“增液行舟”“泻南补北”“风能胜湿”等象思维方法。同时阴阳、五行学说贯通了对功能上相似相通事物的共同体验，所以能在医学、艺术、技术以至社会生活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也因此中医具有了独特的象思维元素。我们认为，中医“象”思维形成的关键在于改变个人的思维模式，由先入为主的概念思维，转为将症状、体征等比类为人脑中具体的物象，以此“象”进行思考。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通过症状来把握人的生理、病理之时，先利用阴阳、五行理论将症状转化为图像，在头脑中构建一幅包含木、火、土、金、水的自然图画，然后以此“象”为思考的中心点，而不是以文字概念为起点，进行联想、演绎、推理，如火性炎上，联想到火势的蔓延，波及的范围，再借助于逻辑思维去寻找解救的方法的图像，如水克火、釜底抽薪等，从而类比出相应的方剂、药物。在研究中医的过程中，借助中医象思维元素的独特原理，如“风能胜湿”［13］、“提壶揭盖、增水行舟”［14］，提出独特的研究方向，通过科学实验论证中医理论的有效性。中医象思维是客观与心中之象的联想、转化与联系的过程，是将获取客观信息转化为人脑中的“意象”而产生的思维。以脑中图像为基础进行思考，可利用人丰富的想象力与联想力，调动人脑中储备的知识。但是思维模式的转变，受到左脑为语言优势半球观念及现代教育的影响，因此，只有通过长期训练终止逻辑思维的能力，才能转变为象思维的先导思维。象思维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智慧，而逻辑概念思维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智慧，也只有以象思维为先导，继而以逻辑思维为发展方式，才能更加充分地利用人脑的潜能，进一步认识中医、改造中医、发扬中医。总之，中医象思维是以象进行思考的哲学，需要学习如何运用象，培养在脑中建立、记忆象的能力，通过把握脑中之象以推论、演绎物象的变化，体会物象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关系，进而到理解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与自然的象的复杂联系，再将其原理更好地运用到中医临床。
参考文献
［1］魏玉龙．具象思维的形成、发展和研究［J］．中医学报，2009，24(6):18-20．
［2］姚春鹏．象思维的基本特点［J］．中医杂志，2014，55(18):1531-1534．
［3］王永炎，于智敏．象思维的路径［J］．天津中医药，2011，28(1):1-4．
［4］于春海．论取象思维方式:易学文化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讨论之一［J］．周易研究，2000(4):76-81．
［5］梁永林，刘稼，李兰珍，等．象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思维方式［N］．中国中医药报，2010－11－01(3)．
［6］邢玉瑞．中医象思维的概念［J］．中医杂志，2014，55(10):811-814．
［7］吴润秋，杨绍华．《黄帝内经》象思维之研究［J］．湖南中医杂志，2007，23(1):57-61．
［8］宋秒，李如辉，王栋．取象比类方法在藏象学说中的运用探讨［J］．浙江中医杂志，2016，51(12):859-860．
［9］邢玉瑞．象思维之“象”的含义［J］．中医杂志，2014，55(4):271-273．
［10］毛嘉陵，王晨．中医象思维的文化解读［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12):4-7．
［11］王树人．中国象思维与西方概念思维之比较［J］．学术研究，2004(10):5-15．
［12］高燕鲁．诊断学临床实验中思维导图教学法的应用价值研究［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6，23(8):10-12．
［13］李伯华，张苍，张广中，等．取类比象在皮肤病湿邪与除湿治法教学中的应用［J］．时珍国医国药，2016，27(6):1512-1513．
多年来，医学检验的基础医学概论1的教学模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课程内容未能体现医学检验的专业特点;课程体系过分强调各学科的系统性，忽视了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课程内容与医学检验专业的相关性和适用性;各课程之间重复的内容较多，交叉内容教师互相推诿或争着授课，其结果是学时、内容偏多，越讲越深，很多内容已超出医学检验工作的实际需要。基础医学概论1虽有专门教材，但基本是各课程的简单拼凑和压缩，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在教学模式上，采用分学科、分系统，按教材编写顺序由学科相关教师轮流讲授，学科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各课程教师的授课方式、方法以及授课内容的侧重点不能很好地协调统一，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不同程度的脱节，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虽然近几年对基础医学概论1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结合课程内容，辅以多媒体课件，采用理论实验一体化、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但收效不大，不能脱胎换骨，仍以教师讲授为主，过度地强调了教师如何“教”，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容易遗忘，达不到基础与临床结合，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不到培养;忽略了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忽略了学生如何“学”，如何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忽略了如何实现合作式、研究性学习和拓展性学习。教学评价形式单一，比较注重期末的终结性评价，造成部分同学不在意学习过程，缺乏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有效反馈机制。
2基础医学概论1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
2.1实施对象医学检验专业121班30名学生。
2.2优化教学内容构建知识体系以学校2010应用型人才医学检验专业培养方案和基础医学概论1教学大纲为依据，对基础医学概论1教学内容全盘把握，对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做到恰当地联系和衔接，对各章节知识点进行梳理，找准教学内容改革的突破口，把握与临床常见化验指标密切结合的知识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打破传统的教学思路，淡化学科界限，强调人体整体意识的原则，大胆调整，科学整合，形成一组织(基本组织)、三系统(运动系统、脉管系统、神经系统)、四模块(血常规、尿常规、常规、肝功能检测)的知识体系。
2.3组建学习团队培育团队合作精神遵循团队成员知识技能互补，担任不同角色，承担共同目标，保持负责的相互工作关系的原则，最大效度地发挥成员的交互作用和群体效应。以学习团队为形式，以解决问题，提高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等综合素质为目标，培养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2.3.1“同组异质，异组同质”原则根据学生各自的学业成绩、心理特征、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学习能力等方面组成学习能力相当的学习团队，5－6人一组。一般以异质为主，使小组成员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个性化，同时保持组与组之间的同质，以便促进组内合作与各组间的竞争。
2.3.2“指定组长，双向选择”原则教师指定好各组组长，让组长和组员之间进行双向选择，便于小组管理，增强合作学习的效能，提高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
2.4目标任务驱动－合作研讨式学习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以临床常见化验指标为主线，根据不同知识模块，采取基础与临床、课堂内外结合，以项目为载体，任务为驱动，专业知识为主，课外知识为补充，实施目标任务驱动－合作研讨式教学模式，注重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充分体现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达到由“教师如何教”转化为教师教给“学生如何学”，培养学生全面、多维的思维方式，自主学习、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5多元化考核注重培养综合能力从考核方法、考核内容、考核形式上改变以往课程评价基本上以卷面成绩为主的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50%)与终结性评价(50%)相结合。过程性评价(50%)包括实验报告(10%)、实验能力考核(10%)和团队评价(30%);团队评价(30%)包括个人评价(10%)、团队互评(10%)、教师评价(10%)，形成以能力为导向的基础医学概论1课程多元化评价体系。
3基础医学概论1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
采用盲法检测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效果，设计调查问卷，课程结束后对实施班级进行无记名调查，作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效果检测的一项指标。共发放30份，收回30份，回收率100%。调查结果表明，83.33%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对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表示赞同。采用目标任务驱动－合作研讨式学习，以项目为载体，任务为驱动，专业知识为辅助，课外知识为补充。以学习团队为单位，为共同目标相互学习，分工合作，最终达到了促进个人学习、大家共同提高的目的。85.71%团队有明确计划，团队会议能按照计划进行，得到满意的结果。73.33%的成员明确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能积极独立、按时地完成团队分配的任务，尽最大所能完成学习目标(50%)。围绕课程目标任务，成员们通过自主学习和合作研讨，自由表达、质疑、解决问题，获得知识和乐趣，学生主体价值得到了发挥，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完成任务中获得成长;同时教师的主导和主体价值得到了展现，有利于教师高水平完成教学任务，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互相促进、激活思维，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目标和“授之以渔”的目的。目标任务驱动－合作研讨式学习为每个学生提供了一个实现互动学习的平台和机会，是丰富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的有效措施;目标任务驱动－合作研讨式学习满足了学生的心理需要，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目标任务驱动－合作研讨式学习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开阔思路，促进学生提高学习能力;目标任务驱动－合作研讨式学习有利于营造一个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素养的环境，在与他人交往的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使学生学会与他人的交流沟通和协调，强化其团队意识。调查结果表明，93.33%的学生很喜欢目标任务驱动－合作研讨式学习，对学习过程(73.33%)和学习效果(66.67%)表示满意，80%的学生认为提高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协作能力、学习效率和团队意识，提高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63.33%);通过目标任务驱动－合作研讨式学习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50%)。有的学生写道:“基础医学概论1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一改以往灌输性教育，让我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老师上课所讲解的知识，而是让我们以团队的形式去合作探究化验单中所反映的问题及其与专业知识相关的知识点”。“通过教学改革，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普遍提高了，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望，培养了我们的团队合作意识”，“锻炼了我们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能力，提高了我们协同合作、相互沟通、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受益匪浅，并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类似的改革”。
4基础医学概论1课程教学改革的创新点
4.1基础医学概论1课程教学新模式立足应用型医学检验人才培养目标，体现了“三个一致性”，即课程与培养目标的一致性;课程与培养方案的一致性;课程与全国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师)资格考试的一致性，凸显医学检验专业特色。
4.2基础医学概论1课程教学新模式以“临床常见化验指标”为主线，形成“一组织、三系统、四模块”的知识体系，注重“三结合”，即基础与临床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专业与人文结合。
4.3基础医学概论1课程教学新模式以学习团队为单位，实施目标任务驱动－合作研讨式学习，形成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为培养应用型医学检验人才提供了基本保证。
壮医学是传统的民族医学，但由于历史上社会生产实践背景，也没有形成规范的文字，而使壮医没有象其他传统民族医学一样的历史典籍、没有医疗经验和理论升华的典籍文献记录资料，这是这门课的产生的一个背景基础和背景缺陷原由。
二、把握壮医药学“口传心授”的主要传承方式
壮医药学是传统民族医学，必须具备一定符合其规律的传承性方式，由于壮医药学没有形成规范的文字记录，决定了其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这些传承内容主要体现在壮医药主要的医疗理论、药物功用认识、各科疾病诊断经验、治疗经验，壮医药各种特色疗法的经验传承上，是通过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壮族自治羁縻及土司制度州县和一般州县(中央)并存，决定壮医药也不是正统的官方中医记录，因而壮医药主要流传在壮族聚居地区讲壮族语言的民间。“口传心授”方式决定了其不可能为繁杂的体系，而多为简洁、实用及经得起考验，这些知识内容是客观的传统壮医药，但多散播在民间，须采集挖掘整理，这是目前壮医药的重要工作。
三、壮医药学没有形成规范文字记录的原由
使壮医药的基础医药知识不系统、直观，而必须借助于壮医药的壮族文化背景进行内容支助、理解、说明;如社会生产水平较低实际和对鬼神信仰的精神实际是壮医“巫医同源、巫医并存”，即是壮医的深远文化背景;如一些画符、念咒、驱鬼、三道公庙等形式中寓含许多壮医药知识内核，如果舍弃了“巫”的形式，那么壮医就怕一无所在了，就否认其历史价值了。又如壮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建筑文化反映着壮医药对流行病预防的重要成就。
四、壮医药社会历史的民俗、民族文化是壮医药经验和成就保留和保存的重要形式
并且这些反映着壮族人民以普及化形式或民俗形式或民族特质文化形式对实践认识到的最重要的壮医药知识、成就的记录和经历代相传的活生生的客观记录;尤其反映了壮医药的保健和预防医药的历史成就。如三月三的五色糯米饭、歌海节、赶圩文化、赶药市习俗，又如抛绣球、点天灯、花山石刻等体育锻炼预防保健形式;这些是壮医普及的预防医学的重要成就。另外，如壮药祛瘴法、群防隔离习俗等壮医药对流行病群防的重要普及知识成就。这些是壮医药传承不依赖文字记录外的较“口传心授”主要传授方式更高形式的开放传承形式，对壮医药很重要的知识尤其适合。
五、一个重要的实际是从壮民族的岭南地域和气候变化实际研究壮医药
这些地域和气候必然影响壮医的生活方式和影响决定着壮民族医药的历史医疗实践活动形式，是形成壮医药的基础。这一方面形成壮医药的生产毒药的基础、使用毒药的本能和历史上培育壮医药的解毒本能;这是壮医药的重要特色之一。故壮药多毒药、壮医善于使用毒药和解毒药，是壮医药的丰富医疗事实和实践经验基础;毒是壮医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最多的疾病，毒也是壮医外科学的实质纲领。由于壮族的地域、气候特色，使壮医“痧”、“瘴”、“毒”、“盅”、“风”、“湿”等地方病突出，并形成壮医疾病谱的基本纲领，且决定壮民外在活动频繁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壮医防治学重要的特色，即较注重外治方法，而内治方法较弱，即以外治为特色，并形成一系列的重要外治的特种技术;如壮医针法、壮医灸法，也催生了优秀的壮医挑治法、壮医刺血疗法和壮医佩药疗法等非常丰富的壮医外治疗法内容。壮医的地域环境特色和气候特点的影响，决定了壮医的发病观。中医的发病是正邪观，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较具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壮医更具体的实践环境是地域特点和气候特色，即南疆之域;邪气炽盛，阳气开泻，正气更易耗损，既表现壮地突出的“痧”、“瘴”、“毒”、“盅”、“风”、“湿”等地方病发病特色，也表现出明显的因虚致病特色，明显正气虚的特色，故壮医发病观表现更为明确病因的即明确而广泛的壮地毒虚病因的“毒虚致病观”。而这一具体的致病观从而决定了壮医治病的最基本原则是“调气”、“解毒”、“补虚”观。以这些治则为基础，去掌握壮医多种治疗方法的实质所在，如壮医针法更重在调气，壮医善用动物药以补虚，壮医更善用解毒药等。
六、壮医药知识保部分存在在中医典籍、地方志等记录当中
中医传统典籍中记录一些壮医药学成功典案或有巫文化特色的案例，壮族地域的地方志记录的壮医药成就、壮医药历史活动，以及诸多中药药典对壮药的记录，就是当今较直接的壮医药知识成就记录。但这些内容较少，不代表壮医药学主体。另外，壮医药学的文献考古工作对壮医药知识的佐证，故文献考证是壮医成就的重要佐证形式，以证明壮医的历史真实性、存在性和历史技术水平，也佐证一些目前中医药技术的起源。诸上所论壮医药各方面的特色提示在壮医药概论教学中，除按现在教材内容分类章节讲授主体形式基础上，在合适的地方也宜穿插一些知识要点的如壮民族文化、民俗、地域特色、民族特异性、自治政府卫生政策、口传心授等主题的专题讲授，以丰富知识背景。
七、在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诸方面的佐证壮医药的存在形式和客观事实后
结合壮族地域气候特点的发病观和疾病谱基础;并在中医药文化渗透基础上和无文字记录便于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上;可以理解壮医理论体系的历史概况，至少应该简捷、易理解、易解释，故形成“三气同步观”、“壮医生理病理观”、“壮医的三道两路观”，以及壮医理论基础上的客观指征如目诊、甲诊、腹诊等壮医的诊断学基础。这些理论隐约可见于壮医的传统历史中，但较多具体成形的壮医理论也只有30年以内，如何理解其历史必然性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但至少相较于中医的观点，其肯定有特异性、民族性和传统性;如“三气同步观”形似中医的“天人相应”观，但在具体的解释病情和说明治疗时使用得更广泛和具体。壮医的“巧坞主神”理论较中医五脏主神更具有壮医特色，也更符合“脑主神明”现代简明之说。“三道二路说”更符合壮族的历史传统，远较中医经络腧穴容易记录，易于口传心授等。了解这些概念的壮族历史地域特色是增加肯定壮医理论的基础，达到本课程教育目的。如上，壮医药医疗实践的地域特点决定的“毒病说”，就说明了壮医基于外邪所致的地方病“痧”、“瘴”、“毒”、“盅”、“风”、“湿”等主要疾病谱，而当今壮医基本理论的建立，如三道两路理论，就补充了壮医基于外邪所致的传统地方病外的壮医杂病辨证体系，即三道病、二路病，也补充了可适用于壮医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儿科等各科杂症辨证。另外，壮医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壮医基本属性，决定着壮医的地位和水平，又决定了其发展状态，如历史上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政策既是促进壮医发展因素又是阻碍壮医发展的因素，决定壮医的总体水平不及中医，但又保持了壮医药特殊方面的先进性，以及壮医药的民族特异性，因而决定了壮医在历史上作用、水平和地位。
八、注重中医药、壮医药的比较研究，肯定壮医药的民族性、特色性和传统性
“壮医药学概论”是壮医药学的入门教程，也是壮医药学各论中引用较多或占较大份量的素材，其份量远较“中医学导论”之于中医学各论中素材多，故其在壮医药学中的地位不光是一门专业思想启蒙教程，更是一门壮医药学知识简编读本，也是其他专业壮医药学的普及读本，在壮医学药专业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深入了解该课程地域、历史、文化、民俗、民族背景和基础知识，就基本上算得上较具素养的壮医师了，各个方面内容自然延伸、丰满为现在壮医药学各门具体的专业课程，因而，也就很利于更深入的壮医学专业各门课程的学习，更有利于树立稳固的壮医学专业思想。如注意以上诸方面线索的知识组合，并注意丰富、丰满医药背景知识，寻找更多的可视教材的支持，注意讲授的技术、艺术，仍不失为内容性、系统性和趣味性的一门课程。
九、学习掌握的壮医药学概论壮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传统性
最终要从各方面理解、说明并落实现在已成型的壮医学的成就和形成基础的理解、认识，坚定对目前成形状态的壮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的认同，更坚定壮医药学专业的专业思想基础。同时为找到壮医药理论和学科建设进一步系统挖掘整理的科学方法，这也是“壮医药学概论”教学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以达到更好地完成普及壮医药学知识、巩固专业思想、坚定发展壮医药学的教育基础任务，达到科学整理挖掘多门壮医学新的科学教材和更系统的壮医学科学理论。
十、结语
1．汉方医学教育培养目标与体现
在汉方医学教育培养的目标上，各医学院校存在偏重医学教育与偏重药学教育两大类。李丹溪等分析了日本15所医学院校，发现前者占33%，后者占66%，进一步分析，发现偏重医学教育的院校重视对针灸理论与技能的掌握，偏重药学教育的院校重视对汉方植物药的治疗效果及其对药效机理的理解。如前身为明治针灸大学的明治国际医疗大学，在针灸教学方面颇具特色，1～4年级都有针灸的各种相关课程，包括经络经穴学基础、针灸医学、传统针灸诊断学、针灸临床实习、针灸经营管理法规等。大阪大学、独协医科大学等以现代医学教育为主的院校也很重视针灸学习。北海里大学药学部于第三学年下学期开始开设汉方医学教育课，除了东洋医学概论、汉方医学循证之外，其他都是关于汉方药物的课程。
2．汉方医学教育课程内容、教材及教学形式
据统计分析，日本汉方教育课程内容包括汉方医学概论、汉方医学史、汉方医学理论与诊断学、针灸学、汉方药学、方剂学、汉方医学循证、方药副作用、东方医药处方药物研究、针灸经营管理法规等。汉方医学概论几乎是每个学校均有的课程。系统分析15所医学院校课程设置，可以发现其中31%课程较为系统，19%以药学课程为主，44%以针灸课程为主，6%仅有概论性课程。以明治国际医疗大学为例，该校开设汉方教育课程时间最长(1～4年级)，第一学年时有经络经穴学基础、针灸医学，第二学年时开设有传统针灸诊断学、针灸医学、生活习惯及其预防，第三学年时有运动营养与健康，第四学年有针灸临床实习、针灸经营管理法规、东洋与西洋医学结合的研讨。庆应义塾大学，该校将汉方医学教育分为基础药理学与基础理论两个阶段，并且二者按先后顺序进行。第三学年时有必修课10节，内容以汉方药的基础药理学为中心，并结合现代药理学进行阐释。第四学年有必修课8节，讲授临床如何应用。目前日本汉方医学教育材正在制定中，授课内容以课堂讲授市售教科书或自编讲义为主，皆重视汉方医学基本理论。还有实习、讲座、研讨等教学形式。《和汉药概论》《入门汉方医学》等教材是很多医学院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
二、日本汉方医学教育现状分析
文化如家长，科学如孩童”。中华文化是中医药学形成、发展的土壤，日本岛国文化的外源性特征，使其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拿来主义”。基于国际医疗发展方向及日本国内存在的医疗问题，日本医学界对汉方医学教育愈来重视，以将汉方医学融入医学教育”为重要课题，以各种形式开展的汉方医学教育不断增加。汉方医学教育在日本得到长足发展。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医学生及民众对汉方的认可度也在逐渐提升。但是在其岛国文化基础上，选择性地吸取中医药学形成的汉方医学与中国本土的中医药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汉方医学教育与国内中医药教育相比，也有其显著的特点。
1．中医药学天生就有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点，日本汉方医学更多地选择、体现了中医药学自然科学的特点。明治以来，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主要以开业医师与药剂师为支撑，受废医存药”思想的影响，日本汉方医学界对中医学理论重视不够，临床治疗以辨病”为主，轻视辨证”。与此同时，汉方教育也存在只偏重汉方药与针灸的学习，相当于中国中医药教育中医基础理论”的东洋医学概论”经常被很多学校学生轻视。从明治国际医疗大学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其医学教育主要集中于针灸方面。宫崎大学则只开设了东方医药处方药物的研究”。
2．汉方医药在日本属于补充、替代医学，日本汉方医学教育重视继续教育，很多院校采取先西后中的高起点”教育，重视汉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结合运用，且与理论知识相比，更多地采用重视实践的教学模式。这样可以加强东、西方医学的比较，体现了汉方实用性，但很容易使汉医学被当做是西方医学的替代与补充。纵观日本各医学类院校汉方教育模式，发现存在师资力量不足、课时过少、课程安排不合理、临床见习与实习时间过短等问题。
1诠释学的原理与方法
1.1诠释学的内涵
诠释学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流派，随着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而出现，由伽达默尔建立起诠释学哲学经过发展，目前已演变成众多的诠释学体系，如体验诠释学(狄尔泰）结构主义诠释学(利科尔）解构主义诠释学(迭里达)等〜从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程，对诠释学的基本内涵可做出大致的定义:诠释学从词源上至少包含3个要素，即理解、解释(含翻译）和应甩传统诠释学把这3个要素称之为技巧，即理解的技巧（subtilitasintelligendi)解释的技巧（sub-tilitasexplicandi)和应用的技巧(subtilitasappli-candi)因此，诠释学的主要环节应包括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
1.2诠释学在中医学的引入
20世纪80年代，西方诠释学进入到中国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发展起來随着这种世界性哲学思潮在中国哲学领域的蔓延，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对西方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学者对诠释的多元化发展[4]随着中国诠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构建方式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医学作为一个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历史悠久、典籍浩瀚，自古就有注释经典的传统和经验，与诠释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使得诠释学在中医学继承和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可行性。因此，中医诠释学研究作为中医理论建构的现代研究的分支自然应运而生，它是对中医理论研究特色思维方法的哲学审视，是通过现代诠释学研究方法，对中医理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是一门研究中医理论理解和诠释方法的系统理论。中医诠释学研究是在中医文献学特别是训诂学、注释学等传统中医理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诠释学理论产生的，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诠释学在中医内科学中的应用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的基础和主干，在中医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对中医内科学中许多的概念和名词术语，乃至临床理论进行阐释，显得愈来愈重要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国内中医诠释学研究的兴起，目前有关专家已经意识到从自然哲学视角来思考中医内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因晚近“西学东渐”的冲击，一些中医药研究领域在引入诠释学的同时，“西化”倾向明显，多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方法、概念、范畴及学科模式对中医学进行西化的推定，脱离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医内科学的系统性研究中，用与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医内科学，移植复杂性系统科学中的释义和理论，深入阐明其基本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辨证论治的哲学思维模式，用现代哲学方法论阐释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为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注入新的元素.
2诠释学在中医内科学中的应用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的基础和主干，在中医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对中医内科学中许多的概念和名词术语，乃至临床理论进行阐释，显得愈来愈重要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国内中医诠释学研究的兴起，目前有关专家已经意识到从自然哲学视角来思考中医内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因晚近“西学东渐”的冲击，一些中医药研究领域在引入诠释学的同时，“西化”倾向明显，多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方法、概念、范畴及学科模式对中医学进行西化的推定，脱离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医内科学的系统性研究中，用与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医内科学，移植复杂性系统科学中的释义和理论，深入阐明其基本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辨证论治的哲学思维模式，用现代哲学方法论阐释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为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注入新的元素
2.1对中医内科病证的诠释
2.1.1病证的内涵与外延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核心病机、演变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中医内科学多以病的主症来命名，如咳嗽、心悸、头痛、眩最胃痛水月中等，也有部分病名与该病的主要病机有关，如郁病、虚劳、癃闭等。证候指医生观察与收集的患者四诊的信息，主要指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还包括中医诊病所重视的体质性别、年龄、职业自然环境(天时、气候物候、地理等因素）生活水准人文生态、此前的诊疗经过等状况，以及各种现代检测的结果，它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是四诊信息表达的人体生理病理反应状态环节过程的概括，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3个基本特征[7]
病与证:病是指疾病完整的过程系统，而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环节过程临床诊疗中，常将病证二字放在一起讲，这样既能包括某病的临床特征，也概括了病因和核心病机。
证与症: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即医生诊病时收集到的患者的异常现象，由症状和体征两部分组成，除了包括患者自我感觉或发现身体不适、异常的表现，还包括由医生观察到和体检出的患者的病理征象，如舌象脉象及通过色诊、触诊收集到的临床信息，也可参考西医体检所得的信息;而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证研究的重点需要重视对证候动态观察的理解和阐述，通过“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8]“病证结合，方证相应”m的研究思路辨识疾病的证候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以证候为诊疗对象的辨证论治模式进行深入探究，提出“意象诊疗模式”概念并加以阐释_，从而对证候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探究和动态监测，为病证的诠释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依据，使中医内科病证更加贴近科学，更加易于被现代医学和现代人所接受和认识们将疾病首先分为外感与内伤杂病两大类，内伤杂病再根据五脏气血津液、肢体经络进行分类，当然，疾病所归属的分类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引入诠释学方法对内科疾病病名的概念进行现代诠释，即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反复研读，系统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结合现代科研成果，定义其内涵与外延《中医内科学》教材所列的疾病绝大部分是常见病、疑难病。首先应该对国家规划教材收集的50种
内科疾病进行诠释诠释过程大体有3个层次，第一是疾病的起源一般来说，许多疾病病名的提及或症状的描述都是在《黄帝内经》中，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以症状或体征描述为主。第二是疾病的充实完善。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别是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众多医家通过诊疗实践，结合鲜活的临证经验，从不同方面补充完善了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预后转归和流行病学特点，为现代疾病概念的规范奠定了基础第三是系统发展这个时期主要是指近现代，首先是语言的转化，将古文演变成现代文进行阐述;其次是增加当代中医学者的新见解、新技术;最后是纳入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研究成果，其中含医案知识库的发掘与循证医学的研究等，用现代自然科学的语言术语、概念进行阐述和解释当然纳入的过程应重视体现中医原创优势与传统中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以“肺胀”为例，“肺胀”属现代难治病，由多种慢性肺系疾患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所致中医古籍对肺胀的记述颇多，有明显的阶段性，后世医籍对本病也不断有充实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将其作为专门病证，列专篇论述《灵枢。经脉》篇提出：“肺胀者，虚满而喘咳。”明确了病名，其病位在肺，主要症状有喘、咳及胸部膨满3种这应该是第一个层次晋隋唐时期医家开始认识到肺胀属本虚标实之病，详细论述肺胀多由久病体虚，肺脾肾虚损，水停痰凝，气虚气满，痰瘀互结，外寒之邪乘虚侵袭，以致气机升降失调而发隋代巢元方更是强调肺气本虚，复感外寒之邪是导致肺胀的发病机理，元代《丹溪心法。咳嗽》云：“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提出本病痰挟瘀血证候，并开创活血化瘀法明清时期进一步整理规范认为，肺胀是一组症候群，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此属于第二个层次。
近现代除进一步完善描述其临床症状外，并研究分析肺胀客观上存在着气道高反应性、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肺统”地纳入，形成肺胀项下的相应条目，则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肺胀的内涵和外延经过发展，肺胀病的概念为：以胸部膨满憋闷如塞、喘息上气、咳嗽痰多、烦躁心悸、面色晦暗、或唇甲紫绀、脘腹胀满、肢体浮肿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一种慢性虚弱性肺系疾患其病程缠绵，时轻时重，经久难愈，严重者可出现神昏、惊厥出血、喘脱等变证与坏病。继之制订肺胀的分期和分级标准，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内容等。从肺胀的病名演变过程看，符合诠释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按照复习文献资料，临证细心体悟;结合众家之长，归纳整理;通过诊疗实践充实修正;纳入现代研究成果，完善肺胀病的现代诠释[11]，应属于第三个层次。
2.2对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的诠释
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是指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确定的具有中医内科学学术特点，并构成本学科概念体系的特有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名词、名称、用语，如命门、髓海、阴结肺胀消渴、偏头痛萎黄、脏躁、髓海蓄血、肝枳淋证、肾风癃闭、关格、筋痹等
专有名词术语有其自身的含义、使用特点和范畴，而且它在中医内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阐释中也极为重要，若不能对之进行明晰的厘定，必然会影响学习者对它的准确把握历代医家从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认知角度提出专属内科学的概念术语，他们对这些术语的解释是我们理解的基础，借助诠释学对中医内科特有名词进行辨识的验证，对其演变进行哲学审视，揭示术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及术语原构造者在当时文化环境下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理解和表述，采用现代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对这些术语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和认识，进而作出科学准确的评判，并用科学语言转换为具体的说明，使说明的内容能进入实验过程，从而矫正部分古代医学术语概念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隐喻性的不足，进而不断发掘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在对中医内科名词术语进行诠释时可以参照朱文锋[12]对规范中医诊断名词术语提出的几项基本原则，进行分步骤诠释学研究，一是科学的医学名词术语必须在实质内容上统领其所属内涵，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全面收集查阅古代、近代医学文献，并结合临床广泛调研，注重名词术语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二是在初定正名的基础上做出注释，进而按其内涵、外延做出定义性注释，定义有困难的先做说明性注释，派生词能力强;还应组织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及其他中医临床学科及术语学.汉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进行咨询论证、整体讨论，完善其现代属性。
2.3对中医内科临床理论的诠释
中医内科理论方法论的构建与完善是关系中医内科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遵循形象一具象一抽象思维方法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审视，用现代化语言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升华而后赋以清晰、明确的科学性表述，使其真正融入到现代医学体系中，是中医内科学界一直都在思索的问题，现代诠释学的引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中医内科理论进行诠释学研究，必须坚持中医学系统整体与形象思维的特点，重视症状学观察，证候病机的归纳，重理法方药的一致性，通过理解重构、思辩创新来发掘传统内科理论中潜在的知识结构和科学内涵，通过翻译的手段实现理念更新，用逻辑、数学语言加以表述，进行科学语言的转化过程，进而采用模式生物实验加以佐证。同时根据对诠释学的三要素应用的理解，我们明确了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因此，中医内科理论的诠释应以实践观点为基础来重建现代中医诠释学，将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基于循证医学临床数据支撑的诠释，采用适宜的数据统计方法等[13]，建立中医内科的临床应用模型，通过应用模型证明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以“通因通用”内科临床治疗理论的诠释为例。“通因通用”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属反治法的内容。原文:“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甩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告诉我们在诊疗疾病过程中要审证求因，辨明真伪，遣方用药时采取顺从疾病外在表象而治的治法，这便是诠释该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医家张子和谓：“君子贵流不贵滞”着重强调了气机通畅的重要性;高士宗谓：“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此说法不但在前人基础上对“通”的理解做了概念的提升，而且为通法的应用打开了新的思路。在具体临床实践中，医圣张仲景对通因通用治法的应用可谓心思周全，巧妙灵活，其著《伤寒
法治汗”的桂枝汤，“下法治利”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吐法治吐”的瓜蒂散，“活血祛瘀法治胎动不安之漏下”的桂枝茯苓丸，等等，这些用法充分扩展了“通因通用”的临床应用范围，同时也表明该理论的应用已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医者在诊病时，不再将通法拘泥于下法，凡人体表现出异常通的假象，均可用通法治之，此为第二层面上的诠释“通”字，《说文解字》谓:“达”也。《辞海》谓：“通，贯通，由此端至彼端，中无阻隔。”就机体而言，在生命活动中，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气机畅达是新陈代谢活动的基本保障，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各方面的功能失调均可导致异常“通”的症状，因此，凡机体各孔窍表现出非生理性“通”的症状，如自汗、盗汗呕吐、吐血、衄血、泄泻、下痢、脱肛遗尿、淋证、崩漏、带下、遗精等均可视之为通证，在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的基础上，辨明真伪，将符合形通而实不通的病例纳入到“通因通用”理论的适用范围之内，以通为用，以通治之，从而完善对该理论的升级，即诠释的第三层面
此外，又如“肺热叶焦”“宿痰伏饮”“心肾相交”“乙癸同源”这些中医内科学生理病理概念中的文化哲学意蕴，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剖析和阐释;另如，“扬汤止沸”“增水行舟”“釜底抽薪”“逆流挽舟”“提壶揭盖”“引火归原”“利湿退黄”等治疗方法中包含的自然哲学思维以及它们的实质性内涵，更有待作出全方位的现代诠释
3中医内科学诠释的原则与方法
3.1崇尚国故，熟读经典
诠释的第一要素是理解，只有明确理解了所诠释的对象，搭造出诠释框架，才能发现框架的瓶颈所在，从而为之输入新的科学元素。就中医内科学而言，要想准确诠释内科学的概念、理论，首先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解，那么就需要熟读经典，追思前贤学说，只有读懂吃透，才能全面、深刻理解其主旨和精髓。
3.2研习原著，勤于临证
中医内科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发展，本身也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著作的不断阐释来实现的，因此，临床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它既是诠释的基本手段，也是诠释的目的所在通过获取临床疗效，一方面可以使中医内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实践证明，另一方面又可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内科学理论。
1课程考核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目前考核现状目前我校临床医学概要考试主要以理论考核为主,采用闭卷方式,侧重诊断与内外妇儿的基础知识,注重与影像、康复、口腔、检验、药剂学等专业的相关性应用。题型主要以客观题和选择题为主,所占比例为60%,评分量化。考察内容涉及各学科,知识面广,可综合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其中多项选择题,考核要求较高,答题必须准确全面,为历年失分较高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与论述题/病例分析题,所占比例分别为8%,16%,16%。名词解释、简答题考察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基础知识的把握,要求较高,需要准确记忆,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病例分析题主要考察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各问题之间有序贯性,要求较高,失分亦较多。
1.2考核存在问题(1)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总体难度较低,单项选择题中病例型题所占比例较低,历年考题重题率较高,变化较少。各重点章节所占试卷比例缺乏统一量化。(2)本课程基础知识相对简单,未开设实训课程,缺乏实训考核。(3)平时成绩计算缺乏量化标准,客观性不强,出勤率、练习、问答所占成绩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所占成绩尚未完全纳入总成绩。(4)执业助理医师考核成绩尚未纳入现有考核体系。
2课程考核改革方案
2.1课程设置该课程为研究临床内外妇儿等常见病、多发病诊断与防治的概要纲领,偏重于疾病的最基本知识,涉及疾病种类繁多,应将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防治原则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注重广度,弱化深度,力求精简,加深其他专业的比例,增加学生对临床知识的了解。缺乏临床技能方面的相关项目及要求规定,须通过调研,进行补充完善。
2.2考核内容和方式考核内容分布上应以诊断基础、内外妇儿的常见病、多发病为主,适当增加其分值比例,达到85%左右,少见病、疑难病尽量少涉及。考核难度中简单题和中等难度题控制在90%。在最后的病例分析题中,应选择典型病例,适当变换新题。在考核形式上单选题中可增加病例式题型,侧重实际应用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减少多项选择题,可尝试病例组、病例串型题,适当引入一定比例的执业助理医师真题。具体措施有:(1)建立高质量的临床医学概要题库,选好题,选精题,把握准重点,尽量实现题型多样化。平时为学生提供章节针对性练习题,对所学知识进行指导与巩固。无实训考核,缺乏临床技能方面的相关项目及要求规定,须通过调研,进行补充完善。(2)对考核结果进行严格复核,充分注重考试后的成绩分析环节,并及时反馈,真正体现考试的价值,达到有效指导与合理调整后续的教学与考核过程的目的。(3)过程考核中出勤率、练习及课堂问答较随机,应规定出准确的成绩所占百分比,要求授课教师严格遵照执行,并进行有效监督。(4)对毕业学生的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成绩进行汇总分析,纳入考核体系,真正实现考核形式的多样化。
3课程考核预期效果
通过对临床医学概要课程进行考核改革,使理论考核试卷真正达到题型多样,覆盖面全、侧重重点,兼顾难点,难易适中,能最大程度的反映出学生基础知识实际掌握水平的目的,真正提高考试质量,实现考试价值。尝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训技能考核模式,实现考核的多样化。切实完善过程考核,实现全程化并有效实施,真正实现考试过程的规范化和科学化,逐步与现代化考核方式相接轨。并最终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真正达到以考促学,以学促考,用考核引导学生学习,用考核检验学生学习的考学相结合的目的,实现考学的良性循环,最大程度的提升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能力,提高执业助理医师考试/！/通过率及适应将来职业岗位对临床专业知识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