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文明是当今社会上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它适应时代的号召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我国法律基本制度的生态化就是新要求之一。在各项法律制度的生态化过程中，民法制度的生态化显得尤为突出。这一生态化法律主要包括人权保障制度的生态化、物权保障制度的生态化、合同签订制度的生态化、侵权和违权责任制度的生态化等，其中环境人格权制度生态化最为法律生态化中的重要一环，起着关键的作用。而生态性用益物权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物权交易合同则是合同保障制度生态化的主要立足点。
关键词民法基本制度民法基本制度生态化法律制度
作者简介：赖黎霞，东阳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011-02
当今世界存在着两大热门话题，一个是全球环境污染问题，另一个是大量存在的生态破坏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相关的学者和专家纷纷思考、研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和主张。这些结论虽然各有千秋，存在着不同的立足点和利益关系，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的，即改善和解决现存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生态破坏问题。但是，即使有这么多的主张和观点，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上还是经历了这样那样的曲折。
一、我国民法基本制度生态化的必要性
对于我国民法基本制度生态化的探讨及结论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人们单纯的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破坏问题只是一部分人或者一个机关部门的事情，所以，政府为此成立了环境保护部门这一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家和政府部门发现这不是增加一个部门就能轻而易举解决的。随后，关注程度明显提高，专家和政府的出新的结论：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需要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系统工程。
从法律角度考虑，单纯的依赖一部环境保护法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更多更切合实际工作的法律法规，以此来完善之前的法律空白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目前现存的法律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实现新一轮的生态化改造。我们所要实现的民法的生态化就是指在追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正义和秩序。将环境保护与民法规范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新一轮的制度整合、价值取向整合以及行为取向整合。
由此可见，我们只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现代民法的生态化，才能以法律的形式有效、有力的保护和支持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最为民法生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法基本制度的生态化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含有物权制度生态化、人格权制度生态化、合同制度生态化、侵权责任制度生态化等基础民法生态化。
然而，即使人们广泛的意识到了民法基本制度生态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由于它涉及到了法律的两个界分支阵营——民法学界和环境资源法学界，所以问题又有了新的问题。民法学界有民法学界的看法，而环境资源法学界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从自身的专业基础出发，对于民法基本制度生态化这一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针对民法基本制度生态化的讨论也就激烈了起来。然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虽然出发点、立足点都很不一样，但是目的却是殊途同归的。
二、关于人格权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的生态化探究
放眼从传统角度出发，人格权制度主要是针对社会性人格权和部分自然型人格权说的。但是，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自然性人格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幸福指数与好的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些好的环境主要包括要素有：干净整洁的心灵环境、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等，只有拥有了这些要素，人们才能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真正的实现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完美结合。
从医学角度来看，许多医学家们都认为：目前对人类生存威胁最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环境污染，另一个是生态破坏。这两大问题不但给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或多或少的伤害，而且还产生了许多遗留隐患，例如心理方面的问题。然而，就目前情况来说，现在的医生大部分只能解决人的一些身体上的疾病问题，对于心理问题，虽然做了大量的探究和调研，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所以，医学界也大力呼吁要民法基本制度生态化，只有这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由此可见，我国法律人权中应该再加上法律人格权这一条，使公民真正在环境人格权上享有尊重和权利。虽然，就目前形势来看，因为环境人格权中间存在着许都的漏洞和弊端，所以很多专家学者都对环境人格权理论提出了质疑。但是，随着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指日可待的。只要我们国家的相关规定和号召，将环境合格的判定标准改换为是否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突破法律适用上存在的各项问题，就一定能在短期内实现民法基本制度的生态化。
环境人格权问题最初是由传统民法中的自然人生命权引发出来的，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法律规定：依法保障公民应有的生命健康权。这条法律为环境保护工作的执行和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基础，它在确立公民环境权上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换句话说，公民的环境权最初就是出自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生命健康权是它的原始发源地和归宿。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说自然人环境权是应对目前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状所提出的一条合理、适度、合法的法权诉求，它有利于保障人们在已经遭受破坏甚至是极度破坏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中的基本生命权和健康权。
三、关于物权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的生态化探究
作为物权制度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物权制度的生态化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角度出发，可以明显的看到传统的所谓“经济理性人”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弊端的，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是极其有必要的。相关专家和资深人士对于这个问题就有褒贬不一的看法，但最后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佳、最合理的方法将“经济理性人”转换成“生态理性人”，最大限度的实现“生态理性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根据“生态理性人”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经济理性人”并未将人权益意识真正的纳入理论范围之中，并且生态价值被彻底的、完全的忽略了，在他们的观念里，我们看见的只有物质方面的利润最大化，丝毫看不到相应的环境保护观点。由此可见，“生态理性人”才是目前最该追求的模式，而“经济理性人”中的部分观点则应该做大规模的修改和完善。最终达到充分发挥和利用物的非生态功用和价值。
从传统物权法着眼，它限制物权人在实现自我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改变相应的、周边的环境和资源储备。单从这一点看，传统物权法就完全不符合当下的生态化进程，我们必须大规模的整改和修正，将其转换成一种新的生态化法律法规。所以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极具挑战的难题：一个是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合理利用现有生态资源，将生态资源最大限度的转换为经济价值和实际利润；另一个是如何将生态环境保护这一义务转变革新后，融入到物权制度中。针对这两大极具挑战的难题，相关专家和部分资深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物权制度的生态化其实就是将生态和无权有机结合起来，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合理的结合方案，一旦制定出相应的方案，那么这些棘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笔者认为，这种对物权制度的生态化的解决方案说的太过狭隘，应该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为：在物权制度中加入生态化元素，将以往提出的碳容量消解、排污权、再利用权等融入其中，再将原有的物权加入新的生态因子，最终形成崭新的、生态的物权制度。
四、关于合同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的生态化探究
现代社会对于环境保护和生态环保的意识极度缺失，一份合同只能在最大限度上保护公共财产或是私人财产在经济上的利益，这些方面做得是很完善的。但是，对于注重生态文明的现代社会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出台的物权法、知识产权法以及其他的无形资产产权法都有一个共性，即在保障当事人相关权利的同时，还要充分的、最大限度的保障环境和生态。所以，在签订合同的同时合同人双方也在交换对方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一方面受让方在获得相应的生态圈里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另一方面，转让方能够保留监督受让一方是否执行了相关义务的权利和责任，利用这种相互监督的方式我们可以有效实现合同双方的转让义务和权利，并且在保障相应的物质利益的同时将生态环境保护扩充到最大化。最终实现市场分散主题的双重保护目标。
另外，在上述基础上，我们还号召一种预防意识，即在合同生效后，任何当事人在实施合同上的规定时都必须带着预测的眼光，一旦发现合同条例中有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违背的，必须尽最大努力解除阻碍，如遇到不可解除阻碍应该申报相应机关共同解决问题。这种预防意识明显是合理的，但在关于合同制度生态化这一探究中，笔者主张一切行动和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字——“度”。如何把握将民法制度中的经济合同制度与可能涉及到的环境保护措施相结合，其中的“度”在哪里，这是现今最应该解决的问题。
鉴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解决合同制度的生态化转变，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在执行合同中的相关条例时，必须秉承着宝华生态环境的原则，将其中的权利和义务有机统一起来。第二，通过法律渠道，如民事合同法范本，对市场加以秩序作出有效指导和规范。第三，通过调查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制定民事合同环境保护备案，把它同其他法律法规结合起来，共同保护。第四，从司法裁判角度看，应该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不的滥用权利意识贯彻进新版合同制度之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可能的将民法基本制度生态化。只有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基本民法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已经遭到破坏的、甚至是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重新恢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进一步实现生态环境与物质利益双赢的目的。走出一条新型的民法制度生态化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充分实现人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绿色健康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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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教学中应尽可能结合当地实情，多方面渗透乡土地理知识，增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吸引力
高中地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教育，许多案例虽然生动具体，但远离学生实际，如果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紧密结合乡土地理，多讲一些学生身边活生生的状况、实例，可以增强学生的亲近感、认同感，容易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增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把家乡的自然状况，风土人情，历史文物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家乡，增强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另一方面，教师还应注意收集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状况的相关资料并且适时地运用到教学当中去，使学生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认识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与自己的密切关系，从而增强学生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
例如，在讲解水资源的保护时，笔者把当地一旅游景区被一化工厂排放的污水污染，鱼类死亡，水体变黑，游客减少的事例，与当地一个村庄饮用水遭到污染，发生村民中毒的事件的材料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分组讨论，结合课本知识分析原因，寻找对策，学生们畅所欲言，意识到水污染就在身边，保护水资源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讲到矿产资源时，笔者把多媒体制作的滥采乱挖煤铁资源，造成当地文物惨遭破坏，地下水位下降造成饮用水困难的图片与录像资料展示给学生，学生们情绪激昂，纷纷发表意见，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运用乡土地理知识加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在课堂教学中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例如，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局域网了解家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查阅资料了解家乡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变化；采取主题班会的形式，就生态与环境谈体会、谈感想；还可以通过图片展览、录像等形式，使学生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二、通过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加深对乡土情况的了解，增强生态伦理观念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强调知识的活学活用，新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在课堂教学之外，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在星期天组织学生到城边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实地参观，看到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场面，同学们群情激奋，意识到环境与资源保护刻不容缓。参观后同学们都表达了对环境生态保护的忧患感与责任心。
新兴城市的大气环境不容乐观。为了让学生亲身体验当地的空气质量状况，笔者组织学生到当地的环境监测站点参观，听环境工作人员讲解相关知识，当同学看到试纸上厚厚的黑色粉尘，了解到自己呼吸的就是这样的空气时，许多人难以置信。通过参观不仅扩展了学生的视野，而且还受到了深刻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此外，通过地理课外兴趣小组、主题班会、地理板报、演讲比赛等形式了解家乡，宣传环境保护的有关知识，也可以起到特殊的教育作用。
关键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环境修复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剧增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强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废气物质不断的输入环境，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大气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许多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来说，由于其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难治理和修复周期长等区别与大气和地表水体污染的特点，其修复问题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日益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虽然人们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实用技术，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破坏场地结构、造成二次污染，对于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甚至难以应用。为此，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础
生物修复是对污染环境实施修复、之力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生物修复定义，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消除环境中的污染物的一个受控或自发进行的过程，这是狭义的定义。
除了微生物修复外，植物修复、动物修复乃至酶学修复等方式的出现，赋予了生物修复更广泛的内涵，即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动物以及水生藻类、陆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谢活性降解、减轻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改变重金属的活性或在环境中结合态，通过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或物理特性二影响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广、最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仍是微生物修复。
二、物理与化学修复—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
从修复原理来看，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是指充分利用光、温、水、土、气、热等环境要素，根据污染物的理性性质，通过机械分离、蒸发、点解、磁化、冰冻、加热、凝固、氧化—还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学反应，使环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转化为无害物质。通常，为了节省环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复或化学修复往作为生物修复的前处理阶段，近年来根式作为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无论是环境要素或生态因子，还是工程措施，对于修复生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若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环境条件和生态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转化，将极大地提高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的效率，这一点对于生态修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理与化学修复措施与生物修复的结合，是生态修复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的有效性和成败。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把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措施更好地与生物修复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三、植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复这一概念大约是1980年代前期提出来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积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来去除污染环境中多余的重金属。
目前，植物修复这一技术已经涵盖了污染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城市树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对大气或室内空气的净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过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而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污染土壤及水体中无机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机污染物的讲解等。
在污染环境治理中，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植物修复过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际圈微生物、根际圈土壤物理和化学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为调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总的来说，植物修复几乎包括了生态修复的所有机制，是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利用植物对重金属如Ni、Zn、Cd、Hg、Cu、Se,放射性核素如Cs、Sr、Ur，多环芳径，石油，化学农药，有机氯溶剂如TCE，废弃炸药如TNT等的修复研究均有报道。
关键词:林业院校;大学生;生态素养
重建人类与生态环境的新秩序,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反思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这些问题不只出自人类的行为,更来自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及观点。如果缺乏生态意识的支撑,人们的生态文明观念淡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止。因此,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生态素养尤为重要。而大学生作为我国高素质的公民群体,承载着国家的希望,是国家建设和未来的中坚力量[1],他们生态素养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林业院校担负着为我国林业建设与发展培养跨世纪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任务,大多数专业方向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林业院校大学生将来所从事的工作也将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事业,所以林业院校在青年大学生中加强生态素养培育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大学生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的必然要求,对提高国民的整体生态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培育大学生生态素养的意义
1.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关系与和谐的自然关系,其中,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核心目标,和谐的社会关系是其目标实现的保证,和谐的自然关系是其目标实现的基础[2]。创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要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发展的基础是必须要有一个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的社会关系必须要在一个适宜的自然环境中才能稳步发展。社会是一个“人”的社会,人的素质高低决定了社会的素质高低。林业院校培养的大学生,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成为各个领域的决策者、管理者,他们是否具备良好的生态素养,能否将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贯彻落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是我国能否逐步走上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没有受过良好环境教育、没有较好生态素养的决策者是不大可能制定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大学生生态素养的状况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2.有助于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
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及其行为的养成,直接影响着他们现在及未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就是在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通过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培养和训练,使之将生态文明的行为要求成为自觉的稳定的行为习惯,从而将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素质[3]。而生态素养的培育就是通过学习、宣传、教育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感知、理解生态文化知识,把生态文化知识,包括生态伦理转化为内心的生态道德良知、情感直至信念;把自己的生态道德认知、情感及信念转化为外部的生态道德行为,并以此影响社会。培育提高大学生生态素养,可以促进学生自觉地将生态道德、生态价值观念潜移默化为自己自觉的行为。
3.是大学生成为高素质人才的内在要求
高素质人才不仅仅是对知识积累和技能掌握方面的要求,还是对个人生态素质的要求。高素质人才必须把生态行为从以前的仅仅是避免一些生态伤害提升到促进万物和谐发展的自主行为。大学生作为高素质人才,必须具备相应的生态素养,才符合现代社会对每个人基本素质的普遍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教育是现代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大学生群体具有受教育程度高的优势,肩负着我国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责任,他们有可能,也有必要率先实现环境意识水平对经济生活水平的超越。所以高校重视和加强对大学生生态素养的培育工作,把生态素养真正变成大学生个人的基本素养,使大学生对环境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认识上,而且体现在行动中,养成符合生态伦理观的行为,有利于全面加强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大学生各方面的综合发展。
二、大学生公民应具备的生态素养内涵
生态素养强调通过生态知识、情感,特别是生态伦理观和生态哲学世界观的建立,掌握环境技能,改善环境行为,形成自觉自愿有利于环境的生活行为习惯[4]。我们认为应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和途径来促进大学生具有对环境保护的知识、情感与行为习惯及环境伦理,并使这些环保意识和行为成为他们的日常修养。
1.生态知识素养
体现为个人对生态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表现为对全球自然环境问题的由来和状况有基本的了解,并能随着环境问题的发展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对个人所在地区的各种环境问题和相关知识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人工环境、环境法规、环境认证标准等相关知识有认识和了解。
2.生态伦理素养
体现为个人在人与生态环境方面的一种道德观、世界观和发展观。表现为能善待自然,尊重其它生命,全面了解自然生态的价值。了解人类活动的特点,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和谐的思想,并知道人类如何活动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人类对保护自然环境具有责任和义务的环境道德观及天、地、人系统的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发展观。这是一种深层次的环境思想境界,它对指导和影响个人的环境行为和生活习惯具有重要意义。
3.生态情感素养
体现为个体在心理上对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生存的具体环境的敏感度,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态度,对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感。表现为对大自然怀有敬意,热爱、欣赏自然美,对优雅的环境感到愉悦,对人类活动使自然生态受损坏感到担忧,厌恶损害自然的行为,对破坏自然环境的恶性事件表示愤怒等。
4.生态行为素养
体现为把对生态知识、情感、伦理道德观等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中,实现知行合一,表现为自愿为改善某一环境问题从自我的日常生活行为开始做起;采用一种有利于环境的生活和消费方式;爱护环境、节约资源成为个人自然而然的行为习惯,并能积极影响他人。
三、林业院校培育大学生公民生态素养的途径
1.重构学校生态教育体系,合理设置环境教育课程
要提高大学生的生态文化素养,应对高校课程体系结构进行改革,构建完整的生态文化教育知识和思想理论体系。高校在各专业中开设环境教育必修课程时,可考虑不同专业尤其是非环保专业学生的实际需求。在教育内容上,主要是进行环境意识教育和关于环境问题一般知识的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则要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既需要有列入教学计划的系统、规范的课堂教育,更需要有运用校园文化活动、学生环保社团活动等第二课堂,以及与其他课程的结合渗透等多种途径和方法,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在教育目的上,主要是使各专业大学生了解环境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了解目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了解环境科学最基本的知识和方法,从而培养强烈的环境意识,形成高度的环境责任感和使命感。开设诸如“社会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学概论”、“城市生态学”等环境类课程对学生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生态教育,帮助提高他们的生态素养。
2.提高学校教师的生态素养
任何一种教育都是通过教师来实施的。学生生态素养的高低影响因素有很多,教师自身的生态文化素质是关键因素之一。高校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大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进步和思想成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教师人格对青年大学生成长的影响,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何惩罚制度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培育并提高大学生的生态素养,高校教师尤其是德育工作者,自身也必须要具备较好的生态素养。高校不仅应当拥有生态教育的专职师资,更重要的是要让其他学科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也贯穿生态文化教育。这就要求高校教师既要对本专业的知识有较深的造诣,又要具有深厚的生态文化知识底蕴和生态文化教育能力,这样才能深入地挖掘教学内容中的生态理念,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将自己内化了的生态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促使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并内化成学生自身稳定的生态文化素养[5]。
3.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高校既是学生学习的园地,又是学生聚集、生活的地方。学校的硬件环境与整体氛围对学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学校应努力营造生态教育的良好校园氛围,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形式对他们进行相关的教育和引导,促使他们养成环保意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1)校园文化载体对大学生形成文明有序、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起着烘托的作用,因此高校校园建设要充分考虑和体现生态环保意识,既给大学生营造一个美丽而舒适的环境又使他们从生态建设中得到陶冶。
(2)林业院校党团组织、各种社团组织要积极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发挥其教育作用,如可以设计以生态教育为主题的生态文化周,开展大学生环保论坛、环保图片的展览、邀请专家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以激发大学生的环保热情,强化其环保的意识。
(3)林业院校辅导员、班主任和教师群体在生态教育中,既起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又具有示范作用。因此,辅导员、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要有强烈的意识抓住一切时机适时地对学生进行生态教育。
(4)管理和服务部门的科学管理、热情服务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所以把学校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和文明有序的校园生态系统,必然会对学生的生态观念和责任的强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4.积极探索,丰富教学实践活动
(1)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培育大学生的生态文化素养也是养成教育,养成教育就要突出实践,善于寓教于乐,寓教于学,寓教于管理,寓教于生活,要组织学生在校内和校外,开展多种形式的生态文明的实践活动,各种绿色文明的主题活动,学生通过参观考察、绿色志愿者的各项活动,可以在大自然中陶冶性情,激发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河山的情感,也激发生态危机的意识和责任感。因此,在生态教育的实践中,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进行,诸如生态调查、野外生存体验、公益劳动、参观和旅游、环保签名、志愿者宣传等活动,让青年大学生感受大自然、热爱大自然,进而增强生态伦理意识,使他们能够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络、广播、电视、宣传栏等多种媒体,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个主题,举办摄影展、征文、演讲比赛等,宣传环境保护的科技知识、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反对铺张浪费,提倡绿色消费,使生态观念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爱护环境光荣,破坏环境可耻的良好校风。
(2)营造舆论氛围,扩大宣传力度。学校应通过板报、宣传信息、广播、图片等形式,对在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进行宣传和表彰,同时可以设立曝光台,实施监督,使学生自觉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形成保护环境光荣,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可耻的舆论氛围,从而使道德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全校师生中营造“人人注重环境、处处爱护环境”的良好气氛。重视意识形态在大学生思想观念中的作用,开展全方位、多视角、有深度的环境教育宣传,提高学生的生态环境道德意识,使生态素养在大学生中扎根发芽。
总之,生态素养是实现素质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人才的必备素养之一。林业院校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林业事业的未来建设者,是建设人类生存的绿色家园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力军,作为未来的林业工作者,林业院校大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生态素养。林业院校在培育和提高大学生公民生态素养过程中,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在实践中不断研究完善,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教育体系,培养一批又一批具有现代生态文化理念的新型人才,以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担负起历史重任,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人才保证,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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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必要性分析
自然保护区是指为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而划出的一定地域范围。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世界自然保护区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迅速，截止至2014年底，我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已达2445个。
与此同时，随着人类居住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生态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旅游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在全球迅速发展。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活动的直接对象，也是开展生态旅游的物质基础。
自然保护区是良好的生态旅游资源，在自然保护区开展对环境负责任的生态旅游，不仅可以避免盲目开发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还能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发挥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教育功能。而设置科学的环境解说系统是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教育功能、服务功能、使用功能得以发挥的必要基础。
二、研究内容
对于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环境解说模式的研究，除上述必要性及意义研究外，主要还有解说模式规划目的与功能、解说媒介、解说模式受众需求、不同功能分区解说模式研究、解说模式评估等研究方向。
（一）解说模式规划目的与功能研究
1.对保护区影响
环境解说可以通过告知游客景区的规章制度、政策、规划及资源信息协助景区的管理，也可作为呈现管理形象与游客行为和态度之间的桥梁、突出景区资源魅力、提高景区文化品位和旅游吸引力，并能通过分散一个地点的游客来减轻保护区的压力（Shiuh和ChuangLee，2005；吴希冰、张立明、邹伟，2007）。
2.对游客的影响
环境解说应达到帮助听众对造访地形成关注、鉴赏和理解、实现管理目标、促使公众理解管理机构、使旅游者与资源之间形成智力和情感等方面的联系、改变人们的环境行为、培养对环境负责的个体的目标和目的（Knapp，1994；Susan，2003），并达到通过提高景区文化品位和旅游吸引力，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要，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的目的（吴希冰、张立明、邹伟，2007）。
前往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游客特点不同，需求也不同：Moscard（1996）可将游客分成积极的与钝化的两种，认为解说的设计应该致力于前者，因此解说模式的开发注重四点原则：解说应为游客提供多种体验；通过以自然为导向的解说活动令游客参与其中并控制注意力；建立解说员与游客个人体验和感受的纽带；通过解说激发游客的智慧，鼓励游客进行提问。
因此，解说模式规划时，应具有教育性、引导性、专业性、趣味性、科学性、综合性和人文关怀，并能突出景区历史文化内涵（梁莺莺，2008），以达到学习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行为目标（张建萍、吴亚东等，2010）。
（二）解说媒介研究
环境解说模式基本可分为向导型和自导型两类，相应依托的目前环境解说媒介主要有导游服务解说、标示牌、景点解说牌、环境安全警示、网络媒体解说、多媒体影像视频、图文印刷物、情景互动体验等。Cherem和Martinkovic（1977）研究了口头解说与非口头解说对听众接受信息的重要性。Hanna（1986）对可视性设备对游客传达的信息效果进行了评估。Mcclafferty（2005）通过实证得出，交互式解说媒介与一般的解说媒介相比，可以取得更好的解说效果。赵晓娜和王辉（2015）认为除完善基本的解说媒介外，借助科技发展契机，创新解说载体，将现代虚拟信息技术融入环境解说媒介设计中，增设虚拟旅游体验设施、电子解说触摸屏、多媒体展示系统等现代化影音解说媒介，弥补传统解说媒介的不足。
（三）解说受众需求研究
为开发更完善的生态旅游环境解说模式，更好地提供环境解说服务，需要对环境解说的受众需求进行研究。洪艳、陶伟（2005）研究了游客对旅游解说需求的差异，并探讨游客属性、出游动机与解说需求之间的相关性。徐新h（2010）认为，自然保护区解说受众人群具有较强的生态价值观、较成熟的旅游消费心理和较高的环保意识。王艳（2010）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发现游客认为生态旅游解说系统应具有传达信息、增加体验、教育游客及环境保护等功能。梁莺莺（2008）强调生态旅游归根结底是一种旅游形式，因此要注重游客的休闲娱乐需求，要是游客参与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对环境保护的自然而然的感悟，寓教于乐。
（四）不同功能分区解说模式研究
合理有效的功能区划是充分发挥自然保护区多重功能和实施有效管理的关键，因此，环境解说模式也应根据不同功能分区有所侧重：张建萍、吴亚东等（2010）认为核心区禁止任何解说设施的建设，通过一些特殊的解说媒介的帮助以实现区外解说；缓冲区可以进行一定数量的解说设施建设，并可以设置一些生态景观小品，组织生态游戏等；验区解说媒介应灵活多样，尽可能的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吴希冰、张立明、邹伟（2007）提出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在不破坏和影响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可借助于旅游管理标识牌，代替管理人员对游客进行无声的、现场的管理组织，开展参观、旅游等活动。
（五）解说模式评估
罗芬、钟永德等（2005）调查了游客对各种解说类型的有效性评价并为提高黄山园内解说效果提供了建议。罗芬、钟永德等（2008）以湖南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分析得出游客因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在解说媒体偏好与解说主题兴趣上存在差异。蔚东英（2008）从环境解说的功能性、社会性和体验性三个方面着手，确定环境解说评估指标体系的层级结构，通过专家咨询、集体讨论、频度统计和反复过滤产生法筛选出地质公园环境解说评估指标，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判断矩阵和计算权重，构建地质公园环境解说评估指标体系，然后从评估者的角度提出环境解说三方评估体系。
三、研究方法
主要为定性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为文献综述法和专家咨询法，还广泛采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涉及学科主要有包括旅游心理学、传播学、消费者行为、旅游体验、自然保护区学。
梁莺莺（2008）还运用了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访谈法进行了妙峰山风景名胜区生态旅游区环境解说系统规划与设计研究。赵晓娜和王辉（2015）通过对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的实地考察，进行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解说系统优化研究。王艳（2010）从系统学角度提出由解说反馈、解说对象、解说受众、解说内容、解说组织、解说媒介等六大要素组成的地质公园旅游解说系统FORCOM框架，并以鹿寨香桥喀斯特生态国家地质公园为例，对地质公园旅游解说系统进行实证研究，指出目前该地质公园旅游解说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根据FORCOM框架进行规划设计。武媚（2012）运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法对面向游客的地质公园旅游解说服务质量进行了评价研究。
四、研究评述
国内外对环境解说模式已经有一定研究成果的积累，和自然保护区的特点结合度较高，并积极引入其他学科知识，努力使环境解说模式更加科学完善，但目前还存在一些显著问题：
（一）缺乏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
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为利用文献综述开展的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缺少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和实验开展的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因此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停留在描述性分析上，因此，这些研究构建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环境解说模式只是初i的、探索性的、可操作性较差。
（二）缺少与高新科技结合的模式开发
随着各种高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生态旅游环境解说模式也应积极运用高新技术，而目前的研究主要还集中于旅游标识牌、导游解说服务研究，而这些传统解说模式的研究已经无法顺应时代的需求，也无法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
（三）缺乏综合性解说模式研究
目前研究主要突出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环境解说模式的自然保护功能和教育功能，而忽略了生态旅游的游憩娱乐功能，无法真正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四）研究方式老旧，缺乏创新
目前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创新性，因此难以提出创新性的解说模式，这也导致了我国自然保护区旅游解说系统在建设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公众信息资料类型单一、缺乏景区特色等。
（五）缺少系统性研究
目前的研究基本都只关注于某一单一领域，研究成果较为零碎，缺少对系统性研究，因此无法为解说系统规划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导致国内目前各自然保护区旅游规划中缺少专门的完整的旅游解说规划。
五、研究展望
（一）注重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
科学合理的解说模式需要明确的实践和数据支撑，未来应从理论研究、定性研究转向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式，进行大量问卷调查与统计，并且与实验相结合，建立有实际操作性的、科学合理的环境解说系统。
（二）开展与高新科技相结合的环境解说模式研究
由于游客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和自然保护区景区承载量有限这一特性，未来应更多借助现代科技，将现代虚拟信息技术融入环境解说媒介设计中，借助目前不断出现的全息影像技术、VR虚拟现实，可使游客逼真地感受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场景，这可使游客更好地理解自然环境知识，还能有效减轻保护区人流负荷，有效补传统解说媒介的不足。
（三）注重不同游客心理需求的研究，并针对不同细分群体开发相应的解说模式
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环境哲学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及对策三方面主题进行了研讨。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资源的诠释与论述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相关论文30篇。
卢风、盖光、余泽娜等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思想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念。卢风认为，在当前传统思想文化合理复兴的背景下，传统思想文化能否为环境哲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论题。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卢风援引《中庸》、《易经》、《论语》、《大学》等文献关于“人性”、“终极关怀”的相关论述，指出“天人合一”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君子的最高追求或“终极关怀”。对于什么是“内向超越”，卢风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不懈努力称为人的超越性，并对“内向超越”、“外向超越”做了对比和区分，认为改变自我就是内向超越，而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就是外向超越。“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之超越性追求上，儒家将内向超越即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超越放在优先地位。但儒家的内向超越又并没有封闭于自我，而是注重向自然学习，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家天人合一及内向超越的追求，与现代西方主客二元的世界观以及将工商、技术放在优先位置的外向超越迥然不同，因而对于反思、超越现代性具有启迪意义。
盖光认为“道生”极具“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也是成就中国智慧中“生态”蕴含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道生”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道生”禀天地阴阳之气，其节奏及韵律性的生成与转换旨在促生万物生命的生态共荣。人由天地自然道化而成，人的发展，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精神文化存在，既是生态转换及“道法”的延伸，也积聚着“道生”的生态智慧。关于“道生”与“太一”的智慧逻辑，他认为“道生”与“太一”、“太极”之生相互联系，这些作为智慧性表达，内在一致且同一，区别主要在于话语表达及述者的不同。对于“道生”智慧的释解，不仅需生命肌体活动的整体参与，更含蕴精神体验性，或本身即表征精神生态特性。
余泽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质性传统。这个传统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统，在术的层面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和生活技艺之中，渗透于法制建设、民间信仰之中，形成道、术相济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规范有效的影响。而造成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原因恰是道统传承萎缩、道与术相分离。因此，她认为，要走出困境，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经验：既要好于道，也要进于术。
乔清举、刘魁、陈红兵、张连国、姚洪越等学者对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诠释与论述。乔清举介绍了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的情况。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其所谓天的规定性“生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儒家生态哲学要求人主动地实现与天地相贯通的本体，做到“为天地立心”，使万物尽性。对于动植物、土地、河流、山脉，儒家都有其生态哲学层面上的表述。儒家把道德共同体推及整个自然界，并从宗教、道德、政治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在宗教层面上，儒家保留着自然之魅的观念，认为一些动植物具有神性，要求祭祀它们，祭祀土地山川，“报本反始”。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以及物”，提出“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说法。在政治层面上，历代政权都设立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自然。通过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论述，乔清举认为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其生存必须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
刘魁对《周易》中盛德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所说的盛德价值观，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他认为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陈红兵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其一，“无为而治”是建立在“道法自然”思想基础上的。“法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其二，从社会治理角度言，“虚无为本”体现为统治者观照自然、社会及其变化发展，制定相应法令制度的整体性思维。它要求我们今天，社会治理应改变片面的物质主义导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其三，“因循为用”包含因时、因物、因民三方面内涵。其中，“因物”主要是指尊重和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它要求我们今天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及自然本性。“因民”包括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自然需求和民俗等方面。它启发我们今天不应过分强调百姓对物质利欲的追求，而应将社会安定、百姓身心的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因俗”则要求尊重各地民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对改变各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持慎重态度;其四，“名正法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可持续发展意义体现在环境法建设上，要求从协调经济――社会――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出发，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环境职责。
张连国认为《庄子》的生态存在论是若有真宰、不得其朕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是万物云云、各复其根的生态系统论与自然价值论。人存在方式具有芒乎与本真的二重性。人的本真性是由现象学还原的知的本真性决定的。存在是一个以道为本根，出于道、返于道的反复循环的生态巨系统，具有无目的而潜在合目的内在生态价值。人在既以自然的方式又以人的方式原发共生中成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真自然存在方式不是动物般的生存方式，而是无目的而合目的、合于自然生态系统缘构共生真意天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存在方式。真人生态生存论是与自然和谐，与世混处。
姚洪越将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的自然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面临大自然时，根据自身的基本教义，对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这些内容构成佛教和基督教自然观的基础部分;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修炼身心与探索、改造自然，有所顾忌与勇于探索，感应论与拣选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效果在目的、动力、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后提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二者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积极探索，不懈努力。
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价值、中医生态思想、回族生态文化、草原文化的生态维度等不同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了论述。
二、环境哲学理论
环境哲学理论一直是历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重要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有35篇。这方面论文主要围绕两方面主题，一是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的述评;二是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
郇庆治、包庆德、陈爱华、张卫等学者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进行了述评。郇庆治通过对“深生态学”（deepecology）的创立者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相关理论和布赖恩・托卡激进的“绿色运动”、“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和主张，以及艾克斯利、罗伯特・古丁等相关学者的理论的阐述性分析，对于什么是生态自治主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自治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生态自治主义的任何实践层面上的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阐释上的深入与广为传播，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性变革，终归是关涉人类关系及其利益的艰难调整，而不简单是一个理论可信性与说服力的问题。
包庆德认为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陈爱华认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
张卫介绍了美国的“田野哲学”。他认为，“田野哲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关于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其主张和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孟勤、郑慧子、肖显静、曹顺仙等学者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曹孟勤教授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郑慧子指出，生态学与环境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学不仅是环境哲学赖以发展的思想源泉，而且还是环境哲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基础和根据。然而，生态学的科学性质直到目前在科学共同体中还依然处在悬疑之中，这种状况并未被环境哲学所察觉，相反，环境哲学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存疑的现成性的生态学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图景使环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自身合理性问题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生态学的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应当被视为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新任务和新方向。
肖显静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DNA条形码）的完整性，代表着物种的真正本质。因此，人类对物种有直接的责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方面能够为政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曹顺仙指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并以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面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品格。她认为，从认识论维度而言，整体主义思维、对象性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单向度”运用或综合运用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张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三维化”思维认识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把时代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社会的、人文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的复合性社会问题。论文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围绕自然――人――社会的“三维化”角度进行，其终极追求是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三维化”的历史观是自然、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进化的生态历史观。人、社会、自然进化遵守六大规律，即自然进化规律、人进化规律和社会进化规律，以及自然、人和社会相互之间协同共进的“间性规律”即人与自然间关系演进的规律、人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
三、现实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自十七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对策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国家环保部宣教司刘友宾巡视员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会议提交相关论文32篇。
关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研讨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宏观方面的论述，如叶平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特点及其理论前提，解保军论述了环境悬崖危机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新契机，丁宪浩、周兰珍突出了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朱伯玉、白洋关于当前环保法相关议题的探讨等等;研讨内容还涉及环境宣传教育、企业绿色发展等一般话题;比较专门的议题还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汽车消费及道路交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曹水群、董军的论文则涉到当前备受关注的邻避抗争话题。
刘友宾巡视员从文化建设维度，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重点对“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新修订的环保法、生态文化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建设是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出生态文化精品力作，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
叶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环境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科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等观念的变革趋势。他认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应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解保军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的“环境悬崖”状况，将促使经济与环境关系发生“哥白尼革命”式的新变化，人们将转变思维方式，倡导“环境优先”的发展范式，这样可能会比以往更好地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它将把人们从唯GDP崇拜的疯魔中唤醒，对GDP的“生态启蒙”有了新认识，“生态启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确立生态理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后，它将促使人们发展观产生新变化，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有新提高，人们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向“求环保”、“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丁宪浩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我国的公众参与尚处“初级阶段”，环保产业的公众参与主要有监督性参与、消费性参与、投入性参与等形式，近年来社会公众三种参与形式都有所发展，给环保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但与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公众参与还显得相对滞后，其制约因素为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成本偏高和参与氛围不浓。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他提出注重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引导的对策。
周兰珍认为当下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就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来看，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而公众自身素质是导致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位的基础性原因，只有把生态文明内化于公众的内心，多渠道依靠特定的组织机构来引导公众的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公众的组织建设是最佳的选择。
朱伯玉对于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诉权进行了探讨，认为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环境诉权有其实体法根基，并对环境诉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分析了其类型化。通过论述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权与环境生态诉权，他认为环境法哲学转换了我们审视环境诉权及其根基的视角。环境诉权是“环境诉讼”的诉权，而不是“有关环境的诉讼”的诉权。确定环境诉权基本内容必须正确处理环境诉权与实体环境权之间的关系。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司法实践的拓展，以及环境生态权诉权理论的突破，环境诉权理论之基不断得到夯实。白洋从“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环境法治存在的机遇和挑战，指出其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关键词：生态环境教育；中小学课程；课程体系；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地方化；校本化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生态环境工作，特别重视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十更是发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号召，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环保部、教育部等联合印发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年）》也指出，“强化基础阶段环境教育，在相关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内容，鼓励中小学开办各种形式的环境教育课堂”。可见，将生态环境教育有机融入中小学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合格人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目前中小学生态环境教育的困境
随着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国家着力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与教育，但将生态环境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之中仍存在着以下困境。
（一）课程定位不够明确
课程定位不明确是当前中小学生态环境教育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具体表现为：一是课程地位不明确。由于国家目前并没有指出中小学生态环境教育在中小学课程中是必修课程还是选修课程，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还是校本课程，导致生态环境教育在具体实施层面上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由于中小学实施生态环境教育的监督、评价制度的缺失，造成了其在中小学课程体系中“合法”地位的丧失；二是课程目标不明确。例如，《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年）》仅仅指出环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环境的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养成对环境的可持续行为及生活方式，但是并未给出具体、明确的课程目标，结果导致教师对生态环境教育的课程目标认识不一致。如有教师认为，生态环境教育是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1〕，有的则认为是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素质”〔2〕。正是由于生态环境教育课程定位与目标的模糊性，才使得中小学生态环境教育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二）思想认识不到位
在当前应试教育环境下，中小学（特别是中学）的日常教学更多地关注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课程和内容，而那些考试不考的课程常常会被忽视。由于生态环境教育在中小学教育内容中所占比重极小，其知识琐碎，特别是考试基本不涉及生态环境教育的知识，因此，导致学校忽视了对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也只有在遇到上级行政部门发文、相关领导来视察、督导等，才表现出十分重视生态环境教育。另外，大部分教师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上好课，让学生考出好成绩，而生态环境教育应属于学校或班主任的职责，与自己没什么关系。
（三）课程内容不系统
课程内容是学校对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的媒介，是课程目标实现的载体。良好的课程内容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唤醒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而且还能促使其通过思考生态环境问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最终树立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价值观。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学校生态环境教育通常是散落在品德与社会、地理等课程中，导致生态环境教育的内容系统性、连贯性不足，未形成完整的课程、教材和评价体系，进而难以引起学校、教师和学生的重视。虽然《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年）》强调要将生态环境知识渗透到其他课程之中，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而导致其操作性不强。
（四）缺乏有力的保障条件
学校开设生态环境教育课程不仅需要课程定位准确、认识到位和内容完整，还需要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但目前，很多中小学没有专职的生态环境教师。对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往往是通过校长的专题讲话或班主任的主题班会开展。由于他们自身既缺乏专业的生态环境知识，又缺乏实践经验，因此，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另外，生态环境教育的开展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相关知识、听讲座，还需要教师将学生带出教室，走进自然去开展一些实践活动。而这些都需要家庭和社区及相关部门等多方面的配合。
二、生态环境教育有机融入中小学课程的路径
由于生态环境教育课程定位不够明确，学校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再加上课程内容系统性不足，缺乏有力的保障条件，最终导致中小学生生态环境教育效果不佳。因此，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
（一）融入中小学课程体系之中
1.修订课程标准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试行）》要求将生态环境教育渗透在学科教学之中。因此，修订中小学课程标准是生态环境教育有机融入中小学课程的原点。例如，《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物理的基本课程理念是“让学生了解自然界事物的相互联系，注意学科间的联系与渗透，关心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关注科技发展给社会进步带来的影响，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可将其修改为“让学生了解人与自然界的本质联系。在科学进步的前提下，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和科学的生态观。注意学科间的联系与渗透，关心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关注科技发展给社会进步、生态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需要指出的是，课程标准的修订还应注意不同学段生态环境教育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又如，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修改要和初中物理课程标准的修改保持一致。比如，可将《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修订稿）》中的“科学素养一般包括：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运用基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认识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能力”改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求知，运用基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认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和养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2.修订教材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编写的直接用于教学实践的教科书或者教辅工具。因此，修订教材是生态环境教育有机融入教材的有效渠道。首先，教材修订要体现生态环境教育的系统性、具体化。因为义务教育阶段基础教育年限很长，再加上生态环境教育内容的复杂性，使得对中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可以通过一些关键词如生态启蒙、生态意识的养成等分学段、分年级、分时节地将生态教育融入各学科。例如，可以将人教版二年级语文上册中的《父亲和鸟》安排在下册第二单元，这样教师可以利用四月爱鸟周为契机深化对学生的生态环境教育。其次，教材修订要以三维目标为中心。其中，“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两个目标要精确，“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要凸显。切不可在教材中过分强调生态环境教育而致使其与学科教学目标宾主移位。再次，教材修订要以精选材料为准线。选入教科书的材料不仅要体现学科属性，保障三维目标的实现，同时，也要能为生态环境教育有机的融入提供结合点。例如，《邓小平爷爷种树》和《找春天》等文章不仅能够培养学生读、写、理解的能力，又能为生态环境融入教材提供有机的连接点。
（二）融入课程实施的过程之中
课堂教学是课程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中小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实现生态环境教育的目标，学校应将生态理念、环保理念融入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1.融入教师的教学过程之中由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生态环境教育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就需要教师在立足自己课程的基础上深刻理解教材，并以适当的教学策略引导、熏陶学生，促进其形成科学的生态环境意识和观念。具体而言，要做到：首先，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中的生态环境教育的知识点。教师要在自己课程的基础上去解读隐藏在教材中的生态环境教育的知识点。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自己领悟到的教材中所涉及到生态环境教育的知识、技能、价值观传达给学生。例如，在教学《父亲和鸟》时，教师不仅要把握本课的语文教学任务，更应该引导学生体会、感受本文所倡导的人、自然、生物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学生养成保护动物的习惯。其次，使用适当的教学策略实施生态环境教育。当教师领悟到教材中生态环境教育的知识和精神之后，应以合适的教学策略进行课堂教学，潜移默化地渗透生态环境教育。例如，化学教师在教学完“化学肥料”这部分知识时，可以让学生观看2007年爆发的太湖蓝藻污染事件的视频。然后让学生用所学知识解释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最后引导学生意识到我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更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最后，生态环境教育需要教师身体力行，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因为对中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时，教师日常的生态环境意识和行为可以对学生习得、同化生态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行为起到外部强化作用。2.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之中生态环境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学校生态环境教育使学生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树立爱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最终使其成为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公民。具体而言，需做到：其一，将生态环境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过程之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要直接告诉学生问题的答案，而是要通过适时地给他们解惑来实现知识、技能、价值观的教授。即在对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时，教师要敢于放手、善于放手，使学生浸润在学得与习得之中。例如，化学课上，当教师教学完烃、石油、煤的知识后，可以问学生“现在火电厂主要使用煤发电，烧煤则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硫。空气中二氧化硫过多则导致酸雨。同学们，我们怎么才能低成本地消除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当学生百思不得其解时，教师可以进行点拨。这样，学生不仅习得知识，还形成了环保意识；其二，将生态环境教育融入学生的实践。素质教育是一种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教育。生态环境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学生亲身去感受、体验身边的生态环境状况，从而真实地感受到自然之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性。例如，生物课上，教师教学完鸟类的知识后，可以让学生去调查自己最常见的鸟，然后再访谈爸爸妈妈小时候见到的鸟，最后整理调查结果撰写报告。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对生态环境情况有具体的认识，进而唤起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行为。
（三）融入课程评价的反馈之中
课程评价是确定课程实施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以及达到何种程度的过程，对课程的建设具有导向性、诊断性和发展等。生态环境教育评价标准的建构要体现评价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可操作性，一般包括学校、教师与学生三个方面。学校方面一般包括校园生态环境建设、学校生态环境教育管理与实施情况；教师方面包括教学的设计、课程的组织与实施、自身行为表现等；学生方面通常包括学习方式、知识与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评价。生态环境教育在中小学的开设通常分为独立设课和渗透到学科课程两种情况，因而，生态环境教育评价标准的建构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其一，建构生态环境教育课程评价标准。即在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教育的内容、课程资源开发、组织及实施等基础上建构其评价标准体系。例如，如果一级评价指标是生态环境教育管理，那么生态环境教育的组织与实施、生态环境教育的制度建设和经费管理则可以作为二级评价指标，经费的保障、使用和审核则可以是经费管理的三级指标；其二，融入学科课程评价体系。一般而言，融入学科教学的生态环境教育更多地是一种意识和价值观的教育。这和课堂所要达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教学目标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融入到学科教学的生态环境教育可以通过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细则进行评价。例如，《父亲和鸟》一文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要突出学生要爱护野生动物这一情感指标。
三、生态环境教育有机融入中小学课程的特色
生态教育融入中小学课程地方化、校本化的特色不仅能够保障生态教育融入是一种有机的方式，并能够提高自身的区域适应性，而且有利于学校的特色发展。
（一）生态环境教育地方化
生态环境教育地方化是指将生态环境教育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形成的生态观念同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实际相结合，进而使生态环境教育彰显地方特色。这样不仅能使学生将要学习的生态环境知识简单化，更能唤起学生保护家乡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行为。实际上，对中小学生落实与普及生态环境教育离不开地方相关部门的积极作为。也就是说，中小学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以国家倡导的主流观念（如优秀传统文化入校园以及法治教育入校园等）为导向，以地方实际为依托，从而保证国家所倡导的主流观念融入课程的有机性。因此，生态环境教育需要同本地区的自然生态状况相结合，并在课程实施中凸显出来。这样既能体现其公共性，又尊重了地区的实际与差异。例如，从2007年开始，山东省教育厅、环保厅积极通过申报省级环境教育基地的政策为本省中小学进行生态环境教育提供环境教育基地。
（二）生态环境教育校本化
生态环境教育校本化主要表现为：课程设计主体是学校及其全体师生、主题活动同日常教学相融合以及教材使用同生态环境教育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生态环境教育校本化就是将生态环境教育知识、观念、行为的培养与学校实际相融合。中小学贯彻落实国家对生态环境教育的号召，在教材处理、课程的组织与实施和课程评价等多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对生态环境教育校本化的最佳解读。这就需要校长、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处和各教研组等在根据学校实际与本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使生态环境教育有机融入学校课程。例如，广州市四中为每个班级安装了一个独立电表,评出节电标兵和优秀节电班级,学期末进行物质奖励并颁发荣誉证书〔3〕。另外，学校也可利用社区、家长和生态实践基地等资源对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
参考文献：
〔1〕赖琼华.初中生物教学中渗透生态环境教育的实践与体会〔J〕.林区教学，2015，（6）：96-97.
〔2〕刘晓琴.初中化学教学中实施生态环境教育〔J〕.课程教育研究，2014，（2）：248-249.
关键词：环境生态学；实践教学；优化；工科院校
一、环境生态学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实践教学内容与专业知识联系不够紧密，缺乏设计性和探究性的实习内容，很难实现不同课程、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融合和创新。另外，由于实践教学周期短，教学模式也相对较单一，主要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来完成教学大纲中的实践内容，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导致其在实践过程中没有积极参与的主动性和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效果。2.教学质量检验标准不能客观地对学生的成绩做出评定。目前，对于学生成绩的评定局限于实习报告上的等级评定或分数量化，在实践过程中都是以分组的形式来完成教学内容的，这样同组内部分学生存在互相抄袭从而过关的可能性。
二、环境生态学实践教学内容的设计与优化
1.增加城市生态监测实践环节，丰富实习内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进一步增进学生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城市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增强对城市环境的感性认识、发现城市环境中不合理的地方并提出改进建议，需将环境生态学实践内容与《城市环境学》和《环境污染生态学》相结合。除以前的城市生态系统的调查和认识外，还增加了生物修复技术（湿地生态系统）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及城市水土保持措施及其布设相关的实习内容。通过实地考察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功能性生态湿地，使学生基本理解湿地的生态功能及对城市环境的服务功能，以及人工湿地净化水体的机理；通过实地考察汉城湖部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使学生了解水土流失的类型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针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特征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及其布设方式。2.加强学生实践主动性、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同样它的解决也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综合性问题[3]。环境生态学实习中的野外实习目前主要是在安康市宁陕县秦岭火地塘试验林场、祥裕国家森林公园、淳化县仲山森林公园完成的。野外实习内容与《环境土壤学》《自然地理学》相联系，突出生态实习的综合性。对土壤剖面的观测，使学生了解植物与土壤的关系，以及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情况，认识植被的蓄水保土的原理；对秦岭不同海拔高度的垂直地带性植物认识自然地理中的垂直带谱分布规律。在实习之前，要求每位同学认真学习指导书，分组并制订出详细的实习方案，分工协作。在样地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出当地草本群落样方最小面积，以及通过自己的亲自调查理解实习的目的；通过样方调查，计算出群落密度、频度、重要值，以及多样性参数；通过对不同植被群落的光照强度以及各群落不同层面光照强度，得出群落分布与光照的关系。对植物群落的观测，了解植物群落垂直结构的特征，以及进一步了解垂直结构在群落生态功能中的重要性。
三、构建有利于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实践组织环节，规范实践教学过程
1.实习前、中、后进行构建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环节。在实习之前、制定计划过程中采用多样式方案设计，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如在城市综合性公园生态系统调查讲解完后要求学生自制调查表，格式不做具体要求，学生在查阅文献后制定出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表和调查方案，锻炼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能力。在实习过程中，引导学生提出针对性的技术问题及自己的看法，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湿地生态系统对水体净化方面的应用实习中，让学生认识到在湿地系统中植物的关键作用，进一步提升学生在此类研究方向上的兴趣，思考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如何进行植物种的选择及其配置等问题。2.对实习方案和实习报告进行规范化严格要求。在实习过程中，对实习之前的方案制订要求各组同学认真细化，如对校园生态因子的测定实习内容时，对测定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要求学生提前确定好要测定目标对象的具体位置，为随后实习任务的顺利完成打下基础。另外，在每部分实习内容结束后要求学生立即进行数据汇总和总结。在报告书写内容上要求学生每个部分在得出结论的基础上要有自己的总结和认识，对实际的环境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一些措施。同时，对实习报告的书写格式进行了详细说明，强调了实习报告应满足图文并茂、图纸绘制清晰、实习现场照片支撑等规范化要求。通过以上实践环节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学生以组为单位能够在实践过程前完成实习方案制定工作，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提高野外实习熟练动手操作能力，同时在参观实习现场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技术问题，或者对带队老师提出的操作环节衔接问题做出正确回应。实习报告书写较规范，大部分学生实习报告中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提高了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
21世纪的企业面临着巨变的环境，学术界对企业战略管理也有了新的认识，而我国企业还需考虑国际环境及我国内部经济环境变化的挑战。笔者总结了2008～2014年战略管理协会的主要议题（见下表），发现这些会议的主题，都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例如，2008年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企业的经营环境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原有的战略理论的适用性受到质疑。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互联网时代企业经营模式的改变，都引起了学者们对战略管理理论的重新审视和思考。2008～2014年战略管理协会讨论的主题表时代的发展对战略管理提出了挑战，研究者们从企业内部，到外部的环境，再到企业内外部环境结合的角度，研究了企业战略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当今世界，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互联网、大数据等的出现，正改变着企业赖以生存的环境。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战略管理理论又应如何指导企业实践，这些都是我们应思考的问题。笔者从环境学派中的组织生态学理论出发，结合管理研究方法中的情境化要求，探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实践性问题。
二、组织生态学的发展及其演化
环境学派把战略看作是一个反应的过程，其起源是1977年Hannan和Freeman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的“种群生态学”理论。种群生态学源于生物学，主要是针对设计学派、计划学派缺乏对复杂性环境的考虑。在种群生态学中，学者们主要研究组织的成长、衰亡问题，以及组织的多样性问题。Hannan和Freeman在《组织生态学》一书中，对组织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且从组织惯性及竞争力量等方面解释了组织的生存发展。当时的理论提出，主要是因为工业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组织与环境的联系更加紧密，组织的生存必须要依赖环境。种群生态学认为，组织在环境面前是被动的，这里的环境是指大的环境，而非局部的环境。如果组织无法适应环境，就会被环境淘汰。这段时期的理论吸收了制度经济学中的成分，认为是外界的制度，限制了组织的竞争和发展。种群生态学把组织进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变异，即种群中不断出现新的组织的过程；二是选择，即优胜劣汰的过程；三是保留，即被选择的组织逐渐形式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从这个演化的过程中可发现，环境的选择机制，对组织的生存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老的组织可能无法及时做出调整而被淘汰。由此，学者们提出了组织惰性理论。Hannan和Freeman认为，组织惰性，是企业保持现有结构不变的状态，是由于组织对环境的反应速度，跟不上环境变化的速度造成的，而组织的规模、年龄及其复杂程度，都对组织惰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新时代，环境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些惰性高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大。这段时期的理论研究侧重于组织的演化，并且将组织生态理论运用到战略管理、技术创新、产业经济学等领域，形成多学科交叉的形式。根据以上论述可发现，早期的学者们对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种群问题，随后，将其拓展到了产业层次；在实证研究中，主要关注企业的生存率、死亡率、种群密度等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将其运用到高科技园区、生态园区等进行实验分析，这其中包含了仿真技术、生物分类等方法。总之，在组织生态学中，学者们认为，企业必须依赖环境及环境中的资源才能够生存，但是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承载力也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企业之间必定会产生竞争，从而产生优胜劣汰，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商业规则。竞争的最终结果是，改变了一个种群中的组织数量，即种群密度。而同时，不同密度下的种群，会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产生不同的影响，以保持整个系统的平衡。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组织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起源于生物学中的生态概念，并且遵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念。同时，在运用理论进行实践的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了组织惯性问题、种群的密度依赖性问题，并把这些现象和理论加入到生态学理论中，使其更加完善。笔者注意到，在经济转型和变化的时期，随着日本的家族企业集团、韩国的财阀等企业集团形式的出现，战略联盟、合作创新、技术协同创新等理念开始受到重视，而我国企业在转型时期制度环境的变化，也为学者们研究产业规制、制度激励等提供了支持。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体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影响，而环境是具体的，不同国家、地区的环境是不同的。环境的差异，改变了一些要素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甚至使得同一个理论在不环境下实践的效果大相径庭。这个具体的环境，就可以具象化为情境。环境，是指企业内外部的对企业产生影响的各种相关因素。而情境强调的是，环境、组织与人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作用。要想研究情境化的管理理论，就必须要从实际的情境出发，发展出特色的管理理论。
三、战略管理理论的情境化及其要求
1.关于情境化的描述
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是应用型研究，但是学者们经常忽视了情境性因素，而不考虑情境因素，那么，其理论的发展空间必然有限。战略管理本质上还是人的活动，这种活动与社会息息相关。在西方产生的战略管理理论，是基于特定的西方组织环境的，仅仅意识到了情境的差异性并不能解释当前企业的战略行为。情境是一个整体，是从文化、历史及环境的互动作用中演化出来的，单一的理论仅能从一个层面进行解释。因此，学者们需要思考不同国家企业的独特性，是否能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并得到实证的支持，以及这些理论对于指导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又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对于情境的定义与层次，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Johns将情境定义为，围绕着现象并对现象发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并且描述了两种层次的情境效应———综合的与分立的。其研究结果显示，情境是具有调节作用的。情境包含了物质系统与理念系统，并且提到了情境的动态性。研究情境，需要对其进行概念化或分类。大多数学者认为，可将一国的文化、社会、法律等因素作为情境的预测变项，将组织因素作为依变项，同时加入制度因素作为衡量。总之，不论怎样，只有保证情境的结构和概念维度的准确性，才能够保证理论研究的可靠性。
2.战略管理理论情境化的要求
战略管理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它必然要与实践相契合，要因地制宜，而不是照搬教条。这与战略管理中的环境学派的观点相仿，即组织必须适应环境，而领导者负责观察了解环境并保证组织完全与之适应，而且组织应是灵活的。我国的情境与西方的情境存在固有的差异性，而现有的战略管理理论大都是从西方借鉴来的，将这些理论放在我国，需要对其进行检验、延伸、拓展甚至修改。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当前的问题，那么，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这也是战略管理理论历经多年的发展而形成丛林般体系的重要原因。不过，尽管西方的理论有诸多独到之处，但是我国的学者在战略管理实践中发现，一些中国企业的现象无法或不能完全用西方的理论解释，而是需要独特的中国方式来解决。这些现象也蕴含着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对战略管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超越了制度，是一个集体性的适应过程。但是在研究跨文化管理问题时，学者们停滞于只了解“是什么”的层次，而没有将其拓展到“为什么”的层次上去。要想有效地对战略管理进行情境化的研究，就需要改变原有的思维范式，要跳出战略管理学科之外，结合其他学科的力量。不仅要寻找特定企业行为的特殊性，还要对这种特殊性的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看其是否能够拓展到其他领域。由于情境因素具有动态性，因此，战略管理理论也必须随之演化，即理论与组织的共同演化。
四、战略管理情境化
1.对企业战略管理情境的思考
目前，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背景，大都是基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环境，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主体，又囊括了其他多种非公有制成分。在这种情境下，有必要从企业战略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探讨。在外部环境中，政府规制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很大，政府对管理者的评价标准也大多仅以当期的绩效来考察，即经济效益指标和就业指标等。这种考察方式使得企业一味地防守，重视短期利益，致使企业的行为过于被动，从而限制了其他的选择。环境学派强调环境对企业的决定性影响，在环境的影响下，企业本身的能动性是很小的，企业过度作为的结果，是其被淘汰的可能性的提高。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企业坚持原有的战略，是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不过随着经济环境的演变，企业战略和环境的关系也在逐步发生变化。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逐步成熟，外部环境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开始降低，政府逐步放开管制，企业开始从被动地接受环境到主动地适应环境，一些新兴企业开始采取进攻性和创新性的战略，有时候，企业还主动改善自身所处的环境。企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演进，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及全世界跨国贸易、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通过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经营环境的重构和更新，构建了一个更加竞争有序、高效的市场环境。再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企业的战略问题上升到了全球市场。全球战略、全球经营，是应该值得关注的领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突破了原来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未来企业的战略应该更多地考虑以互联网为基础，企业家也要具备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企业价值链的整个环节，乃至整个的商业生态系统，主动适应互联网的环境，应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大胆的进行创新。企业需要重构自己的战略目标，把握多变环境中的机遇。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跨界问题，颠覆了传统的组织边界、产业边界的约束，企业商业生态系统的范围逐步扩大，因此，需要从战略与环境共同演化的角度来看待战略问题。
2.情境化研究的理论
脉络将环境学派的理论应用于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可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企业跨界竞争问题、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战略层面的协同创新问题等。以种群生态学为例，可研究在特定空间中的企业分布密度对其战略行为的影响、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等（具体见下图），也可从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在生态系统中的竞争优势、运行机制、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竞合关系等。
五、结论
论文关键词：大学战略；生态位；共时性；历时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环境的变迁和竞争的加剧使大学进行战略管理成为必要，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大学自主权的逐步落实使大学进行战略管理有了可能，学校战略规划的时代已经到来。许多大学已经开始尝试运用战略指导大学发展，但是一些高校的“战略管理”活动仍然停留在“战略规划”的层面和水平上，战略管理思想并没有真正在大学管理实践中扎下根来。究其原因，其中主要一点就是对大学战略管理的实质认识不清。
一、对大学战略管理实质的两种理解
学术界关于大学战略管理的涵义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战略管理，一种是广义的战略管理。狭义的战略管理将“战略”本身纳入管理的范畴，是对大学战略的制定、实施、控制和更新进行的管理；广义的战略管理则强调管理过程的战略性安排或管理模式的战略性色彩，是针对整个大学所进行的战略性管理。
狭义的理解倾向于把大学战略管理当作一种管理方法。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管理模式常常同正式的规划、集中控制和垂直管理相联系，对大学组织的构造、任务的规定以及管理者的思路有着十分基础的意义。然而，这种狭义的战略管理往往面临着两个突出问题：其一，大学决策层所制定的战略与组织中实际存在的资源往往是脱节的，“管理人员为了制订战略可以呆在办公室里查阅文件和思考，而让别人去履行战略；这样就会给管理人员及其组织带来危害，鼓励了肤浅的战略，而肤浅的战略将有悖于组织真正的特色竞争力”。其二，长期在结构上的苦心设计容易导致组织的支离破碎与官僚主义，严密而繁杂的组织结构层次牺牲了组织的灵活性与成长性，“战略规划的失败就是程式化的失败，是以呆板的计划来应对动态因素的失败”。
广义的理解是把大学战略管理当作一种管理思维。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管理模式强调大学组织根据内外环境的要求，通过对自身资源与条件的统筹规划，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从而在竞争中赢得优势，进而实现组织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其实，广义的理解包含着狭义的概念，两个层面的战略管理在大学进化过程中是统一进行的：一方面，战略管理活动重视统筹规划人、财、物、信息等关键性资源运作的规范程式；科学地预测组织的发展环境，合理规划发展目标与发展路线；建立高效的管理机制，采用精确的管理技术和方法等等。“战略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的清晰性或它的严密结构，而在于当新机会或新的推动力出现时，它捕捉新事物，处理未知事件，重新利用和集中资源的能力，这样才能在选择时最有效的利用资源。”另一方面，“战略管理是一个涉及到组织的创新性任务的过程，它涉及到组织更新和成长；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不断发展和有效运用战略手段来指导组织的运作”[4]。将大学发展置于环境的依托之中，始终将环境作为战略管理的变量，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保持大学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匹配。
二、生态位理论和大学生态位的内涵
生态位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描述的是某个生物体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定位，这种关系是生物与环境互动后所达到均衡的状态。任何生物体单元的生态位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主体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转换状况；二是主体生命系统运行及相互协调运行的状况。应该说生物生态位现象对于所有生命现象而言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原理，它不仅适用于生物界，同样适用于大学管理领域。
仿照生物生态位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大学生态位界定为：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生态环境里，大学能动地与环境及其他大学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功能作用。大学生态位是联系大学自身生存发展与大学生存环境的纽带，反映大学在大学生存空间中的物质、资金、人力、技术和信息流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体现大学竞争力的标志。具体来讲，大学为了在生态系统中占据有利的位置，都尽可能多地争取所需的生态资源，把获得的输入资源（资金、教师、学生、信息、知识等）经过知识的传递、信息的交流、资金的运用、物资的消耗，转化为政府、企业、各种社团组织、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部门所需要的资源，从而转化为直接的学校利益和社会效益，在转化的过程中这些资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大学的广义生存空间。而在一定的生存空间范围、一定的时间段内，每个大学获得输入资源以及输出资源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只能占据广义生存空间的一部分，这部分生态空间就称为大学的生态位。
从宏观层面看，大学生态位是大学在生态环境系统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是外部环境与大学交流的界面平台。每个大学的生态位是大学生态系统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这些节点同时又是一种多维环境空间，是每个大学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小环境。这种小环境是大学所处的生态大环境中与大学紧密接触的那部分，可能包含各种不同的参与者和行动主体，如政府、企业、中介机构、消费者、竞争者等。大学要通过采取行动为关系主体创造出多种可获取的选择来展示自己，并取得他们的关注、赞许和资助，而关系性主体对大学的认可和选择，决定了大学战略的成功程度以及他们所获取竞争优势的大小。因此，一所大学若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善于利用并营造一个有利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从微观层面看，大学生态位是大学与环境互动匹配后所处的状态。大学对环境的适应包括两种层次的适应：一个层次是根据大学固有的资源和能力，对环境要素可以达到的理想适应程度，这种理想适应状态就是大学的基础生态位；另一个层次是大学对环境要素的实际适应程度，这种实际适应状态就是大学的实现生态位。大学的基础生态位和实现生态位都是在动态变化的：基础生态位可能随着整个生态环境的向前发展而扩展或者流失，不同大学在同一时期的基础生态位是不同的，同一大学在不同时期的基础生态位也是不同的；大学的实现生态位也是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具有连续演化的特性。大学实现生态位越接近基础生态位，说明大学对所处环境适应程度越好，大学对本生态位的嵌入性越高。转贴于
大学生态位与生物生态位最大的不同在于：生物的生态位是被动的自然选择的结果，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而大学生态位则是环境选择与大学能动性的结果。在大学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文化、结构、技术、管理能力等生态因子具有差异性，其竞争能力就有所不同。大学个体要立足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分析环境的特点以及大学与环境的协调关系，通过生态位的主动分离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来实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这一过程表现为大学在环境中占据的资源空间发生变化，即生态位发生了变化。当这种变化在一定时间内达到较大的程度，就形成了大学生态位的跃迁。而基础生态位和实现生态位之间产生的生态位势则决定着大学发展的基础与可能性：一方面大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寻求、占领和竞争良好的生态位，能动地改造内外环境，以求大学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大学所在的生态环境因为经常改变，环境的变动导致决策发生改变，原有的生态位就有可能不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成为大学生存发展的障碍，此时，就要求大学能够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适时进行新的战略选择，调整自己的基础生态位，实现大学与环境关系的持续平衡。
三、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大学战略管理实质
从生态位的角度看，大学组织的进化过程就是不断选择、扩展和跃迁自身基础生态位，以及使自己的实现生态位不断的接近基础生态位的动态过程。相应的，大学战略管理的任务就有两个：一是在大学进化的某一时点上组织与环境互动匹配，正确选择生态位并采取措施巩固生态位；二是使大学在进化的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不断寻找和创造新的生态位。可见，大学组织既要与环境相谐又要通过改变环境实现主体性的张扬，大学战略管理活动同时涉及和处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问题。
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大学在某个特定阶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大学要根据自身客观条件，制定合适的战略，以实现在相应生态位上的适应与发展。“战略着重于一种根本性的视点：即给组织以正确的定位，以面对未来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5]一般来讲，在大学进化的某个横切面上，采用传统的战略规划管理方式，即由大学组织力量按照必须的程序和方法把战略制定出来，通过组织系统把战略贯彻下去，变为全体员工的行动，通过战略评估促使员工正确地贯彻既定战略，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战略计划。在一定的时间内，大学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活动的模式没有改变，作为大学适应性调节机制的战略也就保持不变；相反，如果这一时期大学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者大学组织的文化、结构和能力构成的价值创造模式发生了变化，大学战略就要随之而改变。“战略既永恒又转化，它不仅涉及个人的认识，也涉及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以及相互冲突……所有这些都必须对环境作出反应。”[6]在动态复杂的竞争环境中，只有那些能在自己的生态位上适应变化创造出价值，并勇于利用变化、创造变化的组织才能够在未来持续成长。因此，大学在战略规划和实施过程中，不能静态地对待战略，而始终要用一种动态、权变的思维方式，适时地检测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状态：当环境变化不利于大学发展时，要因势利导，善于转化，在积极学习与不断创新中推动大学向前发展；当环境变化能给大学发展带来机遇时，要敢于竞争，立马当先，在调整和转换战略中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景观设计；文化与生态人类学；和谐发展
艾伦・卡尔松是环境美学的创始人之一，对自然环境的审美发展做了重要推进作用的研究。斯蒂芬・R・凯勒特的理论著作对景观设计具有人文关怀的约束力。而景观设计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领域，他不断用成功的实践和理论对至关重要的环境进行着保护，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景观设计这种以多学科综合、运用科学逻辑的方法针对生态危机进行有效处理的解决途径。生态人类学是一门生态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学科，而景观设计的本质有着深厚的文化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基础，笔者即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两个角度来解读景观设计。
一、文化人类学与生态人类学视角的选取
文化人类学是1901年由美国考古学家W.H.霍姆斯创用的，旨在研究人类的文化史，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对全世界不同民族做出描述和分析。集结了各种人类文化活动与文化现象的一门学科，可以说它为了解人类生产活动提供了资料。
文化人类学视角的选取有两点原因：首先文化人类学是以人类的活动状态，活动方式、和生存沿袭为内容进行研究的，这就为景观设计在内容上、空间上的布局提供了景观设计是为人服务的一个思想和原则前提；其次，文化人类学不仅在景观设计之前对它有思想上的引导作用，同时文化人类学是一个不断延续研究的过程，他会把景观设计带给人新的活动方式和活动状态重新整合纳入人类的文化发展之中。这就给景观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故事材料并不断引导改善景观设计的发展方向。
而生态人类学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是为了应对全球性的不断变化的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的学科。生态人类学的分析视角是生态学分析视角和人类学分析视角的结合。
二、景观设计对人与环境关系认知的变化
1.《从自然到人文》中人与环境关系的认知
艾伦・卡尔松是环境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反对形式主义的景观设计，他揭示形式主义角度感知和理解环境的肤浅性，割断自然欣赏对于艺术欣赏的依赖，进而论证科学知识对于适当、严肃的自然审美欣赏之必要性。同时卡尔松在此后的一系列著作当中也不断反思，寻求什么才是人类共同的审美欣赏标准。当然这个问题是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不断变化，比如说科技的进步，导致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审美水平的改变，但其最初的对只追求形式的景观设计角度的批判，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一种进步，也是自然环境的美好发展方向的相对正确引导。这从人类文化发展上来说，是人类自身的需求，也是对景观设计提出的一种实现要求。
2.《生命的西居――设计并理解人与自然的联系》中人与环境关系的认知
《生命的栖居：设计并理解人与自然的联系》中斯蒂芬・R・凯勒特讲述了童年时代的重要性，还着重讲述了如何通过合理设计来重建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环境的有益联系。书别强调的是，现存的环境危机是因为设计的失败，而不是现代生活方式不可避免的；现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可以更好地协调自然与人类生活环境的矛盾。从环境伦理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人与自然联系的价值内涵，以及通过恢复性设计来创造和体现这种内涵。侧面看出斯蒂芬深刻阐述的人类自身发展与环境发展的重要性，这也是21世纪以来一直提倡的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关怀是一致的。从人的角度看待环境，从环境的角度优化人得生活环境，达到共赢的状态，体现了21世纪新的人类文化观念和生态观念。
3.总结以上人与环境的认知关系
人与环境的关系是文化与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解读有关景观设计与人类文化生态环境发展的书籍可以发现景观设计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同时也是景观设计关于人与环境关系认知论的发展。如果说艾伦・卡尔松的《从自然到人文》是对人类需求单方面的关注的话，那么《生命的栖居：设计并理解人与自然的联系》中斯蒂芬・R・凯勒特则是站在更高的角度阐释了人类文化的发展需求与自然地生态环境共存的人文关怀。
三、景观设计的变化与当前的定位
《从自然到人文》提出的是关于景观设计审美取向的问题，首先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景观，什么样的自然状态，他是能带动我们情绪的视觉系统，与我们生活中的感觉息息相关。但是基于作者的研究只是批判性的，加上景观审美标准的大众标准的多样化，我们很难统一成一样的景观感受，只能是反对形式上的景观表现，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扭捏造作景象。《生命的栖居：设计并理解人与自然的联系》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现阶段通过科技手段有能力使对自然使用与人类发展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顺应人的自然发展，兼顾生态环境的发展，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快乐，自然，健康的发展。
四、结论
无论是《从自然到人文》对感官上的探索，还是《生命的栖居》对人文与环境高度的关怀，人类对自身及生态文化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人类文化生态角度解读景观设计，使景观设计不再盲目的没有依据的发展，而是可以在更多变的尺度上思考与处理人与土地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使人类社会朝着更和谐，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从自然到人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要素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有许多因素构成，正如2004年邱柏生教授在《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中首次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概念那样，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是指一切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及其效果产生各种影响的内外部因素之间关系及结构的总和”。这些组成因素包括大学生、管理者、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校园文化和人文环境以及各种后勤服务人员和设施等，他们通过共同的努力，实现传播先进文化知识，教书育人，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分类
邱柏生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依社会活动形态来分，可分为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和文化—心理生态环境；依政治文化的结构来分，可分为主流意识形态生态环境和亚文化生态环境；依意识形态的运作状况分，又可分为导向生态环境和取向生态环境；依教育过程的生态环境来分，可分成社会方面的生态环境、心理方面的生态环境和控制方面的生态环境等等。”笔者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几十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还能从大学生个体或群体所经历的全部社会活动场所的不同，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分为家庭生态环境、学校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等。
1、家庭生态环境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社会生活的最小单元，是最早对受教育者实施教育和影响的地方，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家庭环境的熏陶，不仅影响子女的个性发展，而且对子女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90后”的独身子女，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值和要求都很大很高，家长作为这个生态环境中的教育者，应该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经常与子女沟通、交流，了解子女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轨迹，同时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要充分利用和发掘家庭环境的教育资源，及时与家长联系形成合力，更好地为身为受教育者的子女的健康成长服务。
2、学校生态环境
学校生态环境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大熔炉，优美的校园环境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很好的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校园环境包括校园物质环境、校园文化环境和校园人际环境。校园物质环境的范围很广泛，学生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操场等硬件设施和环境布置都能对大学生产生无形的影响，使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受到熏陶、暗示、感染。校园文化环境通过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精神面貌、校风、学风、校园精神、等方面反映出来，校园文化环境通过教育者的组织和利用可以对受教育者产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养性怡情、陶冶情操的积极作用。学校教育生态环境中的这些教育活动极大地满足了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使大学生学会更好地融入群体与社会当中，在纷杂的事物中学会选择，具有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力；使大学生具有独立健全的人格和鲜明健康的个性，学会清醒而客观地认识自身的价值和在社会上恰当的位置，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3、社会生态环境
社会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对处于特定成长阶段的大学生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人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社会，都处于社会之中，在社会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并且受到社会环境及社会其他成员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社会环境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确立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在社会环境中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既影响着他人，同时也被他人影响着，并且在这个生态环境中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网络时代的来势汹汹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当今社会中，网络不仅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变得迅速，还是信息的接受数量呈现出愈来愈大的态势，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由于网络的特殊性，大学生在上网的同时，更多地了解了其他知识，使大学生的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大学生的知识容量也越来越大。由于各种传播媒介的增多，大量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这就需要大学生有分辨真伪、美丑和善恶的能力。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原则
构建和谐的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做好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以人为本原则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把人文关怀写进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这充分说明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
以人为本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中的体现就是以大学生为中心，一切服务于大学生，以满足大学生的需求、扩充大学生的能力、提升大学生的生活品质、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价值判断能力和道德品质修养。同时以人为本使大学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主体，可以激发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参与性和积极性，激活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热情和动力。
2、实践性原则
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标是使大学生建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理论素养和认知能力，让大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先学会如何做人处事，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2005）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制度，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教学，一方面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从理论到理论单一的模式，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通过给学生提供自学、思考、研究、创新的时间和空间，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引导他们以健康向上的道德、法治精神实践人生，让大学生在实践中加强生活体验，感悟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升华思想境界，铸造优良思想品德；在实践中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提高认知能力、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
3、目标性原则
对于刚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来说，社会阅历肤浅，缺乏人际交往、环境适应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并且又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如何帮助和引导他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以及对未来人生的发展目标、方向、职业等进行合理的自我定位，确立在学院三年、甚至于是未来人生发展中学习、生活、工作的规划，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因此，在新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加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大学生确立自己理想的目标，明白自己在大学期间需要获得的知识、技能，为自己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制定好短期、中期、长期学习和工作计划。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措施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所有活动都应该以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为目的，以发展和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为落脚点。
1、树立“全员育人、我在乎你”的管理理念
党的十七大强调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任务，要真正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和渗透于教学、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就必须树立“全员育人、我在乎你”的理念，教师、管理者、后勤工作人员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为己任，就是以大学生为主体和中心，学习上尊重大学生的思想与个性差异，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性，关注大学生的关注点；生活上重视大学生的内心需要与感受，关心学生，尽最大可能帮助大学生解决困难和问题；情感上多与学生的沟通交流，用真心真情感染大学生，及时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2、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确立“实践育人”理念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旨在对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各种倾向进行教育，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理论素养和认识能力，让大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先学会如何做人处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确立“实践育人”理念，高度重视“实践育人”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创设实践环境，增强实践能力，通过精心设计，引导大学生实现由“知”到“行”的转变；同时在教学内容上，紧密联系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大学生思想实际，关注并回答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大学生释疑解惑；在教学方式上，用互动式、研究型等多种方法提高大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教学手段上，运用多媒体课件、电化教学手段、视频资料等多种方法获取信息，培养大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究意识，提高大学生的合作交流、自主探究、勇于创新的能力。
3、开展生命伦理教育，掌握生命伦理教育的制高点
哲学家周国平这样说：“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源，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端。人生的意义，在世俗层次上即幸福，在社会层次上即道德，在超越层次上即信仰，这都取决于对生命的态度。”少数大学生对于生命的漠视和淡然，从马加爵到药家鑫，每每听到或看到大学生自杀、他杀事件的时候，心情都会变得格外沉重，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正确对待生命情感，形成坚强的生命意志；懂得生命是人的最基本的价值，树立关爱自然、关爱他人、敬畏生命、善待生命的生态道德良知，这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邱柏生《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5）.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
[3]周国平《周国平论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程焉平博文《开展生命伦理教育，缓解生命伦理问题》2010.12.31.
[5]、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