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医药；中医肿瘤学科；学科发展；肿瘤防治
1中医药防治肿瘤的优势与特色
数千年历史的积淀为中医防治肿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科学的进步为中医药防治肿瘤提供了发展的条件。中医药防治肿瘤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采用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法、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通过中药复方，在干预癌前病变、提高肿瘤患者生活质量、预防转移复发、抗肿瘤多药耐药、减毒增效、带瘤生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整体调节的优势和特色[2]。大量临床实践和基础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在肿瘤防治过程中，能够配合正规中医药长期治疗的患者，其生存期和生活质量能得到明显改善[3-4]。中医药防治肿瘤的效果正引起全球医学界的关注，并越来越成为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潜力巨大，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中医药防治肿瘤面临新的发展契机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2）》（国科发社字〔2007〕77号）确立了我国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突破中医药传承和医学及生命科学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争取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突破口之一；应用全球科技资源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新贡献。2010年在澳大利亚中医孔子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7年7月1日正式施行；2015年公布的新一版全球疾病代码中，新增传统医药章节，中医药获国际社会认可。中医药是我国最具有原始创新潜力的学科领域，凝聚着历史的智慧，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急需用现代科学语言诠释。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药现代化带来契机，为全面揭示肿瘤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和生物体复杂生理生化功能的分子基础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策略[5-9]。
3基于本学科特点和学术研究方向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3.1学科内涵
中医肿瘤病学是中医内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科理论体系研究的延续和深化，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各类肿瘤性疾病的源流、病因、病机、临床特点、辨证论治规律、预防、康复及保健等的一门临床学科。其涵盖了中医肿瘤病因学、发病学、病机学、辨证学、治疗学、护理学及预防学等多学科领域，系统反映出中医肿瘤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辨证论治规律。
3.2学科外延
中医肿瘤病学是肿瘤临床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肿瘤的综合治疗中发挥巨大作用。依据学科建设需要与肿瘤病学术发展特点，中医肿瘤病学在充实和完善学术内涵建设的基础上，外延至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等相近学科，以及分子细胞生物学、临床流行病学、临床药理学、系统生物学等相关学科，运用中医理论，结合现代肿瘤最新研究成果，利用现代先进技术手段，阐释肿瘤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的理法方药规律，揭示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理论与方药的科学内涵，确立中医肿瘤疗效判定标准，建立规范的中医药防治肿瘤新模式，创新中医肿瘤理论，促进抗肿瘤新药研发，形成全新的中医肿瘤病学科体系，提高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疗效，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4学科发展建议
4.1以“融合、创新”为切入点
“融合、创新”是当今医学发展趋势，中医肿瘤学科的发展也一定要走“融合、创新”创新之路。融合包括队伍融合、技术融合和方法融合。队伍融合指肿瘤领域的临床队伍、科研队伍和教育队伍的融合，即医、教、研融合，如三级教学医院的队伍下沉，肿瘤医务人员走进基层，基层医生走进教学医院参与肿瘤的临床和科研，中医与西医相互交流，立足肿瘤研究，互相启发、共同发展，以开放的心态共同攻克肿瘤难题。技术融合主要指中医与西医的融合，中西医防治肿瘤互有优势、各有不足，单独依靠中医方法或西医技术都难有突破，临床上，中医与西医外科、内科、放疗科的有机结合，可大大提高肿瘤的防治效果。方法融合主要指中医顺应时代的趋势，与媒体、网络的融合，宣传中医的亮点与优势，让国际肿瘤界更多地听到中国同行的声音，关注中医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使中医院肿瘤科室不再是临终关怀科室，而是肿瘤患者愿意就诊的地方，更好发挥中医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包括思维创新、技术创新和学术创新。肿瘤的不同治疗阶段，包括肿瘤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以及对肿瘤患者的人文关怀和支持，都要依靠思维创新。如整体治疗同时加强中医局部治疗，即是思维创新；面对肿瘤患者白细胞与血小板水平低下、食欲不振、癌痛、胸腹水等问题，采用外敷、灌肠、熏蒸等中医药独有的治疗方法，即是技术创新。病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病机研究是中医理论创新发展的突破口[7]。中医肿瘤学科团队要从古籍文献和名老中医及民间经验中吸取精华，传承创新中医肿瘤病机理论与辨治方法，丰富和充实中医肿瘤的科学内涵，这就是学术创新。以“融合、创新”为切入点，坚持全身与局部治疗结合、中医与西医结合、理论与应用结合、临床与基础结合、研究与产业化结合，必将提高肿瘤防治水平，推动中医肿瘤学科的发展。
4.2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是学科发展前提
中医肿瘤创新理论研究是中医肿瘤研究领域有望取得显著进展或突破的研究方向，要从多层面探索中医肿瘤特色病因病机、辨证规律等，构建全新而具有突破性的中医肿瘤创新理论体系与方法，促进肿瘤创新理论的临床应用，重点攻克中医抗肿瘤新药与新剂型的研究。近20年来，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省中医药防治肿瘤协同创新中心围绕中医药防治肿瘤的学术思想传承与理论创新研究、中医药防治肿瘤疗效机制研究、中医药防治肿瘤新药创制及临床应用研究3个方向，通过传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创新发展中医肿瘤理论体系，以理论指导肿瘤的中医临床辨治，揭示抗肿瘤疗效的作用机制，创制抗肿瘤复方新药，构建“源于临床-创新理论-临床应用-揭示机理-新药创制”研究模式，在肿瘤病机理论、疗效机制、新药创制等方向力争创新，推动中医肿瘤学科的发展。第一，传承创新中医肿瘤理论与辨治方法，创建癌毒病机理论体系。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根据其60余年临床实践，于20世纪90年代率先提出“癌毒”学说[10]。相关理论研究明确了癌毒的概念与病因，提出癌毒的产生来源、病理属性、致病特性、致病机制，阐明癌毒病机的中医学术内涵和以癌毒为核心的肿瘤发生发展的病机演变规律[11]；回顾性研究表明，癌毒病机在肿瘤临床辨治中客观存在[12]；创建具有中医理论特色、能够指导临床实践、反映中医辨治优势、符合原始创新特点的中医癌毒病机理论体系[13]，为中医药防治肿瘤提供理论依据。第二，采用分子生物学、系统生物学、网络药理学等方法和技术，研究癌毒病机理论指导下的临床有效抗肿瘤复方——癌痛平和消癌解毒方的疗效机制，将癌毒病机理论的“虚、痰、瘀、毒”病机及癌痛平和消癌解毒方的疗效机制分别以转化生长因子-β、血管内皮生成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2等肿瘤微环境相关的炎性因子、黏附因子、信号通路等分子生物学指标来量化和表征[14-15]，从现代医学肿瘤微环境角度，揭示癌痛平和消癌解毒方的疗效机制，深化对癌毒病机认识，为进一步揭示癌毒病机理论的科学内涵及癌毒理论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第三，重点攻克中医抗肿瘤新药研究，积极推进癌毒病机理论的临床应用。如对癌痛平治疗癌性疼痛进行临床与作用机理研究[16-18]，对消癌解毒方治疗肿瘤进行临床与作用机理研究[19-21]。研究表明，癌痛平和消癌解毒方临床疗效确切、作用机理明确、使用安全，具有较好的产业化前景。在此基础上，与企业合作加快成果转化，按照新药研发的要求，完善相关技术资料，申报临床批件及新药证书，加快中医抗肿瘤新药研发。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召开学术会议、举办部级继续教育项目、出版学术著作（如《癌毒病机理论体系研究与临床应用》）、将癌毒病机理论体系有关内容编入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立项研制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癌毒病机理论辨治恶性肿瘤临床指南》等，进一步推进癌毒病机理论的临床应用，扩大学科的学术影响，促进肿瘤病学术的不断发展。
1制定医院发展规划，确定战略目标
1963年，天津市南开医院成为全国第一家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基地,1975年建立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研究机构――急腹症研究所,1998年又实行强强联合，成立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从1981年以来，南开医院一直是中西医结合学会普外分会的挂靠单位，并作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的承办单位。以吴咸中院士为学科带头人的中西医结合外科，于1989年被国家教委列入全国首批重点学科，至今已先后三次被国家教委及教育部评定为重点学科，后又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和天津市“重中之重”学科建设单位。近十年来，南开医院医院先后制订了2001―2010年事业发展规划，“十一五”事业发展计划、学科发展计划和基本建设发展计划，全国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计划、国家“211”工程子项目建设实施计划以及天津市“重中之重”学科建设计划等，明确了医院总体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医院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在吴咸中院士“高层次中西医结合”学术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借鉴部级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的建设经验，将医院建设成具有我国医学特色的、以治疗普通外科疾病特别是急危重症等重大疾病为主要优势的优质学科群体，成为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中西医结合医疗、科研、教学和对外合作交流的基地之一，成为全国具有示范作用的研究型中西医结合综合性医院。近年来，医院先后增设了胸外科、神经内外科、骨科、泌尿外科、肛肠科、内分泌科等，加强了心血管科、妇产科、麻醉科、放射科，内镜中心等，为实现从“大专科、小综合”向现代化综合医院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医院还于2002年获得ISO-9000国际管理质量体系认证，后又被评为全国百姓放心医院示范医院。2003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单位。
2创建部级重点学科，造就创新型学术团队
南开医院一直高度重视学术梯队建设和学科建设。在吴咸中院士的直接领导下，长期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中西医结合专家共同奋斗、和谐交替、持续发展的局面。鲁焕章教授、李平教授曾先后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崔乃强教授连续当选为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平、秦鸣放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工程”第一层次人选，都成为各自领域中全国著名专家。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成为全国中西医结合学界最富活力且最有影响的学科之一。
重点学科是既有科学分工又能协调发展的优质学科群体，具有中西医相结合、临床与基础相结合、医学与药学相结合、主干学科与公共技术平台相结合的合理结构与功能。根据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的总体要求，医院对部级重点学科按项目管理的模式进行建设和发展，强调重点学科要适度发展二级项目。近十年来，中西医结合外科已先后分化五个二级项目，包括：全国中西医结合胆胰疾病医疗中心、天津市中西医结合胃肠疾病诊疗中心、天津市微创外科中心、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外科危重症专科和天津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专科等，并不断凝炼各二级项目的主攻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以集中有限资源促进学术和技术创新。目前，已形成胆胰疑难病研究、胃肠疑难病研究、腹部微创外科研究、中晚期恶性肿瘤研究、急腹症主要治则和方剂学研究等六个主要研究方向，各主攻方向均体现以普通外科难治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及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这一总的目标，在采用现代医学技术的同时，注重中医药在临床中的应用，以探讨具有科学创新性的优势病种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和中医药学的新的理论框架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医药学继承、创新和发展。这一建设思路通过几十年的实施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承担的国家和市级重大课题包括：重型急性胰腺炎疗效标准的制定、外科危重症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的制定、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的深入研究、阳明实热证病机传变规律及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普通外科疾病微创治疗与中医药应用的病种诊疗方案研究、按中医治则归类进行中药开发的研究等。
近年来医院还采取有力措施，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担任医院科室顾问，并积极引进高级人才，为发展中西医结合脑病专科、心血管疾病专科、妇产科专科等创造条件。医院选派数十名科技骨干参加天津市中医理论提高班、中医研究生班或赴国内外研修，以提高中西医结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2007年建立了天津市吴咸中院士学术思想研究室，深入总结吴咸中院士的学术思想，指导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建设与发展。最近，医院还做出向吴咸中院士学习的决定，学习他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开拓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宏伟抱负紧密结合起来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倾心钻研、科学思考、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学习他“高风亮节立德、高瞻远瞩立功、高屋建瓴立言”的大家风范；学习他“慧眼识人、精心育人、成心昭人、甘为人梯”的宽广胸怀；学习他“矢志不渝、勇攀高峰、鞠躬尽瘁、奋斗不止”的忘我作风。
3继承创新，为创建中国中西医结合急腹症新体系而不懈奋斗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吴咸中院士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始终以“肯定疗效，探索规律，改革剂型，研究机理”为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总思路及基本内容，防止一方一剂的简单方法，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医中药与手术治疗合理结合,博采中西医两法之长，形成“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诊断体系。这个辨证诊断体系包括：两个现代医学前提（即正确的西医诊断，对病理类型和轻重程度的正确判断，还要对发展趋势作出估计）；三个中医辨证方法（包括八纲、脏腑和病因病机辨证）；对于病情较复杂或病期较长的病例还要进行分期、分型，依此作出个体化的诊断，为提高疗效提供依据。中西医结合治疗强调中西医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在急性阑尾炎、溃疡病急性穿孔、急性肠梗阻、胆道感染和胆石症、急性胰腺炎等几大类急腹症中，均制定了分期分型和辨证论治的原则与方法，明确了中医治则与方药的选定、手术指征与治疗过程中的动态观察等。在继承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临床实践研究总结出急腹症常用八法(即:通里攻下法、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理气开郁法、清热利湿法、温中散寒法、健脾和胃法和补气养血法)和常用系列的中药方剂。对于诊断明确、病理损害较轻的急腹症,如单纯性阑尾炎、阑尾周围脓肿、60%以上的溃疡病急性穿孔、绝大多数的胆系感染、急性水肿性胰腺炎和半数以上的非绞窄性肠梗阻,均可经过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取得良好疗效,实现了外科治疗学上的重要变革并取得新的突破。从1970年至1981年，陆续总结出版了《中西医结合急腹症手册》、《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新急腹症学》、《急腹症方药新解》等著作,并先后举办九期全国性培训班,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临床经验及研究方法。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把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确认为中国五项世界领先的医学项目之一。
1990年吴咸中院士发表了“在高层次上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对临床诊治上的高层次结合提出了三项要求：（1）采用先进的诊断技术，作出明确的定位、定性及定量诊断；（2）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后，取得优于单用西医或中医的治疗效果；（3）通过临床及实验室指标的动态观察或实验研究，能说明其疗愈机理。这对原来诊治内容与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吴咸中在高层次上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战略构想,南开医院以国际公认的两个外科难症即急性重症胆管炎和重型急性胰腺炎为主攻方向,进行多单位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取得了国际先进的临床疗效,并阐明了其疗效机理。此外,通过引进内镜腹腔镜技术,胆系结石的治疗也已形成阶梯化治疗方案，并首创三镜联合治疗复杂性胆系结石的新方法,填补了国内外空白。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微创外科技术和手术疗法,构成中西医结合急腹症治疗学的三大手段,完美结合，相得益彰,在国内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吴咸中院士始终把继承、创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指出中医和西医的结合、医学和药学的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结合是学科创新发展的根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B超、纤维胃镜与十二指肠镜在国外刚刚起步，他就敏锐地感知这项技术对于中西医结合的重大价值，立即派人到日本学习，并引进了相关设备器械，使中西医结合诊断达到先进水平。通过采用十二指肠镜逆行胆胰管造影和引流（ERCP+ENBD）联合中药“清解灵”治疗急性重症胆管炎（ACST），使这一困扰肝胆外科的危重性疾病的病死率由当时的20%左右降到1.1%。这项工作是药物、手术、和微创技术三种治疗方法完美结合的范例，标志着中西医结合进入向高层次发展的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上刚刚开展腹腔镜技术，他再次感到这项技术对中西医结合腹部外科的潜在影响，并在国内首批开展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在他的指导下，应用腹腔镜、十二指肠镜技术开展肝外胆管结石的两镜联合手术和应用腹腔镜、十二指肠镜和胆道镜技术开展肝内外胆管结石的三镜联合手术，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居国内一流水平。在手术前后应用中医中药治疗加强了清热利胆效应，促进残存胆泥的排出，均获得良好临床疗效。
南开医院在吴咸中院士的领导下又陆续出版了《急腹症研究》《腹部外科实践》、《急腹症方药诠释》、《中国急腹症治疗学》、《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手册》等专著,代表着中国中西医结合急腹症治疗学已经不断完善走向成熟阶段。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的诊疗原则和基本方法已载入《黄家驷外科学》等权威著作,《中国急腹症治疗学》一书也曾获立夫中医药著作奖。
4以腹部外科急危重症为主攻方向，取得重要突破
吴咸中院士特别强调在腹部外科疑难重症诊治上发挥高层次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并进行了系统研究。急性重症胆管炎、重症急性胰腺炎与多种外科疾病引起的MO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进展不但提高了临床疗效，也说明肠屏障功能障碍在MODS发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用“通里攻下法”治疗干预肠道是一个独特而有效的治疗途径。
4.1急性重症胆管炎（ACST）
20世纪80年代以前，本病死亡率在10％－30％之间。其后，国内外曾开展手术引流和内窥镜鼻胆管引流（ENBD），疗效有所提高，但仍不能令人满意。吴咸中教授等1990年前后曾两次对手术引流与ENBD加内服中药治疗进行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ENBD加中药治疗组（简称治疗组）的病死率明显低于手术引流组及单纯ENBD组（简称对照组）。1983～1990年治疗组200例病死率为1.5%，而对照组的70例病死率为14.3%；经进一步改进中药配方后，1992～1995年治疗组177例病死率进一步下降至1.1%，而对照组的36例病死率为11.1%，达国际领先水平。
对ACST的病理生理研究表明，在ACST发病过程中，既有胆源性败血症又兼有肠源性败血症，同时按中医辨证投予“清热解毒”及“通里攻下”的中药有利于促进败血症的消除，从而更有利于病人的恢复。ENBD加“活血清解冲剂”现已成为ACST的常规治疗，使该病不再是病死率很高的可怕疾病。
4.2重症急性胰腺炎（SAP）
重症急性胰腺炎一直是一个病死率很高的危重疾病，在20世纪90年代初，其病死率仍在30％左右。为了改善该病的治疗，降低病死率，吴咸中院士等为此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80年代中期（1983－1986）报告的29例中，病死率为33.3％；90年代初期（1990－1994）报告的84例中病死率为25.6％；90年代中后期（1993－1996）报告的145例病死率才降到16.6％，为全国领先水平。病死率降低的关键除不断改善全身支持治疗外，显然与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及改进分期分型辨证治疗有关。吴咸中院士等专家按病程将SAP分为初期（气血瘀闭期）、进展期（毒热炽热期）、恢复期（热去正伤期）进行分期论治。初期重用“通里攻下”，以大承气汤或“清胰陷胸汤”为主；进展期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为主，辅以“通里攻下”，代表方剂为“清胰汤”或“清胰承气汤”。这一成果也被国内一些有影响的中心采用，全国SAP治疗指南亦予采用。
4.3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和MODS/MOF的治疗
一项大样本MODS的外科病人进行以“通里攻下法”为主治疗的临床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病死率为16.25%，而对照组则为33.33%，中西医结合组的器官衰竭数也显著低于西医对照组。在机理研究中，发现“通里攻下法”能有效地缩小SIRS/MODS病人的内毒素池、保护肠屏障、减少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保护靶器官，从而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吴咸中院士等专家还组织天津市四个医疗中心采用随机、对照、大样本、多中心的协作研究方法，观察“通里攻下法”在的腹部外科危重病、烧伤、急性创伤和具有里实热证的内科危重病治疗中的应用，将202例病人，随机分为西医治疗组（对照组）105例和大承气颗粒联合西医治疗组（治疗组）97例。采用以“通里攻下法”为主的综合疗法，能显著减少MODS的发生率，因而显著降低病死率。并证实以大承气颗粒为代表方剂的“通里攻下法”还可以调整抗炎与促炎二类细胞因子免疫平衡，发挥脏器保护功能作用，由此减少SIRS/CARS/MODS的发生。
5首倡抓“‘法’求‘理’”的研究思路，促进理论研究
在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的初期阶段，吴咸中院士即在全国率先提出“以法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研究思路。他把中医的“理、法、方、药”视为统一的整体，指出在理（生理、病因、病理）的指导下，认识、诊断疾病，进而规定出治疗原则（法），提出具体的治疗方药。因此，“法”是一个重要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吴咸中院士提出，对代表“法”的方剂和药组进行研究，不但可阐明中药的作用机理，也便于向上推断“理”的实质。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吴咸中院士等专家对“通里攻下法”、“活血化瘀法”、“清热解毒法”、“理气开郁法”等代表方剂和药组进行了长期的实验研究。在“九五”期间，承担了国家科技部攻关课题“优质高效复方中药的示范开发研究――大承气颗粒研制”，对“通里攻下法”代表方剂大承气汤进一步进行开发，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大承气颗粒，已进行了成果转让，并在多项科研课题中应用且得到临床验证。吴咸中院士等主持的“通里攻下法”的研究揭示了其“胃肠效应”、“腹腔效应”和“整体效应”的作用机理，证明中医“下法”具有调整胃肠运动功能、清除肠道菌毒、缩小内毒素池、保护肠屏障、抑制过度炎性反应、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等综合作用，从而可防治肠源性内毒素血症，进而防治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这不仅使中医药的经典方剂为防治危重症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揭示出中医“釜底抽薪、急下存阴”治法的科学内涵，丰富了中医药“肺与大肠相表里”等学说。以“法”为研究对象的“治则”研究开创了急腹症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是研究方法学的创新。吴咸中院士、崔乃强教授主持的“通里攻下法在腹部外科中的应用与基础研究”于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MODS的发病机理与中西医结合防治深入研究”于2006年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均成为南开医院标志性成果。
吴咸中院士通过对代表“法”的方剂和药组的研究，提出药物间相互作用的假说，进行了活血化瘀药物对“通里攻下法”的增效作用、活血化瘀药物对“理气开郁法”的增效作用、活血化瘀药物对“清热解毒法”的增效作用等研究，活血化瘀药对清热利胆药物的增效作用、活血化瘀药对通里攻下药物的增效作用，均通过成果认定，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在此基础上所承担的“按中医治则归类进行中药新药研发”的课题，可能为“中药板块学说”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和应用前景，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创新点。
6实行开放联合，提出“独立成件、组合成套”的科研组织新形式
【关键词】中医药;临床研究
中医药学来源于临床，又服务于临床，临床研究是中医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项目是创新型项目，已被纳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的目的是提高中医临床研究水平，探寻适合中医临床研究的方法，从而提高中医临床疗效。本研究通过对8省13市17家中医医院现场调查，初步理清中医临床研究现状，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规划提供依据。
1目的
调查省级三甲中医院临床研究现状，主要包括临床病证、名老中医传承、中药新药开发等临床研究和统计、文献数据库等工具应用的研究。
2方法与对象
2.1调查方法分文献调查和现场调研两种方式。现场调研以开座谈会、专家访谈、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在东部杭州、上海、南京、无锡，南部广州、深圳、南海，北部长春、吉林，中部济南、郑州、合肥的省市级三甲中医院。
2.2调查对象现场调研对象，各医院的科研管理人员、临床研究人员。全国17家中医院：浙江省中医院、杭州市中医院、浙江省同德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无锡市中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山东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河南中医学院二附院、广东省中医院、南海中医院、深圳市中医院、吉林省中医院、黑龙江省中医院、天津市中医院。总共134位专家，其中信息技术人员25人，科研管理人员53人，临床研究人员47人，专职研究人员3人，统计分析人员6人。正高职称86人，副高职称22人，初级职称26人。
发放科研管理情况调查表13份，发放医院科研管理人员问卷(a卷)13份，发放临床研究人员问卷(b卷)24份。开座谈会13次，专家现场访谈4次。
3临床研究现状
3.1临床病证研究(1)研究方向：临床病证研究中以诊疗研究为主，方法学的研究较少;诊疗研究有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病，诊疗方案的优化;方法学研究，近年来辨证规范、评价方法研究等方法学和信息学研究渐渐被重视。近五年调研医院临床研究课题，临床病证研究中诊疗研究396项，其中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病41项，诊疗方案的优化189项，中医药预防保健和治未病研究59项，余107项;方法学研究259项，其中辨证规范110项，评价方法89项，中医临床标准与技术规范制修订研究60项。信息学研究65项，其中证候信息学研究有29项，临床病证信息研究平台24项，新药开发临床信息研究平台11项，中医综合卫生统计1项。(2)研究病种：常见多发病且西医疗效不明显的病，且基础研究相对较少，现代中医理论发展缓慢。在收到的课题资料中，中风病研究96项，痴呆研究24项，糖尿病75项，高血压病研究25项，高血脂研究13项，骨质疏松研究17项;颈、腰椎病46项，股骨头坏死13项，肩周炎5项。呼吸系统研究90项，其中哮喘22项。肿瘤研究141项，其中肺癌32项，乳腺癌26项，胃癌19项，肝癌12项。肝病研究64项，其中乙肝9项，脂肪肝15项。胃病研究15项，肠炎26项，胰腺炎7项，胆结石、胆囊炎10项。心脏病88项，其中冠心病36项，心衰29项。血液病研究33项，其中白血病16项。妇科病研究72项，其中关卵巢的研究28项，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研究25项，痛经研究14项。小儿腹泻、肺炎、肾炎研究共19项。肾炎研究26项，肾功能衰竭研究16项，红斑狼疮研究7项，艾滋病研究15项，手术后中医药干预作用研究25项，乳腺增生研究13项，银屑病研究12项。(3)研究方法：实验研究为主。采用循证医学研究的只有一项。(4)诊断：以西医病名加中医证型为主，中医诊断少。(5)方案设计不严谨，过程难控制，研究者水平相差大，导致研究质量差异大，多为低水平重复，目的以开发新药为主。
3.2中医传承研究(1)名老中医传承研究：①研究方法：在调研的中医院中都有关于名老中医传承研究的项目，名老中医专家学术传承研究共有84项，都重视名医的临证经验，但在如何分析挖掘名老中医的诊疗规律方面还没有一个可推广的模式。一位名老中医涉及多个病种，安排中青年医生跟师学习和研究生进行名老中医诊疗信息的录入，但目前只是录入信息，还没有进行数据挖掘分析，也不知道该如何分析。②研究方向：研究方向以整理分析名老中医的临证经验和诊疗规律为主，如名老中医工作室模式研究，传承规律与传承方法研究，临床经验(病证结合)应用研究，当代名老中医学术流派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中医医案研究等。(2)名老中药师传承研究：在国家“十五”、“十一五”科技攻关计划中都提出，要将名老中药师传统的炮制、制药经验继承研究。在调研的中医院中进行名老中药师传承研究没有立项的研究项目。(3)经方的研究：经方研究方向，研究其作用机理、配伍的合理性、新的疗效等。
3.3中药临床研究
3.3.1中药新药开发调研的17家中医院除无锡市中医院不是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外，其余16家中医院都是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中药临床研究664项，其中新药开发研究211项。临床试验机构大部分信息化程度较低，方案设计无相应的标准，诊断西医病名加中医证型，但中医证型无诊断标准，参照行业标准或教科书自拟。电子crf表用excell或epidate，并且录入只是单机版，而且录入时间没做相应的规定，多数是在临床试验结束时录入，无新药研究专业数据库。临床试验质量、临床试验过程及病例信息未信息化，基本没有动态监测和过程管理，也没有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极大地影响临床试验质量。
3.3.2中药临床研究方法学研究中药临床研究方法学研究，主要包括：中药现代化技术平台研究;中药质量控制、药效评价和安全性评价方法学研究;中药不良反应监测技术与方法研究;中药复杂成分与人体相互作用研究的方法学以及中药信息学方法研究等。
3.4临床管理研究临床管理研究68项，综合卫生统计研究仅5项，中国卫生经济学研究仅3项，中医药创新机制研究33项。
3.5工具的应用研究(1)文献数据库，所有专家都提出目前查询文献不方便，且没有一个中医药权威而且全面的古今文献数据库，要求文献数据库共享。(2)统计方法，在收到的18份问卷中使用sas的研究人员10位，使用spss的研究人员14位，使用epidate的研究人员2位，使用excell的研究人员6位，使用das的研究人员1位，使用revman的研究人员1位，使用stata的研究人员1位。(3)标准问题，在收到的24份问卷中，有14位专家及座谈会专家访谈中的大部分专家，提出中医名词术语、诊断标准、疗效评价等规范化标准化是目前中医药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医名词术语等还应该智能化，还应建立标准知识库。(4)信息化，在收到的24份问卷中及座谈会中，专家一致认为，大量的数据库、分析工具和技术为中医药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可能;信息系统对中医临床研究有功不可没的作用，是临床研究的基础和工具。
4问题与对策
4.1思路与方法问题根据对现场调查情况和资料的分析，目前中医临床中主要采用“病证”结合的方式，即以西医学的疾病为研究目标，采用其疾病诊断与疗效评价标准，开展中医临床诊疗工作。这种以西医的病来对应中医的证，参照西医疾病标准进行诊治也成为当前中医临床诊疗的主要研究思路。但从中医学理论与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视角来审视，中医“辨证论治”沦为了西医“辨病论治”的补充，其结果对中医学的核心要素“辨证论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慢性肾脏病，教学法，研究生，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R69；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17）04（a）-0153-05
[Abstract]Graduateeducationreforminourcountryissteadilypushforward，especiallyintheinnovationofteachingfortheprofessionaldegreegraduateeducationissignificantly.Clinicalprofessionaldegreegraduatestudentshavemoretimedirectlyinvolvedinclinicalpracticeinclinicaldepartments.However，theclassroomteachingtraininghoursreduced，thegraduatestudenthavelesstimetolearnprofessionalknowledge，especiallyabluthowtoestablishtheresearchdirectionforgraduatestudentbringsgreatchallenge.Clinicalprofessionalgraduatestudentsofcombine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needtomastertwoaspectsofknowledgeinclinicalpractice.Forthesereasons，theauthorthinkingabouthowtoabletoworkwithoutaffectingthegraduateteachingplan，withinalimitedtimetocarryoutonthebasisofcombining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clinicalprofessionaldegreeofmastergraduatestudentteaching.TheteachingandresearchsectionofDepartmentofIntegrated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WesternMedicine，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SoochowUniversityexplorestheintroductionofcasebasedlearning（CBL）withproblembasedlearning（PBL）methodforprofessionalgraduatestudentstocarryouttherelevantteachingwork.Inviewofthesubjectdevelopmentprioritiesandthestudent'sprofessionaldirectionaroundthechronickidneydisease（CKD）tocarryouttheteachingofrelateddiseases.Itfindsasuitabledevelopmentmodeofteachingandeducation，atthesametime，theteachingpatternalsosuitableforotherprofessionaldegreegraduatestudentresearchdirectiontocarryoutthismethodinthefuture.
[Keywords]Chronickidneydisease；Teachingmethod；Graduatestudents；Teachingpractice
近年恚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研究生的教育和教学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培养高学历和高素质的中西医结合专业医生队伍适应我国医学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研究生临床实践过程中的理论和临床能力。苏州大学（以下简称“我校”）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教研室探索引入病例教学法（case-based-learning，CBL）并与问题教学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联合的教学方式在研究生教学工作，以慢性肾脏病（chronickidneydisease，CKD）为例开展教学改革实践。CBL联合PBL教学方法工作的核心是以具有典型意义和亲身体验的临床病历为引导、以认识和解决具体临床问题为根本的综合教学方法。此种方法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也可以提高研究生临床工作的能力。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既包含了传统中医药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丰富内涵，同时又注重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的广泛融合。本学科是一门具有高度实践特点的学科，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知识学习，而传统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中基于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教学往往采取循序渐进的课堂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教师而言开展系统教学达成教学目的，对于学生而言可以使医学基础知识更加稳固，但这种家学方式会使部分学生产生乏味的感觉。而CBL与PBL联合的教学方式恰恰是解决这个问}最好方式[1-5]。因此，我校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教研室结合研究生培养特点在国内率先尝试临床典型病历与临床核心问题教学相结合（CBL联合PBL）的教学模式。对于没有太多临床经验的研究生而言可以使其掌握如何面对患者、如何看待临床常见症状、如何应对常见并发症、如何查阅文献认识疾病等诸多问题从而提高临床处理病患的能力。在临床实践中，通过分析典型病历，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学理论知识，并以参与者（医生）的身份与指导教师一起询问患者病情、中医四诊、研究病历、分析检查单、讨论和解决患者的治疗方案等典型临床疑问，促使参与学习地研究生积极思考，综合判断和分析病情，可以快速提高学生地临床思维及综合分析能力[6]。通过对近年毕业研究生工作单位回馈的评价该培养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这种培养方式值得应用和推广，本文就近年来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肾脏病方向）的CBL联合PBL教学法的体会总结如下：
1以慢性肾脏病为例应用CBL联合PBL教学模式的实施方式
基于CBL联合PBL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施方案主要是将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肾脏病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教学的主体、以不同病变阶段的典型慢性肾脏病病历为引导、以临床核心问题为根本的综合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开展和实践对于研究生的基础及临床应用取得了显著效果。实施过程中，研究生的基础知识、思维能力和临床应变水平获得了提升，独立临床工作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CBL联合PBL的教学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7-13]：
首先，采用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方式选取合适的病历。结合CKD病变不同时期的特点结合选取的病历特点体现不同阶段CKD患者典型表现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问题按照CKD的发病特点和不同病变时期临床变化和症状特点，选取的病历紧密结合临床CKD诊断和治疗方面的重点和难点，选择的病历病史和诊疗措施记录详细，病历的诊治和特点对于专业研究生临床工作具有较好的启发性和针对性，注意在教学活动的同时与医学影像、临床检验等兄弟教研室紧密合作，将患者的影像和实验室辅助检查等资料完整地呈现给学生。结合CKD患者病变特点设计的问题由易到难、层层深入，可以使学生在研究客观病例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的相关知识，经过思考得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病历中既要注重问题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同时把握基础及临床知识点之间的衔接，通过渐进和启发的方式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开展此项教学工作之前，教研室所有授课教师进行了多次集体备课，设计问题和编写教学大纲，通过会诊的形式确立教学病例并编写针对学生和教师所使用的教案。
其次，考虑到研究生培养不仅是培养具备诊治疾病的医生，还需要具备从事相关临床研究工作的能力。按照教学计划在进行病例教学之前两周，课题组授课教师选择典型的慢性肾脏病病例提交课题组集体备课，确立病例和思考题目。在进行病例教学工作之前一周，课题组授课教师指导研究生阅读指定的专业书籍并精读部分重要章节。指导学生将基础知识与临床问题相互借鉴，有利于研究生对病历进行深入思考。开展教学之前三天将相关教案资料发给参与学习的研究生，让学生提前了解近阶段教学工作中需要掌握的重点和难点知识，特别是可能涉及到的案例和疑难问题。指导研究生课前进行必要的文献查阅并对相关的基础和临床医学知识进行积累和学习。设置课堂讨论的工作，考虑本学科研究生人数的限制，每两个研究生为一个研究小组，强调学生之间的协作意识。正式进行学习讨论时授课教师结合病例特点、教学大纲与自身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讲授，病历导入并围绕案例提出的问题展开课堂讨论。在此过程之中征得患者同意的基础上，让患者直接出现在教学现场。由于教学的准备时间和临床诊治疾病的工作之间具有一定的时间差，这就需要提前对教学病历的患者情况进行再评价，并对患者进行培训和指导，注意患者病变过程定阶段病情和症状相关的影像等资料的留取，特别是能够直接反映患者病变情况的相关资料。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实际问题，一方面直接向患者询问病情，开展四诊和体格检查；另一方面根据病史、实验室和影像学等检查结果、文献和论著等资料，对案例资料进行再分析从而确定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指导研究生在今后的临床实践工作中注意动态观察典型病情，随访和了解治疗效果。由于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既包含现代医学的病理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和内科学等基础和临床知识，同时也包括中医学中的四诊、病因病机和中医内科学的知识。通过典型的病例学习和讨论可以将上述这些知识内容融会贯通，这样既保证教学的直观性，同时也有效地融合基础与临床相关内容，保证研究生所学习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课堂讨论是知识应用和检验的过程，教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知识的梳理和巩固。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学生进行病历的分析和讨论，分小组讨论或者编排时间表让学生轮流担任讨论组长，由组长带领大家将案例资料总结归纳，确定初步诊断及相应的分析，罗列诊断依据和鉴别诊断的分析思路，特别是分析慢性肾脏病的病因病机、常见的临床症状和最新的治疗策略。特别需要注意在此环节中医药知识的学习和分析归纳，将本专业具有学科特点和诊治优势的知识能够被研究生掌握。学生将对临床诊治问题的解答融合到讨论和分析过程之中，通过讨论和分心过程完成新知识的学习，逐步掌握CKD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培养研究生处理具体问题时独立分析推理、归纳等临床思维能力。真正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教师的分析和点评。教师分析是全面检阅学生的讨论中的亮点和不足，点评主要是结合病历相关疑难问题的设置和涉及核心知识的制定原则，这些问题的知识点和难点，使用的病历资料应该如何分析使用、基于中西医结合的视角对病因病机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教学工作处置临床问题时的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2.以慢性肾脏病为例应用CBL联合PBL教学模式的体会
2.1通过教学模式改变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过程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教学工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改变是课堂教学时间大幅度压缩，同时临床实践时间明显延长。研究生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临床实际工作。这种情况下如何将提高实践能力和巩固基础知识融合一体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培养模式的改变自然就要求相应地改革旧的教学模式和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改革的目的是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并重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高层次人才。课题组在教研室指导下开展以CKD为例实践CBL联合PBL教学方法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CBL与PBL教学法包括多个工作模块，这些工作模块彼此相互衔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核心的模块包括病历选择、问题设计、课前指导、亲身体验、小组讨论、解决问题等多个环节[14]。将灌输知识为主的课堂讲学改为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核心、客观病例为辅助的互动式教学，CBL联合PBL教学模式的特点和关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将抽象的理论通过临床现实活动直观的展现出来，研究生可以直接接触客观真实的患者及相关病历资料，指导老师通过问题提出和寻求解决的方式引导研究生在学习和分析病历的基础上查阅病历相关的知识和资料，通过这个过程掌握病历相关知识并获取解决临床问题能力的教学方法。学生是教学过程中认知活动的主体，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临床实际问题可以引导学生主动获取相关的知识，有利于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进而通过课堂讨论和小组发言等学习环节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应用这些方式学习的过程有助于研究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临床思维模式并较快成为具有独立处置能力的合格医务人员。
在教学过程中独立发现和解决问题可以为培养高层次临床科研工作打下扎实基础。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包含传统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的相关知识，中医药基础和临床诊治知识比较抽象，学习难度大，导致研究生毕业后独立应用时产生恐惧感和压力感。指导老师直接通过患者的客观症状和体征解释病历中疾病的问题所在和相对应的处置方法，会让学生直接体会临床治疗的过程和方法，通过问题的提出和如何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使得研究生获得直接处置患者的亲身体会，从而促进研究生提高学习兴趣和处置患者的能力。通过教学过程中指导研究生针对性地查阅图书文献不仅提高了研究生的自学能力，同时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不但可以提高研究生地表达能力和综合判断能力，同时有效地检测学生的处置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检验和肯定研究生处置患者的综合能力有利于提高其学习的欲望和动力。
2.2融入立临床思维的教学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临床能力
CBL联合PBL教学法改革了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填鸭式教学，传统教学方式束缚了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合作精神。CBL联合PBL教学法注重学生对于客观病历的综合分析，借助所学知识和问题解决的过程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整个学习过程围绕客观真实的临床病例，学生可以直接和患者对话并通过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将CKD相关的中西医学知识、肾脏专科理论知识和自主学习过程的医学新进展融汇贯通。在此过程中促使学生面对实际患者能够有效地运用所学的中西医临床医学知识从容地解决临床问题。通过病历体验和讨论阶段指导每位研究生针对每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大胆质疑和分析他人意见，促进对临床问题更深入地思考，形成良好地临床工作习惯，提高综合评判能力。整个教学过程体现了以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为主体，指导教师通过一系列中西医结合临床肾脏专科疾病问题为基础，通过多个相互关联地学习模块如病历诊治问题的拟定、临床文献和基础知识地查找以及课堂讨论等方式变学生的被动接受式学习为主动参与式学习。渐进式地逐步指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临床思维，从而使研究生具备独立运用所学知识认识临床问题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2.3借助多媒体等教学辅助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医学研究生而言，从理论学习逐步向临床实际工作过渡的过程中建立患者和病情的直观认识非常必要，既可以增强研究生处置的信心，同时也可以在医患交流过程中提高患者对于研究生的信任度，从而获得较好的效果。临床处置之前仅仅通过文字描述很难使学生印象深刻，如果借助先进的多媒体影像设备在教学中将病例通过文字、图片、影音等方式立体性地呈现出来，有利于对患者全面情况地了解、分析和诊断。特别是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望诊、舌诊和问诊等内容，使诊治疾病的过程客观真实，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于中医药临床的认知能力。精选典型案例――设计合理问题――资料汇总――讨论与分析――教师点评。教师通过建立与研究生的微信群和QQ群等方式形成固定的联系，有利于充分利用课外时间进行教学互动，实时地讨论和解答问题并建立长期的互动教学模式，有利于师生的信息交流和教学效果的提高。
2.4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团队
课题组在进行CBL联合PBL教学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高素质的指导教师团队是开展工作地先决条件。参与教学改革的教师均是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且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骨干教师。指导教师团队对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指导教师要有能力根据专业特点和某个疾病重点和难点相关临床实际问题选择恰当的病历，熟悉本专业研究生培养的要点和专科疾病诊治的要点与新进展。其次，指导教师需要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在教学活动展开之前能够了解学生地基本能力、医学专业知识水平和综合工作能力。了解研究生医学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地形成方式和方法。从而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地指导研究生有目的、有计划地完成新知识和新技能地学习。第三，开放和讨论是教学工作的核心，因此要求指导教师能够有效的控制课堂节奏、善于调动研究生的学习和发言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因此，培养高素质研究生指导教师团队是CBL联合PBL教学法的先决条件。
2.5不可忽视传统医学的作用
传统中医学经过长期积累和临床检验，其优势不言而喻[15-21]。传统医学科学在重大疾病诊治方面表现出系统性、基础性、完整性和循序渐进性等特点。因此，教学中不能轻易减少或放弃传统中医学知识的教学。特别是面对复杂和危重病例时如何运用传统医学知识诊治疾病、提高临床疗效值得关注。教学中应根据研究生目前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因材施教，通过传统中医学教学提高研究生运用传统医学知识的能力，通过CBL联合PBL教学法使传统医学知识与其他临床知识相互融合，培养学生正确的临床思维和运用传统医学知识的主动性。
综合我校中西医结合硕士临床专业研究生（肾脏病方向）CBL联合PBL教学法的教学实践可以直接有效地提高学生中西医并举诊治和处置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专业学位研究生走入实际工作中较好地服务于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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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着预防医学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无病就是健康”，这一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被否定，代之以健康意味着“结实的体格和完善的功能，并充分地发挥其作用”.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简称WHO）成立，提出了“使所有的人都尽可能地达到最高的健康水平”的目标，这就更新了医学的目的，即医学不仅是治疗和预防疾病，还有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功能.联合国卫生组织（WHO）对健康是这样定义的：健康乃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不虚弱.这一健康观的提出，标志着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其中包含着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对预防医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社会进步推动着预防医学理论研究朝着社会化方向发展
2.1预防医学向社会预防为主的方向发展.随着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预防医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们认识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的研究对预防医学探索病因和制定预防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要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必须使医学更加社会化.深入地进行健康教育，引导群众合理消费，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医学社会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2.2预防医学朝着防病与保健相结合，向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和人口素质的方向发展.预防医学的研究己不局限于疾病的预防,而是更加重视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和延长寿命,为此,营养学、食品卫生学和运动医学的研究在预防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工业迅速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城市综合性污染可导致总死亡率、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提高,先天性畸形发生率上升，因此，必须将保健作为预防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2.3环境与健康问题成为预防医学的热点.21世纪人类面临四大问题：人炸、环境污染、能源匮乏、疾病控制.环境污染问题已引起全球的关注，预防医学应积极参与解决环境与健康问题，特别是对环境中有害因素的允许量和消除方法，环境中微量有害因素长期危害性的研究尤为迫切.
2.4重视心理、精神和行为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成为预防医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特点是：节奏快，竞争激烈，经济和生活压力加重，精神压力大，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心理、情绪问题增多.家庭破裂造成儿童心理障碍；社会变革下的就业环境、人际关系的心理适应能力；家庭、婚姻、性观念和现实的应付能力；还有吸毒、酒瘾、等社会恶习带来的心理、精神问题，都需要心理卫生教育、社会的关心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我国是世界上自杀发生率较高的国家，而我国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网络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群体的需求.
3新技术为预防医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3.1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发展促进了预防医学的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Internet为代表的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科学研究和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医学信息网的建立，使个人与国际上相关的研究机构进行快速联接成为现实，为世界范围的疫情通报查询、文献检索与信息交流及远程会诊和专题讨论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预防医学的发展.同时先进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探索疾病的发生原因和疾病进程的多因素研究中帮助研究者更清楚地了解到客观事实.
3.2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基因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疾病的病因更加明了，各种预防措施更加科学有效.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出多种高效疫苗，为控制和消灭一些传染病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在分子生物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下，将会有更多的传染病从控制走向消灭，一些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病也会得到全面的控制.一些常用的基因研究技术如DNA重组、基因克隆技术、DNA测序、核酸杂交等开始应用于预防医学实践中,开辟了疾病控制的新途径.
3.3应用现代社会学的观察方法，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导致了对健康认识的观念转变.认识到健康与疾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整个社会，如疾病的预防,健康的促进所采取的任何策略和措施的实际运行，都必须要得到广大居民的共识和全社会的参与.
3.4高精度分析技术的不断引入，大大提高了预防医学对疾病的监测水平、预防效果，使得更多的危害可以被揭示和确认.
4新问题的出现
对预防医学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4.12003年的SARS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流行以及近年来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使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对预防医学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2相当一部分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威胁仍然存在，直接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解决这些传统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并应对新型疾病的威胁仍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的危害人群健康最严重的48种疾病中，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占40种，占病人总数的85%.全世界每年死于传染病1700万人，传染病在我国仍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因素，近年来，一些已被控制的传染病又呈死灰复燃之势，霍乱、肺鼠疫、结核病等都发生了传染几十万人以上的流行.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近20年来，新增加了30多种新传染病，如艾滋病、军团菌病、莱姆病（Lyme）、埃博拉出血热（Ebola）、拉沙热（Lassa）等.
4.3非传染性慢性病对人民健康的危害加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的死亡率占全世界所有死亡原因的1/4以上，是各种残废原因中比例最高的.据统计，我国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肿瘤、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目前已占全部死亡的70%以上.
4.4地方病和职业病将长期存在.我国是世界上地方病病种最多、分布最广、危害严重的国家.目前我国有5.1亿人口生活在缺碘地区，缺碘不仅引起地甲病和克汀病，而且缺碘还会导致儿童智力低下.我国现有1000多万智力残疾人中80%由缺碘所致.由于水、煤含氟量过高所引起的地方性氟中毒，全国约有3000万氟斑牙患者和260万氟骨症病人.我国有5个省区的部分地区属贫硒地带，缺硒可引起克山病、大骨节病和心脑血管病.随着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我国职业病迅速上升.尘肺病人、慢性职业中毒、急性职业中毒、急性农药中毒等每年都大量发生.
4.5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社会的变革，工业化、都市化进程加快，家庭、社会结构的变化，精神疾病患者有上升趋势.美国资料表明，门诊病人中半数属于心身病，我国大城市约占1/3.心身病是指由于精神紧张、情绪压抑等原因引起的器质性疾病，如高血压、神经衰弱、抑郁症等.此外，酒精和其他药物依赖也在急剧上升.心身疾病和精神疾病不仅危害个人健康，而且影响家庭和社会安定.
4.6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问题，我国已进入标准型老年社会，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总数已超过10%.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比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多，而且解决难度也大.据抽样调查，全国近30%的老人健康状态较差或很差；上海市对5000名老人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老年痴呆症在65岁组发病率为4.86%，75岁组为12%；老年人70%患有多种慢性病.预防老年病和提高老年人群的无残疾预期寿命，是预防医学面临的新课题.
5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预防医学理论创新研究
5.1大力开展应用型预防医学科学研究.开展预防医学工作必须依靠科学.预防医学科学也只有与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工作相结合，才能更具有生命力.当前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开展科学研究，需要尽快给出答案.同时，对可能在未来出现的问题，如病毒对抗生素的抗药性、生态系统的破坏、食品和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等应该进行前瞻性、多学科的研究，提供有关的预案措施.
5.2努力实现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当今科学发展中综合的趋势更为突出.现代生态学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实现了多学科的综合，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连接起来，人类社会可纳入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预防医学的研究也日益重视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对复杂过程的总体研究.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放性系统，在复杂多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健康受到多层次多因素的影响，至今很多疾病的病因尚未弄清，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不能保留在割裂的单科研究和笼统的语言描述上，宏观的综合研究和分析至关重要.
5.3研究方法上宏观与微观并重.首先从宏观上对疾病分布规律和流行环节以及对健康的因素进行研究仍将是预防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然而仅从宏观上研究，没有微观研究不能最终阐明原因和确定具体的流行过程.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技术的成就为预防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建立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的微观研究已在疫苗的研制、早期的诊断、发病机制和环境生物学监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因此，预防医学的基础研究必须采取微观和宏观并重的方法.
5.4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预防为主”始终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针.必须在政府层面上加大工作力度，通过制定规划，明确完成规划目标的相关政策及保障措施，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使“预防为主”方针得以落实.在资金的投入上，要能够保证“三级预防”的策略贯彻落实.树立“大卫生”观念，相关部门密切协调、配合，共同完成重点疾病防控目标以及政府的疾病控制政策.重点突出、浅显易懂、广泛深入地宣传预防医学知识，让群众自觉与不健康、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作斗争.
近年来有关并存疾病（comorbidity）的报道在国外各种精神病学期刊中层出不穷，而有关它的理论和临床实践国内却很少有人提及，因而对此进行评述。
一、并存疾病的概念
并存疾病的概念首先由Feinstein提出，是指一个正在研究中的索引病例在其治疗过程中出现另外一种不同的疾病［1］。以后逐渐演变为既包括同时（simultaneously）发病，所谓横向联系（cross-sectional），也包括先后发病（insuccession），所谓纵向联系（longitudinal）。目前并存疾病有代表性的定义有4种：（1）Campbell［2］精神病学词典：在同一病人同时存在或患有一种以上的疾病。（2）Burker：同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内患一种以上的特定的障碍［1］。（3）美国精神病学词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疾患同时存在，例如，精神分裂症和物质滥用，或酒依赖和抑郁症同时发生。这种联系可能反映一种障碍与另一种障碍之间的偶然联系，或者对两种障碍都有潜在的易感性，也可能这些疾患的临床表现与任何常见的病因或易感性无关［3］。（4）医学术语、俚语和专用语词典：在同一病人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病理状况或疾病，这种情况可能使住院治疗复杂化，在美国卫生保健工作中，在作出相关的一组诊断后，在合理地决定住院期限的长短时，并存疾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4］。
以上关于并存疾病的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反映了对并存疾病的认识：狭义概念强调两种疾病的同时存在，适用于临床工作；而广义概念强调并存疾病的前后联系，适用于流行病学研究。与并存疾病含义相近并经常使用的英文词还有coexistence和concurrent，这两个词都强调并存疾病必须是同时存在或同时发生。
二、研究并存疾病的意义
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3版（DSM-III）和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的制定过程中，人们对并存疾病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尽管使用了排除性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但在现场测试中却发现同一个患者存在一种以上的疾病。正因为如此，并存疾病的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并存疾病有以下几点意义：（1）如果并存疾病普遍存在，那么排除性的诊断标准的正确性将受到挑战，可能引起诊断标准的改变；（2）几种相互独立的疾病如果能够经常同时存在，可能有其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对研究发病机制有指导意义；（3）某些疾病治疗困难，医疗费用增加，住院时间延长，其原因可能是有并存疾病存在；（4）并存疾病的概念引起了治疗原则的改变，即多种疾病需同时治疗；（5）并存疾病的研究，对判断疾病的预后有重要参考作用；（6）由于并存疾病的存在，可能是某些研究尽管方法相同而结果却不同的合理解释。
下面我们从并存疾病的发病机制、诊断、治疗和预后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发病机制
并存疾病的发病机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并存疾病种类繁多，原因也并非一致。目前认为并存疾病可能的发病机制有4种：（1）一个人可因甲病引起乙病，接着又引起丙病，例如长期的焦虑引起抑郁，而后又产生物质依赖；（2）两种疾病可互为因果，如焦虑可引起抑郁，抑郁反过来也可引起焦虑；（3）一种关键的先决因素对不同的疾病有其特殊性，如某种人格障碍对形成多种精神障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4）一种或多种不同的关键先决因素都起作用。我们以惊恐障碍为例阐述并存疾病的发生模式：产生惊恐发作的先决条件有生物学的易感性、认知的易感性、分离性焦虑障碍、目前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境遇性的危险因素；并存疾病的产生过程可分为6个期：第1期产生惊恐发作；第2期产生生物学和认知行为的改变；第3期产生惊恐障碍；第4期由回避行为导致群聚恐怖；第5期情绪低落达到抑郁程度；第6期由于不适当的寻求帮助方式而导致物质滥用或依赖［1］。以上是从理论上对并存疾病假设的病因机制，也是今后研究的要点。
二、诊断
由于研究的方法不同，并存疾病的概念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些研究方法在诊断概念、诊断范围、时间跨度、评价方法和设计分析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目前，单独的诊断概念至少有5种：（1）认为并存疾病是特定时间内不同的描述性诊断间的联系；（2）强调并发（concurrence）即不同症状或综合征之间的横向联系；（3）选用符合诊断标准的病例样本；（4）选用不符合诊断标准的亚临床或阈下症状为病例样本；（5）选用ICD-10和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中提供的不同等级的诊断。在诊断范围方面也不尽一致，有的包括各种精神障碍和特定障碍内的亚型，也有的包括人格障碍或躯体障碍，还有的包括以上各种障碍所致的社会心理伤害和残疾程度。在时间选择上更是差别显著，以横向联系为主的研究，其时间多为2周、4周、6个月，而以纵向为主的研究，时间多选择1年、2年、3年，甚至终生。诊断工具的选择，也关系到并存疾病诊断的一致性和准确性。经常使用的诊断工具有5种：（1）非定式的诊断标准；（2）松散的定式诊断标准；（3）定式的诊断会谈方法，如神经精神病学评定表（SCAN），用于DSM-III修订本的定式临床检查（SCID）；（4）标准化的诊断会谈方法，诊断会谈量表（DIS），复合式国际诊断会谈（CIDI）；（5）特殊并存疾病的调查工具。
目前，并存疾病最权威的研究是美国并存疾病的调查，他们对14种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和一年患病率的并存疾病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52%的被调查者从来没有罹患过任何一种精神障碍，21%患有1种精神障碍，13%患有2种，14%患有3种以上。在精神障碍患者中，只有21%的患者终生只有1种精神障碍，而且始终没有并存疾病发生，79%的患者有并存疾病［5］。这项研究使得Burker关于并存疾病的定义被广泛接受，表明并存疾病的研究既要包括横向联系也要包括纵向联系。例如研究焦虑和抑郁的关系就是横向联系，而研究焦虑和抑郁导致自杀的发生率就是纵向联系。横向研究的时间跨度在12个月以内，而纵向研究则从3年到终生。根据研究目的诊断标准可以不同，最宽的范围应包括各种阈下症状和亚临床的诊断，以及社会功能障碍。检查工具越规范化越好，尽量使用SCAN、CIDI、DIS和SCID等，对研究各种障碍间的联系，包括诊断，鉴别诊断，寻找病因和预后评估，以及治疗都有重要意义。
三、治疗
并存疾病的概念已经带来了治疗的变革。临床医生不再以单一的诊断指导治疗，而是针对存在的多种症状进行诊断治疗，即以并存疾病指导治疗。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功能性精神药理学，要求对一个患者同时使用不同的精神药物。医生将开始实践一种多元的精神病理学的治疗方法，即针对具体目标及功能障碍的治疗。在临床治疗中，当遇到任何难治性病例，首先要考虑有没有并存疾病存在。例如对难治性强迫症的治疗，首先要考虑是否因为同时患有情感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物质滥用及人格障碍而使治疗复杂化。如果存在并存疾病，联合用药的策略将事在必行。氯硝安定、抗精神病药、丁螺环酮、曲拉唑酮、锂盐、L-色氨酸和可乐宁等，在与抗强迫药物的联合应用中，均取得令人可喜的疗效，说明在并存疾病存在的情况下，针对多种症状的治疗是明智的选择［6］。
对并存疾病的研究可能导致诊断概念的变化，比如临床医生在同时治疗焦虑和抑郁时，可能会认为没有必要再分清二者的概念，即焦虑和抑郁还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单元。这就不能不对诊断系统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时使治疗发生明显的改变。
四、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