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官僚体制管理主体新公共管理
世纪之交，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日益高涨。在西方各国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过程中，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的传统公共管理理论被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取代。故“新公共管理”(NPM：NewPublicManagement)或“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的范式就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最基本的趋向和实践模式。本文拟从公共管理模式殖变背后的哲学基础的向度进行阐释，以求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启迪。
一、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以来，就有了公共管理的问题。
但是，在传统的阶级统治模式中，公共管理是附属于阶级统治的。近代以来，阶级统治变得越来越隐蔽，而公共管理却日益彰显，人们到处可见的是政府对社会的公共管理。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这种状况愈加明显。公共管理从隐到显的殖变，不仅是管理行为量的增加，也不仅仅是管理活动范围的拓展，而是管理模式的变革，是从以统治为主导的模式向以管理为主导的模式转化的过程。人类社会早期的公共管理在运用行政的和宣传教化的手段对社会实施管理时，往往诉求于强制性的措施，管理行为自身未得到充分自觉。近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在许多领域中无疑也包括强制性的行为，带有传统的统治性的特征，但是在许多领域，公共管理日益趋向采用民主和参与等方式。这就使得公共管理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淡化了服务于政治统治的终极目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管理模式就是其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的公共管理泛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迅速分化为许多专门领域；政府机构日益膨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总之，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是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但是，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理论及其模式就显得力不从心，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社会之需要，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原则均受到普遍的怀疑与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
其一，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基石的官僚体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的、僵化的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这种等级划分、权力集中、控制严密的官僚体制的组织模式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工商管理中率先被打破，继而在70和80年代的公共部门逐步被学习型组织模式所取代。
其二，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被动摇。政府通过补贴、规划与合同承包等方式间接运行，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了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务而展开竞争。与此同时，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也被公共管理部门所借鉴。市场机制在公共部门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三，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被人们批评为是一种不真实的假定，而且，在现实的生活中政治事务与行政事务是难以真正分开的。
其四，公共人事管理的体制及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公务员的永业观念已被打破；业绩评估和绩效工资制成为一种主要的报酬方式；传统的片面强调对人的控制的人事管理模式正在被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所取代。
由此可见，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由于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就导致了西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全新变革，催生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降生。
二、“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其他国家。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在整个80年代，英国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展反对浪费和低效益运动，成立了效率工作组，对政府的有关项目计划和工作进行效率审计；大力改革公共部门的工会；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将英国的石油、电讯、钢铁、航空等40多家主要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开支实行总量控制；要求所有的地方建筑和公路建设项目实行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公开竞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效率工作组1988年提出的报告《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英国政府开始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各个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半自治性的“执行局”来承担这种职能。部长同执行局在谈判的基础上就该局要完成的任务及其在具体运行方面的灵活度达成协议，也即绩效合同。这样，部长们主要只关注预算总额和最终的结果，而各局在预算支出、人事安排等具体事项上具有很大的自。尤其是执行局的局长是由公开竞争产生，三年必须重新申请一次，不实行终身制。到1996年，英国有近75%的公共服务是由执行局来承担的。
继英国之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随着两国工党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上台执政，也开始了大力的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新西兰的改革因其力度大并且具有系统性而备受人们的关注，被学术界称作“新西兰模式”，新西兰财政部于1987年末出版的《政府管理》一书被誉为新公共管理的宣言。
美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尽管不像英国那样，有明确的起点和目标，但似乎开始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卡特政府实施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而且带有更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里根政府大规模削减政府机构和收缩公共服务范围，当时负责推行改革的格鲁斯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将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之中，来提高政府效率。格鲁斯委员会诊断出美国政府公共部门管理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是：其一，国会对联邦政府机构的日常管理干预太多；其二，人事特别是高层人事缺乏连续性；其三，缺乏追求高效和经济的诱因；其四，会计和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善；其五，缺乏有力的中央财政和会计管理。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塑政府”改革运动。其目标是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并坚持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简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则；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管制、引人竞争机制以及推行绩效管理。这场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就是戈尔所领导的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的报告《从过程到结果：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的政府》，简称“戈尔报告”。“戈尔报告”指出：从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建立了庞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体制来处理公共事务，这种体制以那时的公司结构为模式，采用分等级的科层制形式进行管理。由于对标准化程序的先人之见、垂直的指挥链条和标准化的服务，这些官僚机构是稳定的，但与此同时也造成机构膝肿和反应迟缓。当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闪电般的信息技术、全球性竞争和需求式的顾客，使得庞大、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己经失效。该报告提出政府改革的四项主要原则：消除繁文缚节，由注重过程的系统转变为注重结果的系统；把顾客放在首位；授权雇员以取得成果；一削到底，并创造出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的政府。
欧洲大陆各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有所不同，它不具有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行政改革的那种系统、全面、连续和激进的特点。但是欧洲大陆各国的行政改革同样带有明显的管理主义色彩，因而具有“新公共管理”的取向。比如，在德国，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连续性渐进主义模式。其改革的基本内容：调整公共事业、削减公共服务人员、压缩公共人事开支、转变公共组织结构等均是在某种程度上以管理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特别是在90年代，借鉴了荷兰的经验，推行地方政府改革，实行“地方治理模式”，与英、美等国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为收人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原因出现了连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按照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的观点，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原则上讲有三种途径：一是限制开支和公共任务的终结；二是增加收人，特别是税收；三是用较少的开支来实现公共使命，即“少花钱多办事”。由此可见，只有第三条道路才是较好的选择。“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就成为各国政府的自然选择。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传统的科层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了。”再次，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促使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数字化生存”方式要求政府对瞬息万变的经济迅速作出反映，同时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垄断。新通讯技术以及接触政府信息的便利使公民和社会团体更容易参与公共管理活动。这要求对政府组织及其运作过程作出变革与调整。最后，经济的全球化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全球化的趋势加强了西方各个国家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高度重视，政府能力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经合”组织把政府改革当作其成员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认为顺应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需要，为公共部门改革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
三、综观西方社会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由于操作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政府继续充当运动主体的角色，每项改革措施也不得不基于现实而表现出对管理行政模式的妥协，但就这场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而言，无疑包含了如下的意蕴：即对近代以来的公共行政管理化倾向进行全面的检讨。
虽然检讨的结果仍然是以“新公共管理”命名，但它与传统的公共管理已经有着较大的差异。从哲学的向度来看，它是中心边缘化与边缘中心化的双向整合与建构的过程，其实质是管理主体的单一化向管理主体的多极化的转化。
生活提出问题，哲学解答问题，哲学是生活的解答逻辑。任何具体科学背后都蕴含着哲学理念，因而哲学主导范式的转换，总会在不同的具体学科中得到或迟或早的彰现。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也概莫能外，它是哲学的单一主体范式向后现代的多力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非中心化，实质上就是管理的服务化、社会化。依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管理组织大约有四重类型，即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这其中，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而规制组织部分是政府的也可能部分是政府外的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基本上是作为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而存在的。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大多数企业化的政府都促进在服务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它们把控制权从官僚机构那里转移到社区，从而授权给公民；它们衡量各部门的实绩把焦点放在后果而不是投人上；它们行为的动力不是来自于规章条文，而是来自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使命；它们把服务的对象重新界定为顾客，让顾客有所选择，选择学校，选择培训计划，选择住房；它们防患于未然，而且不是在问题成堆以后才来提供各种服务；它们把精力集中于挣钱而不单单是花钱；它们下放权力，积极采取参与式的管理；它们宁可要市场机制而不是机制；它们关注的中心并不简单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且也向公营、私人和志愿服务各部分提供催化剂，使之行动起来解决自己社区的问题。”由于新公共管理实现了管理主体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日常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权力随着这种管理的社会化也被部分地让度给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政府就具有一个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审视公共管理的质量与效果的机会，这样任何掌握公共权力的非政府组织对公共权力的滥用都不再具有制度化的基础，从而为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新公共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年薪制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一、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困难重重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经济停滞，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与巨额财政赤字可以说是不期而至，严重困扰着各国政府，这迫使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寻求与公共行政范式迥然相异的公共行政管理新模式，探索公共服务专业化和商业化发展的新道路，以期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并降低成本。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变革”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而迫切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来自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彻底改革运动，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拉开了帷幕。这场来自政府内部的行政改革运动，即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各市场经济国家因历史文化传统和政府干预模式不同，其改革的路径和治理模式也各异。但是，总体而言仍有一些共同特点，如：引入企业的管理方法，探索建立“企业型”政府；广泛推动合同制，实现政府管理的市场化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分散政府管理职能，实施分权化改革；推动公共行政管理信息化改革，逐步建立电子政府等。
二、公共行政管理模式下，政府大量采用企业管理方法
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排斥企业的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行政管理强调政府应广泛采用企业成功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这些方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放松传统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严格的行政规则。
新公共行政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和个人的具体目标。
（二）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
新公共行政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政府理所当然应以顾客为导向。
（三）编制战略计划和加强战略管理。
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政府必须引入战略管理这一工具。因为它可以帮助政府确定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目标，并为政府的发展方向，所处环境和采取的策略提供一整套系统的手段与方法。
（四）提高服务质量。
学习企业精神，树立服务理念是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企业家式的政府既然视公民为顾客，就应该像企业一样顾客满意做为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的目标导向，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五）引入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是企业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源，它同时也是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真正现实的基础。新公共行政管理主张利用管理信息系统来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管理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和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并使政府行为更透明化。
政府大胆采用企业管理的方法和技术，探索建立“企业型”政府，这对政府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提高政府的管理绩效，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等方面是非常有效的。
三、政府公共部门与企业间存在的差异，对企业管理方法应慎重引入
采有企业管理的某些管理方法和技术，地改革政府部门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公共部门与企业之间确实存在着相通的地方，但这些相通的地方只停留在技术的层次上，如果把政府公共部门与企业等量齐观，盲目套用企业管理的方法的话，那只能适得其反。
政府公共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在目标上有重大差异。
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追求的根本目标是要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企业管理则不同，通过生产和销售产品或服务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任何一个企业追求的目标，也是企业管理的根本目的。
（二）政府的决策是强制性的，而企业至少在其合法的活动中，不存在强制性因素。
政府可以强制公民遵守其决策、纳税等，并且要求公民服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派生出的法令，虽然并非所有的公共活动都具有强制性，但是政府在执行这些活动时要比企业更严谨；相对来说，企业的随意性比较大，比如说可以向不同的公民收取不同的费用，能拒绝与顾客做买卖，能够不理睬正规的程序等。
（三）政府有不同于企业的责任形式。
政府管理人员要向政治领导人、公众及司法系统等各部门负责，而企业管理部门只需对股东负责。虽然两者都存在责任问题，但在政府管理的运行过程中，责任是不太确定和不太稳定的。
（四）政府在测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方面存在着困难。
政府缺少像企业那样的绩效测量标准，企业可以毫无疑问地将利润和效率放在首位，但政府不能，作为非赢利性组织，政府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也不可能一味地去追求效率，所以其绩效测量非常困难。
因此，政府部门采用企业管理的方法和技术时，要慎之又慎，特别是对我国转型时期的政府部门而言更是如此，政府官员不要为了追赶时髦，而不加以严格论证地套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对政府部门进行改革。这样非但不能取得成效，反而会弄巧成拙。
所谓年薪制就是以年度为单位确定经营者的基本报酬，并视其经营成果浮动发放风险收入的工资分配制度。它把一年的总收划分为基本薪金和风险收入两大部分，基本薪金按月发放，而风险收入则要在年终视绩效情况来结算，如果没有达标，这部分收入就不能给。它把资本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经营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统一起来。
因此，实行年薪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1）有利于激励经营者的积极性。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调动经营者积极性的最佳方法就是让经营者的个人经济目标与企业经济目标一致，使个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同起同落，在与企业目标实现程度的同向发展中利益与共，风险与共；（2）有利于培养和造就现代企业家队伍。经营者收入与其经营绩效挂钩，这就充分肯定了经营者的社会价值，使经营企业成为一种高收入，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职业，从而可把大量优秀的人才引入到企业里；（3）有利于规范经营者的收益分配。经营者年薪制通过制度将经营者的收益分配纳入规范化轨道，对经营者收益标准的确定，经营状况和成果考核都进行规范管理，提高了经营者收益分配的透明度。
年薪制的这些优点，使得其在国外企业已经实行的相当普遍了，但在国内企业里并未得到推广，还属于试行阶段。纠正原因，年薪制在我国实施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还存在若干问题，比如，如何确定年薪制的对象？考核的标准是否科学？年薪制该如何发放？实行年薪制，除了对经营者进行激励外，还应如何对其进行约束？等等。因此，一种在企业界尚未完全成熟的管理方式，如果被照搬到政府部门来的话，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政府官员是不适宜实行年薪制的：
首先，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非游戏的参与者。
在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中，美国学者奥斯本曾提出了政府再造的十条原则，其中一条是说政府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即新的管理理念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一个有效的政府，其职能不是具体的分钱管物，而是提供指导和服务；政府如果将精力集中于“划桨”，那么就意味着政府舍本逐末，最终也划不好桨；只有政府将精力放在“掌舵”上，才能保证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最终为社会掌好舵。
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扮演了“无限政府”“全能政府”的角色，它不仅参与政策的制定，更参与政策的执行，做了许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嵊州市对旅游局局长实行年薪制，无疑是想通过用年薪制来激发他完成旅游区开发，旅游收入增长等经营性项目。这样，旅游局长就具有了双重身份；他不仅要制定与旅游相关的规则，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要完成“经营项目”，成为游戏的参与者。这种双重身份很容易使他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来确保他在“竞争”中获胜。比如，他可以制定一些歧视性的部门规章，把那些妨碍自己实现“经营目标”的企业排除在外，这样会严重束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
其次，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不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其首要目标。
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追求的根本目标是，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高质量的非赢利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即使在某些方面公共行政管理机构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并不会改变其非赢利的性质。而对企业来讲，实现利润最大化毫无疑问地成为其首要目标。作为一个旅游局的局长，他首先是一个政府部门的首长，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其任务首先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检查和旅游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制定相关部门规章来规范旅游市场等。他只有在做好这一切的前提下，才能去考虑完成增加收入，开发旅游相关产业等经营性目标。但这两个目标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致的。当两者发生冲突，而政府官员又从自己利益最大化出发时，他很可能因年薪制的“激励”而使他通过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
最后，政府官员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无须通过高额年薪来激励。
政府官员与企业经营者不同，经营者为企业创造了利润，在取得相应价值的报酬后，给予其更高额的薪金（比如实行年薪制等）来激励其创造更多的利润，是很在必要的。而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如果他仅仅是扮演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的角色，那么做的好是他分内之事，当然，对工作有突出表现，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官员可以采取给予适当数量的奖金，晋升或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来进行激励，但是无须通过巨额年薪来激励，否则这对纳税人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
（作者：武汉大学保卫部，本科，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
[2]奥]欧文·E·休斯.公共行政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论文摘要:断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新的理论范式，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正确理解新会共管理理论的实质，吸收其有益的成份，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戏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尽管不同国家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着各自的特点，但改革中改革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上的相似性，使人们普遍认为一种区别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正在出现。这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就是新公共管理典范。在实践上，“新公共管理”代表着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之间的决裂，在理论上，新公共管理理沦也普遍被认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新的理论范式。鉴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立场，如何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来理解和把握新公共管理的改革实践及其理论实质，成为我们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我们正确评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也是我们借鉴西方文明的前提。
(一)
在基本理念上，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管理功能是社会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通过“管理”功能对劳动力要素和复杂的信息技术、组织技术、物资形态商品的生产技术的有效组织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保证。因此，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分离的和特殊的组织功能，并且管理者必须拥有合理的“管理权限”。“新公共管理”的信条就是“让管理者来管理”，这是良好管理的基本准则。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良好的管理可以通过引进私营部门中的良好商业实践在公共部门中实现。
具体而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崇尚政府管理职能的市场化。政府管理的市场化包含多层含义，首先，指政府公共服务生产的市场化或私营化。既然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中管理绩效低下，公共服务的生产效率低，成本高，因此，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生产和提供公共服务成为优先选择。其次，竞争的重要作用。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核心力量，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如果导致私营企业垄断性的生产地位，将一样是没有效率的。因此，关键在于在公共部门创立内部市场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产生高效率和低成本，以改进政府绩效。最后，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优越于公共部门，并可用于公共部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管理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假象。因此，政府应移植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使政府管理更贴近市场化。
第二，推崇自由化的管理。新公共管理将政府困境理解为低劣的管理向题，认为公共管理者是专业人士，政府部门的不良绩效不是他们缺乏管理能力和不履行职责的结果，而是“坏制度”的结果，是繁冗笨重和不必要的规则、规制及其他约束严重束缚管理权威和管理能力的结果。新公共管理倡导者指出，真正履行管理职能的管理者只有非常有限的管理权限，在实施管理权威方面要受制于细节详尽的财政预算规程、人事规则、采购制度、审计制度而丧失管理的灵活性，无法对变化的环境或者顾客需求做出回应。正如撤切尔夫人任命组建的“雷纳效率小组”在研究“下一步行动”改革过程中所发现的那样，“公务员招募、解庙、晋升、薪酬、工作时间、安置、分类、工作组织以及TT(信息技术)的使用等，都不在各个层次上多数管理者的控制之列”，大多数管理者缺乏对组织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须的权威和灵活性，管理权威与管理事项严重脱节。因此，改革策略的设计就必须合理赋予管理者以有效的管理权威，让管理者从政府繁文绍节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如在财政、预算、人事、采的和审计等方面解除不必要的规制和控制，解放管理者的管理能量，放手让管理者来管理。
第三，强调管理的政治性质。要求公共管理者抛弃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下政治与行政严格分离的教条，正视政府管理中大量的政策性行为，明确认识公共管理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管理行为。对管理的政治性质的强调，要求在加强政府内部管理的同时，公共管理者必须有能力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处理与不同部门、组织以及与大众媒介和公众的关系，树立“顾客”的观念意识，以政治性的眼光来对待公共管理与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
第四，倡导企业家型领导者。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管理人员与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一样，有着自我利益最大化、逃避责任、机会主义、自我服务、欺诈以及导致道德风险行为的内在倾向。那么，为什么具有同样人性特征的私营管理人员和公共管理人员在管理绩效上会有优劣之别?原因自然不在于自利的人性，而在于管理环境的差别。繁冗的程序规则构成的管理环境严重压抑了管理者的管理权威，导致了低劣的政府绩效;相反，私营管理环境能有效疏导和利用私营管理人员的自利、机会主义和风险意识，使得他们能运用信息和管理能力适应激烈变化的外部环境，引导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管理绩效。具有相同人性特质的公共管理人员在相类似的管理环境下也可获得同样的绩效。因此，改革的着眼点就是要设计一个恰当的制度环境，使公共管理人员拥有充分合理的管理权威。
(二)
新公共管理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公共部门争相采用，尽管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重返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不符合时代潮流。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效，政府规模缩小，财政危机有所缓解，政府管理和生产公共服务的能力普遍提升，政府的信任危机得到改善。新公共管理作为成功的改革典范，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第一，关于对管理的政治性质的弧调。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治过多地介人管理性事务，是政府腐败和无能的根源，因而提倡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将政治从管理事务领域中剥离出去。然而，由于政治因素的不可剥离特征，公共管理人员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从事管理活动。因此，公共管理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积极参与政治或政策领域。对管理的政治性质的强调，对公共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一个有效的公共管理人员既要能理解政治和政治过程，同时还有能力在政治环境下从事公共管理。
第二，公共服务生产的市场化提供了一个增强政府公共服务生产能力的有效模式。市场化实际上是在政府公共服务生产处于困境时，利用社会力量和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有益尝试，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它在我国公共服务的生产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三，“顾客”观念的价值导向。“顾客”观念的确立，使得顾客的满意度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样一种评价指标有利于切实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这样一种观念，对于改变我国政府管理中的“政府本位”现象，建设服务型政府，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企业家型领导者的作用。企业家是能将资源运用到收益回报最大地方的创新人士。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家所处的宽松的管理环境能激发其风险意识和创新动力，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同样，公共部门的领导人也应具备这种企业家素质，能够以公共目标为导向，积极创新，对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以公共资源促进私人资源的有效运营，同时，以私人资源来弥补公共资源之不足。
(三)
新公共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且我国政府管理实践中的一些市场化措施也与新公共管理模式有一致之处。但在认识和评价新公共管理理论上，我们必须坚持正确客观的态度，要看到新公共管理模式中所蕴含的西方特殊性，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来审视西方经验。
首先，祈奋共管理模式以发达的市场机制为基抽。新公共管理模式提倡的市场化改革方案，是以西方国家成熟的市场机制和发育比较完全的市场行为主体为前提的。西方国家的私营企业数量众多，拥有大量的资本，在长期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具备一套成熟的提高效率的机制。此外，西方国家的非盈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也历史悠久，机制成熟健全。这些是政府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我国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发育不良，非政府组织尚嫌稚嫩，这必然成为我们借鉴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限制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