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医疗保障；人口健康；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01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2
AStudyontheEffectofMedicalCareandHealthStatusofthePopulationontheLaborSupplyinMegapolis：ACaseStudyofShenzhenCity
WANGJinying1，LIJingbo1，SHIBeibei1，ZENGXuchun2
（1.SchoolofEconomics，HebeiUniversity，Baoding071002，China；
2.ShenzhenInstituteofPopulationandFamilyPlanningResearch，Shenzhen518048，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studiedtheeffectofpopulationhealthandhealthcaresystemonthelaborsupplyofShenzhenusingfactoranalysisandLogisticregressionmodel.Thequantitativeanalysisshowedthatthedevelopmentofhealthcaresystemwillpromotethelaborsupply，whilewiththesocietyandeconomydevelopment，it’snecessarytocoordinatethelevelofhealthcareandlaborsupply，toproventexcessivewelfarewhichcouldlevelreducelaborsupply，andrespondtoreductionoffuturelaborsupplyactivelyinthedevelopmentofpopulationandreducethepossiblefinancialpressureonpossiblefuturecausedbylaborsupplyreduction.
Keywords：healthcaresystem；populationhealth；laborsupply
一、引言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经济持续增长不仅仅需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需要持续的劳动供给。因此，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投入要素，其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与否决定了社会能否稳定、健康发展。在人口规模和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既定的条件下，个体向社会提供劳动时间的长短和总体人口劳动参与的水平是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个人是否参与劳动以及其劳动时间的长短？是什么因素影响人口的整体劳动参与率？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文献林林总总，其结论不外乎是认为影响因素有年龄[1～2]、性别[3]、婚姻状况[4]、受教育程度[5～6]、人口健康等微观特征[7]，工资水平、经济发展状况[8]、城市化水平等宏观经济因素[9]。此外，也还有少量研究者探讨了公共政策如教育政策[10]、社会保障制度[11]、税收制度[12～13]、公共卫生政策[14]等对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对于人口健康状况和医疗保障与大城市劳动供给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见诸报刊，特别是从理论到实证的探究这两个方面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微观个体的劳动选择、劳动时间以及整体人口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的途径、机制的研究略显欠缺，探究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保障执行等从福利和收入效应角度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对于深圳市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其经济发展虽有国家优先发展战略指引的政策优惠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与深圳特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不断创新而吸引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人才）的流入并充分利用分不开的。随着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追赶，深圳市对于劳动力和人才的吸引力会逐渐减弱；同时，深圳市外来流入人口居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必然加速。在人口规模增长减慢的前提上，特别是外来人口增速减缓的背景下，一个特大城市如何获得保证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足够劳动供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基于深圳市这样一个快速成长并对未来城市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大城市，对公共服务和政策如何调整资源开展研究，对如何利用现有人口和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进行分析，为后来新兴大城市健康和医疗保障制度设计提供借鉴依据，这便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
1.微观家庭的劳动决策研究
从微观上讲，劳动供给是指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家庭或个人）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微观主体的劳动供给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率，因此，对微观主体的劳动供给最大化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动力的供给包括现实劳动力资源，也包含了潜在劳动力资源，劳动供给挖掘空间主要集中在潜在劳动力资源上。作为理性经济人，普通劳动者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动力而支配劳动力供给的，但是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劳动供给不单单仅受利益驱使，它是综合多个因素进行优化配置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影响：①个人劳动决策的性别差异。由于生理特征及其社会分工、婚姻和孩子抚养等多种因素的差异，男女在劳动供给行为方面有显著的差异，就业过程中女性普遍受到性别歧视的影响[15]，导致就业性别差异不断增大[16～18]。②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等指标的变化来体现；布鲁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使得“人均劳动时间投入”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9]。③人力资本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健康状况是反映个人人力资本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健康状况越好，则越有利于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20]；反之亦然。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受教育水平对参与劳动力市场有正向的影响，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程度也会提高[21]。
2.宏观因素的影响研究
从宏观上看，所谓的劳动供给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或时间点上），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所愿意提供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广义的劳动供给是建立在狭义劳动力供给的基础之上的，其供给量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决策主体的经济决策分析。影响整个社会或某个空间区域劳动力供给的因素还取决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人口迁移以及国家政策法规等因素。①社会保障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伯克豪塞尔（Burkhauser）和特纳（Turner）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社会保障收入对主要年龄的男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有社会保障比没有社会保障时每周的工作时间多2～3小时[22]。莫菲特（Moffitt）利用1955～198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社会保障对25～34、35～44、45～64、65岁以上组的劳动供给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保障收入对劳动参与率存在负效应[23]。学者们研究中对社会保障减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②公共卫生服务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布鲁姆和坎宁（Canning）总结了健康作用于经济繁荣的四条途径：第一，身体健康的人微观劳动供给更多并且生理和认知上更强壮，从而更具生产力；第二，身体健康的人预期寿命更长，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增加劳动供给效率；第三，更长的寿命会引致在工作期间更多的储蓄，为经济提供更多的投资，一个健康状况良好的劳动力还可以增加外国资本投资；第四，死亡率的降低也减少了一国对新生儿的需求，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而这一人口群体是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24]。③工资变动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除性别、年龄、教育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劳动力市场状况也成为个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
3.待检验命题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深圳市为例，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人口健康和医疗保障对于劳动参与的作用途径和机制；揭示深圳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决策和劳动力的劳动时间长短取舍的决定因素，阐明人口健康、医疗保障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为此，本文的待检验假设（命题）如下。
命题1：健康改善促进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因此，医疗保障在促进人口健康的情况下有利于劳动供给。
命题2：医疗保障对劳动者具有收入效应，在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供给会随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当医疗保障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出现替代效应，劳动供给的增速会减缓。
命题3：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以及低比例的缴费人口会造成医疗保障账户的收支不平衡，适度的医疗保障水平，在保障人口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劳动供给。
为了对上述命题给予实证检验，本文将分别采用量表分析、主成分分析、Logistic回归方法，对以上命题予以验证。
Logistic模型公式为：
本文研究的微观数据是来源于深圳市2012年“深圳常住人口就医调查”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除了诸如性别、年龄、教育、工作情况和户籍等个人基本情况外，还涉及人口健康、医疗保障、劳动供给等相关指标，具体包括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自评，就医意愿、医疗保险参加情况以及工作时间等。该抽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随机抽取来自深圳市9个区的居民（总计1613户家庭，4466人，其中男性2301名，女性2165名）作为研究对象，就深圳市居民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访问。
2.样本描述
本文选取了深圳市9个区的1613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以龙岗区、宝安区最多，分别占总样本的26.6%、22.6%（见表1）。深圳市受访家庭以3人户为主，占38.3%，同时，60.8%的受访家庭户来自于省外，深圳市本地家庭仅占19.0%。受访户主参加综合医疗保险及劳务工医疗保险的分别占36.0%和17.7%。调查涉及人群以青壮年为主，大概占76.6%，老年人最少。从受访人群受教育程度来看，受访人群以高中及以上学历为主，将近半数（49.4%），低学历者（小学及以下）为少数。
3.量表分析
（1）深圳市人口健康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深圳市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仅有0.12%的居民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不同年龄组遇到健康问题有不同的反应（见表2），25～59岁之间的大部分居民会选择立即就医，而15～24岁及60岁以上居民大部分去药店买药解决，且22.9%的65岁以上老人会拖着不积极就医。由此可见，作为创造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25～59岁组青壮年，遇到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时往往会及时就医，以更健康的身体素质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女性较之男性而言，住院意愿更为明显，且最近三年住过院的比率为9.02%，而男性住过院的比例达到5.11%。结合个人健康状况自评指标及最近三年住院情况两项指标，居民整体身体状况良好，但男性与女性略有差异。
（2）深圳市居民医疗保障以及居民对医疗机构的认识状况。
深圳市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具有参保人群大，保险层次多，缴费率低，待遇高的特点。这大大提高了居民的参保意愿，实际调查中71.2%的居民参加了医疗保险，这其中84.8%的参保人参加了深圳市医疗保险。根据调查显示，在居民对各医疗机构看法的研究中，发现居民对市级医院、区级医院、街道医院和社康中心的满意程度均达到50%以上，70%以上居民对私人医院及个人诊所的态度不清楚。居民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也呈相同的趋势。看病收费太高依然是限制居民选择性就医的主要因素，87.6%的居民认为收费太高，77.4%的居民认为看病手续繁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就医的主动性。
居民遇到健康问题时对医疗机构的选择有一定的偏好差异（见表3），小病发生时，44.6%的居民首选去药店，32.4%的居民选择社康中心；大病发生时，超过半数（65.5%）的居民选择公立医院就医，仅有小部分的人群选择其他就医方式；与此同时，住院、急诊、普通门诊及特诊发生时，居民同样首选公立医院。值得注意的是，去厂里就诊及个体诊所并不受居民的青睐，整体而言，公立医院是普通市民遇到健康问题就医的首选，深圳特色医疗机构――社康中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有病能医”成为可能。同时，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居民遇到健康问题以后的反应。加入医疗保障以后，大大提高了患病就医的主动性，患病立即就医的比例达到75.6%，而没有加入医疗保障时，患病立即就医的比例仅为24.4%。
（3）深圳市居民劳动供给情况。
根据抽样调查结果，当工资率维持在低水平时（如工资率在13.33元/小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月收入由2800元增长到4000元），工作时间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此时闲暇成本增大，劳动者宁愿放弃闲暇时间而从事工作以获取收入，即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增加；而当工资率在高水平的情况下（如在33.33元/小时高工资率的情况下，当月收入由8000元涨到10000元），劳动者宁愿放弃高工资而追求闲暇，即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劳动供给减少。在被调查的样本中，48.6%的居民一天工作8小时，为国家法定工作时间，不会因工资收入增加的吸引而放弃闲暇，延长劳动时间。而就闲暇时间选择来看，呈偏左态分布，即劳动者月休息时间偏少，34.9%的劳动者选择休息8天。
参与市场劳动的群体中，已婚女性仅占31.9%，少于未婚女性，而已婚男性劳动参与率远远大于未婚男性，比例为1∶2.60，显示了婚姻状况对男女劳动者市场劳动时间投入的影响差异。调查中的已婚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及工作情况可以验证道格拉斯-有泽法则，即丈夫收入越高，妻子的劳动参与率越低；妻子本人的市场工资率越高，其劳动参与率越高。同时，男性和女性对劳动供给反应存在明显差异，这缘于两者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的差异。女性除了用于社会劳动时间和闲暇之外，还要留部分时间做家务，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解释了女性劳动供给反应的乏力。
四、健康、医疗保障对微观劳动供给影响的定量分析
1.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揭示大样本、多变量数据或样本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方法，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降低空间维数，以获得最主要的信息。主成分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协方差矩阵进行特征分解，以得出数据的主成分（即特征向量）与它们的权值。
通过交叉表相关性检验，选取相关性较高的指标做主成分分析，选定以下变量，设x1：最近三年内是否住过院；x2：健康状况自评；x3：个人负担费用满意程度；x4：住院意愿；x5：住院时间；x6：就医及时性；x7：最近一个月休息的天数；x8：最近一个月是否带病工作；x9：最近一个月是否因病请假。把上述数据用于主成分分析，可知KMO=0.672，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同时sig.=0.000
根据表4可以看出，f1对变量x7、x8、x9的因子负荷较大，f2对变量x3、x4、x5、x6的因子负荷较大，f3对变量x1、x2的因子负荷较大。x7、x8、x9与第一个因子高度相关，这些指标主要概括了人口健康水平，因此以f1作为评价人口健康的综合因素具有代表性，这里命名f1为人口健康因子；x3、x4、x5、x6与第二个因子高度相关，这些指标主要涵盖了医疗保障的主要评价，因此以f2作为评价医疗保障的综合因素具有代表性，命名f2为医疗保障因子；x1、x2与第三个因子高度相关，这两个指标主要概括了劳动供给的变化情况，因此以f3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综合因素具有代表性，命名f3为劳动供给因子。
为了明确各个因子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利用主成分提取法的因子分析来做进一步的探讨。将各变量进行正交旋转以后，以x7（即最近一个月休息天数）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变量，各因子与变量关系如下：
x7=0.332f1-0.017f2-0.012f3（1）
将x8（最近一个月是否带病工作）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各因子对变量的影响如下：
x8=0.356f1-0.009f2+0.005f3（2）
将x9（最近一个月是否因病请假）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变量，因子分析的结果为：
x9=0.356f1-0.009f2+0.006f3（3）
通过上述变量的解释程度，选取最近一个月休息天数作为劳动供给的指标更佳，对于这个反向指标所构建的模型，因子对模型整体的解释能力都很强。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健康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更大些，且呈正向的影响，而医疗保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虽然相对小很多，但是已经呈现负向的影响。如此则验证了命题1、2，即健康改善促进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因此医疗保障在促进人口健康情况下有利于劳动供给。医疗保障对劳动者具有收入效应，在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供给会随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医疗保障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出现替代效应，劳动供给的增速会减缓。因此，有效提高劳动的供给，可以在人口健康因素方面寻求突破点，就人口健康的影响因子而言，应加大身体与心理健康两方面积极的作用，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加强，能有效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产出，更大程度地提高劳动供给效率；对于医疗保障方面而言，不宜采取过度保障，因为医疗保障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虽很显著，却为负向影响，当医疗保障水平过高时，只会增加劳动成本，而不能很好地增加劳动供给。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以及低比例的缴费人口会造成医疗保障账户的收支不平衡，适度的医疗保障水平，在保障人口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劳动供给。将医疗保障水平维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这样既能吸引劳动力的投入，又能降低劳动成本，实现劳动的最优化产出。
2.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二元Logistic模型
综合人口健康与医疗保障的作用探讨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为了研究各影响因素对劳动参与的作用，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来研究调查中影响劳动参与的不同因素，以“是否有工作”作为因变量来拟合Logistic模型，其中参照项为有工作，模型表示劳动者不参与工作的概率的对数值，拟合模型见表5。
模型的sig.=0.00
加入人口健康因素影响之后，人口基本要素对于劳动参与情况的影响并无太大变化。而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参与工作的概率越高。健康改善促进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因而医疗保障在促进人口健康情况下有利于劳动供给。随着居民追求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增加，劳动者将身体健康放到了首要的位置，当劳动者身体状况恶化时，劳动者会及时对身体恶化做出反应，选择增加闲暇时间，减少参与工作的概率。
最后将医疗保障因素加入模型，明显可以看出，受教育状况与婚姻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大，医疗保障因素的加入更加强化了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只有劳动参与者认识到在工作参与过程中医疗保障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深刻地发挥医疗保障促进劳动参与行为的作用。是否有医疗保险成为参与工作的重要考虑因素。医疗保障制度的存在能保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一旦受到疾病的困扰，能及时获得基本的治疗和护理。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就业条件下，医疗保险可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居民对于不同医疗机构的信任程度不同程度地影响劳动参与情况，市级医院及个体诊所信任度越高，劳动参与概率就越大，而其他医疗机构的信任度并不显著影响劳动参与。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现阶段，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参与到了劳动者保障过程中，这恰恰就为未来医疗改革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五、主要结论
1.完善医疗保障供给，提高人口健康状况
在不考虑人口健康因素的前提下，医疗保障并不会显著影响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在考虑人口健康因素后，定量分析显示，适度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促进劳动参与行为。无论加入医疗保障与否，男性较之于女性而言，更容易对健康状况恶化作出回应，同时男性参与工作的概率高于女性。人口健康状态的变化会直观地表现在劳动力供给意愿方面，身体健康可以提高劳动者工作出勤率，降低因病请假的概率，减少由于伤病而损失的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劳动生产时间。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心理因素；社会因素
[中图分类号]D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012－05
张笑秋（1978―），女，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人口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湖南湘潭411201）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研究――以湖南省为例”（项目编号：11YBA139）、湖南科技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研究――基于湖南的调查数据”(项目编号：E51103)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村劳动力陆续进入农民工队伍，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出生的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200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9年末，在1．45亿外出农民工中，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1．6％，约为8952万。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外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其流动意愿选择关乎我国工业、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发展，关乎我国未来的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分类、意愿的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在影响因素研究中，既有分析不同代际流动意愿影响因素[1]的文献，也有分析不同类型流动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如定居城市意愿[2]、回乡创业意愿[3]、回乡再外出意愿[4]，但利用同一调查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不同流动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
文章利用“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不同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实现的对策建议。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流入地调查因受当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不同流入地调查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为政府决策带来困难。为克服这一不足，本文选择差异相对较小的流出地调查，以湖南省为数据采集地，调查时间为2010年11月到2011年2月。农民工来源分散，笔者在来源地同样分散的大学生中挑选调查员，以尽量保证样本抽取的随机性，提高样本数据对总体的代表性。共计发放问卷950份，回收850份，剔除填写错误、填写不完整、外出时间未超过半年的问卷后，有效问卷808份，回收率89％，有效回收率85％，在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问卷483份，出生于1980年前的上一代农民工325份。以下数据除标明出处外，均来自本次调查。
（二）变量
1．因变量。因变量为F1（流动意愿），包括以下四种类型：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
2．自变量。根据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5](P35)与迁移心理学[6]，本文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因素分为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包括从众心理、风险偏好、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六大变量共计29个指标。社会因素包括微观的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中观的社区因素与宏观的制度因素，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与外出经历三大变量共计23个指标；因新生代农民工与农业联系松散，社区因素仅选择“社区内有无需要雇人的企业”这一指标；根据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制度因素选择涉及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是否参与社会保险”两个指标，心理因素与个人因素由于涉及变量较多，通过因子分析浓缩变量。
心理因素与个人因素由于涉及变量较多，通过因子分析浓缩变量。心理因素因子分析时，KMO为0．783，Bartlett球形检验概率p值为0．000，可运用因子分析缩减变量。第一次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损失偏好（H6）与“打工时做得多，得到少”（H111）不具备收敛效度，删除后进行第二次因子分析。
因变量与纳入最终分析的自变量及其说明见表1。
（三）方法
因变量为四分类变量，自变量既有定距变量，也有转换为虚拟变量的定类变量，故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
三、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借助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如下：
（一）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布
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定居城市的比例为49．3％，31．9％选择回乡，其中，回乡创业的比例为25．3％，回乡务农的比例为6．6％，18．8％选择保持流动。由此可见：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中，定居城市意愿占据首要位置，其后依次为回乡创业、保持流动与回乡务农，明确的非农化意愿（即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共占74．6％。在上一代农民工中，选择比例由多到少依次为保持流动（35．1％）、回乡务农（24．3％）、回乡创业（20．9％）与定居城市（19．7％）。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非农化意愿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农业化意愿与钟摆式的流动意愿均低于上一代农民工。
（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
1．模型检验与参数估计
（1）整体模型显著性检验
模型适配信息表显示：加入自变量后，－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由截距模型的1090．441下降到937．343；似然比卡方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表明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全体与因变量中不同流动意愿发生比的对数值的线性关系显著，可采用线性模型拟合。
（2）整体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该模型的NagelkerkeR2系数为0．316，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度达到31．6％，同时，通过似然比卡方检验，表明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3）整体模型自变量显著性检验
（4）参数估计结果
2．不同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参数估计结果显示了每种流动意愿与参照组相比，显著影响该意愿与参照组发生比比值的因素。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中，某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在固定其他自变量影响时的影响，以下分析均遵守该规则。
(1)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
影响定居城市意愿与保持流动意愿发生比比值的因素包括婚姻、教育、家庭收入因子、时间收入因子、非经济动机因子与非制度性态度因子。
婚姻对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表现为：已婚与未婚相比，选择定居城市的可能性更低。因为结婚可能加重家庭负担，且配偶可能留居农村，选择定居城市的发生比降低。悦中山等（2009）的研究结果亦表明：结婚后配偶在家乡将降低留城发展可能性[1]。
定居城市作为一种非农倾向选择，受到教育的显著影响，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定居城市的发生比为保持流动意愿发生比的2．223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人们的决策行为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影响人们的生育、就业等决策，人口流动决策也毫无例外地受到该因素的影响。不管是一般的农民工流动研究[7]，还是农民工的回流研究[8]、流动人口与留守人口的对比研究[10]、留城与回乡影响因素的研究[10]、流动人口流动地区决策研究[11]，均显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是显著影响流动决策的变量。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倾向于选择定居城市的非农化流动，一是源于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其心理预期更高；二是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其人力资本存量更高，更易获取更高收入和更稳定的工作，从而为定居城市提供物质保障。因此，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选择定居城市的发生比增加。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选择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6％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其以上，在选择保持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该比例仅为31．9％。
家庭收入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定居城市需要较高成本，如果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提供的支持力度相应增加，定居城市发生比增加。
定居城市不仅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还受到打工累积时间与务工月收入的影响，打工累积时间越长，务工月收入越高，定居城市的可能性增加。家庭收入因子与时间收入因子对定居城市意愿与保持流动意愿发生比的影响不同，前者的发生比为1．380，后者的发生比为1．449，故时间收入因子的影响力更强。家庭的支持更多源于购房等一次性支付，日常支出多由个人承担，月收入越高，承担日常支出的能力越高，定居城市发生比增加。
非经济动机越强，定居城市意愿的发生比越高，因为定居城市意愿可较好地实现市民权利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等非经济动机。因此，非经济动机趋强时，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定居城市。
非制度性态度与定居城市意愿发生比呈反向变化，即非制度性态度越积极，定居城市的发生比越低。在定居城市与保持流动之间，如果流动者更倾向于认同务工，更有可能采取保持流动的行为，定居城市的发生比降低。
（2）回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以保持流动意愿为参照，回乡创业意愿显著受到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时间收入因子、非经济动机因子与非制度性态度因子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发生比增加，但越过拐点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回乡创业的发生比降低，表明回乡创业对年龄存在选择性。外出务工是回乡创业的前提，通过外出务工积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与社会资本，随着年龄的增加，创业条件日趋成熟，农民工回乡创业发生比增加；但回乡创业对人力资本提出较高要求，超过一定年龄后，创业激情与创业能力降低，变为倾向于流动，回乡创业发生比降低。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研究课题组调查显示：回乡创业者的平均年龄为39岁，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均占较低比例[12]，亦表明回乡创业意愿与年龄呈倒“U”型关系。
回乡创业作为一种非农化流动意愿，同样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其积累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更易满足创业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提出的要求。因此，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发生比是保持流动发生比的1．622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回乡创业的可能性越大。
在回乡创业意愿中，时间收入因子越高，农民工回乡创业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打工累积时间越长，可能积累越多资金，目前，回乡创业的最大困难为资金短缺，如果个人收入越高，个人可用于创业的资金越充足，回乡创业的可能性将增加，此时，回乡创业发生的可能性高于保持流动发生的可能性。
非经济动机每增加一个等级，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发生比高于保持流动意愿，为后者的1．372倍，即非经济动机越强，回乡创业意愿的发生比越高。回乡创业可实现人的最高需求：属于非经济动机的自我实现。因此，非经济动机越强烈，回乡创业发生比越高。
非制度性态度每提升一个等级，回乡创业意愿的发生比低于保持流动意愿，仅为后者的0．700倍，即非制度性态度越积极，回乡创业的发生比越低。非制度性态度主要包括对打工、城市与农村的评价，当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与城市赋予较高评价时，倾向于采取务工行为，回乡创业可能性降低。
（3）回乡务农意愿的影响因素
工作时间因子、家庭人口因子与签订劳动合同对回乡务农意愿影响显著。
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等级，回乡务农意愿的发生比较保持流动意愿低，仅为后者的0．596倍。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等级，表明农民工对工作时间更满意，工作时间更合理，新生代农民工对流动的认同度更高，回乡务农的可能性更低。
家庭人口因子显著影响回乡务农与保持流动发生比比值，随着家庭劳动力人口与打工人数的减少，农民工回乡务农发生比增加。外出务工是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打工者一般处于劳动适龄阶段，打工人数的减少亦表明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当家庭劳动力人口减少时，为耕种土地、照顾家庭，流动者回乡务农的可能性增加。
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回乡务农与保持流动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回乡务农。当前背景下，签订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障水平并不必然一致，即并不必然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保障。以是否发生工资拖欠为例，在选择回乡务农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者未发生过拖欠工资的比例仅为22．22％，低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者50％的水平。由于劳动合同执行的随意性与形式化，造成签订劳动合同但又未享受相应权益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合同形成负面评价，甚至签订劳动合同与未签订劳动合同相比，回乡务农的发生比增加。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流动意愿的影响，实质是社会权益与劳动权益的影响，如果未享受到相应权益，且还低于一般劳动者享受的权益水平，缺乏保障，农民工回乡务农发生比增加。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流动意愿为定居城市意愿，紧随其后分别为回乡创业、保持流动与回乡务农，表现出明显的非农化倾向。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流动意愿，影响因素构成不同，以保持流动意愿为参照，定居城市意愿作为主导意愿，受到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务工经历与心理因素的共同制约；回乡创业意愿主要受到个人特征中的年龄与教育、流动中的务工收入、流动中非经济动机与非制度性态度的影响；显著影响农民工回乡务农意愿的因素包括家庭因素、务工经历与部分制度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布与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在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政策中，应同时关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以定居城市意愿与回乡创业意愿为主，兼顾所有意愿，采取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业共同发展的策略，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与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实现其心理需要。具体而言，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
第一，建立与个人劳动贡献匹配的权益分配制度。通过劳动分工，分配各种权益，不仅不会造成社会的肢解崩溃，反而使社会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倾向于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与平衡[13](P193)，从而建立与其劳动贡献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条件准入，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受益对象，降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的门槛，或者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给予补贴的形式，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享受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严格监管企业相关政策制度的执行。政府可将企业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工资管理、劳动时间、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执行情况与企业税收[14]、贷款等联系起来，增加企业执行相关政策制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监管企业政策制度执行情况，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达到新生代农民工、企业与政府三方共赢的目的。
第三，加大农业与农村投入，发展现代农业与建设新农村。户籍制度的完善与企业政策制度执行的监管，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与保持流动意愿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而发展农村与农业则有利于农民工回乡创业与回乡务农意愿的实现。加大投入，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变村容村貌，缩小农业与非农业收入差距，缩小城镇与乡村的差距，可增加农业与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
第四，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优化培训方式，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政府可通过平衡城乡教育资源，发动多种力量参与农村教育，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政府扮演出资者、管理者与考核者的身份，将不同部门的培训资金整合起来，走市场化道路，根据考核结果支付培训资金，增强培训效果，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通过农村教育质量的改善与农民工培训方式的优化，可共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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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电子商务应用实际上就是一个融合了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并拓展到企业边界之外,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的一种)、渠道商、客户、合作伙伴,以至竞争者的外部业务流程集成为一体的复杂体系,是由信息技术和通讯网络实现的电子化的业务流程(刘璞,2007)。从企业开始应用电子商务的那一天起,企业家和学者们就没有停止对电子商务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研究。Devaraj和Kohli(2003)把“抓住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即信息技术投资是如何转化成资产、资源和企业绩效的”作为对信息技术贡献方面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Mahmood等人(2004)认为对信息技术投资是否会在新的网络使能环境下产生商业价值的问题给出一个适当的答案是必要而且复杂的。
如果把EDI的研究归结为电子商务应用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根据对美国ASP+BSP、荷兰SDOS、美国博士论文库、我国CNKI数据库、我国优秀硕博论文库等数字论文库的检索,发现在电子商务产生的价值和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中,最早的研究文献始于1999年,而且定性研究的文献居多,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定量分析。就研究的角度而言,定量研究文献可以分为四类:(1)分析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分析资源和能力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3)分析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4)分析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对应的研究方法一般采用大样本数据调研和统计分析的方法,也有采用系统仿真的方法进行。本文尝试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以探讨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根据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不少学者从企业业务活动的角度探寻电子商务应用如何成为企业增加价值的源泉。George、Ray和Georgios(1999)在现实案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利用仿真的方法评价了EDI对企业绩效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对企业绩效的测量是从下订单时间、反向订货时间以及发货时间这三个维度进行的。研究发现,单独采用EDI只能在一定限度上增加主要流程(订单完成时间)的绩效,而非期望中可以很好地改善订单完成的时间。
Wu、Vijay和Sridhar(2001,2003)应用似乎不相关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电子商务应用对美国企业的绩效影响。他们在分析中把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分解为四个方面:沟通、内部管理、订单接收和电子采购。结果显示应用电子商务并没有给企业绩效带来很显著的影响,而只在一定水平上对客户满意和关系改进的影响大些,对效率和销售绩效的影响较小。
邵兵家、蔡志刚(2005)认为企业通过将电子商务的某项活动和行为将价值增加到了产品或服务中去,使得顾客愿意比原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该产品,这样企业绩效有可能会增加。因此,他们将电子商务中增加价值的活动分为四种:信息、网上交易、与顾客交流交互、与供应商经销商交互。通过对中国IT业64家上市公司的调查,他们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能够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成本的支出,但总体上电子商务对企业绩效存在正面的影响。
Apigian等人(2005)认为企业在应用互联网技术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战略需要,并和企业当前的业务流程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提升其市场地位,增加其收入。为此,他们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绩效之间的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257个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为了实现收入增加和增进关系的战略目的,企业可以在市场渠道和与客户互动方面使用互联网;为了增进关系,企业还可以在与供应商的互动方面使用互联网;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可以在分销、供应商互动和内部运作方面使用互联网;而为了节省时间,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互动,进行内部运作管理。
George,Despina(2000)将销售管理活动和产品管理活动作为中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互联网预算、互联网工具的应用与销售绩效和销售效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企业的调查,证实了网络的使用确实对企业营销活动和营销绩效有正面影响。
任峰,李垣,孙爱英(2003)构建了由网络预算、网络工具的使用、网络应用作为自变量、客户关系管理活动、信息管理活动作为中介变量,销售业绩和市场改善作为因变量的概念模型,在对广东等八个省份、12个行业、112份有效问卷的调查基础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证明了网络预算、网络工具的使用程度和网络应用对客户关系管理活动、信息管理活动存在正向影响,表明中国企业通过网络确实可以改善营销活动,可以加强客户关系的管理以及有利于信息管理。
二、资源和能力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资源的观点是战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之一。Zhu和Kenneth(2002)认为基于资源的观点是将组织资源和能力与企业绩效相连接的桥梁,可用于分析电子商务价值的形成。Lumpkin和Dess(2004)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应用电子商务这种特定的资源,提高企业的能力,增加企业绩效。尽管如此,在电子商务应用研究中只有极少数的文献采用基于资源的观点分析了资源和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有影响力的探讨电子商务能力及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定量研究成果不多,仅限于Zhu等(2002,2004)、Chu(2004)、Zhuang和Lederer(2006)、吕兰、赵晶(2008)、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等。
Zhuang和Lederer(2006)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电子商务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和业务资源对电子商务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为:信息技术资源和业务资源对企业的电子商务绩效有影响,而人力资源对电子商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企业的电子商务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一结果支持了对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其增加的分销渠道、新营销媒介、加强的运营效率、自动化的客户服务运营、改进了的客户数据收集技术、以及实时和互动的信息交换等方式影响对企业绩效的期望。
Chu(2004)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收集了5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不同行业的250家企业的数据,采用多层回归的方法检验了电子商务能力与企业整体绩效(包括电子商务绩效、经营绩效、竞争绩效、利润和销售)的关系,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整体绩效影响显著,不同的电子商务能力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不同。
吕兰和赵晶(2008)根据在中国收集的175份实施电子商务的制造企业的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分析(PLS)检验了电子采购业务中的电子商务能力、电子采购流程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具体指标没有说明),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无直接影响,但对电子采购流程绩效有显著影响,而电子采购流程绩效对企业财务绩效产有影响。
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选择西班牙的十个行业(纺织和皮革制造、化工、电器制造、交通设备制造、手工艺品加工和贸易、零售业、旅游业、商务服务、电信和计算机服务、健康和社会服务)1010家企业作为实证调查样本,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电子商务能力对电子商务价值(由在线采购成本、供应商关系、物流和库存成本表示)的影响,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电子商务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从上面综述可以看出,这类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对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各项资源和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分析由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的其他能力作用所产生的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内学者刘璞(2007)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初步证实了营销能力在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影响作用,证明营销能力是企业电子商务应用与营销绩效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该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缺憾,而且可以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但是对于内涵丰富的企业能力来说,尚缺乏更多的实证研究成果。
三、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般来说,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企业是否会采用电子商务,哪些因素会对企业的这种行为产生影响,但也有一些文献分析了影响企业采用电子商务的因素在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后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Barua等(2002),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
Barua等(2002)认为驱动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因素与企业运营绩效(OperationPerformance)和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他们在信息技术业务价值(ITbusinessvalue)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将绩效驱动器(例如,Internet应用,流程,以及客户和供应商的电子商务准备度)和运营、财务评价指标连接起来的电子商务价值框架,认为企业进行电子商务应用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与企业运营绩效(OperationPerformance)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三个因素为(1)IT应用(包含顾客导向、供应商导向和企业内部导向的IT应用);(2)流程的变革(包括面向顾客、面向供应商和企业内部的流程变革);(3)就绪程度(指的是顾客和供应商电子商务就绪程度)。因此,他们认为进行电子商务转型的企业必须进行增效投资,不仅在信息技术方面分配资源,同时必须规范业务流程,分析客户和供应商的准备度,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利用了TOE框架(技术、组织和环境)分析了TOE因素是如何对信息系统创新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的。Iacovou等人(1995)应用TOE框架发现E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直接受其与其他信息系统和流程的集成水平所影响。Ramamurthy等人(1999)认为E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的制约。Zhu等人(2004)利用TOE框架分析了电子商务企业价值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准备度是对电子商务价值影响最大的因素,财务资源、全球范围和监管环境同样对电子商务价值有重要贡献;虽然竞争压力会驱使企业采用电子商务,但是电子商务的价值更多的是与技术集成和组织资源相关而非外部竞争。
四、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的绩效影响
除了分析单个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的绩效影响。如Evans和Wurster(1999)认为电子商务联盟的主要利益在于业务范围的扩大和更容易的保留忠实客户。Straub等人(2004)研究了电子商务下的联盟绩效。他们认为多个企业联盟能够创造更深意义的利益,像虚拟市场的网络经济能够使联盟的企业发展或者获得主要的资源信息,并且显著降低信息交换的成本。Park等人(2004)在资源联盟中谈到了传统公司联盟电子商务将挖掘出新的联盟利益。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提高声誉,减少在线活动的投资,并且可以从联盟伙伴(传统的企业)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通过对69家应用电子商务企业的联盟调查发现,营销联盟所产生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技术联盟产生的价值。研究的另一个结论是,与其它应用电子商务伙伴的联盟与传统意义上的伙伴联盟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没有很大区别。陈代江(2004)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研究了在技能联盟中企业电子商务和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建立了技能型战略联盟同时应用了电子商务的国内企业以及联盟体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技能联盟中,企业的电子商务对联盟绩效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电子商务对联盟绩效的竞争优势、技术创新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联盟中的规模效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新晨
五、发展展望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总结,笔者发现不管是研究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整体绩效影响的还是研究对企业职能绩效影响的文献,都是直接将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或者是考虑现有企业能力将对电子商务应用产生的绩效影响,绝大多数直接将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没有考虑中介变量的影响。而根据信息技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介变量可能是非常关键的联系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的环节。虽然国内学者刘璞(2007)分析了营销能力在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该研究所涉及的营销能力只是企业能力的一个方面,因此,非常有必要针对其他能力开展中介作用的研究。
就分析方法而言,除了Apigian等人(2005)、Zhuang&Lederer(2006)、George&Despina(2000)等少数学者应用了结构方程模型外,其他学者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都是比较传统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由于多重共线性和忽视测量误差的困扰,分析结论的客观性经常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数据分析方法的滞后影响了对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论证的严密性。
就调查对象而言,只有邵兵家、蔡志刚(2005)的研究是针对中国企业的,其他的实证研究数据几乎与中国毫无关系。而邵兵家、蔡志刚(2005)的研究只选取了64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数据较小。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受到如此重视的今天,相关研究的不足也是实证研究的一个缺憾。另外,现有研究在分析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时,以初期应用和短期绩效代替深入应用和长期绩效,只选取了企业电子商务初级应用的横截面绩效数据,而没有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电子商务应用不同阶段的企业绩效问题。但实际上,我们通过前期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应用和实施作为企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其本身是一个与企业战略、结构、技术变革相关的过程。随着电子商务应用的逐步深入,企业将不断深化业务创新和管理变革,同时提升相关能力,改善企业绩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初级的电子商务应用当然难以使企业经营绩效得到显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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