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和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第二阶段，也可分别将它们称之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世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当代国际竞争的形势要求我们，不能继续固宁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传统的现代化目标，而应按信.岛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标准，重新定位我国的现代化及第三步找略目标的内涵。从现在开始，中国就应在加快推进第一次现代化步伐的同时，担当起实现第二次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现代化这一概念，广义地讲，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深刻变革、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相应变化的总体趋势;狭义地讲，则是指21世纪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加快经济发展并实行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追赶先进工业化国家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按照这样的理解，现代化就应当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现代化的目标则不应当是固定不变的。例如，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我国所确定的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主要是按照工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标准来制定的。这在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下，是正确的。然而，由于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它必须与客观社会环境和时代的变化发展相适应。当前，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及其产业化蓬勃兴起、势不可挡，知识经济已见端况，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以经济、科技和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一急剧变化的客观形势下，仍按原来传统的工业经济标准来定位我国将于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的现代化目标，显然已经很不够了。我们必须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快速发展的世界潮流，按照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要求与标准，对我国将要实现的现代化即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内涌，重新加以定位，对原定的目标要求和标准进一步加以充实和提升。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可以把现代化的进程大体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即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化，或称之为第一次现代化;第二阶段，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即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或称之为第二次现代化。这两次现代化有着明显的区别:从时间上看，第一次始于18世纪，第二次则可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物质内容上看，第一次以农业文明为起点，以工业革命为启动标志，第二次的基础是工业文明，以知识经济和数字时代的来临为代表;从目标上看，第一次现代化实现了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移，第二次则要实现由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过渡。
从以上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更新传统的现代化观念，重新认识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内涵，是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的，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从现在起，中国就应当努力将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的目标衔接好。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就要把第二次现代化的内容纳入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内涵。
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由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动态性决定的，也是世界现代化客观进程的必然趋势。在当前世界范围的信息化、知识化的汹涌大潮面前，仍固守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化目标，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第二，这是尽快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客观要求。目前，世界上各中等发达国家己经全部实现了第一次现代化，并且启动了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到21世纪中叶，他们将全面实现第二次现代化。也就是说，205。年左右的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是实现第二次现代化。我们要在下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当然应该是第二次现代化。
第三，这是应对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挑战的客观要求。正当我们致力于完成工业化这一尚未实现的任务时，世界范围内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蓬勃兴起，高新科技及其产业化的第三次浪潮，已将人类社会带到了信息时代的门前。再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将率先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美国经济从本世纪90年代初开始，已连续109个月实现了伴随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持续高增长，目前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奇迹。应该看到的是，这个奇迹的取得，与美国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在世界上的绝对领先地位是紧密相联的。它提示我们，知识经济时代提出的挑战，对我们来说是严梭的。中国要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进而努力追赶发达国家，就必须比它们发展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传统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次现代化，而是必须同时担当起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第二次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做出的唯一的选择。
第四，这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激烈竟争并争取主动、赚得竞争的客观要求。知识经济是新型的、现代化的、更为发达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它以知识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为主要目的，以人才、知识和知识商品市场资源的开发、利用、竞争为动力和主要内容，以人力、智力和知识资本的经营、管理和保护为主要手段，以世界经济全球化为特征，以可持续发展为最大优势。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竟争是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更加激烈的竞争。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又一次将发展中国家推入无所适从的馗尬境地:知识经济使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原有的优势(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等)正在丧失，而它们原来的劣势将显得更加突出。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综合国力竟争中摆脱不利和被动地位，就必须化被动为主动，尽快担当起第二次现代化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
尽管目前我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但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在全面、动态地把握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尽早实现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的战略转移。如果说，新中国的第一个50年(1949-1999)是努力实现第一次现代化，那么，第二个50年(2010-2050)则应该也必须加快实现第二次现代化。在我国，如何实现这一过渡和转移呢?
知识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对于处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从农业经济时代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再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否则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只会进一步拉大。对我国而言，明智的选择就是将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协调推进，实现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我国才不会与发展知识经济的历史性机遇失之交臂。为此，一方面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引导新世纪的工业向高增值、高竞争力、高知识含量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要用工业化支撑信息化，为知识型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物资、能源、资金、人才和市场。如此看来，面向知识经济，中国的发展，第二次现代化的实现，大体将要经历以工业化为主、工业化向知识化过渡和以知识化为主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是以工业化为主井创造条件积极向知识化逐步过渡的阶段，我们必须将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任务与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同时承担起来。依笔者的设想，我们在这一阶段可以采取的主要举措，大体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首先是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更新关于现代化内涵的传统观念，确立积极实施第二次现代化的新观念，努力做到将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协调推进，使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相互融合、协调发展。
第二，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和海洋科学技术等高新科技群，是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已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中华民族要在这种激烈竞争中实现强国之梦，必须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首先是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21世纪的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的发展应成为相当时期内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一市场机会必须紧紧抓住。同时，要积极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选择那些能带动全局、产业关联度大、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作为重点突破口，集中力量，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前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简要回顾
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的经济长波理论，把经济长波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为2030年。尽管此后长波理论各学派对经济长波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功能有不同的观点，但从18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四次经济长波中我们可以发现历次经济长波上升期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一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795至1825年。在此次上升期中，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推动了纺织和运输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在这些新兴产业中纺织业增长最快，成为当时最为成熟的产业。由于生产力变革首先发生于英国，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并迅速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
第二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至1873年。冶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当时的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钢铁制造业的比重大幅攀升，成为推动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产业现代化运动在世界许多国家兴起，一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这次上升期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其经济实力接近并超过英国，世界经济重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世界经济格局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
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890至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创新不仅使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的升级，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当时的主要产业。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发生改变，垄断财团成为当时企业主要的组织形式，垄断财团的出现标志西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国最早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非凡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转移，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进入资本主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时期。
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至1973年。这一时期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品向“高、精、尖”和“轻、小、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国家垄断时，世界经济重心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走上经济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根据此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征，适时地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尽管在历次经济长波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上升期的起点不尽相同，但那些在经济长波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能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条件，适时地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有那些对本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的国家，才能抓住技术国际移转、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机遇，加快本国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历次经济长波中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利用经济长波中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推动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正逐步形成
尽管学术界对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终点和第五次经济长波起点的时间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应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说21世纪头20年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
第一，从世界经济增长变化的时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世界经济自1973年以来遭遇一系列事件，如经济“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苏东集团解体等的冲击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80年代的低速经济增长和9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低速增长的时间已持续20多年，这个时间数字和长波下降期的时间数字基本相符，过去的20多年可以认为是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降期。但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逐渐好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起始时期。
第二，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改变，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技术创新，导致了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国际转移的速度日益加快，和之相适应，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跨国垄断集团成为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形式。跨国垄断集团的产生使西方国家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非凡是基础技术创新“领头羊”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霸权”，并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依托，以全球为资源、生产和销售地点，进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从而推动长达近120个月的“新经济”增长，引发了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逐步改善，为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推行，国际经济交往的壁垒不断撤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日渐完善，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功能。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协调制度的健全为经济长波的国际传递，非凡是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条件，也为其他国家利用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机遇来发展经济提供了基础。
第四，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和趋向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已初现端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6年到200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5%和4.7%，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虽然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性衰退”，增长率为2.2%，但2002年世界经济又有所恢复，增长率达到2.8%，2003年经济增长达到3.8%，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上升到4.1%，世界银行认为2004至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可望达到3.2%，以上这些数据表明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在逐步形成。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21世纪头20年既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技术国际转移的加速，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空间布局将会重新调整，这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第一，为我国引进技术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新机遇。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处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智能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技术首先在一国发明和应用，但随着技术产业化的成熟和产品的标准化，这些技术逐步通过国际技术贸易或国际投资转移到其他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为我国充分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第二，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有利时机。当技术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成熟而行业利润不断下降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行业的高利润就会进行产业国际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对产业空间布局进行重新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对我国国内企业利用本土比较优势，参和国际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契机。
第三，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示范功能。在历次经济长波中一些国家之所以能抓住上升期所提供的机遇，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能在生产关系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从而保持新生产力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凡是在这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组织（如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功能。
第四，为我国进一步利用经济长波上升期所导致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而带来的区位优势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就进入了经济持续高涨时期，尤其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中“中国因素”凸现，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也是世界经济中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随着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出现，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逐渐转移，为我国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发挥区位优势以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如何紧紧抓住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机遇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社会全面发展。在现有基础上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抓住我国面临的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9月中旬以来，金融危机全面升级，美国正遭遇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升级以后的几天内，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阻止金融体系崩溃。这些措施在短期内遏制了市场信心的“自由落体运动”。但美国国会对于财政部方案的不同看法，曾再次令市场陷入恐慌。
国会山的政客们，首先考虑的当然是自己的席位问题。有意思的是，绝大部分将面临重新选举的议员，都对救助提案投了反对票。用纳税人的钱来清理惟利是图的银行家所造成的不良资产，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不过，政客们最终意识到，这个时候如果不出手，倒下的将不仅是银行家，整个经济与金融体系都有可能崩溃，因此，国会最终很快批准了救助方案。但是，市场似乎已经坚信，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仍不足以彻底解决当前的金融问题。因此，资产价格仍然持续下滑。
不论美国局势在今后几个月如何演变，可以肯定的是，等到尘埃落定，美国的金融版图将彻底改写，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也必定开始动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一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但是，这一轮金融危机，恰恰充分暴露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的严重问题，美国过度依赖经常账户赤字的增长模式将被迫改变，全球投资者对美国市场和美元的信心也会持续下降，从而终结自1944年开始的美元时代。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主导地位都不可能恒久不变。自15世纪以来，主导世界经济的国家一般都是各领100年：从葡萄牙（公元1450年-1520年）、西班牙（1530年-1640年）、荷兰（1640年-1720年）、法国（1720年-1815年）到英国（1815年-1920年），几乎没有出现过例外。美国主导世界经济始于1920年，如果遵循过去几百年的规律，美国经济霸主的日子也不长了。当然，货币时代的谢幕一般要明显滞后于经济地位的丧失。20世纪初，美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英镑依然约占各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出现问题。尽管消费和投资稳步增长，但储蓄率跌到接近零的水平。与此相伴，经常账户由原来的略有盈余，变成现在庞大的赤字，近几年的赤字甚至已经占到GDP的近6％。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是通过不断扩大的举债来支持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运行都没有出现危机。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得到全球投资者的偏爱；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也不断增加。东亚国家为了保证高速增长，积累外汇储备，执行保守的汇率政策，经常账户盈余大幅度上升。中东等石油出口国的变化更快，国际油价提高，导致这些国家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增加。东亚和中东国家在过去十年内，起码弥补了美国新增经常账户赤字的三分之二。
但是，依靠不断增加外部资本输入支持的增长模式，显然是无法持续的。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每年需要输入的资本规模不断扩大，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美元资本的意愿，却在不断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努力刺激国内需求，缩小外部账户的顺差。同时，最近几年，美元贬值，各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比例也趋于下降。这样，美国所能够选择的只有三条道路：增加国内储蓄，调低经济增长速度，接受美元更大幅度的贬值。无论美国选择哪一条路，美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都将走上下坡路。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许多专家把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长期流动性过剩，最终导致资产市场泡沫，并由此推断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因为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需要承担重大责任。这样的分析从逻辑上说当然没有错，但是，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也表明美国金融业的风险控制已经失灵，监管机构没有尽到职责，金融创新不但扩散，还放大了风险。因此，对危机的处置，不能仅局限于资产价格的调整，更需要对现行的金融制度实施重大改革。金融危机也将进一步降低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兴趣。
所有这些，都是决定美元长期贬值预期的结构性因素。本世纪初，美国已经与延续了几十年的“强美元”政策告别。过去六年多以来，美元相对于其他世界主要货币持续贬值，带动美元的真实有效汇率下降约30％。最近，美国官员宣称将坚持“强美元”政策。这样的声明至多是一种宣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所谓的“强美元”政策只能是空中楼阁。况且，美国当局也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支持所谓的“强美元”政策。过去两个月，美元汇率出现短暂反弹，它反映的并不是美元的强劲，而是欧元和其他货币的疲软。
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除了美国和美元的经济地位会明显下降，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将减少，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也会改变，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局面也难再持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集中发生在美国的变化，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过去十年，中国就是美国经济的倒影：美国的逆差就是中国的顺差，美国的消费增长就是中国的出口增长。
毫无疑问，美元时代已经日薄西山。但是，目前尚不清楚美元的谢幕演出将持续多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世界货币出现的速度。更重要的是，什么货币将替代美元，成为下一个世界货币？欧元似乎是最可能取代美元的货币。从1999年到2007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由70.9％下降到63.9％，而欧元的比重却由17.9％增加到26.5％。但是，欧元区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决策的质量，是欧元成为世界货币的主要障碍。
中国的人民币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候选货币。中国很可能在20年内赶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人民币的最大罩门在于还没有实现自由兑换。即使中国加速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人民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尤其是世界货币，还需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金融体系的健康度、监管体系的能力、货币政策的质量和信息流动的自由度等。显然，人民币要想成为世界货币，尚有非常遥远的路要走。
过去一个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也使得世界货币的形成更加困难。美元之前，西班牙元、荷兰盾和英镑都曾经是全世界公认的储备货币，当时所有的货币都与一定数量的贵金属（比如西班牙元时代的白银和美元时代早期的黄金）挂钩。1944年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时，美元的价值依然是以黄金作后盾的。到1971年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将世界货币体系建立在了美联储的信誉之上。现在，一个后起国家要建立这样的信誉绝非易事。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备民族帝】定内部方针、政策和外部交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影响世界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研究“和平与发展”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邓小平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一、“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提出及其涵义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邓小平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时，不仅要以自己的国情出发，而且都应从世界总体发展状况和时代主题为导向。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它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它也是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在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要发展必须创造和平环境；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和平的实现。当今的世界实践已充分表明：
论文摘要：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转化的规律，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作出了对当代世界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他对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他观察和分析社会形势，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变化作出的事实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一方面，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因其在进行军备竞赛，因而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条件成为美、苏两家企图直接毁灭对方的冒险举动的制约因素；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似乎已走进了“死胡同”。在南北关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它们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矛盾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矛盾缓和。
邓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势变化时所蕴涵的超越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平问题之所以凸显，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乃至不同对外政策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就南北关系而言，发展问题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和市场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与提高。因此，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些判断，同样也反映了邓小平对整个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很明显，邓小平的思维判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二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强烈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时代主题的概括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相互关系的把握
邓小平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变化了的世界格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对60年代开始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没能透过世界的变动进一步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时代主题演变的端倪，以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他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却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形势的发展，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从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考察了8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格局则体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说，“东西南北”格局的概括发展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概括出对当代世界最突出问题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和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了当今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放眼全球，透析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气魄与胆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各种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邓小平从“东西南北”格局中揭示出来的时代主题，是否会因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改变呢?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一些人用于对付落后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加之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依然存在。总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对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
如果说，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的提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中包含了观察现象的理论视角的转移的话，那么，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敢于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和作必要调整，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战略思考与判断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走向进步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他在1987年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革命并不是消除战争的惟一手段。
其次，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用“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是解决世界争端的“新办法”，战争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
再次，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应把和平的希望寄予发展。这一思维方式调整的重要客观根据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当代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一、国际分工的产生与发展
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以后,随着国际贸易从欧洲向亚洲和新大陆迅速扩充,存在于国际交换中的地域分工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无论用于国际交换的商品的种类、数量,还是参与国际交换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了迅速增加。西欧国家在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同时,还采取超经济手段在一些殖民地建立起面向宗主国市场的早期专业化生产,形成了早期的国际分工。由于远洋运输的困难,这一时期的国际交换尚未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因而这种建立在手工工场基础上的国际分工还只是一种扩大了的地域分工。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是伴随着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的形成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8世纪60年代,最先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机器的广泛使用不仅实现了能满足市场需要的大规模生产,而且使工业内部分工进一步发展,以致于分离出专门生产原材料和专门生产消费品的各种独立的工业部门。同时,随着产品产量的迅速增加和这种工业内部分工规模的不断扩大,为适应国际交换中大规模长途运输的需要,以轮船、铁路等为代表的交通工具和以电报和海底电缆为标志的通讯业迅猛发展。在这些条件下,生产的民族性和地域性逐渐消失了。大规模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已非本国所能满足,其产品也非本国市场所能容纳。“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于是,先进国家逐渐垄断了工业部门的生产,而强迫落后国家成为其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这种分工不断地在世界范围扩展,逐步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不同程度地纳入到这种国际分工之中。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分工体系逐渐形成。19世纪70年代以后,铁路、轮船、电报等交通和通讯工具发展十分迅速,海路和陆路的交通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在新的科技革命影响下,世界工业产量和世界贸易量成倍地增长。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借贷资本输出逐渐取代了商品资本输出而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国际金本位制,形成了多边支付体系等。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参加国际分工的各个国家大都有一些产业部门为世界其他国家生产,同时每个国家中生活所需的许多食品和生产所需的许多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也由不同国家的生产者制造。国际分工的深化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国际分工继续深化。主要表现在,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以工业部门和原材料部门分工为特征的部门间国际分工转向以各个产业部门内部分工为特征的新的国际分工。在战后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用于国际交换的产品更加多样化、产品生产工艺更加复杂化、产品技术和质量要求更加严格,需要实现更高水平上的生产专业化分工,主要是零部件生产的专业化,即实现同一产业部门内部在国际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在国际分工的深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加强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逐渐把不同国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其内部管理活动中,使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和混合分工等分工形态并存发展。
二、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趋于减弱,而技术、信息、人才和创新机制等知识性要素的作用趋于增强,而这些要素具有高度的国际流动性。这些要素在不同产业、同一产业不同产品和同一产品不同工序间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形成了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和工序。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不同部门之间、同一部门不同产业之间、同一产业不同产品之间以及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分工的多层次国际分工体系。其中,建立在“价值链”基础上的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的崭新成果。
在当代国际分工中,传统分工的国家边界已经明显弱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成为分工的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而言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活动,如研发、采购、制造、分销、服务等,形成了企业的“价值链”。由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更加专业化,导致国际分工从最终产品的分工进一步向价值链中不同活动之间的分工发展,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各分支机构分别从事其中一项或几项活动。通过价值链的解构,跨国公司可以只控制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创造利润多的环节,并在这些环节上保持垄断优势,而把其他不具战略意义的、创造利润不多的环节分解出去,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灵活性。国际分工的实现方式也从单纯依赖外部市场的国际贸易转向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并重。在内部市场上,国际分工既可以通过股权投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非股权的分包方式进行,选择何种方式更多地由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决定。“相对于某一‘群组’或某一‘网络’的生产活动和贸易往来而言,跨国公司现在越来越像是乐队指挥,指挥着公司内部和外部的跨国关系。”
在过去,尽管跨国公司的生产因跨越国界而具有国际性,甚至因跨越多国而具有世界性,但由于它们分散在世界不同国家的各分子公司在海外各据点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当地市场或返销母国,各地的生产过程之间不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国际分工只发生在最终产品之间,国际贸易成为国际分工实现的唯一途径。而在当代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分散在海外各地的子公司不再是独立运作或仅与母公司发生联系,而是与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跨国公司依据不同区位建立在生产要素密集度之上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性活动进行细密的专业化分工。每一个海外投资企业所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分散的、独立的某个市场,而是整个跨国公司体系所占据的区域乃至全球市场。由此,跨国公司体系内的产品、技术和人员等在遍布全球的各分子公司之间的流动性更强,分工联系更为紧密,世界各国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跨国公司各分支机构的活动建立起了有机的联系,形成全球生产体系的实体部分。
三、世界经济格局的历史演变
19世纪国际分工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成为先进国家控制和剥削落后国家的一种经济强制。最早进行产业革命建立起机器大工业的少数先进国家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它们垄断了先进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而把落后的农业部门的生产转移到海外。先进国家工业产品低廉的价格成了征服外部市场的有力武器,它破坏了其他国家的手工业生产,并由此强迫这些国家变为工业国家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这样,原来在一国范围内城市与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就逐渐演变成为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分离与对立。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分离和对立逐渐固定化,整个地球变为一个由“中心”和“”即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构成的体系。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的节节胜利,这些国家开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推行国际专业化生产。在破坏这些国家原有的经济结构之后,逐渐把它们改造成为依赖于国际分工的单一经济。于是,“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直到19世纪末,恩格斯这样描述当时的世界体系:“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殖民政策的加强和争夺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世界第一次被瓜分完毕。垄断组织的出现和金融资本的形成,加剧了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日益加强。“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垄断资本在经济上和领土上的对外扩张,还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
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年代,大规模的战争和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冲击着原有世界经济格局,并孕育着试图改变这种格局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世界范围内的非殖民地化运动逐渐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促使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大批原殖民地、附属国逐步改造原先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民族经济,以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巩固政治独立。为此,它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如制订工业化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努力发挥自己的经济优势;运用国家的力量加强对国内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同外国垄断资本作斗争,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等等。这些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有了重大变化。但是,过去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仍然严重束缚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危害着它们的政治独立。二十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世界经济理论大体上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格局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特征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11-058-03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世界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一些大的城市迅速崛起并逐步发展和壮大,形成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对世界的发展和变革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后半叶,学术界开始关注此类城市,由于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人们称之为“世界城市”。然而,不同时期的世界城市表现出来的特征各有不同,人们对于世界城市形态的讨论也始终没有停止,时至今日,理论界和学术界仍无法做出统一的界定。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演变历程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有助于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特征,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基础的理论依据。
一、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演变历程
1以政治、商业影响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德・霍尔(PeterHall)是现代世界城市研究的先行者。1966年,他首先提出“我们按照什么标志把世界大城市与其他人口和财富中心区别开来?”,成为历史上首位清晰界定世界城市标准的学者。他认为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包括:成为所在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拥有大型国际机场、较大的港口或铁路等交通枢纽,发达的新闻出版业和无线电、电视网络,较大规模的人口并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发展良好的娱乐服务业等。评价标准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国家政治权力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力。
2以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下的区域特征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1986年,美国的城市学家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经过潜心研究,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下的空间组织形态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城市,并归纳出判别世界城市的7项标准,包括: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所在地,国际组织所在地,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人口规模,标志着世界城市识别标准研究转向了城市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弗里德曼的思想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是在新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格局和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提出的世界城市的判别标准,突出了以城市为载体的生产与控制的等级体系。
3以生产者服务业的集中度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美国学者萨森(SaskiaSassen)于1991年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cicy)的概念,她更加侧重从微观角度研究世界城市,认为全球城市是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是在生产者服务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和优良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下,能够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并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大城市。
1999年,由英国的毕沃斯托克(Beaverstock)、泰勒(P.J.Taylor)等人在拉夫堡大学组成了“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
(GaWC),提出从全球城市网络的角度,以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连结性和影响程度的大小来判断世界城市,将现代服务业中的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4个领域的服务能力作为界定世界城市及其等级的依据。
这种评价标准主要缘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优势使得一些发达国家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不仅进一步拉大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更加带动了发达国家服务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中心地位的提升,突出了世界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控制力和集中度。
4按照综合发展标准设置的多元评价标准
1991年,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TheLondonPlanningAdvisoryCommittee)开创性地提出一套旨在促进世界城市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指标,认为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较强的财富创造能力、就业和收入的增长、较高的生活质量是判断世界城市的核心标准。而诺克斯(Knox)在1995年提出,以功能分类的方法来评价和判定世界城市,包括3类标准:跨国公司商务活动、国际事务、文化集聚度。
这种分类标准提出的多维综合发展能力是当代世界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表明世界城市的关注点正逐步由单一功能型转向多功能型甚至是综合功能型城市的判别。识别要素不仅包括经济的首位度,还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等各领域内容,而以单一功能见长的国际大城市已很难再作为世界城市体系中的核心城市说明综合型世界城市是未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5以城市网络体系节点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在历经几年的研究与观察后,1995年,弗里德曼再次将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归结于世界城市的经济规模及控制实力,以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来判别世界城市所处的全球“基点”或“控制中心”。2000年以后,GaWC小组也继续拓展了研究工作。他们利用100家全球公司数据,从容纳力、支配力和通道三大方面的指标人手,进一步测定了316个城市的网络作用力和等级体系,再次界定并细化了世界城市的等级。形成了在更加广阔的世界城市网络的整体发展背景下开展城市研究的趋势。
二、当代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特征
通过上述演变历程,现代意义的世界城市已经脱离了传统世界城市的概念,不再单纯以经济体量、人口和城市规模、商业交往能力作为评判标准,而是越来越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多维度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强调能够前瞻性地引领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因此,当今的世界城市首先表现为综合性、多功能的国际城市,同时,还要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重要的经济节点、金融节点、贸易节点、国际交往节点,在处理全球经济、社会、政治和人文事务中具有核心地位。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世界跨国公司总部、国际高端人才、重要国际活动的聚集地,是以自身实力为基础,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物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成为全球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力中枢和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核心节点的城市。
基于对世界城市的界定和判断标准,现阶段的世界城市主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世界城市不仅承担着国家经济中心功能,对地域经济产生较强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协调力。按照现阶段标准,世界城市的人均GDP通常在30000美元以上。
2人口规模大、构成多元化
世界城市的人口数量通常达到一定规模,是所在国家的超大型城市。来本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外籍居民在城
市人口中占有一定比例,具有较为明显的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纽约州、东京都、巴黎大区的人口均在千万以上,大伦敦地区的人口也达到750万,而伦敦、纽约、巴黎的语言、文化、种族的多元特征更加突出。
3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高端服务业较为发达
世界城市的决策与控制中心地位决定了其世界商贸中心、金融中心、资本中心功能,第三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其中金融、会计、保险、法律、咨询、商务服务、国际贸易等占据第三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并在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份额。发达的金融业是世界城市发挥国际经济功能的重要条件,国际上公认的三大世界城市伦敦、东京、纽约同时也是国际三大金融中心,并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的聚居地。
4具备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和开放度,并具有较强的世界影响力
世界城市在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活动领域,在国际交往和处理国际事务上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对全球生产运营活动进行指挥、控制和管理,而且体现在拥有众多的国际组织总部,经常举办国际性会议,是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文化交流频繁,同时,这种影响力还会带来较高的城市开放度和包容度。
5具有独特的城市特色与魅力、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
一个城市要在世界城市群中凸显出来,必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特色,保持和挖掘这些特色,是世界城市发展普遍面临的战略选择。巴黎是法国和欧洲的经济中心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总部的集合地,是欧洲古老的文化艺术中心,是世界瞩目的服装设计之都。纽约具有相当程度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联合国和几大主要机构总部坐落于此,以百老汇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使纽约成为举世闻名的娱乐之都,金融业是纽约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世界经济链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东京作为世界城市较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带来的雄厚经济实力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伦敦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快速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其艺术造诣和多元文化也异常突出,创意已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标志。
6具有城市群的带动效应、核心辐射能力强
世界城市对周围城市群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能够形成以世界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均衡发展,资源有效配置,分工合理有序,区域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弗里德曼曾经指出,一个世界城市的经济能力取决于它所关联的区域的生产力。因此,扩大城市经济的辐射范围,加强城市间的协作,实现优势互补,享受经济集约化发展带来的益处是世界城市对周边城市群带来的积极影响。东京大阪一神户之间的东海道走廊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带。纽约一波士顿一华盛顿大都市带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包括大伦敦地区、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的英国英格兰地区也是具有雄厚全球控制能力的区域。
7拥有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水平
一是信息化程度高,信息设备、通讯网络完善,能够确保信息流、资金流在国内和国际顺畅流通,是地区的开放度和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标志。二是快捷的交通体系,成为国际航线的中心,拥有覆盖范围广的地面和地下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能够提供多元化的运输模式,能够确保物质流畅通。三是具有一流的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具有国际化服务的产业功能,如具备经常性地举办国际会议的设施和能力,经常性地开展文化、体育、科技交流活动的能力,为吸引外来游客、投资和相关移民提供支撑。
三、对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启示
1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特征
通过研究,当今世界城市具有共同的发展特征,包括以经济规模为代表的雄厚的经济实力,以人口规模、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为代表的集聚能力,以通讯和交通网络设施、文化交流活动为代表的交往能力。这些特征决定了世界城市对国际社会经济事务具有核心作用力和影响力。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首先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世界城市的内涵和共性特征,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经济实力、集聚能力、交往能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扩大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影响作用,力争做到与国际公认的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相衔接。
2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具备个性特征和特色发展路径
[关键宇]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已经渗透到我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客观现实。有着它自身的历史进程和特征。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只是我们熟悉的、耳闻目睹的那些全球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讲，它使当代国际关系处于急剧的变革和转型之中，对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一经济全球化定义及其特征
经济全球化这一专门术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全球化”一词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他用全球化一词来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这一词已被普遍采用，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对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外发表的难以计数的文章和著作中，表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无标准的定义和结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普拉卡什和印第安拿大学的哈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我国有学者说：“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由各国市场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随着全球市场的逐步开放，势必会推动商品(包括服务)、信息、技术及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不断增加，多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国家内部扩展延伸到全球，形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还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社会化或资本再生产的理论来定义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生产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在当代高科技迅猛发展条件下的新发展。”“生产社会化这一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向，在当代……衍出经济全球化潮流。”等等。无论是生产社会化的新发展，或再生产过程在全球的展开，都意味着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的两篇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问世以来，全球性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逐渐成为东西方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兴起，“反全球化运动”也正在全球化。在国内外，有一些“反全球化”的人士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主观的东西，是少数人有意操纵的产物，是“美国的阴谋”，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陷阱。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它抹杀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在现代高新技术条件下的发展，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成熟的一个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向。首先，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的产物。科技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单传依靠自身的力量都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技术进步的需求。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进步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的全球化。其次，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市场化既是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起点，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证明，在市场经济成为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都接受的体制后，才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市场的力量强迫一国内部经济自然而然地摒弃了强烈的地域和民族色彩，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分工中去，由封闭的国内分工走向开放的国际分工，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的流动。再次，经济全球化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必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指的是国际间物资、服务、技术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当代世界经济中，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卷入其中，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更无法抵挡。各国政府的推动，法律、规则、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经济贸易自由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征：一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日益细密，由过去单一的垂直分工发展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基本上是制造业各部门之间的水平分工，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大力发展制造业。二是贸易全球化。贸易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传统，也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纽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界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国际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贸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三是投资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相比，国际投资的发展更为迅猛，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纽带。当代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首先表现在国际直接投资上。除国际直接投资外，国际间投资的发展也很迅猛。四是跨国公司大发展。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销售、全球化采购和全球化研发，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在当代，跨国公司的数量激增，规模日益扩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2》提供的数据，2001年，跨国公司总数为65000家，国外分支机构数量为851234家，国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为1875170亿美元，与199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77.6％、400.7％和238.0％。近年来，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可以说，世界任何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必须要充分考虑跨国公司的作用，世界任何重大经济政策的实施，离开了跨国公司的积极参与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一切表明，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广度、深度、速度和制度等方面都有重大新发展和新变化，这不仅是简单的量的变化，而是从量到质的变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总趋势的三个组成部分。贸易从产品狡猾关系体现国际经济关系，金融从要素配置角度体现国际经济关系，跨的稳定或者动荡等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反作用上，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力量，往往是单个国家所无法阻挡或对付得了的。
这是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超越民族国家经济之上的全球经济的发展，各种用以协调乃至管制各国内部经济政治政策的超国际组织的涌现，跨国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使得民族国家愈来愈被包容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脱离全球范围之外，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不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可能因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危机而放慢，巴西的债务问题可能因为美国联储利率的变动而趋于恶化，日本国内的政局兴许因为中东的一
场战争而发生动荡，而印度新的工业发展政策在过去完全是国内的问题，现在则可能因为会威胁到邻国的环境状况而遭到这些国家的抗议。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国家内部的问题愈来愈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压力，带有很强的外部痕迹。这从客观上迫使我们必须在观念上纠正对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一些传统看法，既要看到国际问题的国内因素，但更要注意国内问题的国际因素。
(四)南北关系的相互依存和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下，发达国家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给国际关系注入更强的和平因素，还是导致国际关系可能的更剧烈的冲突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是加重了还是转化了呢?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国际社会能否持续、公正、和谐发展的关键。
战后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技术特别是资本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相应加强。发达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还体现在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加强和发展。
除发达国家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外，我们也应看到，当今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同样处于一种互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互依存已不只是产品市场上的互补交换关系，而是在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中的深层次的相互联系。不过这种相互依存的意义既不同于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相互依存，也不同于发达国家问的依存关系。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一利依附发达国家的地位，这是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关系的典型现象。
【关键词】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人性化思想多元化世界和谐化
一、政治民主化
政治民主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流,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大趋势。世界政治的民主化,就产生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现象,国际重大事务不再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世界政治的民主化,还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民主政体。在当今世界,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正在逐步减少,政党或统治集团实行独裁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所以,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贫穷落后国家,都在逐步向民主的方向迈进,只是步伐的快慢不同。执政党实行民主执政,为国民谋利,顺乎民意,这是世界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顺之者益昌,逆之者迟早必亡。民主执政既是当代政党执政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当今时代任何一个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民主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不搞民主,天长日久则慢慢人亡政息;不会搞民主,不能有效驾驭民主,民主的闸门一旦开启,则似决堤之洪水,必会快速地导致。我们不能把民主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更不能把民主自由等同于资本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讲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应该让人民享有更加高度的民主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容,就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了民主,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社会绝不是社会主义,甚至连资本主义都不如,其实质是封建社会主义,是封建主义披上了社会主义的美丽外衣。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指出了一条避免人亡政息的历史新路,就是走一条民主新路,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同志也多次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政治体制上进行积极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二、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一个国家要想在经济上发达起来,必须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而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中发展壮大。在世外桃园中搞点小农经济还有点可能,而要想实现经济现代化,搞现代经济,就必须实行开放,必须加入到世界经济大家庭中来。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劲增长,往往会带动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繁荣,相反,一个国家经济出现重大衰退也会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引起全球经济的动荡。如美国房地产泡沫引发的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弹丸之地的迪拜发生经济危机立刻让全球股市翻绿。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是由全球经济市场化所引起的,也就是说搞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真正原因。从客观事实分析来看,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经济的全球化,因为市场是没有国界的。你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越发展,资本、商品必然要突破国门限制,必然走向世界,面向全球,这就必然导致每一个国家的市场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联。所以,我们讲经济全球化时,一定要认识到是经济市场化在起根本性作用,是经济市场化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是内因,全球化是外在表现。不是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搞市场经济,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经济的全球化。搞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人类社会还处于市场经济阶段,进入产品经济的条件尚不具备。一个国家要参与到全球化中来,而且要在全球化中发展壮大,就必须在经济体制上搞市场经济体制。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不可能参与全球化,更不可能发展起来,只能在全球化中越来越落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搞市场经济,才能有效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来,才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本国经济。不搞市场经济,置身于全球化之外,只能导致贫穷落后。
三、社会人性化
人类是地球的主人,随着地球文明的发展进步,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幸福,是为了人的不断解放。社会的人性化程度与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比。经济越发达,社会的人性化程度越高。在越是落后、贫困的条件下,人的动物属性就体现的越多,如奴隶社会就把奴隶当牲口买卖。社会人性化,就是全社会以人为本,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服务人、关爱人、善待人的良好风尚。我们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性化要求保障人权、尊重个性,社会管理和服务要面向普通民众,要关心、帮助每一个社会成员,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安居乐业、幸福地生活。越贫穷落后,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冲突就越多,就越不把人当人看待。如奴隶社会就把奴隶当物品、“会干活的牲口”。贫穷落后就导致愚昧无知和野蛮。现在人类经济、科技、文化发达起来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自由全面发展。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逐步成为共识和主流。如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同志在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上提出建立和谐世界、世界各国加强反恐合作等等。建设和谐社会就是社会人性化的必然要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自然,都应和谐相处。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暴力、恐怖、战争等都越来越为人类所摒弃。用暴力革命打碎旧世界、用武装起义来旧政权,都越来越为当今世界所不容。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和谐社会等词语越来越成为时髦的词句,并逐步转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国家的政策、世界的规则。
四、思想多元化
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人性化,必然导致思想理论的多元化。世界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也一定是思想理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用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种理论来统一所有人的思想已经不切实际。现代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的经济基础。现代报刊、广播、电视的广泛普及,特别是手机、电话、网络的迅速发展,人们接受思想理论的途径已经多样化。现代传播手段可以使一个重要信息在瞬间传遍全球。如果说言论自由还受许多制约的话,思想自由却难以受到有效限制。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与政党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矛盾,它们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为一个政党或国家,可以只将一种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决定了社会思想必然是多元化的。当今世界学派林立、思潮众多,如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本主义等。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并不是铁板一块,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也不是铁板一块。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是多样化的、不平衡的,不可能用一个主义、一种思想、一个制度、一个模式来统一世界。在当今时代,我们既不能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世界人民,美国式的民主自由理念也不可能独行天下。从世界上来讲,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必将逐步缓和。
五、世界和谐化
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人性化、思想理论多元化的发展,必然是世界和谐化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和平和谐不仅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也已成为世界历史的主旋律。就拿战争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只相隔了20多年,但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已经走过60多年相对和平的时期。当然,这期间也有局部战争、恐怖袭击等,但毕竟没有暴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今后就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因为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世,暴发世界大战可能意味着人类共同的毁灭。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指出,资本主义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而且预计社会主义首先应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在,离马克思讲这话时已有150多年,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先进,生产力发达,国民富裕,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不断完善。可以说,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本身起码有20%~30%的因素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发生量变,也许再过100年、200年,美国等发达资主义国家就真正进入了社会主义。他们进入的也许就是马克思早就向我们描述过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美国等发达资本国家将要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社会主义的中级或高级阶段。所以,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应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共同建设和谐世界。今后全世界都将向马克思指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过渡,随着这个步伐的加快,整个世界必然是越来越和谐。
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导致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社会人性化的发展,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思想多元化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思想自由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和谐化的发展,也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迈进。总之,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世界和谐安定,这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状态,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现在,人类在追求民主、富裕、和谐、自由的道路上尽管还有很多曲折,还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发展也还很不平衡,但前途是光明的,世界前进的历史车轮不可能逆转。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只有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才能与时俱进,日益发达兴旺,如果违背这些趋势,则必然日益衰落,为时代所抛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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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知道，对所处时代的科学判断和所处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制定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基本发展战略的基础。越南共产党也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首先是每个共产党——马列主义的党都必须懂得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基本矛盾，其发展方向如何，以便选择一个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进方向。因为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在对时代有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页，第145页，第143页。)人们对于时代的性质和特征的理解和判定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他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性质和特征的判断不合时宜甚至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实践活动也必然会陷入谬误之中。不仅如此，任何对时代的不正确的认识都必将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给各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造成损失。可见越南共产党非常重视时代问题。那么，越南共产党又是怎样判断所处时代的性质和特征的呢?
越南共产党认为，时代这个概念有时被阶段、时期、纪元或文明等概念所代替，但一般地说，时代这个概念被认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志确定社会历史的分期、确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基础和视角出发来划分时代，对人类历史时代的划分也就有不同的内涵。例如，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东方时期、古代时期、日耳曼时期。摩尔根把社会史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还有人把时代划分为三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也有人以技术发展的水平为依据来划分各个时代。这些划分方法虽然从时代的某一点、某一方面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突出了时代的某些方面、这样或那样的重要特征，但是不可能说明社会的性质和时代的发展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找到了时代划分的客观基础，并在他们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中加以阐明。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7页。)
在越南共产党看来，确定时代性质的惟一的科学基础是客观的物质条件，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是某种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并以有相应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生产关系为特征的、处于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而时代则是指某种社会经济形态形成、发展和处于支配地位的历史时期。”(注：[越]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学科全国通用教材中央指导编撰委员会《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第90—91页。)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分析时代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包括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技术等构成整个时代面貌的全部要素。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出发，可以清楚地说明时代的各个方面。
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还明确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中，是哪一个阶级处于时代的中心，成为支配时代运动的主要动力，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资本主义时代为资产阶级时代，因为资产阶级是当时的主要阶级，“处于上升的阶级，惟有它能以压倒的力量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页，第145页，第143页。)而工人阶级作为大工业生产的产儿，能够把劳动群众和被压迫阶级集合起来，团结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把人类引向一个新的时代，使劳动群众、各民族、社会以及整个人类获得完全彻底的解放。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在各种基本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着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过渡的历史时代。在过渡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开始被打破，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诞生并逐步发展。新的制度战胜旧的制度一开始只是零星的现象，然后逐渐扩大成为普遍现象。在历史进程中从未出现过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对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替换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各大洲同时地、迅速地一次完成的现象。同样，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也不会是一种模式和直线前进的，正如列宁所说：“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页，第145页，第143页。)
这里所说的是大的历史时代。一个历史时代又可以分为若干个不同的时期或阶段。列宁就常常把“时代”作为“阶段”的同义词来使用，或者用“时代”来指称某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时代，认为每个大的历史时代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可看成是其中不同的小时代，而阶段之长短、时代之大小，又都是相对的。
关于当今时代的性质问题，越南共产党认为，“后工业社会”时代、“信息社会”时代、“智慧文明”时代等提法突出了时代的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但回答不了当今时代的社会经济本质是什么和哪个阶级处于时代的中心的根本问题。应当“从社会基础及社会整体性上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时代性”。(注：阮德平《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若干思考》，载于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第34页。)因此，越南共产党坚持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俄国十月革命“为民族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开辟了道路，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时代——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注：《胡志明全集》河内真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卷第594页，转引自《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6页。)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几年中，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复杂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使得社会主义暂时陷入低潮，但时代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人类仍然处于以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之中。”(注：[越]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学科全国通用教材中央指导编撰委员会《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第90—91页。)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代。
为了使人们对这个“过渡时代”有个正确认识，不至于因为某个时期的潮涨潮落而对整个漫长的世界历史的时代产生错误的估计，越南共产党把“过渡时代”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1917年至1945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突破性胜利，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阶段。第二个阶段(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扩大、发展，并形成社会主义体系的阶段，是世界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阶段，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数以百计的国家赢得独立、冲破旧殖民主义的殖民体系的阶段。它是世界和平、独立、民主、社会进步运动迅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分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增长缓慢，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经济水平日益下降，出现经济危机和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一些敌对势力和反对势力乘虚而入，内外勾结发动进攻并搞垮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当前阶段)是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现代资本主义企图确立对世界的绝对统治地位的阶段。社会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考验，世界历史正在经历着一个曲折的发展阶段。
当今时代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矛盾是：(1)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时代。贯穿在整个过渡时代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认识已经为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今天的历史实践所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前主要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2)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仍然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之一。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作出一定的调整，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部分矛盾，避免发生直接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激烈行动；同时，由于应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采取改进管理方法、改变生产结构、调整所有制形式等各种措施，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继续发展经济、缓和社会冲突的潜力，但这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矛盾。(3)殖民地、附属国各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二战后，殖民地、附属国赢得了民族独立，使旧殖民主义的殖民体系陷于崩溃。但政治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经济上可以立刻繁荣昌盛起来。由于原有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异常薄弱和落后，各民族独立国家仍然必须依附于一些发达国家，而帝国主义也迅速改变了它们压迫、剥削落后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形式。今天，殖民地各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转化为不发达的附属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依然是时代所要求解决的基本矛盾。(4)在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斗争中，各资本主义国家是互相配合、步调一致的。它们希望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国家都搞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三个政治经济中心(美国、日本和西欧)之间的矛盾，各跨国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常常是很尖锐的。这些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加深和发展，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越南共产党呼吁，为了实现时代的目标，在当前这个阶段中，各国人民必须共同斗争，以反对敌视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势力。“在帝国主义强权势力即使为最多利润而互相激烈竞争但仍紧密勾结图谋统治世界之时，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发展中的、后进的、力量薄弱的各个民族，民主、进步和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各国怎么能不为共同的利益而加强团结呢?”(注：阮德平《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若干思考》，载于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第34页。)
二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越南共产党在分析和界定时代问题(包括时代的性质和特征)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依据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概念不仅具有生产力发展的内涵，而且具有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总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中去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进程，“因而他们所说的时代总是对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制度、社会阶级关系的界定，绝非单纯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历程。”(注：王金存《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性质》，载于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时代概念的鲜明的社会和阶段内涵正是它与其他各种时代概念最显著的区别所在。
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越南共产党认为，越南在20世纪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独立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今天推进革新事业，都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属于时代的主流范畴。
越南共产党在分析和判断时代问题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强调所处的时代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同时，也对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和越南社会主义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状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其新观点和新看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进一步发展。这一趋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同时也受到一些发达国家和资本主义跨国经济集团越来越粗暴的支配，因此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经济全球化对越南社会主义将产生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重影响。面对全球化进程，越南的原则是：“融入”和“开放”，其目的在于争取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因素，限制和克服全球化的消极因素，促进越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在融入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主动，立足于自己的实力，不能放松警惕，忘记斗争，必须牢记“融入”而不“融化”。
第二，认为和平、合作和发展是大趋势，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尽管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军备竞赛、恐怖活动等在许多地方发生并且日益复杂，但今后几十年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世界正面临着许多如果没有多方合作，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解决的全球问题，如环保、限制人口增长、制止危险病疫、打击国际犯罪等。发展经济成为各国的优先任务。“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民生、进步和社会公平的斗争，将出现新的发展步骤。”(注：《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世界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2页，第23页。)从全球范围看，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斗争。斗争中有合作，斗争不影响合作。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赋予了世界社会主义以新的使命，要求社会主义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势力、维护世界和平，为建立民主和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人类的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新贡献。
第三，承认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虽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还存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但各国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增强。独立国家为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加强斗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中既合作又斗争。此外，“大国也需要保持稳定的框架。其他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努力加强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为反对建立‘单极世界秩序’、争取实现‘多极世界秩序’而相互角逐。”(注：LeKhaPhieu，TheCommunistPartyofVietnamisForeverForthePeople，Forthe
Country，andLoyaltoFriends，speechattheceremonyincelebrationofthe70thanniversaryofthefoundingoftheCommunistPartyofVietnam，
http://cpv.org.)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多样化趋势既为越南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也为之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强调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在发展生产力中日益发挥重大作用。科技革命促进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社会生活的国际化进程。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对生产和消费需求产生了重大影响。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因素成为影响世界和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给发展缓慢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重大压力，也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新的挑战。越南应当利用世界科技的发展加快自己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率，同时努力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第五，肯定资本主义表现出了很强的扩展能力。资本主义依靠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统治策略，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且不断发展着，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
第六，明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复兴需要较长的时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21世纪的社会主义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根据时代特征和客观形势的新变化，越南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发展战略。
第一，从依附大国的发展战略转到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过去，越南背靠苏联和中国，内外政策有明显的依赖和效仿痕迹，在革新之前，甚至到了迷失自我的程度，以致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革新之后，尤其是后，失去了靠山，痛定思痛，终于挺起腰杆，走上了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现在，越南党和政府坚持从本国特点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国际国内一切事务，以独立自主的形象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第二，从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转到建设符合越南条件和特点的社会主义。过去，越南的社会主义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影响。机械照搬苏联模式，按照苏联的榜样建设越南的社会主义，结果犯了唯意志论、主观冒进等错误，弊端百出，欲速不达。经过反思，越南共产党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努力开辟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使社会主义符合本国国情，能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确保越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幸福未来。其目标就是越共九大进一步重申的把越南建设成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注：《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世界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2页，第23页。)的国家。
前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简要回顾
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的经济长波理论，把经济长波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为2030年。尽管此后长波理论各学派对经济长波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作用有不同的观点，但从18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四次经济长波中我们可以发现历次经济长波上升期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一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795至1825年。在此次上升期中，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推动了纺织和运输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在这些新兴产业中纺织业增长最快，成为当时最为成熟的产业。由于生产力变革首先发生于英国，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并迅速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
第二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至1873年。冶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当时的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钢铁制造业的比重大幅攀升，成为推动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产业现代化运动在世界许多国家兴起，一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这次上升期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其经济实力接近并超过英国，世界经济重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世界经济格局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
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890至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创新不仅使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的升级，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当时的主要产业。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发生改变，垄断财团成为当时企业主要的组织形式，垄断财团的出现标志西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国最早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转移，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进入资本主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时期。
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至1973年。这一时期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品向“高、精、尖”和“轻、小、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国家垄断时，世界经济重心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走上经济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根据此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特点，适时地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尽管在历次经济长波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上升期的起点不尽相同，但那些在经济长波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能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条件，适时地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有那些对本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的国家，才能抓住技术国际移转、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机遇，加快本国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历次经济长波中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利用经济长波中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推动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正逐步形成
尽管学术界对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终点和第五次经济长波起点的时间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应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说21世纪头20年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
第一，从世界经济增长变化的时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世界经济自1973年以来遭遇一系列事件，如经济“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集团解体等的冲击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80年代的低速经济增长和9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低速增长的时间已持续20多年，这个时间数字和长波下降期的时间数字基本相符，过去的20多年可以认为是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降期。但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逐渐好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起始时期。
第二，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改变，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技术创新，导致了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国际转移的速度日益加快，与之相适应，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跨国垄断集团成为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形式。跨国垄断集团的产生使西方国家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基础技术创新“领头羊”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霸权”，并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依托，以全球为资源、生产和销售地点，进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从而推动长达近120个月的“新经济”增长，引发了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逐步改善，为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推行，国际经济交往的壁垒不断撤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日渐完善，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协调制度的健全为经济长波的国际传递，特别是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条件，也为其他国家利用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机遇来发展经济提供了基础。
第四，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和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已初现端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6年到200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5%和4.7%，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虽然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性衰退”，增长率为2.2%，但2002年世界经济又有所恢复，增长率达到2.8%，2003年经济增长达到3.8%，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上升到4.1%，世界银行认为2004至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可望达到3.2%，以上这些数据表明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在逐步形成。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21世纪头20年既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技术国际转移的加速，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空间布局将会重新调整，这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第一，为我国引进技术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新机遇。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处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智能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技术首先在一国发明和应用，但随着技术产业化的成熟和产品的标准化，这些技术逐步通过国际技术贸易或国际投资转移到其他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为我国充分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第二，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有利时机。当技术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成熟而行业利润不断下降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行业的高利润就会进行产业国际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对产业空间布局进行重新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对我国国内企业利用本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契机。
第三，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示范作用。在历次经济长波中一些国家之所以能抓住上升期所提供的机遇，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能在生产关系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从而保持新生产力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这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组织（如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第四，为我国进一步利用经济长波上升期所导致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而带来的区位优势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就进入了经济持续高涨时期，尤其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中“中国因素”凸现，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也是世界经济中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随着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出现，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逐渐转移，为我国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发挥区位优势以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如何紧紧抓住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机遇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社会全面发展。在现有基础上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抓住我国面临的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首先，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技术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特别是把国外技术引进与我国生产技术开发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我国新兴生产力，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产业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同时，积极推进我国现有产业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要把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战略性调整与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成果来改造和提升我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一理智决定论
怀特海认为决定论观念最初来源于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即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它驱使着悲剧性的事件无可逃避地发生。这种宿命论形态的决定论观念成了希腊哲学理智论中的最重要观念。理智论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两个部分。对应于可见的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意见的对象。对应于不可见世界的则是共相的世界即理智的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知识的对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是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共相的世界是真实的，是可见世界的本质。静止的共相世界是变化的经验世界的原本，而变化的可见世界则是不变的理智世界的模本，变化的世界被不变的世界决定。
柏拉图所建立而成的理智决定论一直是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逻辑证明的主要依据。这种提倡主要研究感官经验后面的静止的、理智的、本质的、必然的逻辑世界，从而为解释和预测可感知世界提供某种基础的观念为近代唯理论者所复兴，并为所有科学分享。
最能集中反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智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拉普拉斯。牛顿力学仅仅用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和几个与基本的力学量，即时间、位移、质量、力等，然后借用数学和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这个脚手架，推演出了一个严密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逻辑的或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不仅解释了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行，而且还可以预测没有观察的星辰的存在。这就说，决定整个宇宙万物动物状况所有机密和枢纽都在这个优美、简洁的数学公式之中。牛顿力学所提供的观念就是：只要建立了运动方程，就可以依据初始条件来确定随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
拉普拉斯被看成是法国的牛顿，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演化过程都是严格遵循着决定论的，
也就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宇宙方程。他设想一个具有全能、全知的智慧精灵（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只要这种精灵知道了某一瞬间宇宙间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数学方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预言未来的一切事件了，也就是说世间一切事件事先成为已知的了。他曾以阿基米得口吻说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个宇宙诞生初期的条件和宇宙边界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或者说，只要给宇宙中所有质点的初始条件，就可以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包括万年后某棵树上的树叶漂向何处。显然，拉普拉斯的话透露出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的意味。理智决定论又回复古希腊人的命定观的形态之中。
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像其他硬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理智主义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和现象两个世界的区分基础上。即假定那个超感官的、理智的、齐一的、规律的、静止的世界，支配着可感觉的、经验的、杂多的、变动不定的世界。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经济现象可以从经济规律得到理解、解释，甚至可以预测我们将要经验到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试图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换言之，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学所隐含的一个本体论承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市场均衡的追求。
均衡是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一个核心概念，诸如价格均衡、就业均衡、消费者均衡、厂商均衡、竞争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均衡等等充满着经济学理论之中。韦森曾这样写到：“'均衡'概念或者说均衡分析，可以说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灵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以至到目前已经融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哈萨尼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以及'演进博弈均衡'等等，可以说，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浸透在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文献的分析与话语之中。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保险地说，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庞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即使六十年代以来以科奈、巴罗、贝纳西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非均衡论”或者说“反均衡论”，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均衡”二字。因此，经济学家们好像对'均衡'着了魔、入了迷。离开了均衡二字，经济学家们就会没事做、没饭吃。”1
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均衡也是在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每个市场实体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从而自动地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关系的平衡。正因为作用于经济实体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它们没有发生变动的倾向，从而经济实体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经济学均衡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居的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求恒定不变关系，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来确定惟一的均衡解，从而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结构。当然，这种静止的、均衡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逻辑的世界，理智构造的理想世界。熊比特十分清楚地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决不会达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对观察者高度抽象地想像出来的市场提出均衡问题。"2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理智的、静止的世界中获得了经济知识的确定性，并用它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第二，经济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逻辑的、必然性的和有严格秩序的理想王国。理智决定论把一切经验的现象还原成不可经验的理想的思想客体。正是在思想客体这个影子的世界中，才能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没有偶然。近代物理学把可见的物体还原成幽灵似的质点，这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大小，没有弹性形变的刚性的“质点"，并且是在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实的世界中运动。
经济学同样通过理智的抽象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变成经济范畴和概念，从而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以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例，经济学把现实的人还原为经济人。显然，在经验中人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反，只有在静止的理智王国中，人才是原子式的。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因为经济人如果在同样的约束下，每个经济人都会做出这种同样的选择。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没有性别、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当输入几个数据（收入约束和效用目标）时，他就会闪电似地且精确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效用函数计算好）运作，人的行为是严格被决定着。关于这一点，霍奇逊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于是便确定了。个人被置于一个机械世界里，其中质点总是对合力直接作出反应。引人注目的是，帕累托写道：'个人可以消失——假如他将自己的偏好告知我们的话。'从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有关意志和目的的问题便退到后台变成背景材料，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被机械论者排除在外"［3］。
二普遍主义
理智主义不仅具有决定论特征，还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理智主义普遍性特征假定存在着一种超越国界和超越文化的理性和普适的规则，从而强调同质性、一致性，排除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对普遍性的追求一直是萦绕于理智论者脑际的一个梦想。古希腊理智论始于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则从逻辑推理角度上论证了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并且存在是理智认识的对象。
苏格拉底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要抽绎出这种普遍判断，而这种方法是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所用的，是反复追问的巧妙形式。"［4］这种从特殊之中寻求普遍的原则或本质是理智主义的重要诉求。
柏拉图承接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关于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的教诲，创立了他的理智主义体系。他进一步阐明，只有“概念的知识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因而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4］。在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念世界中，所有的抽象观念之间都满足于普遍的逻辑规则，没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并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理念的逻辑体系，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由宇宙目的、即善的理念所统辖，因而是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整体。"［4］
最明确地表现普遍主义要求的就是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宇宙不是由一连串的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美好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受一个智慧的上帝所统率。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小宇宙，因而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世界只有一种宇宙理性，因此，世界只有一种法律即自然法；世界上只有一种权利即天赋的人权。正是斯多葛学派把自然法理解为超越一切种族，属于所人类的法律，从而表现了强烈的世界普遍主义特质。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同一起源，都是同一父亲即上帝的儿女，所以每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宇宙理性，他们服从同一种法律，是同一世界的世界公民。斯多葛学派代表的库斯·奥勒留说，“我们不应该说'我是一个雅典人'或‘我是一个罗马人'，而应该说，‘我是一个宇宙公民'。"［5］斯多葛学派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的自然法对后来的罗马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罗马法所说的自然法或“万民法"，也就是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共有的法律。
近智主义肇始者勒奈·笛卡尔，主张知识是从先验的、自明的、简单的少数原则或公理出发，当然这些少数公理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普适的抽象原则，经过严格地逻辑演绎，以达到一个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再由这些定理演绎出一些可通过经验观察的推论，这些公理、定理和推论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演绎体系来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并且，只有当人们的经验与这个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推论相吻合时，这种经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普遍的原则可代替具体的事物，只要理解了这些普遍法则，也就掌握了现实世界。这种诉诸普遍性的理性来理解现实世界，是因为在近智主义者看来，“整个世界是一致的，像物理定律般可通约的、可解释的"。［6］
理智主义在黑格尔达到了顶峰。他认为宇宙精神即绝对精神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中显现自己的。理性充满着宇宙，不仅太阳系是有理性的秩序，有机体也是有理性的，而且全部人类历史过程也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和具有意义的。而且，“宇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目标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4］这种演化过程是从理念即潜在的宇宙、具有自为、自在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开始。它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个人中，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和历史、权利或法（财产、契约和惩罚）、道德或良心以及习俗和伦理义务（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它最后还体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从而达到了绝对精神，并且绝对精神认识到了自己。这种绝对精神统摄着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并且，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是严格地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和日尔曼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唯一标准进行着的。
总之，这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是理智主义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出发，把自己推定的原则、价值或生活方式论证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东西。
主流经济学像其他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传统，它强调所有现象背后深藏着一个普遍的规律，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这一规律得到精确的预测和解释。为了寻求到这种规律，经济学通过撇开处于真实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文化、习俗、制度中的环境，从而把人所生活的环境抽象成一个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空状态，从而，确保它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适性。同时，主流经济学也把具有各种知、情、意、欲等复杂动机的人以及各种差异的人抽象成为完全齐一、同质的，只有单纯的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高度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然后从这种“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7］。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虚构人，所以它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经济学现象都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演绎出来。或者说，所有经济学现象都可以回溯到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说，理性经济人已经不仅仅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强力工具，而且它已经渗透和扩张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都落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之中了，人们把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指整个人类。当它指整个人类时，就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福利增加。在经济学看来，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理论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普适规律。不仅如此，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有效性。西尼尔就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理论系统。这门学科被宣布为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工资、利润和其他经济现象受永恒不变的法则支配，就像自然被重力法则支配一样。"［8］先验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米塞斯一再重申，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因而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具有和逻辑学、数学一样的普遍性。
除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散发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外，实际上，经济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在推行其普遍主义诉求。众所周知，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了大量的工业品，为了向欧洲大陆倾销，学术界利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普遍主义诉求，采取了各种办法诸如专门划拨“机密费"，收买和操纵欧洲大陆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理论界和新闻舆论，以科学的普遍主义姿态，向欧洲大陆大肆宣扬斯密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斯密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被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国一样，在德国的科学界权威都一致同意这一教条。"［9］
三数理方法
对世界的认识要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既是理智主义对决定论追求的一个体现，同时，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是世界万物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和认识了隐藏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本质。宇宙万物都是遵循数学的原理。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几何学方面，也有着超凡的成就。这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十分深远地影响。这是因为“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了自明的东西然后现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5］
对于柏拉图而言，数不仅是不依赖于人们感官经验的一种抽象存在，而且，数也是达到最高抽象客观实在即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把数看成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神在创造世界时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理念世界即真实的、本质世界。可见，柏拉图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更精致的表现形式。
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经院哲学是由早期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形成的一种理智主义。罗素曾指出，“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指毕达哥拉斯主义——笔者注）。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5］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个永恒的对象是数，对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上帝。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这是因为，数仅仅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是感官的对象。同样，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面，不是经验客体，仅仅是作为思想的对象而存在。这种永恒的对象就要以被设想为上帝。实际上，作为西方理智主义开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体现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特征。罗素说指出，“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5］并且，这种数学与神学的结合，“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5］
可以说，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来说，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而成的和上帝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人们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从而体察上帝的伟大和善意。中世纪的学者正是在为了赞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这种强烈的宗教动机的驱使下研究自然，从而能够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伽利略之所以开创了用数学解释地上的物体运动和天上的天体运动，正是基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宇宙万物的信念，笃信大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只有用数学才能窥探出自然的秘密和领悟上帝的伟大。他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10］开普勒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上帝赋予它的合理次序与和谐，而这些是上帝依数学语言透露给我们的。他建立在太阳中心说基础上的开普勒定律，即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此两行星轨道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以在数学上的简洁、优美的形式表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而著称。
同样，牛顿确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吻合。他认为通过数学可以领会上帝对宇宙高超的设计。牛顿对上帝的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动力。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5］他的对自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寻求上帝设计自然界的秘密的宗教动机。这种宗教动机是他晚年全部献身神学的主要原因。牛顿为了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在原来的数学无法提供揭示和表达自然奥秘时，他自己发明了“流数"（Fluxions），也就是今天所谓微积分来满足他的请诉求，提出正切、加速度、斜率、无穷小、微分等概念，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数学的猜透上帝想法的功能。
近智主义代表笛卡尔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发明和运用了解析几何方法，“为近世数学指出道路的人"。［11］他的先验理智论就是依靠数理方法即数学领域中的演绎推理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个方法首先要求从几个先验的、直觉的、自明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各种真理性知识。它不仅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实可靠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上帝、整个世界和人的灵魂。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运用普遍怀疑的原则和诉诸于理性权威，确认了“自我"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从而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第一条原则和基石。然后，借助这一自明的前提，建立起他整个哲学体系。
近智主义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也是极度推崇数学上的演绎方法，甚至于超过笛卡尔。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中也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4］实际上，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和《伦理学》著作都是运用严格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写作的。他首先列出一些普遍性的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列出一系列命题，并对每一命题逐一加以证明，最后由得到证明的命题再加以推理，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是这套数学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对也就是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所谓经济学数理方法就是指把数学分析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它包括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数量化）、数理经济分析（符号化）和演绎推理方法（形式化）。
第一，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这是一种数量化的要求，它把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关系简约为一种数量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从哲学上来看，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在质与量的关系中，把量看成比质更为真实的反映本质，而质最终都可以通过量加以描述和解释。在形式与内容（质料）关系中，形式高于内容，形式可以独立于内容而存在。经济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经济学理论处理的是一个量的世界，即是一个可以通过精确测量和统计的数字世界；一个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的并且遵照经济学方式运行的世界。
对统计分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威廉·配弟。他首先在经济学领域最先提出了“政治算术"的方法。他十分重视经济现象的统计学分析。杰文斯就直接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涉及的是经济现象的量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它在性质上是一门数学科学。实际上，“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及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是数理经济学最突出的成果"。［12］他也是最早提议用“经济学"一词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人，显然，他是希望为经济现象提供一种更科学的解释，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可定量的从而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的现象中。
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由于古诺和瓦尔拉斯数理分析，经马歇尔的补充，使许多变量更具操作性，从而易于测量。同时，由于此时的统计方法和概率理论已经十分成熟，从而为计量经济学兴盛提供了数学工具。1930年，拉格纳·弗里希（“计量经济学"一词发明者）和阿尔文·费希尔创建了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基于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等数学理论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统计，试图从复杂的经济变量关系中寻找相关性，从而为经济理论的质的分析提供量的内容。
第二，数理经济分析。这是指采取代数的方法，即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建构理论模型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定理成了一个个优美的数学方程。法国经济学家古诺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它在“边际革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杰文斯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13］他们把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莱昂·瓦尔拉斯就强调，“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14］，他仅仅用几套代数方程就建构起一个个精美的数学模型系列。公式化使得经济学借助数学表达式简洁和清晰地表达经济学思想，诸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运用得最为广泛，并且，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数学符号加以全面地改造，把经济学在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从而确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社会代数学。
经济学这种符号化的诉求，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即人工语言系统，从而使经济学得到迅速的发展。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定理和命题如尤拉定理、斯拉茨基方程、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等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总之，现代经济理论广泛地应用函数、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符号化工具，使得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和公式化，因此，经济学具有了科学性的外表。
第三，所谓经济学演绎推理，是指经济学理论以几何学的方法为蓝本，即从简单性、不证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然后合乎逻辑推理出一整套命题体系的方法。对演绎法的强调肇始于李嘉图。他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他对诸如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学基本范围进行改造，然后通过范畴来演绎经济学体系。熊彼特则把李嘉图的演绎法方法称为“李嘉图的恶习"。［15］
西尼尔最早地明确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演绎法。他认为，经济学就是从以下四个自明的命题［16］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西尼尔之后，在古典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这个传统都是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演绎方法。穆勒对西尼尔方法进一步公理化，确立了经济学演绎的原点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特别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方法通过数学公式化得到了最好的表现。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作中，强调经济学方法是从内省得到的类似于公理的那种自明性的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经济学的真理来。
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言，无论是先验主义代表米塞斯、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者萨缪尔森和证伪主义者布劳格，尽管他们之间的存在千差万别，但在经济学演绎法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里德曼在他的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完全以一种柏拉图-笛卡尔的先验论观念维护演绎法的。他以欧氏几何为例，说明经济学与几何学、物理学一样，是从一个简单、抽象的假设出发来演绎出一系列推论和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验观察来检验这种推论和预测的正确性。这种演绎假设“首先，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或者说，这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简单的抽象模型，它只包括这种假说声称的那些重要力量；其次，这是一套由规则定义的一种现象类型，它是由'模型'规定被认为充分代表了'真实世界'，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整体和可观察的现象之间详列了一一对应关系。"［17］他还强调，“这种模型是抽象的、完备的，同时，它是一种'代数学'或'逻辑学'。"［17］
总之，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法已经成为现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1995年诺贝尔得主卢卡斯对此直言不讳，他说“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18］从现代经济学的形态看，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形式经济学，其方法就是依照数学和物理学那样，首先建立一个抽象的数学的模型，当然这种模型是人们理智上的虚构出来的假设。正如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后来萨缪尔森称之为“弗氏-扭曲"（F-Twist）即“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7］这种假设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严格遵守逻辑法则，指导了一系列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的预测性命题。最后，把经验观察和统计的各种数字，输入这种形式推演体系之中，从而得到一国经济或市场供求情况和动态，当然这种结果不是现实的经济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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