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低俗风”，和谐社会，矫治
“低俗风”是对现实生活中流行的各种格调低下、内容庸俗的社会风气的统称。“低俗风”具有流行性，在一定时期和范围非常猖獗；具有混合性，由多种不良风气汇聚而成；具有消极性，是对现代文明的亵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低俗风”开始在我国盛行。比如，青少年的狂热“追星潮”、酒桌上的“黄段子”、手机上的无聊短信、贺卡上的“艳图秽语”、书刊上的低级煽情等等，都是格调不高“低俗风”的表现。特别是文化界和传媒界少数人为追求“卖点”，满足一些人寻求“刺激”的需要，炒作名人轶事，改编红色经典，戏说历史事件，甚至渲染星闻、性事、滥恋、暴力等，使“低俗风”有愈演愈烈之势。进入21世纪，该风稍息后卷土重来，影、视、剧、网、刊等载体无处不刮。这股由部分媒体推波助澜的“低俗风”，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大有“明星取代模范，美女挤走学者，绯闻顶替事实，娱乐覆盖文化，低俗代替端庄”的态势，在其背后反映了中国大众文化向低俗化沉沦的现实。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来看，和谐首先是一种社会氛围的和谐，而“低俗风”不利于和谐氛围的形成，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1.“低俗风”不利于和谐文化的建立。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化的价值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德国学者马勒茨克在《跨文化交流》、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文明的偏向》、英国学者拉尔夫达仁道夫在《现代社会冲突》等著作中都对不良社会风气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社会不良风气的形成与缺少正确理论指导有关；社会不良风气的危害在于形成了有害的社会氛围，将大众正常的、健康的文化消费需求，拉向了市侩主义的泥淖。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低俗风”的危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容忍“低俗风”肆虐，就是纵容思想自由化，有悖于和谐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引导和形成有利于和谐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氛围。
2.“低俗风”不利于和谐精神的倡导。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精神，和谐精神主要包括：奉献精神、关爱精神、正义精神、公平竞争精神、拼搏进取精神、道德高尚精神、集体主义精神、遵纪守法精神、实事求是精神、维护大局精神、统筹兼顾精神等等。倡导这些精神在经济上有助于利益协调，在政治上有助于安定团结，在文化上有助于崇信高尚，在社会生活上有助于文明进步。“低俗风”与和谐精神不相容，甚至与和谐精神唱反调。“低俗风”是以消极和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基础，而和谐精神以积极和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基础；“低俗风”以低级趣味和利己自私为道德标准，而和谐精神以追求高尚和互助互利为道德标准；“低俗风”以没落和庸俗的文化为底蕴，而和谐精神以先进和科学的文化为底蕴。“低俗风”的存在和流行会引导人们的精神生活向低俗化沉沦。
3.“低俗风”不利于和谐氛围的形成。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福祉，和谐意味着安宁和幸福。构建和谐社会，要在人与人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诚信友爱。而“低俗风”作为一种不良风气，表现为诱导人们追求格调低下的东西，从追求格调低下转化为思想蜕变，从思想蜕变就可能引发出反社会、反人类的倾向和行为，反映的是一种极端逐利的人际关系，不是以诚信和友爱为基础。任由这种风气发展，势必破坏人际关系的协调，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必须努力消除“低俗风”对人际关系畸形化的影响，创造诚信友爱的和谐人际关系氛围，创造一个健康和奋发向上的社会风气环境，为人民谋取更多的安宁和幸福。
4.“低俗风”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利益协调是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利益协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①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和财富的有限性，使人们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追求预期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甚至利益冲突，从而成为社会动荡根源。为此，要建设和谐社会，首要的前提和基础是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低俗风”虽然直接表现为一种社会风气，但与社会利益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它会造成利益失衡。目前传媒和娱乐界有些人热衷于搞低俗新闻和表演，是从自己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为追求“卖点”，满足社会部分人寻求“刺激”的需要，侵犯了多数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平衡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另一方面，它会造成利益损害。青少年是“低俗风”的最大受害者。由于他们的不成熟性、喜欢模仿性、不愿接受约束性等特点，抵抗黄色、奢靡、颓废、暴力的能力较差，如果任由“低俗风”盛行，将严重影响青少年的思想，使其极易逾越伦理道德的“底线”，走向沦落。这是对我们未来事业和发展的最大损害。
5.“低俗风”不利于党的先进性的保持。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目前，社会上的“低俗风”已渗透到我们党内，形成一些不正之风。其中包括：拜金风、风、迷信风、送礼风、吃喝风、奢靡风、浮夸风、假话风、拍马风、圈子风、跑官风、拉关系风、婚外情风、形象工程风等。它们与社会上的“低俗风”遥相呼应和相互影响，与党内的其他不正之风相互纠集并“同流合污”。“低俗风”的直接危害是涣散党心、党智、党力，如果党内有人整天在搞吃吃喝喝、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热热闹闹，那些专心干事业、廉洁正直党员的情绪就会受影响，长此以往，就会邪气上升、正气下降，党心不齐、党智不创、党力不聚。“低俗风”还具有“风靡”效应，只要有少数人搞低俗化的东西，就会传染和影响更多的人，如果不加遏制，将会形成普遍性的风气，从而动摇我们党风建设的根基。先进性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人民群众看党的先进性，不只是看纲领和路线，更主要的是看行动，他们就是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来认识和审视我们党，所以即便是少数党的干部风气不正，也会严重影响整个党的先进性。
6.“低俗风”不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施。正确的认识是社会实践的指南，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的先导。“低俗风”缺少人的社会文明性，更多表露的是人的自然原始性，体现为低级的原生态，这种存在无助于实现人本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低俗风”的保守和倒退本质，也扼杀社会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的张扬，从而阻滞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低俗风”作为扭曲意识的综合反映，它所产生的社会功能，还可能造成社会失衡和畸形发展，增加了社会不和谐的因素。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直接动力是改革，只有改革，社会发展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低俗风”所反映的是腐朽的、没落的、衰败的、低级的、保守的东西，属于与文明相悖的、并且终究要被文明发展扬弃的内容。
矫治“低俗风”，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为“低俗风”的产生，原因很复杂，包括社会思潮的庸俗化，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新旧体制的转换，人们素质的局限等等。因此，治理低俗之风需要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综合治理，常抓不懈。
1.加强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觉悟。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仅要改造世界，还要改造自身；毛泽东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邓小平提出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江泽民提出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形成一种正气上升的良好风气”；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等。这些都是抵御“低俗风”冲击、匡正社会风气的重要指导思想。建国以来，我们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引导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这是马克思主义战线全体工作者的成就和光荣。但是，我们也必须密切关注其他方面的动向，避免从文化消极转化为追求低下，从追求低下转化为思想蜕变，从思想蜕变转化为政治动荡。为此，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升大众社会责任感，引导人们精神生活追求，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对大众流行文化进行制衡，创造一个健康和昂扬向上的社会风气生态环境，是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抵御“低俗风”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2.制定有关纪律条例，整肃党员及其领导干部打“擦边球”的现象。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社会中起着表率作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人民群众的道德取向具有示范作用。“政者正也”，“吏者师也”，“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者速而且广也”。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对社会的影响至关重要。党员干部是否洁身自好，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品行，直接影响着全社会风气的好坏。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敢搞腐败，并不是因为觉悟高，而是因为腐败直接涉及违法，存在可能受“处分”或影响“仕途”、“寿命”等风险，代价相对较高。而搞低俗化的东西，可以做到既不违法，甚至也不违纪，又能得到所谓的“实惠”。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考虑设立党内的专项“纠风”管理条例，把目前党内流行的具有典型性的低俗现象规定“界限”和纳入“违纪”范畴，以便在整治“低俗风”中对少数“兴风作浪”的领导干部给予严肃处理，让其有“切肤”之痛，能自觉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都能遵守道德规范，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以此来提高全社会道德境界，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弃恶扬善，祛邪扶正的道德氛围，刹住不正之风。
3.坚持不懈，把社会风气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一项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净化社会空气，只有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制度，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文化等手段，从宏观上加以规范和引导，不为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提供条件。治理的对策一是要有针对性，不能统而论之，不加区别，没有针对性就没有实效。二是要有根本性，不只从社会风气本身这样的层面，而要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高层面着眼。三是要有综合性，解决这个问题应是社会各个相关部门的综合治理，而且要建立遏制低俗之风的长效机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文明源自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治理不良风气绝不是沿着幽静的溪流边散步，而是在观念分野的急流险滩中搏击。只有坚定不移地移风易俗、抵制低俗，才能让崇尚先进成为主流意识，从而形成社会和谐的意识。毋庸置疑，“低俗风”表现的是思想文化上的浅薄。在时下文化多元化的潮流面前，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转变，这是历史积淀、社会转型以及全面开放的综合反映，中国在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进步与保守、文明与落后、理性与放纵存在着冲突。为此，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新的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有震撼力的移风易俗活动，从而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
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参考文献
〔1〕蒋云根.从制度上完善官员引咎辞职的动力机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1).
〔2〕姜作培.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注重“五个结合”〔J〕.理论研究，2007，(1).
本次专项行动主要的整治对象就是所谓的“网络低俗内容”。根据介绍，网上低俗内容主要包括：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内容，包括宣扬血腥暴力、凶杀、恶意谩骂、侮辱诽谤他人的信息；容易诱发青少年不良思想行为和干扰青少年正常学习生活的内容，包括直接或隐晦表现人体性部位、，具有性或污辱性的图片、音视频、动漫、文章等，非法的性用品广告和性病治疗广告，以及散布色情交易、不正当交友等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的内容，包括走光、偷拍、露点，以及利用网络恶意传播他人隐私的信息等：违背正确婚恋观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包括宣扬婚外情、、等的信息。概而言之，“很黄很暴力”的网络信息是这次整冶行动的主要对象。
国外经验不能照搬
首先，就合法性而言，针对“很黄很暴力”的网络信息，本次整治行动的法律依据应当是充分的。政府在整治行动之初就通过媒体申明了这一点，明确提出的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也就是说，尽管没有专门针对网上“低俗之风”的法律，从这些法律的条文中还是能够引伸解释出这次整治行动的法律依据的。这让我联想到了同样面临类似境地的美国政府。
为保护互联网背景下未成年人的权益，美国国会曾于1996年制定了专门规范互联网上色情信息通讯品味法(CDA,TheCommunicationsDecencyAct)。未及美国政府据此展开执法，美国市民自由联盟(ACLU，AmericaCivilLibertyUnion)等人权组织就向法院提起了违宪之诉，并要求法院临时性紧急停止执行命令。这场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在各方瞩目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关互联网信息规范的判决(Renov.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即以7:2的悬殊比数判决该法违宪。这也就意味着，这部法律失去了执行的意义。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在于这部法律有可能损及言论自由这一重要宪法权利。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看来，言论自由既包括发表言论的自由，也包括获取言论信息的自由。国会通过的这部法律规制手段未经审慎设计、条文用语不够精确，从而限制了传播给成人信息自由和成人获取所谓“低俗信息”的自由，因此未能通过合宪审查。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存在专门规范色情言论的法律，政府的执法活动也可能遭遇责难――遭遇违宪的责难。当然，我们同时也得到一份“惊奇”――成人获取“低俗信息”竟能是一种权利。这一点具体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是很难得到大多数公众认同的，遑论其与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容。从而也保留了这样一种空间，即由于在建设社会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是有其限度的，规范色情言论、整治“低俗言论”所受的限制也就比较小。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合宪性的拷问。
以文化治理网络生态
网络低俗信息之所以有很强的顽固性、反复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网站追求点击率和少数网民不负责任地利用互联网大量传播低俗信息。而群众基础受损无疑正回应了这两点。首先，相当一部分网民的“社会需求”就是低俗信息泛滥的根源，他们态度的坚持无疑为低俗内容的“复活”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其次，web2.0模式下很大比例的低俗信息正是来自于网民，从论坛到社区、从博客到播客无不如此。因此，在互联网整治的群众基础未打牢之前，低俗网络信息很容易“春”风吹又生，这种运动式的专项整治也只会有短期效应。因此，即便是那些为这场专项行动叫好的人，也担心其只会有短期效应，难以改变“沉积已久”的互联网生态。
[关键词]娱乐风盛行更受重视责任
一、娱乐风盛行更几时
近年来,电视新闻娱乐化在中国国内已蔚然成风,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媒体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电视新闻娱乐化现象。电视新闻娱乐化以其通俗性、趣味性、平民性的特点赢得了大量观众,也抢占了大量的注意力市场,同时此类节目的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电视新闻娱乐化在中国国内已蔚然成风,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媒体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电视新闻娱乐化现象。
香港的凤凰卫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率先变革了居高临下的说教风格,转向了口语化的播报方式,独特的话语和清新的风格、亲切随和的态度,仿佛你身边的一位朋友与你促膝长谈、娓娓道来,一下子就拉近了传受双方的距离,给观众带来了丰富的精神大餐,在轻松愉快的方式中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在凤凰卫视奏响凯歌的同时,国内大小媒体纷纷临摹效仿。电视新闻娱乐化也正式进入一个高潮,并在此基础上电视媒体形成了一系列的品牌栏目。
二、泛低俗化趋势蔓延
2005年,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以崭新的节目形态和前所未有的互动性等,迅速红遍神州大江南北,并成为社会舆论焦点。Www.133229.CoM《超级女声》拥有全国4亿观众,平均收视率超过春节晚会。《超级女声》的成功犹如给电视人打开了一扇“阿里巴巴”式的掘宝大门。
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争夺观众眼球的选秀大战,在神州大地拉开了帷幕。
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肇始于《超级女声》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一类有着绝好诉求点的电视娱乐节目,便在相互克隆和挣抢收视份额的过程中快速地步入低俗的泥潭,由此过早地走上了衰退之路。
从最初的广受百姓追捧,到如今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除了广电总局因为其低俗等问题而对其频频发出的一道道禁令外,还有许多家长和老师,提防着选秀节目对自己孩子的影响,就象前几年提防自己的孩子进网吧一样,为了把参加选秀活动或是粉丝团而逃课的学生拉回到课堂,绞尽脑汁、费尽心思。
这一股在中国电视新闻界乃至主流媒体中刮起的低俗之风,是起始于2003年。当年,广电总局重提“制播分离”,沉寂几年的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又迎来了红火局面。而民营公司主打的是娱乐节目,一时间,“泛娱乐化”的趋势盛行于中国的电视荧屏。为提高收视率,吸引观众眼球,求刺激、挖隐私、揭内幕、搞怪相,甚至奇装异服、恶搞整人、丑闻丑态、暴露镜头、言语粗俗或故作嗲媚、打擦边球、荤段子、暧昧言词………。真是应有尽有,层出不穷。
三、通俗vs低俗:难以把握的一字之差
用弥尔顿的话来概括,通俗文化是“一次性的、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诙谐的、色情的、机智而有魅力的”。
电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高雅人士称之为通俗媒介。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消遣文化以及快餐文化等关系密切。同时,电视声画结合、形象直观等优势,成为最佳的家庭媒介。
电视的俗,无可厚非。这个俗,是通俗,而不是低俗、媚俗、庸俗,更不是恶俗。但问题是,在电视实践中,只有一字之差的通俗与低俗,却很难说有多么泾渭分明的界限。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主体对低俗的界定并不一致,甚至会出现较大差异。因为节目是高雅还是低俗,本身就是不同观众的主观感觉,包含了许多直觉的、模糊的以及不断变化的特征,甚至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
四、收视率的至尊地位
目前,中国电视台的赢利模式主要是广告收入,而广告收入的多少,或者说吸引广告投放的最重要的依据,正是收视率的高低,收视率因此被称为电视媒介的交易货币。200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实行节目末尾淘汰制度,而这一制度的核心评估指标正是收视率。央视的改革,带动着全国各地方台的同步跟进,演化了一出惨烈的收视率大战。
很长时间以来,收视率都是一个悖论。当电视台摆脱了输氧的状态而走向市场之后,赢利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整个机构除政治宣传任务之外的运作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电视台不得不向广告商出具每档节目的收视报表,并透过广告商的脸色,判断哪个节目将得到勋章,而哪个节目趁早消失。这种压力通过管道向下传送,中心主任,制片人,编导,记者乃至后勤人员,都不得不承受这种数字化生存的压力。当这种压力持续而猛烈地驱动时,整个电视界也在悄然变脸。
五、“叫座”比“叫好”更受重视
新闻娱乐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有学者指出,新闻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受收视率的驱动,判断新闻重要性的标准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认为,虽然新闻娱乐化现象日趋普遍,但不可能成为媒介的本质和主流;根据人类获知信息的本性和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硬新闻等有关决策的知识信息仍将是社会信息需求的主体;人们从硬新闻中更能获取权威的信息。当前,娱乐化新闻的热销,也和受众心理变化有关,因为转型期受众心理出现了本位意识的趋利性、自主心理的务实性、接受心理的求俗性等趋向。
媒体经济从某一方面说,其实就是注意力、眼球经济。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被压抑,媒介强调的是单纯的宣传教化。改革开放后,尤其在今天媒体的角色定位有了重大转变,既是信息传播着又是娱乐提供者。近几年各级媒体机构通过资源整合纷纷重组,日益朝着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跨媒体的运营方式发展,各大传媒集团如雨后春笋。并有一部分开始上市,或是吸引外资投入,中国传媒业正在向市场化转型。在传媒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过程中,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融入了商业逻辑后的媒体对利润的追求转变为对收视率的追求,娱乐无疑就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就催生了电视新闻的娱乐化。娱乐元素的渗透乃至彰显是新闻节目适应大众娱乐的内在结果,也是发挥娱乐功能的外在表现。
故而媒体把受众视为传媒产物的消费者,尽可能地挖掘新闻背后的娱乐元素,寻求卖点,以满足观众的猎奇、消遣和寻求刺激的心理。如在报道严肃的反贪警示案件过程中,热衷于挖掘贪官及其情妇的故事。报道一些大牌明星过程中则乐道于他有几个私生子等等。
六、心灵合奏曲
2003年以来,党中央强调新闻事业要“三贴近”,其中最重要的是贴近群众。电视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使电视成为人们群众喜爱的媒体,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现代中国电视业经历了新闻纪录片时代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乱潮,不同于传媒业已臻成熟的西方国家。西方传媒已明确划分为三六九等,其目标受众和销售市场相当明确,并且根据社会阶层的分级找到了自己合理的定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社会受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整体素质的改善,受众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以及受众本位思想的回归,越来越多的受众渴望精神层面的平等交流,而非单纯的宣传说教。因此一些轻松愉快的娱乐性节目更容易被受众接受,也更容易引起受众共鸣。
此外当代社会的生活节奏不断加速,人们普遍处于压力强大、竞争激烈的状态之下,在高频运转当中,压力和竞争很容易让人疲惫。电视节目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娱乐消遣,电视传播抹去凝重感、强化娱乐性,迎合了受众寻求轻松娱乐的心理,满足了人们放松情绪、宣泄情感的心理需求。更能激起受众的兴致,从而成为他们的感情寄托。甚至媒体人也出于所谓社会稳定性的考虑,认为媒体娱乐功能的放大不仅风险最小,还起到了为社会减压的作用。
然而,作为广大人们接触最多的媒介-电视,它的通俗文化、娱乐文化、消遣文化、快餐文化,在长期影响着人们。潜移默化,导致审美情趣和思辨能力的降低。从而形成认知危机。更重要的是,扭曲了价值观,性格倾向于享乐和消费的类型。长而久之,渐渐地开始无法辨别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以及由电视所形成的拟态环境,更有甚者直接将二者等同。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写道:“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的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成了幼稚的婴儿用语……总而言之,如果人们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视一切公共事务为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正如中央电视台孙玉胜所言:“收视率成为调控频道和栏目编辑的指挥棒,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既定标准”。“收视率就是标准”,其实就是在尊重市场,尊重观众的选择。
七、骤见寒冬
2003年后,由于电视低俗化日趋泛滥,并逐渐成为一个行业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一些官员和学者开始将电视低俗化倾向与收视率联系在一起,收视率更多地被视为电视低俗之风或节目质量、品位下降的元凶而遭到猛烈地批判。
2005年7月19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珍爱受众信任,树立健康形象”主题座谈会。会议全国电视界发出了倡议书,号召抵制文艺娱乐节目主持人低俗之风,并达成“片面追求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共识。崔永元与时统宇批评当时正红遍全国的《超级女声》很“恶俗”,并建议降低这类恶俗节目的播出量,而在黄金时间增加新闻、社教类节目的播出,来解决节目低俗化问题。
2007年6月14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王太华发表讲话《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抓紧抓好抵制低俗之风工作》。同年8月15日,广电总局下发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举办播出的《第一次心动》,之后,《美丽新约》、《红问号》等相继被叫停。
上海东方卫视的《东方夜谭》开播不久也被喊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新闻娱乐化的浪潮中偏离了新闻节目的轨道,冲出了新闻的底线而去一味追求娱乐,经常选取一些国际政治经济新闻作为娱乐的对象,忽略了新闻事件的发展报道。甚至主持人在节目直播过程之中上演一些低俗的举动,而目的仅仅是为了吸引观众注意力。因此播出不久即被观众所遗弃。
八、捍卫民族文化,让新闻走得更远
2007年5月17日,在全国电视台台长论坛上,重庆广电总台台长李晓枫在发言中强调,除了用行政管理的办法针对阶段性的低俗化节目采取限制、限播的措施,以及加强行业自律之外,消除恶性竞争、深化广电体制改革、调整收视样本、改革财政体制、消除竞争的商业动机、实行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并轨并行体制的举措,乃是对中国当代电视低俗化标本兼治的有效办法。
中央电视台原台长赵化勇在2006年初为《电视研究》撰写的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绿色收视率”的概念。他阐述“绿色收视率”就是努力提高收视率和收视份额,确保国家主流媒体对观众的影响力和对舆论的引导力,有效体现节目的思想性和导向性。同时,又要杜绝媚俗和迎合,坚守品位,抵制低俗,实现收视率的科学、健康、协调、可持续增长,增强中央电视台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品牌价值。在新时期搞好电视宣传,实施频道品牌化战略。
广电总局领导王太华、胡占凡强调两句话:其一,必须抓收视率,必须重视收视率,节目没有收视率,也就谈不上发挥舆论引导等作用;其二,不能唯收视率论,不能收视率压倒一切。这高度概括的两句话,可谓高屋建瓴地对收视率论争做出了正确的定论,具有充分的现实针对性。
区分商业频道与公共频道,根据商业性和公益性的不同实行分营分治,对公共频道不再将收视率作为考核指标,或者不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这样收视率的重要性会自然降低,电视人自然会随着新的评价体系而调整自己的制作策略,修正自己的努力方向。
九、媒体在传播主流价值观中的责任
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多元化是正常现象。社会进步离不开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支撑。传播有利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价值观,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正在和平发展中的中国,需要进取的、健康的、高尚的主流价值观来引领全民的精神境界,从而不断提升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发展水平。即倡导向上、向善、求真、求美的主流价值观。
1975年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文中提出了新闻媒介的第四大功能,即娱乐功能,作为对拉斯韦尔媒介功能说的补充。媒介产业的娱乐属性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有其深刻的心理学根源。在弗洛伊德看来,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人们习惯于在幻想中去求得精神的满足,而不愿意依靠理性去辨别真理。
有学者评价“我们已经变成好莱坞了,我们已经屈从于新闻的好莱坞化——因为我们担心不是这样。我们化重要为琐碎……我们将最好的时段给了闲言碎语和奇闻。”德国不来梅电台的电视总编米歇尔•盖耶尔也说:“我们所做的,就是不使“今日新闻”被那些领导新闻娱乐化的人引入歧途。他们说那样可以使新闻更有趣一些,但这种做法最终与那种献媚取宠的新闻活动并无多大区别。”
电视媒体在设定公共议程、引导社会舆论上拥有着巨大的权力,这意味着电视媒体应该更加持重审慎,有意识地把主流价值观渗透并体现在各档节目中。如《大家》把目光锁定在一群功勋卓著却默默无闻的学者专家身上,彰显浩然正气。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