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七号电路；处理思路
中图分类号：TN91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2011)11-0000-01
TypicalCaseAnalysisofVIICircuitStateDescriptionand
ExceptionHandling
GeHongxia
(ChinaTietongChangchunBranch,Changchun130051,China)
Abstract:ArticleVIIHuaweiC&C08switchrelaycircuitstateisexplained,VIIsummarizesthecommontrunkcircuitstatusofseveraltypicalcasesofabnormalprocessingideas.
Keywords:VIIcircuit;Treatmentideas
在日常的维护工作中，针对交换机出现的任何故障，除了需要对交换设备熟悉以外，遇到问题更要从全方面思考，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不断的积累经验，才能将交换机维护工作做得更好。在通信网络维护中经常会遇到七号中继电路状态异常的问题，下面是我对七号中继电路状态的理解并总结了几种常见中继状态异常的处理思路。
一、七号中继电路状态解释
在网管上可以通过命令DSPN7C或通过业务维护系统中的：维护/维护工具导航/七号信令/七号电路查询，可以检查主机中七号中继电路的状态，查得的结果通常有以下几种：
1.空闲：表明电路状态正常，可以接收或发起呼叫，也可以进行维护闭塞、复位或删除。
2.忙：表明电路正在使用。不能再次接收或发起呼叫，可以进行维护闭塞、复位，但不能删除。
3.导检：表明电路处于导通检验的状态。
4.可用闭塞：表明已经闭塞对端电路，此时电路状态为不可用。在此状态下仍可以发起呼叫，但此电路不会接收呼叫，可以复位此电路。
5.不可用闭塞：表明已经闭塞本端电路，若为本端发起闭塞，则对端电路状态为空闲。此状态下不可以发起呼叫，但可以接收呼叫。
6.未知：这种状态表示不知对端电路的状态，对这条电路的端口发起电路复原或者群复原消息后，电路进入此状态。处于此状态的电路不能进行接收或发起呼叫，但可以进行维护闭塞、复位或删除。
7.故障：这种状态表示电路有故障、不可用，可能的原因有链路断开、对端目的信令点不可达、传输中断、硬件故障。处于此状态的电路不能进行接收或发起呼叫，可以进行维护闭塞、复位或删除。
8.半永久连接忙：表明此电路被配置为半永久连接。
9.未安装：这种状态表示电路不存在，可能对应的电路单板未激活、该电路没有配置、或该电路被用做信令通道使用。不可以进行维护闭塞、复位或删除
以上几种状态为七号中继电路的不同状态及产生的原因，掌握这几种状态的含义对处理故障、对开局向和做好日常的维护工作至关重要。
二、七号电路异常处理的典型案例
案例1：汇接局到各个端局所有2M的8时隙、24时隙均为“未知态”。
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分别排除：
1.检查中继部分的数据并核对双方CIC均正确无误，可排除数据上的问题；
2.考虑到所有局身均出现此情况，可排除中继单板故障问题；
3.本局激活、复位相应的中继单板，8时隙、24时隙电路状态仍为“未知态”；
4.本局复位相应的2M，8时隙、24时隙电路状态仍为“未知态”；
5.本局复位单条电路8时隙、24时隙，电路状态仍为“未知态”；
6.经过仔细检查发现8时隙CIC为1000，24时隙CIC为11000，这样CIC的低4位都是1000，和掩码相与后链路号都为同一链路集内的同一条链路即到33STP链路集的第1条链路，跟踪链路发现本局发RSC后，并没有收到RLG消息，查询到STP的链路状态却正常，怀疑对端STP设备有问题，协调对端STP，将对端所有链路重新做了激活操作之后，再查看这两个时隙状态恢复正常。
案例2：ISUP电路和TUP电路状态变为“未知”和“未安装”。
TUP电路呈现未知和未安装状态第一次出现，是在MPU板倒换后出现的，MPU倒换后出TUP要重新从内存取数据，如果数据不对则TUP电路为未安装态。出现未知态最大的可能性是由于我局发送拆线消息后对端局没有响应，超时后我方改发复位消息同时电路状态变为未知。TUP、ISUP电路变为“未安装”只会在七号数据表中某些数据有误或将电路用做七号链路时电路状态也设为了“未安装”下发生。TUP在模块重启时、设定七号数据表时以及倒换MPU板时查询数据。ISUP会在在模块重启时、七号管理中复位电路、断七号链路后链路重新连接、有呼叫占上电路、03I版本中复位单板时查询数据。TUP、ISUP的电路状态变为“未知”只会发生在本端发出RSC或GRS后，对端不回RLG（RLC）或GRA。TUP、ISUP只会在七号链路上报DPCOK、维护台人工发复位、倒换MPU后对空闲、故障电路下发复位消息。对MPU实施数据加载，恢复正常。
参考文献：
[1]华为公司.华为C&C08交换机维护宝典[M].深圳华为有限公司,2009,M3-000430-20090818-C-3.0
[2]罗进文,王.21世纪信息与通信技术教程[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1.生态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规律教育
生态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规律教育是大学生所要掌握的基础内容，也是大学生学习和培养生态文明教育后续几大内容的基础。这一内容核心包括生态学基本知识的教育，以及生物间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互生规律、物质循环转化与再生规律、物质输入输出的动态平衡规律、生物环境间相互适应与补偿的协同进化规律、环境资源的有效极限规律等生态学基本规律的普及。
2.生态环境现状教育
生态环境现状教育能让学生了解当前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激发学生保护生态环境、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地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形势，地方、区域及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大学生及社会民众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压力等。
3.生态文明观教育
生态文明观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观念构成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可以用来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它也是地方高校教育的重点，具体包括生态价值观教育、生态经济观教育、生态政治观教育以及生态科技观教育四大方面。
4.生态法制教育
生态法制教育可以起到约束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和生态文明意识的作用，使大学生懂法，并在法律的制约下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法制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主要内容是让大学生了解当前国际和国内有关生态环境方面的条约、法律、规范等，比如：《世界自然保护大纲》、《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环境保护法》、《城市绿化条例》等。
5.生态文明行为能力培养
地方高校应该引导大学生将所学到的各种生态文明知识和思想观念落实在行动中，使大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质量、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内容包括教导学生一系列提高践行生态文明能力的知识技能与工具，发动学生积极开展绿色环保实践活动等。
二、地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在国家、教育部、教育厅的高度重视下，地方高校均纷纷加强了对生态文明教育相关课程和内容的设置和投入，包括：在思想政治课中给学生灌输相关知识；开设多门与生态文明相关的公选课程，包括《遗传学》、《生物学》、《普通生态学》、《地球科学导论》、《环境与健康》、《人与环境》、《环境危机与环境保护》、《环境工程导论》等，供学生选修；邀请生态文明方面的专家和教师来校举办讲座宣讲；组织各类生态文明实践教育活动等。可以说，地方高校在这一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尝试，获得一些成效。但这还远远不够，对于一个完整的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来说，还存在众多问题和不足。
1.重视度不够
地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没有专门的规划和统一的安排，教育内容零散混乱不成体系，受教育的学生数量也相当稀少，其深度、广度和重视度还远远不够。这是由于首先，在我国，地方高校知名度与教育和科研密切相关，这导致地方高校管理层往往只重视本校的传统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忽视与知名度无关的其他教育和活动，这其中就包括生态文明教育。其次，教育部下达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方案中，未将生态文明教育方面的内容纳入考核体系中，而且也未将生态学课程列为公共基础必修课。因此，大多数地方高校都对生态文明教育不太重视，没有动力也不愿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花大力气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即使部分高校开设相关课程或开展相关活动，也可能只是为了迎合当前的政策，并未将生态文明教育落到实处。
2.教育理念和教育形式不够完善
首先，地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缺乏系统科学的教育理念。这一问题的存在主要在于本身在我国就还未建设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生态文明教育也才刚刚兴起，相关研究不多且不够深入。同时，作为一门涉及到多门学科和多种理论知识的交叉性学科，与其相配套的教材仍处于空白，使得地方高校也无合适的教材进行讲授。不仅如此，不少地方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还比较粗浅，不够深入全面。其次，在教育形式上重理论轻实践。我国生态文明教育起步很晚，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成功的案例不多，大多数地方高校在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时，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传统简单的理论教学方式和单一僵化的填鸭式教育方式，忽视学生对生态的情感体验和判断，缺少与之相关联的实践活动。即使有少数地方高校开展了与之相关的实践活动，但也缺乏有效的宣传、组织和延续性。而地方高校对生态文明教育的不重视和少投入也导致实践教育活动的难以开展，影响了活动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地方高校大学生也更习惯于这种传统的理论教育方式，没有积极主动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行动。
3.地方高校大学生生态意识淡薄滞后，生态文明素质不高
受当前国家和地区日益严峻生态环境的影响，地方高校大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增强，对生态文明的相关科学知识有一定的涉猎，但尚集中在当前比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停留在比较粗浅片面的感性认识阶段。大部分学生尚未认识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认为生态文明知识与自身专业和将来就业无任何关联，不愿意花费时间接受生态文明教育。而地方高校对生态文明教育的不重视和不作为又进一步恶化了这一问题，使得大学生生态意识越发淡薄滞后。据现有的调查数据显示，有近一半的学生并不知道环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之一。不仅如此，受当今社会崇尚物欲、金钱、奢华、过度消费等观念以及经济利益至上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在父母溺爱中长大的许多大学生比较崇尚“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人本主义”，价值观存在偏差，缺乏环境责任感，生态文明素质较低。这也致使校园内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无法顺利开展，学生对实践活动兴趣不高。
4.生态文明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由于我国生态文明教育才刚刚起步，大多数教师没有接受过专业而系统的生态文明方面知识的培训和学习，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理论知之甚少；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交叉性较强的学科，生态文明研究学科归属尚不明朗，许多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成果不受重视，不少教师迫于职称晋级的压力，仍然专注于其原本所擅长的传统研究领域，未对生态文明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导致了当前地方高校生态文明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大部分教师在课堂讲授涉及到生态文明领域时，不能对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的剖析，只能照本宣科，甚至回避掉这部分内容。
三、小结
【关键词】基层医院；护士；亚健康
【中图分类号】R192.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7484（2012）-04-0639-02
亚健康状态是近年医学界提出的新概念，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非疾病状态，是指人们虽然还未患病，但已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患病危险因素，具有发生某种疾病的高危倾向，又称次健康、第三状态或灰色状态［1］，护士是一种特殊职业的群体，为了解基层医院护士亚健康状况，本课题组成员于2010年9月至11月对高明区3所医院325名护士进行亚健康状况现场问卷调查，现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高明区3所医院323名护士，年龄20-53岁，工作至少半年以上，学历：中专（高中）75名，大专212名，本科生36名，婚姻状态：已婚238名，未婚86名，丧偶1名，职称：护士159名，护师83名，主管护师72名，副主任护师9名。
1.2调查方法：
1.2.1调查工具：本课题组根据《亚健康症候量化诊断标准》量表设计的原理，［2］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设计高明区亚健康状况调查年龄表，分为躯体症状10条、心理症状15条、社会症状5条以及相关因素，每个条目按1-5级量化计分，该表界定的健康状态为30-39分，亚健康状态为40-69分，70分以上为疾病状态，得分越高，说明健康状况越差。
1.2.2调查方法：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由课题组成员现场发放问卷，包括基本情况、亚健康人群中医基本症侯流行病学调查问卷，填写问卷前简单说明填写方法及大约需要填写的时间、调查的目的和意义，要求被调查者按指导语填写，不明白的问题调查员现场解释，为保证填写真实和可靠，均不填写姓名。
1.3统计学处理方法：对录入数据采用ⅹ2检验进行描述性分析。
2.结果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325份，回收有效问卷323份，回收有效率99.3%，亚健康状态人数186名，发生率57.58%，由（表1可见），护士亚健康状态与科室、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等均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由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择业的艰难、工作的繁重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护士的负荷越来越重，生活不规律，加班加点导致严重缺乏休息和睡眠，容易发生疲劳而产生亚健康。
3.1护士亚健康状态的发生情况：从对3所医院护士调查结果表明，护士的整体健康水平很不乐观，护士亚健康状态的发生率达57.58%，有的已达到疾病状态占10.8%，与我国学者对临床护理人员亚健康状态的发生率为51.5%-57.0%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3］，可能与护理工作的特殊性有关。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及社会的发展，对护理工作有的要求越来越高，护士在日常工作中除了要承担大量繁重、复杂的日常工作外，还要承受社会压力、晋升竟争等，再加上人力资源严重不足，长时间的高压状态和身体症状得不到改善，间接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3.2护士工作科室与健康状况相关分析：工作紧张度高的科室护士更易出现亚健康：从（表2显示）不同科室护士健康状况差异较大，内科、ICU、儿科、手术室亚健康状态发生率在60%以上，其中手术室亚健康状态发生率达75%以上，手术室属于工作紧张度高的科室，工作繁重，节奏快，无规律，连续工作时间长，饮食不定时，人力资源不足，人际关系复杂，造成护士思想高度紧张和身心疲惫。
3.3护士的年龄、工作年限、婚姻状态、夜班次数、学历以及职称是影响亚健康状态发生的主要因素：由（表1可见）护士亚健康状态与年龄、职称、学历、夜班次数、工作年限等有统计意义。职称：护士49.06%，护师69.88%，主管护师为59.72％，副主任护师为77.77％。学历：中专54.67%，大专56.13%，本科72.22％，护理人员亚健康状态率与职称、学历高低成正比，这可能与随着护理学科的不断发展，对护士的要求越来越高及面临晋升压力，她们克服各种困难，一边完成紧张的工作，一边学习，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学习与不规律的生活，使她们机体容易产生慢性疲劳状态。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亚健康的发生率越高，不同工作年限亚健康状态有差异，提示护士工作年限长短与亚健康发生有关，年龄往往与工作年限相伴随，调查中发现，工作年限0-5年最低，是20-30岁的护士，一般处于刚出来工作，虽然工作熟练程度不高，工资福利待遇也较差，但是她们身体状态好，即使感到疲劳，休息一会就容易恢复状态，而30-40岁、工作年限10-20年是护理人员亚健康发生的高发期，这可能与她们既要面对工作学习的压力，还要担负家庭，照顾老人及子女的任务。值夜班护士比不值夜班的护士更易发生亚健康，每月夜班次数越多，亚健康的发生率越高，可能与夜班护士生活无规律，熬夜造成内分泌失调，体力消耗有关。已婚与未婚无差别意义，但是遭遇生活事件,如离婚、丧偶的人员差异很大，可能与经济负担过重，情感交流变得越来越少,孤独，而产生各种负性情绪,引起亚健康，因此需要社会特别关注。
参考文献
［1］郭阳阳.护士亚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及对策.护理实践与研究，2008，17（5）：88-89.
1系统硬件模块
本系统的设计是基于51系列单片机，由7个硬件模块构成，分别为控制、定时、光控、声控、按键、显示、照明。其中光控、声控模块实现对外界光、声信号的采集与判断；定时实现照明系统的照明时间控制；控制模块采用STC89C52单片机，根据外界光、声及定时信号控制照明电路，切换不同的工作状态以适应外界需求。照明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1.1控制模块
本文采用STC89C52单片机，具有8位CPU和系统内可编程Hash，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微控制器。在本文的设计中控制模块接收定时模块的时间及外部环境的光、声信号，通过判断照明级别，控制照明灯的工作状态，实现照明系统的智能动态化管理。
1.2输入模块
1.2.1定时模块
定时模块采用了DS1302芯片，用于给整个系统提供日期与时间信息，它不仅功耗低，高性能，还具有掉电走时的功能，即使在单片机断电的情况下它也不会停止计时。同时也便于系统对于当前是否到达设定的夜间时间进行判断。
1.2.2光控模块
光控模块中使用光敏电阻来采集光信号，并使用LM393比较器对光信号强度进行判断。图2为光控电路，比较器的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端连有电位器，在没有自然光照的情况下调整电位器，将两个输入端的电位保持一致，此时比较器会输出低电平信号。当光敏电阻被自然光照射时，其阻值会大幅度的减小，从而使得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电位升高，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信号。通过比较器输出信号至单片机P1.4端口，单片机可以判断外界光强是否到达阈值强度，模块工作状态的改变。
1.2.3声控模块
声控模块中采用驻极体话筒（图3中用R6电阻替代）采集声信号，它是电容话筒的一种，灵敏度高气声信号强度的判断采用LM393，原理同光控电路，最后信号输出至单片机P1.3端口，如图3所示。
图3声控电路图Fig.3Circuitofvoicecontrolsystem
1.3输出模块
1.3.1显示模块
如图4所示，显示电路采用LCD1602液晶显示当前的日期与时间，LCD1602液晶可以显示两行，每行16个字符，夕卜加的电位器可以随时调节液晶显示屏的对比度气
1.3.2照明模块
如图4所示，照明模块是用2排8个LED灯来模拟照明灯的3种工作状态：熄灭、间隔亮与全亮。当工作在熄灭或全亮状态时，8个LED灯全部熄灭或点亮；当需要间隔亮时，2排LED灯亮起1排，提供强度相对较小的照明。
2系统软件设计
智能照明系统将时间、光照、声音结合起来判断外界环境的变化，并且为照明灯设置3种工作状态以提供不同的照明强度，分别为全亮、间隔亮和熄灭状态。系统运行流程如图5所示。
图5系统运行流程图Fig.5Flowchartofsystem
在照明灯工作状态控制中，对宿舍楼设置时间为18:00〜次日6:00，教学楼设置时间为18:00〜24:00，称为夜间模式，在设定时间内，照明灯工作在间隔亮状态，提供夜间基本的照明。如果此时声控模块采集到的声强强度大于阈值强度，说明教学楼或宿舍的人流量较大，照明模块会切换至全亮状态，提供高强度的照明，并且在声音信号消失后，还会延时5s再恢复间隔亮的工作状态，以保证夜间活动对照明的需求。
在设定时间之外，如遇到雷雨或雾霾天气，照明系统对外界的自然光强度进行采集与判断，即使未在夜间模式也需要一定的照明，因此当光控模块采集的光强强度小于阈值强度时，照明模块便会工作在间隔亮的状态，保证教学楼或宿舍的基本照明；再通过对声音信号的采集和判断，如果人流量较大，则照明模块又会再切换至全亮状态。
3系统测试
根据系统的功能要求，对系统在所有情况下的工作状态(预置的设定时间为18:00〜6:00)进行测试，测试电路如图6所示。
图6实际测试电路Fig.6Pictureoftherealtestcircuit
当未到设定时间、光强>阈值时，LED灯熄灭；当未到设定时间、光强<阈值、声强<阈值时，LED灯间隔亮；
当未到设定时间、光强<阈值、声强>阈值时，LED灯全亮；
当到达设定时间、声强<阈值时，LED灯间隔亮；
当到达设定时间、声强>阈值时，LED灯全亮。
由此可见，本系统在各种情况下均按照要求切换工作状态，符合设计要求。
【关键词】亚健康状态;中医药;辨证论治
currentresearchonsub-healthstatusfortcmsyndromedifferentiation
yanzhe-lin，liutong-hua.beijinguniversityofchinesetraditionalmedicine，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madethedefinitionofsub-healthstatusasnoorganiclesionwithsomefunctionalchangesofthepatient.moder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believesthatsub-healthisthecriticalstateofbothphysicalandpathologicalconstitution.thesyndromedifferentiationmethodi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saneffectivemannertointervenethesub-healthstatus.thisreviewfocusesonsub-healthresearchprogresscombinedwithitsclinicalfeatures.
[keywords]sub-healthstatus;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syndromedifferentiation
世界卫生组织将机体无器质性病变，但有一些功能改变的状态称为“第三状态”，我国称为“亚健康状态”。这种虽无明确疾病却不健康的状况并不稳定，其中潜伏着发展为某种病理损害的可能性极大，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疾病，因此可将亚健康状态看作是一系列器质性疾病如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癌症的先兆。但如果及时给予合理的干预，机体还可以恢复到健康状态。
亚健康状态的主要症状表现为：疲劳，睡眠障碍和精神情志的异常。而引起这些症状最基本的原因是情志失调及心理压力过大，超过了机体的调节能力。据我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亚健康人群约占我国总人口的60%，其中80%以上年龄在20～40岁[1]。
现代中医认为：亚健康处于生理体质与病理体质的临界状态。生理上，个体体质形成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兼夹体质尽管包含病理变化的特点，但体质的兼夹现象毕竟不是病理过程，至多只能看作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由此可见，亚健康状态与体质之间关系甚密。例如，素体脾气虚者，其疲倦、乏力之症明显，胃口欠佳、便溏;而素体肝阳偏盛者，则烦躁易怒明显。中医理论认为对亚健康状态要“防患于未然”。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和“已病”3个层次，并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对于“治未病”，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未病先防”，二是“既病防变”，三是“瘥后防复”，分别指“在没有疾病的时候要预防疾病的发生”、“对已经发病的要防止疾病进一步发展和恶化”、“对已经好转或痊愈后要采取适当方法防止复发”[2]。
1亚健康群体的证候分布
1.1文献分析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是对亚健康状态进行干预的有效方法。近年来学者对亚健康状态结果作出模糊聚类分析，亚健康群体主要属于中医所说的郁证、痰湿和虚证三大类。由此可见，针对病理性体质者所处的亚健康状态而言，可从体质入手将其分型为：脾、心、肺、肝气虚型、肝郁型、瘀阻型、痰湿型、内热(实热与虚热)型、脾肾阳虚型[3]。
现代研究表明，亚健康多为身心疾病的患者，也即中医所说情志所伤，持续的情绪焦虑、愤怒、抑郁等，必将使机体交感神经、植物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等产生一系列的变化，进而发展成亚健康状态。此类体质者亚健康状态多属于郁证。亚健康中的郁证型多由情志不舒，气机郁滞而致病。但情志因素是否导致郁证，除与精神刺激的强度及持续时间的长短有关外，也与机体本身的状况关系密切。机体“脏气弱”，是郁证发病的内在因素。郁证病变初期以气滞为主，常兼血瘀、化火、痰结、食滞等。若经久不愈，则随其影响的脏腑及损耗的气血阴阳的不同，而形成心、肝、脾、肾亏虚的病理改变，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病情反复多与情志因素密切相关[4]。
亚健康中的虚证型发生原因复杂：生理上，先天禀赋虚弱，或者随年龄增长的自然衰老，均表现的脏腑功能衰退，正气内虚，卫外不固，机体免疫力、抗病能力降低;生活方式上，包括饮食不节，起居失常，劳倦过度，情志内伤，嗜欲等都是罹患虚证的重要原因;其他也可见于疾病后期的康复阶段。不同病因作用于不同的体质而形成的亚健康虚证，虽然患者主诉症状复杂多样，但其病机性质和传变趋向，不外乎阴、阳、气、血四虚。
此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亚健康虚证可能只起于一个脏腑，但由于阴阳互根、气血同源、脏腑间生克制化的密切联系，互相影响，如果亚健康状态不及时调整，往往演变为多个脏腑、阴阳和气血的亏虚，临床可表现各脏腑功能的明显减退[5]。
亚健康中的痰湿型多由外感寒湿、饮食不节、阳气虚弱等原因引起，尤其是脾阳不运是发病的关键。气虚不能推动血行，血液流变学表现出浓、黏、凝、滞之血瘀痰阻样改变，痰浊、瘀血为机体病理性产物，又是致病因素。脏腑功能低下与病理性产物积聚相互影响，加速衰老或疾病进程。痰阻型亚健康患者如不加以控制，很可能出现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以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障碍性疾病[6]。综合考察各类型的亚健康患者，其证候要素按所占比例多少依次排列如下：肝气郁结、肝郁脾虚、脾虚湿阻、肝肾阴虚、痰热内扰、肝郁化火。
1.2临床医学调查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是对亚健康状态进行干预的有效方法。目前，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的《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将其分为以下8型[7]：(1)肝气郁结证：有学者[8]对肝失疏泄辨治作了探讨，认为肝失疏泄，功能减弱或太过为主要病机，以肝失疏泄为主轴疏肝解郁为基础，是中医药治疗“亚健康状态”良策之一。有学者认为亚健康状态属于人体的阴阳失衡，其中肝木虚寒，肝失疏泄占有重要地位[9]。(2)肝郁脾虚证：有学者[10]调查317名hbv携带者中有208名表现为亚健康状态，主要临床症状有22个，其中以肝郁脾虚证多见。有学者[11]报道50例具有情绪抑郁或情急易怒、胸胁胀满、心烦失眠等症状的肝郁气滞型亚健康状态进行的临床疗效观察。结果：治愈20例，显效24例，有效4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6.00%。(3)心脾两虚证：有学者[12]用归脾汤加减治疗具有疲劳、记忆力下降、睡眠欠佳等症状的46例亚健康状态患者，取得较好疗效。有学者[13]用归脾汤治疗48例疲劳过度患者，收到了明显的效果。(4)肝肾阴虚证。(5)肺脾气虚证。(6)脾虚湿阻证。(7)肝郁化火证。(8)痰热内扰证。
2亚健康结合临床特征的研究现状
中医理论认为健康人应是平衡协调的有机体，中医理论中“阴阳平衡即健康”的理念，为亚健康状态的调治指明了方向。通过研究亚健康病证结合临床特征，可以从中探知亚健康中医证候的辨证规律，为中医辨证论治提供重要客观依据。
根据亚健康状态的定义，参考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制定的《亚健康状态的中医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和相关研究文献，制定了亚健康状态的判断参考标准，包括两个方面：(1)持续3个月以上反复出现的不适状态或适应能力显著减退，但无明确疾病诊断;(2)或尽管具有明确的疾病诊断，但与目前不适状态或适应能力的减退无因果联系[14]。
依据上述标准，对前往某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部分人群进行非随机抽样，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对参加体检的人员现场发放亚健康状态流行病学调查问卷，问卷在调查员的指导和监督下由调查对象自己填写，当场回收。
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从原始调查数据出发，寻找小于原始数据的独立公因子，用独立公因子解释原始数据的内在联系，进而获得亚健康状态肾阴虚证的主要临床特点。研究结果显示，亚健康状态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腰背酸痛，疲倦乏力，腿膝酸软，咽干，失眠多梦，脱发，盗汗，大便干结，耳鸣，眼涩，手脚心热等：另外，还有心慌、记忆力差、头晕、听力减退、眼花、眼胀、反应迟钝、小便短赤、性欲减退、手足麻木、怕热、少气懒言等症状出现频率较低[10]。
3亚健康病证结合临床特征的研究思路及展望
中医学是研究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及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措施的一门应用科学，影响人的生理、病理变化和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因素很多，证候的产生正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宏观表现为特定的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等)的有机组合，它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本质属性的高度概括，是一组独特症状的集合群，用模糊数学语言来讲，“证”可看作是一种由相应的“症”所构成的模糊集合，“症”的不同模糊集合，构成了不同的“证”。目前证候宏观标准的产生很少在群体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的数理统计推断，多元分析是研究多因素和多指标问题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在群体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分析探讨中医证候是实现证候规范化、客观化的手段之一。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亚健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至今未发现特异性致病因素。目前普遍认为亚健康状态是由于心理、生理、社会三方面因素导致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整体协调失衡、功能紊乱而致。针对亚健康中医证候目前的研究状况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需要关键解决的问题：(1)严格按照美国cdc诊断标准收集病例，保证病例诊断的准确性，这是决定研究能否出结果以及结果是否可靠的前提。(2)病例来源尽量散在不同城区，进行大样本、多中心合作研究，这是结果是否具有代表性，能否推广使用的前提。(3)选择合适、科学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收集资料，并选择恰当的多元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4)调查资料的内容合理、全面，而且要解决中医症状的量化问题，事先制定统一的症状量化标准。(5)结果需要经过临床反复验证、修改、完善。从而提出亚健康的证候的规范化、定量化、易操作的辨证标准，这是提高亚健康防治水平的需要，也是加强学术交流，加快中医学术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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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文莉.逍遥散加减治疗亚健康状态50例.新中医，2008，10：79.
1.安全文明施工反弹的3周期点与最小熵原理
安全文明施工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不断完好的过程，但受到环境的制约，增长的速度会愈来愈慢，最终趋于停止，甚而会出现混沌无序的一面。一般说来一个迭代方程可反映一个动力系统，研究对描述这类有限增长过程的模型逻辑斯蒂（logistic）xt+1=μxt-μxt2迭代方程，有着重要意义，其中μ表示系统所赖以的环境条件。因为f(xt+1)=f(xt)是〔0，1〕到〔0，1〕区间的迭代，具有占多少分额的直观意义，也表示其迭代一定有动点与不动点。即有些点经过迭代还留在原处，意味着该生态系统中，某种生物有稳定的百分比值；有些点经过迭代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回到原处的非周期点比较麻烦，不易控制；周期点虽然不如不动点稳定，但比较容易把握。
如系统的初始状态x0按照xn+1=f(xn)迭代，经过一定次数k迭代后又回到x0处，该x0点就叫做f(x)的k周期点，周期为k，因而，公式中只要有一个3次才回到初始状态的点，就有周期3周期点，周期为3。根据华人数学家李天岩与美国科学家约克一起首先发现的“周期3则乱七八糟”著明的混沌学定理，3周期点的作用也能使其余的点经过数次（n>3）回到原来的状态，系统进过拉伸、折叠，会处于乱七八糟的，什么行为都可能发生的无序之中。在安全工程中则是工程行为的混乱、无序和施工二楼状态的多次反复，隐患能量的积累与失控在所必然。究其动力学根源应该是系统在衡态范围内发生的无序势态服从最小熵的原理1。具体指：系统离开平衡无序状态是在外界影响下发生的，但外界影响（如产生的温度梯度或密度梯度）不大，以至在系统内引起的不可逆响应（产生的热流或物质流）也不大，则可认为二者只有简单的线性关系。这是一种接衡无序的状态，所表达的热力学重要原理就是最小熵原理。
按照这一原理，与外界强加的限制（控制条件）相适应的，这种衡无序状态的熵产生具有最小值。如以φ表示系统内部由于不可逆过程引起的熵产生，且使系统偏离平衡无序状态的位移很小，则dφ＞0，但随时间的变化率dφ／dt≤0。说明衡无序状态的熵产生总要减少，且到达定态时为最小，以至再次回到平衡无序状态。由此，能反映出安全工程系统隐患整改不善与迟缓、引发事故的必然结果。
2.安全文明施工的3周期点与混沌
逻辑斯蒂（logistic）方程：xt+1=μxt-μxt2表明系统序参量μ，有小到大的变化，使系统状态由单义、双义决定到倍增周期的多义决定，最终为混沌无序，实是分维、分形的过程，两着之间存在即非完全有序又非完全的中介状态。
这种似是而非的状态在项目工程的进展中，就是习惯性违章的屡禁不止，应认识其演变的严重后果。
系统的混沌无序往往要在参量变化中经历一系列周期过程，而3周期点正是系统走向有害混沌第一个关键节点2，我国民间俗语“事不过3”、“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可能就有这个含义。研究表明，当代表系统非线性程度的参数μ稍稍超过3时，表征种群繁殖数的曲线突然一分为二：系统近二年为周期的循环，随着μ值的逐渐增大，振荡周期成陪地增加，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关节点，分岔越来越快，终于周期崩溃，让位于混沌，可见，在非线性增大的过程中，μ=3是系统演化的一个突破点。因而，“一个实际上只有信号的系统运行起来，即可能呈现‘信号型’的形态（当1<μ<3时的稳定解,和3<μ<3.570时的周期解）,也可能呈现‘噪音型’的性态(当3.570<μ<4时的混沌解)”最后进入新的混沌，这里，“3”打破了人们永远维持固有秩序的梦想，它发出了切分岔和混沌到来的信号3。
阵发混沌是非平衡非线性混沌进入系统的又一条通道，它证明在临界点附近，系统将出现时而有序（具有三分频周期），时而混沌的现象，当参数超过临界点时，则变成完全的混沌，也是导致混沌的关键。此处周期3也是导致混沌的关键。虽然其序度一般用熵、信息量、分维数和李雅普若夫指数来定量描述较难认识与掌握，但在根据工程实践经验与初步的理论知识，建立健全安全保证体系与机制，消除与控制周期3所引起的重大隐患与事故是必要的。
2.安全保证体系三个互不相关单元的欠缺与混沌
在安全保证体系如图：
的六个基本单元（思想保证、组织保证、目标保证、措施保证、制度保证、经济保证）中，有三个单元欠缺或不健全，如：⑴保证不明确、⑵组织机制保证不健全、⑶经济保证不及时、不合理，其相互影响就会使安全文明施工的长周期运作受到严重影响，因为经济不保证将导致目标不清、组织机制不健全或失灵以致目标保证，即使措施强硬，也必导致出现再次回到（反弹）混乱势态，例如：
电力企业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由决策指挥保证系统、执行运作保证系统、规章制度保证系统、安全技术保证系统、设备管理保证系统、政治思想工作和职工教育保证系统等六大系统组成。在安全保证体系中，有3个基本要素：人员、设备、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是安全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优良的设备和设施是安全生产的物质基础和保证；科学的管理则是安全生产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安全保证体系的根本任务，一是要造就一支具有高度事业心、强烈责任感、良好安全意识、娴熟业务技能、遵章守……
1.对安全生产复杂巨系统认识不足，以及管理目标不明确，致使经济保证不及时、不合理，并且指责多、表扬少，处罚多、重奖少等，没有构建积极的安全激励机制。即使有关安全的制度、规程、措施制定得比较完备，职能部门监督、检查也只能迫于应付所谓的大检查，但落实不彻底。
2.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例如：缺少保证“危险点分析预控”的组织措施，即缺少标准化作业危险点控制流程。必须认识到，工作票上所列的安全措施是保证作业安全和创造安全环境的必要措施，而“危险点预知卡”所列措施是提醒作业人员在作业还须注意的安全事项，是对工作票安全功能的补充和细化，也应在规范之列。
3.安全管理上“制度管人”、“人管人”等硬性管理，和注重以人为本的与文化建设的软管理没有很好地融合。没有注重企业文化的导向、凝聚、激励、约束等能作用，并不断解决企业“外部适应”和“内部结合”的问题。如机构设置不灵活、不紧凑、效率不高、活力不足、各项管理机制滞后、陈旧，企业经营思想和方法还不同程度地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等等。于是管理层的素质不高，对安全系统工程内出现的新问题、新技术缺乏研究、沟通、协调，以致解决现场出现的高新问题的能力不足，导致同类事故多次发生。又会出现管理上的脱节，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专业之间以及和外界的沟通不及时、滞后，从而造成推委扯皮、责任划分不清、不落实等。也会对设备、作业环境的安全没有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而对设备的状态进行安全管理，应从设备安装、系统调试、设备运行、移交生产、日常维护、计划检修全过程、全方位一抓到底。对一些重要环节也要制定并落实一系列规章制度，层层设卡把关，否则工作系统的意外突变，也将造成事故。
如此等说明安全保证体系3个基本单元的欠缺，就能使具有确定投入的安全文明施工状况达到一定的非线性程度，而只要有3周期，就足以用它组成无穷多的周期，形成混沌。广而议之，安全文明施工反弹3周期点的出现，会引起其他点的多次的反弹，安全文明施工呈恶性发展。因而业主、施工单位都应重视低价中标所引起的恶性循环，避免资金风险、社会环境风险与工程风险，警戒3周期点的出现，对系统的运行对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给予高度的关注，建立健全安全保证体系与其运转机制消除其引起的恶性循环，否则，就会出现恶性事故，遭受巨大损失。怎样把安全管理从经验式的定性管理方式提高带科学的定量管理，深刻认识安全文明施工中量变的基本阈值3，从其简单的迭代了解其潜藏的麻烦、混乱以致隐患，遏制事故的发生，可能是安全管理理念与实践飞跃、取得长周期绩效的一个重要起点。因而，周期3不仅意味着演化与复杂性，也意味着多元多层次的统一与所挖掘到的创新的潜能，因而我们要特别警惕、引导它。
参考文献：
1范亚炯，对安全生产的控制力度的分析北京：现代职业安全2004-1-12
2郝柏林，从抛物线谈起——混沌动力学引论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03
[关键词]文明；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0；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13-06
[作者简介]付广华（1980—），男，河南永城人，法学博士，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环境人类学、南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广西南宁530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岭南民族传统生态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关系研究”（13BMZ053）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生态文明概念当真是五花八门，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乏谬误之词，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因此，要切实理解何谓“生态文明”。我们首先从“文明”概念谈起。
一、关于“文明”
文明通常有三种含义：（1）文明即文化；（2）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3）光明，有文采。①第三种含义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如《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不过，在当代汉语语境中，第三种含义已经不复存在了，仅余前两种含义，而前两种含义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有必要追溯“文明”概念在西方语言中的发展。
在英语中，文明（civilization）原来指的是文明化或被文明化的行为或过程，它是到18世纪末期以后才普遍使用的词，开始强调其现代性的意涵。19世纪60年代以后，civilization一词的复数形式才开始流行起来。因此，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在当代英美国家更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进步状态”，有时候也用来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阶段或其中的一个类型”。①前苏联学术界普遍认为文明有三种意思：（1）文化的同义词；（2）社会发展、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所达到的一定的水平和程度（如古代文明、近代文明）；（3）继野蛮时代之后社会发展的程度。而德国学者认为“文明”可有广义、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文明是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而狭义的文明指的是人类社会在脱离了群居生活的原始状态以后，通过知识和技术手段而形成和完善起来的物质和社会状态。②
从上述界定不难看出，国内外学术界对“文明”的界定相当众多，而且这些界定又常常与“文化”的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中国生态哲学界、环境科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学界有关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流行着“原始文明”、“采集文明”以及“采集狩猎文明”等概念，乃是把“文明”与“文化”混为一谈的明显表现。在最通常的意义上，只有当文化具有较高程度的复杂性及较多的特征时，才可以称之为文明。文化“文明”与否，不是依据道德标准，而是依靠价值标准来评判的，即“一种内在效率的标准（anormofinternalefficiency）”。③对于这一点，廖杨教授在论及“文明”与“文化”区别时亦曾谈道：
世界各地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虽然千差万别，都可以称为“文化”，但只有那些曾对人类社会发展起过重要促进作用的文化才能标识为“文明”；人类的“文化”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普同性，但“文明”则更多地表现为普同性。“文化”和“文明”在与时俱进的社会变迁中“分道扬镳”，却又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上“殊途同归”。④
廖杨教授虽然是以“一个特殊的阶段或其中的一个类型”来衡量“文明”和“文化”，而不是阐述一种存在的状态，但却很清楚地表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由此，笔者认为，文明不仅可以用来表述“在‘质’的方面具有较高的文化元素或特征的文化”，而且还可以表示与这种文化相对应的人类社会进步状态，而且这种进步状态是以与自然界的分离为起点的，与未开化（savagery）、野蛮（barbarism）的状态形成对比。正如美国学者小约翰·柯布（JohnB.Cobb）所言：“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人们通常不被认为是‘文明化的/开化的’。确实，‘文明’的基本含义同城市的崛起联系在一起。”⑤
因此，我们认为，“生态文明”一词中的“文明”不能等同于文化，它表达的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相互关系时的一种进步状态，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如果像《辞海》中所言的“文明即文化”，那么这样的“文明”就表征不了人类的进步状态，毕竟文化所包含的范围甚为广大，即或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亦是“生态文化”的一种表现，而无论如何也不能视之为“生态文明”。
二、目前我国流行的“生态文明”概念
众所周知，人类诞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采集狩猎是其主要的生计方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是其生存的基础，并且由于人类群体规模尚小，因此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明了农业、畜牧业，开始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区域产生了城市和国家，开始进入了所谓的“文明”时代。但由于自然仍然可以供给人类所需，因此人类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然是他们的“母亲”。虽然人类活动在某些区域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但由于人类整体规模仍处于自然可以承受的范围，因此自然生态仍处于一定的平衡之中。到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前后，随着培根式二分法的确立，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改变了，自然从活生生的、哺育的母亲变成了呆滞的、死亡的以及可操控的事物，这样的自然观与新生资本主义的剥削相结合，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观念。①而正是这样的观念，随着工业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正逐步吞噬着所有人类社会的母性自然形象，欲取而代之以攻击性的男性形象。不过，人类如今终于意识到了工业文明的可怕性后果，因此开始寻找其他的路径，这样“生态文明”应运而生，成为取代工业文明的新形式。从这一理论背景来看，生态文明无疑是一种后工业文明，它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与发展。
国外学者对生态文明的论述和研究比较少。1995年，美国学者莫里森（RoyMorrison）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提出生态文明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它根据动态和永续平衡的原则在繁荣的生命世界中看待人类生活：人性并非体现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而是体现在与自然界的共存中；二是生态文明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它依赖于我们作出新的社会选择的能力。②但莫里森并没有对“生态文明”予以界定。很长一段时间内，莫里森的著述成了西方学界的“空谷足音”，很少得到相关学者的回应。一直到2007年以后，在中国学术界的推动下，美国中美后现展研究院才多次联合中国学术研究机构举办“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论坛，③“生态文明”一词才开始成为一些西方学者的话题。然而所有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在讨论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没有给生态文明以明确的界定，也许他们认为生态文明作为后工业文明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相对而言，“生态文明”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词汇。西方学者多从后工业或后现代的视角来看待文明的转型，由于他们多认为文明本身就是“非生态的”（non-ecological），因此“生态文明”（ecologicalcivilization）一词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修饰法，④很容易招致一些人的笑柄。美国学者莫里森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生态文明”一词，并且一直努力向英语学术界兜售他的这一研究主题，然而收效甚微。笔者2008年曾经试图通过E-mail在美国佐治亚大学的“listserv”上向美国生态—环境人类学界同仁求教“生态文明”问题，结果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提法。因此，有关“生态文明”的概念界定多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根据2013年10月30日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结果，国内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文章已经达到3万多篇，其中不少学者针对“生态文明”给出了自己的界定，种类繁多，难以尽数。这里我们把林林总总的界定分为两大类，就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概念界定略作阐述。
一类是从构成要素来分析。李绍东认为，生态文明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理性认识及其积极的实践成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其内容应包含纯真的生态道德观、崇高的生态理想、科学的生态文化与良好的生态行为。①邱耕田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②俞可平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③
另一类是从文明序列的角度来看。申曙光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狩猎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生态文明将脱胎于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同时要注意避免工业文明的弊端与缺陷，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社会的持续发展。④李祖扬、邢子政认为，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即生态文明）四种基本形态，每种形态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状态。生态文明只是从生态价值标准出发的称呼，如果从文明发展的顺序出发，可以称之为后工业文明，指的都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新文明”。⑤潘岳在分析了文明形态特征之后提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⑥
上述两大类既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概括了当前中国生态哲学界、环境科学界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界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界定。在笔者看来，从构成要素出发的界定更多地涉及生态文明的内涵，相当于某些学者所言的“狭义的生态文明”；而从文明序列出发的界定更多地涉及生态文明的外延，属于所谓的“广义的生态文明”。⑦当然，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极为密切的。狭义的生态文明是广义的生态文明的初始状态，指的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壮大并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素时，人类文明也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过渡。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都包含着三个重要的特征，即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①
不可否认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认同上述界定，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学者提出了差异性比较大的界定。比如高长江就认为，生态文明从发展哲学的意义上就是指一种人与物的和生共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明，用近年来国际社会通行的概念来指称，即可持续发展。②高先生把生态文明视为一种发展观，一种几乎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仅仅是对生态文明部分内涵的把握，虽然把握到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和支柱是可持续发展，但是用一个词来指代“生态文明”的丰富内涵，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三、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新界定
如果“生态文明”的界定过于简捷、含义甚广、范围太大的话，那么在实践中不仅难以操作，而且还容易让一些反生态的项目、工程戴上生态文明的帽子大行其道。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予“生态文明”以更为确切可行的界定。
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威廉斯（R.H.Williams）在撰写“文明”词条时曾说道，在当代英文中，civilization通常被用来描述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状态，在这样的用法前面通常会被加上一些具有定义性的形容词，如西方文明、现代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等。于是，civilization成为一个相当中性的词，可以指涉任何“确立的”社会秩序或生活方式。③这样看来，“生态文明”在构词法上跟“工业文明”是一样的，它指的是确立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三大关系之一。在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之前，西方世界眼中的自然是神圣的，它是人类的伟大母亲，它具备更新和生产的能力。随着培根式二分法的确立，自然不再是母性自然，而是女性自然，被攻击性的男性意识所统治，变得要依靠人类，因此人类的发展成为自然发展的本质，这创造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新二元论。既然自然需要为人类所“发展”，人们就不得不从他们体现在自然中的原始的、落后的状态中发展。自然转变为自然资源与文化上差异的人们转变为“技能人力资源”是密切相关的。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从基于责任、管制和互惠转变到基于放纵的开发。④因此学者们在探讨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时，常常批判工业文明所体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工业文明恶果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背后操纵着技术的思想逻辑，是人类自然观、价值观的转变导致了生态危机和恶果。对此，中国人类学界亦曾进行过深刻反思：“‘生态危机’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其直接原因出自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的核心是‘制天’，即对生态系统的盲目征服和粗暴改造。”⑤而工业文明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的后果。
事实已经证明，目前人类社会遭遇的环境问题就是由“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因此，只有扬弃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才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正确立场。与此同时，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只是提出了问题的存在，但却忽视了人类的存在，最终只能仅有“生态”，舍弃“文明”，自然无法成为生态文明的思想之基。最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一词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情感：一方面，人类要进步、要发展，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控制；另一方面，人类要生存、要延续，强调了必须限制人类的某些行为，从而使自然维持在一定的均衡状态。正是这种矛盾的情感决定了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环境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一种既考虑到自然的延续，也考虑到人类存续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形成中的意识形态，韩国人类学家全京秀称之为“生态主义”，以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相区别。全京秀认为，生态主义的积极创建包含了人类问题的条件，它提倡确立中庸之道和均衡发展理念。鉴于现代生态学思想对旧式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全京秀认为应当在重新发现历史进程中探讨新环境决定论，因为这对于生态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①
笔者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表现的是人类的整体自觉，亦即意识到自然的存续与人类的存续息息相关，两者并不是可分的二元结构，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统一体，这样一种整体自觉反映在人类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精神文明的生态化程度的提高上。生态文明并不具备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样的实体领域，它所有的文明因子都蕴含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因此，由生态因素和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相交叉，就形成了生态物质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三大块。生态文明不能替代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构成要素，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一定要在构成要素中切实体现生态文明。
矿区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在矿山开发建设过程中，土地资源破坏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与广泛性，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保护矿区生态是关系到矿区生态文明建设、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深入分析矿区土地资源利用的规模、结构，剖析土地开发与破坏的规律，以提升管理部门对土地资源的重视程度。随着矿区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矿区正面临着严峻的土地占用和被破坏面积过大的现实情况。矿区生态文明评价将指导管理决策者完善矿山土地利用相关政策措施，以促进激励矿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同时达到矿区土地资源的节约与集约利用。
矿区生产生活减排矿区生产生活的污染排放是造成矿区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减少矿区污染物排放，开展绿色生产生活是转变矿区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活质量必然要求。矿区生态文明评价，将重点考核矿区生产、生活排放物的数量、规模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同时指引矿区管理部门完善减排规划、加强执法力度、提升监管措施，为矿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必要贡献的同时，实现矿区生产生活的节能减排。
矿区生态文明考评体系
20世纪90年代初，资源环境问题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凸显，国内外研究学者加强了针对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考评体系的研究，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应用，为当前矿区生态文明建设考评体系的研究提供了经验与借鉴。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关于矿区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设计与研究主要集中于矿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矿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矿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矿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矿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我们可以根据评价对象自身的差异性，综合矿区实际情况，构建矿区生态文明考评体系。
1．指标选取的原则
本文通过Delphi法进行指标的筛选，在参评因子的选取过程中，要遵循矿区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必须考虑矿区自身的特点。为了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价矿区生态文明程度，在研究与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①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取、指标权重的确定、数据的来源与计算都须拥有科学理论作支撑。应对矿区的复杂运行过程及系统的相互关系做出准确全面的描述与分析，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生态、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使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既满足矿区生态文明的全面性与相关性要求，又可以避免指标重叠现象的出现。②动态性原则。矿区生态文明是目标，同样是一个建设过程。因此，考评指标体系应具有动态性，以反映矿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与发展程度现状特征。③可行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避免过于庞大繁琐，同时还应考虑指标获取的可行性与数据量化的难易程度，应优先考虑现有的统计资料及相关矿区建设规范标准，尽可能选择能够反映矿区生态文明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和具有较强代表性的指标。④引导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其目的在于引导矿区走向生态文明的发展状态，因此，指标应体现与矿区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相一致的政策引导性，从而引导矿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考评指标体系的概念性模型如下：De=f（u1，u2，u3，u4，u5）其中，De(DegreeofEcologicalCivilizationofMineralRegion)表示矿区生态文明程度；u1为资源利用子系统；u2为环境保护子系统；u3为生态经济子系统；u4为社会发展子系统；u5为绿色保障子系统。
2．矿区生态文明考评指标体系
根据生态文明的内涵与本质特征，结合我国矿区资源环境现状，借鉴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各矿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本文采用文献矿区生态文明考评指标使用频率统计分析，并在专家意见咨询的基础上，构建了矿区生态文明考评指标体系（见表1）。考评指标体系将矿区生态文明考评体系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为总体层（评价对象），反应矿区生态文明程度；第二层为系统层由资源利用子系统、环境保护子系统、生态经济子系统、社会发展子系统、绿色发展子系统五个方面构成；第三层为目标层，表示子系统的运行效果；第四层为指标层，根据矿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将子系统划分为评价要素，形成单项指标体系。
3矿区生态文明发展程度模糊综合评价
矿区生态文明发展程度的评价具有模糊性，因矿区生态文明的发展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复杂的影响因素中，某些因素并不能够用一个分数对其进行评价。此外，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低级划分标准通常难以界定，分类本身就具有“模糊性”特征，同时各项因素的指标也具有不同的属性及重要程度。要解决这些问题，就离不开专家的经验以及适当的数学方法。因此，文章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生态文明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考评。
4．矿区生态文明发展协调程度评价
矿区生态文明发展协调程度是描述系统之间或系统要素之间在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和谐一致程度，是系统各要素与子系统的协调状况。矿区生态文明发展程度评价，可通过协同论及协调调度模型进行实现。
矿区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建议
1．以生态文明观指导矿区可持续发展
矿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观念的转变随时软性约束，但是矿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矿区生产生活过程中，必须全面树立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念，文化育人、将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点内容紧抓不放，将生态文明观念普及落实到每个矿企、每个家庭，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紧迫感，增强人与生态和谐共处的意识。
2．推进矿区生态修复、污染防治等技术点创新
巩固扩大矿区生态修复和污染防治的现有成果，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科学研究创新，完善地质、气候、水文、土壤、作物属性适应性的研究。将矿区复垦、生态修复与循环经济相结合，使矿区恢复和经济开发、旅游开发、文化建设相结合，使矿区服务功能多样性。
3．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关键词：派生状态形容词语法特征语用特征
从构词角度看，状态形容词分为派生状态形容词和复合状态形容词两种。本文主要探讨的对象为加附缀的状态形容词，即派生状态形容词。笔者曾专文探讨过它的分类及认知意义，下面重点探讨它的语法特征及语用功能，以对这类有特殊表现力的词汇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一、派生状态形容词的分类
在拙作《派生状态形容词的分类及认知意义》中，笔者将之细分为以下几类：
（一）叠音后缀加在形容词之后的ABB式，如：甜丝丝、热乎乎、绿油油等。
（二）在双音节形容词的重叠音节之间加“里”，即A里AB式。如糊里糊涂、里唆。
（三）ABCD式包括所有四音节的派生状态形容词。具体的有“A不XY”式、“AXYZ”式、“ABXY”式。如黑不溜秋、滑不唧溜、苦了吧唧、甜不丝儿等。
二、派生状态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一）句法功能
状态形容词的语法功能主要在句子中充当状语、定语、谓语和补语，主要功能是作谓语，这一点现在学界的观点基本趋向一致。
那么对于派生状态形容词的句法功能是否同样如此呢？下面通过例句进行观察。
1.可以做谓语
按照沈家煊的观点，状态形容词代表一定的量，是有界的，所以可以单独做谓语。派生状态形容词的有界性更突出，而且具有描写性，所以可以单独做谓语。要指出，状态形容词作谓语一般要加上“的”，“亮晶晶”是状态形容词，而“亮晶晶的”已经不是状态形容词，而是状态形容词加上标记的句法形式。很多学者将二者视为同一，笔者认为不妥。笔者认为，派生状态形容词可以做谓语，但是，通常是有标记的。如：
（1）山野间白茫茫的，二三十步远，就什么也看不清。
（2）声音恶狠狠的，像吵架。
（3）满满一屋子人，个个都灰不溜秋的。
2.可以做定语
派生状态形容词本身具有描写性，所以做定语也是它常见的句法功能。同时，必须加标记词“的”。如：
（1）捧着奖杯，金萍感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2）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3）近处，西下洼坎坷不平的地面，被雪填平补齐，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平地。
3.可以做状语
基本上所有的派生状态形容词都能做状语。做状语时有时加“地”有时不加。
（1）花农笑眯眯地站在他面前，前襟沾着土。
（2）不知怎的，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始终沉甸甸地压在心头，难以摆脱。
（3）俩人一看，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4.可以做补语
（1）真的，捧着这封信，我觉得沉甸甸的。
（2）女人唱得情意绵绵，男人唱得古里古怪，却别有一番风味儿。
（3）白圆脸两颊绯红，声音被满腔的感情激动得颤悠悠的。
5.可以独立做分句
派生状态词还有一个较特殊的句法功能是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分句，这也是它的一个显著功能。如：
菜里酱油放少了，白不呲咧的。①
综上所述，派生状态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强，大致和其他的状态形容词没有明显不同。
（二）大多数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派生状态形容词本身就已表示某种程度，甚至表示的程度还很高，所以不受程度副词“很、非常”修饰是它们在句法上的显著特征，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
她的回答反而使我觉得有点酸溜溜的。
为什么“有点/有些”这样的低程度副词能修饰派生状态形容词呢？这是因为这些派生状态形容词虽然表达了一定的程度，但还没有达到顶点，因而与“有点/有些”等低程度副词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兼容性。但是如果这个词本身程度量很高，就不可能这样用了。如，可以说“有点傻乎乎”，但不能说“有点红艳艳、有点热乎乎”。
（三）与“不”的关系
形容词的句法特征之一是能受否定词“不”的限制，如“不冷静”、“不优秀”等。但是派生状态形容词情况却不同，它们有量的特征，它们本身的释义总是表示某种程度，“红艳艳”意即“很红”，“慌里慌张”意即“很慌张”，“滑不唧溜”意即“很滑”。在言语交谈、表达活动中，既然说话人已经选择了一个有一定程度量的状态词，也就意味着对这个状态形容词所表达的意义及程度的肯定。如果再加以否定，就前后矛盾了，所以，派生状态形容词与性质形容词在这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它不受否定词“不”的修饰。如，可以说“不红”，但不能说“不红通通”。
三、附缀式状态形容词的语用特征
派生状态形容词大多是具有描写作用的词，它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多用于以形象感染为主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着重于逻辑说理的文章就较少使用这类词。而且多用于口语环境中，较少用于书面语中。此外，这类词感彩强，较少表示中性意义。
（一）从语义范畴看
1.表示某种程度的加大或减小
（1）他像一个真正的苦力那样，扁担上挂着一条脏乎乎的毛巾。（程度上有加大的色彩）
（2）当香喷喷金灿灿甜丝丝的面包出炉时，战俘们高兴极了。（程度上有减小的趋势）
2.表示某种感彩
这类词有些带有说话人主观色彩，包括对人和事物的或肯定或否定的感彩。如：
（1）面前这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小平头，红扑扑的脸蛋，身着新衣新裤新鞋。（肯定喜欢的感情倾向）
（2）后来我进书也不光进那些花里胡哨的书了。（流露出否定的感情倾向）
（二）从表达功能看
派生状态形容词的表达功能主要是进行描述。
这类状态形容词如果运用得恰当，则可以使语言生动形象逼真，增强表达效果。这是这类词最主要的、最显著的功能。下面的例句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1）正当夏日时节，平原上庄稼长得绿油油的。
（2）那晚，她望着黑漆漆的夜空，故乡在哪个方向呢？
（3）“你不是就喜欢她这型的，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水蜜桃似的？”
（4）“警服”无言以对，反而灰溜溜地逃走了。
（三）从音节谐调的角度看
汉语重视对偶与偶数音节。A里AB式和ABCD式附缀式状态形容词，在音节上是四字格形式，它们在音响上表现的节奏和旋律富有音乐美，符合美学上匀称和谐的原则。
在抒情性强的文章中，有时ABB式三音节附缀式状态形容词多连用，这样连用最能体现汉语的对称的音韵美，同时有种声音的回环与跌宕的美感。如：
（1）许营长也不过20出头，圆头豹眼，矮墩墩黑呼呼恰似一尊铁铸金刚。
（2）最后这腔，声嗓软溜溜颤悠悠明显地底气不够。
（3）两马跑起来，一匹象白皑皑的雪球；一匹似红堂堂的火团。
（4）麦田绿油油，菜花黄灿灿的。
由此看来，派生状态形容词虽然归于形容词这个大家庭，却是一位有鲜明个性的成员，它的鲜明个性体现汉语语法的复杂与丰富。
以上笔者在综合归纳他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了一些规律，希望对对外汉语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①本文所引用的例句，除加号的以外，全部引自北大语料库。
参考文献：
[1]李劲荣.状态的形容词量级等级[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1）.
[2]张国宪.状态形容词的界定和语法特征描述[J].语言科学，2007（1）.
中图分类号：B565.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034-06
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的政治哲学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是独树一帜的，但其理论的独特性也给人们带来了理解上的困扰，尤其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下简称《论不平等》）与《社会契约论》两部著作中所表达的一些截然不同的观念更具典型性。在卢梭政治哲学的解释者所面临的诸多困惑中，卢梭政治理论逻辑的一致性问题是其中的关键。卢梭强调在他不同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体现出一种融贯性，例如，他坚持认为，其所有著作中都有“一大原则”显而易见[1]（P2），并且“《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2]（P503）。一些近现代学者如卡西勒（ErnstCassirer）等人也从特定角度对其思想的一致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但有更多的学者否认这种一致性，认为卢梭两部政治哲学著作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难以逾越的鸿沟。例如，沃恩（C.F.Vaughan）认为，“《论不平等》表现了毫无顾忌的个人主义，《社会契约论》则表现了同样毫无顾忌的集体主义”[3]（P650）。卢梭的这两部著作被认为充斥着对理性的否定和肯定、对国家的普遍性批判和对共和国的高度赞扬等诸多矛盾。本文试图从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入手，对其“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和总结，为理解卢梭政治理论的一致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卢梭政治理论中的三种自然状态
学术界对卢梭“自然状态”性质的认识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卢梭试图尽可能精确地描绘初民的境况”[4]（P16），即自然状态体现出一种历史性的特征，施特劳斯（LeoStrauss）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5]（P273注释32），其他学者如哈文斯（GeorgeHavens）、马斯特（RogerMasters）、莫雷尔（JeanMorel）等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第二种观点如涂尔干（EmileDurkheim）、克劳克（LesterG.Crocker）等人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或是推测性的建构，与实际的历史状态毫不相干；第三种观点如迪拉特（RobertDerathè）等人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充满着矛盾，他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混乱和犹疑不决。[4]（P16-17注释）
笔者认为，在卢梭看似混乱并易引起争议的“自然状态”中实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论属性，也就是说卢梭的自然状态可以从三种意义上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即逻辑意义、历史意义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它们构成了卢梭政治理论中自然状态的三种类型。
逻辑意义的自然状态是卢梭“自然状态”的第一种类型，表现为一种理论假设，是为了探究事物的性质而进行的假定和推理。卢梭在《论不平等》中多次阐明了这一状态的假设性质，他写道：“我不过开始进行了一些推理，大胆地作出了一些猜测”，“我们首先要把一切事实撇开，因为这些事实是与我所研究的问题毫不相干的。不应当把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所能着手进行的一些研究认为是历史真象，而只应认为是一些假定的和有条件的推理。这些推理与其说是适于说明事物的真实来源，不如说是适于阐明事物的性质”[6]（P63，71）。“某些假定……如无历史可考，则应由哲学来确定那些能起联系作用的类似的事实。”[6]（P110）卢梭在《论不平等》中把自然状态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原始状态”（纯粹自然状态）和“人类的青春时期”，作为自然状态第一个阶段的“纯粹”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体现出逻辑意义与历史意义相互重叠的特征，一些学者也基于这一原因认为卢梭把自然状态视为一种历史真实和理论假设的结合体。为使卢梭自然状态第一发展阶段中的逻辑属性和历史属性剥离开来，笔者依据卢梭《论不平等》中的表述进行如下假定：“纯粹自然状态”这一名词表示的是假设的、逻辑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原始状态”描述的则是人类早期的生存状况，是一种历史真实。尽管二者在《论不平等》中是同义词，不过为了区别这一自然状态中所包含的逻辑的和历史的混合内涵，我们姑且赋予“原始状态”以历史意义，赋予“纯粹自然状态”以逻辑意义，使二者完全剥离出来。
从自然状态的逻辑意义来看，卢梭是以抽象推理的方式，剥去了人的一切社会属性，从而得到一个纯粹的自然人，以便阐明人类个体的和社会的本质属性，这也是他把这种自然状态称为“纯粹自然状态”的重要原因。人类在纯粹自然状态中的突出特征是处于“孤独、愚昧的野蛮人”的境地，“孤独”表明人类是一种原子式的存在，“愚昧”表明人类处于理性发展的低级阶段。卢梭反对大多数自然法学派理论家关于“人具有天然的社会性”的观点，他把纯粹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完全对立起来。自然人是平等、自由、自足的，与其说他们的平等和自由是因为他们遵循着指导人们相互关系的“自然法”，不如说主要是因为人们很少有或几乎没有任何的“相互关系”。卢梭认为，“孤独的野蛮人”所处的状况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没有其他任何思想家“曾经追溯到这种状态”，因为他们设想的自然状态都是某种程度的“社会状态”[6]（P71）。“愚昧的野蛮人”与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所强调的“理性”的重要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他的两种社会契约论的理论逻辑存在着相关性，后文对此将做进一步分析。
历史意义的自然状态主要分为“原始状态”和“青春时期”两个主要的且较为稳定的阶段。从这两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即原始状态是卢梭所言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状态，自然人是孤独、愚昧、自由的，人们没有家庭和任何社会性联系，因此也没有作为交往工具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等同于非社会性的动物的。第二个阶段即人类的“青春时期”可以视为第一阶段“自然状态”的延续，它是建立现实社会契约的必要过程，但它又不同于“自然人”所处的原始状态，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状态或“准”社会状态，因为此时家庭和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人类存在着较为固定的社会关系，它处于原始状态与文明状态之间，是人类的“青春时期”。卢梭对第二阶段的真实性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类似于美洲的部落民族所处的状态。从历史的角度看，卢梭把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原始状态、青春时期到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与同时代其他自然法学家的“自然状态-政治社会”的两分法颇为不同。卢梭除了从肯定的角度即逻辑意义的自然状态来论证契约社会或共和国的正当性之外，还从否定的角度即历史意义的自然状态来对现存国家进行批判。也就是说，卢梭认为从自然状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现存国家都是不正义的，这是他阐述自然状态历史属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下文在分析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两条逻辑线索时将对此进行阐述。
在讨论法律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时，卢梭“把自然状态等同于人们没有生活在合法统治下的情况”[4]（P80）。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论述了不平等的三个阶段，认为不平等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即专制政治的不平等阶段最终将导致一种新的自然状态，因为建立在强者的权力基础上的统治秩序必将遭到臣民的反抗，当人民推翻暴君统治之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类似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这种作为过度腐化结果的自然状态“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6]（P145）。“终点”是法律意义的自然状态，“起点”就是逻辑的和历史意义的自然状态。逻辑自然状态存在于理论中，历史自然状态不可能再次重现，只有第三种自然状态即法律意义的自然状态有可能在人类社会出现，它是对现存政治社会的批判，也是实现理想政治社会即共和国的一种现实条件。
二、卢梭的两种“社会契约”及从自然状态到契约社会的两条逻辑线索
卢梭的三种自然状态是为其两种社会契约服务的。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集中论述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契约，在大多数情况下，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就是特指这种契约。这种理想的社会契约，本质上是一种使人们结合的契约，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契约结合成政治社会，这一政治社会以实现公民的自我统治为目标，并通过“自治”使公民能够真正实现“自由”，这种社会契约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就是卢梭的“共和国”。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它不同于霍布斯的“利维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创制本身并不是一项契约[7]（P128-130），而是社会契约的一个结果。而在《论不平等》中，在从历史的角度对国家的起源进行说明尤其是在阐述“不平等”的三阶段的时候，卢梭又提出了另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使得现存的国家得以产生，与其说它是社会契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契约”，因为这种契约的重要内容就是确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政府的形成和合法化是契约的核心条款，私有制的确立以及保护私有制的法律就是通过这样的“政治契约”而获得的。卢梭仅仅在《论不平等》中用少量的篇幅论及第二种社会契约，将其视为富人欺骗穷人的契约，其目的就是使富人的统治合法化，使财富的不平等转变为政治的不平等，它在实质上作为一种“政治契约”，还因为一种“社会”状态（以人类的“青春时期”为代表）在该契约订立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了，签订契约不过是建立国家及其暴力机器并使之合法化的一种方式，因此，“政治契约”实质上是一种“统治契约”。这一契约使人们彻底丧失了自然状态中的天赋自由，在自然状态下“生而自由”的人们，在政治状态下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7]（P8）。“统治契约”是使人类从社会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的历史途径，它实际上批判了一切现存的国家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卢梭政治理论中的三种自然状态与两种社会契约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下图（见下页）得到更为直观的说明。从图中可以看出，从自然状态到契约社会的论证过程中包含着两条逻辑线索：一是从人在自然状态中的状况和特征出发分析人的本质属性（自由），然后论证何种社会（即契约社会、共和国）能够实现人的这一本质；二是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性，在承认原始状态的美好以及社会和政治发展在根本意义上的退步性（对现存国家的批判）的基础上，认为只有“结合的”契约才能使人类社会在根本上摆脱奴役以及“统治的”契约所造成的治乱循环。
第一条逻辑线索就是从“纯粹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逻辑发展过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论述这个过程时这样表述：“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注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代替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7]（P29）由这句话可以看出这里的“社会状态”不是历史意义上的，而是依据结合的契约形成的政治社会，也可以证明契约论是以纯粹自然状态为逻辑基础的，也就是说是直接由纯粹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的。
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卢梭把自然状态中的“孤独的人”（或者称之为“原子式的个人”，但这还不能完全表达卢梭的本意）与契约社会中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个人进行了对比，尽管两种类型的人所处的生存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自由的人。卢梭试图将这两边画上等号――前者的自由是“自然的自由”（NaturalFreedom）或译为“本性的自由”（在“纯粹”自然状态中“自然的”即是“本性的”），后者的自由是“道德的自由”（MoralFreedom），二者虽有不同，但卢梭关注的是它们的共同点。与纯粹自然状态这一初始状态中的人相比，把一切权利转让给了集体的订约者并没有失去任何个人所有物，他们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也就是说等式两边的核心要素都是自由。尽管孤立地考察《论不平等》一书可以得出卢梭所关注的问题是平等这一结论，但在《社会契约论》中，尤其是综合考察卢梭政治理论的逻辑体系之后可以确定，“自由”才是卢梭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
第二条逻辑线索包括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共和国的应然性论证两个部分。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政治契约建立国家以及国家的最终解体构成了这一线索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国家解体之后所形成的法律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又为建立理想的共和国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卢梭否定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正义性，他认为，从原始状态到政治社会乃至国家解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表面上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演进，实质上是人类走向堕落的过程。卢梭一直对文明社会以及人类理性持一种批判态度。文明人不自由，因为人类理性的发展创造了外在于人但又凌驾于人的物的世界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使人成为这些人造之物的奴隶，这与卢梭所主张的“积极自由”存在着密切关系。不过，卢梭并未对理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前景感到绝望。在他看来，在文明状态（或社会状态）下实现自由仍具有可能性，理性的发展使野蛮人丧失了自由，而文明人最终仍需要依赖理性重获自由，重获的“自由”即是取代“自然的自由”而在共和国中得以实现的“道德的自由”。
第二条逻辑线索表现为“破”与“立”的两个过程，它们都是从历史的角度构建卢梭政治学说的框架：“破”就是在回顾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对现存一切国家的批判，“立”就是使其“理想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它与第一条逻辑线索在理论上论证共和国合法性的“立”不同，它既是历史的又是实践的，“破”是“立”的前提条件和实践路径，其中，法律意义的自然状态衔接了卢梭的政治“理想”与“现实”。
三、卢梭政治理论逻辑的几个关键：理性、自由与自然法
由上文可见，“自由”和“理性”在上述两条逻辑线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也是卢梭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和解决其思想争议的关键。
在卢梭看来，理性或更准确地说人类“自我完善化的能力”是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灵长类动物大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智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严格界限。但卢梭将人类理性所具有的无限发展潜能作为区别二者的关键，这种区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卢梭在一般情况下是贬低人的这种本质的，认为能够“沉思”的文明人是堕落的、变了质的动物，原因在于文明人丧失了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而自由是卢梭全部理论的核心，他甚至强调“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了自己做人的资格”[7]（P16）。“自由”体现了人的本质，文明状态中的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人”的资格，他们在本质上不过是奴隶。“自我完善化的能力”或“理性能力”是从生理上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而“自由”则从伦理上使二者区别开来，当人类在生理上自诩为高于动物的存在时，他们往往在伦理上已经成为“堕落的”动物了。卢梭只在一种情况下对人类的理性持赞赏态度，即理性的人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共和国，从而实现所谓“道德的自由”，这种“道德的自由”将使人在伦理上成其为人。
卢梭的共和国的基础在于理性，在这一点上，他与启蒙运动的潮流是合拍的，不过他表现得更为激进，更具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社会契约论》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历史上的社会存在着多种类型，但只有依据卢梭所言的结合方式而建立的理性政治社会才是实现自由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理想的政治社会只能有一种形式。在卢梭设想的社会契约中，契约条款的任何修改都是不可能的。卢梭指出，“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们所默认或者公认的”[7]（P23），“使人们聚集的方法可以有千百种，但是使人们结合的方法却只有一种”[7]（P23注释4）。契约的内容就是人类理性的普遍要求，它意味着，解决政治社会中既要服从国家权力又要保持个人自由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卢梭的“共和国”。
卢梭强调，人们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或“像以前一样自由”，必须通过“结合”的方式建立契约社会。其中，“真正的自由”就是纯粹自然状态模式下自然人的自由，这不是理性人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逻辑的必然，人们考虑的核心问题是自由而不是其他物质性的基本“善”，正义的社会就是能够使其成员实现自由的社会；“像以前一样自由”是以追溯历史的口吻来说明契约社会的价值，也体现了自然状态的历史内涵与逻辑内涵的融合性关系，同时也表明了卢梭的信念：人类不退回到原始状态同样可以实现或恢复自由。
卢梭政治理论逻辑以“自由”的实现为其最终目的，这符合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政治哲学的一般特征。卢梭“通过陈述人类自由与国家之间的一种本质关联――‘国家是自由的实现’――表达了政治哲学最基本的原则”[8]，但他所强调的这种自由属于“意志自由”或“自由意志”的范畴。黑格尔认为卢梭是第一个将“自由意志”作为政治哲学基本原则的思想家[8]。卢梭所言的“自由意志”不仅表现在《社会契约论》中，同样表现在《论不平等》中。对于卢梭来说，“自然人是自由的”在根本上并不能归因于他们是孤独的或独立的，而应归因于他们是愚昧的、野蛮的。启蒙时代多数学者所采用的“原子式个人”的理论假设最多只能表达和论证一种消极意义的自由，它的逻辑结果可能会导向洛克式的自由，而非卢梭式的积极自由、意志自由。自然状态尤其是纯粹自然状态中人类的“自由”状况与卢梭对自然状态的独特设计相关。在纯粹自然状态里，自然人的孤独特征是其“自由”的客观条件而非根本原因，自然人能够保持自由的根本原因则是他们缺乏理性能力，或者说人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尚未得到展现。愚昧、野蛮的自然人处于一种接近于动物的生存状态，除了自然之外不存在任何可以支配和压迫个人的力量；也不存在任何能够引发和促进人的欲望并进而使人丧失自由意志的人为之物。而在理想的契约社会，人的自然特征这一具有关键意义的因素为人的紧密的社会关系所取代，此时，理性得到高度发展的公民能够而且只能依赖理性实现同等的自由。因此，卢梭实际上在这一等式的两边赋予了“自由”以相同的内涵，“自由”观念在《论不平等》与《社会契约论》之间表面上的差异很容易掩盖二者的共同之处。不过，野蛮人的自由与“共和国”中公民自由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野蛮人的自由意志是因为其自身之外的客观条件所促成的，公民自由的实现则需要依赖公民主动的政治参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公民美德这些内在条件。
现代社会解构了一切：自然在失去神秘性的同時，也失去了人类对它的敬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从“附魅”到“祛魅”的过程中，自然母亲受到了史无前例地破坏；人们旧有价值观被不断地打破，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观；人们在不受以往道德束缚与约束的同時，也无底线地践踏着自己的良知；人与人之间横眉冷对，人间不再是处处充满着爱；而人本身也更为可悲和可怜，被物质羁绊着心灵，被金钱和权力绑架着灵魂，身与心之间早已不再联通、相隔万里。
这是一个太需要守望者的時代，守望本初之心，守望美好而化，守望走向新生的希望。在这样的時代里，我们不能一味地随波逐流，而是需要坚守住内心本有的东西，坚守住内心自有的“道德律”，敬畏头顶的星空。我们需要怀着“守先待后”的心态，默默坚持，坚守着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等待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等待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等待着新文明的到来。
西方文化讲究用“脑”，东方文化讲究用“心”。生命智慧的出发点便是人的初始心智。那么，人的初始心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道家将初始心智归结为“赤子之心”。赤子含德最全最厚，同時又与道之母体紧密一致，赤子正是道与德未离的最佳象征。所以，要“复归于婴儿”就是要复归于赤子婴儿健康自然之心。这个复归的过程，在本质上是要人们从丧失赤子之心而异化的心态中，再回归赤子之心的本源生机。所以，道家的赤子之心是自觉地消除物化之心，删除社会异化带来的人的异质性，是使人的身与心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儒家将初始心智归结为“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把善行归结为良心的生命活力推动，而认为恶的产生是由于物物交夺而使良心走失的结果，这是把恶归结为环境与社会。所以，这是基于社会伦理——仁义礼智而生发出来的四种良知，是为处理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充满爱。
佛家将初始心智归结为“缘起性空”。所以，事物与现象之用体现于“缘起”，而事物与现象的本来却是“空”性的，“空”不是“没有”，而是“不相在”——此時此地不在即谓之“空”，此時此地“相在”即谓之“有”。佛教认为，宇宙与人生间一切事物与现象都具有“一体性”，一即一切，至少是相互紧密相连的，一切“相”都是“空性”，因业力不同而呈现给世界的一个侧面，一个点，一个片段。所以，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众生平等。所以，佛家的初始心智要求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从生命哲学的取向和生命核心的意义出发，产生了关于初始心智的理解和看法。对后来之学，有很大的指导作用。生命智慧是从生命出发，探寻让生命内外、生命之间、生命整体平衡和谐充满爱的状态，吸收了三家之学的合理之处，同時又吸收了西方科学与人、自然、生命中的智慧，所以，生命智慧是对以上三种学问的一种内在的超越。而作为生命智慧的源头的初始心智，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显然，这种初始心智也是对儒释道三家所追求初始心智的一种内在超越。这种的初始心智的状态，是人类内心的一种不偏不倚的状态，一种不被物化所污染，没有被异化的状态，是一种自在、自由、本真的生存状态。
我们经常会说：“等一等心灵的脚步”、“走了很远，却忘记为什么出发”、“带着心灵去旅行”等等，是因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离心灵越来越远了。我们很久没倾听内心的声音了，有太多的時候接受不到灵魂的召唤了。一个失去灵魂的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行尸走肉般地存活于世，生命意义何在？
守望美好而化，留存生命希望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危机深重，自然生命垂危。人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去对大自然进行掠夺性开掘与肆意占有，资源超限损耗，环境日益恶化，逐步酿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现代人的无尽的物质追求，加上两个无限（无限地消费、无限地生产）的“乘积”借助现代科技力量而无限膨胀，致使有限的地球不堪重负。随形而至的是人们心情变得浮躁，自在、自由、本真的生存状态已离我们远去。这造成了人类的精神显得极为贫困、虚乏，身与心的分离使人沦落为“物化”的存在。与之相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紧张，整个社会冷漠和缺少生命大爱。
如此残酷的现实，将使地球走向崩溃的临界点，人类步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更令人痛心的是，人类对于这样的现实不为所动，还在以原有的惯性向前，继续朝着万劫不复的深渊狂奔。纵观整个社会现实，有太多的需要我们去守望，守望内心的平衡，守望生命的大爱，守望自然的和谐……所以，这个時代里，最为缺少的就是守望，守望本初之心，守望内心的美好。
守望美好而化，留存生命希望。因为，美好而化孕育着人类走向新生的希望。守望是一往无前，坚守心中的美好而化的信念不动摇；就是怀着美好而化的心态去对待现实中的一切不美好。“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只要希望留存，人类就有可能走向新的文明，走向新生。
当然，守望不是我们一味地坚守着美好而化的理想而无作为，是将美好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付诸社会实践中，付诸自己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这种美好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会使生命美好：人之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平衡和谐爱。让我们守望美好而化的坚定信念，默默地付出行动，静静地等待新文明的到来。
走向新生，开启美好未来
“种子”，是新生的希望。秋收冬藏，它经历酷寒的痛苦，在春天来临時，由一颗种子变成一棵树苗，进而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在种子破土而出的那一刻，是生命的涅槃，是新生的开始，因为它摆脱了外在的束缚，使自我生命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
而人类文明的演进，正如一颗种子一样，有无穷的力量，有无限的可能性，蕴含着一切美好的希望。而文明的转化，如同种子破土而出，需要经历无数的风风雨雨，最终走向新生。而种子每次生命形态的转变，就如同旧有文明死亡，与新生的文明开始。
人类文明新生的开始，始于人类的心性。人类心性从关注人的外在世界转向关注人的内在世界；从关注人本身转向关注人和其他存在之间的关系；从关注人这一存在转向关注整个自然存在。人们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关注人的内心及精神生命，关注人际及社会关系，关注人在其中的自然整体。从人之身走向人之心，从个人走向人类，从人类走向自然……
心性的新生，将使人类社会旧有的、危及人类大生命的社会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从根本上开始改变，带来生命的转化。生命的转化将带来文明的转化，旧有的带来人类自私、贪婪、无情、自大、产生“物化的自我”的工业文明开始死亡；同時，带来人类身心、人类社会、人类和自然平衡和谐充满爱的生命文明开始新生。
新的文明，是一个人类心性趋向平衡和谐充满爱而带来的文明。这样的文明让人类以敬天爱人之心，敬爱自然、融入自然，并以万物之灵的担当，合和天地人，让生命美好无限、生生不息。这是一个超越了人与自然自发的和谐阶段的文明，这是一个通过人的自觉和能动性促使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文明。新的文明時期，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将有根本的转化，这些转化又将促进人类心性的转化，带来人类精神生命的转化。这将从根本上缓解和化解人和自然的冲突，使人和自然这一生命整体的生命危机得以化解，人类的生命将安宁地栖居在自然的怀抱中，充满爱地走向新希望……
生命智慧生发的根基是初始心智，这种的初始心智的状态，是人类内心的一种不偏不倚的状态，一种不被物化所污染，没有被异化的状态，是一种自在、自由、本真的生存状态。这种本初状态是生命的本原和本来。在这种状态下，通过吸收“东方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科学”以及“人、自然、生命”中智慧，能使心智达到一种美好的状态。
【关键词】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状态焦虑
RelationshipamongtheAchievementGoalOrientation,Self-efficacyandStateAnxietyofCollegeStudents.LiangJiuqing.CollegeofEducationScience,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P.R.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relationsamongtheachievementgoalorientation,self-efficacyandstateanxietyofcollegestudents.Methods350collegestudentscompletedquestionnairesincludingAchievementGoalOrientationScale(AGOS),Self-efficacyScale(SFS)and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ResultsFirstly,thelevelofstateanxietyoffemalestudentswashighersignificantlythanthatofmales,buttheirself-efficacywaslessobviouslythanthatofmales;thelevelofstateanxietyinartswashighersignificantlythanthatinscience.Secondly,thereweresignificantlynegativecorrelationsbetweencooperationgoalandstateanxiety,positivecorrelationsbetweenego-approachgoalandstateanxiety,negativecorrelationsbetweenself-efficacyandstateanxiety,positivecorrelationsbetweenachievementgoalorientation,cooperationgoal,goodfellowshipgoal,ego-approachgoalandself-efficacy,nocorrelationsbetweenself-efficacyandego-avoidancegoal.Thirdly,ego-approachgoalandself-efficacycouldpredictstateanxietydirectly.Cooperationgoalandtaskgoalcouldpredictstateanxietypassself-efficacyindirectly.ConclusionTheachievementgoalorientationandself-efficacyofcollegestudentswerecloselyrelatedtotheirstateanxiety.
【Keywords】Collegestudents;Achievementgoalorientation;Self-efficacy;Stateanxiety
焦虑（Anxiety）是对外部事件或内在想法与感受的一种不愉快的体验[1]，一直是应用心理学研究重要的领域之一。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原因如学习压力、人际交往、家庭、社会、经济和社会支持等及个人因素都会影响到状态焦虑的产生，继而影响着人们当前的行为绩效。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就目标定向成为应用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认为从社会认知角度看来，人们对行为目标的解释，或者说是对成就的认识在认知和行为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意义性及价值取向。一般认为，成就目标定向由学习目标定向和成绩目标定向构成。学习目标定向是指个体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任务的把握和理解上，把能力的提高和对任务的掌握程度作为成功的标准，失败被看作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达到特定目标的有效途径。成绩目标定向是指个体有向他人展示自己才能和智力的愿望，并极力回避那些可能失败或显示自己低能的情境，倾向于以参照群体来评价自己的成功。Nicholls最早把这两种目标定向命名为任务卷入和自我卷入，但是也有研究者把它们命名为掌握目标和成绩目标，任务目标和能力目标，掌握目标和能力目标等[2]。80年代以后，许多研究又将成就目标定向的结构加以扩展和细分。比如将社会性目标、成就回避性目标纳入成就目标，使之更趋于完善，将掌握目标和成绩目标分别细分为掌握-接近目标、掌握-目标回避、成绩-接近目标、成绩-回避目标等。已往的研究表明，掌握目标和焦虑无关。而成绩目标对焦虑的影响结果并不一致，Linnenbrick和Pintrich曾假设成绩目标定向的个体由于关注外部评价、关注自己的表现或能力是否超过别人因而容易产生高焦虑。但是Elliot和McGregor发现成绩-接近目标与状态考试焦虑和担忧无关[3,4]。刘惠军，郭德俊等研究却得出了成绩-接近目标对测验焦虑和情绪化有负向预测作用的结果。可见成绩目标对焦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验证。成就目标对焦虑的影响很有可能通过中介因素起作用。
自我效能感由Bandula于1977年提出，认为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在自我调节系统中起主要作用。自我效能感是人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内外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和焦虑之间有显著负相关[5-7]，自我效能感和成就目标定向之间关系密切[8-10]。这样，自我效能有可能是成为目标影响状态焦虑的中介因素。
因此，本次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考察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和状态焦虑之间的关系，建立影响状态焦虑的路径模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随机抽取河南师范大学本科生350名。其中男生124名，女生226名；文科163名，理科187名。年龄18～25岁之间，平均20.8岁。
1.2工具①状态焦虑问卷（SAS）：采用Zung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共20个项目，分数越高代表状态焦虑越严重。本研究中，Cronbachα系数为0.76，分半信度为0.71。②成就目标定向量表（AGOS）：采用李晓东修订的成就目标定向问卷，共25个项目。该量表分为合作取向目标(5题)、社会亲密目标(6题)、任务目标(4题)、自我―趋向型目标(4题)和自我―逃避型目标(6题)，采用5点记分方式。本研究中量表总分及5个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9、0.78、0.84、0.76、0.83、0.85。③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GSES）：采用Schwarzer等人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共有10个项目，得分越高效能感越高，修订后的中文版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Cronbachα系数为0.85，分半信度为0.82。
1.3方法集体施测。不限制时间，但要求“尽快按照第一印象”完成，即时收回问卷。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结果
2.1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和状态焦虑的性别差异和专业差异以年龄为协变量，以性别和专业为自变量，以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和状态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多因变量分析(MANOVA)。总体上说，性别差异显著(F(7,339)=4.081，P=0.000)专业及两者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单因变量分析显示，性别在自我效能和状态焦虑上差异显著(F(1,345)=10.506，P=0.001；F(1,345)=4.425，P=0.036)，在任务取向上达到边缘显著(F(1,345)=3.387，P=0.067)。文理科在状态焦虑上差异显著(F(1,345)=4.324，P=0.038)，性别和专业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女生的状态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而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男生，见表1；文科学生焦虑水平显著大于理科学生，见表2。
2.2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和状态焦虑之间的相关分析对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和状态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合作取向目标和状态焦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
2.3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与状态焦虑的路径分析以状态焦虑为效标变量，5种成就目标取向和自我效能感为预测变量，进行复回归分析，发现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趋向型目标对状态焦虑的产生有直接作用。进而以自我效能感为效标变量，以5种成就目标定向为预测变量进行复回归分析，发现合作取向和任务取向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影响了状态焦虑，见表4、图1。
3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女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低于男生，而状态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生，任务取向的性别差异达到边缘显著；文科学生的状态焦虑水平明显高于理科学生。分析性别差异的原因，这与以往的研究较为一致。关于性别差异，结合文化因素，我国男权文化根深蒂固，传统的教育一直是对女生要加以保护和照顾，这样，在面临困难时，女生会较多的受挫感和不自信，从而自我效能感低于男生而焦虑水平高于男生。关于专业差异，有研究表明，就业压力普遍存在的今天，本科层次中，理科由于专业的适应性、应用性和针对性强从而就业形成普遍好于文科生。这些社会因素会可能导致文科生的焦虑水平要高于理科。
关于成就目标定向和状态焦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合作取向目标得分和状态焦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自我―趋向型目标和状态焦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合作取向的成就目标，和积极的情绪相关联，有较低的焦虑水平，而自我―趋向型目标强调竞争，并以参照群体来评价成功，会导致高焦虑水平，所以本研究较好的验证了Linnenbrick和Pintrich的假设，并与Elliot和McGregor，刘惠军，郭德俊等研究结果并不一致[3-5]。
关于自我效能感和状态焦虑之间关系，本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国内外研究一致。这一结果提示，低自我效能感的人面临困难时，往往会高估困难，低估自己的能力，从而产生压力体验，出现高焦虑状态。可见，提高自我效能感相映地能够降低焦虑水平。
研究还发现，自我效能感和成就目标定向总分及合作目标、社会亲密目标、任务目标、自我―趋向型目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路径分析也显示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趋向型目标对状态焦虑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合作取向、任务取向目标可以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影响状态焦虑。这揭示以合作和掌握知识为成功的目标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地影响了状态焦虑。较高的合作取向和任务目标，相应的自我效能感较高，继而有较低的焦虑水平。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了自我效能感影响状态焦虑，并在成就目标取向对状态焦虑的影响中起着中介效应。显然，提高自我效能，以合作取向和任务取向为主导，避免自我―趋向型目标，一定程度上会有较低的状态焦虑，进而改善行为的绩效。可见，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中，应引导学生树立恰当的成就目标并努力，并重视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极为重要。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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