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造就了绚丽多彩、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除了具有民族文化和体育文化的共同特征以外，还呈多样性、自然性、民间性、亲和性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这些特征既是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环节，也是进一步认识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前提。
一、云南特殊生态环境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是民族文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之一。越是文化发生发展的早期，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越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中的一员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与生态环境发生联系，甚至其依赖程度远大于其他文化。例如：南方气候温和，江河众多，水源充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多以游泳、赛龙舟等水乡体育为主；北方内蒙古地区，草原辽阔，蒙古族人民擅长骑马、射箭、摔跤；中南、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高山峻岭，以狩猎为生，善于各种射猎、跑、跳、攀、爬技艺；东北地区的寒冷气候，为各种冰雪项目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一)云南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面，属于中国地势三个梯级的第二阶梯西南山原，山岭与谷地高差极大。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云南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具有复杂多样性：第一，纬度和地势造成南北差异较大。北部、西北部为高原游牧区；南部和西南部为亚热带作物和水田农业区。第二由于有适宜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和众多的高山河谷，云南自远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栖繁衍的地方，民族迁徒的走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经过不断地交流、融合与分化，并以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基调，形成了同一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有规律分布，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却又界限分明、井然有序、和睦共处的格局。但高山纵横，江河湍急，高山峡谷相间，交通十分困难，又使云南的民族形成了各自相对封闭、独立的自然生态活动区。第三，云南的立体地形、气候形成了立体生态。各民族分居住坝子和河谷地区、居住半山区居住高山区三种类型。气候为亚热带与山区的高温带并存。
不同的居住条件、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第四，云南民族不仅有起源上的差异，也由于发展过程中的条件差异，造成了文化多样性的生成土壤。居住于云南内地的民族，由于交通的便捷和外来人口的流动频繁，社会的开放程度较高，对异文化的吸收较多，文化的发展较快。如白族、纳西族、回族等。居住于边远山区的民族，与外界的接触相对较少，社会变迁程度低，文化的形成易受传统和自然地理的影响，文化更具有原发性和地域性特征。对于一些文化较为丰富而成系统的民族来说，抗变迁的能力更强一些，如傣族。总之，云南复杂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多种族群的迁徒、交汇、碰撞，是众多民族形成的条件，同时也是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云南民族文化形成的条件。
(二)丰富多彩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云南拥有25个少数民族，l5个是其独有的民族。居住于坝区或河谷的有白、回、纳西、蒙、壮、傣、阿昌、布衣、水、满和少部分彝族共l1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赛龙舟、秋千、赛马、武术、丢包、东巴武术、、霸王鞭等，坝区由于水土肥美，生活相对富庶，传统体育项目多体现为娱乐性和健身性；居住于半山区的有哈尼、瑶、景颇、布朗、德昂、拉祜、基诺和部分彝族共9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射弩、秋千、扭棍、摔跤、拔腰、布朗球(藤球)等，传统体育项目多为生产生活的再现，主要为传授生产技艺和劳动技能；居住于高山、高寒山区的有苗、傈僳、藏、普米、怒、独龙和部分彝族共7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吹枪、爬杆、溜索、上刀杆、打陀螺、芦笙舞等，这些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的后裔，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险恶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勇敢、强悍的性格，传统体育项目也多表现为狩猎、攀爬和与大自然的抗争以及对民族性格的培养等。
二、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既是民族文化也是体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它是少数民族自己创造、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与民族文化的其他部分有着许多相同的共性，是一个民族的代表和象征；作为体育文化，它也具备了体育运动的总体特征和基本内核。由于云南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独特的个性特征。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根据。
(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把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相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体育文化的其他部分，它是独立的一员，具有自身的个性特征。然而，它又是由若干不同层次、不同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组成。因此，多样性可以说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第一个鲜明特征。
云南少数民族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经过分化、融合、重组，最终形成各个独立的民族。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人口多寡不等，但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不同的祖先崇拜、不同的节Et习俗等等，因而产生了不同的且内容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例如，源于生产生活的有彝族的“扁担秋”、“打陀螺”，拉祜族、傈僳族的“射弩”，傣族的“打篾弹弓”，怒族、独龙族的“过溜索”等；源于宗教祭祀的有白族的“绕三灵”，哈尼族的“跳芒鼓舞”，傣族的“赛龙舟”，傈僳族的“爬刀杆”，佤族的“跳木鼓舞”等；源于节日习俗的有白族的三月街“赛马”，哈尼族“苦扎扎”节的“打磨秋”，傣族的“丢包”等；源于军事活动的有景颇族的“刀术”，德昂族的“武术”等。云南有的民族，如彝族、哈尼族等，有许多不同的支系，这些支系也有着不同的传统体育文化。例如昆明、楚雄一带彝族的“跳脚舞”与撒尼人的“阿细跳月”，其动作特征就有很大的区别。云南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因各自居住的生态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类别的传统体育。例如生活在高寒山区的怒族，生活环境的险恶和生存的需要，弩就成为他们必备的生产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灵物崇拜，射弩就是一种生存技能；傣族生活在相对富庶的坝区，悠然自得，传统体育中多以游戏性项目为主，身体直接对抗的项目较少。娱乐、休闲就是傣族传统体育的特色。几乎云南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特色鲜明的传统体育项目和文化。丰富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现出了多样性的显著特征。
(二)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然性特征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然性特征主要是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与发展较少受到来自内地中心文化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的产生具有原发性。这种自然性特征取决于云南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程度。从地理位置来看，云南处于我国西南边陲，地处偏僻，地形险恶，信息传递较慢；从社会的发展来看，较之内地的情况，云南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不高且参差不齐。因此，与云南民族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与内地主流体育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成为一种自然性的、边缘性的传统体育文化。也正是如此，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较好保存，形成了鲜明特色。人们可以在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比照中，一眼就能认出属于哪个民族的传统体育。例如石林彝族的摔跤、哈尼族的打磨秋、撒尼人的“阿细跳月”、白族的“打霸王鞭”、傣族的“孔雀拳”、纳西族的东巴武术等等，已成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象征和代表。另外，对于外来文化，在学习和传播过程中一些文化因子会产生衰减或变异。同时，土著文化也有较强的同化力，使得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保持其文化特色。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傣族的龙舟竞渡和白族的赛龙船表现出对龙文化的认同感，舟船的制作都为龙型。但傣族的舟型为龙头、象牙、孔雀尾翅，将龙舟与傣族的吉祥物结合起来，成为特有的舟型；白族的赛龙船是为纪念一位与蟒蛇同归于尽、为民除害的白族勇士，与内地汉族为纪念屈原的传说不同。
(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间性特征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间性特征，首先表现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分化性。云南民族文化大多处于原生状态，尚未分化出雅文化，大多属于民间文化。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与原始思维方式相适应，它包含和交织在民族社会的生产、宗教、教育、医疗、娱乐和战争行为之中属于浑然一体的、尚未分化的自然体育形态。作为云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意义无不与全民族社会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反映和服务于全民族社会的生产生活。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者是本民族全体成员，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民间文化特性。其次，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大都依赖于各类民俗节Et。民俗节Et是全民族参与的活动，传统体育成为民俗节Et的主要活动内容，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例如哈尼族的“六月节”荡秋千、白族的“绕三灵”打霸王鞭敲金钱鼓、傣族泼水节的龙舟竞渡、傈僳族“刀竿”节的上刀竿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四年一度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促进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四)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亲和性特征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亲和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尊重和吸纳方面。云南各个民族都能以一种尊重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而不是采取敌视，甚至消灭而后快的态度。因此，在居住模式上才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在民族性格、社会价值观上才表现出崇尚团结、热情好客的文化品质；在传统体育文化上才呈现出各个民族不同类型、不同特色、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项目。在对异文化的吸纳方面，云南各个民族都能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来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例如从纳西族文化、白族文化、彝族文化、傣族文化、佤族文化等可找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因子；傣族的龙舟竞渡、白族的赛龙船受中原龙文化的影响较大；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荡秋千、打陀螺的传统习俗，只是文化含义、游戏方法和规则有所差异；由于是相邻民族，傣族的耍刀和景颇族得长刀舞在动作上也颇为相似。当然，对异文化的吸纳并非原样照搬，总是在吸纳的过程中或多少地进行了一些民族化、本土化的改造，为本民族的成员所认同，这样才成为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地位及其现代意义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同样面临着转变的过程。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把握发展变化的限度，弃其糟粕、保留精华，这关系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存亡问题。因此，正确看待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尤为重要。
第一，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的形成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积累、传承的结果，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各个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样具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作用，也是建设云南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是不可以现代体育文化全盘代替。云南民族文化必须吸取各民族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建设起来。
第二，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来看，作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可成为旅游资源中的人文景观将其转变为经济优势，在云南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同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还可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优秀的文化品质以及社会价值来丰富云南民族文化内涵，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做出贡献。
第三，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的表现来看，云南少数民主传统体育既区别于其他少数民主传统体育，而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构成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巨大变化，民族传统体育有了发展变化的空间。就中国国情、云南省省情而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状况，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健身娱乐功能、教育功能、民族凝聚功能将促进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可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施维达，等：《云南民族文化概说》，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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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民族关系发展；内生变量；优化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5－0001－05
民族关系发展是民族发展的向度之一，是多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前提。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历史的、现实的、主观的、客观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背景和原因。已有的研究多是纵向的注重过程质变的描述，而通过把握测度指标体系进行横向量的拓展研究较少。事实上，民族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相关民族内部结构诸要素、民族素质、民族意识等。因此，加强对民族关系发展的内生变量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民族关系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关系发展的内涵及变量
民族关系发展是指相关民族基于各自的差异、利益需求、社会分工及民族社会心理，在政治一体化国家的自然、历史、社会条件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通过信息和能量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格局。具体表现为民族内部结构的优化、民族素质的提升、民族意识及民族社会心理的健全以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构建。在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发展实际上是民族交往关系的发展。作为生产关系的范畴，它与生产力、社会分工、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是内在统一的。现阶段，在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格局中，交往主体不是一种偶然的存在，而是普遍的历史性存在。交往关系也不再是强制性和不平等的，而是一种自由平等关系；交往的范围涉及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乃至国际社会；不同层面的交往关系表现为交往主体横向社会联系的社会性特征，以及这种社会联系是主体在纵向的社会历史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实践性特征。这就从一般意义上反映了民族交往的本质是相关民族成员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民族关系发展是相关民族的内在要求，是多民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必然结果。
事物总是运动、变化、发展和相互联系的。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事物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并且都处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而所有系统都是由变量构成，中心事物一旦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界限随之明晰，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便可通过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变量模型去探寻。就多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系统来说，民族关系是它的子系统之一。当我们把民族关系发展作为中心事物来研究时，影响民族关系的民族自身因素就是该民族共同体变化的内在根据，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内生变量即自变量。具体包括民族内部结构诸要素、民族素质、民族意识等。而与此相关联的是影响民族共同体变化及民族关系发展的外在制约因素，即因变量。如国家根本制度、法律法规、民族政策；社会变迁引发的人口流动、居住格局的变化、互通语言、族际婚；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遗产；地理位置、地貌、地质、各种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生态环境；全球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跨界民族、世界性宗教和国际恐怖主义等。民族关系发展研究固然不能忽视外在制约因素，但在多元共存政治一体的格局下，归根结底，民族关系发展的主体是各相关民族。关注民族关系发展的内生变量及优化，探寻“内生型”发展路径是―个重要的视觉转换。
二、民族关系发展的内生变量
民族关系发展的内生变量即相关民族的自身因素，是决定民族共同体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是影响民族之间的交往方式、交往过程及结果的决定力量。它具体包括民族经济状况、民族政治文明程度、民族文化样态、民族人口结构、民族综合素质和民族意识等。这些变量体现了民族共同体相对稳定和绝对变化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把握和协调民族关系的历史及现实依据，显示了与民族关系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另―方面，其量的积累和质的变化，促使民族关系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和发展中。
(一)民族经济状况。经济状况是一个民族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纵观历史，一个生产力发达、分工有序、产业结构合理、经济增长方式先进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往往处于主导或有利地位。汉族之所以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与其相对先进的生产力、较合理的经济结构分不开。在国际社会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支配，实际上就是西方民族强势地位的反映。面对现实，就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而言，除了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外，生产力总体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GDP增速相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绝对值还是偏低。以5个民族自治区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情况为例，2010年，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分别增长了12.1％、14.5％；10.0％、15.9％；9.4％、15.5％；10.4％、14.1％；9.4％、15.9％。但5个民族自治区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民族内部的其他变量，同时也使族际关系处在事实上的不对等状态。
(二)民族政治文明程度。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文明程度表现为国家权力在各民族之间的配置和分享。具体包括各民族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地位、民族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民族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公共权力机关及社会组织的结构状况等。在阶级社会，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决定着民族关系的性质，但随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每个民族不分大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自治权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各级人大、政协规定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代表、少数民族委员等。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各族人民共同分享国家权力。在政治权利平等原则下，各民族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社会组织健全程度，民族成员政治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决定其事实上享有区域自治权和国家共治权的程度。
(三)民族文化样态。从广义而言，文化即人化，指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积淀与泛化。文化是民族区分的基础，是将民族成员联合起来的凝聚核心。由此推断，民族文化样态本质上是民族观念形态的聚合，包括民族知识技能、思想观念、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审美取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一个民族的文化样态往往影响或制约该民族成员与其他民族成员交往的态度、方
式。如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新技术的能力相对较差，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就可能处于劣势，产生民族自卑和封闭保守心理，不利于建立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民族风俗习惯中的陈规陋习也不利于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民族观、宗教观上出现的偏颇都会影响民族团结乃至国家稳定。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化交流的平台扩大，主流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凸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现代转型和自我保存的困境，期间必然要经历转型的阵痛、价值重构的茫然，如能积极进取，不断创新，便会实现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共存与共荣，为民族关系发展提供不竭的创造活力。
(四)民族人口结构。人口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因素。民族人口结构由人口数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因素构成。它不仅是民族内部结构运动的基本条件，也是民族关系存在的基本载体，并对民族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49％。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汉族人口增长5.7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6.92％。从实际情况看，民族人口的多少对民族关系有重要影响。我们之所以坚决反对，除历史因素外，与汉族是中国主体民族，在民族交往中往往容易侵犯少数民族平等权利有直接关系。另外，民族人口增长过快或过慢，民族成员性别比例失调、民族教育层次失衡、民族职业结构单一、民族特定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口流动状况等，最终都会反映到民族关系上。
(五)民族素质。民族素质是一个民族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能动力量的综合反映，主要包括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民族思想政治素质、民族心理素质及身体素质。探究民族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不仅要从民族内部结构找原因，也要从民族素质找根据。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是民族最基本的素质，它影响和制约其他民族素质并集中体现民族整体素质，展示民族关系未来发展的潜力和趋势。民族思想政治素质代表一个民族觉醒和成熟的程度，体现该民族的思想觉悟水平、社会公德水平、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能力等，是激励民族成员的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及民族关系发展的精神动力。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与外部环境互动时产生的心理张力和内心状态，包括“民族的心理承受力、包容力、适应力和自主力。”一个心理素质良好的民族能客观评价自己，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平等对待其他民族；而心理素质畸形的民族，要么狂妄自大，走上欺压其他民族的道路，要么封闭、排外、自卑，缺乏进取精神，自甘落后，不利于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民族身体素质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其基本表征是人口的繁衍及体质、智力、寿命等状况。
(六)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存在的反映，指“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在国家生活中，在与不同民族交往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从源头上看，早期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意识是自然形成的，总体上是一种分界意识和认同意识。到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为建立民族国家，人为创造了现代民族的民族意识，建立起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作为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发展及特点的一种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具有两面性：在压迫民族中，表现为大民族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表现为对民族压迫的排斥和反抗，表现为爱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古往今来，民族关系的嬗变历程表明：自然、合理、健康的民族意识是民族识别和认同的前提条件，是民族发展的凝聚力和内在动力，是抵御民族自然同化和强制同化的重要屏障，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观念先导。在现阶段，民族意识还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族意愿，制定和执行民族政策、法规，促进新型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据。但民族意识极端化，则会导致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阻碍甚至破坏民族关系发展。
三、民族关系发展内生变量的优化
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根据是相关民族的内生变量。民族内部结构诸要素的关联与调整是民族关系格局嬗变的决定因素，民族综合素质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民族意识则是直接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观念先导。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决定民族关系中相关民族的自身因素呈不同状态及多维向度。在构建和谐社会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优化民族关系发展的内生变量显得尤为迫切。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根本转变，是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而实现这一根本转变的主要途径在于：第一，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加强政府引导和利益引导，增强民族成员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达成投身市场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共识。在抓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切实从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出发，注重生态重建和生态维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力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使民族地区经济踏上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族地区政府经济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制定投资政策，采取有利于民族繁荣进步，民族成员普遍受益的公共政策，积极发展本民族群众直接受益的产业。第三，优化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畸型，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是一些民族地区经济效益低下的症结所在，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公布的数据，2009年，民族自治地方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例为16.4:45.8:37.8，结构仍不合理。从产品结构看，主要为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粗加工，耗能大，效益低。因此，要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必须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第三产业，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加工业和高附加值的消费品工业，以发展原料及初级产品深加工为导向，开发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产品。
(二)建立民族自治与民族共治有机结合的新机制
现阶段，由于民族差别，民族利益矛盾客观存在，少数民族既有自治诉求，也有对民族杂居地区及国家政治体系的共治愿望。民族自治是对少数民族自主管理、当家作利的确认，民族共治则是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扩展和提升。可见“自治与共治是构建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政治权利结构的两块基石。”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构建平等、和谐民族关系的根本途径。首先，充分自治是走向共治的基础，而自治的核心是自治权能否切实得到行使，这就要求各民族有科学的立法理论和体制，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法律，对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的保护以及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和改造；大力推进民主建设进程，开放公权，为民族成员不断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效能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组织保障。其次，在自治基础上走向共治，需要各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宽容和认同，这有赖于族际间建立广泛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联系。再次，在多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始终是在国家政治体系的框架中展开，无论是民族自治、民族共治，还是二者的结合，既定的重要前提就是国家政治系统应为各民族成员开通更多的政
治参与渠道，提供更多、更高层次的参与机会，促进自治与共治的有机结合。
(三)发展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转型势在必行。其基本走向是在保存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大力发展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当前，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激发坚不可摧的凝聚力。具体措施主要是：第一，在少数民族中更加牢固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各族人民，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第二，提倡和谐的价值取向，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处理民族矛盾，通过建立健全各种法律的、制度的、道德的规范体系，使少数民族区域社会呈现既充满活力，又团结、进步、和谐的局面。第三，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源泉，是保护民族文化特色不断创新的基础。对健康向上的能激励民族精神的优秀民族文化应积极保护，并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发挥其蕴含的社会效益。第四，鼓励和引导各民族学习和吸收国内外其他民族先进、优秀的文化成果，在相互借鉴和吸纳中不断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创新，以适应时代要求并永葆生机和活力。
(四)优化民族人口结构，提高民族综合素质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已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从人口增长速度看，十年来，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分别增长6.92％和5.74％，但在低增长态势下，预计到2032年，人口将零增长；从年龄结构看，60岁以上人口占13.26％，老龄化加快；从文化程度看，每10万人口中，大专以上、高中、初中人口分别增加5319人、2886人、4827人，小学文化人口下降8922人，文盲率由6.72％下降到4.08％。据国家统计部门权威人士分析，人口结构问题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各少数民族来说，要获得民族自我发展和民族交往的持久内力，必须优化人口结构，提高民族素质。具体措施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计生优扶政策，依法控制出生人口的性别选择，扩大民族成员受教育的范围和受教育的程度，逐步改变单一的职业结构。在优化人口结构的同时，通过把教育和科技事业置于民族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民族教育立法，改革办学体制，在加大中央对民族地区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各民族地区也相应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民族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结构均衡，提高民族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灌输，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的传播，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育以及公民道德工程的实施，提高民族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通过科学生活方式的倡导和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提高民族成员的身体素质；通过广泛深入的族际交往，各民族形成平和、包容、自主、进取、健康的民族心理素质。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文化价值；精神价值
中图分类号：J026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①，它是人类创造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在人类社会进步历史上的文脉的承载见证，是各民族悠久历史基因的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饱含着丰富民族文化信息含量，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也会有所改变和发展，特别是在当代文化视野下，有以下体现：
一、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与“非遗”的使命感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屹立于世界东方，除了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还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即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民族精神作为推动力。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民族前进发展过程中的精微内在动力。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必须注意到结合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阐释和概括。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演进出一些具有生命力的民族精神内容，崇尚刚健有为和中庸的价值观，崇尚道德伦理，讲究天人合一等，这些民族精神在民族文化复兴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不断与时俱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感中获得充分的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伦理道德，追捧忠孝仁义，讲求中和，这些道德伦理条约不仅制约了民族大众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是族群中人们恪守的维系社会和人伦关系的准则尺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伦理道德准条，不仅渗透到民众的观念、信仰、生活风俗、思想情感等各方面，而且与本民族的民间艺术相融合，在族群的艺术审美素养中深深打上了追求伦理道德等民族精神的烙印。同时，这些非遗的艺术形式成为承载民族精神最佳媒介和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得以修养、调整和反思的一个重要场所。它的某些内容也许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失去意义，然而它的合理精神却超越时空，在厚重而又多样、大一统而又多元化的文化演进历程中，传承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②因此，确保民族特性、民族精神的传承，是当代每个族群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和研究，是唤醒人们对本民族精神传承意识的最好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塑造民族精神、道德情怀和生活方式，积淀民族文化心理，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传播生命观忠孝观念等使命。它是人类族群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通过所在族群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精神图腾、神话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才能得到所在族群的认可。它一方面真实地记录了某一民族、地域的人文、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对滋养民族精神、提高文化素质极为重要。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无形的，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与许多自然资源一样是一去不复返的，不可再生的。③那些经过时间过滤流传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痕迹，保留着浓缩的民族精神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精神价值。
二、“非遗”与当代文化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使它们相互之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文化生态平衡则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科学技术、社会组织、制度体制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所存在的共存互动的平衡关系，它着重探讨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动态平衡。
文化生态平衡包括本民族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和族群文化促进交流之间的生态平衡，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保持我们族群文化的良性输出，维持文化的多元化，这样的文化碰撞有助于产生有利于人类成长的思想，这也是保持本族群文化基本特征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随着传统民间文化所赖以生长和存活的农业文明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负载着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掌握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乃至离世，使民族的“文化记忆”出现中断的概率增加，我们中华民族流传数千年的民间文化艺术瑰宝面临着被遗忘、遭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
文化生态的平衡依赖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族群传统文化艺术之根，它保留着该族群文化艺术原生态和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是族群归属感所在。在当代国际舞台上，国家对外输出和交流越来越倚重于民间特色文化的输出和交流，让据有民族特色和独特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唱主角，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家对外交流的桥梁，成为民族之间密切联系的催化剂。一旦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可和喜爱，则会大大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增进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同时满足本民族的自豪感和向心力。
为了实现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所以我们必须珍视代代相传的宝贵文化遗产，特别是承载着我们文化记忆，灌注着民族文化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各民族增强民族文化危机意识，切实可行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避免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同质化，实现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和多样性。
三、“非遗”辐射的哲学观念
1.真善美的审美观。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民族舞蹈教学影响
我国的传统文化极其丰富，诸如文、史、哲、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传统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越是科学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提高，认识能力增强的情况下，越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化艺术的传播非常之决捷。我国56个民族中，每个民族都积存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遗产，仅从民族舞蹈艺术来看，它的舞蹈样式、动态及表演方式、动作风格、节奏变化等都具有自己的特性。如蒙古族舞蹈，它的动作力度大，节奏铿锵，肩部张放劲收，马步轻快敏捷，表现出蒙古族豪迈剽悍和英勇无畏的性格。通过各民族舞蹈风格来比较，那真是各有千秋，色彩纷呈，区别很大，风格特色令人赞叹。通过各民族的舞蹈可以看出，各民族地区由于生态环境与生产劳动的影响不同，从而形成的艺术风韵和民族舞蹈语言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如果把56个民族的舞蹈集中起来是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的。但由于各民族文化观念的不同，在对待民族舞蹈的态度上也大有差异。
中国民族舞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积淀古代传统文化，原始舞蹈遗存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交融发展。用肢体语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使人们真正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现今，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民族文化教育的政策改革，使中国民族舞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可以看出，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舞蹈是息息相关的，通过民族文化与民族舞蹈相融合，让民族舞蹈进入一个新的起点。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国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专门有一段明确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可见国家已经把传统文化教育列入了课程范围，证明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富创造性的教学任务。作为学校课程，除正式课程外，要有选择性的开展一些活动课或选修课来进行这项教育工作，增加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
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的舞蹈形式，创造了风格各异的舞蹈文化，各民族舞蹈特有的风格和情感表现都是受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来，在传承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过程中，只有把中国民族文化渗透到舞蹈教学的骨髓里，将单纯的舞蹈形态的传授，拓展为反映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更深层次的传承。才能使学生不仅能用优美的体态表现舞蹈，还能从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方面去领会民族舞蹈的真谛，达到心灵与肢体的共鸣。我国民族舞蹈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多种表现形态，只有充分的了解民族传统文化才能更好的去表现民族舞蹈艺术。在课堂教学中，只有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深深地渗透到舞蹈教学的骨髓里，从民间传统文化的视角探究，来掌握该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语言的动态，才能使学生更深入的、从内在的去表现舞蹈的真正含义。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渗透在民族舞蹈教学的每一个细节，赋予民族舞课堂教学活动以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更加宽泛、深入的教学方法，避免了以往教学中将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舞蹈律动流于形式的结合模式产生的弊端，而多渠道的采用由直接获取文化知识、间接引导与生活体验感知上升到理性思考的方法行之有效的达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舞蹈教学的结合。目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实践中存在着忽视舞蹈文化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从多途径入手，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舞蹈教学相结合，使其教学目标得到充分的体现。
综上所述，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舞蹈是密不可分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对民族舞蹈教学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提高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不光是对民族舞蹈教学有影响，对所有学生的学习生活也是有影响的。
参考文献
[1]王凡.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与文化结合的探讨.大众文艺，2010，08期，190
关键词：民族音乐音乐教育佤族
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历史悠久，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我国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共同创造了我们几千年的悠久文化。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有着令世界惊叹的自然风光，也同样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这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灿烂的音乐特性、歌唱精巧、独到的乐器更是各具特色。这些极富原创性、独特性音乐已大大超越音乐本身的范畴，更传承着很多源远流长的生活习俗、民风的文化形态。这些音乐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财富。
云南是我国民族最多最复杂的省份，其中有15个少数民族为云南独有，并且每个民族都有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有各具特色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征，致使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资源丰富多彩、色彩斑斓。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背景下孕育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这是我们文化资源中相当丰富和宝贵的一笔财富。但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各地的原生态音乐文化资源正面临着强大的冲击和破坏。西部开发的实施在为西部地区经济腾飞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会给西部的民族文化产生诸多影响。如何弘扬传承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如何推陈出新，如何解决民族音乐资源严重流失和人才匮乏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难题。
“保存”与“发展”是新时期边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工作的中心内容，也是我们音乐教育者的责任。因此，我们的思想观念应该与时俱进，接受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更新这一客观现实。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在西部开发的背景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经历的发展并不是那种由历史积累所形成的一点一滴、自然而然的渐变式进化过程，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突变，这种变化是由初级到高级的直接跨越，在文化传承上很容易产生断层现象。如果旧的文化形态不能及时予以记录保存，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会销声匿迹，无迹可寻。人类历史上有多少遗失的文明，多少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为后世留下了永久的遗憾，这种损失一旦产生，是无法弥补的。
在当代，教育与媒体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当教育与媒体结合起来，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青歌赛设立原生态组别代表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媒体的进步反映了社会需求，也体现了社会理念的革新。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去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强烈冲击，一些有价值、有特点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部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由于没有得到较好传承，一些已濒临灭绝，另一些甚至已经消失了。
居住在阿佤山深处的佤族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佤族能歌善舞，传统原生态民歌民乐品种繁多，题材广泛，风格独特，其原始、古朴、原汁原味的独特风韵犹如绕梁之音，让人回味。为了保护和传承佤族原生态文化，我们开设了“西盟佤族自治县阿佤文化传承小组”班，聘请了深谙佤族民间文化艺术的老艺人来授课，学生将学习音乐基础、原生态民歌、原生态器乐、民间文化等课程。通过学习，学生将学会表演本民族民间歌舞琴艺，用语言和文字来阐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具备初步的民族自我传承意识，使佤族文化保护得到良性后续，最终实现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阿佤文化的目的。
【关键词】全球化中华民族凝聚力民族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3.016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对于正处在社会发展转型期的我国而言，有效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无疑成为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及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全球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构成的挑战
借助全球化带来的跨国联动进行经济、文化入侵，对中国形成弧线式包围圈。借助全球化，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实现了各自优势资源的交换与互补，弥补了自身在工业制造、科技研发、制度管理等方面的不足，通过各种合作模式，促成彼此之间的互利双赢。我国利用全球化来推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个别对中国存有敌视的，则开始以“全球合作”为名，纠结一处，集中针对中国展开经济、文化上的包围与侵入。
全球化的信息交流成为分化、瓦解中华族群文化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的隐性途径。随着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即时、便捷、高效的跨区域信息传播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地进行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主要途径。但是，国际也借助这一途径，实行其分化、瓦解中华族群文化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的计划。借助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由性，国际持续向国内民众灌输拜金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消极的价值观，试图瓦解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的内敛、平和、务实的精神理念，接受所谓的先进的西方意识形态。①所以，如何管控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过剩与泛滥，抵制的和平演变，也显得迫在眉睫。
全球化冲击了民族产业，催生了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扰乱了各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良性格局。全球化的到来，不仅为我国提供了学习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生产技术以及管理制度的机会，也加快了中国社会传统意识形态的转变和现代社会文化更新的速度。随着大量外来资本的流入，一部分本土民族工业被外资企业兼并、收购甚至难以抵挡外企竞争而不得不破产。同时由于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国民的现代社会意识也相对淡薄，所以很容易对外来文化、制度、企业、产品产生排斥心理，催生出诸如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偏执心态，妨碍中外合作、国内各民族间合作，严重扰乱各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全球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的作用
全球化扩展了中国展示自身实力的空间，可强化各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都为中国走向世界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国内民众也可以通过各种信息获取途径，切身感受到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和国家实力的提升，继而增强化各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
全球化提高了各民族同胞对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认知，加深了民族认同感。近年来，借助全球化带来的跨国合作，我国本土文化的产业出口规模与营收不仅逐年稳步增长，而且设计理念、表达形式也逐步与全球主流的文化审美取向接轨。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互联网信息革命，激发了本土文化企业的创新意识，带动了娱乐、影视、文化策划、人文旅游等文化产业领域的海外开发与运营，推出了不少口碑与商业收益双赢，且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产品，有效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加强了各民族同胞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②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反华逆流反向激发了各民族的危机感，强化了团结意识。全球化在打破世界各地孤立、封闭式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以全球化为名，大打“人权牌”与“民主牌”，集中对中国施压，蛊惑中国民众接受西式文化，企图改变中国的发展制度。这使中华民族产生深深的危机感，从而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社会主义发展制度，保护、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的团结意识得到增强。
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路径
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逐步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与地位。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持续扩大制度改革的领域，积极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运作模式以及管理制度，优化产业结构、渐进去库存与产能，提高经济质量。同时，也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军事研发、教育改革的支持力度，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协同共进，努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影响力，培养各族民众的大国国民自豪感。
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突出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提高各民族同胞的荣誉感。我国应当秉持开放、兼容、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鼓励本土文化产业走出去，欢迎国外优秀的文化产业引进来，形成彼此参照、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互动局面。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平台，集中、全面地展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新态势，引导各族民众了解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大国的担当，提高各民族同胞的荣誉感。
加快媒体的海外布局，增强中国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提升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要鼓励本土的文化企业，尤其是媒体行业进行海外市场的拓展，引导其采取合作收购、参股并购、协作竞投等多元化的经营手段，深化与国外传媒企业的合作，展示中国的发展新貌、传播中国价值观、凸显中国的国际立场以及寻求全球合作共赢的基本诉求，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影响力的本土媒体品牌，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强化各民族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归属感。③
推广开放式、多元化的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制度，协调处理意识形态隔阂、增进各民族团结。应当合理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快专项立法，提高整治力度，净化网络风气与传播氛围。逐步推行更为开放、透明的社会舆论监测与引导制度，鼓励各族民众正确运用互联网去开阔自身眼界、增长知识见闻、提高信息甄别与筛选能力，自觉抵制互联网平台上的外来的消极价值观念，以求同存异的认知理念理性地看待意识形态隔阂，传承并强化自信、从容、团结、开拓的民族精神。
（本文为2015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墨子生命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和南京工程学院校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效用主义道德观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2015SJB226和YKJ201439）
注释
孙悦凡：《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上海经济》，2016年第2期，第43～49页。
杨英法、张骥：《借力汉语国际化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98～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