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ED，萨丕尔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对其语言观进行阐述，并根据对二者不同语言观的认知，对其语言观的贡献及其局限试做出分析，并提出自己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desausure，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代表作，对后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D，萨丕尔(Sapir，Edward；1884～1939)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活动涉及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尤其在有关“语言与思维”这个重要问题上以着名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闻名于世。其代表作为《语言论》。索绪尔的学说理论影响、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而萨丕尔则是其中美国描写学派的先驱之一，两位语言学大师在语言的观念上有相似相同之处，但他们又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盛时期，索绪尔从琐碎大量的语料中摆脱出来，致力语言的内在现实，以符号观作为其语言观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符号的关系与特性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将其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他最主要的语言观。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一种整个语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这个系统由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这个系统中的前后成分形成组合关系，不同的成分则可以跟替换的成分之间形成范畴上的聚合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本质是靠关系而不是实体存在。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索绪尔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其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以及语言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等。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
美国语言学在传统上跟欧洲有密切的联系，重视对语言的实事求是的描写。这种特色使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被称为描写语言学。萨丕尔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本质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语言论》的前言里，他说：“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语言是什么，它怎样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异；它和人类所关心的其根本问题的关系怎样，如思维问题、历史过程的本质、种族、文化、艺术。”萨丕尔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用来表达人们的认知、情感的媒介。萨丕尔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是突出了语言文化的功能。
萨丕尔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文化功能，一套符号系统，前者说明他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后者显示出他与索绪尔在语言系统观上的不谋而合。他将前人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两种观点融为了一体。
萨丕尔长期研究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问题，重视语言和文化及思维的联系，他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的发展，形成“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这项学说引起了相关的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语言模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决定人们的世界观，这把人类的认知程序颠倒过来。按此观点，说一种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学会另一种语言，或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而这与事实不符。
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整体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萨丕尔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的发展。除结构主义语言学后，语言学界的流派异彩纷呈，如日内瓦学派、功能主义、伦敦学派、转换一生成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发展对语言的认识，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得以丰富全面。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知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从上文对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语言理论也不例外。各种理论从语言的内部、外部，从心理基础，从行为反应，从人类学，从文化上等各方各面进行对语言的解读，也就出现了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等等关于语言本质的论断。面对众多语言本质的论述，让人觉得眼花缭乱，语言似乎难以界定，语言的本质似乎难以捉摸。
对语言来讲，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如有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历史等方面，语言如为一个内核，文化等因素便构成了围绕这个内核并与之以及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每一个因素参差不齐，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与语言进行着相互影响。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概念的定义在不同范畴内有不同的体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有其各具属性特点的定义。我们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开放性的概念。如果要给语言下定义，我们应以哲学的高度，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总结出它最一般的特性、最重要的属性。笔者从人类的产生，人脑思维意识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思考，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是语言的本质及基本特征。人类创造的任何文明都是基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前进的动力。人们需要语言，语言才会产生，产生之后发生的对于人类与社会的各种影响应属于次一个层次或更宽范畴的讨论问题。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帮助我们认清语言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人类在发展，语言的研究随之发展，探索语言本质及特征的脚步永远在前进。
参考文献：
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8年4月，北京第12次印刷
[关键词]过渡文化；过渡语；系统性；动态性；僵化
[作者简介]赵凌，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助教，浙江杭州310000
[中图分类号]H01；G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0－0123－06
一、文献综述
(一)过渡语理论及其研究现状
随着社会交往的进一步深化，持不同语言的群体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必要，外语的学习也成为一种必需。但是随着现代语言学的迅猛发展，有些学者发现，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既不同于其母语又不同于其目标语的个人独特性语言，LarrySelinker(1972)提出了过渡语(inter－language)的概念。
从1972年过渡语概念被提出，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30多年中，过渡语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为了纪念科德(S．P．Corder)教授光荣退休，出版了《过渡语研究文集》(1984)，反映了当时了当时研究的最新成果。
科德(corder，1981)出版了他的《错误分析和过渡语》一书，共12章，涉及学习者错误的重要性，个人特异方言和错误分析；语言学习者语言的描述；学习者错误研究中解释的作用；错误分析和纠正教学；过渡语的启迪；过渡语的研究；等等。该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过渡语的理论以及过渡语有关的错误，集中反映了科德的过渡语观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过渡语的研究更加趋向深入，Selinker(1992)出版了RediscoveringIn-terlanguage，研究了过渡语的起源和发展，跨语言系统的单位等等；GabrielKasper和ShoshanaBlum-Kulka在1993年编辑出版了InterlanguagePrag-matics，认为过渡语语用学是跨学科的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分支。
国内研究过渡语起步较晚，最早引进过渡语理论的是鲁健骥，他在1984年发表了《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引发了一系列对汉语偏误分析的研究。中国外语界对过渡语的研究比对外汉语教学界要晚些，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黄健玲在《中介语石化现象分析》中提出僵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语际迁移、语内迁移和交际策略；殷泽生在《中介语石化现象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中认为，僵化同学习者内在因素有关，主要是年龄因素和缺乏与目的语文化融合的欲望；司联合2004年出版了《过渡语与语言教学》，详细总结了国内外过渡语的研究状况，并详细讨论了过渡语与语言教学的关系。
(二)过渡文化的研究
随着过渡语研究的发展和过渡语理论的不断深入，过渡语理论不断被运用于语言学及外语教学各个方面，一些学者把过渡语理论应用于外语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领域中，并提出了过渡文化的理论(国内有学者也称“过渡文化”为“中介文化”)。国内学者王建勤在《跨文化研究的新维度――学习者的中介文化行为系统》中，率先提出中介文化的概念，论证了中介文化在当今时代的研究意义，并谈到中介文化产生的几大过程。但却未对这几大心理过程作进一步详细解释，特别是在文化适应方面，没有细谈文化适应后产生的过渡文化；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专家顾嘉祖在其《语言习得与文化习得》一文中在文化习得的大研究背景下谈到了过渡文化，提出过渡文化是第二文化习得的一个过程，并提出“文化临界期”假说。
两位学者在过渡文化方面的研究可谓开国内的先河，为文化习得和文化教学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理论基础，但在过渡文化方面的一些详细问题，如过渡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过渡文化的共时和历时状态的区分，学者们都没有进行详细讨论。
此外，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以“过渡文化”和“中介文化”为关键词查找1994－2007年的论文，结果总共发现两篇文章；而以“过渡语”和“中介语”为关键词查找时，总共有520篇文章。这些数据也许不应作为目前研究现状的全部依据，但足以证明，过渡文化是目前迫切需要探讨又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
因此，过渡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对于文化习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文化教学的规范，对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过渡文化与过渡语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谈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语言不单单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文化一个非常特别的组成部分。无疑，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著名人类语言学家Boas也曾说过，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决定语言，但是语言在文化中地位却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之一。如著名的Sapir―Whoff假设，其中的语言可以影响文化却不能决定文化的观点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可以深入文化的内核，对文化进行深入的阐释，语言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可以继承文化、描写文化、评价文化，通过语言，人们可以了解一个文化的特点；语言还是文化用来影响世人的工具，语言是社会化的强大力量。
作为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语言与文化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
(二)过渡文化与过渡语
1．过渡语
过渡语是个不同于母语和目的语的独立的语言系统，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意思是指学习者语言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静态语言状况；第二层意思是指学习者从零起点开始不断向目标语靠近的渐变过程，也就是学习者语言发展的轨迹。如果我们可以借用“共时”和“历时”这两个语言学术语来说明这两层意思的话，那么静态的语言状况相当于“共时”，而动态的发展过程相当于“历时”，过渡语理论要研究的是这个“历时”的动态过程。很显然，这种“历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共时”的描写基础之上。
2．过渡文化
关于过渡文化，参照王建勤(1995)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把“过渡文化系统”定义为：第二文化习得者特有的一种文化系统，它既有别于习得者的第一文化系统，也不同于第二文化系统，但它带有上述两种文化的特征。为了更好地对过渡文化进行解释，我们画了两张图表：
表示在文化习得过程中，过渡文化是文化
习得过程的必然阶段，任何文化习得的过程都是过渡文化的习得过程，图l的过渡文化相当于“历时”。
表示的是过渡文化的组成，过渡文化带有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特征，但又区别于两种文化的过渡文化状况相当于“共时”。
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我们主要是要研究过渡文化的历时状态，但过渡文化共时状态也同样重要，因为历时状态是建立在共时状态的基础上。本文除从过渡文化的历时角度论述了过渡文化的特征外，其他处谈到的过渡文化均指的是共时状态下的过渡文化。
三、过渡文化的特征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过渡文化与过渡语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过渡文化与过渡语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同时，过渡文化与过渡语又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因此，在过渡语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对过渡文化假设进一步阐释和完善来解释有关过渡文化的特征问题。我们认为过渡文化作为一种存在于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主要有三个特征。
(一)系统性
早期的过渡语理论普遍认为过渡语具有系统性。Corder将学习者的偏误分为系统偏误与非系统偏误，而系统偏误反映了学习者的内在大纲，因而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具有系统性；Nemser认为学习者的近似系统，表明这一系统具有系统的内在一致性；Selinker认为，以潜在的心理结构为基础的理论建构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或行为事件是可以预测的。由此看来，过渡语的系统性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如何看待过渡语系统性这一问题上，学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Selinker，Swain和Dumas在阐释过渡语的系统时指出，系统性不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根据语法规则可预测到的语言特征，而是指这些语言特征显示的可辨认策略，如母语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以及简化策略等等。
在此，我们无意卷入系统性问题的争论，在系统性问题上我们理解为学习者行为(包括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的可预测性。
过渡文化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1．母语文化的依靠性
过渡文化的产生通常就依赖母语文化，即许多过渡文化都能在母语文化中找到原型；同时，在目的语文化的接收和理解方面，也会因为受到母语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受到母语文化的“过滤”。王建勤教授(1995)曾经给过下面两个例子：
例1当一位老师在讲解旧社会地主如何欺压、剥削贫农、百姓的课文时，一位外国学生评论说：“我们国家的地主比中国的地主好。你们国家的地主不好。在我们国家，我们都是地主。”
例2当老师讲到杨白劳被迫在卖身契上画押将喜儿卖给黄世仁时，这位外国学生接着评论道：“老师，喜儿结婚和她的爸爸没有关系。她应该自己找丈夫。”
王建勤教授进而对此进行分析：在例l中，外国学生之所以将旧中国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和他们国家一般土地拥有者混淆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教学上的误导，比如生词表中把“地主”简单地直译为“land-lord”，而没有同时将这一概念在旧中国特定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向学生进行介绍；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简单的对译，诱使学生将两种带有根本差别的事物去类比，这种类比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认同”，这种心理认同的特点是求同排异。换言之，学习者的“母语过滤器”将文化差异之处“过滤”掉了。因此，这种过滤过程是以学习者的心理认同为基础的。
例2中，外国学生为喜儿鸣不平，是因为对旧中国劳动人民被迫卖身为奴的历史背景缺乏了解。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文化解码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由于两种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外国学习者很难找到历史与现实、不同国度的两种文化的相同点。也就是说，无同可认。学习者便用其母语文化的观念对目的语文化进行解码。因为两种文化背景的冲突，使学习者无路可走，他们不得不按照母语文化的模式生搬硬套。这样一来，经过母语文化过滤的目的语文化便变了形，变得面目皆非，造成与目的语文化理解的障碍。按照Brown(1980)的说法，学习者要正确地理解目的语文化，必须“再调节”理解的过滤器。
在这里，母语文化过滤器在某种程度上，间接说明了文化习得过程中，文化习得者对母语文化的依赖。
2．目的语文化的不可接近性
介于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过渡文化，具有永不可接近目的语文化的性质。国外有学者曾经研究过过渡语的僵化现象，认为作为与语言紧密相连的文化，语言的僵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的僵化。我们在此先讨论目的语的不可接近性。
我们认为，过渡文化不可能与目的语文化相交，即第二文化习得的结果永远不可能是目的语文化，而只能是过渡文化。跨文化研究学者顾嘉祖关于“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现象的论述可以说明为何目的语文化是不可能完全被习得的。他提到，我们在中餐馆用筷子用餐，换个地方，到了西餐馆，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改用刀叉。但是“中心文化”则往往与我们的“文化身份”(cultureidentity)紧密联系，很难随着场合变化而改变，例如我们的友谊观、荣誉观、正义感等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而Libben&Linder也曾以下面的例子作过形象的描述：美国人知道，在他们的文化里，用手去捞汤里的菜吃属于被否定的行为。他们同样知道，吃人在他们的文化中也是被否定的行为。同样是两种被否定的行为，其间却有着重要的差别；一个美国人到了国外，也许出于尊重当地习俗的礼貌，他会像当地人一样去捞汤里的菜吃，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会同样“人乡随俗”地与食人族一样，去吃人肉。
以上例子或许有些极端，但却有效地说明，文化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中心文化始终受着母语文化的影响，这也制约了目的语文化的不可接近性。
根据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现象，我们可以明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势必会产生过渡文化，但过渡文化不可能完全与目的语文化完全相同，过渡文化受着母语文化中的“中心文化”的影响。
(二)动态性
关于过渡语的动态特征的假设，Adjemian曾提出“可渗透性”(permeability)观点。按照Ad-jemian的观点，过渡语的可渗透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母语规则向过渡语系统的渗透；二是目的语规则的泛化。母语规则的渗透以母语规则的“入侵”为特征，目的语规则的泛化则以目的语规则的扭曲或变形为特征。司联合对可渗透性这个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这个概念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所谓“可塑性”，就学习者的整个语言系统而言，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二是“可渗透性”，渗透是指规则的渗透，表明过渡语系统的开放性。总之，无论是可塑性还是可渗透性，都是过渡语系统动态特征的表现。
过渡文化的动态特征主要体现在过渡文化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动态特征主要归于以下两
方面的原因。
1．发展性与多变性
顾嘉祖曾提出文化是一个难以把握的范畴。他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这一范畴往往与以下概念相联系：身份标志、差别、权力、话语、对话以及无分界性(unboundless)、不稳定性(insta―bility)、混杂性(hybrid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多元性(plurality)等等。而基于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上而产生的过渡文化(上一章已论述)自然是随着这两种原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有些学者认为，文化还应该分为“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前者指已经过去的文化，是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后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作为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如以前中国旧社会中女子要缠足等一系列都是故去的文化。同样，“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人们思想观念大转变。以前，中国人在人际往来中，以情为重，不愿谈钱；现在不少人已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觉得礼尚往来，谈钱很正常”。可见，以过去的一些文化看现在是不足取的，在跨文化交流中，过渡文化必然也是随着文化的变化而改变。
2．文化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
Hall，E认为，文化存在于两个层次中，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前者可见并能描述，后者不可见甚至连受过专门训练的观察者都难以察知[13](P65)。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存在曲解。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就指出：“我们严重曲解了中国人的习俗，因为我们按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他们的行为，我们抱有偏见，它来自我们关于世界起端初始状态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很值得争议。”
西方人早在200多年前就意识到对一种新文化的认知会产生一种基于自身文化理解基础上的过渡文化，同时还意识到要真正理解这种新文化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不难推断，在伏尔泰指出文化理解上的问题之后，会有许多人修改自己的观点，并试图不曲解中国人的文化，但正如上一节论证的那样，他们始终不可能完全到达目的语文化，只是随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逐步认识，在交往方面，他们会使用一种更为双方接受的过渡文化。
(三)“僵化”性
僵化现象本来是学者用来描述过渡语稳定性的，它一方面指过渡语在总体上总也达不到母语完全一样的水平，另一方面指学习者在语言的某些形式，如语音和语法项目，学到一定程度就进入平台期，就停滞不前了。一旦过渡语的渗透性消失，它的僵化特征就出现了。
Lenneberg在神经生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颇大的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假说”，其主要观点是：从两岁开始到青春发育期之前，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语言习得可以达到本族语那样完美的程度；而一旦过了这一时期，大脑语言功能的侧化(1ateralization)已完成，语言习得将很难达到本族语那样的程度。
Selinker认为僵化“也许是最关键的事实，任何充分的第二语言学习理论都必须重视它”。因此这是过渡语又一个独特的特征。僵化形成的原因在心理学上可以归纳为三点：(1)学习外语的成年人大脑灵活性的减退；(2)成年人发展抽象思维，对目的语归纳不正确；(3)语言“自我”造成了对目的语“移情作用”的阻碍。这与有些学者提出的临界期的假设有一致性。过了临界期，人们头脑中的普遍语法就表现为母语的语法形式，语音也相对固定下来，母语不出现的其他音也由于不用而减退，致使人们以后再学这些音时，不能准确地发音。这也部分说明了过渡语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语的水平。
而过渡文化的僵化现象，一方面是从过渡语现象上衍生的假设，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也曾就文化僵化现象进行过论述，认为第二文化习得同样存在一个“文化关键期”，即在青春期之前，第二文化习得能够比较成功(如许多移民的孩子所做到的那样)；而过了青春期以后，年龄越大，第二文化习得就越困难[91(P149)。他们从社会心理学方面得到证据：到青春期，习得者的第一文化系统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尤其是“中心文化”部分，在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气候的文化习得只能是将新的知识融人这个业已存在的系统的过程，习得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而在青春期之前，习得者的文化系统尚未完善，“中心文化”尚在调整中，可塑性很大，第二文化习得自然更容易。
需要指出的是，过渡文化的僵化并不指过渡文化的一成不变，正如上面讨论的那样，过渡文化是动态的，它的僵化只是因为成人错过了“关键期”后在习得目的语文化时候的缓慢过程，但随着认知的发展，他们会进一步了解目的语文化。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体位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