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清至民国；法国传教士；汉语；研究文献
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1]236如今，新材料的重要性，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张伯伟在《域外汉籍研究入门》中即说：“20世纪中国学术得到很大发展，其根本动因是在学术研究中获得了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2]16-1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新材料”之一的域外汉籍，在文化、史学、文学、语言学等研究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肯定。所谓域外汉籍，简单地说，就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其作者“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琉球、马来半岛等地的文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2]1。
纵观域外汉籍的研究现状，存在如下明显的差异：地域上，对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域外汉籍研究较多，而对欧美的域外汉籍研究不足；语种上，对英语国家的域外汉籍研究较多，而对英语国家之外的域外汉籍研究不足；内容上，对域外汉籍中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科学等典籍研究较多，而对域外汉籍中的语言学典籍研究不足。
清代以来，法国传教士留下了丰富的“域外汉籍”。这些“域外汉籍”，或纯以汉语写作，或以汉法双语或汉法等多语写作。其中，就包括了数量可观的汉语研究文献。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汉语研究文献，一来因为法语不如英语普及而遭忽视，二来因大多深藏于巴黎、香港、澳门及上海等境内外图书馆里，搜集艰难，为常人所难睹。因此，法国传教士所著的汉语研究文献长期以来缺乏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得到充分的研究。
张西平曾对早期欧洲传教士所著的汉文文献的学术水准作过如下判断：“从汉学的角度来看，明清来华传教士的这些汉文写作的作品，直到今天西方的汉学家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3]4张西平的这一判断，也可移用于对法国传教士所著汉语研究文献的评价。游汝杰在评价欧美传教士所著的方言学文献时说：“这些文献，在广度、深度和科学性方面远远超过清儒的方言学著作，也是同时代的其它文献，如地方志和方言文学作品所望尘莫及的。它们对于研究近代中西学术交流、中国基督教史、汉语方言学和方言学史都有相当高的价值……但是国内研究学界长期以来对这些宝贵的材料重视不够，了解很少，研究更少。”[4]5游汝杰的这一评价，用于评价法国来华传教士所著汉语研究文献也是完全适用的。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简要考察清代以来法国传教士在华经历，较为全面地搜集、梳理法国传教士所著的代表性汉语研究文献，为进一步了解清至民国间汉语及汉语方言面貌，提供一份有益的资料。
一、法国来华传教士及汉文著述概貌
欧洲中世纪以后，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罗明坚（RUGGIERI，Michele）。1580年，罗明坚到达澳门，1582年抵达广州，1583年，在肇庆建立了中世纪以后耶稣会在华的第一个传教点。一百年之后，法国路易十四派遣白晋（JoachimBouvet）、洪若翰（JeandeFontaney）、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李明（LouisleComte）、刘应（ClaudedeVisdelou）和Tachard六人组成第一个法国遣华传教团，绕开罗马朝廷，几经辗转，于1687年经澳门抵达北京[5]166。此次遣华传教活动，对于法国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法国可以不受教会的支配，独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在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与信任后，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独立于葡系传教士之外的传教基地“北堂”[6]，“形成了独立于葡萄牙会士之外的一个特别的集团”[7]25。1693年，白晋奉康熙旨意返回法国招募传教士。1698年，白晋再次来到北京，这次与他随行的有十位法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马若瑟（JosephMariadePremare）便是其中的一位。据费赖之（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荣振华（JosephDehergne）《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等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抵达中国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约130人；1687—1773年间，法国来华传教士占欧洲传教士总数的65%，法国传教士编著的汉文（含汉外双语或多语）著作，占欧洲传教士汉文著作总量的83%[9]。正如民国学者莫东寅所说：“洎乾隆时代欧人之中国研究，仍以法教士为中心，其业绩视前期毫无逊色。”[10]61此期法国传教士的汉学研究，达到了西方传教士汉学研究史上的巅峰状态，不仅表现在汉学领域范围的大大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更体现在研究质量上的极大提升，研究性著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转述性和介绍性的著作。李明《中国近事报道》、郭弼恩、杜赫德、巴杜耶《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杜赫德《中华帝国通志》等巨著的产生，强有力地促进了欧洲18世纪“中国风”的形成。
自1773年法国在华耶稣会解散至1840年之间，法国传教士退出了中国。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解封了禁教令，《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活动得以合法化。此后一百年间，大批法国传教士涌入中国，在上海、云南、贵州、四川、河北、北京、江西、福建、陕西等地传教，其中以上海、云南、贵州、四川、河北为其主要传教区域。
对比1773年之前法国传教士所著的汉文著作，这一时期法国传教士汉文著作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即汉语研究著作和汉语教科书的数量明显增多，将研究、学习汉语置于传教之首的战略意图更加明确。这一时期，一批法国传教士致力于所在传教区的汉语方言口语研究，编著了多部汉语研究著作、汉语方言字典词典和汉语学习教科书。出现了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教会印书馆、河北献县天主堂印书局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书局三个法国传教士汉语研究文献的出版中心。
二、清代以来法国传教士汉语研究的主要著述
传教士研究汉语，其主观意图显然是为了培养与增强传教士的传播能力，以利于更好地进行传教活动；但客观上，却产生了一批在西方语言学思想与研究方法指导下完成的汉语研究著作和汉语教科书。就目前搜集资料的情况看，清代以来法国来华传教士所著的汉语研究与学习文献，在50部以上。这些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词典类的工具性文献，二是汉语教科书类的学习性文献，三是汉语研究类的研究性文献。
（一）汉语工具性著述
所谓工具性著述，主要指法国来华传教士编撰
‐?55?‐的法汉、汉法双语或多语词典。这些词典，编写目的很明确，是满足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之用的。然而从实际结果看，这些词典却为记录与保存清至民国时期汉语语音与词汇，尤其是汉语方音与方言词汇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弥补了中国学者在记录当时当地方音与方言词汇方面的严重不足。
意大利学者卡萨齐（GiorgioCasacchia）和莎丽达（MariarosariaGianninoto）曾指出：“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编著的方言学著作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专业。”[11]80就目前所见，法国来华传教士所著的汉语工具性文献（主要为汉语方言词典），占其所著汉语研究文献总量的一半以上，有名可考的即在30部之上。今举其要者，略述如下。
《西语译汉入门》（DictionnaireFrancais-Latin-ChinoisdelaLangueMandarineParlée）与《中国俗语》（ProverbesChinois，RecueillisetmisenOrdre），童保禄（PaulPerny）编著。童保禄，字文献，1818年生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士，1846年进入外方传教会修院，次年赴贵州传教，直至1869年回到法国，1907年去世[9]968。《西语译汉入门》的扉页有汉字“大法国京城西士传教童保禄号文献著”，其正文部分，1869年出版于巴黎，是一部法、汉、拉丁文三语词典，共459页。编排体例上，先列出法文词语，然后依次列出拉丁文、汉语及读音。如：“ABANDONNé，s.m.Perditus，i.m.坏败的人Hoáypáyt?jên.”这是一个法语词语对应一个拉丁文与汉语词语的例子，更多的条目是一个法文词语对应汉语中两三个、甚至二三十个词汇或短语。《西语译汉入门》忠实地再现了19世纪中后期贵阳方言的词汇与语音现象，对研究贵阳方言历史发展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西语译汉入门》还有个附录部分，1872年在巴黎出版，记录了自然史等方面的内容。《中国俗语》，是童保禄编著的一部汉语俗语词典，1869年出版。该词典记录了441条汉语俗语。每条先列出法语，然后是中文及读音。如“Sil'hommenevousvoitpas，leCielvousregarde.人看不见，天看见Jènpoǔk?nkién，Tiénk?nkién.”
《华西官话汉法词典》（DictionnaireChinois-Fran?aisdelaLangueMandarineParléeDansl‘OuestdelaChineAvecunVocabulaireFran?ais-Chinois），法国沙得荣主编，编者是路易莫洛、爱德华古尔丹、保罗施里尔等几位在四川南部传教的法国传教士[12]38。该书由巴黎外方传教会印书局（ImprimeriedelaSociétédesMissionsétrangère）于‐?56?‐1893年在香港出版。这是一部全面记录19世纪后期西南官话词汇的汉法双语词典，共736页，由前言、汉语口语语音音序表、数量词、重音和声调、符号说明、名称缩略表、汉法词典、编年表、法汉词汇表、百家姓、中国之外的国家、中华帝国地名、天干地支纪年法与基督纪元的换算标准、勘误表14个部分构成。“前言”有6页，交待了编写宗旨、反映方言的区域、调查的人群、西南方音特点等，其中特别说明：因为四川、云南和贵州这几个相邻省份的人所讲的话几乎没有区别，因此，将上述地区的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日常口语一并收录。第七部分“汉法词典”是全书的正文部分。其编写体例是：词条按照罗马字拼音顺序排列，先列出汉字字头，再列出罗马字注音和法语注释，后面列出和这个字相关的词、短语或句子，再附上相应的注音和法语释义。《华西官话汉法词典》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西南官话词汇和语法研究资源，这些语法或词汇信息，同时期中国本土文献中几乎都没有提到过。目前学界关于《华西官话汉法词典》的研究极为少见，值得深入探讨。
《法汉小词典》（PetitdictionnaireFrancais-Chinois），苏念澄（HippolytusBasuiau）编著。苏念澄（1824-1886），法国耶稣会士，1865年来华传教，驻上海洋泾浜天主堂，1866年任院长兼管传教区财务，后任土山湾教会印书馆馆长。《法汉小词典》是一部1875年手写的上海方言词典，共463页。由前言、正文与附录组成。前言中介绍了词典所采用的注音系统。正文按音序排列，是简单的法汉词语对译，包括汉语的注音。如“à（dans）laila来啦”“（aulieude）ti替Jetravailleàvotreplace替侬做生活tinontsousauve”“果仁Amande（d'unfruit）kounien（ili）（depeche）桃仁tonien（ili）”。附录为《亲属名词表》（Listedesdegrésdeparenté）和《主要习俗忌讳表》（Principalessuperstitions）。
《法华上海松江方言词典》（DictionnaireFrancais-Chinois，DialectedeChang-hai，Song-kiang），法国上海耶稣会会长P.P.RabouinS.J.编著。该词典分上下两册，共1740页，其中正文部分1299页。上册1894年由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教会印书馆出版，下册1896年出版。现藏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该词典由前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几个部分组成。导论介绍上海方言语法和修辞的基本情况，可视为一部上海松江方言语法与修辞简明手册。导论的第一部分名为《小语法》（Petitegrammaire），共26页。讨论了汉字的书写体系、汉语的声调及构词法等。如作者认为，尽管汉语没有格的变化，但汉语是利用一些标志来体现格的变化的，如“天主个恩典”，助词“个”放在名词后面指属格。导论中还介绍了汉语附加式名词和复合词等情况。正文部分是法汉词典。编者先列出法文词（往往附上该词的法语同义词），然后在法文词下列出同义的上海方言词语，再尽可能详尽地列出近义的上海方言词语、短语或句子。这种编写方式，对中法两国学习者或词典使用者尽可能多地掌握法汉词汇，显然是很有意义的。Rabouin颇为自豪地在《词典》前言中说：“这是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上海方言—法语词典。”的确，《法华上海松江方言词典》不仅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法汉词典，也是19世纪徐家汇土山湾教会所编纂的词典中质量最高的一部双语词典，十分全面地反映了19世纪末期上海松江方言的总体面貌。
《法华字汇（上海土话）》（Dictionnairefrancais-chinois，dialectedeChang-hai），P.C.PétillonS.J.编著，1905年徐家汇土山湾教会印书馆出版。该词典共598页。正文之外，有汉字形体、声韵母和声调等汉语基本知识的介绍，以及词典中数字、符号和缩略语等体例的说明。《法华字汇》的正文部分收录了20000多条词汇，按字母顺序排列，每页分三栏，左边一栏是法语词、谚语、俗语等，并对法语词标出了词性，中间一栏是上海方言的注音，右边一栏是与法语词汇对应的方言汉字。该词典编排体例十分清晰，颇便于学习与查阅。《法华字汇》详细地记录了20世纪初上海方言的词汇及语音现象，部分语言现象今天的上海方言中还在使用。如“勿”，否定副词：“勿孝个人短毒”（第3页）“勿照规矩个”（第32页）；句末的“个”：“事体成功个”（第3页）“难懂个”“糊涂个”“叛理个”（第4页）“好进去个”（第6页）“现在个”（第11页）“管事个”（第8页）等等。《法华字汇（上海土话）》至今学者关注极少，值得进一步探讨。
《法华新字典（上海方言）》（DictionnaireFrancais-Chinois，DialectedeShang-hai），蒲君南（AlbertBourgeois）编著。蒲君南，法国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修士，曾任吕班路震旦博物院院长，他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法籍上海方言研究专家。《法华新字典（上海方言）》1950年由徐家汇土山湾教会印书馆出版。该词典是蒲君南上海方言研究系列著作中重要的一种，也是外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最后一部方言词典，再现了20世纪中期上海方言的基本面貌。《法华新字典（上海方言）》共893页。在正文之前，是上海方言语音系统的介绍，包括一份上海方言音系的对应字母表，便于使用者据此查阅上海方言汉字音节的读音。正文词条以法语字母顺序排列，法语词在前，上海方言词读音及汉字在后，如“Affilé，aigu.Fong-k‘oa'锋快”。有的词条，尽可能多地列出上海方言中的同义、近义词等。如“ACERBRE（adj.）li'-hai'厉害；hiong-ke'凶个；lèh-'se?ke'辣手个；nè-zang难尝。”
在法国来华传教士中，顾赛芬（SeraphinCouvreur）编著了5部词典。顾赛芬，1835年生于法国索姆省瓦雷讷镇(SommeVarennes），1853年加入耶稣会，1870年，被派往中国传教。同年来到法国天主教位于河北献县的中国基地学习汉语，后长居献县，直至1919年离世。1884年，他出版了14册本《法汉常谈》（DictionnaireFrancaise-ChinoisContenantlesExpressionslesplusUsiteesdelaLangueMandarine），尽管这部词典并非他的原创，是在法国小德金（C.L.JosephdeGuignes）《汉法拉丁语词典》（DictionnaireChinois-FrancaisetLatin，1813）基础上编纂而成，但他在修改、增补例句与释义等方面确实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与精力。1890年，顾赛芬出版第二部汉法双语词典《汉法字典》（DictionnaireChinois-Francais），这部词典共1100页。与《法汉常谈》有所不同，《法汉常谈》是按照音序，先列出法语词汇，然后依次列出对应的汉法释义、汉法语例句和注音。而《汉法字典》则是按照汉字的韵母顺序排列，先列出汉字，然后列出对应的法语和汉语释义；这部字典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引用了很多汉语古文献的用例。1892年，顾赛芬出版两部词典，一部是《汉文拉丁文字典》（DictionariumlinguaeSinicaelatinum，cumbreviinterpretationegallica，exradicumordinedispositum），共1200页，这部三语对照字典，依然是汉字在先，按照汉字的笔画顺序排列。另一部是《法文注释中国古文大辞典》（DictionnaireclassiquedelaLangueChinoissuivantL'ordreAlaphatibequedelaPrononciation），共1055页，这部词典，则采用了汉字部首的顺序排列词条。1903年，顾赛芬将《汉法字典》加以精简压缩，出版了《汉法小字典》（PetitDictionnaireChinoisFrancais）。顾赛芬的几部词典，是研究一百年前河北献县方言词汇与方音的重要
‐?57?‐资料。
《法粤字典》（DictionnaireCantonnais-Francais），路易斯·奥巴扎克（LouisAubazac）编著。路易斯·奥巴扎克，1871年生于法国上瓦卢尔省索格（Saugues），1899年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1894年被派往中国广东传教区传教，1919年于广州离世。路易斯·奥巴扎克来华后自名何神父，因此，文献中又以何神父称之。1903年前后，何神父编著了广东传道团第一本也是惟一的一本法语—广东话词典《法粤字典》。其后不断修订完善，1909年在香港正式出版，1912年又出版了经过大量增补的第二版。《法粤字典》共1116页，收录粤语词语和短语等词目12000多条，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文之前，是比较详尽的粤语语法、粤语语音的介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者还用与法语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母，为粤语制订了一套拼音方案。《法粤字典》紧贴粤语口语实际，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广东方言词汇与短语，还记录了大量的广东方言俗字。字典的附录部分为清末学堂制度、常用国名法粤对照表等。
此外，还有白晋（JoachimBouvet）《汉法小字典》（PetitVocabulaireChinois-Francais）。白晋（1656-1730），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1685年来华，在华生活40年，1730年在北京去世。《汉法小字典》未正式出版，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抄本现藏于法国研究生院图书馆[13]434-438。汤执中（P．Pierred'Incarville）《法汉字典》（DictionnaireFran?ais—Chinois）。汤执中（1707—1756），1726年进入耶稣会，1740年来华，1756年在北京去世。《法汉字典》，编著于1752年，稿本，共1362页，每页分左右两栏，高迪爱《中国图书集》曾记录该字典。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中国新藏3596[14]986。华克诚（AugusteDebesse）《汉法小辞典》（PetitDictionnaireChinois-Francais），1904年出版；《法汉字汇简编》（PetitDictionnaireChinois-Francais，avecRomanisation），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8年出版；《汉法字汇简编》，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4年出版。华克诚，又称梅沐舟、德贝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1895年供职安徽歙县城北天主教总堂，1888—1890年供职扬州本堂区。法国天主教教士陶德明（CharlesTaranzano）《法汉科学词典》（VocabulaireFrancais-Chinoisdessciencesmathmatiques，physiquesetnaturelles），河北献县天主堂1914年出版，该词典以法语字母顺序排序，‐?58?‐每个词条先列法语，次出中文释义，再注以罗马拼音，1936年出版第三版；《法汉科学词典补编：分类概要》（SupplémentauVocabulairefrancais-chinoisdessciences，Classifications-Tableauxsynotuques），河北献县天主堂1923年出版。赖嘉禄（CharlesRey）《客法词典》（DictionnaireChinois-FrancaisDialecteHac-ha）。赖嘉禄（1866-1943），法国里昂人，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1926年出版。法国传教士李秀芳（BenjaminBrueyre，1810-1880）《汉—拉字典（松江）》（DictionariumSinense-Latinum，Sum-kiam），该字典按照汉字214部首顺序编排，1847年出版。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1665—1741）《汉拉字典》（PetriDanetiiLexiconLatinum，SiniceConversum）。法国耶稣会士赫苍璧（JosephHenrydePremare，1666—1736）《拉汉字典》（DictionariumlatinoSinicum）。法国耶稣会士皮埃尔?福里奥（PierreFoureau，1700-1749）《汉语字典》（PetitDictionnaireChinois）。法国耶稣会士皮埃尔?德伊卡默尔（Pierred'Incarville，1706—1757）《法汉字典》（DictionnaireFrancois-Chinois）。
法国来华传教士还编著了一些中国境内其他语言的字典。如钱德明（Joan-Joseph-MarieAmiot）《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与《满汉字汇》。钱德明（1719—1793），1737年加入耶稣会，1750年被派往中国传教，在北京生活42年，1793年去世。《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是乾隆皇帝敕修，由翰林院及满蒙学士协编而成，完成于1784年，是一部五种文字的多语对照字典[15]415。《满汉字汇》（Mandchouisaboukhabitkhé），出版于1752年，收录了康熙时期编写的《满语一览》中全部满语词汇，按音序排列，对每个词语用汉语加以说明。孙璋（AlexanderdelaCharme）《华法满蒙对照字典》《华拉文对照字典》。孙璋（1695-1767），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728年来华传教，这两部《对照字典》均为稿本。其中1731年完成的《华法满蒙对照字典》，达六厚册，供来华传教士学习汉、满、蒙文所用。两书稿本原藏北京西什库藏书室，后藏国家图书馆[16]641。
（二）汉语学习性著述
汉语学习性文献，主要指供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所用的教材、会话书之类。这一类文献，几乎都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尤其是教材中的例句，真实地反映了教材使用地的方言面貌。目前，学界对明清民国时期日本、朝鲜所编的汉语学习教材，研究得比较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而对欧洲，尤其是法国传教士编写的汉语学习教材措意极少，研究成果更为少见。实际上，来华法国传教士在华期间，为了帮助新来的传教士尽快掌握汉语，编写了多种汉语学习教材，这些教材同样真实地记录了教材使用地的汉语口语面貌，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目前可考的法国传教士汉语学习性文献约有11部，主要有：
《松江方言练习课本》（LeconsouExercicesdeLangueChinois.DialectedeSong-kiang）（1883），又译为《松江话课本》，MorrisonG.E.编著，共320页，1883年上海土山湾教会印书馆出版。前有序文，正文为42篇课文，附录是汉字松江方音表和全书的索引。课文部分，前面安排的是代词、实词、量词、数词、比较、程度、连词、介词、疑问和否定词方面的学习内容，概括了松江方言中最基础的词语和俗语短句；后面部分按主题组织课文，如身体、建筑、家具用品、时间、买卖、杂役、衣饰、裁缝、宗教礼仪等。每篇课文，先列出汉语的句子，然后列出对应的罗马文字注音，最后译为法文。《松江方言练习课本》所用的汉语例句，均为地道的松江方言。如：“弥撒前，教友拉要念经。”“菜油末勿但正是烧小菜里用拉，就是夜里上火咾女眷拉抹头，侪用得着个。”“第个几样末，客人拉也好用个。”用圈法在汉字右下角标注入声字。该教材记音细致准确，“所用音系是传教士著作中记录上海话音位最多的一本”，成为后续法国传教士字母记音的范本[17]14。
《土话指南》，上海方言教材。据卷首的“序”，该书底本为日本吴启太等1881出版的汉语官话教材《官话指南》，由法国传教士董师中“译以法语，并音以西音。于难辨处，加以注释”。因此“西来之士，莫不先行诵习，奉为指南”。但“音以西音”，“于松属传教士，不克其用”。于是又用上海松江方音对原书加注了读音。（1）《土话指南》分左右两栏排版，每页左半栏是竖排上海方言汉字，右半栏的上半部分为上海方言注音，下半部分为法语译文。该教材共163页，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应对须知”和“官商吐属”，下册为“使令通话”，编排了60篇课文和一些对话的章节。其中“应对须知”“使令通话”两部分口语性极高，是研究早期上海方言词汇语法的珍贵材料。如“应对须知”第一节：“请教贵姓。贱姓吴。请教台甫。草字资静。贵昆仲几位。伲兄弟三个。贵处是那里一府。敝处是松江府。府上住拉城里是否。是，住拉城里个。久仰得极，勿曾会过歇，失敬失敬。”该教材1889年由上海土山湾教会印书馆出版，1908年出版第二版。
《上海方言课本》（LeconssurleDialectdeChanghai），蒲君南编著，1939年上海土山湾教会印书馆出版，共376页。正文之前是对上海方言法式罗马文字注音的说明与介绍，正文编排了26篇课文，课文大体按照话题编写，如天地气象、身体疾病、出行交通、称谓亲属等。每篇课文先列若干个单词，后列课文。页面安排方面，左边是汉语词汇和课文，右边是注音与法语译文。课本最后部分和附录集中编排了惯用语、俗语以及宗教、矿物、动物、植物、中外地名、中外人名等专有名词。该教材篇幅较大，出现的近现代上海方言词汇与语法现象极为丰富，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方言词汇语法和方音的面貌。
《拉汉对话集》（DialoguesChinois-LatinTraduitsmotamotaveclaprononciationaccentée），该书又名《中文拉丁语会话》，童保禄编著。序言中，编者交代了正文中汉语会话文本的来源，以及编写该书时的一些考虑[10]163-164。正文232页，分“房圈事情”“每食必知”“厨房的事”“买办的事”“库房的事”“茶房的事”“衣服房的事”“看门的事”“船上的事”“管菜圃的”“拜客问答”10个部分，其中“拜客问答”篇幅约在全书的一半。每部分均以对话形式，一问一答展开。每个问答的格式为：第一行是汉语句子，第二行是逐字的注音，第三行是拉丁文的逐字（词）对译。此外，每页均有十分细密的拉丁文注释。一般而言，传教士所编著的汉语教材，均有明显的地域方言色彩。但《拉汉对话集》在这方面似乎不是很明显，在反映当时口语方面也不是十分贴切。如“房圈事情”开篇几句为“某人，你如今既在我身边伏事我，当要顺命，凡我所命你做的事物，一吩咐过，永宣遵依照前做”。不过，也不是没一点方言色彩，如篇名中的“房圈”一词，是一个西南官话的特征词，在其他方言中很难见到，这和童保禄一直在贵州贵阳传教，所著汉语文献均反映西南官话是相通的。该书1872年由巴黎外方传教会书局出版。
《官话常谈指南》（LangaeMandarineGuidedelaconversationFrancaise-Anglais-Chinoiscontenantunvocabulaireetdesdialoguesfamiliers），又译为《法英华会话指南》，顾赛芬编著。这是一部法、英、汉三语对照教材，适用于英法等国人学习汉语
‐?59?‐之用，因此，自1886年由河北献县天主教印书房出版第一版之后（共210页），1890年又出版了第二版（共286页），至1926年，共印刷了11版[18]271。1890年版《官话常谈指南》由前言、语音、字汇、句法、家常语、谈论、续篇和目录8个部分组成。顾赛芬在“前言”中说：“官话不只是官吏和士绅的口语，而且是五分之四中国百姓的口语。”“官话分三种：成都官话、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据此可见，这是一部学习北方通语，即官话的通用性口语教材。该教材的目录置于全书之末。语音部分，顾赛芬采用了自创的汉语拼音系统，介绍了汉语的元音、音值、声调和声调的标记等。字汇部分，分35类记录2396个汉语词语或短语，每个词的左边为对应的法语和英语释义，右编为汉语拼音。句法部分，是1890年版新增的内容，该部分结合汉语的句子或短语，讨论了汉语名词与形容词、动词、代词、副词、介词的用法。家常语部分，主要是拒绝、同意、推辞、喜欢、愤怒、疑惑、责备等表达方式的学习，共有27个专题。谈论部分在该教材中所占篇幅最多，用对话形式，进行口语练习。续篇实际上是个附录，专题介绍汉语俗语、单位及时间等表示法。
《汉语入门》（RudimentsdeParlerChinois：DialecteDu河间府），戴遂良（LéonWieger，1856—1933）编著。戴遂良，法国耶稣会士，1887年来华传教，其活动区域为直隶河间府献县，在华46年，1933年于献县离世。戴遂良一生研究中华文化，著作等身。他于汉语研究，有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并出版了12卷本的《汉语汉文入门》丛书。他在《汉语汉文入门》的总序中介绍了他的这一研究计划，该计划包括两部分：一是6卷本《汉语入门》，主要讨论汉语的口语；一是6卷本《汉文入门》，主要讨论汉语文言文。1892年，戴遂良出版了《官话入门：汉语口语使用教程，供赴直隶东南部传教士使用，河间府日常口语声韵》（KoanHoaJouMen.CoursPratiquedeChinoisParléàL’usagedesMissionnairesduTcheliS.E.SonsetTonsUsuelsduHokienfou）一书，这是戴遂良编写的第一部河间府方言口语教材。戴遂良对《官话入门》并不满意，于是经过修订，分别于1895年和1899年出版了《官话入门》的修订本《汉语入门》两册本。1912年，戴遂良用与《汉语入门》完全相同体例出版了又一本汉语教材《汉语口语教科书》（ChinoisParléManuel）。《汉语入门》两册，共1523页，由前言、正文和附录三部分组成。前言讨论了汉语学习的基‐?60?‐本方法等。正文讲授汉语的语音、语言结构与措辞。语音部分，戴遂良编制了一份汉语音节表，收录了417个汉语音节，并详细描写了河间府汉语方音的声韵调系统。语言结构部分，编排了175课，主要是语法体系的介绍，以丰富的汉语字词句实例专题讨论汉语的词法与句法规则。该部分，汉语的字词句下都注有罗马文字的拼音和法语的译文。措辞部分，编排了325课，实际上是个巩固、提高、训练环节，通过若干句子或对话的练习，进一步掌握汉语的语法规则。该部分的编排体例与语言结构部分相同，对汉语句子都分别注出罗马文字的拼音和法语的译文。《汉语入门》篇幅巨大，材料十分丰富，是研究百年前河间府方言的宝贵资料，值得珍视。除此之外，1900年，戴遂良还用纯汉语写作的形式编写了两卷本“告白河间土语”《日用粮》，这也是一本汉语学习教材。
此外，还有赖嘉禄编著的《客家社会生活会话》（ConversationsChinoises，Prisessurlevif：avecNotesGrammaticales，angageHae-Ka），这是一部法文、中文（以客家话注音）的会话集，1937年出版[19]377。
（三）汉语研究性著述
汉语研究性文献，指法国来华传教士编著的研究汉语文字、语音、语法等方面的著作。这一类文献，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套用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与研究模式，但事实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者的汉语研究，尤其是汉语口语研究的进展。主要有：马若瑟《汉语札记》（1728）、《六书实义》（1721），童保禄《西汉同文法》（1873），蒲君南《上海方言语法》（1941），郭中传（JeanAlexisdeGollet）的《发语虚字》，戴遂良《汉字》(RudimentsLexique，1900）等。
《汉语札记》（NotitiaLingaeSinicae），又译为《中文概说》《中国语言志略》，马若瑟（JosephMariadePremare）编著。马若瑟（1666-1736），法国瑟堡人，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期间，曾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在江西传教20余年，晚年迁至广州，后至澳门，最终在澳门去世。他是早期法国来华传教士中的代表人物，也是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汉语札记》是马若瑟汉学著作中影响较大的一种，成书于马若瑟居住广州时期的1728年。这部著作，是西方汉学史上第一部比较全面地研究汉语语法（包括文言与口语）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用欧洲通行的拉丁文法范式描写汉语语法现象的汉语语法著作。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认识到拉丁文法与汉语语法事实之间的矛盾，充分尊重汉语事实，力求避免削汉语事实之足适拉丁文法之履。书中揭示了汉语是一种无形态语言、以虚词与词序为主要语法手段、虚词由实词虚化而来等重要的汉语特点，还对汉语词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列出了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词类[20]1664-1669。《汉语札记》的“前言”也值得认真对待。前言中，马若瑟先对汉语研究的语料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列出49个要点，从语料出现时间与写作风格等角度，把语料分为9个等级；接着，介绍了汉语学习的方法以及常用的工具书；然后是关于汉字、发音与音调等情况的说明。前言的最后是马若瑟编写的“汉语诸音总索引”，列出了1445种音节，每一音节列出一个汉字并加以释义。《汉语札记》成书后，马若瑟将手稿寄往巴黎，此后该手稿一直沉睡在巴黎皇家图书馆中，直到马若瑟死后70多年的1831年才在马六甲由英华书院出版。
马若瑟对汉字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是欧洲索隐派的代表性人物。他曾在1728年9月7日的信件中说道：“即使所有的这些书在中国都消失了，汉字本身就足以说明――谁创造了它们，谁就告知了我们所有的奥秘。”1731年8月29日，他在给傅尔蒙的信中写道：“中国人一直认为汉字有六种造字法或者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所有汉字的书写都可以得到解释。我们发现《说文》中有大量的汉字都是用这种原则来进行分析的，使我们了解到了这些汉字美妙的含义。”[21]189抱着对许慎《说文解字》的虔诚与信任，马若瑟在1721年用汉语写作了汉字研究著作《六书实义》，该书托名温古子述，分折中翁序、正文和知新翁跋三部分，共53页。书中对汉字六书体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介绍了自许慎而下多位中国的文字学家和汉文字学的发展历史。《六书实义》因未获出版许可，原件早已散佚，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仅是一份传抄本。
《西汉同文法》（GrammairedelaLangueChinoise），童保禄编著。《西汉同文法》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西汉同文法（口语）》，1873年出版；第二部分为《西汉同文法（书面语）》，1876年出版。从书名可知，是对汉语当时的口语以及书面语进行全面研究性的著作。“口语”分册，由“前言”与正文构成。“前言”中，童保禄论述了语言的起源与分类、汉语的分类、外国学者对汉语的误解和偏见、汉语的正确学习方法等问题，重点分析了汉语声母的类别、汉语声调的数量和汉语基本音节的数量等问题。正文部分，分节依次讨论了汉语口语的特点、汉语的方言、名词、形容词、数词、专有名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后置词、连词、叹词、惯用语以及敬语，重点描写不同词类的意义与功能。“书面语”分册，与“口语”相比，内容更为丰富，依次讨论汉字的起源与产生、汉字的种类和特点、汉字的结构（即六书）与形体演变、汉字的使用、汉语字典及编排方式、句法与搭配、汉语词缀、文体与语料、汉语的主要修辞方法以及汉语短语等问题。《西汉同文法》相比马若瑟《汉语札记》而言，涉及的范围更广，研究更为充分。
《上海方言语法》（GrammairedudialectedeChanghai），蒲君南编著。《上海方言语法》，1941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教会印书馆出版。这是蒲君南精心撰就的上海方言语法研究著作，共190页，分302节，详尽地描写了20世纪中期上海方言的语法现象，对我们今天研究上海方言语法的演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全书按专题分类，每个专题一节。研究内容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感叹词等汉语词类；此外，对主动式、被动式、比较句、动补结构、时态、重叠、成语、短语等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书中附有多个词表，对某一类词或结构形式给予几乎是穷尽式地列举。如199节、220节是一份完备的上海方言副词表，221—225节是一份完备的上海方言介词表。有些讨论的话题十分新颖，如关于趋向补语的研究，作者详细了讨论了“来、去、进、出、上来、出来、回来、下来、过去、转去、后去”的用法；再如关于可能补语的讨论，作者对“勿住、勿动、勿进、勿到、勿开、勿落、勿过、勿起、勿着、勿得、勿来、勿通、勿上、勿见、勿尽、勿及、勿惯、勿完”等词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并在与法语的比较中进行了归类。《上海方言语法》是自1853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Edkins）出版《上海方言口语语法》之后第二部上海方言语法研究著作，也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后期将近150时间里仅有的两部上海方言语法研究著作之一[22]184。
三、余论
北齐刘昼《新论》卷六《贵言》曰：“人目短于自见，故借镜以观形。”借镜观形，就是要跳出自我，从他者的视角来认识自己、审视自己。在我国明清时期学者还未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汉语及汉语教学的时候，法国传教士已运用语
‐?61?‐言学的观念与方法编著了一批汉语研究与教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和教科书，不仅是我们研究彼时汉语面貌准确详实又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珍贵语料，也是我们重新审视清代以来汉语语言学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料。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序言中说：“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1]219清代以来法国传教士所著的汉语研究文献正是陈寅恪笔下的“异族之故书”，取之与吾国汉语之旧籍互相补正，必将大大促进汉语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汉语语言学史的构建。————————注释：(1)见1908年第二版《土话指南·序》。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言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李晟文.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初探[J].世界宗教研究，1999(2).
[7]PaulPelliot.LePremierVoyagede“L'Amphitrite”enChine[J].Paris：PaulGeuthner，1930.
[8]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5
[9]荣振华.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0]莫东寅.汉学发达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11]卡萨齐，莎丽达.汉语流传欧洲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12]巴黎外方传教会亚洲档案和图书部.外方传教和东方语言[M].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7.
[13]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4]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M].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
[15]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17]钱乃荣.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1847-1950年的上海话）[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18]王澧华.近代来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研究[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
[19]詹伯慧.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上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
[20]HenriCordier，BibliothecaSinica：DictionnaireBibliographiquedesOuvragesRelatifsàl'EmpireChinois[M].Paris：E.Guilmoto，1904-1922.
“如果你想领先别人，就学汉语吧！”这是《时代》周刊对“汉语热”的评介。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留学生来华求学如火如荼，连年创记录，2005年已超过14万，其中大多是来攻读汉语言课程的；同时，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激增，汉语教材进入了许多国家课堂，有10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500余所的大学在教授中文。目前，全球学习汉语人数已超过3000万，到2010年将达到1亿人。
汉语让全球看好的缘由，既有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外在吸引力，更有中华文化历史悠久、中国汉字独具魅力的内在吸引力，诚如著名学者季羡林称誉的：“汉语是世界语言里最简练的一个语种。同样表达一个意思，如果英文要60秒，汉语5秒就够了。”被称为“乡愁诗人”的余光中先生感受颇深地说：“成就自己游子作家的利器就是母语。中文在握，就是故乡在握。中文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之长城。汉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
汉语是世界上三大古老的文字之一，是唯一没有消亡的从象形字到形声字、会意字交融相合和不断发展完善的最古老文种。华夏民族百载千年以来一直用汉语思想，用汉语交流，用汉语书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奇妙、科学、先进的汉语文化孕育了中国人的智慧，铸造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汉语功能和作用多多，能入诗、入歌、入画、入书，可篆、可魏、可隶、可楷、可行、可草、可宋。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靠的是以汉字为重要标志的汉文化独有的兼容性、包涵性、同化性的伟力所在，靠的是以汉字为主要载体的汉文化所具有悠久、深厚、丰富内涵的功力所在。
但是，与全球正在兴起的“汉语热”相对照，环视我们自己国度一个时期以来对待汉语的情形，却有许多令人汗颜、难以恭维的地方：一些国人、个别部门对国语的忽视、轻慢、贬低，甚至任意诋毁、、糟蹋，甚是令人费解。正如季羡林批评的“我们很多国人对不起自己的语言！”
重英语、轻汉语现象习以为常。可能由于某些科教政策和考核要求使然。现在不少学子和专业人士英文学得呱呱叫，但却说不好国语、写不好国文，一些人是“英语6级，汉语没级”。有的在自己的国土上对着国人说话，为求时尚而爱说洋腔洋调。有的通信部门设置的电话语言，不是国语在前、英语在后，而是相反，让多数不谙外语的国人打电话、用手机时首先入耳的是咿哩哇啦一通，如坠雾里云里。
在媒体宣传和产品取名上任意洋化。报刊上的有些文章，嵌着一段段的英文，全然不顾绝大多数中文读者的眼球。如今不少中国生产、中国人消费的商品名称的洋名化，大有披“洋”戴“洋”之势，看看街头市面上的眼花缭乱的物品和店牌之称谓，如一个视力镜叫“拉弗爱斯”；一样洗液奶名“吾爱基因”；一式皮鞋号“韦士戈兰多”；几款电动车依次道“邦尼达”、“依莱达”、“鹿贝尔”……..等等，不可胜举。中国的许多“上帝”只知洋七洋八牌子的美称，而不明“假洋鬼子”的真容。
随意简化汉字、简称语句。有的不按国家简化字标准的规范要求，任意生造只有自己懂的错字、别字、怪字、僻字；还有的随意地在标准汉字上增减笔划、去头掐尾。更有甚者，有的把一句完整的中文名称，只取前后两字来简化缩称。总之，是有意无意地让人看不懂、读不懂、听不懂、搞不懂。
“保卫国语，维护中文！”――一些有识之士喊出的这个强声，并非惊诧之音。捍卫母语，纯洁汉语，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里，各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教育、科技学术部门责无旁贷，人们希望主管部门既要下大力鼓励汉语向外宣传和推广，同时也不能忘记对内国文的教学与管理。国家主管部门，特别是教育科技和语言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听取当前国内不少有识之士提出的“淡化英语考试”的强烈呼声，尽快制订和实施“国语优先政策”，并重视学生和考生提高学习、应用国语的水平和能力；建议在某些专业、部分机关和相关单位试行与英语类同的“中文水平等级考试制”，以向国人传递这样的信息：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打开世界之门，走出去发展自己，英语只是重要的交流工具，但绝不能替代国语。中国人必须首先学好母语，中文是第一的，她丝毫不逊于外国语言。（作者系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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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比汉语易学易懂、表达明确，一些国际会议使用英语成本比汉语低而已，为了方便起见，不过是技术问题，联想到语言和文化自尊有点夸张。我们不必那么敏感，应该有更加宽容的胸怀。
――张武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英国人、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时，最先做的就是不准奴役地区的人说自己的语言，而说他们的语言。现在倒好，不用他们用刀枪逼着我们学，我们自己就已经给自己定了许多规定来折磨自己了，比如说从小学起就开始学英语，考研究生必须过6级，博士必须过8级，现在又要求用双语教学，我都闹不明白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做什么了。――警钟
一个语言的通用性和发展，不是取决于语言本身的优劣，而是取决于主要使用该语言国家是否足够强盛，英语的普及和发展，与英国近代的强盛、美国现代的强盛是分不开的。语言是人交流的工具，却也是文化侵略的工具。真正激动人心的，不是“汉语热“和中文的迅猛发展，而是中国的崛起，国力的强盛，这就要提升民族自信心，中文的伟大正是其范畴。――李洋
语言是人际交往最重要的工具，不同方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但必须承认，语言的影响并不均衡，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软力量”的强弱。英文现在是强势语言，现在的问题关键是国内的教育体制导致许多人既没学好英语，也没学好自己的母语。――雷颐
关键词：汉字谐音学习法越南语初学者影响
中图分类号：H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2-0017-01
1研究的背景
中越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合作日益发展，中国不仅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越语作为越南国家通用语言，自然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越南语的热潮，在这个大环境下，初学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国高等院校越南语专业的学生，有的初学者学习越南语只是为了方便自行去越南旅游，有的初学者是外贸公司为了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专门培养学习越南语的综合型人才，通常这类人才本身就拥有其他专业技能，有的初学者是中越两国口岸上的边境居民，他们学习越南语也是为了促进边贸关系，相互互赢合作，现今的边境居民认为仅仅会说流利的越南语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识别越南文字，总的来说，出于不同学习目的，现在的越南语学习者来自各行各业。在学习越南语中汉字谐音方法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甚至被广泛地运用到越南语初学者入门以及越南语日常用语等相关指导书籍中，本文试图探讨汉字谐音法被运用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建议。
2运用汉字谐音法的原因
2.1汉字谐音法的概念
谐音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同形同音异义词（homonym）、同形异义词（homograph）、同音异义词（homophone）。同形异义词是指拼写相同发音和词义不同的单词，而同音异义词是指发音相同拼写和词义不同的单词。[1]学习越南语过程中，初学者或者越南语初学者入门以及越南语日常用语等相关指导书籍普遍使用的汉字谐音法是指运用读音与越语读音相近的一个或者多个汉字来标记越语词汇的读音，达到记忆这个越语单词的读音和意义的方法。
2.2原因
2.2.1母语迁移
初学者学习掌握一门新语言时，会潜移默化地把本母语与新语言进行读音比较，由于教师进行语音教学的时候，语音语言传播转瞬即逝，初学者常常会运用本母语的谐音来记录新语言的语音，以达到学习准确的语音为目的。
2.2.2汉越词
中越两国关系源远流长，秦始皇在公元前211年统一中原之后，又把统一事业继续推向五岭以南。当时五岭以南和今越南北部的地区统称为“南越”，在这个广漠的地区居住着百越族，他们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其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都是十分原始而落后的。[2]越南经济、文化、政治等一直受汉文化圈的影响，伦理道德思想上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文化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越南封建统治者为了管理好本国事务，常常效仿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国封建统治制度、宗法制度、科举制度等等，制度、文化、思想通过古代汉字传播到越南，所以当时越南上层建筑的官方语言为古代汉语，直到今天越语里面还有将近60%汉语借词即汉越词，例如文化念“vǎnhóa”、皇上念“hoàngthuong”。在学习越南语中，使用汉字谐音标记法可以方便初学者熟记读音、词义，虽然现在的汉越词已发生变化，比如词义缩小、词义扩大、义项增加、义项减少等，但读音没有多大变化，所以用汉字谐音来标记汉越词的读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2.3汉语和越语都属于孤立语
汉语和越语都孤立语，孤立语的特点就是词形没有后缀，没有形态变化，语法关系主要是通过词与词之间的语序和辅助词来表示，词序严格，虚词十分重要，复合词多，派生词少。而英语词形就有后缀例如big的复数形式为bigs。所以在记录多个词汇或者一整句话的时候，汉字谐音标记法也能够起到巧读好记的作用。
3汉字谐音方法的对初学者学习越南语的影响
3.1积极影响
对于初学者学习初期，自行运用汉字谐音方法或者参照类似《零点起轻松说越南语》入门书籍的汉字谐音学习越南语，可以调动初学者的娱乐性和积极性，提高学习的兴趣，初学者在学习越语的时候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同时巧用汉字谐音方法有助于巧记熟读越南语，给一些学习时间少的初学者带来了时间上的便利。
3.2消极影响
过度使用汉字谐音方法也会给初学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汉语中同音不同形不同义的词汇巨大，甚至有的汉字谐音越语学习入门书籍随意运用大量的不常用汉字，即使是中国人也未必识别每一个不常用汉字，此外这类谐音入门书籍常常使用三个以上汉字来标记一个单音节越语词，为了谐音而谐音，这样势必增加了初学者记忆的难度，同时语音的精准度也大打折扣。这样一来，初学者的积极性势必会消失，语音读不准就无法和越南人进行有效的交际，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哑巴越语”，最后丧失学习的兴趣。
4建议
不管学习世界上任何一门语言，都没有便捷的路可以走，世界上至今没有一本万能书教会你一个周或者一个月学会一门语言，端正学习态度至少不会让初学者半途而废。其次，初学者应当在掌握越语读音规则的基础上，再利用汉字谐音学习法来作为一种辅助，就不会担心引起汉语语音对越语语音的负迁移。最后，谐音法使用的关键在于能够对学习材料进行主动加工，找到适合学习材料的谐音方式和谐音内容。[3]巧用和活用汉字谐音方法，借助符合逻辑性地想象，形成表象画面，以语言和逻辑表象相结合，谐音趋向于生活化、趣味化有助于初学者学习越南语，而不是为了谐音而谐音。
参考文献：
[1]陈群团.英语中谐音的运用及动因[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