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歧义的历史：光复诗文再发现
光复初期台湾社会文化的诸多问题，不仅是其自身历史发展所致，更与整个中国态势息息相关。回望历史，“光复”作为一个符号，“光复初期”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场域，被赋予截然不同的阐释。
遮蔽还是还原?让我们拨开迷雾，通过光复书写的再发现来探寻历史的真相。党外运动兴起后，“本土派”矫枉过正地塑造“本土悲情”，出于对白色恐怖的逆反，出于对政治压抑的反弹，“本土”成为打击从大陆撤退来台的政权的利器，同时也不幸沦为分离主义的帮凶。回溯历史，在日据时期，台湾的“本土”是针对日本殖民者；上世纪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中的“本土”主要是针对“西化”；直至“”势力兴起后，“本土”才渐渐异化成“祖国”的对立面。在异化的“本土”观下，“二二八”事件、光复初期的历史都被一定程度地歪曲了。
“二二八”事件从原来的官僚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演变成外省族群与本省族群的矛盾。关于台湾人民欢天喜地迎接光复的文本少了，对日本统治带来的“殖民现代性”的歌功颂德则日渐增多。
与光复初期相关的台湾文学，创作与研究最多的是“二二八文学”。在相当长时间里，“二二八”在台湾成为禁忌，被禁止言说。后在民间要求下官方整理了“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资料，但多从官方如何应对的角度出发。上世纪八十年代，“二二八”成为政治图腾，成为台湾悲情意识和族群建构的符号。台湾实行政党政治和民主选举后，“二二八”更是被别有用心者作为操弄台湾族群建构和省籍矛盾的工具。目前，岛内“二二八”文学选本有四个，许俊雅主编的《无语的春天――台湾二二八小说选》和林双不主编的《二二八台湾小说选》。这两个小说选，除了三四篇是写于光复初期外，其它的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虚构小说，其中有部分是重叠的。“党外运动和本土论兴起后，二二八文学创作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更多悲情控诉和族群建构的痕迹。”不同编者所选的作品文本，除了个人偏好外，作者的政治意识和身份认同也是决定作品范围和选本整体风貌的关键。大陆学者李娜在《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一文中，对台湾“二二八”文学从横纵两个方面展开深入论述：一方面是书写者的身份――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亲历事件者或战后出生者，男性或女性乃至大陆人、流亡海外的人；另一方面，则是作品创作时间――事件发生前后、时期、解严前后、九十年代以来。横纵交织论述展现一个立体的“二二八文学”时空，从中探析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以及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知识者的心灵历程等。
其中，曾健民对光复初期文化研究贡献颇大，曾先生注重史料挖掘，企图以丰富的史料还原历史现场。他主编的《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说、诗、报道、评论》、《文学二二八》编选题材和立场上较为一致，都是希望以感性真实的文学作品带读者回到“二二八”的时空现场。《文学二二八》的作品大多创作于光复初期，是编者翻阅报刊资料从湮没历史中重新出土的，如宋非我的故事诗《蓬莱仙岛》、杨逵的《二二七惨案真因》、梦周的小说《创伤》等等。《文学二二八》不仅包括台湾的作家作品，也有部分是“二二八”事件后回到大陆的作家在五十年代后所创作的。文体类别也更宽泛：小说、诗歌、报道文学、事件评论等。对此，陈映真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经由审美的形式，更加深刻、鲜活地表现了事件的更高层次的真实，有意义地表现了历史和生活的内核，生动地表现了民变的社会心理，从而彻底颠覆了反民族的二二八史论的基本教义。”。《文学二二八》的意义除了审美形式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光复初期的历史和社会心理。通过文学史料的挖掘和再现，回到历史现场，瓦解今日台湾“本土论”者的“二二八”分离主义和族群撕裂的诠释。通过《文学二二八》的阅读，可以看出光复初期的台湾政经腐败、民生凋敝，广大人民与官僚统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所谓的“省籍矛盾”是指少数外省官僚统治者对台湾民众的欺压和优越感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但大部分大陆赴台的人士和台湾人民是处于同等境地的。曾健民在《文学二二八》编者语中如是说：“透过文学的形象重新开启二二八历史的生机，使干枯的悲情升华为爱与希望，让永无宁日的对立化为安详与宽容”，这个愿望“化成本书的编辑方针，就是让事件回到历史现场，让事件当时的作家、作品说话；我们相信当今只有通过阅读、倾听，感受历史的声音才能让历史化成今日盎然的生机。”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充满悲情控诉和族群分野的“二二八小说”相比，光复初期的“二二八”创作，一方面是揭示社会黑暗、统治腐败、官民矛盾等阶级矛盾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事件中本省与外省同胞的互助友爱。从《新二二八史像》与《文学二二八》可以看出曾健民、横地刚、蓝博洲等左翼人士企图通过感性的文学史料还原二二八的历史真相，探寻光复初期的社会命脉和人物心灵，以弥合与化解今日台湾的族群撕裂和社会仇恨。
除了“二二八”文学的发现外，曾健民、蓝博洲、吕正惠等学者同样注重对光复前后文学的重新整理。曾健民主编的《1945光复新声――台湾光复诗文集》的目的是“还原光复的历史真义”，除了以“光复文学(古典诗词与小说)”再现1945年台湾民众对光复的
欢迎和期盼外，还收录了“台湾的民族意识”、“御用绅士应退场反省”、“精神上的去殖民”等相关主题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台湾人民内部自我反省和自我去殖民。此外，左翼统派学者对历史现场的重视不仅仅在于光复诗文的整理与发现，他们还“出土”了不少被文学史淹没的作家与作品。曾健民、吕正惠几经周折证实了欧坦生不是“蓝明谷”，确认了欧坛生的大陆赴台身份及他的主要创作成绩。朱双一先生也通过实地访谈，找到了光复初期在台湾文坛相当活跃的大陆赴台作家杨梦周先生。“梦周先生”的发现，是朱双一先生对于台湾左翼统派学者“回到光复历史现场”的主张和努力的呼应和声援。他指出：“梦周的意义更在于提示了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上，有一批来自闽、粤、浙等地的文学青年，他们活跃于报刊上，以对现实的紧密关注和直接反映，与许寿裳等著名新文学作家重在传播中华文化的活动构成互补。”两岸学者对光复初期作家的重新发现，一方面弥补了文学史的空白，另一方面则通过作家作品纠正当下的意识形态与身份立场主导下的有意“误读”。
此外，朱双一先生的《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不仅论述了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态势，而且对两岸文学的互动、交流、对接做了细致的比较和阐析。他把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放置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大背景下，发现光复初期两岸文学的“同构化”现象。朱教授通过具体诗文印证民众怀着喜悦和期待迎接光复，并指出1946年初民众情绪已有了很大的逆转。“文学主题由欢呼光复转到批评官僚统治，台湾文学就与大陆文学实现了主题的交集和融汇。”对“困苦和苦闷”的“共感”中，台湾文学迅速走向与大陆文学的“同构”，即：虽在右倾、反动的的统治下，却是左翼的、进步的现实主义文艺占据文坛主流的位置。左翼文学在台湾占据文坛主流，笔者认为除了日据时期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台湾现实困境外，也与光复初期许寿裳、李何林等大陆左翼作家大批赴台以及鲁迅思想在台湾的传播、接受不无关系。
二、文化重建与“鲁迅”接受
1945年，当局接管台湾，为了去除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遗毒，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行“去殖民化”、“再中国化”的文化政策，在此过程中鲁迅思想得以在台湾广泛传播。黄英哲先生的《“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为文化重建(1945-1947)》和曾健民先生的《台湾一九四六・动荡的曙光》对此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徐秀慧的博士论文《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则主要从义学的角度看待战后文化场域。
黄英哲教授以翔实的资料论述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党部与台湾本地文化人对于文化重建的不同看法，官方和民间都希望去除日本殖民影响，增强中国民族意识。受陈仪邀请和委托，赴台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是主持台湾文化重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工作的具体执行者，他希望通过传播鲁迅思想，在台湾掀起一个新的“”以肃清日本殖民影响，强化民族意识。台湾省党部强调三民主义是战后台湾最需要注入的新精神，扬言要“党化新台湾”。台湾本地文化人受到鲁迅精神的鼓舞，养成了批评执政者的精神，并强烈反对将日本化等同为奴隶化的论调，抗议“台人奴化论”。有趣的是，许寿裳在台湾宣传为当局所忌惮的鲁迅思想，得到陈仪的默许，而鲁迅战斗精神又启发了知识界对现实的批判，以致揭露陈仪当局的黑暗。曾健民的《台湾一九四六・动荡的曙光》隐含着对“本土论”及“”思想的批判，以“去殖民”与“中国化”为主轴对战后初期台湾社会进行详尽分析。一九四六年的台湾利社会如何从殖民地社会转换为民族社会?如何从一个日本的殖民地复归为中国的一省?在这样大的历史格局中，有“去殖民”的问题，……也有教育、语言、历史的“民族化”问题。然而，“去殖民”的反面，就是“中同化”；当时，刚从半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的中同仍带有浓厚的半封建残余，、贪污舞弊横行。曾健民先生指出台湾的“中国化”内含着“恶性的中国化”与“良性的中国化”，进步中却又带着矛盾。
当局对台湾文化重建主要是否定日本教育，肃清其影响；为了尽快地“去殖民”，光复一周年后开始禁用日语。禁用日语的文化政策与“中国化”的急迫心理有密切关系，但却给俞湾知识界造成不便。黄英哲认为：台湾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化反思之后，对“奴化”这个词汇反应非常激烈，努力将“奴化”问题超越“日本化”的是与非，从“世界化”的方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摸索着战后台湾文化的出路。针对“奴化”论训，台湾民众也奋起反驳，认为日本语只是一种工具，是“世界化”，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对此，曾健民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世界化”，是指日本殖民统治期所达到的殖民地形态的现代化，在台湾复归祖国后仍要予以保留和发展。它与前面提到过的陈仪、宋斐如、黎烈文、许寿裳等人，对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看法无甚大差异，也与黄得时在《谈台湾文化的前途》座谈会上，主张今后应走“中国化”与“世界化”的说法，是大同小异的。
如何评价光复初期行政长官公署推行文化重建的效果，黄英哲与曾健民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黄英哲持保留态度，他指出“行政长官公署一年多的文化重建政策执行的结果，台湾本地知识分子对‘中国化’相当有意见，而且台湾与大陆之间不但没有缩短距离，反而是越走越远，背道而驰。”对此，曾健民先生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即使‘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许多严重的恶性阻象(恶性的中国化等等)，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但是，台湾光复初期，不论本省人或外省人，进步人士或保守人士，从来就没有人质疑过‘中同化’的必须性、必然性和进步性。”曾健民对光复初期的“中国化”显然是肯定的，他认为当时台湾各界人士对“中国化”都是满怀信任和支持的。同时，曾健民指出光复初期“中国化”有着多重意义：“祖国化”与“民族化”是其重要内涵，是相对殖民统治的“日本化”而言的。而当今民族分离主义者所谓的“中同化”不但完全没有“祖国化”的意涵，甚至被歪曲成为“殖民化”，台湾光复被认为是“再殖民”阶段。曾健民先生厘清“中国化”一词的历史意涵，以驳斥今天分离主义者的荒谬。同一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的辨析，有助于同到历史现场，有助于真相的把握。如果没有当局的腐败统治，没有受内战牵连的台湾物价飞涨等经济问题，“中国化”的文化重建会是怎样的面目?
黄英哲对光复初期文化研究的另一贡献是：梳理论述了鲁迅思想与台湾战后文化重建的关系，在许寿裳、黄荣灿以及本省文化人杨云萍、杨逵、龙瑛宗等人努力推介下台湾形成“第二次鲁迅风潮”。当时，三种力量纠葛：首先，许寿裳在长官公署的默许下，在台湾传播和介绍鲁迅思想希望引起一个“新的”以达到文化重建的目的。其次，国民
党领导的台湾执行委员会的文化政策与许寿裳的台湾文化重建构想上的矛盾与冲突，一批激烈批评鲁迅先生和许寿裳先生的文章刊登在党部系统的刊物上。1948年许寿裳被害，此后鲁迅传播风潮被抑制，左翼文人或多或少受到当局迫害。其三，是台湾文化人吸收了鲁迅作品的“社会性”、“政治性”、“战斗性”，获得启发，借鲁迅思想、精神表达对当局和治理无能的不满。黄英哲对鲁迅思想与光复初期台湾文化重建的论述相当全面，指出台湾文化再构筑与鲁迅思想的传播密不可分，拓展了鲁迅研究的范畴。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鲁迅风潮”基本消退。当局退台后对左翼文学全面禁绝，除了苏雪林等反鲁文人的作品，鲁迅思想的传播处于冷冻状态。因此，如果说光复初期的“鲁迅风潮”使中同新文学的优秀作品在台湾被传承与接受，则“第二次鲁迅思潮”就如同潜流，对台湾文化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光复初期文学论争的再诠释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论争主要是指在1947―1949年《新生报》“桥”副刊上省内外作家对于台湾文学的性质、定位以及两岸作家如何团结合作等方面进行的争论。台湾相关研究有陈映真、曾健民等编《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陈建忠《被诅咒的文学：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论集》；大陆则有朱双一先生的《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以及江苏大学2000年主办“俞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学术研讨会的与会文章。
陈映真、曾健民等编的《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训：被“本土论”者所独占和隐藏的光复初期论战史料得以重新面世。陈映真写道：“欧阳明首先提出的这个台湾义学与大陆义学问相互紧密联系的论题，在整个论争结束前，受到论者几乎众口一辞的支持和强调而殆无异说。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力言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殊途分立之说，大相径庭。考虑到当时是四七年三月屠杀之后，这种文学上坚强的民族理解与民族团结，发人深思。”@对此，朱双一先生有相似的看法，他强调“论争者们不仅从台湾已回归祖国的‘现实’，得出台湾即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也必然是中国文学一部分的论断，而且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检视，证明即使在严苛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文学也仍与祖国文学保持无法割断的紧密渊源关系，它们相似的处境和共同战斗目标更使它们具有紧密的关联性，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证明。”
同样是研究1947―1949年“桥”副刊上的争论，台湾学者陈建忠的《被诅咒的文学：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论集》有着与陈映真先生颇为相异的看法。首先，陈建忠在《导论》中写道台湾“被光复”，“被光复”暗示了作者的身份立场和发言位置，“光复”是被动的、不情愿的。他始终强调台湾的客置，认为台湾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一如书的题目“被诅咒的”。因此，该书对“桥”副刊上的论议，相比论争本身的分析阐释，更为注意论争者的身份，更强调论争中的文学场域与权力关系，过分夸大本省与外省文化工作者的差异。其次，他认为外省文化人掌握主要文化媒介，对台湾文化重建的建议是“指导性”的“建议”，认为台湾本省文化人处于劣势，与外省文化人之间存在较大的权力差异。陈建忠因“桥”副刊的主编是外省人歌雷，得出大陆赴台文化工作者掌握了主要的媒介和话语权，对台湾文化重建进行居高临下的“指导性”建议的结论。他着重强调省籍区分，有意无意忽视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向心力和两岸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但是，化约历史资料，只选取与自身理论建构相关的部分进行论述，其论述过程和细节部分则难以自圆其说。
关键词：唐代文馆；文馆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空间
近年来，唐代文馆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涌现出不少与此相关的论著，比如李德辉先生《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极大地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考镜、文献整理、文馆与文学关系的讨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来看，转变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寻求新的切入点，宏观通照性地发掘文馆与文学更深层的关联，是当前此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探索解决问题的相关途径。
“文馆”到底指什么，关涉到研究对象的确立，各家研究都有所不同的表述。正史所记，无一统摄性确定概念，而仅出现于专有名词之中，如弘文馆、崇文馆之类。两《唐书》有“三馆”一词，如《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上武则天书云“三馆生徒，即令追集”及《新唐书》卷十四“三馆学官座武官后”，但此“三馆”当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馆，与文馆概念相去甚远。
较早关注文馆的学者是日本池田温先生，他认为唐代学馆之盛，中古所未见，而学士荣誉，尤著于青史。唐朝官制，政府图书之署有秘书省，国史编纂之府则有史馆，而教授学生之学校亦有国子监，及州、县学。其外更有馆院之设，可谓备矣。唐朝馆院，名称屡改，兴废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1]190-192照池田温氏的说法，文馆的范围是很大的，举凡掌管学艺、庋藏图籍、教授生徒、政治辅弼之机构，概应纳入文馆范围。
李德辉先生认为文馆似不应包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上揭氏著指出：“两汉以降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学'为名，在掌理图书的秘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馆'，主掌图籍的校理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它虽然属非常设性文化机构，但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大，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等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2]1这样就将文馆与常设性机构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文馆概念所指，是与论题的选择密切相关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文馆的界定大可不必相同。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从制度与文学的关联性入手，在制度考辨的基础上，解决与此相关的文学问题。因此，从宏观通照的角度出发，将“中央文馆”界定为：（1）是指唐代中央文馆，与地方文化机构有别；（2）是指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联系较为密切的馆所。因而选定包括国子监、史馆、秘书省和崇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馆等文化馆所作为研究的对象。[3]4-5正是缘于所解决的不同问题，其所关注对象也不一样。罗时进先生《唐诗演进论》比较重视文馆与诗歌关系的讨论，因此该书的第一章《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说：“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恰形成四个学士集团，这就是开国初太宗朝文馆学士集团、高宗朝文馆学士集团、武后朝的珠英学时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4]4-5另外，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5]着重探讨的是学士与政治的关系，因此选取的对象依次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集贤学士、翰林学士。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6]，也是从实际研究需要出发，对文馆有不同的择取。
（一）文馆制度梳理和考辨
以文馆作为切入点来讨论，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历史学和政治学，因此，制度考辨和文馆史梳理成为研究的热点。关于国子监研究，在一般论文之外，大都散见于各种教育史专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高明士《唐代学制之渊源及其演变》[7]和任育才《唐代官学教育的改革》[8]、《唐代官学体系的形成》[9]，诸文在制度考论方面极为细致翔实。对唐代史馆的研究，本身就是史学界一个热门，讨论的文章和著作都很多。不过，相较而言，台湾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10]一书尤有特色，张氏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相关制度。关于唐代秘书省的研究，主要有赵永东《谈谈唐代的秘书省》[11]，陆庆夫《唐代秘书述略》[12]和曹之《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13]。李万健《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14]，从目录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秘书省在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弘文、崇文二馆的制度性考辨，亦主要散见于诸教育史著作中。论文方面，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15]和牛致功《唐代的学士》[16]二文，较为详细深入。研究集贤院最珍贵的资料是唐代韦述的《集贤记注》，但原本已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宋代王应麟《玉海》中所引的数十条。上世纪二十年代，朱倓钩稽排比，撰成《〈集贤记注〉辑释》[17]，是研究集贤殿书院的基本材料。日本学者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1]从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故实、职掌、禄廪、官联八个方面进行考察。随后，郑伟章、赵永东、刘健明、李湜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集贤院制度进行考察。
关于崇玄馆的研究相对薄弱，一般置于对唐代道举和道教的考察之中。讨论广文馆的文章也不多，廖健琦《唐代广文馆考论》[18]从设立时间、设立原因和中唐之后的存否等方面立论，较有新意。关于广文馆的性质，台湾高明士先生认为“其目的在招收国子监学生之攻读进士科者，有如今日在学校内附设之补习教育。”[7]206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实。招收国子监学生攻读进士科者固然不错，但所谓的补习教育因广文馆自身为一独立教育单位而不能成立，广文馆业进士者的资格亦非补习生。
（二）文馆与诗歌
文馆与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包括律体律调分析、唱和诗集整理、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等。
1、关于律体律调的探讨较早研究唐诗律体律调的是郭绍虞先生，收录于《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19]中的《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等文章主要从五言诗音步的角度，说明“古”、“律”之间的声律问题。1986年，赵昌平发表《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20]，考定初唐九次重要“七律”应制唱和组诗，结论是七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五律每句加二字而来的，七律的渊源当是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香港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问题之讨论》[21]，从单句句调不合、失对联数、失黏首数、不合律首数等方面，考察初唐作家虞世南、李百药等22人519首接近五律诗歌的声律状况。邝文认为律调受到重视和探讨，主要是作者顺应文体本身的发展、从事探索的结果，跟君主的好文无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葛晓音先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分别讨论宫廷文人在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七言歌行的发展以及绝句的发展等问题。葛氏虽不是直接探讨初盛唐诗歌律体律调，但却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正是在乃师的鼓励和启发之下，杜晓勤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22]指出：五言律体的形成虽然几经波折，但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宫廷诗人。如果没有他们对诗歌声律美的不懈追求，没有他们对原有诗歌声律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五言新体诗的律化进程无疑会更漫长。可是，杜氏所认为的律体律调最终定型于沈宋即“沈宋体”的看法，虽与众多文学史同调，却不为陈铁民先生所接受，陈先生经过分析考证，认为律体的定型是初唐一批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其功不能全归于沈宋二人。[23]
2、唱和诗集的整理初唐唱和诗集的整理主要集中在《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景龙文馆记》。
（1）《翰林学士集》翰林学士之名，始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其时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因此，对于《翰林学士集》的结集和标题，众多学者提出揣测，但以陈尚君和日本森立之的说法为上，森立之疑为许敬宗所撰，陈尚君进一步指出可能为许敬宗别集残卷，理由为集中收许诗最多，每题皆有其作品，且目录亦以其诗列目。[24]3贾晋华先生在《翰林学士集》的基础上，广引文献，将太宗朝宫廷诗人群的唱和篇章及文学活动逐一考证，起于武德九年九月，终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共考得太宗君臣唱和诗214首又2断句，文赋13首，预唱诗人45人。[25]12-33
（2）《珠英集》《珠英集》又称《珠英学士集》，五卷，唐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而成，宋以后散佚。现存敦煌写本二卷，分藏英国和法国，编号为斯2717、伯3771。《珠英学士集》的整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董康、向达、王重民、项楚、吴其昱等学者都作出过重要贡献，最终由徐俊先生全面完成。徐俊先生将英、法所藏写本拼接对看，得出法藏伯卷当为英藏斯卷《珠英集》第五卷的部分内容，这样就将二处分藏的残篇连接起来。徐先生对《珠英集》考证的重要成果主要有两点：第一，校正历来关于学士人数的记载，明确为47人；第二，全面整理校勘现存诗歌，共得55首。[26]548-587
（3）《景龙文馆记》据《新唐书·李適传》、《唐诗纪诗》卷九李適条、《唐会要》卷六十四“宏文馆”条、《直斋书录解题》卷七、《玉海》卷五十七等文献记载，中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以象四时八节十二时，其后被选者不一。他们围绕中宗宴饮优游、频频唱和。身为学士之一的武平一将此其间的活动记录下来，并录有唱和作品及诸学士传，名为《景龙文馆记》。较早注意到《文馆记》的是日本学者，如高木正一《景龙の宫廷诗坛と七言律诗の形成》，西村富美子《唐初期の应制诗人》、安东俊六《景龙宫廷文学の创作基盘》都力图还原宫廷文学活动及其相关背景。[25]44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有陶敏《〈景龙文馆记〉考》[27]，贾晋华《〈景龙文馆记〉辑校》[25]和《〈景龙文馆记〉与中宗朝学士群》[25]。陶文侧重于成书始末及版本流传等文献学方面，贾文则全面辑校了《文馆记》，并对其间活动进行编年。
3、相关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初唐三大诗学著作，即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新定诗体》。此三者始见录于中唐求学之日僧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后辗转传抄，面目全非，经王梦鸥先生大力考证，基本上还其原貌。王先生认为宋代《吟窗杂录》所录《魏文帝诗格》即传抄《笔札华梁》所成，而以现存于《吟窗杂录》卷六李峤《评诗格》所载十体九对之文字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崔氏之语相对照，李峤《评诗格》与崔融《新定诗体》实为同一书，《评诗格》乃后人所伪托李名也。此后所论，陈陈相因，大抵不出王先生所述范围。
王氏不仅考论有关初唐新体诗成立的两种残书，更论及初唐诗学产生之渊源，并分析其成因。认为初唐诗学，多为适应宫廷之艺文生活而发达，殆与齐梁时代相类似。其诗体既沿袭江左余风，而诗学之所发明者，亦即为齐梁诗体之分析。从分析而创立若干规格，转成唐代试士之圭臬。按其作业，自始即偏向于“缀文”之道，而与吟咏“情志”者无直接关系。[28]
（三）其它研究
诗歌之外，研究文馆与文学之关联性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探讨唐初所修前代“八史”与初唐文学思想的关系。这在文学批评史、思想史等著述中都有论及，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述尤为详备。曾守正《唐初史官文学思想及其形成》[29]，从唐初史官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成因、评骘三方面来考量初唐史官的文学思想。李胜《初唐史家文论特色检讨》[30]认为：以令狐德棻、魏征为代表的初唐史家的文学见解，表面看来，像是折衷调和，论其实质，则表现了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较早、也较正确地为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学指出了发展方向。
其它文体方面，如从文馆的角度来观照小说、散文的演变之类的论著不多。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力图有所突破，对文馆与唐传奇、实录、墓碑文、行状等文体之关联，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拙文《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31]，从文馆的角度提出构建分体骈文史的断想。
从文馆研究的历史来看，研究者比较重视这样几个问题：（1）历史学视野，关注文馆制度本身的渊源和流变，着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考辨。（2）政治学视野，着力剖析文馆文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3）文馆与文学的关系，可归结为：文馆学士与作家群体；文馆创作与文坛风尚；文学盛衰与文学嬗变；文馆唱和和诗体发育等方面。[2]399-402
上述成果无疑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其中的缺失和不足也不容忽视。由于侧重点不一，他们往往致力于某一中央文化机构的研究，“点”多“面”少，缺少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又囿于论题性质，历史学、政治学研究较多，因而在“与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
重新思考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文馆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主要还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拓。应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选取文士社会角色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文馆与文学之关系，是比较有价值和意义的：其一，回归文学本位研究。传统研究在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揭示文馆的价值，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观照，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其成果一方面可作文学研究之参照，另一方面其落脚点并非文学。吸收前人成果，推进并深化文馆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改变过去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史意义。其二，运用已有文馆研究成果，借鉴社会学理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图在历史文化学和文学社会学层面有所突破，还原文馆文人与唐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原貌。因此，系统化现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对前沿学术方法运用的检测，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其三，从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文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学者热衷于从空间分布、科第出身、文化背景等角度来剖析文士的精神风貌，对于文士社会角色与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之联系则关注不够。因此，从文士社会角色变迁来考察文馆文人的精神风尚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依据社会学相关理论，社会角色有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之分。就文馆而言，前者主要有学官、史官、图籍校勘官、著作郎官、学士五大类，后者主要包括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角色。这两种角色有时难免交叉和互换。未来的研究应打破成例，努力解决与此两种社会角色相关的文学问题，从角色之意识、评价、社会流动、心态等层面分别探讨与文学生成、发展、衍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文士角色与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文体演变的相互关系。加强动态研究，揭示文士角色与文学团体、文学风气、文艺思潮、文学传播等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之间的潜在规律。笔者以为可以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文士任职中的角色本位意识与文学样式。所谓本位，在这里是指各文馆职事活动的规定性，比如学官之教育、史官之修史、图籍官员之校勘、著作郎官之著述等等。不同社会角色的文学创作，往往在题材、内容，甚至风格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比如秘书省校书官本位意识与咏物诗创作，文士任职与散文写作，史官“泛谏诤意识”与中唐传奇勃兴等。
其二，文士社会角色评价与文学。社会评价系指社会在文士选任、迁转和地位诸方面对文士职务作出价值判断和预测。从任职资格归纳文士选任中的文学因素，从职务变迁总结与迁转相关的文学质素，通过计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选任和迁转的规律，并由此还原文士生活生存状态与文学群体性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由于任职形成文学创作小集团，集体创作观念对文坛风尚之影响，各文馆社会地位高低变化与士子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等等。
其三，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性与文学活动。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是指文士京都任职与地方任职之间的区域流动。京都长安和洛阳是中央文馆所在地，也是当时的文化强势区，文士离开京都到其它地方任职，势必带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比如由韩愈迁谪岭南、白居易贬江州、刘禹锡之夔州等角色流动，推动弱势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强弱势区域之间文学思想的交流和传播等等。
其四，学士文学角色批判与诗歌复古进程。将学士单独列出来讨论，是因为过去的研究将其局限于初唐诗歌声律问题。文学发展是诸种合力的结果，若将诗歌分成主流创作和非主流创作，从非线性发展来重新审视唐诗进程，则会发现唐诗演进轨迹受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冲突的影响很大。一般而言，学士处于创作主流地位，同时又是京城文化、宫廷文化的代表，而非主流作家则是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复古实质上是文化冲突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诗歌复古进程也是文化冲突与顺应的过程。
不过，多学科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多门学科知识，在知识结构方面应有所提升和完善。同时，还应注意点面结合、虚实相间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创建与研究相关的数据库，加强一般与个别有机相融的动态系统分析。
综上所述，历时性地来看，唐代文馆与文学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的梳理和考辨、文馆与诗歌的分析探讨方面成果较为丰硕，而在文馆与小说散文等方面的讨论相对薄弱。总体而言，个案分析较强，整体论述较弱。虽然出现了《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和《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专著，但从文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略嫌关注不够。因此，将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从文馆文士社会角色切入，解决相关文学问题，当是深具发掘潜力的未来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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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曾守正.唐初史官文学思想及其形成[A].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号)[C]，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94.
科目代码711
科目名称
综合课
一
.名词解释6分/题
1.象征
2.陌生化
3.悲剧
4.文艺批评
5.作家电影
6.1.类型电影
二，简述15分/每题(
任选4题)
1.文学作品文本层次的构成
2.文学与影视艺术的主要区别
3.审美意向及其分类
4.中国早期电影形态”影戏”的特点
5.
30年代左翼电影剧作中的两种风格
6.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思潮的艺术主张与美学特征
7.法国”新浪潮”在创作中的主要特征
三.论述
30分/个
(任选2)
1.陈述至少四种文学批评方法及其特点
2.结合作品,分析第五代导演的创作特点与历史地位
2007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813
科目名称
广播电视理论
一、名词解释（6分/题）
1.电视文艺节目
2.MTV
3.广播电视标题音乐
4.杂志型节目
5.有线电视
6.节目定位
7.窄播化
二、简述
15分/题(
任选4题)
1.世界纪录片创作风格模式演变的几个阶段
2.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优势与劣势
3.电视艺术片的特征
4.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几个阶段
5.主持人应该具有哪些素质
三、
论述30分/个
(任选2)
1.分析”焦点现象”与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崛起的原因,表现与本质特色
2.分析因特网的兴起对传统广播电视业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3.电视体育节目的作用和意义
2008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711
科目名称
综合课
一.名词解释（6分/题）
1.意向
2.影戏
3.三突出
4.精神分析学
5.第五代导演
二.简述
15分/题
(任选4)
1
简述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主要艺术方法
2
简述17年国产电影的主要局限性
3
简要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传媒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4
简要陈述现实主义及其历史演变
5
简要陈述对样板戏的看法
三.论述
30分/个
(任选2)
1
试评价一部你所熟悉的第五代导演的影片
2
试评一部今年来播出的战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3
你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哪一部改编的最成功？为什么？
4
谈谈你对红色经典改编的看法。
2008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813
科目名称
广播电视理论
一.名词解释（6分/题）
电视画面电视剧
广播电视主持人
议程设置
音响语言
二.简述
15分/题（6选4）
1
简述广播电视传播的基本特征
2
简述广播电视新闻的社会影响力
3
简述声音的多种特性
4
分析说明电视艺术是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5
简述电视纪录片的基本特征
6
从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的格言“任何时候说什么比怎么说更重要”谈口头报道的基本要求
三.
论述
30分/个（3选2）
1.从巴赞和克拉考尔的西方电影纪实理论,论述纪实主义在电视纪录片中的回归,分析其原因和面临的问题
2.分析论述中国人类学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特点
3.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论述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及运用新科技的发展前景
2009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711
科目名称
综合课
一.名词解释
1典型
2社会历史批评
3人文关怀4
板块式节目5作者电影
二
简述题（任选4）
1
简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特点
2
请简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思潮的主张和美学特征
3
请简要陈述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的异同
4
请简要陈述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的异同
5
请简述电视综艺节目的特点
6
请简述说明世界广播电视的几种体制
三
论述题（任选1）
1.请谈谈你对主旋律电影的看法
2你认为制约中国当代电影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如何突破？
答题要求：1有明确观点
2结合作品分析
3字数在800字左右
四
评论与写作（任选1）
1
试评一部你所熟悉的欧洲导演的艺术影片
2
试评一部给你印象最深的纪录片。
答题要求：1.考生可对所评影视剧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和评论
2.应适当应用影视剧理论，并结合作品。
3.字数宜在1000-1200字左右
2009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813
科目名称
广播电视理论
一
名词解释
1.卫星电视
2.电视剧
3.（电视的）节奏
4.制片人
5.窄播化
二
简述（任选4）
1.电视晚会及综艺节目的特点
2.电视画面的特性
3.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功能
4.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报道如何取胜？
5.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基本特点
6.怎么防止信息误导和信息污染？
三
论述题（任选2）
1.从纪录片适度运用“情景再现”“现场模拟”，论述“虚构与原生态”之关系
2请谈谈互联网对电视的影响
3从“汶川地震直播”和“奥运会直播”谈我国电视传播观念的转变
2010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711
科目名称
综合课
一
名词解释
1.意境
2.象征
3.红色经典
4.心理批评
5.西部电影
二.简述（5选4）
1简述法国左岸派的艺术特征
2简述文革期间样板戏的摄制经验
3简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的看法？
4简述你对“大片”的看法？
5简述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三.论述（3选2）
1论述你对影视剧商业化趋势的看法。
2论述区域文化与流派文化的关系。
3论述美国好莱坞电影队中国电影的启示。
2010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813
科目名称
广播电视理论
一
名词解释
1.滚动记录
2.声音的心理性
3.主持人中心制
4.沉默的螺旋
5.人类学纪录片
二.简述（任选4）
1.世界广播机构管理体制
2.请简述广播电视信息传播特点
3.请简述纪录片的文化特性
4.请分析说明广播电视语境的构成
5.播音中的“情，声，气”的关系
6.网上舆论的特点
三.论述题（任选2）
1.纪实纪录片主客体的关系
2.民生新闻发展
3.论述动画开发过程的问题
4.动画片创意与解决问题及动画创意的思维特征
2011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711
科目名称
综合课
一.
名词解释（每题6分）
1.期待视野
2.艺术鉴赏
3.艺术发现
4.欧洲先锋派电影运动
5.节目定位
二.
简述(每题15分
任选4)
1
艺术作品含义极其层次构成
2简述文学作品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关系
3简述样板戏电影摄制经验
4简述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特点
5广播电视在社会中与其他社会结构的关系
6广播电视新闻栏目化传播优势
三.
论述（每题30分，三题选二题）
1论述影视剧中主旋律诉求与商业化倾向的关系
2论述媒介融合含义及其表现与特点
3试评论一部你所熟悉的中国电影导演的艺术电影
答题要求：
1考生可根据作品某一方面进行评论
2考生必须结合作品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影视与传播理论
3字数宜在1000-1200字
2011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813
科目名称
广播电视理论
一.名词解释
1.受众调查
2.网络电视
3.制播分离
4.电视散文
5.音画关系
二.简述（任选4）
1简述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
2简述广播电视经营的表现
3简析电视主持人与播音员语言使用的异同
5简析广播电视主持人语言语用的转型
6简析谈话类节目的现状与出路
三论述（任选2）
1论述中国广播电视为经济服务的表现
2从浙江煤矿工人被困底下70小时后被救出，分析我国电视新闻报道突发性灾难事件的优点与缺点
3根据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论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
4从文化创意产业角度，论述广播电视业的发展趋势
陕西师范大学复试2011
笔试真题
一、论述题（四选二）
1.我国影视剧的商业化趋势；
2.纪录片中的模拟手段与原生态之间的关系；
3.设计一个电视节目；
4.根据一首诗设计动画分镜头剧本；
二、印象深刻的影视剧
三、English
composition
“私家车”
专业面试
对专业的认识
如何理解“娱乐低俗化”
本科论文题目
是否实习
2012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711
科目名称
综合课
一、名词解释
1、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2、文学批评
3、市民电影
4、布莱顿学派
二、问答
1、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及表现
2、文学中意象及其基本特征
3、十七年电影的特点及其主要样式
4、《公民凯恩》的独特之处，与类型电影的区别
三、论述
1、以《失恋33天》等中小成本电影的突起为例，分析国产电影的现状
2、以乐视网等视频网站为例，分析视频网站对传统媒体的影响
3、以3D技术为例，分析技术在电影制作中的作用
2012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813
科目名称
广播电视理论
一、名词解释
1、意见领袖
2、议程设置
3、电视的节奏
4.忘了这个
二、简答
1、广播电视的传播特点
2、相对报纸，广播电视如何取胜
3、纪录片的文化功能
4、广播电视新闻中的“误读”现象原因
三、论述
1、地方卫视的发展策略
2、电视访谈类节目的发展现状
3、
回忆版，可能有记错，论述题的材料都很长，可以任选一个角度去分析，最后的大题都很灵活很开放，虽然前面的小题都比较基础，但是自己的知识积累还是非常重要的
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新闻与传播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生复试题目
一
从下列三个题中选择一个题目进行作答，50分
1
从艺术，传播，技术，文化，政治各方面，分析谍战剧的叙事结构，文化定位，和传播策略。
2
地方戏曲已经渐渐在青少年中远离甚至消失，使用你学过专业知识，简单谈谈新媒体符合传播地方文化，在传播上有什么特点
3
今年是延安文艺大会70周年，所贯穿的文艺路线在当今的影视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请举例说明
关键词：劳动关系劳工政策劳动制度
近期阅读常凯教授的论文《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感触与启发良多。
一、文章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文章逻辑结构方面。常凯教授的这篇论文主要讲述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问题。整篇论文从三个方面讲述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问题，分别为"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理论与文献回顾"、"中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过程与起点"、"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路径与特点"。从这三个方面对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问题进行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方面是呈递进关系的，按照时间的发展进程排列，逻辑结构十分清晰明了。读者通过阅读此篇论文，可以清晰地把握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问题的来龙去脉，发展研究过程以及特点等等。
其次，概念解析方面。为了更好地阐述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问题，常凯教授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对个别劳动关系和集体劳动关系这两个概念进行比较解析，得出两者最大的区别特征是个别劳动关系的从属性与集体劳动关系的对等性。从而论述正是基于个别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的特征，具有一定的缺陷性，需要集体劳动关系的补充和完善，因而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问题就显得非常地必要和重要。
最后，知识体系方面。常凯教授的这篇论文让我受益匪浅。由于笔者才学疏浅，对于劳动法相关概念和知识掌握并不到位，因此从这篇论文中获得的教育甚丰。此处谨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笔者对"劳动法"（此处劳动法指狭义的劳动法）的理解为调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的法律的总称。换句话说，笔者把调整个别劳动关系的法律和调整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统称为劳动法。而阅读了此篇论文，才豁然醒悟，"在欧美国家，'劳动法'的含义通常为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法，调整个别劳动关系的法律一般称为'雇佣法'"。认识到自己知识体系的错误，才真正理解常凯教师阐述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同时也给自己一个警示：学海无涯，自己仍需在劳动法领域加强基础性知识的掌握。
二、笔者的不同看法
学习前辈和长辈的知识和理论，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自身的进步。下面，谨从三个方面论述笔者对此篇论文的看法。
（一）文章的整体结构和语言表述方面。
首先，从文章的整体结构来谈，文章题目为《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从题目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此篇文章论述的问题为两个，分别是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和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两者构成并列关系。文章总共分为四个部分："一、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理论与文献回顾"、"二、中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过程与起点"、"三、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路径与特点"、"四、政府劳工政策的调整和完善：目标与要求"。从文章整体篇幅和内容来看，文章四分之三的篇幅是论述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问题，仅有四分之一的篇幅和内容论述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问题。也就是说，文章题目的表述与文章篇幅和内容的设置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一般来说，文章论述的两个问题所占文章篇幅和内容应该大致各占一半，才符合文章题目表述的并列结构，也符合文章从形式上的美观感和结构上的合理性。
其次，从文章的语言表述来谈，文章一小部分语言衔接不紧密，表述不周全。如前所述，既然文章论述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和政府劳动政策的完善两个问题，那么，在文章前沿部分的表述应当是涉及两个问题。比如在文章的前沿部分，前半部分讲述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问题，后半部分讲述政府劳动政策的完善问题，这在逻辑结构上相当严密和周全，但在语言表述上后部分只是表述为"中国劳工政策完善"。笔者认为，文章表述应当可以更加贴近题目和文章内容，直接表述为"中国政府劳动政策的完善"或"政府劳动政策的完善"更为恰当。
（二）文章观点评析。
笔者对作者在此篇论文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比如在论文第二部分，常凯教授把劳动制度的改革和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初步建立分为三个阶段。对此，笔者有疑惑。
第一，"劳动制度的改革"与"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初步建立"，这两者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它们的发展阶段完全一致吗？为此，笔者查找资料，发现目前为止，没有学者把两者的发展阶段放在一起研究，并且得出发展阶段一致的观点。这应该是常凯教授的首创。
第二，常凯教授把"劳动制度的改革"和"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初步建立"分为三个阶段，文章中没有注释，表明这是作者独创的观点，文章中也没有提及这样划分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对此，笔者也感到困惑。如果作者能够论述划分的标准和依据，读者将更能清晰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意图。
第三，作者把"劳动制度的改革"和"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初步建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第二阶段：199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到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对此种划分情况，学术界有不同观点。基于学术界鲜少把"劳动制度的改革"和"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初步建立"两种制度的发展过程一起论述，在这里，笔者将上述两种制度的发展过程分别进行论述。（1）在劳动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一，此篇论文是常凯教授2013年发表的文章，常凯教授在2008年发表的题为《三十年来劳资关系的演变历程》中的观点与此文观点不一致。在《三十年来劳资关系的演变历程》一文中，认为"劳动制度的改革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年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并推行'优化劳动组合'"；"第二阶段：自1986年7月实行的劳动合同制度"；"第三阶段：'减员增效'和'职工下岗'"（此阶段从1992年开始）；"第四阶段：'国企改制'和'职工置换身份'"（此阶段从90年代后期开始）。常凯教授2008年的观点和2013年的观点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观点不一致，并且分歧较大。五年的时间，常凯教授的观点也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发展，只是他并没有向读者阐述这其中变化发展的原因。其二，聊城大学苏树厚教师主编的《新中国劳动制度发展与创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关于劳动制度的改革有不同观点。"新中国50多年劳动制度的变迁，经历了'旧的市场化的劳动制度-计划经济的劳动制度-走向现代市场化的劳动制度'的不凡历程"。其中，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劳动制度，该书这样进行划分，"1978年至1992年，新中国劳动制度在改革中恢复和发展的时期"；"1993至2004年，新中国劳动制度发展创新及与国际接轨时期"。由于笔者未能找到苏教授的这本书，书中的详细论述不能一一述说。其三，李丽林老师在《中国劳动制度发展面临的选择与局限》中的观点。"中国劳动制度改革与经济制度改革密不可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劳动制度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结束以行政手段配置劳动力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劳动制度也开始进行改革。1980年，政府提出实行'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即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以及自谋职业三者相结合，从人员的着手上开始打破'统包统筹'的就业制度。1986年，在国有企业新招收的工人中，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综合常凯教授、苏树厚教授和李丽林老师的观点，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劳动制度改革的阶段"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笔者赞同苏树厚教师和李丽林老师的观点。因为在我国，劳动制度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联系，劳动制度的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进行的改革，两者的步伐大致是一致的。因此，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依据国家劳动制度的逐渐改革与变化，对劳动制度改革进行阶段性划分，是比较合理的方式。（2）在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初步建立方面。其一，对于"市场化劳动关系"这一概念，常凯教授没有下定义，也没有注解进行解释。根据笔者查找的资料，学术上甚少使用"市场化劳动关系"这一概念。有相当资料适用"劳动关系市场化"，笔者认为，"市场化劳动关系"和"劳动关系市场化"应当是在表述同一个概念，并且这个概念是讲述劳动关系在经济体制进入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发展形成的，就我国而言，应当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劳动关系市场化"。常凯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也有类似观点，"中国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北京下进行的"。其二，《走向和谐-市场型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新探》书中的观点。"依据劳动关系的调节机制，我们可以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关系的变化发展趋势划分为行政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市场调节为主、多元化调节为辅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978年-1992年，第二时期：1993年至今。"从上述引用中，可以看出，《走向和谐-市场型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新探》对于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发展趋势的划分，是有划分标准和依据的。这样有理有据的的划分方式能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作者的观点。其三，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的观点。在郭军发表的《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关系的发展变化-市场化与法制化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及辨证关系》一文中，有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关系市场化和法制化发展变化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建立商品市场阶段，可以说1976年到1987年这十年，劳动关系完全是计划经济的。其次是开放生产资料市场阶段，可以说1986年到1996年这十年，劳动关系是国家化、行政化与绝对企业化、契约化并存的阶段。最后是完全开放劳动力市场阶段。"此文是郭军发表于2012年，"劳动关系市场化和法制化此时可以说初步完成，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甚至存在过度市场化的趋势"。在"劳动关系的市场化"问题上，把常凯教授的观点与郭军部长的观点相比较，可以明显发现，两位的观点分歧是比较大的。常凯教授认为，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初步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截至目前为准，我国市场化劳动关系处于初步建立阶段。而郭军部长认为2012年劳动关系市场化已经初步完成。鉴于两位老师在论述上述问题时，都没有界定标准和界限，所以对于他们观点的分歧一时难以定论，有待笔者继续深入探讨，在此不对两位老师的观点进行评论。而郭军部长的观点得到学术界部分老师的认同，比如吴清军、刘宇在《劳动关系市场化与劳工权益保护-中国劳动关系政策的发展路径与策略》一文中有此表述："21世纪初至今，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基本实现"。
（三）文章逻辑结构评析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论述，此篇论文所论述的三个方面内容是呈递进关系的，按照时间的发展进程进行，逻辑结构十分清晰明了。但对于某些部分的逻辑结构，笔者有不解之处。
第一，从整体结构来看，文章主要论述"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和"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两个问题。而从整体来看，文章重点是论述"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问题。可是文章通篇都没有对"劳动关系集体化"和"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两个概念进行下定义或者界定内容与范围等方面。笔者认为，既然是文章主要论述的问题，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统一或通说的界定标准，作者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从部分结构来看，作者在第二部分有这样的论述"以集体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意识的提升，成为促进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最主要的推动力"。从该论述中，读者不禁会疑惑：既然劳动者意识的提升是促进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最主要的推动力，为什么文章不论述"劳动者意识的提升"问题，而论述"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问题呢？笔者明白常凯教授的良苦用心，为了整个文章的完整性，劳动者意识的提升也是不可避免地的核心问题，当然应当指出来让读者知悉。
参考文献：
[1]常凯.《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六期。
[2]常凯主编，乔健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4页。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
邓小平在1985年4月，从世界观的高度深刻总结了怎样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中国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又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3]邓小平的这些论断，至少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搞社会主义，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概括，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诚如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所言：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论及实事求是哲学之处就达80余次。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代特征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实事求是是邓小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石。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
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就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必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4]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克服了过去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邓小平对中国这样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的探索过程中，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和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系统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出、反复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5]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6]1986年，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7]1990年底，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8]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核心的问题。这一科学概括，内含着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等基本问题的解决。这一科学概括，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正是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的探索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把握，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0]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又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从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最强调也是强调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1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还必须把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统一起来，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还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邓小平说：“中国主要目标是发展”，
因此“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开放。”[12]即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而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邓小平理论围绕其核心的三大理论系统。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的总的奋斗目标，必然要求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第一，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
1、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3]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4]
2、经济发展出发点论。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5]
而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3、经济发展格局论，即邓小平多次论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
4、经济发展战略论。邓小平以跨世纪的战略眼光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30年到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16]邓小平还在1982年就指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17]同时也是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
5、经济发展动力论。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8]
同时，邓小平还从生产力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6、经济发展手段论，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
7、经济发展条件论。和平与稳定是发展的基本条件。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要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0]
8、经济发展立足点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在坚持这一立足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21]
9、经济发展保证论。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发展的政治保证，“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22]
10、经济发展协调论。邓小平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出一系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
第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理论。
邓小平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3]“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24]
2、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论。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的成果”。[25]
3、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论。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26]“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27]
4、民主与法制统一论。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可分
的。”[28]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化与法律化的统一，是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5、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指出：“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29]
第三，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
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0]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针。
1、“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根本方针。邓小平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提供物质基础，精神文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31]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素质。[32]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同时还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5、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力保证，邓小平指出：“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要加强民主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要切实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要靠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消除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一切丑恶现象。[33]
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的理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关于外交战略的理论，也都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都是围绕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即围绕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展开的，都是保证、有利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实现的，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
注释：
以下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第118页;[3]第101页;[4]第252页[5]第116页;[7]第171、172页；
[8]第364页;[9]第373页;[10]第370-371页;[11]第64页;[12]第244、284页；
[13]第116、63页;[15]第2页;[16]第251页;[17]第9页;[18]第370页;
[19]第373页;[20]第210页;[21]第3、78页;[22]第202页;[23]第379页;
[25]第164、176页;[26]第221页;[32]第110页;[33]第156页。
以下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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