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1:(导入)今天我们学习第八单元的内容,请翻看目录:(第八单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第22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第23课“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第24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本单元共3课,呈现的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什么?这种趋势在二战后是如何发展的?从中我们得到哪些历史感悟?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本单元需要探讨的问题。意图: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对经济全球化概念早已耳熟能详,以学生熟知的经济概念为切入点,进入本单元学习,可引起学生共鸣。通过设置问题,以疑导读,导入新课,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本单元的兴趣和探究欲。同时,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对课本目录不阅读,对单元结构不甚了解,只是孤立地学习每课内容。通过这种单元呈现的方式,逐步培养学生阅读目录的习惯,帮助学生认知单元特征、理解单元内容及内在联系,从而做到高屋建瓴。过渡:本节课我们主要学习第22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请看课本材料:P104本课课题下引言:“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就开始构思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计划。他认为,世界经济应该建立在国家间合作基础上的竞争,而不是霸权或者闭关锁国。这就是怀特计划,它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第1、2自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欧国家普遍衰落;美国的经济实力却空前膨胀,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由于英国在战争中遭到巨大的损失和破坏,以英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已经难以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机制,成为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美国企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问题2:据以上材料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什么变化?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什么规律?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它提出了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什么计划?其真实意图是什么?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什么变化?意图:以教材为依托,根据教材的显性材料,让学生获取有效信息。从二战后西欧、美国的实力对比,得出“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结论,再联系、分析一战前后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原因,进行知识迁移,得出“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认识。从材料中筛选信息得出:美国提出怀特计划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再引导学生思考:对于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经济地位的提高,政治上必然会有何野心?学生根据已有知识自然会得出“称霸世界”的结论,据此让学生领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挖掘教材的隐性联系,释疑解惑: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打破原有的经济格局,使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过渡: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战后期,为重建战后经济秩序,1944年7月,一些国家在美国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问题3:布雷顿森林会议有哪些国参加?《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以谁的计划为基础的?根据此协定成立了哪两个国际金融组织?说明此时美国的愿望是否实现?为什么?意图:通过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内容,落实课标要求(1),即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间、地点、构成。同时提醒学生:布雷顿森林会议不仅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参加,还有苏联和中国,因为苏联、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必要、更有资格承担国际责任。这样不仅可让学生反思旧有知识,加强知识的横向联系,而且可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为世界进步事业作贡献的决心。该协定是以美国的怀特计划为基础,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此时美国的愿望基本实现,因为,这两个机构都由美国控制,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美国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命脉。依据:(1)认缴资金;(2)总部都设在华盛顿,由美国人担任关键职务;(3)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稳定等价于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建立稳定的比价关系。这样,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享有特殊地位,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补其国际收支赤字,从而使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的实际资产资源向美国转移,可以通过发行纸币而不运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和资本输出,这就有利于美国的对外扩张和掠夺,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固定汇率制”是本课中核心的经济概念,学生从生活体验中有初步的感性认识,而对其深刻内涵不甚理解,这样通过解析概念,就帮助学生理解了美国掌握了世界经济命脉的关键,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实现课标要求(2)。同时,讲述内容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对20纪70年代后,该体系解体和现实中美国成为当今最大的负债国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过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执行机构,它们的职能不尽相同。
问题4:请看图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币标志)和材料(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巨大冲击,一些国家,像冰岛,濒临破产,需要依靠国际组织的支援):冰岛应向哪个组织申请贷款?意图:根据两大组织的职能分析,冰岛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这是根据课标要求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补充时事材料,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产生兴趣与欲望。为展示自己的知识与能力,他们兴致勃勃,跃跃欲试,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开阔了学生视野,培养了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历史课堂面向现实的功能。过渡:呈现史料(美国财政部长福勒曾得意地宣称:“各个行星围绕着太阳转,各国货币围绕着美元转。”)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学术委员会主任,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法理学、政治哲学等。
主要著作:《自我意识论》、《理心之间》、《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休谟的政治哲学》、《论国家利益》(论文)等。
摘要美国虽然从政治上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但它的血液里流淌着远古的美德政治,而且这种政治没有被欧洲大陆的激进主义启蒙所唤醒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侵袭。正是这种美德政治以及其审慎的保守性,无形地约束着那些掌握国家权柄的领导者,维系着美国的隐秘政治。美国政治也讲世界和平,但它的和平观与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以及中国的仁爱天下观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它诉求的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以美国为霸主的新帝国。
关键词美国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帝国战略
最近几年,我们自近代以来一直与之处于“对抗”状态的西方世界在金融危机席卷下,出现经济疲软、城市市民抗争增加、社会整体难以起势的态势。比如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动荡,美国国内甚至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的“城市战争”。与之相比,中国一跃成为GDP世界第二的大国,对处于金融危机中的欧美国家,频频出手救助。
然而,真实的世界秩序并没有这么简单。自从“二战”以来到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主导世界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的世界霸权、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明、、多元文化、高新科技、金融帝国、军事实力等优势因素仍然在全球领先。面对这样一个雄霸世界近一个世纪而且依然富有活力的庞然大物——“利维坦”,对于它为什么这么强大,我们究竟知晓多少,我们的认知是否是真知?
就这些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谈了他长期以来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美国经济制度的两张面孔:凯恩斯和弗里德曼
学术前沿: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首先提一下与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密切相关的一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他是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当金融危机袭来后,人们对他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多有批评。也许对美国来说,如何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创造性地平衡选择,是他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您怎样看待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不同主张所影响下的美国?
高全喜: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来说,它们也都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乃至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已。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盛行并未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构成实质性挑战,目前这场经济危机显然也没有颠覆盛行百年的美国秩序和共和政体。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其中频繁发生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凯恩斯主义、里根主义等循环往复,但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大框架之内的事物。
现在很多人把美国金融危机的动因归结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大多是基于某种倒果为因的思维模式所致。为了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加大了干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救市措施,例如,联邦政府财政部直接接管两房机构,将数千亿美元的救市资金直接注入商业银行。此外,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包括中国政府,也都纷纷加入到这场政府救市的宏大行动之中,前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就是一次全球政府救市、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举措。
由于当今世界各国为这场金融危机解套全都采取的是政府救市的方式,所以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被重新提了出来,既然这种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的政府经济政策,成为解救当前金融危机的唯一方式,那么由此推论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与之相反的新自由主义,似乎也就言之成理了。更有甚者,世界各国的左派理论家们借此掀起了一股重回社会主义的思想旋风,所谓世界经济形势左转,自由市场经济终结,《资本论》重新畅销,新自由主义灰飞烟灭,等等,一时成为思想理论界的谈资。
学术前沿:但不得不说受金融危机以及世界民主潮流,如北非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的影响,包括当下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城市抗争,全球左转的趋向似乎越来越明显。今年5月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竞选总统的胜利,也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左派的民粹主义。政府的主导因素在以后的经济生活中可能会越来越被重视。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评价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高全喜:从现实层面来看,确实是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加大了政府救市的力度,几乎全都一味把解套放在政府救市这类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上去,因此说整个西方世界向左转,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政府主导的时代,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但是问题在于,目前这种政府救市方式,长远效果究竟如何,是否能从根本上解除这场经济危机,看来情况也并非如此。当然,通过这场世界各大国参与的政府救市,在不远的将来世界经济大致可以渡过难关,进入暖冬。既便如此,世界经济是否由此就进入一个所谓的后自由主义经济时代,仍然是大有疑问的。
世界经济形势甚至比三年前还要“混沌”。
如果我们学会用第三只眼看经济，就不难发现，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模式困惑”：客观上以美国经济模式为蓝本的世界经济结构并未有效调整，金融产品和投资需求超越实物产品和实体经济的“经济秩序倒错”并未纠正，一些“福利国家”入不敷出，面临国家破产的趋势并未扭转，参与面更广的投机旋风比三年前更甚，通胀风险仍大面积存在……事实上，全球正面临着经济模式的大考。
我们必须看到世界经济结构的困惑所在。
先从建筑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区别谈起：建筑结构是建筑师在符合力学原理上通过个人设计可以决定的。但是，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结构却不然――人们通常只关心自己用什么方法能尽快赚到钱。如果我们从“结构学”分析，就不难看出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诱因链”的六大环节：一是全球经济结构及经济秩序存在严重问题，金融泡沫膨胀，虚拟经济越位，实体经济退位；二是人的价值观退步导致投机与占有欲望无限膨胀；三是人类先进生产方式导致产能大量过剩，市场饱和；四是全球范围内竞争、博弈大于合作，缺失对全球经济的监管协调；五是人类现代生活方式导致资源供给不足和生存环境不可持续；六是人类的社会制度变革无法跟上以上五项变化速度，全球经济缺失“人类发展计划”。
“经济模式重选”不破题，世界经济很难走出危机。
由此可以得出另一种可能性判断：美国的债务危机、房价暴跌、银行倒闭……包括世界石油价格从每桶147美元跌至每桶36美元，都不是经济危机的底部。同样，受其牵连的中国股市从6124点直探至1664点，以及大量失去岗位民工的“返乡潮”也不能见证世界经济危机的底部。这种爆发式的落差也许只是动荡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疾风暴雨过后，真正深层次的问题才会浮出水面。今天，全球更要警惕的是“货币他杀与自杀”导致的货币价值失控，货币失控将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爆发，这也许是新视角中的经济危机标志――一旦货币缺失了价值，人类将重新探索劳动财富和商品交换的标志物。
联系到中国经济，必须严控通胀和滞涨同时出现的可能性，直面“钱荒”和货币过剩并存、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博弈而产生的泡沫、“用工荒”和“电荒”看似经济复苏出现的生产不对称，以及高成本使企业走进“面粉比面包贵”的窘境……
中国经济面临着新一轮考验。
如果说，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是中国经济在回暖中面临困难和复杂的一年，而明年呢？也许是中国经济最纠结的一年。
这就需要我们具有更清醒的认识，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深层次思考经济模式，尽力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底部很难是“V”型，不会一触底就迅速反弹。世界经济明显正在走入“O”型――“经济周期”将成为一种与自然现象相似的社会现象。
当今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共同认识，共同担当，共同管理，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首先需要共识全球化。唯有这样，才能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共识问题不解决，博弈全球化，经济将会出现一个个的新“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积极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就是使国际经济逐渐成为一个集体，世界上各个国家通过经济联系，资本的转移，技术上的相互学习和指导等方面，让世界上的经济发展再无国界区分。经济全球化就是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世界上能够合法的自由流动，全世界范围内各大洲和各个国家，能够积极的统一于一起，让经济市场在全球成为一个生产链。当然经济全球化必须遵循一个共同的经济规则，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必须共同在这个规则内进行活动。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形势下，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一、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第一，对吸引国际目光和吸引外资有重要的影响。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广阔的市场逐渐吸引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目光。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他们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也派遣留学生去这些国家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众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这些公司的建立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这样的经济结构对于我国生产力的分配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不仅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济保障，另一方面也能够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从而更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进行对外贸易的影响。贸易分外对内和对外两种贸易方式。这两种贸易方式是支撑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中国拥有着巨大的产业种类和生产力，这也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第一生产出口国的重要条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输出就开始逐渐增长，并在贸易中顺差的概率还是比较多的。近几年世界上出现了两次重大的经济危机，中国在中央领导人的决策下毅然在这两次危机中成功进行了突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度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依旧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经过危机后，中国不仅没有后退，而是面对危机，深思熟虑的进行经济改革，实力上更上一筹。
第三，对我国过多的劳动力的分配有重要的影响。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在劳动力的分配上自然是一件重大的问题。经济全球化，不仅仅吸引外资企业在华投资设厂，中国的民族企业也得到了重大的刺激和发展，企业的增多必然会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其实经济发展的各个部门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使用，必然会使企业的发展得到提升，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有积极的影响必然会有消极的一面，那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消极影响呢，下面来分析一下以及分析产生消极影响后如何去面对和解决问题。
第一，中国逐渐在世界上有了重要的话语权，世界上发达国家必然会对中国进行某些制约。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形势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所以说在世界上形成的某些隐形的或显性的经济规则都会以他们的利益为主。中国的强势让西方发达国家感到了危机和紧张，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他们对这种危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知道中国的物品是“物美价廉”，当这些物品推销到发达国家后，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具体利益，比如说中国低廉的打火机，基本上占据了西班牙的国内市场，于是西班牙开始对中国的打火机等贸易进行制约。这只是一个平常的案例，像打火机这种日常用品，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制造都会产生一种阴影。
第二，带来环境污染等影响。世界上发国家在华投资设厂，主要是看中的是中国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分配了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在中国建厂还是因为他们的企业会给环境带来污染，他们为保障自己国家的环境，而只有牺牲国外的环境。简单明了的说，他们只是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加工厂。环境出现了问题，直接或间接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但目前的形势而言，中国还暂时无法去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
有人比喻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员，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说成是“狼来了”，前面提到过，经济全球化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就要自己创造机会也要努力赶上。这是中国人的特点。面对机遇和挑战，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抓住，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在奉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好的东西利用上，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东西，尽可能地去降低影响。
首先，就是要遵循科学发展观，做好统筹计划，深化企业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国家和政府尽可能不去干涉企业的发展，而是努力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优越的发展空间。
其次，敢于竞争。竞争是残酷的，好比奥运赛场，必有人会拿金牌，有人会淘汰，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规则，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则。有了困难，不敢面对，做缩头乌龟，经济发展只能成为一纸空谈。国家和企业要敢于面对竞争，那中国的民族的企业才会得到世界的承认。竞争中，胜利了，就要趁着良好的势头继续前进，失败了，那就看清失败的根源，改善管理和改革技术，迎接新一轮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就是矛盾的统一体，是一把双刃剑，应该以哲学的观点去分析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哲学就要以辩证的观点的去看问题，看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从经济效益上看，人民大众得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看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不应该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应该摘掉眼镜，即使有沙砾的进入，我们大可不必害怕，揉掉它，世界还是明亮的。
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是世界的。在经济全球化下，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应该去拒绝，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在清末到抗日战争结束已经证明了这一观点，闭关锁国不是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在抵制了世界上糟粕的同时，也拒绝了世界上先进技术的吸收，所以应该敞开坏波去迎接它，这样社会才会进步，企业才会生存，人民才会富裕。
参考文献
[1]吴念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内蒙古金融研究.2010（3）：3-5.
[2]梁夫利，孙希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策略.经济与科技.2007（11）：55-56.
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
按照麦迪森的说法,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表现相当出色。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占世界总量的22.9%增长到36.6%。
但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并扩展到法美等国,而中国仍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经济呈现出粗放型增长。
1895年,中国经济总量被美国超越
我们经常说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但如果按照近20多年来经济史学家提供的数据,近代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5年才被美国抢去。
麦迪森也认为:“中国在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的这个位置被美国所取代。”他认为,中国GDP被美国超过的确切时间,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
从1840年开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却在对外战争中连续失败,领土日益缩小,国际影响力日趋低落。中国丧失了约12%的国土。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晚清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一个屡遭侵略、屡屡割地赔款的弱国,还是一个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国家。
朝鲜战争后才被称为强国
直到1913年,遭受了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赔款和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的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居世界第二位。1950年,在经历了多年战乱的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然仅次于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五位。可见,在民国时期,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当时的列强并没把中国看作大国。
1919年,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根本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理要求。
二战中,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中国牺牲巨大。二战后,中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形式上被承认为大国,但此时苏联仍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只有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才真正被国际社会看作大国。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中国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都不被看作大国(GreatPowers,也有人翻译成“强国”),直到1950年以后才重新被视为大国。
既看经济总量,也要看经济结构
在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什么与中国的GDP排名相去甚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则与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与其他大国迥异有关。
近代,大国地位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是工业和交通运输。《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186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全世界的40%～50%,人均工业化水平是中国的15倍。
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70年中国的GDP仍是英国的1.8倍,而且大于英国的总和,却没能阻止英法联军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1884～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战而败,此时中国的GDP是法国的2倍多。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中国军队却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
清朝不仅缺乏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而且其GDP中有相当高的份额是皇家园林及贮藏其中的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中的无数珍宝,就是清朝统治者把本可投资于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奢侈活动的活标本。这些财富不仅没有成为清朝抵抗侵略的战争资源,反而让清朝统治者更容易对外投降。1895年,慈禧太后没能把对日战争坚持到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日寇打进北京城,让她心爱的颐和园重蹈圆明园毁于一炬的覆辙。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仍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力量和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先进的生产力比GDP更重要
1950年,中国的GDP比1913年减少了约1%,仅仅是美国的18%。此时,中国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5%,加上支持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仅占17.6%,而在朝鲜参战的美国加上其西欧盟国和日本,GDP总量高达世界的59.9%。中国却能在朝鲜战场上和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国及其盟国打成平手,签署停战协定。1962年,为反击印度对中国和新疆边界地区的蚕食,中国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战。根据麦迪森的统计,1962年中国的GDP只比印度多8%,人均GDP比印度低约30%,而且中国GDP在1960年和1961年因自然灾害和“”中的政策失误而大幅下降。但是战场形势却是明显的一边倒,印度军队不堪一击。
1978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第四,比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排名都靠后,但拥有尖端国防科技的中国,国际地位显然大大提高了――中国是当时世界的“大三角”之一。
[关键词]经济周期；协同性；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3）04-0014-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波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更加显著，表现为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synchronization）和同步性（comovement）水平的上升。目前，中国经济开放度不断上升，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逐步提高。因而，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进行研究，有助于协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
一、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综述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周期协同性和同步性程度不断提升。Frankel和Rose通过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不断增强。.[1]Kose等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降态势，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有所上升。.[2]21欧元区的成立使得最优货币区域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变为现实。近年来对欧元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主要侧重研究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Savva等通过月度工业产出数据检验新旧欧盟成员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发现，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显著提高。.[3]DarvasZ.等则认为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与原有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较高，其他新加入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甚至不存在协同性。.[4]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影响方面，多数研究表明欧元区有助于提升成员国经济周期一致性和同步性.[5]，但也有实证研究认为，欧元区对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不大.[6]15，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核心成员国与边缘国家的经济周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7]。
早期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的，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脱钩”（decoupling）问题的提出，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文献的增多。Kose等研究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但是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显著，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并不高。.[2]20WaltiSebastien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并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只要全球化没有止步，全球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就不会出现系统性下降。.[8]14Chan和Khong则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协同性要高于与美国经济协同性程度。.[9]
中国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较少，Kose、Fidrmuc等均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或者OECD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这进一步支撑了新兴经济体脱钩的观点。.[2]27，[10]然而，WaltiSebastien却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没有下降，而是呈现进一步上升态势。.[8]13贺书锋和郭羽诞考察了1960—2007年中国与27个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周期一致性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增强，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下降。.[11]
总体看，当前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依然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这可能与所使用的数据样本、计量方法有关系，不过经济周期协同性本身作为国际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基础，日益得到重视。
二、经济周期协同检验方法概述
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就是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一致性和同步性。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主要方法有相关系数检验法、因子模型检验法以及Mink指标法。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袁吉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相关系数检验法就是计算两个国家、地区或者经济团体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为进一步反映趋势变化，也可以将样本数据划分为若干个子样本，或者计算滚动相关系数（rollingcorrelation），这是检验经济周期协同性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计量模型的发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逐步纳入相关系数法中，主要用于提取能够反映经济周期变化的各种冲击因素。相关系数法的缺点在于其与样本本身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样本区间可能产生不同的相关系数。滚动相关系数虽然不用人为划分子样本，但需要设定移动窗口（movingwindow），而不同移动窗口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同时，相关系数还可能混淆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和振幅（amplitude）。
动态因子模型（dynamicfactormodel）近年来开始逐步应用于衡量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其原理是将实际经济增速分解为系统性影响因子及各国非系统性影响因子，然后判别不同因子对实际经济增速的解释能力，进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Kose、SybilleLehwald等分别利用动态因子模型研究了世界以及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2]57，[7]710动态因子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应用灵活，不用假定参照经济周期（referencebusinesscycle），能够同时计量多个指标间的同步性问题，但是其建模过程涉及模型识别问题。
Mink指标法是Mink等在2007年提出的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和相似性的非参数法。.[6]3该方法已在多篇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学术文章里得到应用。假定用于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样本的t时期参照产出缺口为gr（t），那么样本数据经济周期协同性公式为：
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尚无统一方法，不同方法各有利弊。本文采用滚动相关系数法以及Mink指标法检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
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定量分析
（一）数据分析及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Mink等提出的经济周期协同性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同期协同性问题。.[6]1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首先需要选取衡量经济周期的指标，常用的经济指标包括月度工业产出、季度GDP和年度GDP。由于工业产出仅是整体产出的一部分，可能无法完全代表经济周期变动，世界GDP又缺少季度统计数据，因而本文采用1980—2011年全世界GDP数据，共32个数据样本，并进一步将全世界GDP数据分拆为发达国家GDP数据和发展中国家GDP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数据库。
本文主要采用GDP缺口衡量经济周期。为此，首先，将名义GDP通过GDP平减指数转化为实际GDP；其次，采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GDP的趋势项和周期项；最后，产出缺口表达为（实际GDP-GDP趋势项）/GDP趋势项。
从处理后的样本数据看，中国以及世界产出缺口在1983年、2000年以及2009年，这3年均处于负值区域，经济处于回落或者衰退的状态。这3个主要时点分别对应着第二次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主要经济危机事件对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冲击。
从样本数据统计描述看，全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缺口平均值均为负值，只有中国为正值，表明中国在样本期间经济增速较快；波动性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出缺口波动性最大，而中国产出缺口的波动性最小，见表1。
（二）定量分析
1.相关系数法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可以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高，其产出缺口的相关系数为03191，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系数为01474，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低，其相关系数仅为00630。
为了进一步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动态变化，本文以5年期移动窗口为基准，进一步计算滚动相关系数。从动态趋势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波动较大，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协同性。1984—199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不稳定，波动较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要大于其与世界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1994—200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保持较大稳定性，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调性大于与世界及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2004年至今，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又呈现一定波动性，但是整体呈现正向关系，同时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程度趋于一致，见图1。
图1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滚动相关系数趋势
由图1可见，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同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协同性差异趋于缩小；1995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总体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
2.Mink指标法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Mink指标非参数法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根据式（2）计算并经过滤波后得到趋势项。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波动性最大，最大值达到了074，最小值达到了-05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明显的三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为1980—1988年，这一时期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出现了显著的下滑态势；第二阶段为1988—2002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周期；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滑态势，但依然呈现正相关关系。
图2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
第二，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上升态势，也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0年，这一时期
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表现为下降态势；第二阶段为1990—2004年，这一时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01左右；第三阶段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显著上升的趋势，并已经超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
第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基本与发达国家的相同，但在1991—2004年，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与数据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有关。
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脱钩”，反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进一步增强的态势，其原因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往来联系密切，中国出口总额中，发达国家占比高达60%以上，这会增强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向中国传导的机制和速度。二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联系更为密切，发达国家依然是世界资本流出的最大地区，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近80%来自发达国家。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QFII审批额度逐步提高，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所下降，可能与生产分工和专业化以及贸易模式有关。
四、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波动不断通过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等途径传导到国内。本文研究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定量分析表明：
第一，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其中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呈U型走势，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则呈S型走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从近年的协同性趋势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上升趋势，而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下降态势。
第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主要源于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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