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3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关系学等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提出的大量新课题,并向传统理论提出的新挑
战,以及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势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Internet/哲学社会科学/网上文献
【正文】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由信息革命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以Internet为核心
的这场信息革命,将极大地改变着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Intern
et作为信息时代的标志,它的出现,涉及到广泛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和哲学、社
会学、法学、经济学、新闻学、国际问题研究等诸多学科关系密切,引起社会科学研究
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它不仅提出了大量新课题,也向一些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
并将不同程度地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走势产生影响。
1Internet向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提出挑战
在经济学领域,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造成冲击。在传统经济概念中,生产取决
于所用生产要素的数量,特别是劳动、资本、设备和资源(物质的),信息或知识只被
视为外部因素,不是生产函数的完整组成部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资本积累;
而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知识成为可再生的重要资源,经济增长更直接地
取决于知识的投资,知识创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次
,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实践证明价值规律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信息产品与传统意义上
的商品有所区别,它使商品的质发生了某种改变,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交换,而且还有分
享的含义。那么,信息产品的属性是什么,当度量信息产品的价值时,知识和创新在信
息产品价值的构成上占有多大的比重,怎样测定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需要进一
步探讨。此外,经济稀缺理论、保护贸易理论等也受到挑战。
在哲学领域,Internet突破了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时空
观,同时赋予哲学一些基本概念——“实在”等以新的内涵。如“虚拟实在”也是“实
在”,在信息网络空间是人类生活空间的延伸这个意义上,它是实在的,同时它不仅超
越了物理的四维时空,而且造成了更多维数的可能性空间。Internet还向传统认识论中
的二元对立模式,特别是认识和实践的对立提出挑战,提倡智慧型思维,创造了新的思
维方式。
在社会学领域,对Internet给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用
传统的社会学观点和概念难以解释或不能涵盖。如社区概念、社会成员互动模式、社会
分层理论等等,都面临着挑战。
在法学领域,Internet将改变传统的法律思维方式,即习惯于对与错的非此即彼式
的思维。同时,Internet对现行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法律制度是按照地理界
限划分,以国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界是法律规范有效的界限,如民商法、刑法、知
识产权法等都有着明确的地域概念。而Internet超越了国界和时间,网络形成了新的时
空,这对传统上习惯以地缘界限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新闻学领域,Internet冲击大众传播理论。在大众传播理论中,职业传播者、媒
介和受众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从网络传媒来看,这三个要素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是In
ternet不仅改变了职业传播者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传递和信息的方式;二是
大众媒介与网络融合形成新的媒体,网络上各种新闻组或信息站点也成为一种新的媒体
;三是Internet改变了“受众”的概念和关于“受众”的理论,每个网民不仅是信息的
接收者,也可能是信息的创造者、者或交流者,它改变了传统媒介的“传—受”关
系,建立的是新型、平等的交互关系。大众传播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播的性质、过
程和影响,特别是它是如何在心理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影响人们的。面对网络传媒的迅
速发展,这些基本问题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需要对原有理论进行扬弃或重构。
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Internet的发展将会影响思维方式,进而引起研究国际政治
、国家安全模式的变化;同时,对一系列在信息时代产生的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需要
作出预测,进行理论概括,这是目前面临的理论问题。
2Internet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大量新课题
Internet代表着一个正在到来的新时代,伴随着大量还未被认识、有待认识的新问
题,引起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关注。哲学工作者在探讨:Internet的出现,对人们的观
念与思维方式带来了哪些改变,我们应以什么样的观念迎接信息社会;它给予社会生产
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带来了那些变化,并对已经发生、可能发生的社会变化进行探讨
;研究从工业化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的文明的转型。
经济学工作者在研究:宏观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
的转变,知识经济的特征、主要内容和运行规律,知识产品、信息产品的价值度量问题
,知识经济的现状、未来以及我们的对策等等。微观上,研究电子商务带来的新变化。
开展网上贸易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现,如何进行金融结算?网上贸易超越了国界,如
何保证国家行使主权,进行国家监管?在研究网上贸易降低交易成本、简化交易手续等
优越性的同时,怎样推动它的健康发展?另外,网上贸易除了传统的商品贸易外,服务
贸易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交易的科技含量加大,如何搞好网上的服务贸易?
对网上“虚拟社会”的研究,正在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虚拟社会中
,社会成员是怎样发生关系、进行互动的,它如何改变了社会结构,引起了社会认知和
价值观念的哪些变化?Internet引起现代社会交友方式的变化,如何看待网上征友、网
络婚姻走进我们的生活,Internet对现代人际关系、社会整合又将产生怎样的作用?另
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是当代信息技术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将导致整个社会结构改变
,形成新的社会分层。虽然目前对Internet的研究,在社会学界尚属前沿性的课题,但
是不容忽视。
法学研究人员在密切关注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Internet方面的政策法规
和基本思路,并着手研究与Internet相关的立法问题。第一,对已有法律进行补充,如
新刑法,网络犯罪的界定与制裁;着作权法,增加着作权人享有“展示”(display)的
权利;出版法,增加网络出版物的内容;保护消费者权利法,享受网络服务是否列入消
费者的权利;针对电子商务发展所涉及到的有关法律如合同法、民商法等制定政策,等
等。第二,进行新的立法。对Internet带来的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必须进行新的立法。
如网络域名管理,ISP(服务商)的管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隐私保护法(针对网络既
是公开的、又是隐蔽的情况,凡属于个人在网上从事信息交流、发送活动过程都应受到
法律的保护)等等。
Internet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体,已经引起新闻学研究的关注。网络媒体同
以往传媒不同的特点、作用和功能,这些都是新闻学研究的新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未
来信息传播的发展打破了新闻学传统的五“W”,即表现为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和其他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信息交流。当前新闻学对Internet研究的热点问题有:
第一,网络出版物的管理。报纸、广播、电视及书本式出版物都有着严格的审批手续,
而网络出版物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涉及版权、法规等问题,网上什么是需要保护的,
怎样有效地保护等。第二,网上色情等不良信息问题。它们妨碍了网络的健康发展,应
该怎样克服。第三,网络传媒与传统传媒在特点、功能和作用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Internet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表现为研究观念在改变:如国家安全问
题,过去对边疆的认识,主要以地缘为界,扩展到领海、领空,而Internet使时空观念
发生变化,安全边疆的观念也相应发生改变。研究领域在扩大:如国际安全领域中,信
息安全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恐怖主义的内涵增加了黑客、信息犯罪的内容;国
际冲突除了战争、经济等形式外,信息战已经开始点起烽烟;信息战,也许最能体现冷
战后冲突的新特点,21世纪的战争,也许首先是信息的战争。这一点已成为很多专家的
共识。随着世界范围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信息安全将日益成为安全的主题,信息安
全将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
3Internet对学科发展产生的影响
目前对Internet的研究,虽然还处于介绍、普及阶段,但是伴随着Internet的发展
,对Internet的研究将会逐步深入,产生一些新兴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如Internet经
济学、网络传播学、知识经济、网络立法、信息安全、网上贸易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有
些处于学科的前沿位置,有些尚处于学科的边缘。尽管研究的侧重点和内容不尽相同,
但有几个趋势是共同的:一是多学科、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趋势明显增强。Intern
et的出现,对社会科学提出了跨学科研究的客观要求,由于它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
政治学、法学、哲学、伦理学等许多领域,分散、孤立的研究都不足以作出合理的解
释或科学的分析,因此对Internet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走势
。二是对Internet的研究,不仅是纯理论意义上的研究,而是更加侧重于应用性。当
前,学术界主要关注的并不是Internet的一些抽象概念和原理,而是更注重它带来的变
化、影响和问题,使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性大大增强,与社会实际联系更加紧密。因此
,知识经济、创新理论、网络出版物的管理、网上不良信息及信息垃圾的治理、网络立
法、网上贸易等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三是对Internet的研究,正在向着全面、纵深的
方向发展。学者们在研究中,既充分肯定、认识它的社会功能和积极影响,也不回避它
的负面效应和存在问题,特别是注意借鉴发达国家在信息化方面走过的弯路,以推动In
ternet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访谈笔记为本文提供了主要内容。3卜卫.互联网挑战大众传播理论,“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学术交流资料,19
论文摘要：在词典通过何种方式有效合理的设置相关的文化信息一直是国内外词典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在传达文化信息的主要途径中，词典例证便是各家著名学习型词典常用的传达文化信息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文主要就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研究作一个述评，并指出了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词典例证作为大部分词典的微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词目信息内容的主要承载手段，而备受国内外词典学家和学者们的关注。几乎所有涉及到词典的微观结构的书和文章都对例证的方方面面进行过较为全面的论述。其中对于词典例证功能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词典学界都显得颇为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出自学者胡明扬，陈炳迢，黄建华、陈楚祥，黄建华、章宜华，李明、周敬华，李尔钢，雍和明，Lovatt，Creamer，Fox，Drysdale，Cowie，Atkin和Szende。通过仔细研读国内外词典学家和研究者有关词典例证功能的相关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词典学家和学者们对于例证的重要性都持肯定的态度，在例证的主要功能如例证的印证词目、辅助释义、显示搭配信息、用法提示等方面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有的则互相补充。而且他们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对例证的这几个主要功能的论述上。只有少数学者如黄建华、章宜华，雍和明，何家宁，Lovatt，BoolaCarter，Toope，Szende等对例证的文化功能略微作了一些讨论(有的也只是一笔带过)，大部分有关例证的相关文章都没有涉及到例证的文化功能。而在词典的编纂方面，有意识地通过增加例证的文化含量来增加学习型词典的文化信息含量的做法也是少之又少。正如何家宁说的那样“目前，词典的例证一般侧重于揭示词目的意义，说明词目的语法、搭配等信息;而较少注意选择那些含有该词目且能够说明英语文化的句子来充当例证”。由此可见，词典编纂界对例证的文化功能还不够重视。鉴于此，本文侧重从对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及相关的发现作一述评。
一、词典例证文化功能综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词汇作为语言的表现形式责无旁贷地承担着语言所承担的全人类各种文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很多成为某个词产生、存在的意义，即词义直接表现了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作为收录词汇的词典则必然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研究词典例证文化功能当然首先必须从词典与文化的关系着手。
1.词典与文化
不少研究者(李明;郑立信;黄建华;何家宁;周相利;盛培林;Bool&.Carter;Nida;Benson;Kuiper;徐海)都意识到词典与文化的关系，也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定性的论述。有关词典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词典和文化是不可分的。1998年，李明撰文指出“作为记录词汇、词义、语用等语言信息的词典理所当然应视作文化建构的一部分”。认为词典与文化两者是不可分的。词典是“千千万万个文化现象中的一种，它和文化呈现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形”。贾正传则撰文指出“词典编纂作为文化活动的一部分与文化整体息息相关，也在各个方面呈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趋势”，因此，一部好的词典要真正“体现当代科学与人文有机融合的趋势，兼具科学与人文的双重风格”。
(2)词典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信息的承载者。黄建华曾论及词典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词典作为文化产品，也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是受一定社会文化条件制约的…。Kuiper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词典本身就是文化产品(culturalartifact)，是由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社会群体编写而成的，而人们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词典的形式、功能和内容做出相应的限制”。盛培林则认为“跨文化交流的需求促使了双语词典的产生”。
(3)词典是语言习得者获得目的语的相关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词典有助于培养语言习得者的文化能力和文化意识，从而最终加快语言习得者的语言习得进程。奈达也说过“词典和百科全书是语言学习者获得目的语文化信息的重要来源。林明金则认为词典是语言教学中文化导人的“好帮手”，可以在外语教学中借助词典“给学生提供文化背景知识”、“正确解释有文化内涵的单词”、使学生“正确理解成语和典故”，从而实现教学过程中有效的文化导人。金明也指出了编纂有关英汉文化词语方面的词典的必要性。著名的词典学家Rundell曾经将文化信息列为学习型词典所要收录的重要的语用信息之一。Miller认为“词典可以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丰富学生的语法知识、文化背景知识，从而最终增强他们利用所习得的语言进行学术写作的能力。”Lam也曾经强调要将出自源语著作里的典范句子整合到双语词典里去，只要这样，双语词典的使用者才能对所学的外语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对深深扎根于该语言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所参透，有所领悟。Tseng也指出:文化信息是外语习得者准确掌握话语里隐含的百科性含义的基本条件，是他们将自己所读内容和所听内容与未明示语境相联系起来的桥梁。因此，一部理想的学习型词典一定要包含丰富的相关语言的文化信息。
分析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词典，尤其是学习型词典，在传递文化信息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是语言习得者学习和掌握目的语文化的重要来源和必不可少的助手。词典与文化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必然会将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词典是如何体现文化的这一问题。显然，作为学习型词典的微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例证必然就被列为体现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对词典例证文化功能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展开了。
2.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研究
除了对词典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之外，有的研究者还对于如何体现词典的文化性作了一些探讨性研究。这些探讨性研究里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只是大部分都是针对双语词典的讨论，而且篇幅相对较小。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对于例证文化功能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有关于词典例证传达文化信息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有关什么样的例证可以更好地用来传达相关文化信息。
对于词典例证在传达文化信息方面的重要性问题，许多词典学家、研究者们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1996年，MichaelToope在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将例证的文化功能归人词典的特定功能(specificfunction)之列，认为好的词典例证应该能尽可能多地传达相关文化信息。
章宜华、黄建华则提出了例证的文化功能属于好的例证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能之一，认为“通过例句揭示源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使读者既能学到外国文化特色词的外语表达方式，又能了解外国的文化知识。”
Szende认为“给双语词典配例时必须将文化事实(culturalfacts)考虑在内。词典的例证不仅仅要反映一个语言群体的语言能力，还要反映该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还认为“词典例证是对某个民族对世界的各种看法的全面体现(anensembleofassertionsabouttheworld)，其中包括该语言群体的意识形态和他们评判世界的个人观点。”以及“例证在培养价值标准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
周相利分别从语言、文化和词典的关系、双语词典的信息性和百科性以及学习者语言习得需求三个角度阐述了双语词典设置文化信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此外，他还通过大量实例说明英汉词典中设置文化信息的八种途径:1)收词;2)释义;3)例证;4)成语、谚语及典故的编纂;5)词源信息和语源信息;6)插图;7)文化注释;8)附录。其中就提出了通过例证来实现词典的文化功能。
张志强提出“双语词典编纂者应进一步增强跨文化传播意识，知道哪些词语属‘文化词语’，哪些词语不属‘文化词语’，并在词典立目、释义及配例上更多地关注‘文化词语’，关注双语词典的文化传播功能，关注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的需求……配例要能说明问题，否则就起不到双语词典应有的作用……”
卢军羽等论述了成语词典中例证的文化功能。认为“引例还可以提供相关的语源及文化信息，这样读者才可能全面理解英语成语的语义内涵。”也即“英语成语词典的例证，除了证明词义或义项，证明源流或年代，说明词义和用法之外，还具有文化功能，即向读者提供有关英语成语的文化信息。”
徐海认为“词例不仅是语言使用的典范，还是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物。”“……词典中的词例则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的状况”。
对于第二个方面问题的讨论，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丁建新和何家宁的观点。
丁建新在《英汉词典选收例证的意义》一文当中指出“……英汉词典当然应当尽可能地传达英语文化知识。在这方面，例证(主要是书证)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认为英语民族代代相传的谚语以及该民族著名思想家、文人、学者的名言警句等都非常适合作为例句选用。
何家宁提出“英汉词典应该在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方面对词、句、篇三层次上的文化信息作适当的记录，尤其需要注重传递那些与汉语文化存在差异的信息。”宏观结构主要体现在收词、词目编排、插页、目录与索引和附录五个方面;而微观结构则主要体现在释义、例证、注释、插图、正误栏和参见六个方面。在论述通过例证来传递文化信息时，何家宁认为“如果词目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文化内涵，例句则更应该尽可能地把其中的文化信息表达出来。即使词目本身不属于文化词，其例句也应该尽量选用那些既能进一步明确词义、说明用法，又能够说明一定文化内涵的句子。”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词典学界对于词典例证文化功能方面的相关性论述并不多见，大部分文章都只是稍稍有所提及而已，并未做过深人的探讨。这就使得对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做进一步的深人研究是可能的，是有意义的。
二、存在的问题
论述例证的文化功能的相关性研究少之又少，大部分文章只是一笔带过。此外，有关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的文章，大部分都局限于对双语词典、双语学习型词典的研究，对于单语学习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研究方面国内几乎无人问津。再者，对于如何通过例证来实现词典的文化功能的研究也几乎没有较为系统的论述。此外，如果仔细研读相关的研究论文，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纯理论的研究，实证性研究也几乎没有。这就使得针对词典例证文化功能展开的研究(尤其是实证性研究)还有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
尚待研究的问题:
(1)例证相较于其他手段(如文化注释、释义、插图、附录等)在传达文化信息方面有什么优越之处?
(2)哪一种例证(inventedexample/authenticexample/editedexample)更有利于实现其文化功能，即，更能有效地将源语文化传递给语言习得者?
关键词：真实情景，刺激物识别，模型分类号：B842
1引言
人类的视觉系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获取大量的信息，而且能够对事物或情景的属性做出判断。早期的研究认为对情景的识别接近于100ms，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其实人类识别情景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约45～135ms)。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人们获得了什么信息呢?这些信息又是如何促进识别的呢?
PoRer(1976)的研究发现，人们在识别情景的过程中并不是对情景的总体特征进行描述，而往往是对情景中某一独立的刺激物进行描述，因此他认为人们对情景的识别是以某一个独立的刺激物为基础的，而并不是基于对整个情景的识别。尔后的一些研究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证据支持，比如DeGraef(1990)等人的研究认为情景的属性可以根据一个或几个关键刺激物的属性或者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确定。那么，情景中独立刺激物的属性又是如何识别的呢?情景中刺激物识别可以认为是对情景中最突出的刺激物的语义标识(determinethereferent)。Hollingworth和Henderson(1998)认为刺激物识别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首先，将视网膜成像转换为一系列的原始视觉信息，比如表面、边界等；其次，由这些原始的视觉信息建构成情景中刺激物标记的结构描述；最后，这些结构描述与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表述进行比较。如果二者是匹配的，那么就会产生识别，而且记忆中储存的有关刺激物的语义信息也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根据刺激物识别的一般过程来分析，第一、二阶段是将视网膜信息转换为结构描述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是知觉和认知的结合点，在这一阶段，知觉信息必须要与记忆表征建立起联系(图1)。因此，可以认为情景中刺激物识别是刺激物视觉信息和情景意义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情景意义对刺激物识别的影响发生在哪一个阶段呢?在不同的阶段其影响作用是否相同呢?基于对刺激物识别过程中情景意义影响作用的不同认识，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
2情景中刺激物识别的早期理论模型
2.1知觉图式模型
知觉图式模型(PerceptualSchemaModel)是在Bruner(1957)、Neisser(1967)等人提出的知觉信息编码调节假设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它与有关视觉约束满足问题(ConstraintSatisfactionProblem)的理论是一致的。这一模型认为在刺激物识别的过程中，源于某一种情景类型构成知识的预期和情景中刺激物标记的知觉分析会产生交互作用。根据这一观点，对隋景类型(一种图式或者是框架)的记忆表征包含了关于目标及其空间关系的信息。情景图式的早期激活有益于随后呈现的语义一致刺激物的知觉分析；相反，它会对语义不一致刺激物的知觉分析产生抑制作用。因此，与对情景不一致刺激物的识别相比，对情景一致刺激物的识别更加容易。除此之外，与情景不一致刺激物的结构描述相比，与情景一致刺激物的结构描述更为精细。在视觉系统的结构水平上，知觉图式模型假设知觉过程和认知过程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2.2启动模型
启动模型(PrimingModel)认为背景效应是在刺激物标记的结构描述与长时记忆表征不相匹配的条件下产生的。根据这一模型，情景图式的激活启动了长时记忆中储存的有关语义一致刺激物类型的记忆表征。这种启动可以认为是对选择一个特定的刺激物表征作为匹配所必需的知觉信息的标准调节。因此，对选择启动刺激物表征而言，需要被编码的知觉信息相对较少，而选择非启动刺激物表征的信息则相对较多。与知觉图式模型相似的是，启动模型也认为对与情景一致的刺激物识别要比不一致的刺激物识别更加容易。但与知觉图式模型不同的是，启动模型认为情景知识仅对确定一个特殊刺激物类型的标准产生影响，而对刺激物标记的知觉分析并没有直接影响。
2.3功能分离模型
功能分离模型(FunctionalIsolationModel)认为刺激物识别与在情景知识基础上产生的预期是分离的。这一模型与Biederman(1987)、Bulthoff(1995)等人提出来的刺激物识别理论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仅自下而上的视觉分析对于区别两个刺激物类型而言就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自上而下的情景意义加工。因此这一模型也与知觉过程和认知过程的结构分离(ArchitecturalDivision)理论是一致的。功能分离模型假设对刺激物的知觉分析的实验检验将会发现刺激物识别和情景意义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当然他们认为在实验中也可能会出现背景效应，但这种效应实际上是因为对情景约束(SceneConstraint)影响的敏感性引起的，并不是情景意义的作用。
3情景中刺激物识别的研究范式
3.1眼动研究范式
在早期的眼动研究中，研究者把注视的持续时间作为测量刺激物识别的指标。Friedman(1979)发现，与不一致目标刺激物相比，对语义一致目标刺激物的首次注视时间更短。对这种差异的解释为启动模型提供了支持，但是如果把注视持续时间的差异仅仅归因于识别过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注视持续时间的解释也受到了质疑。首先，这种差异可能缘于将一个已经识别的刺激物整合为一个概念表征时所面临的困难；第二，指导语中记忆测验的引导可能会使被试更长时间地注视刺激物；第三，一旦识别发生，不一致刺激物可能会更加吸引被试的注意，从而导致更长时间的注视。
DeGraef(1990)等的研究也发现，与语义不一致刺激物相比，对语义一致的刺激物的首次注视时间比较短。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应仅仅出现在目标刺激物与随后出现的情景相关的条件下，因此在浏览之初背景效应(ContextEffect)的缺乏为功能分离模型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在情景浏览之后才获得的背景效应很难对情景浏览本身产生影响，但是对于为什么背景效应仅仅出现在情景浏览之后这一问题尚没有清晰的回答。一种可能是，被试在最开始浏览的时候忽略了情景，而在积累了足够多的局部信息之后才发现了情景意义。对于这一解释的批判则认为在首次注
视情景的过程中情景的识别已经发生了，甚至这种识别的发生并不是在执行某种任务的过程发生的。
关于这一推论的不同解释，眼动研究范式尚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方式去判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哪种解释是错误的，因为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首次注视持续时间反映的是刺激物识别，还是随后的加工起作用的结果。由于眼动研究范式不可能解决情景背景是否对刺激物识别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因此只有对不同的注视持续时间所反映的刺激物类型加工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而且对情景背景与刺激物知觉的相互作用做出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如果情景意义要对一致刺激物识别产生影响，那么情景就必须要被较早的识别，这样才能对与其一致的刺激物识别产生影响，否则就无法判断隋景背景效应是何时发生的。目前的研究认为对于情景识别的必要信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范围之内获取，这可能是因为它是基于整体信息而不是局部情景特征的。其次，情景意义必须对包含在该情景中的刺激物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而且长时记忆中储存的有关情景类型的知识必须要包含这些约束条件。Henderson(1999)等人的研究支持这一假设，他们发现被试对与情景一致的刺激物的判断要比对与情景不一致的刺激物的判断更加容易。因此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如果视觉系统的结构允许情景知识和刺激物识别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那么情景背景约束就会被应用，而且可以对刺激物识别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
3.2刺激物觉察范式
在刺激物觉察范式(ObjectDetectionParadigms)中，把快速呈现情景中目标刺激的觉察准确性作为刺激物识别的测量指标。Biederman(1973)等人分析了情景背景对刺激物识别的影响作用。他们在研究中应用了两类情景，第一种情景为正常情景(NormalScenes)，即描述一般环境的图片；第二种情景是错乱情景(JumbledScenes)，这种情景是将一张照片剪切成6个矩形的图片，然后重新组合而成。在两种情景中，目标刺激物的位置是一致的，但是图片的结构却发生了变化。在实验中，首先给被试呈现一个掩蔽刺激和一个表示刺激物位置的线索，随后快速呈现不同的情景。结果发现被试对正常情景中的刺激物的觉察更加准确，而对错乱情景中刺激物的觉察准确性较差。这一结果已经被广泛地用于支持知觉图式模型，但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因为对情景的重新组合会形成新的情景轮廓，而Biederman等人的研究缺乏对不同情景视觉复杂性的控制。除此之外，正常情景并不能反映刺激物知觉分析过程中的差异，与错乱情景相比，被试对线索区域和情景的空间关系的编码更加有效，因此他们更容易在测试的刺激物中选出目标刺激物。
近年来，一些有关刺激物觉察的实验研究开始关注于同一情景条件下，被试对与情景一致的刺激物和不一致刺激物觉察的问题。这些研究利用信号检测的方法(SignalDetectionMeasures)对知觉分析水平上背景效应和知觉分析后效进行了分离。其基本的逻辑是辨别力指数可以作为背景对知觉过程产生影响的指标，而反应偏好则可以作为背景后效的指标。Biederman(1982)等人在研究中要求被试判断目标刺激是否出现在一个快速呈现的情景的某一特定位置。结果发现，当刺激物与情景意义的约束一致时，被试觉察的敏感性更好；在所有的冲突条件下，其敏感性均较差；同时与结构冲突(StructuralViolations)相比，语义冲突(SemanticViolations)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Boyce(1989)等人通过对情景的整体意义以及与目标刺激相联系的其它刺激物的语义特点进行了操作，试图探究觉察过程中引起一致刺激物和不一致刺激物出现差别的原因究竟是源于情景整体意义的影响，还是其他与之相关的语义刺激影响的结果。他们发现在目标刺激物与整体情景相一致时觉察敏感性更好，并不存在目标刺激物与情景中其它刺激物语义一致的效应。因此，这些研究为知觉图式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但是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关于这种范式的方法论问题的争论。首先，有理由相信信号检测的方法并不能完全将反应偏好与辨别力分离。除此之外，Biederman(1982)等人的研究并没有控制目标刺激和情景的语义一致性，而是应用对一致和不一致的平均计算来确定误报的发生概率。Hollingworth和Henderson(1998)重复了Biederman等人的研究，他们在第一个研究中也采用了信号检测的方法，而在第二个实验中他们应用校正错误设计测量了被试对同一个刺激的觉察。结果发现，应用信号检测方法得出的结果与Biederman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然而在第二种条件下，他们发现被试对于一致刺激物和不一致刺激物的觉察是不同的。这些结果表明在以前的刺激物觉察的试验中一致刺激物的优势效应可能是因为对反应偏好没有很好的控制引起的，而不是情景背景对刺激物知觉分析的影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被试有可能在目标刺激物出现之前就已经对其可能出现的位置区域进行了搜索。如果语义一致刺激物的空间位置更容易被预测的话，那么即使对一致刺激物和不一致刺激物类型的知觉不存在差异，也可能对一致刺激物的觉察会更加容易。Henderson(1997)等人的研究的确发现对语义一致刺激物的定位要比不一致刺激物更容易。在此后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情景之后呈现了刺激物标记，从而使被试不能应用他们的策略。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同，结果发现对语义不一致的刺激物识别存在着明显的效应。
4早期理论模型比较与研究新进展
4.1早期理论模型的比较
事实上，关于情景中刺激物识别的三种模型之间的争论，核心的问题是――在刺激物识别的过程中，情景背景对刺激物识别是否存在影响?而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者争论的关键是：第一，如果情景背景对刺激物识别存在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作用是何时发生的?即解决“when”的问题。刺激物识别的三种理论模型对这一问题的假设是不同的，知觉图式模型认为情景背景的影响发生在刺激物识别的第一、第二阶段，主要是源于情景知识的预期与刺激物标记的知觉分析之间发生了相互作用；启动模型则认为这种影响发生在第三个阶段，主要体现在情景意义对刺激物识别所必需信息获得的调节作用方面；与知觉图式模型和启动模型不同的是，功能分离模型认为情景意义与刺激物识别是分离的，相互之间不存在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也必须面对“when”的问题，即什么时候不发生影响?第二，如果情景背景对刺激物识别存在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对什么刺激物有效?即解决“what”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的研究者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比如很多的研究
都发现，在刺激物识别的过程中，与情景一致的刺激物具有优势效应；相反，与情景不一致刺激物识别则不存在这种效应。但是得出这一结论的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受到了挑战。质疑者认为如果在刺激物识别的测量中能够将背景的后效区别出来的话，就可能不会发现一致刺激物的优势效应。
如何更好地回答刺激物识别过程中“when”和“what”的问题呢?重新回顾关于刺激物识别的研究范式是很有必要的。在早期的眼动研究范式中，注视的持续时间、首次注视是测量刺激物识别的主要指标。受眼睛和视网膜光学与解剖学特征的决定，高分辨率的视觉信息仅仅是从人们所注视的有限的区域获得的，而其周围信息的质量则明显较低。因此可以认为注视持续的时间、首次注视的时间对于解释刺激物识别过程中的信息获得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要用其作为判定情景意义是如何影响刺激物识别的指标显然并不是十分有效。另一方面，刺激物觉察的研究范式通常是使用觉察的正确率作为判定刺激物识别的指标。通过比较不同性质刺激物的觉察准确性来判定刺激物性质对其识别的影响是可行的，但是单纯从刺激物觉察的正确率来揭示情景意义对刺激物识别的影响关系是不完全的。为了增强刺激物觉察范式对刺激物识别过程中情景意义效应的解释力，有研究者应用了信号检测方法，试图通过辨别力指数与反应偏向的分离来确定情景意义对刺激物识别的影响，但是这种方法却受到了方法论方面的质疑和批判。
4.2刺激物识别研究的新进展
对早期理论模型的比较和研究范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刺激物识别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范式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但是如果分离地来看，二者对解决情景意义是否对刺激物识别产生影响的问题就显得乏力。那么如果将这两种范式结合起来，可能有助于揭示情景意义与刺激物识别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在关于变换盲视的研究中，Rensink(1997)等人就已经将刺激物觉察与眼动研究结合起来了。而Hollingworth、Schrock和Henderson(2001)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允许被试移动眼睛的条件下，被试对情景变换的觉察更加准确、更加快捷；相反，在要求被试眼睛位置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被试对情景变换的觉察相对较慢。他们认为情景中刺激物的觉察并不是注意的作用，而是眼睛移动的结果，因此要研究觉察任务中的注意问题，就必须对眼动有所控制。在此后的研究中，他们在对不同眼动指标监控的条件下，应用变换觉察任务，对信息的内部表征及刺激物识别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根据启动模型的假设，对情景的知觉图式可以激活长时记忆中的记忆表征，而刺激物识别则是记忆表征对刺激物类型启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记忆表征对知觉信息的获得起着调节的作用。那么知觉信息是如何获得呢?Oliva和Torralba(2001)认为关于情景图式的记忆表征是观察者对局部信息和整体信息整合的结果。与之相似的，Vogel和Schiele(2004)认为是观察者对情景背景意义学习的结果。但是根据这一观点，在刺激物识别的过程中，就必须首先进行大量的关于情景类别以及属性分析的工作，这与情景快速识别的结果是不一致的。Hollingworth和Williams(2001)等人应用变换觉察任务，通过记录注视持续时间和觉察的正确率，发现真实情景的知觉是一个随着眼睛和注意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过程，但是，情景知觉过程中的视觉表征并不拘泥于当前选择的刺激物，而是存在着信息的累积效应。这一结果为功能分离模型提供了支持。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发现了基于两个独立的表征系统的眼跳过程整合模型。其中一个系统对抽象的、以前储存的刺激物类型进行编码，而另一个系统则对与情景或位置标记分类相联系的刺激物属性的情景标记进行编码。
在探讨真实情景信息获得的研究中，Hollingworth和Henderson(2002)应用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眼跳伴随变换范式(Saccade-contingentChangeParadigm)，即在情景中刺激物的变换与眼跳同时发生的条件下，考察变换觉察的信息表征问题。这一范式为探讨情景表征和情景记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测量手段。在Hollingworth和Henderson(2002，2003)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在真实情景中所注意的刺激物信息可以保持在长时记忆中，而且还存在整体性的眼跳变化盲视效应，因此研究者认为在复杂情景的知觉过程中，点对点的视觉表征并不是交错眼跳的结果。外显的变换觉察与视觉记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情景比较任务(SceneComparisonTask)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存在着“即时”加工策略，由于这种策略能够使工作记忆的应用最小化，因此在复杂的视觉任务中人们倾向于最低限度使用视觉的工作记忆，而这种“即时”加工策略的应用实际上是伴随发生的，视觉记忆并不是有意识记忆的结果。
整体情景的变换盲视现象说明情景浏览过程中的信息表征是即时发生的。那么情景知觉中的信息累积效应是如何发生的呢?Williams和Henderson(2005)在研究中应用标记辨别任务(TokenDiscriminationTask)来测量他们对目标刺激以及错误选择的视觉信息的记忆。结果发现，即使被试没有正确选择目标刺激，搜索目标的视觉信息和与目标相关的错误选择的视觉信息也会在搜索过程中得以保持，但是与目标无关的错误选择的信息却相当贫乏。眼动测量的结果发现能够记住的刺激物注视的次数较多，而没有记住的刺激物的注视次数较少。因此研究者认为刺激物搜索过程中的视觉表征包含了详细的视觉信息。在关于新异刺激注意优先性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在注视阶段还是在眼跳阶段，情景中出现的新异刺激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人们对注视阶段出现的刺激物的注视速度要比在眼跳阶段出现的刺激物更加快捷，而且注视更加频繁。因此可以认为眼跳阶段的注意优先性是自动化的，而记忆的引导作用则是内隐的。Brockmole和Castelhano(2006)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与之相似的结果。
4.3背景引导模型
根据特征整合理论，如果要把低水平的视觉特征整合为一个刺激物实体，那么注意的参与是非常必要的。Fei-Fei和Perona(2005)为自然情景中刺激物信息的整合提出了新的模型――贝叶斯等级模型(BayesianHierarchicalModel)。基于贝叶斯框架，研究者假设情景表征是通过局部信息的积累实现的，情景中的每个区域都会表征为某一图式的一个小部分。这一模型适用于情景图像自身仅能提供很少的语义信息，或者在没有要求观察者执行具体任务的条件下的情景知觉加工，它为情景中哪些区域更能吸引观察者的注意提供了支持。但是在真实
情景中，情景的语义内容、同时出现的刺激物以及任务约束对注意和眼睛移动的方向具有很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Torralba和Oliva(2006)等人提出了背景引导模型(ContextualGuidanceModel)，其为情景中的目标搜索提供了一个概率框架。根据该模型，刺激物识别受到了情景特征和知识经验的双重影响。情景信息的加工存在两条信息加工通路，即局部特征加工通路和整体特征加工通路。局部特征加工通路以真实情景的局部信息为基础，颜色、运动方向等局部特征的提取会形成视觉优势区域，并影响观察者的信息搜索；整体特征加工通路是在提取整体特征之后，激活已有的知识经验，并调节信息搜索的方向。如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加工的拟合，将最终决定观察者搜索什么信息(如图2)。比如，在识别过程中要确定情景中行人的位置。根据情景的局部特征，情景具有很多视觉优势区，如果不受知识经验的影响，人们应该首先扫描优势区信息；但是，由于受知识经验的影响，人们会产生“目标刺激在某一个位置”的预期，这种预期会对扫描路径起调节作用，最终实现目标刺激的搜索。
在刺激物搜索任务中，要求浏览者搜索情景中的目标刺激，以判断目标刺激是否出现在情景中。那么最理想的假设是，如果目标刺激出现，浏览者将对其出现概率较高的位置予以注意。这样，刺激物的觉察就可以根据概率P(O，X|I)做出估计(其中，，是情景的特征；O是二分变量，即O=1表示目标刺激出现，O=0表示目标刺激没有出现；X表示目标刺激出现的位置)。如果目标刺激不出现，那么P(O=O，X|I)。∝P(O=O|I)。
对于情景特征的确定，简单的做法是只考虑目标刺激的特征。但是很多研究认为，在真实情景浏览中，并不仅仅只是应用局部的刺激物信息，情景背景信息也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背景引导模型中，情景局部特征就是情景中某一区域的特征，整体特征即整个情景的特征。这样一来，刺激物的觉察则可以应用P(O，X|L，G)做出估计。也就是说刺激物出现在某一位置X=(x,y)的概率可以用整体特征G和局部特征L(X)来表示。刺激物出现的位置可以用以情景中心为原点的坐标系来表示，并将其标准化在[0，1]的范围之内，这样选择单位以及情景图片的刷新率就不会对模型的预测性产生影响。
根据贝叶斯定律，可以将刺激物出现的概率分解成一系列可以归因于注意引导的单元。
p(O=1，X|L，G)
=[1／p(L|G)p(L|O=1，X，G)p(X|O=1，G)p(O=1|G)
(其中，O是二分变量，确定目标是否出现；X是情景的某一位置，L是情景局部特征，G是情景整体特征)
5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无时不处在真实情景之中，而且必须要面对不同对象的识别问题。根据刺激物识别的基本过程，围绕着真实情景背景是否对刺激物识别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理论模型，而且在不同的研究范式指导下，不同的理论模型均获得了相关的实证支持。因此，对于真实情景与刺激物识别之间的关系问题仍不能提供有效地解释，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却推动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真实情景与刺激物识别之间的关系问题。
Torralba和Oliva(2006)等人提出了背景引导模型，其假设认为刺激物识别是整体信息和局部信息整合的结果，是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条平行通路加工实现的，其中自下而上的通路主要加工即时的、局部信息，而自上而下的通路主要是加工整体信息。这一理论模型为真实情景与刺激物识别之间关系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同时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然而，该领域仍然面临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背景引导模型是不是最优模型。背景引导模型较好地整合了有关刺激物属性和情景识别的研究，但是这一模型对于每一个动态的即时加工并没有说明，其双通道加工是以视觉优势区和情景背景意义的快速提取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快速提取有没有时间阈限，如果有，这个阈限会是多少呢?另一方面，这种平行加工是不是完全分离的?如果是分离的，那这一模型就不能为刺激物识别的完整过程提供解释，或者说是存在着局限。这种局限仍然是早期三种理论模型所面对的――情景整体信息的影响作用是在刺激物识别的哪一个阶段发生的?背景引导模型要为刺激物识别提供最优的解释，那么其至少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关键词学习能力；信息力；信息力学；教育动力学；教育过程的信息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G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5-0001-04
毫无疑问，学习能力是人才竞争的基本要素。但究竟如何提高学习能力，却是现代教育面临的重要困惑。在文章之一中，笔者已经初步讨论了有关学习能力的问题，指出学习能力是一种内在的信息力。但信息力是如何定义的，学习能力如何成为内在的信息力，本文将进行深入研究。
1信息势与信息力溯源
在某些场合，俗语常常将“势”与“力”合称为“势力”，来形容某人或某组织对于市场和环境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但实际上“势”与“力”是不一样的，有力的时候必有势，有势的时候却不一定有力。
教育和学习过程，即人才成长过程是一个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恩格斯指出：相互作用是世界万物的真正的终极的原因。而迄今为止，在任何一种能成为科学的学科领域中，其相互作用都是用力来表达的，所以“力”已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自然科学在没有研究物质相互作用之前叫做自然哲学，因为它自己说不清楚自然现象发生的规律，只好依靠哲学的思辨来为自己护航。今天，自然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而发展的得心应手，就在于自然科学研究了四种物质作用力，即强力、弱力、电磁力和引力，从而在根本上揭示了物质作用的内在规律，使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而社会科学之所以停留在描述和想象，也在于社会科学没有逻辑的定义和研究人们之间的信息作用力。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原因。
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信息稀薄，信息相互作用不能凸显，因而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科学不可能、也没必要研究信息相互作用，传统教育是传承的，传统管理是经验的，社会结构是简单的，人以及组织的成长和社会的运行是平衡的线性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教育的经典，学什么用什么，用一辈子，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辈子，作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既是教育和管理对人的终极教诲，又是社会倡导的文化时尚。所以应用描述和想象的手段已足以应付当时的社会现实。
但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工细化，商品交换频繁，信息作用日益强化，多因素、大势差的信息作用使教育、管理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运行成为一个复杂大系统，人的成长、组织的发展、社会的运行呈现出一派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的景象，令人惊叹不已的就是小孩的“集约性”成长和组织的“跨越式”发展。本来知识爆炸使学生需要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然而学生成长的速度却越来越快，十来岁的小孩考上大学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超过老师的比比皆是，十几岁小孩有关计算机及网络的知识可以给专家上课，少年文学家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了所有名家作品的总和；在企业方面，店铺的迅速改门换面，公司的频繁兼并易主，一些企业组织迅速倒闭的同时一些企业组织却异军突起、跨越式发展，过去管理和教育中强调的“积淀”和“经验”，却往往成了“积淀越深负担越重，经验越多误导越大”，在企业的竞争中，“以小搏大，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甚至无中生有”成了博弈的常态；而在思想意识层面，焦虑、惶恐及抑郁正在挑战着信息人的基本生存。所有这些信息化催生的非线性非平衡机制都使得社会科学、管理学、教育学必须真正研究信息相互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揭示教育及管理的内在规律，也才有希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科学。由此，研究信息力刻不容缓。
由于只有“力”才能真正表达相互作用的逻辑机制，所以，以往处于描述性和想象的教育学和管理学也在不少场合使用了力的概念，诸如“学习力”、“领导力”、“执行力”、“竞争力”以及“环境压力”、“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社会压力”，还有“创新能力”、“抽象能力”、“工作能力”、“交往能力”等等，在此，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物质力”的概念，当下的研究将以上所有力统称为“社会力”。但当仔细关注这些“社会力”的时候，特别是当面对某课题组提出的“感召力、前瞻力、影响力、决断力和控制力”以及“公信力、智谋力、亲和力、协同力、变革力”的时候，难道不会感到很奇怪吗？究竟什么是“力”，连一个逻辑的定义都没有，就可以投入如此多的“人力”和“财力”（笔者此时这样应用“力”的概念也同样应该被嘲笑）来描述和想象地用“力”来大做文章。当然，当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都是如此的时候，也就没必要去指责一个小小的课题组。
实际上，要逻辑的阐述教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提出的以上种种“社会力”的概念，必须更加广义的探讨“力”的内涵。所谓“力”就是主体能够使客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一种作用，即可以改变对象原有状态的一种作用。在实证科学中，力是推动物质状态或运动变化的原因，在文化视域中，信息是改变人们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的原因或作用。种种“社会力”概念的提出，旨在从实证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用一个统一的“力”阐述宇宙和人类社会运动的共同规律，这就必须在更加广泛、更加抽象的层次上彻底揭示“力”的本质，才能将物质力与社会力统一起来，将宇宙运动与社会运动统一起来，而这就需要在势科学理论基础上研究信息势与信息力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改变状态或运动的根本原因即产生力的必要条件是“势”或信息势。
2信息力与信息力学
在物质世界，是由于物质作用产生了物质力；在信息人社会，是由于信息交流产生了信息力。在物质空间，有几个维度的作用就产生几个方向的力，在信息空间，有几种交流方式（几种作用方式）就可能产生几个向度的力。仔细考察信息人社会人们的基本交流方式（基本作用方式），无非就是前面所述的六维信息人的六个方面。首先，“钱”是最基本的交流方式，最为普遍的市场经济关系，就是将“钱”作为基本的交流方式建立起来的；其次，“权”是最基本的交流方式，人们在社会中普遍的职位和地位关系，就是将“权”作为基本的交流方式建立的；第三，知识是最基本的交流方式，在这种交流基础上，人们被分成了各种职业和专业，才有了现代的分工社会；第四，情感是最基本的交流方式，在这种交流基础上，有了家庭和宗教以及现代管理和教育；第五，艺术是最基本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方式跨越了语言的障碍，人们可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可以欣赏共同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将全人类真正的联系起来；第六，虚拟抽象是最基本的交流方式，众所周知的网络世界正是建立在这种交流方式之上的。
研究信息力学，首先要阐明作为基本的交流方式的信息是不是力，其次要分析信息在什么场合下产生力。
我国哲学家黎鸣指出：“力其实就是信息”，但根据势科学理论的研究，这个定义显然值得商榷。
最早逻辑化的给出“力”的科学定义的是自然科学的鼻祖牛顿。也就是人人都熟知的牛顿定律：
即F=ma（1）
其中，m是物体质量，质量越大越难以运动，所以，m的本质意义是阻尼，即粘性，一种阻碍运动的粘性。a是加速度，即速度的导数，而在势科学的研究中，导数即差别÷距离=差别×联系，即势，即信息（“即”表达剔除现象差别推进到本质联系的极限过程）。这就是说，一种阻尼或粘性m，乘以一种“势”或“信息”，就是“力”。由此可见，在势科学的抽象层次上，牛顿定律本质上表达的是一种信息力，而不是物质力。
然而，信息环境是不确定的，所以，真正的信息力表达还必须考虑到环境要素。为此，设f为环境系数，表达环境的不确定性，f值越大环境越不确定。由此可以给出完整的信息力定义：
F=F（f，m，a）=fma（2）
环境作用系数f，可看作环境的风险指数，当环境是完全确定的时候，f=1，信息力退化到物质力，信息阻尼退化到物质阻尼（物体质量），信息势退化到物质势（物质加速度）。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大，人们的心理危机感越强，在同样的信息势和信息阻尼条件下，感受到的信息作用力越大，越容易发生运动状态（生活状态）的改变（在黑暗中有一点亮光就会行动）。
公式（2）从数学上表达了信息作用与物质作用规律的内在统一性，物质作用中的牛顿力只不过是普遍的信息作用力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在完全确定的物质环境中作用系数f=1的情况。正像牛顿力学是相对论力学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也是普遍的势科学视域中信息力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也又一次证明了势科学理论的包容性、普适性及其科学内涵。
由（2）式可以分析，常言说“势力”，其实，有力必有势，但有势不一定有力。势或信息要成为力，还需要一种阻尼，即一种对该信息的粘性。例如，人们常说“有钱有势”（越有钱与别人的差别越大，别人还越想找你与你联系的越紧，势越大），但并不一定“有钱有力”。钱是一种信息，钱要对某一对象产生力，该对象必须对钱有粘性，产生阻尼，想象一个完全不爱钱的人，他对钱是完全“光滑的”，没有粘性，不产生阻尼，钱就无法对他发生作用，就不产生力。同样人们也说“有权有势”，但也不一定有权有力，权是一种信息的占有量（官越大汇报的人越多），但权再大，遇到不属该权力管的人，对该权力不产生粘性，没有阻尼，该权力就无法对他发生作用，因而就不产生力。实际上，对于任何一种信息，必须有一种对于该信息的粘性或阻尼存在，该信息才能产生力。
有关“粘性”一词，也是经济学的常用语，其意义与这里的意义一致，例如，职业证券投资人、吉林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丁志国在《大道至简》一书中，谈到人们对于某类商品的依赖性时指出：“袜子显然是价格粘性商品，也就是说不管价格高还是低，人们都必须消费的商品”。对于信息人来说，信息就是粘性商品，不管价格高低，必须消费信息，只不过价格高的时候可以少消费，价格低的时候可以多消费。
正像在物质空间中，不可能存在绝对没有粘性的理想流体和绝对光滑而没有阻尼的平面，在信息空间中，也没有绝对不爱钱的人和绝对不受权力控制的人。所以，正像在物质世界中，物质力支配了物质空间，在人类社会，信息力支配了信息空间。在一个越来越以代谢信息为基本营养的信息人社会，人类的基本生活正在从物质生活上升到信息生活，在人们身上发生的作用，也正在从人与自然的物质作用上升到人与人的信息作用。人们常常感到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不是别的力，正是由于人们对各种社会信息具有情感阻尼而产生的信息力。适度的信息力是个人进步的推动力，而过大的信息力则可能导致焦虑、惶恐和抑郁。所以，在势科学的视角下，面对普遍的、客观的、个人无力改变的信息势场的作用，减小信息力作用的唯一途径就是消减个体对信息势的阻尼。实际上，心理咨询的主要功能就是消减文化阻尼和情感阻尼。通俗地讲，也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钱、权、环境以及情感的压力时常常所说的“想开点”。
在公式（2）基础上，全面研究信息相互作用机制的科学叫做信息力学，可以抽象出信息力学的6个定律，由此将建立一种涵盖牛顿定律、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等共同机制的研究框架。最终目标是要证明物质力学只不过是信息力学的一种狭义表达。
3学习能力与信息力
在信息人社会，人才素质结构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学习的素质。学习素质的具体表现是学习能力。人才和组织的学习能力是个人和组织在复杂社会竞争中成功的根本保证。学习能力有时也叫做“学习力”。有关学习能力的论著已有不少，但基本上停留在各位作者的个人感悟，没有一个学习能力的逻辑定义，就无法明确学习能力的形成机制，因而就无法提升个人和组织的学习能力。在势科学的视域中，学习能力本质上是“个人或组织具有的内在信息力”。实际上，人们对于不同的问题，其学习能力是不一样的，一些人对于这种问题的学习能力很强，一些人则对另一种问题的学习能力很好。究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的人对于不同问题原有的知识结构不一样、对于不同的问题的敏感性和喜欢程度不一样。所以，在文章之一中就指出：学习能力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其一，学习者对有关知识的有序结构；其二，学习者对有关知识的兴趣。一个人对有关问题的已有知识的融会贯通程度越高，对有关问题的知识越有兴趣，对该种问题的学习能力就越强，学习效率就越高。这虽然与人们的日常学习经验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当势科学理论将教育作为科学研究而不是文化研究之时，就不能停留在这种经验的感悟之上，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为什么这样两个要素就能构成个人和组织的学习能力”。实际上，公式（2）就是学习能力的逻辑化科学化的表达。学习能力是个体和组织的一种内在的“信息力”。
由公式（2）可知，人们对于某种问题的知识结构越有序，即原有知识差别越大联系越紧，即a越大，信息力F越大，学习能力越好。人们对于某种问题的知识越感兴趣，即对于某种问题的知识的粘性越大，即阻尼m越大，信息力F越大，学习能力越好。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即环境系数，F越大，信息力也越大，学习能力也就越好。这恰恰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学习过程的内在机制。因为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人们工作成功的把握性就越小，人们越感到迷茫和困惑，就越需要通过学习消减不确定性，增加成功的几率，所以就越渴望得到对于某种问题的知识，对于该种知识的学习能力就越好。
从公式（2）可知，提高学习能力只有三种途径：其一，提高a值，即随时整合个体原有的知识，使其有序化，不断地使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是知识有序化的根本路径；其二，增加m值，即保持对事物的学习兴趣和对问题的敏感性，广泛地利用现代媒体阅读真正具有信息量的、内容差别大又联系紧的读物或视频，是一个重要的路径；其三，增加f值，即增加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看起来与一般教育学及社会学理论都在研究如何消除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背道而驰，然而却恰恰是势科学理论揭示的人才成长的根本机制。实际上，每一个老百姓都知道，在一个“张嘴吃饭、伸手穿衣”的确定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孩，肯定无法参与社会竞争。不确定性能够成为推动人才成长的根本动力，就在于不确定性的本质是环境信息量大于主体信息量，从而形成对于主体成长的信息势而推动主体成长。增加环境不确定性的根本路径就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的大风大浪中，在面对无数的不确定性挑战的环境中，才能从根本上催生求知的欲望，由此而提升学习能力。
关键词：经济和谐；和谐经济；内涵；意义
一、对经济和谐的研究
柯兹纳对经济和谐的有关理论研究后认为，“经济和谐”的概念总体上比较模糊，但从历史上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都主张自由放任政策。可以明确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利益和谐是经济和谐的根本。第二，实现经济和谐的制度是不存在垄断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自然秩序”）。第三，评价经济和谐的主要标准就是最大幸福或最大满足原理。总体上，柯兹纳概括的这种经济和谐的含义可以称为“自由利益和谐论”。谷书堂等认为，经济和谐就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体包括三个角度，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角度，不仅要重视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而且要重视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研究，而且要重视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的完善，而且要研究生产力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态的影响。这种定义可称为“经济发展和谐论”。郭镇方则认为，经济活动中的“物理”关系、“事理”关系和“伦理”关系，构成了经济和谐的主要范围，经济和谐就是这三类关系的整体协调和各自协调状态，经济和谐的内涵是指在一个社会的全部经济领域内，经济要素的配置、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经济利益关系的整体协调状态，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经济要素配置上的和谐，二是经济活动之间联系的和谐，三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郭镇方明确提出了经济和谐研究的就是经济活动中的关系，还以经济活动过程作为逻辑主线，主要采用二分法列举了各种关系（对立、矛盾关系），经济和谐就是各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的和谐。这种定义可以称为“经济关系和谐论”。
总体上，学者们对经济和谐的定义没有做到统一。
二、对和谐经济的研究
刘长明认为，和谐经济是将和谐主线贯穿于生产、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以及诸环节之间的经济形态，并提出“和谐经济学”概念，认为和谐经济学不仅倡导经济系统内部的和谐和内部的经济性，而且也关注经济系统外部的和谐与外部经济性，主要内容包括：在和谐经济初始环节的和谐生产，是低耗高效型的适度生产模式；作为和谐经济中间环节的和谐分配，是体现和谐正义的分配；作为和谐经济末端环节的和谐消费，是理智、适度、合生态性消费；和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诸环节平衡并有机衔接形成和谐循环，是宏观经济和谐的必要条件；内部经济性和外部经济性也应该和谐统一。可以称为“经济系统和谐论”。朱其训认为，经济发展不仅要持续快速，而且要协调健康，提出了“和谐经济是共享成果的经济”的观点。可以称为“共享发展和谐论”。刘光岭在《和谐经济理论研究》一书中对近年来的其他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并作了系统化的整理和发展，形成了“经济系统内部的和谐”、“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和谐”和“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次的结构，认为和谐经济是一种理想状态，即个人权利受到承认与保障，政府越职与滥用权力的行为受到严格制止，从而客观经济规律得以正常运转，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所引发的经济持续健康运行与发展的状态，这种状态既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良好匹配，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协调与融洽，更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通过分析以上“经济和谐”与“和谐经济”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内涵大同小异，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生产要素的配合关系、经济活动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实现和谐状态的制度与机制等。
三、和谐经济的新定义
“经济和谐”与“和谐经济”不是同一个概念。从语法上来看，前者是“经济的和谐”之意，后者是“和谐的经济”之意，前者是一种状态或目标，后者是一种过程，前者侧重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如何使经济和谐，后者是重在研究和谐的经济，“经济和谐”强调对现实不和谐经济的建构过程，“和谐经济”则强调现实经济的发展目标。尽管从理论上区别二者是必要的，但实际上研究经济中的和谐问题既离不开对状态和目标的研究，又离不开对实现和谐状态手段的研究，即应该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我们使用“和谐经济”概念，既有建构的含义，又有目标的含义，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理论。
什么是和谐经济？借鉴和谐管理理论和系统论，我们认为，和谐经济就是经济系统各子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推动子系统发展，并同其他子系统进行经济物质、经济能量和经济信息交换，最终使各子系统或对立或协调地统一于经济系统内，促成经济系统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推动经济系统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中，经济物质就是社会财富，指劳动产品和服务，包括过去劳动创造的财富存量，和新创造的财富流量；经济信息是反映经济活动实况和特征的各种消息、情报、资料、指令等的统称，或者指对经济运动或对与经济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其他运动的变化及其特征的客观描述和真实反映；经济能量就是一定时期商品和服务以货币计量的价值以及货币与准货币量。经济物质、经济信息和经济能量存在密切的联系。即时的经济信息指示了经济物质和经济能量运动的方向和量的大小，没有正确及时的经济信息，会导致经济物质停止或盲目运动，造成经济系统的滞缓和混乱以及经济能量的不适当积聚。经济和谐就是三个要素无障碍地有序运动。经济物质、经济信息和经济能量三者存在内在联系，也存在一定的冲突，主要是经济能量对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形成的冲击，还包括不对称信息和虚假信息对经济物质和经济能量运动的误导。和谐经济的这个定义可以称为“系统运动和谐论”。
和谐经济定义有以下含义：首先，和谐经济是经济系统四个子系统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三个要素之间的运动关系，既包括三要素在各个环节的运动，也包括三要素在各个环节（子系统）的比例和相互配合关系；其次，和谐经济应该是充分生产和利用经济信息的经济，充分有效的经济信息对于和谐经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再次，和谐经济需要充分重视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能量对于和谐经济的有益和有害两个方面的作用；最后，和谐经济的形成受到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也要同环境进行必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
对和谐经济这种定义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一，避免了“自由利益和谐论”把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机制作为和谐经济充分条件的错误，市场机制是达到和谐目标的必要条件，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和谐经济，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等发挥应有的作用，内含了经济机制的内容。第二，内涵了利益关系的内容。利益问题是由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研究的，萨缪尔森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领域之一，但是，只有收入分配显然是不够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是对生产要素（生产资料）的分配和掌握。按照边际生产力论，如果生产要素按照各自的边际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那么这种分配就是合理的、自然的，也就是和谐的。但是，屡屡出现的投资和商品过剩所形成的经济物质停滞所形成的巨大浪费恰恰是经济不和谐的表现，实质就是由于不合理分配导致的投资、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因此，和谐经济定义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利益关系。第三，包括了生产要素的配合关系。对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只有做到充分使用，才会形成充分流动而不会停滞和浪费，因此客观上需要研究要素的配合关系，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仍然适用。第四，和谐经济内含了经济发展。和谐的最大假设是能够使系统的产出最大化，研究和谐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五，便于对和谐经济的和谐度进行客观测度。第六，这个定义说明了和谐经济与经济区域的密切关系，在国际经济中，各国、各地区和一个经济区域各区域之间经济物质和信息的流动直接决定这个范围经济和谐程度，因此，以李斯特代表的德国古典国民经济学特别重视打破国内贸易壁垒，力主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目的在于促进要素和商品的流动。
在现实中，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制度（比如职业和城乡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和中国地方gdp考核指标这个“指挥棒”的作用，存在事实上的区域封锁和区域经济贸易的高“国内贸易关税”，从而影响要素和商品与服务的合理流动，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不利于和谐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伊特维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k].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2][法]巴师夏.经济和谐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谷书堂，逄锦聚，等.经济和谐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4]刘长明.和谐经济学初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
[5]刘光岭.和谐经济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1信息与情报
1.1“信息链”
信息与情报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情报？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对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解。“信息”和“情报”，英语都是“Information”。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信息链”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链环构成。简单地说，“事实”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射。“数据”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序列化、结构化。“信息”是数据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情报”、“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换句话说，“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五个链环组成“信息链”（InformationChain）。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属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1.2“三个世界”模型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从哲学高度阐述了信息的属性。波普尔认为，信息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领域，第二世界是主观现实领域，第三世界是客观知识领域。根据这个理论，信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能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主的“信息世界”。以“三个世界”的理论来研究信息、知识、情报，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并列关系。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转化关系。数据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不会自动变成知识，数据、信息、知识同样也不会自动变成情报。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相互转化。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情报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但是，知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体现人的认知因素而且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包含关系。信息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中（主观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客观的概念世界），知识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但不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中，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之中。情报也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中，是活化了的知识信息，包含于知识、信息之中。
层次关系。从数据提升到信息，主要是对数据之间建立相关性，使其有序化和结构化。从信息提升到知识，主要根据信息的相关性、有序性，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数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
2情报学研究范式
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的。围绕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研究范式。
2.1机构范式（InstitutionParadigm）
机构范式是一种视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为社会机构的一组思想和观念，以社会学和教育学观点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实践出发，研究资料（采集文献）、组织（行政机构和人员管理）、知识属性（分类、编目、采编政策等），从而驱动资料和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发挥机构的社会功能。我国20世纪60—70年代情报学以及所探讨的文献合理布局，情报所的地位、作用以及情报政策、管理等都是从机构范式出发，对本行业的问题进行研究。
2.2信息运动范式（InformationMovementParadigm）
该范式起始于申农和维纳《通信数学理论》一书的通信数学模式：即信息源—传输器—噪音—接受器—信息端。信息运动范式关注的是信息运动的过程——反馈和控制。它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系统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显然，通信数学模式的概念不适合应用在信息语义上，情报用户被视为情报检索系统以外的被动接受者，要去适应检索系统，利用现有的信息。因此，该范式只是从系统角度去对待情报用户，而不是从情报用户角度了解用户的情报需求。
2.3解释学范式（HermeneuticsParadigm）
伽尔默尔提出解释学的依据是人对信息、情报的解读、解释因人的知识与经验的不同而取舍，因此要研究传播、语言、文字、知识、理解及解释。如果说卡尔·波普尔偏向把情报作为静态的客观知识来加以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处理，伽尔默尔的解释学认为，社会文化以及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查询、解读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关注情报流动过程中情报客体与情报消费主体的交融。
2.4技术主导范式（IT-centeredParadigm）
V.布什关于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的构想，使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向着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范式演变，技术范式对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计算机技术突破了人类生产、处理和存贮信息的能力在数量、时间和智力等方面的限制，通信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类传递信息的能力在距离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信息内容开发从点（字、词）、线（字符串、全文文本）、面（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立体（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结合）、三维空间（A/V、数据挖掘）到万象空间（虚拟真实）不断向纵深发展。情报学研究致力于发展各种先进、高效的情报系统和信息技术应用，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不但如此，由于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反而导致了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忽略情报学的整体研究。
2.5认知范式（CognitiveParadigm）
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语言等，来观察信息和情报现象。认知范式强调入的知识结构，研究人的信息处理原理，关注情报的利用和吸收，目的是支持和改善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情报服务。认知观的变迁意味着情报学研究主体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扩大到强调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认知过程、情报行为和人机交互等认知范围。
2.6知识主导范式（Knowledge-basedParadigm）
传统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单元而不是知识内容。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1980年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明确地指出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情报学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和组织，以便绘制出知识的“认识地图”并最终按“认识地图”来组织知识。情报学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趋势。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存在于信息载体上，通常经过符号化、编码化或结构化等文献处理，内容是固定的，外在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行为上及概念里，是个人的，没有经过文献化、内部化的，以经验为基础的。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能激活灵感和启发创新，是一种更有价值的知识，但以往这类知识只能靠个人交流获取，无法收集和加工利用。情报学要超越显性知识，研究收集、筛选、加工、整理隐性知识的理论和规律。当前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情报学界研究热点和学科体系成长的标志，最终将使情报学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2.7经济学范式（EconomicsParadigm）
情报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早期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基本方法，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式来评价情报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的价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等也成为情报经济学的主要议题。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情报经济学年会，内容主要围绕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面向21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网络革命掀起的全球信息化所提出的众多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正在推动情报经济学开拓新的领域。例如，信息（情报）经纪业、竞争情报、博弈论、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等，都成为情报经济学研究热点。
2.8人文范式（CultureParadigm）
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要同人文科学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整合，从而研究信息民主与信息专制、信息自由与信息保护、信息平等与信息歧视、信息富裕与信息贫穷、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以及信息污染、信息灾害、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政策、信息文化等以人为主体的信息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突出人文因素的研究，提高人的信息素养，将使情报学更加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和情报学自身的发展要求。
3国内外情报学发展现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拓展了情报学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使情报学研究带有时代特征，同信息科学群的其他学科协调、融合、互补，进入了一个情报学整体更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创新的原动力，但国外情报学研究迅速改变“技术至上”的倾向，技术与理论并重，技术与人文并重，技术与经济并重，不断探索情报与技术最佳匹配模式。情报学研究从强调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重视以用户为中心来设计信息系统和情报检索开始，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人文因素等新成分，现在关注的焦点移向知识管理和利用、以人为本、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情报学不断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与时代的要求俱进，与技术的发展俱进，与社会的进步俱进，不断拓宽情报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目前已形成为一门多范式交叉、多学科集成的全方位情报学。
我国情报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引进国外情报理论，开始学习和探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为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基础，一些有影响的情报学专著如《情报学概论》、《情报数学》等相继问世。另一个高潮是开始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试验、应用和研究，出现了计算机编制主题表、汉字切分、中文全文检索、自动标引等应用研究。我国情报学关注领域和研究重点开始从文献转向技术，从理论转向应用。截止1998年统计，新中国成立50年来情报学领域计18369篇，按11个论文主题分类，论文数排名分别是情报组织管理、情报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情报分析研究、情报服务、情报搜集、情报技术、情报事业、国外情报事业、情报整理、情报教育。关于理论研究方面，情报学界出版了《现代情报学理论》等专著，近年来在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化、情报学认知观、经济情报学、知识组织和管理、竞争情报、内容开发等广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说明我国情报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据2000年9月统计，我国目前培养情报学硕士的高等院校和情报中心有22个；培养情报学博士的单位有4个；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单位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2个。
4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4.1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
美国学者S.Hemer1984年在“JASIS”上发表的《情报学简史》认为，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计算机和穿孔卡片、研究与发展、文献学、文献与索引技术、传播学、行为科学、微观与宏观出版、视频与光学等学科领域相互整合的结果。情报学与图书馆、文献学在学科性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要研究编目与分类、存档与索引、检索与获取等技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是情报学的基础之一。图书馆学是以图书期刊为对象，以馆藏、出纳、阅览等为工作重点；文献学以文献为对象，以揭示报道、加工、研究、提供每篇文献以至每个数据的内容为重点。情报学以信息和知识为对象，以内容开发利用为重点，广泛采用情报技术产生、搜集、整理、检索、传递、分析、利用情报。情报学对信息加工组织有质的飞跃，对组织信息是由线性组织（字符串、全文文本）、平面组织（数据库、关系数据库）到立体组织（A/V数据），进而到虚拟组织（虚拟真实、时空信息）。
4.2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群
信息科学群的崛起，是信息现象日趋复杂化、信息爆炸性增长、知识重要性增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现象的共同探索，形成了信息科学群。信息科学群是以信息为基本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扩展人类信息功能为中心研究目标而形成的一个横断性、综合性学科群体。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起着重要作用，为信息科学群各个范畴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和新方法。综合有关研究，信息科学群的研究范围包括：哲学范畴、认知范畴、计算机科学范畴、信息交流与管理范畴、社会科学范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信息范畴等。
4.3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具有血缘关系和学科延续性，信息管理学在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二者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衔接关系。从发展趋势看，两者将形成互补互动的学科关系。情报学50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研究方法体系可为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信息管理学开发和利用当代信息资源的新技术和方法可为情报学弥补学科空缺领域提供借鉴。对于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来说，一方的研究向另一方研究领域发展会给双方学科带来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
5情报学核心研究内容
情报学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内容。情报学作为信息科学群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阐述信息现象并回答有关信息查寻过程中的智力行为问题，而且这种回答必须是科学的并基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本领域独有的调研方法。ASIS主席萨拉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学科分为两大块：情报分析和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是指：情报学家对文献和文献结构的分析研究，研究作为内容载体的文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尤其是科学传播；情报的社会背景；情报利用；情报搜寻和情报行为；关于情报和相关论题的各种理论。现在情报分析与情报检索之间存在鸿沟，情报学的任务就是填平这道鸿沟。他认为，“待这两端成功相连之际，便是情报学这门学科羽翼丰满之时”。综合萨拉塞维克等学者的观点并从现实出发，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可包括理论方法、信息管理和服务、情报分析、信息检索、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等6个组成部分。核心领域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理论方法。主要探讨和研究情报的性质、现象和过程、各种理论范式、情报学与相邻科学的关系等学科建设方向。当前尤其需要关注信息与社会进步、信息与经济活动、信息与大众传媒、信息与教育、信息与人文、信息构筑、信息生态、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伦理、知识产权、行为科学等课题。
2）研究方法。需要关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以及情报的量化分析、引文分析、文献知识发现等课题。
3）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分析和服务活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分类、信息资源管理体系、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信息生产者与用户的关系；信息系统质量评价等；有关信息格式、内容加工和传输的各种标准和规范等。
4）信息检索。以信息处理和情报内容加工为主的研究。包括：元数据、界面设计、可视化、主题词表、分类表、概念分类、Web网站构筑、多媒体检索、跨语言检索、检索策略、搜索引擎等。
5）知识管理。知识单元、知识存储和管理、知识获取、知识提取、知识发现、知识表述和分类、知识挖掘、自然语言理解、语料库、知识工程应用研究、知识管理与统计学、机器学习、自动推理、问题求解、人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分析研究、最佳实践（BestPractice）和实践团体（CommunityofPractice，COP）、协同网等。
6）情报分析研究。从信息挖掘、抽取，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提供情报咨询服务，以及其相应的信息系统，如竞争情报（CI）、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S）、决策支持系统（DSS）、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在线分析处理（OLAP）系统、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CSCW）等。
7）应用和服务。应用范围包括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在线教育、在线学习、在线保健、在线娱乐、在线金融等。服务范围包括网络接入商（LAP）、网络服务商（ISP）、网络内容商（ICP）、应用服务商（ASP）、网络培训商（ITP）、系统集成商（SI）、网络咨询等。
8）技术应用。技术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信息内容技术：信息数字化、全文检索、搜索引擎、多媒体内容检索、自动标引、自动翻译、自动摘要、数据挖掘、文本挖掘、信息提取等。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支持的知识内容加工和知识吸收、转换等。数字图书馆技术。
9）信息教育与人才培养。包括数字鸿沟、计算机文明、信息技能、专业结构、人才素质、教育制度、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网络学习等课题。
6情报学研究方法
1）社会调查法。情报调查法是指人们在社会情报实践活动中对客观情报情况的调查了解与分析研究方法，是搜索、跟踪、获取和开发利用情报资源的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作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作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
2）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的被使用和被引用，也就是研究质量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由于《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引文分析法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情报学分支。对引文这一线索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某项发明或技术的应用范围、现状、著作水平、学科发展趋势等。
3）系统科学方法。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出发，主要研究科技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最优设计，以及解决科技情报系统的最佳运行、实现最优服务等问题。
4）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包括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引文规律、文献老化规律、文献增长与冗余等已形成的理论体系。文献计量法开始向其他学科输出、扩散、渗透，利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可以描述和解释许多分布机制相似的社会现象，如收入分布、利润分布、人口分布、不合格元件分布、通信间隔分布等。
5）科学计量法。科学计量试图通过定量方法寻找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准规律，并为更有效率地开展科研提供指导。20世纪60年代初，D.普赖斯等人倡导并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科学自身，E.加菲尔德创建了“SCI”大型数据库，视为科学计量学的肇端。30多年来，许多情报学研究人员在该领域作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此外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人员也投入这一新领域，使其研究对象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生产率问题、科研资金投入的最优化、预测学科发展趋势、识别不同学科之间以至科学活动同技术活动之间的联系、科研绩效评估、描述科学活动规律和准规律、研究科技人才和科技教育问题等等，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6）信息计量法。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和他的学生埃格希（L.Egghe）1988年主张用信息计量学代替文献计量学，提出了如下信息计量的发展逻辑过程：书目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的提出表明情报学定量化研究已由文献单元深入到文献中的各个信息单元、知识单元；已由文献计量分析发展到信息计量分析，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将真正实现“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的这一飞跃。
7）网络计量法。1997年Almind和Ingwersen首次提出网络环境下引文分析的概念和“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将传统信息计量方法使用在Web分析上，对诸如语言、单词、词汇、频次、作者特征、作者合作的能力和程度，以及对作者的引文分析，学科或数据库增长的测量，新概念、新定义的增长，信息的测量，检索措施的形式与特征进行了研究。网络计量法可用于研究因特网的知识结构、学科性质、信息组织特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信息交流规律，探讨学科、机构、国家、地区的科学发展趋势，研究网络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网络查寻行为，指导网络建设和网站管理。
8）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由于科技文献和知识的爆炸增长，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跨学科的信息传递变得更加困难，就会产生知识的分裂，并且随着知识的持续增长，分裂现象会更加严重，尽管现代每个人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必定有许多未被人们发现的知识点、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假设某学科发现医学状况A与症状B相联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发现某营养成分缺乏C与症状B相联系，则A与C也发生了关系。但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学科隔行如隔山，A与C的联系则长期蛰伏着，未被发现。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情报学专家K.Swanson博士创立了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并开发了Arrowsmith系统。
7情报学前沿领域
情报学的发展将通过与不同学科的碰撞交叉而产生前沿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和扩大研究范围。据有关研究，前沿领域有：
1）“数据库知识发现”（KDD）研究。数据库知识发现是目前十分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情报学家利用“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开发出各种软件系统，揭示数据库中不同领域知识的联系和问题的答案，找到了知识发现的新途径。
2）语义网研究。语义网实际上是一种智能网络技术，能理解人类语言，并能推理，不仅可以理解词和概念的涵义，而且还能理出其间的逻辑关系。语义网技术一夜之间得出的组合方式将比一个人穷尽一辈子心力想得到的还要多，有助于人们提高自身的直觉和分析能力，促进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合作。美国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希望到2005年用“语义互联网”取代目前的万维网。他将互联网变成一个巨型大脑，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能享受人类自5000年以来的全部知识。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语义网问题，也是情报学将有很大作为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有：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法、语义计算机模式的研究，潜在的语义索引，复合词的分析模型研究，自动构成多语种词库，存取多语种信息，用户自适应集合分类法研究，知识共生现象研究，网络知识搜寻等。
3）3G（GreatGlobalGrid）研究。欧洲各国正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3G技术，主要目的是将各种网络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像今天的电力网格一样，方便地送到每个用户那里。目前在因特网上，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网络站点，将来，可以通过网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对用户提供各种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也就是将分布于全世界的计算机、数据、信息、知识等组织成一个逻辑整体，用户可通过网格门户透明地使用整个网格资源。核心技术包括：信息优化使用技术，网格资源管理技术，网格中的作业调度技术，网格安全技术。
4）信息构建（InformationArchitecture）。美国建筑师R.S.Wurman于1976年在美国建筑师协会年会上首次提出IA的概念。1989年，他在《信息悬念》（InformationAnxiety）一书中对IA作了定义，就是如何组织信息，把复杂的信息变成明晰，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实现其信息需求。随后，随着因特网的发展，IA的理念和应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情报学界和信息管理学界。IA是把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组织信息和构建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已引起国际情报学界重视和关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并把它的理念合理地运用到情报学研究领域上来。
5）知识管理研究。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还包括对知识有关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等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目前的研究热点在于：知识组织、知识链、知识发现、自然语言理解、知识管理工具、知识转换模式和4力场（4Ba’s）研究、实践社区、最佳实践库、智能、知识网络化研究等。
6）数字图书馆研究。数字图书馆正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媒介迁移运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一些文化机构将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传统文化资源将被开发成经济资源，导致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数字图书馆需要跨行业、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管理问题、运营问题和法律等问题，不同学科将从不同领域对发展数字图书馆作出贡献。情报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支柱，同时情报学也将吸收数字图书馆集成的各个学科的养分进一步实现现代化。
7）信息技术应用。技术方面前沿课题很多，包括：元数据技术、语料库技术、海量信息存储与压缩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检索技术、语言检索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多语言浏览器、跨语言信息检索、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自动抽词、自动索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概念分类（Ontology）、信息安全和保护技术等。当前要着重内容和知识开发利用的新技术和新应用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实现这些技术和应用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基础建设和标准规范的采用。
8）小世界现象。从很大的人口中任意挑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彼此认识的概率有多大？任意挑出的两个人当中要达到彼此认识的最短链条是多长？1967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Milgram）做了一个实验。他给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随意选择的300多人发信，要求他们把他的这封信寄到波士顿市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人，分别由每个人独自联系。米尔格拉姆告诉每个发信人有关目标人的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地、职业，如果发信人不认识这个目标人，他们把这封信寄给他们认为与目标人比较近的，而且是他们认识的一个人。于是开始了发信人的链条，链上的每个成员都力图把这封信寄给他们的朋友、家庭成员、商业同事或偶然熟人，以便很快到达目标人。米尔格拉姆发现，有60个链条最终到达目标人，链条中平均步骤大约为6，这个结果说成“六度分离”（SixDegreesofSeparation），广为传播。“六度分离”在学术上称为“小世界现象”或“小世界问题”。近年来，小世界现象引起了数学家、情报学家、物理学家、计算科学家、行为科学家、数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出广阔的应用领域。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的世界中，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是我们情报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而且统计表明，尽管互联网上信息数以亿计，但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L最多达到19，因此互联网连接具有小世界现象。可以运用小世界网络理论来改善因特网中的信息流。“小世界现象”对于情报工作者如何快捷、准确获取网上信息提供新思路。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曾民族教授等的大力协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参考文献】
1卢泰宏.情报科学发展中的四个里程碑.情报学报，1990（5）：394～400
2马费成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情报学报.1996（5）
3KuhnT.科学革命的结构.王道还编译.台北：允晨出版社，1985
4赖茂生.情报学的发展观.图书情报知识，2000（4）：4
5汪冰.试析情报科学研究的若干重点与发展方向.情报理论与实践，1997（增刊）
6赵海军.情报学的学科发展规律.情报资料工作，1997（2）
7许文霞，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情报学报，1988（4）
8邱均平.信息计量学讲座，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1～6）；2001（1～4）
9严怡民.现代情报学理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0汪冰，岳剑波.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展.见：情报学进展（第三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
11岳剑波.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23（1）5～38
12肖勇.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情报学研究趋势.见：情报学研讨会文集，2002
13张力治，王忠军.情报学学科体系.见：情报学研讨会文集，2002
14符福＠①.情报学科体系建设中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见：情报学研讨会文集，2002
15胡昌平.情报用户与情报社会学.情报学刊，1988（1）
16王万宗.技术进步与信息管理学科群的形式.情报理论与实践，1998（3）：130
17马费成.面向21世纪的信息经济学——回顾与前瞻.见：知识信息管理研究进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18吴慰慈，张久珍.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下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情报学报，2000（2）：99
19陈曙.信息生态研究.图书与情报，1996（2）：12～19
20岳剑波.信息环境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21粱战平.情报学的新发展.情报学报，2001（2）：131
22武夷山.浅谈情报学的若干发展热点.情报理论与实践，2002（4）
23王知津等.情报学的知识化趋势.见：情报学进展（第三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
24荣毅虹，梁战平.基于文献的发现，情报学报，2002（4）：386～389
25BushV.AsWeMayThink.AtlanticMonthly,1945（176）：101～108
26SmithL.Interdisciplinarity：ApproachestoUnderstanding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asAn
Interdisciplinary.In：VakkariP，etal.Proceedingsof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onceptionofLibraryand
InformationScience.London：GrahamTaylor，1992
27MiksaFL.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TwoParadigms.In：VakkariP，etal.ProceedingsofInternationalConfereneonConceptionofLibraryand
InformationScience.London：GrahamTaylor，1992
28BrierS.APhilosophyofSciencePerspective-ontheIdeaofaUnity-ingInformation.In：VakkariP，elal.Proceedingsof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onceptionofLibraryand
InformationScience.London：GrahamTaylor，1992
29BelkinNJ，etal.AnormalousStateofKnowledgeforInformationRe-trieval:partI.BackgroundandTheory.JournalofDocumentation，1982（38）：62
30IngwersenP.ConceptionofInformationScience.In：VakkariP，etal.Proceedingof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onceptionofLibraryand
关键词：人工智能；创新驱动；发展建议
人类对于智能机器的探索活动，古已有之。不过，以“人工智能”来命名这一探索并成为一个学科领域，却发生于1956年夏季在Dartmouth举行的一次小规模学术研讨会上。因此，2016年是人工智能学科问世的60周年，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科技工作者都在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动向。
2016年3月，DeepMind研制的人工智能围棋系统AlphaGo以4：1的战绩击败了韩国的围棋高手李世石，把世界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各种各样的议论喷涌而出。悲观者大呼：“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潜在威胁太严重，应当通过立法限制甚至禁止人工智能的研究”；乐观者高喊：“人工智能是人类的真正福音，只要把自己的思想意愿转嫁给人工智能机器，人类就可以通过机器来实现长生不老的千年梦想”。在科技界，人们则在激动着、讨论着：我们应当在什么样的热点技术上发力？是深度学习？是认知技术？还是类脑计算？
回想这些年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人工智能、机器人一波又一波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中国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都在一个个地紧紧追赶。虽然在跟踪追赶的过程中取得了不菲的进展，但是人们不禁都在思考：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当前社会的需求是什么？什么才是有效的创新战略？怎样才可以摆脱跟踪追赶的被动局面，争取到引领创新的话语权？
发展人工智能不应当是一种孤立性、局部性的行动，而应当是能够带动和引领整个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1人工智能是当代重要交叉科学群的创新前沿
为了阐明“人工智能是当代重要交叉科学群的创新前沿”这个论断，需要逐个澄清相关的基本概念，包括：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当代的重要交叉科学群？以及什么是当代重要交叉科学群的创新前沿？
1.1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一门“探索人类智能机理，创制人工智能机器，增强人类智力能力”的科学技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只要人类的智力能力得到了增强和扩展，人们从事各种科学技术以至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智力能力就会得到有效提升，从而能够有效促进各行各业的创新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人类智能？人类智能主要表现在人类主体为了不断改善生存发展的水平而发现问题、定义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的能力依赖于主体的目的、知识、直觉、理解力、想象力、灵感、顿悟、审美等内在能力，因此被称为“隐性智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则主要依赖于获得信息，生成知识，创生策略等外显能力，因此被称为“显性智能”。
显然，隐性智能十分抽象，几近神秘，不仅研究起来甚为困难，就连理解起来也颇感玄奇，而显性智能则相对可理解，可研究。因此，人工智能研究遵循的原则是：基于人类主体给定的问题、知识、目标（这就是人类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的能力）这些前提，研究如何利用信息、生成知识、创生策略来解决问题，达到目标。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研究遵循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原则：人类智能负责发现和定义问题，人工智能则负责在人类所给定的问题框架下解决问题。这样，人工智能机器就可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聪明助手。
由此可见，没有生命，没有目的，没有灵感，也没有审美能力的人工智能机器系统，原则上不具有隐性智能的能力，因而不可能独立地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只能在人类所发现和所定义的问题框架下去解决问题。因此，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恐惧缺乏科学根据。
1.2什么是当代重要的交叉科学群
当今的时代是信息时代，认识信息资源和利用信息资源为人类服务的信息科学是当今时代的标志性科学。具体来说，信息科学是“研究信息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也就是以信息为研究对象，以信息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内容，以信息科学方法论为研究指南，以增强和扩展人类信息功能（全部信息功能的有机整体就是人类的智力功能）为研究目标的科学。换言之，信息科学的研究目标就是扩展人类的智力功能，而研究信息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和信息科学方法论都是为了实现扩展人类智力功能这个目标服务的。
由此就可以清楚地理解：人工智能的研究是信息科W的最高目标，也是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目的；而为了使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在人类发现和定义的问题框架下成功地解决问题，人工智能的研究必须从人类求解问题的能力中得到启发。这表明，人工智能的研究需要向认知科学学习，因为认知科学就是研究人类自己是如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另一方面，认知科学所研究的人类解决问题的机理又建立在脑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人工智能的研究必须理解脑科学的工作机理。再者，人类发现问题、定义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因此人工智能的研究还必须学习信息生物学，后者深刻地研究和揭示了人类能力不断进化的机制。可见，脑科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信息生物学、人工智能是当代最具重要意义的交叉科学群。这个科学群还包含更多的学科，恕不一一阐述。
1.3什么是当代重要科学群的创新前沿
虽然脑科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信息生物学、人工智能各有各的研究内容，但是所有这些学科共同的目标都是智能，如人类的智能（脑科学）、生物的智能（信息生物学）、人类智能的物质基础（脑科学）、人类智能和生物智能的工作机理（认知科学）、人类智能和生物智能的进化机制（认知科学与信息生物学）、人类智能的信息基础和研究方法论（信息科学）、人类智能的机器模拟和实现（人工智能）等。
所以，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是当代这一重要交叉科学群共同的创新前沿。人们对于脑科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信息生物学的理解深化了，就会促进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反之，一旦人工智能的研究取得了突破和创新，也必然能够带动脑科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信息生物学的突破与创新。
2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差距与优势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大家平日都亲身感受得到，应当比较熟悉，似乎无需赘言；但是国情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础，因此不可不察。而且，我们对于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差距和优势的认识，确实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化。
2.1差距：显差距，隐差距
大家都意识到，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确实存在不少的差距。普遍J为，由于中国缺失了工业革命这个历史阶段的洗礼，因此在工业基础和工艺水平方面天然存在明显的不足。特别是中国微电子工业领域的高性能芯片制造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硬件系统的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显差距。
然而，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人工智能的科学研究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同行普遍习惯于跟踪学习，缺乏突破创新的民族自信心，更缺乏引领国际的强烈意识。无论是互联网、物联网、语义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这些大概念，还是深度学习、无人驾驶、类脑计算这些技术思想，都是外国学者率先提出，然后才是中国学者蜂拥而上。加上这些年滋长蔓延起来的急功近利和学术诚信缺失，往往在蜂拥而上之后的一夜之间就会冒出许多“新成果”！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存在的隐差距。
需要指出的是，显差距正因为“显”，已经得到各有关方的高度重视，并且正在不断地被缩小；但是，隐差距则因为“隐”，不容易被察觉，至今还没有引起各方面必要的重视，因此仍然是实现突破创新和引领战略的隐患。
2.2优势：现优势，潜优势
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中是否也存在什么优势呢？表面看来，似乎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一直处于跟踪学习状态，谈不上存在什么优势；但是仔细考察发现其实不然，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的确存在不可忽视的优势。
中国目前虽然在整体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但在某些技术研究上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例如：语音识别技术，中国已经在近期多次国际评测大赛中夺得世界冠军；在汽车自动驾驶方面，中国的研发水平也与国际上旗鼓相当；特别是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在人工智能通用理论研究方面的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人工智能逻辑理论研究方面的泛逻辑学、人工智能数学方面的因素空间理论都是国际领先的成果。这些都是已经涌现出来的现优势。
更加重要的是，像人工智能这样既十分复杂又极其深刻的科学研究，势必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几十年来，国际人工智能的研究形成三大学派，就是受了以分而治之为特征的机械还原方法论的影响，把复杂的人工智能研究分为结构模拟的人工神经网络学派、功能模拟的物理符号系统学派、行为模拟的感知动作系统学派，而且长久以来互不认可，不能形成人工智能研究的合力。科学论证充分表明，适于人工智能研究的科学方法论不是“机械还原论”的方法论，而应当是“信息生态论”的方法论。后者与中国历来的“整体论”和“辨证论”思维传统息息相通。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中国握有方法论的潜在优势（潜优势），只要自觉地加以运用，这种潜在优势完全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现实优势（现优势）。
3人工智能的社会需求和发展中国人工智能的战略建议
3.1人工智能的社会需求
中国的信息化建设全面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进入了迎接复杂问题的新时期，面临着巨大挑战。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改革的大局判断，在多次讲话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区。众所周知，人工智能技术是信息技术的高端前沿；因此，为了迎接复杂问题的挑战，为了成功走出深水区到达胜利的彼岸，中国亟需人工智能科学技术的全面支持。
另一方面，纵观当今的国际环境不难发现，一些发达国家在中国黄海、台海、东海、南海不断制造紧张局势，企图以武力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他们声称要长期投资人工智能，要用人工智能武器战胜中国，对此不能不高度警惕，并采取果断措施。
3.2加快发展中国人工智能的建议
为加快发展中国人工智能，从战略性、系统性、可操作的角度出发提出5项建议。
（1）顶层规划。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建议设立部级智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与协调专家委员会，负责研究和提出中国智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制订智能科学技术产学研发展的实施政策，协调和促进中国智能科学技术的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2）人才培养。
万事都紧要，人才是根本。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中国现有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以形成系统完整的智能科学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建议教育部在中小学开设智能科学与技术基础知识课程，开展课外兴趣培育活动。
（3）创新研究。
跟踪不可废，创新更关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置“智能科学技术基础理论”专门领域，大力推进智能科学基础理论的突破创新；同时在国家“十三五”规划设立智能制造、智能农业、智能服务业、智能交通、智能网络空间安全、智能教育等应用专项。
（4）产业标准。
创新是尖兵，产业是后盾。大力促进中国智能化产业的发展，并在国家标准委员会建立智能产品标准工作委员会，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学术团体开展各类智能技术产品的测试、评价和检验标准的研究，引导智能化产业和产品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5）持续发展。
关键词：表遗传学；传统遗传学；发育；进化；
作者简介：薛开先，硕士，研究员，研究方向：肿瘤遗传学，表遗传学。
本世纪以来，表遗传学(Epigenetics)快速发展，已成为生物学、医学和农学等研究领域的前沿[1~4]；同时，引起公众的关注，著名杂志“时代(Time)”发表评述：“DNA不是主宰”[5，6]。近两年来，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编者按或著文指出，随着表基因组(Epigenome)时代的到来，表遗传学是核心思想和下一件大事[7~9]。从公众到学术界，表遗传学研究得到如此关注和重视，使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审视表遗传学发展的启示、重要进展，及其对遗传学的意义等基本问题。
1表遗传学的产生和发展
遗传学是生物学的核心学科之一，与生物的发育、进化等学科密切相关。在19世纪，主流生物学认为遗传和发育是同一个问题[10]。至19世纪下半叶，遗传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1865年孟德尔发现“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提出了遗传因子说来解释这些遗传现象；1879年，Flemming发现染色体，随后Wilson和Boveri等通过实验证明，发育的编程存在于染色体中；1911年摩尔根在果蝇的伴性遗传中证明，遗传因子存在于染色体上，并发现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基因遗传的连锁和互换规律[11，12]。此后，当遗传学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传统遗传学不能解释的遗传现象。例如，Muller等的工作表明，基因的易位或染色体重排能影响基因性状的表达，看来基因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的功能还受到在基因组中的位置的影响；在基因组印记基因中，表现的性状取决于亲本的来源，表明双亲的等位基因对性状的遗传贡献并不相等[10，11]。
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很少考虑对方的成果和方法，各自发展。至40年代，一些生物学家认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其中通晓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的WaddingtonCH(1905–1975)于1939年首先提出“发育是表遗传的(Epigenetic)”；1942年他又提出表遗传学(Epigenetics)和表遗传景观(Epigeneticlandscape)等概念，主张将两个学科联系起来研究。他认为表遗传学是研究基因型产生表型的过程[1，2]。其实，具有发育生物学背景的摩尔根也有类似认识，早在1925年《基因论》一书中就认为：“明了基因如何对发育中个体发生影响，毫无疑义地将使我们对遗传的观点进一步扩大，对于目前还不了解的许多现象也多半会有所阐明”[4]。此后遗传学发展遇到一些难题，也印证了开展这类研究的重要性[4]。
在个体发育中所有细胞都具有相同的基因组，是何种机制调控基因表达的特异性编程，分化成不同类型的组织细胞，一旦建立就能在谱系细胞间遗传；又如，人类同卵双生子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根据传统理论应发育成完全相似的两个个体，然而约有1/3的同卵双生子20岁后出现了个性和疾病易感性等方面的差异；另外，成体组织细胞核移植实验发现，虽然所形成的克隆胚胎具有完整的基因组，但实际上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常出现各种异常，多数在出生前夭亡，少数生存的个体也有多方面的异常，并且寿命较正常胎生的个体短[4，11]。
表遗传学概念提出后，由于对其机制还不清楚，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直至1975年Holliday等在研究中发现，DNA甲基化在基因表达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认为是发育中基因活性调节的开关；另外，他还推测存在一种维持型甲基化酶，能识别复制的半甲基化DNA，从而解决甲基化模式的遗传问题[4，12]。此后的10多年间，没有发现这种甲基化酶，表遗传学又是一段沉默。
20世纪90年代，表遗传学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首先证实了维持型DNA甲基化酶的存在，如小鼠剔除DNA甲基化酶基因，则发育异常；在人类肿瘤中发现，肿瘤抑制基因p16因高甲基化而灭活，如用去甲基化抑制剂处理，能使p16基因复活。上述研究提示，DNA甲基化在正常发育和肿瘤发生中起重要作用[2，4]。其次，在染色质结合组蛋白的研究中发现，组蛋白各种修饰如乙酰化、甲基化和磷酸化等，可影响各种调节蛋白和功能复合物与DNA接触通路；各种修饰组合构成的“组蛋白密码”，提供了效应蛋白的结合点，在基因表达调控中发挥作用[2，4]；另外，还发现染色质和基因组转录的非编码RNA在基因表达调控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至此，表遗传学机制的框架已初步确立，并在各种类型的生物得到证实。2001年Science专辑发表一组评述，系统介绍了表遗传学研究领域和进展。2003年，Nature就双生子等表遗传学研究发表述评。21世纪表遗传学迅猛发展，上述遗传学存在的难题已有不同程度的阐明，并开发出新的研究领域，显示表遗传学已成为主流生物学和医学的一部分[2~4，13]。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及其后续计划的研究，提升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但也获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对传统基因中心论形成了冲击。例如：(1)人类基因组约有10万个基因，而实际只测出不足25000个，约是果蝇的2倍。有学者质疑，只有不足2%的DNA序列就含有充分的遗传信息，调控人类的生长发育和生命的全过程，而98%的DNA为“垃圾DNA”[4，14]；(2)不是机体愈复杂基因数愈多。如在脊椎动物中编码蛋白质基因的数量、编码序列的长度并没有显著改变，而它们的发育复杂性存在巨大的差异；深入研究发现，90%以上的基因组被转录，生物学复杂性通常与基因组非蛋白质编码部分相关，而编码蛋白质基因维持相对的静态；各种类型的非编码RNA几乎调节各个水平的基因表达，构成一个巨大、高效的调控网络，促进正常的发育和生理过程，其功能异常可引发疾病，而这些正是表遗传学的研究领域[14，15]；(3)人类基因组约有1千多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曾有学者期望于通过单核苷酸多态性的研究，确定一些常见病的个体易感性，但迄今为止，包括应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asso-ciationstudy，GWAS)虽取得不少成果，但在总体上两者间的关联性不如预期的那样好[4，16]。
只有从史学角度分析一个事物的发生与发展，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存在意义。对上述表遗传学发展的过程和背景的分析表明，表遗传学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能够克服和补充传统遗传学之不足，随着表遗传学研究的深入，必将促进新一轮的遗传学的发展[17]。
2表遗传学与遗传学的关系
2.1表遗传现象与非孟德尔遗传方式
表遗传学是研究不能用DNA序列变化解释的、能通过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遗传的基因功能的改是变[11]。表遗传学遗传或表遗传(Epigeneticinheritance)涉及非DNA序列编码的信息或基因表达状态，在细胞和个体世代间的传递[19]。这种能影响后代性状的表遗传信息，没有DNA原始结构的改变或来自环境的诱因。目前，多把涉及个体世代间的表遗传称之为跨代表遗传(Transgenerationalepigeneticinheritance)，尽管在单细胞生物，细胞分裂与世代交替是一致的，而在多细胞生物就可能有不同的机制和进化意义[20]。
百年来积累了许多不能用孟德尔规律解释的遗传现象，例如基因组印记、位置效应花斑、副突变、表突变、X-染色体失活和转基因沉默等。近年来研究发现，这些现象都有其表遗传学基础。
基因组印记是一种表遗传现象，其特征是某些基因以亲本来源特异性、等位基因差异性表达，这类印记基因约占基因组基因数的1%，是哺乳动物和有花植物的独特现象。经典的孟德尔遗传，遗传性状的形成需要来自父、母双方等位基因的表达；而印记基因的表达是由染色体亲本来源所决定、单等位基因表达；受影响的基因在男、女性后代中显示与亲本特异性相同的表达[15~17]。现已研究表明，基因组印记是由于特定亲本等位基因差异甲基化区(DMR)高甲基化的结果[4，14]。
位置效应是指当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发生改变时，影响该基因的表达，位置效应花斑(Position-effectvariegation，PEV)是其中的一种，是由Muller等于1930年首先在果蝇研究中发现的。在位置效应花斑情况下，由于基因周边基因组环境的改变引发了基因可逆性灭活，通常是由于处于有转录活性常染色质区的基因，通过染色质重排，移至邻近无转录活性异染色质区，因异染色质能随机扩展，引发部分基因的失活，这样在相同遗传背景的细胞群体中产生镶嵌表型的花斑[4，14]。
副突变(Paramutation)也是一种表遗传现象。根据孟德尔的分离规律，来自双亲、决定性状遗传的一对等位基因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在生殖细胞形成时，各自分离，分别进入配子。副突变是一对等位基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此时沉默的等位基因通过反式沉默另一等位基因，并可通过减数分裂遗传。沉默等位基因是副突变源性的(Paramutagenic)，具有副突变能力的等位基因是副易变的(Paramutable)；沉默的副易变等位基因在下一代则获得了副突变源的能力，因此这一可遗传的表达状态能在群体中迅速传播。最近的结果表明，副突变关系到RNA介导的、可遗传的染色质改变，以及许多与RNAi途径相关基因的变化[4，14]。
其他一些传统遗传学之谜随着表遗传学进展也在逐步解开。例如：同卵双生子间个性和易感性等的差异，是基因组甲基化模式差异的结果；在发育过程中，分化细胞所形成特殊的基因表达模式，通过细胞记忆在细胞世代间稳定传递，维持细胞的同一性，即体细胞表遗传现象。在肿瘤发生中，启动子区的高甲基化和基因突变一样，引发肿瘤抑制基因的灭活；生殖系hMLH1启动子区的高甲基化引起的表突变，同样可引发遗传性肿瘤，等等[4，14]。
2.2传统遗传学信息与表遗传学信息
近10多年来的遗传学和表遗传学研究进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基因组含有两类遗传信息，传统遗传信息(Classicgeneticinformation)提供了合成生命所必需蛋白质的模板，表遗传信息(Epigeneticin-formation)提供了何时、何地和以何种方式应用遗传信息的指令。它们的遗传物质基础、编码和遗传方式不同。编码蛋白质的遗传信息贮存在DNA序列之中，通过半保留复制准确地传递给后代，因此除非偶发突变事件，通常遗传性状不受所处环境和亲本行为等的影响，在世代间稳定地传递[4，14，21]。
表遗传信息提供了在细胞内选择性地激活或灭活基因功能，这是更高层次和特化的遗传信息[22]。大量的研究显示，染色质修饰是基因转录活性调控的基本机制，其中关键机制是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由于这类修饰的组合本质，大大地延伸了遗传密码的信息潜能。它们再与染色质重塑复合物、核内系统结构和ncRNA协同，决定了受控基因区段的染色质结构和其转录活性[23，24]。在细胞分裂中，表遗传学信息的复制机制除DNA甲基化外其余的尚不很清晰，其保真度不如DNA复制可靠；它们易受到环境压力、营养和亲本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一部分修饰的表基因型可传递给后代，引起表遗传性状的改变[4]。
从上述可见，生物至少存在有3个不同层次的遗传信息：一是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和DNA调控序列，蛋白质是生命体系中结构和功能的物质基础，是最基本的遗传信息；二是由编码RNA基因组成，这类基因主要存在于非蛋白质编码的DNA序列中，转录形成的多种类型的ncRNA构成巨大的基因表达调控网络；三是表遗传信息，贮藏在DNA及与其结合蛋白的各类共价修饰和染色质构型之中，是表遗传学调控的基本机制。它们之间的功能协同，才能完成生物的遗传过程；同时完成了从基因的一维遗传信息向三维的表遗传信息的转换[25，26]。
2.3基因组与表基因组
基因组是机体遗传信息的总和，其中包括编码蛋白质的DNA序列(基因)、非编码DNA序列(非编码RNA基因，non–codingRNAgene)、基因表达调控序列和功能尚未被阐明的DNA序列。早期曾把单倍体(全套)染色体组称之为基因组。
表基因组是遗传信息载体—染色质生化修饰的总和。表基因组是编程的基因组，表基因组信息主要由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核小体定位和染色质高阶结构组成。在个体发育中胚胎细胞具有相同的基因组，但在表遗传学机制调控下，通过分化产生不同结构、不同功能的组织细胞，从而具有各别的表基因组，故表基因组是调控基因表达的模式，也是一类细胞的总体表遗传学状态[4，28，29]。
与基因组比较，表基因组更为动态，这反映了细胞处于不同时空下的功能状态。同时，表基因组处于基因组与环境的界面，它能将动态的环境与遗传上静态的基因组连接起来，除通过上述的染色质修饰机制外，还与另外一些非共价修饰的表遗传机制如miRNA和染色质重塑复合物等相关。因此，表基因组在发育中不仅通过一个高度有序、协同的生物学过程，依据遗传和环境信息，产生一定的基因表达程序，结果形成特定的表型；而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还能对环境应激作出反应，可能引发表遗传异常疾病。因此，表基因组将环境和基因型与表型和疾病连接起来[28~30]。
2.4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是遗传学的一体两面
遗传和变异是生命的基本现象，对遗传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遗传性状在生物世代间的传递规律，研究基因复制和变异等的机制，而且要研究遗传性状在个体发育中的形成与变异，研究调控和实施遗传学信息的分子机制。可见，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应是遗传学不可分离的两个组成部分。如同世间万物一样，遗传也有阴阳两个方面[17，18]，基因编码蛋白质，有实质功能，表遗传修饰在其上，为阴；表遗传修饰在DNA外，调控基因的表达，为阳。两者既相区别、彼此制约，又相辅相成构成同一性，完成生物的遗传、变异和发育、进化过程。
近年来积累的实验事实也表明，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相反相成、密不可分而成为现代遗传学的两个方面。例如：(1)表遗传现象是遗传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如基因组印记、X-染色体失活和表突变等，在人体的正常发育和疾病发生中起重要作用；(2)传统遗传信息与表遗传信息载体有不同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其中基因组DNA能精确地复制，保证了遗传学信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物种维持相对稳定；同时又通过具有不同程度稳定性的表遗传学机制，如组蛋白修饰所产生的基因灭活，多为短期的改变，用于转录因子基因等的抑制；而DNA甲基化所引起的基因灭活，多为长期的改变，提供了特定序列如转座子、印记基因和干细胞多能性相关基因等的沉默，使基因组能根据机体自身的信息、程序以及内外环境信号适当地表达，在个体发育中能与环境达到实时的平衡或适应。有时环境引发种系表遗传学状态的改变，能产生可遗传的发育表型，作为自然群体中的表型变异，提供了自然选择的原料[4，14，31]；(3)传统遗传信息和表遗传信息相互为根，彼此依存。表遗传信息是动态的，需要编写表遗传信息的各种DNA和组蛋白修饰酶(Writer)，如DNA甲基转移酶和组蛋白乙酰化酶等；并在有必要时，能及时消除这些修饰的酶((Erasers)，如DNA去甲基化酶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等；以及含有识别表遗传修饰结构域(Domain)的效应分子(Readers)，如含有JumonjiC结构域的组蛋白去甲基化酶。表遗传学调节还必需有表遗传学接头(Epigeneticadaptors)或介导分子，如甲基化DNA结合蛋白以及染色质重塑酶、非编码RNA等，所有这些以及组蛋白本身都是由DNA所编码，因此没有遗传信息就没有表遗传信息；同样，在遗传信息实施过程中，只有在表遗传信息适当调控下，才能合成所需蛋白，进而形成由各种组织器官构成的、功能协调的整体；而被表遗传机制沉默的基因没有任何生物学功能，仅是一段化学物质DNA而已。可见，只有当遗传信息与表遗传信息按遗传发育编程分工协同，才能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完成遗传性状的传承。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应是现代遗传学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14，32，33]。
3表遗传学与个体发育及系统发育
表遗传学的发展与发育生物学及进化研究密切关联，并从彼此的研究中获益[11]。
3.1表遗传学与发育
性状的遗传在发育过程中得以实现，然而传统遗传学长期不能说明有关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从单一细胞的受精卵分化形成由多种细胞类型组成的、复杂的多细胞生物，而这些细胞具有相同的基因组；二是什么样的分子机制参与表型遗传[35]。近年来，随着基因测序等的研究进展，明确显示遗传因素本身不足以说明发育过程和表型形成，因为遗传性状的形成还依赖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表遗传学机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36，37]。表遗传学机制调控从受孕至死亡的所有生物学过程，包括在早期胚胎发育的基因组重编程、细胞分化、定型、谱系细胞的维持和配子发生等，因此发育是表遗传的[24，31]，正如1939年Waddington所说的那样。
从受精卵开始的个体发育需要遗传和表遗传程序的密切协同，由于DNA序列不变，是表遗传机制编排了各种细胞类型特有的基因表达程序，从而使分化形成的各类细胞获得了不同的结构与功能。这种表遗传编程(Epigeneticprogramming)是正常发育中的一种生理过程，表遗传学机制如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等，通过建立有丝分裂可遗传的、活性或抑制的染色质状态，调控发育潜能和细胞同一性；同时这些编程通过细胞记忆，可在各谱系内细胞世代间维持[4，38，39]。
成体哺乳动物每一类型的细胞都有自己的表遗传状态，它反映基因型、发育过程和环境的影响，最终产生一定的表型。这些表遗传学状态在大多数分化细胞已被固定下来，然而在正常发育的某些阶段或疾病的情况下，细胞就会发生表遗传重编程(Epigeneticreprogramming)，首先需要消除原有的表遗传学标志，随后建立不同的表遗传学标志和基因表达编程。已知在两个发育的关键期发生表遗传学重编程，一是在配子发生期，重编程发生在原生殖细胞，使配子全能性恢复；二是发生在发育早期的植入前阶段，同样使胚胎细胞获得全能性[4，40]。
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Developmentaloriginsofhealthanddisease，DODaH)理论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并有人主张应将这一成果转化为干预和政策。该理论认为，在生命早期阶段特别是发育中的胚胎，对环境因素的作用最为敏感，因为此期DNA合成速度最快，并在精确构建对正常发育所必需的甲基化模式和染色质构型，不良的环境因素如母体营养状况、环境毒物的暴露和心理压力等，可通过表遗传学机制改变细胞的表基因型，并通过细胞记忆得以维持，进而影响成年后一些慢性病如2型糖尿病、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的发病及其病情。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许多慢性病起源于生命发育的早期阶段，与表基因型异常改变相关；这一疾病发育起源说不仅揭示了复杂、非孟德尔疾病的病因和病理机制，而且为这类疾病的预防和开发高效、低毒的表遗传学药物提供了设计的依据[41，42]。
3.2表遗传学与系统发育
遗传是生物系统发育或进化的基础，表遗传学发展历史不长，与进化关系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需要深入探讨。
3.2.1表遗传机制是生物进化到一定阶段发生的现象
在进化过程中表遗传调控机制是作为宿主抗病毒和抗寄生序列的防御机制而进化，例如在植物和真菌中，DNA甲基化主要局限于转座子和DNA重复序列；在酵母、线虫和果蝇中几乎不存在DNA甲基化，果蝇因转座子等的作用使自发突变率高达50%~80%；哺乳动物DNA甲基化的程度较高，并且是表遗传学调节的主要机制，由于重复序列和转座子被高甲基化，自发突变率显著下降。可见，DNA甲基化调节基因的表达，是生物界进化到一定阶段发生的现象[5]。
3.2.2表突变和表遗传变异
表突变是特定染色体位点的、可遗传的表遗传信息或状态的改变，并产生可检出的表型改变，而不是DNA序列改变的结果[10，45]。一些表遗传变异的后代在配子形成时，亲本的甲基化改变可被消除，因此以往有人认为，这些表遗传学变异是短暂的，不可能是稳定地遗传，因而忽视其在人工和自然选择中的作用。近年来增多的证据表明，表遗传学改变特别是DNA甲基化改变，能与突变一样通过减数分裂遗传，可传递数代[44，45]。已在人类证明，有一些家族性大肠癌就是由错配修复基因MLH1和MSH2的表突变所引起[48]。
3.2.3表遗传变异与进化
非DNA序列变化的表遗传学状态的改变，可在细胞和个体世代间传递，拓宽了遗传的概念，挑战目前广泛被接受的、基因中心论的新达尔文主义；获得性状遗传问题又重新提出，并认为在多个生物学、医学领域是重要的[17，47，48]。有研究者认为获得性状遗传可用表遗传学理论来解释，即食物数量和质量的改变，可能激活某些途径，引起表遗传状态的改变，并传给后代，这在营养对小鼠毛色、饥荒对人类后代疾病易感性影响的研究中得到部分验证[3，5，6，49]。进一步研究认为，表遗传机制可促进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动力。环境持续诱发的、基因表达模式的改变能引起表型的改变，接受自然选择，因此有人认为，表遗传学过程在进化中起中心作用[50]。
4表遗传学定义和中文译名问题
4.1表遗传学定义
表遗传学这一术语首先由英国发育生物学家Waddington提出，他主张把发育与遗传结合起来研究。当时积累的事实已使他认识到，在遗传学之上(‘overandabove’genetics)必然存在某种因素，能使具有相同基因型的细胞在发育中分化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细胞。1942年，他把前缀epi-加genetics结合，创建表遗传学一词，并认为它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基因与其形成表型产物间的因果作用。在这一定义的原意中，是指修饰基因型表达、产生特定表型的所有分子途径[4，51]。
此后50多年间，随着分子生物学对表遗传学机制认识的深化，表遗传学的定义也在演进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Holliday就认识到，存在不依赖DNA序列改变的、新的遗传方式，他根据自己的工作，认为DNA甲基化改变与基因活性调控和一些非孟德尔遗传现象相关。20世纪90年代，阐明，先后有学者提出了至今仍较常用的两个定义：(1)表遗传学是研究不能用DNA序列变化解释的、能通过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遗传的基因功能变；(2)表遗传学是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改变[4，10，34]。
进入新世纪，又不断有研究者提出新的定义，我们初步收集到的就有40多种，归纳起来表遗传学的研究内涵主要有：(1)研究主体是基因表达、功能或表型的改变；(2)其内在机制是发生在基因组结构表面的、染色质修饰状态的改变，它们能通过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在细胞和个体世代间遗传；(3)没有内在DNA序列的改变，或不能用DNA序列改变来解释的；(4)这些改变是潜在可逆的。目前，学术界应用较多的还是上述两个较为简明的定义，如要全面考虑到表遗传学的研究内涵，可将表遗传学定义为：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可遗传并潜在可逆的基因表达或表型的改变，作为内在机制的染色质状态改变，能通过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遗传。
国内的多数研究者亦采用上述两种常用的定义，但在2006年国家名词委审定颁布的遗传学名词(第二版)中，将表遗传学定义为：“研究生物体或细胞表观遗传变异的遗传学分支学科”[52]。显然内容空泛，没有考虑到数十年来表遗传学研究成果和学科特点。进一步修改，势在必行。
4.2Epigenetics的中文译名问题
1996年，在《人类遗传学概论》一书中作者首次将Epigenetic译成“表遗传“[53]。进入21世纪，国内在Epigenetics方面评介和研究逐渐增多，出现包括表观遗传学在内的10多种中文译名，但无论在杂志和网站上都以表遗传学译名应用较多[54]。2006年国家名词委公布的《遗传学名词》将Epigenetics译成“表观遗传学”，但编委会也认为“名词审定工作难度很大……希望遗传学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使之日臻完善”[52]。确实如此，表遗传学在我国的发展尚属初期，对本学科的研究和理解尚待提高；另一方面，学科译名更应审慎和周延，好的译名应有助于对学科内涵的理解。鉴于此，本文对此进行了系列的讨论[4，17，54]。
近来在系统查阅、整理表遗传景观(Epigeneticlandscape)文献时发现，将Epigenetics中文译成表观遗传学可能是一种误读，并且对某些新术语的翻译带来困难。其他研究者也发现第二版“遗传学名词”存在许多可商榷之处[55，56]。因此，有必要根据一些新的资料和体悟，以及国内认同的中文翻译理论，再次审视这一译名的确切性。
4.2.1中文翻译原则
在多年的反复讨论中认识到，首先必需确立中文翻译应遵循的原则，否则讨论就没有标准。目前国内翻译界大多推崇“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并认为这是最简明、实用的翻译理论。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和翻译实践，可以将“信”理解为准确、忠实地反映原文、原义；“达”要求译文能反映原文的内涵，晓畅通达；“雅”为译文的遣词造句得体，追求含蓄、典雅。
要准确翻译Epigenetics一词，首先要正确理解前缀“epi-”的含义，在陆谷逊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中有8种含义，其中医学生物学相关的含义主要有：(1)表示“在…上面”，如epiderm表皮；(2)表示“在…之外”，如epiblast外胚层；(3)表示“在…之后”，如epigenesis后成论，等等。在该词典的各种前缀“epi-”的含义中，无一有“表观”之含义，其他中英文词典亦如此。
其次是要准确地反映epigenetics的研究内涵，如前述，该学科是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或表型改变；其表遗传机制和信息的贮存、改变和复制，以及作用平台都在基因组的表面；作为总体的、染色质修饰特异性组合的表遗传景观(表观)，具有重要生物学和医学意义。这样在中文表述的表遗传学研究内涵中，含有的表达、表型、表面和表观4个关键词，“表”为这些词的共素，根据汉语共素缩合构词法，再结合“epi-”前缀的含义，如将epigenetics译成“表遗传学”，不仅忠实于中、英文原意，也符合中文构词法，而且可自然联想到它的定义、作用机制和理论实践意义，从而基本了解该学科的研究内涵。因此与表遗传学译名比较，表观遗传学的译名看来不够准确，也未能很好地反映epigenetics的研究内涵[54]。
4.2.2表观遗传学译名可能是误读
[关键词]妇科肿瘤学；研究生教育；生物信息学；交叉学科；现代医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22）09（a）-0069-04
傳统的妇科肿瘤学研究生教育重视的是单一学科的知识传授，忽略了学科之间的交叉影响，教育理念陈旧，教学内容繁杂，传授方法老套，学生们在接收和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位置，难以突破传统思维的桎梏，这点显然不符合现代医学复合型人才的教育要求。妇科肿瘤学是大数据背景下知识更新迅速的学科之一，迫切需要全新的研究生教育理念进行知识的传授。生物信息学理念刚好为这一过程搭建桥梁。
生物信息学是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生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借助计算机技术、信息科学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应用数学等手段，对大量复杂的生物数据进行处理、存储、分析和阐述，旨在深入挖掘和揭示潜在的生物学意义。随着精准医疗时代的到来，生物信息学的作用日益凸显，它已经渗透到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并成为了最有活力的前沿领域之一[1]。当前，国内不少高等医学院校陆续开设生物信息学这门课程。对于医学研究生而言，生物信息学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它还教会了学生从海量生物数据中挖掘有意义的生物信息，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妇科从198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在学校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之初，即重视研究生生物信息学思维的培养，并且使他们学会将这种思维方式更好地应用于妇科肿瘤学研究领域，为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生物信息学理念的现代医师。
1将生物信息学核心理念应用于妇科肿瘤学研究生的教学实践
生物信息学的核心理念是海量数据的管理和挖掘，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而自主学习是一种新型教学理念，同时也是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2]。生物信息学除了能教会学生使用大量的相关数据库和在线分析工具进行科学研究以外，还能教会他们掌握主动学习的方法和途径，学会利用现有的数据库和在线分析工具进行深度挖掘，旨在帮助他们解决临床实践过程针对疑难病症的诊疗问题，最终服务患者[3]。在妇科肿瘤学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引入生物信息学理念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1.1建立生物信息学的概念和意识
在妇科肿瘤学领域培养出具有生物信息学知识背景的研究生，这种跨学科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桎梏，顺应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潮流。在日常研究生培养中，我院着重帮助学生建立起生物信息学的意识和思维方式。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我院动员妇科肿瘤学研究生自觉将生物信息学这门课程列为其研究生生涯的必修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意识到，生物信息学是一门由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交叉形成的新兴学科，先后经历了前基因组时代、基因组时代和后基因组时代三个阶段，涵盖了生物信息的获取、处理、存储、传播、分析和阐述等方面[4]。其次，我院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学习，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对生物信息学的深度学习。同时，我院也重视妇科肿瘤学教师自身的生物信息学通识教育，不定期邀请生物信息学教研室教师答疑解惑。最后，我院引导学生将生物信息学知识应用到研究生课题研究中，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生物信息学和妇科肿瘤学知识的理解。
1.2学会使用生物医学数据库和在线分析工具
生物信息学发展至今，产生许多生物医学数据库和在线分析工具，如基因表达（geneexpressionomnibus，GEO）数据库、蛋白质相互作用数据库、微小RNA（microRNAs，miRNA）靶标数据库、癌症基因组图谱（thecancergenomeatlas，TCGA）数据库和用于注释、可视化和集成发现（thedatabaseforannotation，visualizationandintegrateddiscovery，DAVID）的数据库等常用数据库和GEO2R在线工具、GeneMANIA在线工具和医学本体信息检索（CoremineMedical）平台等常用在线分析平台[5]。对于妇科肿瘤学研究生而言，无论是专业型研究生还是学术型研究生，掌握生物信息学知识并不在于如何进行复杂算法的开发、原始数据的处理或数据库的构建，而是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库和在线工具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并用于指导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在妇科肿瘤学研究生教学实践中，我院着重强调“以实践为中心”。比如，Wei等[6]在其研究生课题中巧妙应用了GEO数据库中的3个独立基因芯片数据（GSE25191、GSE28799和GSE33874），进行基因差异表达分析和基因通路富集分析，并通过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和TCGA数据库验证，发现整合素α6亚单位（integrinα6subunit，ITGA6）是卵巢癌肿瘤干细胞核心基因，该基因的高表达与卵巢癌化疗的耐药和预后差密切相关。研究生唯有亲身实践，将理论知识融入实践中，才有可能熟练掌握这些生物医学数据库和在线分析软件的使用方法和数理基础。
1.3将数据挖掘理念融入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
在生物医学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生物医学研究正发生着重大变革，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转录组学和表观遗传学等多学科研究到基于海量临床信息数据的真实世界研究，它们所产生的大量高维复杂的研究数据互相交汇，共同构成生物医学大数据[7]。对研究生而言，如何将多层次临床和研究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有机整合，从而转化为新知识，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妇科肿瘤学研究生教育中，我院将数据挖掘理念渗透到各个教学环节中，旨在让研究生掌握主动学习的方法和途径，培养其创新思维，为今后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在科学研究方面，尤其是在课题选题和设计阶段，组织学生利用互联网查找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或热点问题，对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各自提出一个具体的科学假设。然后通过查找文献和充分利用数据库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构建生物信息学分析网络来回答具体科学问题。最后，组织学生进行分子实验或利用临床资料来验证科学假设。在临床实践方面，引导学生将临床上遇到的問题转化成具体的科学问题，然后应用简单的临床生物信息学方法对具体的科学问题进行浅层次的数据挖掘，从而充分地为后续临床研究做好准备。这种将数据挖掘理念融入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的教学方法，充分锻炼了研究生的科研和临床思维。比如，吴文娟等[8]进行卵巢上皮性癌铂类耐药相关差异表达蛋白质筛选时，结合了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筛选出62个铂类耐药相关的差异表达蛋白质，然后通过正选择分析时发现，蛋白C6、CNTN1在亚洲人群中均存在正选择作用（P<0.05），而蛋白BCHE在欧洲人群中存在正选择作用（P<0.05），基于CoremineMedical平台的文献挖掘及TCGA数据库中的芯片数据交集分析进一步印证，12个差异蛋白（CRP、FN1、S100A9、TF、ALB、VWF、APOC2、APOE、CD44、F2、GPX3和ACTB）与卵巢癌铂类耐药相关。Wei等[9]在探讨卵巢癌多药耐药的分子研究中，充分利用CoremineMedical平台进行文献数据挖掘，并结合分子生物学实验发现，ITGA6可能在卵巢癌细胞中起到调节基因的作用，参与卵巢癌的多药耐药过程。蒋燕明等[10]在回答与宫颈上皮内瘤变进展相关的差异基因和信号通路这一问题上，通过对GEO数据库中获得的2套芯片数据（GSE63514和GSE51993）进行深入挖掘和综合的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出与宫颈上皮内瘤变进展相关的14个差异表达基因和3条信号通路。
2生物信息学理念对妇科肿瘤学研究生教育的影响
传统医学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医科这一全新的现代医学形态[11]，它借助了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实质上也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这种顺应时展的产物，颠覆了传统医学模式，深深地影响了医学教育领域。在新医科背景下，高等医学教育更应该注重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的改革，满足“健康中国”的战略需求，培养出能够运用学科交叉知识来解决医学领域前沿问题并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高层次医学领军人才[11]。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教育，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主要任务和核心内容，建立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为主导、临床和科研相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这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根本方法[12]。在妇科肿瘤学研究生教育中引入生物信息学理念，恰好符合了新医科背景下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对妇科肿瘤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2.1对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的冲击
传统医学教育模式重视学科教育的系统性，强调以学科为中心，忽视了学科间知识的渗透和交流，显然不符合现代医学教育的宗旨[13]。在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下，学科的课程体系教学依旧采用灌输理念，这种填鸭式的知识传授过程容易磨灭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求知欲。在大数据时代，高等教育改革重点围绕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展开，并积极引入现代化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实践为主进行教学内容的更新[14-15]。最近十年，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2年）》等文件的引领下，国内教育信息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已经进入现代教育系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国家相继出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道路指明了方向[16]。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生物信息学知识和理念早已渗透到各个医学学科领域，并衍生出多个分支学科。临床生物信息学是其中一个分支学科，也是一座搭建在基础研究和临床诊疗之间的桥梁，更是解决临床肿瘤相关诊治因素的新手段。因此，在精准医学时代，很有必要引入肿瘤生物信息学特异性研究方法或全新高级的研究工具，来回答与肿瘤相关的关键问题[17]，对于肿瘤学的研究生教育亦是如此。妇科肿瘤学研究生教育不应该局限于讲授单一学科的知识、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引入生物信息学理念，不仅对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产生冲击，还能培养研究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从而产生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形成创新性思维，更能培养研究生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8]。
2.2提高教师教学理论素养和教学反思自觉性
在教学医院，临床医师不但要从事临床诊疗工作，还要承担科研工作和教学任务。他们的日常临床工作繁重枯燥，科研方法往往单调乏味，教学理念陈旧乏新。医学教师作为医学教育的实践者，只有在先进教育理念的引领下，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受益，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19]。因此，医学教师应该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主动投入到各类前沿的教学改革与研究中，重视有助于医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手段开发和应用。临床医师学习先进的生物信息学知识和理念，并将之应用于临床和教学实践中，有助于他们对实践中出现的难以解决的医学问题进行合理解释，同时满足现代医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需求，为提高自身教学理论素养和教学反思的自觉性提供了新途径。
2.3拓宽研究生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妇科肿瘤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妇产科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门妇产科学和肿瘤学的交叉学科，因而，更适合采用生物信息学教育理念。妇科肿瘤学主要研究女性生殖系统肿瘤，目前积累了大量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数据，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学科前沿问题。研究生在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眼界不应仅限于病房的临床实践，更应该放眼于学科研究前沿技术的发展，敢于批判反思，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并且提出临床新观念[11]。生物信息学刚好为研究生自主学习搭建了这样一座桥梁。我院妇科教研室非常重视研究生科研创新思维的培养，并充分利用生物信息学服务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将生物信息学与妇科肿瘤学进行知识的深度融合。妇科肿瘤学研究生在进行跨学科生物信息学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同时，有望避免学科知识结构单一的缺点，还能打破学科专业之间的界限，从而拓宽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一、第一层次——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
科学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科学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列宁说过：“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解决个别问题，那末，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这也就是在会计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它主要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发展观。
（一）辩证唯物论
1.会计的物质观。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会计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其实践的对象即资金及其流转是物质的价值；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输出的会计信息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簿记的方法改变不了簿记所记事物的实际联系”。如果会计信息不能如实描述资金及其流转情况，那么，虚幻的假象不仅给社会带来危害，而且使会计失去了真实存在的理论基石。
2.会计的运动观。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脱离物质的运动。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实质上就是资金的流转过程。会计作为一种技术，反映的是企业的资金营运状态和经营成果，也就是对运动中的资金进行描述，所以会计核算要坚持运动观。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相对静止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恩格斯说过：“运动应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否认相对静止，就会抹煞事物的界限和质的区别，也就无法正确认识事物，更谈不上对事物进行量度。因此，会计还必须树立相对静止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如实反映资金所处的状况，即财务状况。
3.会计的时空观。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物质脱离时间和空间是不可能存在的。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伸张性。会计的几个假设就是建立在物质的时空观念上的。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是在时间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会计主体假设是在空间观念上确立的。通过这几个基本假设，确定企业进行会计核算的时空范围，会计这门学科才得以产生和发展。
（二）唯物辩证法
1.会计的对立统一观。对立统一即矛盾，是指一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存在或发生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会计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会计中内在的矛盾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发展史。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揭示，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同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矛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指导我们如何进行矛盾分析，既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事物，又要分清主次，并把这两者综合起来。只有在完整地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并用之于会计实践时，才能对会计有正确的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才能领悟出诸如语言、技术以及会计并无阶级性的结论。
2.会计的质量互变观。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发展和存在的数量的规定性，二者统一在度的范围内。如果突破度的范围，量变就会引起质变，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就会发生变化。会计是一个以提供会计信息为主要目的的信息系统。如果会计突破度的范围，不再提供会计信息，那么会计就失去了本来面貌。如果提供的会计信息超过其度的范围，不能如实反映经济业务的内容，不能为决策提供依据，那么会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在会计实践中，必须把握量度，树立起会计的质量互变观。
3.会计的否定之否定观。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继承和克服，即继承了旧事物的合理内核，摒弃了旧事物中不合理的内容，这就是事物的创新。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观点，完整地体现在会计理论的发展史上，具体表现为：古代会计理论被否定，产生了创新的意大利式会计；意大利式会计理论被否定，出现了创新的英国会计；英国式会计理论被否定，形成了创新的美国式会计。目前，美国式会计理论也正面临着被否定的挑战。因此，在会计研究过程中，要树立起否定之否定的观念，敢于对存在及权威挑战，才能不断创新。
（三）历史唯物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会计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它也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便不难发现：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某种会计是特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没有脱离环境而孤立存在的会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推动会计发展的基本力量。
二、第二层次——系统理论，即亚哲学
所谓系统，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围绕特定目的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广义的系统理论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即指“新三论和老三论”。它们是新兴的横断科学，使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体现哲学的基本精神，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模型化。关于广义的系统理论，简单地介绍如下：
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的学历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微博和微信等为主的新媒体工具广泛使用，为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积极探索微视域下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现状及对策就成为当务之急。
一、加强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
1.有助于研究生自身的成长。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指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因此，高校必?要加强对研究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群体具有学历层次高、知识水平高等特点，如果有正确的价值观引领，就能够将聪明才智转化为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否则就会给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损害。正如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1]172研究生知识层次较高，进入社会后占据许多重要的工作岗位，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对于他们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有助于研究生摆正德与才的位置，做到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2.有利于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对当前在校研究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兴国之魂在当前我国整个社会意识中的引领和凝聚作用。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163然而，受微文化、新媒体的影响，部分研究生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却冲击着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因为网络是一个混杂的世界，容易让人们失去辨别力，动摇其理想信念，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和社会认同度。因此，要想维护高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党和政府对研究生群体的要求不但在知识方面有要求，更需要在道德和个人价值观方面有要求和期待，这样才能筑牢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因此，在高校研究生教育阶段，加强对高校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就显得非常迫切而紧要。
3.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第一位强调的就是“爱国”，这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完全一致。强调：“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163加强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有助于他们把自己的成长和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报效祖国、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指引下更好地学习研究，树立符合时展要求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行为标准，把对祖国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转化为人生前进的动力，为传承文化、继承优良传统美德和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做出更大的贡献。”[2]研究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不仅影响自身价值的实现，而且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二、微视域下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现状
从调查结果来看，当前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识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但仍有一些倾向不容忽视。
1.关于研究生信仰方面。本次调查的研究生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人数为113人，占总数的54%，其次没有宗教信仰的研究生共75人，占36%，信仰道教、基督教和佛教的研究生分别占3%、2%和1%，信仰其他宗教的研究生占4%，没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研究生。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超过半数的研究生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宗教的研究生只占10%。
2.关于一些时事和舆情事件对研究生价值观产生的影响及程度方面。有61位研究生表示会产生影响，一般会引发他们的一些思考，使他们重新审视一些事，占比29%；选择总是会产生影响，而且会很大程度地影响他们的看法，甚至有时让他们的看法发生质的转变的研究生有0人。选择经常产生影响，使其思考并且在以后的行动中有所体现的研究生有3人。选择偶尔产生影响，感觉会给他们带来不同角度思考的研究生人数最多，共111人，占总数的53.2%。选择很少受到影响和从不受到影响，坚持自己的观念看法的研究生分别有21人和13人。以上数据说明，社会时事及舆情对研究生的价值观影响不大，即使受到网络热议事件的影响，大多数研究生会采取理想思考的方式重新审视热议事件。
3.研究生对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看法。84%的研究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每个人密切相关，需倡导更需践行。11%的研究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过是个口号，没有太大实际意义。1%的研究生则认为没有必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的研究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社会应当追求之物，应注重提高文化素养，重在实践。以上数据表明，大多数研究生认为应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不止应该倡导，更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实践，而依然有少数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示出不以为然。
4.研究生认为微信、微博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影响程度调查显示：54%的研究生认为微信、微博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影响很大，46%的研究生认为微信、微博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影响一般，没有研究生认为微信、微博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没有影响。这说明微信、微博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有或大或小的影响，所以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力度和广度。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哪一方面是研究生最需要加强教育的。有102名研究生认为诚信是研究生最需加强教育的方面，其次是法治、文明、公正、平等和友善需要加强教育，分别有45、40、32、29和29人。最后是敬业、民主、富强、爱国、自由及和谐。通过上述数据表明，研究生的诚信最为缺乏，亟待加??。其次是对文明和法治的认识不足，需要加强学习力度。
三、微视域下加强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对策
1.主渠道引导，注重思政课与新媒体技术的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途径，也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政课教师要从国家、社会需要和研究生的现实情况出发，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教学中，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论改革，努力改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同时，思政课教师要将教育阵地从传统的课堂上拓展到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将传统教育与新媒体教育方式进行有机地结合，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而拉近师生距离，更好地对研究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2.榜样引导，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观认同。榜样的示范作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方式。一个榜样，就是一本鲜活的教科书，给人精神激励，给人信心动力。在研究生群体中努力挖掘具备正能量的先进典型，可以借助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大力宣传研究生身边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树立榜样，传播正能量。通过对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促使研究生对照先进找差距，鼓励他们自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还可邀请社会正能量人士和校园先进人物在大学开设讲座，以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教育和鼓舞研究生，激起广大研究生学习先进，营造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先进示范，让人们接受榜样身上所蕴藏的价值观、道德观，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