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网络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198-02
自20世纪末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后，其发展进程突飞猛进。根据中国网络文化相关部门的权威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上网人数达到5.64亿，较上年增加了5090万人。大学生是网民大军的主力之一。网络所产生的网络文化改变了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极大程度地扩展了他们涉猎的范围，对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道德品质和政治观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总体上看，网络文化一方面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造了新的历史契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它也为其带来新的挑战和难题。
一、网络文化及其基本特征
（一）网络文化的含义
所谓网络文化，就是以Internet为媒介纽带的一种世界性的信息文化。它是以计算机及其附属设备作为物质载体，以上网者为主体，以虚拟的赛博空间为主要传播领域，以数字化为基本技术手段，为人类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
（二）网络文化的基本特征
1.开放性
网络作为一个社交平台，人们可以通过网上论坛、博客、QQ、微博及E-mail等多种方式在这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言论看法、相互交换信息、沟通情感、进行人际交往和娱乐活动。这个平台是开放的，它面向所有使用网络的个体和群体。
2.虚拟性
网络环境是虚拟的，它与现实世界是不相同的。在这个虚拟世界人们可以匿名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样的特征一方面为一些网民散发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提供了“便利”，使他们的行为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和自由性；另一方面在虚拟环境里，一些网民不必担心“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思想的束缚而向别人倾诉心声，寻求其他网友的帮助，这又为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3.超时空性
网络的超时空性突破了过去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打破了过去“面对面”、“一对一”、“一对多”的交流模式，使高校教育工作由原先传统的课堂、讲座、谈话等相对有限范围拓展到全民范围。再加上网络资源共享性和信息传播畅通，网络无形中扩大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势力范围”。
二、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影响
（一）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网络文化进一步扩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域和范围。过去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载体，如讲座、培训月、文艺活动等主要限定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影响力较小，而网络化教育完全摆脱了这些限制。从传统的报告会到网络报告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方便、高效、快捷、低廉的转变。
第二，网络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掘了多样广博的教育资源。在网络交流中，其信息量相当广博丰富。教育者可以利用其中价值观导向符合社会要求的内容开展工作。在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评选过程中，人民网用文字解说、展示图片、视频短片等多种方式介绍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道德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广大网民在更加真实、全面地了解了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后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和洗礼。
第三，网络文化进一步改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及工具。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教师与学生是一种“你讲我听”的关系，学生常常处于一种被动接受教育的地位，预期教育目的的实现往往大打折扣。而利用网络多媒体这种先进的教育手段可以有效克服这种顽疾。受教育者由传统的被动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教育方式也由过去说教式转化为了交谈式。二者是平等的关系，教育者在与受教育者沟通的过程中获得了他们内心真实的思想信息。这就为教育工作提供了契机。另外，网络大大优于其他传媒手段，它集“图、文、声”三位一体，有效地连接了学生的兴趣源和教育内容的兴奋点。这种集趣味性、科学性、立体性的教育方式和手段满足了新时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二）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首先，网络文化对教育工作者带来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网络文化冲击了教育工作者的政治立场。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和日新月异的技术冲击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觉悟。各种西化思潮侵蚀着教育工作者的大脑，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本清源”，社会主义前途担忧的悲观论调有所抬头。第二，网络文化加重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压力。网络是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各种文化在网络世界里传播、汇聚和碰撞。西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在世界上处于绝对优势。我国信息输入、输出在世界范围内地位“卑微”。而从大学生自身来看，他们的各种观念和意识还处于形成时期，思想认识还不稳定、辨识能力也有限，这要求教育者进一步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整合中心的整合力度，无形中加重了教育者的工作负担。
其次，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提出了挑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互联网中人们的互动是以计算机为媒介，一些人终日与电脑打交道，缺乏现实世界中真实的人际交往，造成现实世界中人际关系的淡化、疏离，导致人际交流障碍。由于网络交往时缺乏亲和感的人际交往，大学生在进行网络交往时缺少心理归属感，很难形成安全可靠的人际关系。另外，互联网里的信息繁多、良莠不齐，而这其中的黄色信息毒害受教育者，导致心理变异，更有甚者患上网络性精神疾病。其二，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网络文化中充斥的各种形形的信息深刻影响着学生社会意识。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使大学生在网络活动中具有更大的自由，他们可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相对固定的社会角色而去扮演自己心目中向往的角色。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法律法规的作用在网络环境中也很容易被大学生忽视。大学生在这个虚拟空间的自律能力日益下降，失德违法行为屡有发生。
最后，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出了挑战。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通过网络进行文化渗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带来冲击，如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主义信念”产生动摇，对理想信仰教育的信度和效度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权威性遭到质疑和挑衅。
三、加强和改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路
第一，提升教育理念，提高网络信息素养。互联网文化是一种开放的、虚拟的文化，它是以网络技术为依托，以传播信息为内容的信息文化。网络文化作为大学文化的有机构成之一，教育者要将其提升到一定的战略高度：其一，要提升教育理念。在开放的网络世界中，教师要善于利用网络，注重教育引导，提升对受教育者是教育核心的理念的认识，了解他们的个性，充分利用网络相关资源和信息，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帮助他们解除“心结”，走出困惑。其二，要提高网络信息涵养。所谓网络信息涵养，就是指搜寻、筛选、处理、整合信息的能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顺应时展要求，既要有厚重的专业底蕴、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情操，又要精通电脑和现代网络知识，提升操作能力。
第二，改善和强化互联网平台建设。在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中，网络平台是师生进行沟通交流的中介，也是其开展教育活动的载体。因此，不可忽视网络平台的建设。首先，要有效实现网络的引导功能，创建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这要求我们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社会主义网络主流文化，打造校园精品文化成果范例，引导大学生进行积极健康的网络交往。其次，要创设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德育网页，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绩效和水平。德育网站的建设应将娱乐性与科学性、引领性结合起来，使大学生乐于接受，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最后，充分发挥网络的交流反馈机制，方便教育双方及时沟通。教育者可以利用一些重要历史节庆日，针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网上指导。
第三，健全网络法律规章制度，将他律与自律有机结合起来。由于网络的特殊性和相关政策法规还不健全等多重原因，目前，网络规章制度和监管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健全网络法律制度建设，弥补相关领域的法律漏洞，依靠法律进一步规约受教育者的网络活动。同时，高校也应适时建立较完善的校园网络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制定相关政策，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为网络文化健康平稳运行保驾护航。在较为完善的网络法律体系和规章制度下，教育大学生自觉增强自律意识，将他律与自律有机结合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化到每一个受教育者心中。
总之，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新的历史契机，同时也带了新的问题。教育者要积极探索网络化教育规律，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有效规避其不利影响，摸索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层次性的、可操作性、动态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之路，同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进一步丰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宋元林，陈春萍，等.网络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2]刘容筝.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思考[J].人力资源管理，2010，（5）.
[3]李德才，李凡.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8）.
[4]李卫华，苏国红.提升红色博客育人实效性的现实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8）.
[5]曹毓民.网络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论[J].中国电力教育，2010，（22）.
[6]网络唱响主旋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经验汇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大众文化；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一、大众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所谓大众文化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条件下，网络及现代科学信息技术作为传播载体，以青少年作为对象的一种娱乐性、休闲性的并融入到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形态。
（一）大众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1）丰富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多元的、复合的文化能够将最先进、最国际化的内容展现给青少年，从而使得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会只局限在书本上空洞的理论，让青少年在国内外对比、先进落后对比中领会新的思想。如青少年在电视或网络上看到有些国家的战争，就会学会感恩自己国家的和平；从先进国家中学会开放、民主、创新的精神，从而激发自己努力奋斗的精神；一些娱乐节目也必然会开拓青少年的视野，丰富其文化生活，有助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与接受。（2）拓宽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大众文化中的包含有利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这些内容会使得青少年在娱乐中接受教育，拓宽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如有些反映历史的电视剧会增加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及激发青少年爱国情怀。因此，适当地在大众文化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缺漏。（3）增进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大众文化在增进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方面表现为，大众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青少年的思想。在当今社会，大众文化在青少年中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力、有着最为多样的传播载体，并能够在最短时间里传播信息。所以，学校政府等可以充分利用大众文化这一特别的文化形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融入到大众文化中，使得青少年在接触到大众文化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共同认同并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二）大众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近几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互联网的在青少年中广泛应用，大众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青少年中传播开来，使得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逐渐浮出水面。（1）分散了青少年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力和兴趣。由于近几年大众文化过于商业化，很多主办方为了吸引公众的关注，增加利润，不惜降低其应有的文化水准，逐渐变的低俗化、享乐化，甚至制作一些不切实际的游戏，来吸引青少年，而大部分心智还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学生会热衷甚至痴迷于这种娱乐性的文化，分散了青少年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力和兴趣。（2）削弱了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我国现在的主流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反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紧密联系中国当代的实际，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化形态。精英文化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一些人文科学的精英创造出来的一种高雅文化、学术文化。与空洞的主流文化、晦涩难懂的精英文化相对的较实际、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更易使青少年学生接受，无可厚非的受到青少年学生的青睐。而随之，一些曾经较为严肃的期刊、电视节目也不得不转向娱乐方向，以吸引读者观众。因此，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改弦更张，更加深了大众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3）淡化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意识和政治理想。近年来大众文化尤其是国外的一些娱乐文化逐渐侵蚀着我国文化的阵地，如韩国的明星、电视剧、娱乐节目正在中国青少年中广受欢迎，日本的动漫也占据着中国大部分的娱乐市场，这些国外的节目给青少年带来娱乐的同时，也使得青少年把更多的热情和关注倾注到国外的文化，甚至对国外的文化了解程度胜过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了解，严重淡化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意识和政治理想。
二、大众文化背景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通过大众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到，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合理的利用可以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一）大众文化要有意识的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在校园课堂上，但是，我们知道很多青少年对课堂的教授尤其是不关乎升学的课程的教授并不会积极接受，其效果总会差强人意。所以，在大众文化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会潜移默化的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讲授起到积极地辅助作用，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娱乐节目中突出一些社会公德，爱国意识等教育，利用明星的榜样来教育青少年都能够使得大众文化保留市场的同时，对青少年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
（二）家庭、学校、社会对青少年接触的大众文化进行监督和指导。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第一任教师，所以，家长要适度的关心孩子接触的网络信息，在不侵犯孩子隐私的情况下价差孩子的浏览记录，确保孩子接触到积极向上、合理合法的大众文化。青少年大多时间都呆在学校，学校尤其是老师可能在某些方面要比家长更了解学生的动向。所以，学校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对学生给予制度上的压力。同时，学校教师尤其是学生班主任，应该所与学生谈心，了解学生们的动态，关心学生接触的大众文化的内容，给以指导和监督。
社会要对大众文化的制作者进行监督，确保其制作出积极向上、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给青少年塑造一个文明的文化环境。社会可以针对青少年在网络上组织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凝聚力等呼吁正能量的文化活动，使青少年在参加活动的同时能够体会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关键词】文化多样化；大学生；政治鉴别力；影响
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交织日益频繁，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早已随着我国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进程融入到我们的社会之中。然而文化多样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的内容，增加了文化的多样性和趣味性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的冲击与影响，与原有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原有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提出挑战。
一、文化多样化对大学生政治鉴别力的积极影响
（一）文化多样化丰富了大学生的思想认识
文化多样化丰富了我国文化的内容，促进了我国文化与各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了解，赋予了本国文化更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给我国文化带来了更多的生机与活力。在丰富多样的文化内容中，大学生随时都可以接收和感受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思想与制度。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各色各样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等。例如我们观看好莱坞电影，感受到美国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我们看印度电影，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乐观向上，喜欢舞蹈的那种激情；我们阅读西方著作，可以发现西方文化中注重的推理和逻辑思维。同时，文化多样化背景下，大学生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能根据自身的特点、需求和喜好，来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文化多样化拓宽了大学生的政治视野
在当今社会的文化背景下，各种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相互交织，使大学生可以接触到的文化类别复杂多样。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文化属于精神生产范围，它受政治、经济的制约。[2]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社会阶级服务的。[3]在不同文化的背后，必然是不同的社会团体和政治派别，大学生在感受不同文化的同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其政治眼界也必定更加开阔。文化的内容不是上帝给予的，也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对特定政治、经济的反映。[4]例如西方宣扬的民主意识，他们的文化产品和媒体宣传都是以个人为主，以自我为中心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而东方尊崇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讲究阴阳调，天地人合，所以大多数东方文化以包容，不争为大爱。以我们国家为代表，我们尊重他国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权益，不会将自身的意志强加到他人身上，希望共同繁荣和发展，主张和平谈话解决问题。
（三）文化多样化增强了大学生的个人意识
在文化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们所接触的信息量是巨大的，他们面对如此繁复的信息，在长期的对比比较中，也会形成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如今，网络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根据一份对上海市大学做的调查报告，88.7%的上海市大学生拥有笔记本电脑，其中27.7%同时拥有手提电脑和台式电脑。同时，有近四分之三（73.0%）大学生通过手机上网。[5]大学生们在网上浏览各种信息，感受丰富文化的同时，通过各种网络社交媒体，他们也深入参与其中，品评政治，谈论热点事件，甚至在网络上进行激烈的辩论，他们通过开通微博和个人主页等方式，使每个人自己都成为了一个较为独立的平台。在这样日复一日的交流和表达意见中，他们会逐渐成长进步，并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个人情感、思想意识和原则立场。
二、文化多样化对大学生政治鉴别力的消极影响
文化多样化在丰富大学生文化生活、活跃大学生思维思路、开阔大学生视野见识的同时，对青年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一）理想信念模糊，政治意识淡薄
出生成长于和平时期的当代大学生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积极享用者和丰富资源的优先体验者，所处的生活条件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前辈都要优越，但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没有经历过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救国家和民族存亡的亲身感受，对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缺少深切的情感认知，致使他们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面对西方通过文化外衣进行的心理战和思想宣传，他们的敏感性不强，甚至意识不到其中的问题。每每面对家长或他人的教导，总是冠之以“迂腐”、“保守”。但事实真如他们想像的这样单纯吗？一位美国前总统说：“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中亚和东欧的和平演变，正是他们利用文化软实力取得胜利的鲜明例子。
（二）价值取向混乱，精神世界空虚
由于经济基础和思想意识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文化多样化在丰富社会文化内容的同时必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影响。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多样化的文化理念便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价值取向，原有的传统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不断受到后来者的挑战和冲击。当下，很多大学生越来越接受新兴的大众文化和快餐文化。他们一味地追求快乐与刺激，对传统文化的沉静与积淀缺乏耐心与细致，喜欢高、大、上的东西，过着“娱乐至死”的生活节奏。大众文化是当代中国最具优势、最有活力、受众面最广的一种文化，它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6]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风靡，部分大学生越来越享受各种时尚消费，满足于物质带来的感官享受，生活方式腐化，对善恶美丑没有了基本的判断标准，只要他们觉得有意思的，他们都可以接受。在价值观上也缺乏相应的判断，对遇到实际问题变得优柔寡断。
（三）道德观念薄弱，个人主义膨胀
在文化价值评判体系日益受到冲击的文化多样化社会背景下，作为以价值观和主流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自然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来说，文化是一种维持认同的连续过程，它借助于一定的审美观、道德观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凝聚力来维持这种认同”。[7]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涌入和各种主义的蔓延，中国传统的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在当今社会中的比重已呈弱化趋势，传统约束人们的道德体系标准已经失效。一些原本不道德的社会现象，部分人批评，而另一些人支持；原本弘扬的，却遭来部分人的冷嘲热讽。这些本末倒置的现象在无形中给原本思想就尚未成熟的大学生们带来了困惑，他们分不清楚现实问题在道德上的对错，进入了一种道德迷茫的状态。加上思想上政治敏感性的弱化，部分大学生们道德中立化，标准宽泛化，原则自由化，甚至逐渐形成了严重的个人主义道德化现象，自己认为对的就是符合道德标准的，自己觉得不好的就是不道德的。有些对自身和他人实行双重标准，对个人和集体实行双重标准，总是要求别人牺牲奉献，自己却享乐在先，吃苦在后。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5.
[3].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4.
[4]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J].天津社会科学，2006，3，42-50.
[5]曹荣瑞，江林新，廖圣清等.上海市大学生网络使用状况调查报告[J].新闻记者，2012，4，58-63.
关键词：地方性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一、地方性文化场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现存问题
（一）文化软实力处于“中国境遇”
中与外、古与今、一与多、大与小、强与弱诸种矛盾关系的相交错杂，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长河飞溅的浪花。在此境遇中，当下的国人不能不感到面对复杂文化的焦虑。面对中与外文化的碰撞中，国人的思想变得“不中不西”；面对古与今的纠缠，我们更多地期待创造力却忽视了历史的价值；面对一与多的矛盾，我们会“乱花渐欲迷人眼”不知该如何选择文化；面对大与小的失衡，有些人会更多地消费快餐文化，忘了追问自己的精神家园；面对强与弱的对抗，我们会反思自己是否会真的“弱不禁风”“有剑无锋”：这便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所处的复杂且急速发展的变化的境遇，文化软实力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化、创新化的文化的大背景和大环境，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地方性文化场馆便成为十分容易被人忽略的要素和途径。
（二）高校学生缺少对地方性资源利用的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当今时代日益多元化的发展，很少有学生能够为了提高思想觉悟而进行社会实践和研究地方性文化场馆，学生认真谈论学术内容和道德便成为另类少数，大多学生把学校组织的社会调研当作是旅游消遣。因此如何让学生养成对地方性文化认识和学习的激情，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化氛围是重中之重，将本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努力做到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倡导的“从做中学”，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1］。
二、地方性文化场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
（一）地方性文化场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主体条件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信息化的不断加快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互相影响，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消极的价值观都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了不可忽视的不良影响。［2］优秀地方性资源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和思想蓝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地方优秀文化教育的指向标，其二者能够融会贯通，高校学生可通过对文化场馆的考察学习到地方文化资源的精髓，深入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意义，引导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融入学生的思想观念并指导他们实践。这样，既能促进地方性文化的弘扬与建设，又能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理想作用。
（二）地方性文化场馆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传播给大学生，使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方法保守死板、形式单一，仍然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教育，师生之间缺乏交流，课堂表现不够积极，因此教学效果不佳。［3］因此，组织高校学生到地方性文化场馆进行参观、教育与学习，集中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当地文化资源，如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利用绵阳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将地震纪念馆建为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基地，每年定期组织学生赴“两弹一星”科技国防基地，还带领参观王佑木纪念馆、中物院科技馆、南山烈士陵园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与绵阳地方文化场馆相应整合、集中有效课外实践教学资源，建设成相对可控的课外实践教学基地。
三、地方性文化场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解决方法
（一）建立高校与文化场馆的合作模式
制度建设体系。在建立完善的融合体系中，充分本着提升绵阳地方性文化场馆的综合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为目标，加强场馆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明确各员工职责及分工，完善考核制度，实行激励机制和末位淘汰制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加强场馆与各级地方性高校及单位的合作，探索和建立长期有效的机制；以有效实现对大众的爱国主义教育，把爱国主义文化传播到基层，加强评价和反馈机制建设，注重教育研究和观众研究。思想建设体系。提升文化场馆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加强理论武装头脑、实践武装思想的方法。坚持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干部与职工的党性锤炼，增强党性修养与思想素质。根据绵阳文化场馆的不同特色，有针对性地对职工与干部进行专业性训练，把对场馆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纳入长期的规划中，保证场馆运行管理队伍思想政治方向坚定、思想素质过硬。文化建设体系。加大课题研究力度，深化与高校的合作模式，深入挖掘文化场馆和文化资源所蕴含的新时代的精神文化内涵；使宣传途径多样化，通过新时代自媒体的网络平台进行多方位文化场馆的宣传，开设与场馆相关的官方微博和微信，整合网络信息资源，建设数字计划基地，提升文化场馆宣传的服务质量；拓展宣传渠道和展示方式，从传统的讲解、视频、展览逐步扩展到电影、音乐、舞蹈等多方面展示形式。
（二）推进地方文化资源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高校应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形成一支有着较高专业素养的师资文化队伍。社会在飞速发展，教师也得经常出去学习与交流才能不断开阔视野，增强感性认识，并通过与其他学校的同行进行经验交流，取长补短。另外，实践教学本身也需要资金，比如社会服务、参观考察、调查研究等社会实践活动都必须有一定的经费保证。因此，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真正顺利、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就必须要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专项经费。［4］利用地方性文化场馆资源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就要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的可利用性，提高对其的认识和理解，让思想政治教育与地方文化资源相融合变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途径。［5］以此方式带领学生“走出去，走进来”，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有力的推动剂。高校应当通过建立多样化的德育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开展一系列纪念红色文化的仪式和活动［6］，让广大学生在亲身参与和实践体验中感悟崇高汲取精神力量，从而实现地方性文化场馆资源增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探索。
参考文献：
［1］蔡文婷．在构建红色场馆大宣教格中实现高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
［2］肖影玲．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J］．当代研究论丛，2015（2）．
［3］王家芳，齐久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途径探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版），2015（8）．
［4］付晓春．关于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几点思考［J］．赤峰学院学报，2014（1）．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Z］．2006．
[关键词]：网络网络社会政治功能政治文化
大众传媒很早就发挥着自身的政治功能。19世纪初，到美国考察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就看到了报纸的力量。他指出：“在美国，报刊分别来说几乎都没有什么权威；然而，定期报刊的权力仅次于人民。”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随着网络的问世而受得更加引人注目。网络自问世之日起，就显示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权力，无论它掌握在谁手中、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它都成为政治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网络使亿万台计算机借助电缆和卫星技术，形成一个包纳一切的庞大“蛛网”，对打破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具有潜在的颠覆作用。网络提供信息的特点在于它的及时性和共时性；同时提供文字、听觉和视觉上的刺激；提供信息，刺激情感；使受众有身临其境、参与其事的切身感受。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的兴趣从报纸转向电视，又由电视转向网络，他们从网络中得到大部分新闻。电脑网络成为展现巨大威力的“魔盒”，它将全国乃至全球捏为一体，变为能在同一时间知悉同样事务、受到同样刺激的网络大家庭。我们必须正视网络的政治存在。道格拉斯·卡特曾指出：新闻媒介是政府的第四大部门，可以监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而网络的出现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总之，就像历史上出现并还在发挥作用的革命性传媒（如广播、电视等）一样，网络是这个外表宁静实质激荡的政治与经济权力更新分配的始作俑者，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网络的政治功能正逐渐引起政府、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的注目，网络对政治文化的传播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
1.非物质性
由于数字化空间中最基本的元素并不是传统物理空间的原子，而是“比特”，这就造成了数字化网络社会的第一个特征—非物质性。在网络时代，出现了一批非物质化的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如货币交易、软件开发、基因研究或卫星电视制作等，其中大部分属于高科技领域。它们在开发、运营、销售、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与以往常传统行业不同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在于它们具有非物质性。
2.超时空性
在数字化网络社会中，由于因特网的开发与应用，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建立了一个超时空的网络社会。正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丹尼·奎认为的那样，“非物质化的商品全然无视空间和地域”[①]。由于因特网消除了时空的距离，使得地球变成了“地球村”。数字化信息社会的本质就在于保持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为零。
3.非排他性
这是数字化网络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一个人使用一件非物质的物体时，不排斥他人同时使用。这是网络时代的数据可以共享的技术特征所决定的。
4.平等性
网络社会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平等的感觉，任何人，无论他是从事何种职业，或拥有多少财富，或自身条件有多么大的劣势，他都可以在网络社会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畅谈自己的思想。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区中，任何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人都是平等的，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平等的。
二.网络社会的中网络的政治功能
1.网络在传递政治信息中起着中枢作用
网络首先是作为一种传媒出现的，从这一层面来看，网络传递政治信息的“中枢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传递政治信息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润滑剂。传递政治信息的实质是“国家意志”“民间意志”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国家政策通过网络得到及时而准确的解释，公众的愿望也通过网络得以及时而全面的反映，上下相通，思维一致，才能形成凝聚力，政治决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的支持。网络能够向政治系统输送强大的社会动力。
（2）传递政治信息可以为政治决策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当前，诸如失业、环境、教育和医疗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政府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出台一系列政策，而政策往往难以兼顾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所得与付出之间的平衡，这需要群众对政策有一个理解和承受的过程。网络在这一过程中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借助具体的“形象”，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提出问题，阐明背景，发表意见、评论或分析，帮助群众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启发群众适应政策的主动性。网络的这一作用在以往的价格改革、住房改革中已得到有效的发挥。
（3）传递政治信息有利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调动社会成员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发展目标上。网络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媒体每天向社会提供大量的信息，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生活联系密切。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这是宣传思想工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2.网络是一种第五种权力
道格拉斯·卡特曾指出：新闻媒介是政府的第四大部门，可以监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而网络的出现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它不是一种实在的物质权力，它不能向任何人发号施令，更不能直接调动国家的军队和武装力量，不能支配财政收支，也不能制定法律、做出司法裁判。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网络是以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报刊需要发行量，电视需要收视率，而网络却摆脱传媒受资本垄断或少数技术精英控制的局面。它虽然不是立法权和司法权，也不是财权和军权，但它是舆论的权力和道义的权力；它不是刚性的权力，而是一种无形的、柔性的权力。人们不必服从它，但不能忽略它。
作为第五种权力，网络的作用主要是监督和制约政府的三个部门，三个部门的相互监督也需要借助于网络的力量。美国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如何监督政府与官员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网络的崛起加强了这一环节，网络能够充当民众的耳目，对政府及其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网络在“克林顿性丑闻”中的作用则是十分典型的事例。从对丑闻最初的揭露，到事件调查过程中的报道和评论，网络动员全国舆论给克林顿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其一时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3.网络可以为创造“阳光政治”提供一个平台
“阳光政治”相对于政治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而言，“暗箱”政治是专制主义的特征，它容易产生政治信息的错误解读。“阳光”政治是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的民主政治。网络的出现为创造“阳光”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民主政治必须使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使公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做出他们的决定。它还要使受公民委托的政府官员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有人比喻说，在民主政治下，政策的制定、执行与政府的政治活动以及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暴露在阳光下，经得起公众的审视与考验。
网络为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提供了经济快捷的渠道。通过网络，公民最贴近地了解到政府的工作过程，使政策的制定、决策和执行过程透明化。网络使公民与政府官员的对话成为可能，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打破了身份的限制，削弱了等级观念，为自由平等的交流铺平了道路。普通公民通过网络访问国家元首已不再是天方夜谈。网络也使政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收集各种意见，并获取信息反馈，避免了多层过滤使信息失真。
三.网络对政治文化传播的影响
1.网络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传播与弘扬造成了强大的冲击。
（1）网络对国家的政治控制机制有瓦解作用，从而引起政治文化传播的困难。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各自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一个社会和国家有自己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即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它代表着统治阶级及其政党的意志和利益，这既反映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中，也体现在媒体舆论导向中。为了形成社会的认同意识、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以达到稳定社会之目的，国家通过垄断和控制传媒向社会公众宣传，教育和灌输这个“主旋律”。一是垄断和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的信息，用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传媒，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控制舆论导向；二是通过诉诸道德、伦理和思想意识等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和对政府的能力、政绩的肯定；三是政府控制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使之与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网络不仅提供了个人自由的空间，而且极力张扬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这同国家的政治控制机制的作用是相抵触的，对这种机制本身起着瓦解作用，从而增加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困难。
（2）网络对国家政治控制机制的瓦解作用的另一面必然是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具有信息传播量大、成本低、简便易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每一个上网者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程序和网上协议程序传播或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互联网给人们营造了越来越丰富的话语权利。个人的自我表现不知不觉代替了主流文化的说教，人们逐渐适应了独立思考，更加强调自己的权利而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政府对于民众信仰!宗教和政治观念，变得越来越不好控制了。
（3）网络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互联网络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方式以及巨大的信息量对“主旋律”文化的传播、弘扬造成强大冲击。网络已成为文化渗透，尤其是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冲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加速和平演变进程，通过互联网络提供给用户大量的关于世界政治动态的看法，宣传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等意识形态。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网民的政治导向和信仰的变化，造成了对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冲击。
2.网络对政治文化传播发展趋势的影响
（1）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
由于网络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网络社会中，首先，网络保证了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的平等性。没有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就难以实现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在信息社会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人都有权享受信息和知识。”[②]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平等交流政治信息、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思想的空间，便于人们沟通思想、交换意见，有助于构建一个平等、民主的政治文化交流和传播模式。其次，网络保证了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的自主性。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与传播主体、客体的自主性密不可分，没有自主性，也就不能完全实现民主化。由于网络技术有特殊的离散性，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控制，它构成了一个无主体的自由格局。网络与人们以前使用的媒体最大的区别是，它能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根据人们的意图自主地进行政治信息的采集、存贮、加工、处理，人们可以在未加工的信息中进行挑选，并自行评估和鉴定其价值。网络条件下的政治文化传播不再是一个被动过程，而是一个网民积极参与的过程，人们既可以接受信息，又可以信息，那种“我说你听，我打动你”的单向传播模式将被双向互动的政治文化传播模式所取代。
（2）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
网络对促进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提供了现实的条件。首先，网络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网络既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也重新调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③]网络条件下交流方式的变革为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不仅传递一般的信息，还传播大量政治信息，现代社会，网络成了政治体系输出政治信息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其次，网络是一个体系，它具有整体性、协同性的属性。网络内各个节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构成了一个跨地域的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把众多的社会领域连接成一个整体，使之呈现出“一体化”的特性，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正是在这种“一体化”中实现的。
（3）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高效化与国际化
网络应用于政治文化传播后，对于政治文化的传播速度与广度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网络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政治文化的传播速度。网络凭借其极快的传播速度，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传播给受众，人们可以随时地迅速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其次，由于网络本身就具有在全社会传播信息的功能，从而使国际范围内的政治文化传播和交流变得极为便利。网络创造了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跨越国界的赛博空间，在这个世界，人们的相互登录和访问变得极为便利，大大提高了政治文化跨越国界交流的能力；网络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冲破了时空限制，它可以实现千差万别、天遥地远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网络使人们的沟通能力发生了质变，使人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网络系统沟通、传播信息。
参考文献
1.刘文富(2002).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版
2.戴安·科伊尔(1999).无重的世界—管理数字化经济的策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邓景丽(2003).关于我国政治文化现状的几点思考[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41-42
4.严峻(2002).试论网络的政治功能[J].中共云南省党委学报.6:56-59
5.匡小阳邹艳斌(2005).网络媒体助推新型公民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127-131
6.朱银端(2003).网络政治文化认识[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6-32
关键词：儒家文化；汉代；政治发展
“文化”的概念极为广泛，儒家文化就某种意义而言是政治文化。首先，儒家文化为政治服务。汉初，由于长年的战乱导致生产力不足，统治者采取了修养生息的政治策略，推行黄老无为而治。待生产力恢复，为了巩固政权即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陆贾代表的汉初儒学家力谏刘邦“仁义为本”，陆贾在其著作《新语》中提出：“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杖义而强。”，在他看来统治者必须注重仁义道德，这是施政之本。其次，儒家文化也是从政文化。儒家文化发展至西汉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其他各家学说或被分流或被融合，如此，从政做官必须要学儒学，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早在汉高祖刘邦起义不久，就网罗了一大批忠实的儒生，以协助其秦朝，建立新的王朝。儒生也因此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不断为新的王朝长治久安提供相应的策略。如陆贾，对汉朝政治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陆贾建议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即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彻底改变“秦以刑罚为务”的重大失误，以防“覆巢破卵之患”。他强调，真正足以担当重建社会秩序之任，弥补思想空缺的只有儒学，只有儒家思想和儒家伦理才是治世良药。由此看来，陆贾对西汉王朝未来发展的对策性思考便主要是基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并由此得出抑法尊儒的原则性结论。这样的政策建议，对于饱受秦朝的严刑厉法摧残的百姓来说，极具安抚作用。在当时，儒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新生的统治阶级的想法。对于重建社会意识形态有极大地积极作用。而在当时，由于经过长年的战乱，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在后期发展之中，由于黄老之术深得封建统治的意愿，因而，得到兴盛发展。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儒家思想虽没有占据一定的政治地位，却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之下，儒家思想吸收其长处，“仁”亦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上有所展现。从汉高祖到窦太后，都没有废止儒家思想，而是任其发展壮大。
随着汉朝的兴盛发展，原来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无为而治”已经无法满足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经过战后的一系列恢复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在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得到迅速的发展。
西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用以稳定社会。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背景之下，董仲舒顺应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糅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些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各国家的巩固，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由此，儒家，在经历了秦朝的大洗劫以后，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西汉时期，董仲舒自举贤良政策踏上政治道路，儒家思想在董仲舒的改造之下，顺应汉朝的发展需求。首先，其“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主张，在对策中向汉武帝阐述以《春秋》正统王道的思想：“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尔”。这段话意思是要求皇帝秉承天意，以王道治理天下，这样人顺王意，王顺天意，天人合一，成为王道的起点。从根本上确立了皇权至上，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将皇权与神的存在相结合，说明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以及不可动摇性。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对由于汉初实行的分封制而导致的中央权力的分散有很好的集中作用。在信奉神灵的封建统治之下的社会，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皇亲贵戚，都对神灵怀有畏惧感。董仲舒结合儒学思想，解释皇权顺应天命，因而至高无上，从而起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与此同时，又以“天”来限制皇帝的个人私欲，用“天人感应”这一理念制约皇权，将秦朝亡国的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其次，其“春秋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这一理论继承了孔子关于“大一统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之上”的思想理念。汉朝在景帝时代曾出现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汉武帝雄才大略，安内攘外并举。在西汉达到鼎盛时期时，一步步从匈奴手中夺回领土，使汉朝摆脱匈奴的牵制。“大一统”的思想为汉武帝的军事策略提供了必要的后盾力量。根据这一理念，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的统一才有法度的统一，进而才有政治的真正的统一。用统一的思想来构筑统一的政治。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思想界树立起儒学的权威。再者，其“三纲五常”思想。董仲舒的“五常”与“三纲”统一排斥对伦理必然和道德原则的理性认识，对孔孟的继承同时否定了前人的“仁德”至上和“仁德”理性形式地认识，他的理论具有明显地实践形式性和实践片面性特征，如果讲孔孟的直接理论中还有诲人不倦和谆谆善导让人们知道仁与礼为何物，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就是要让仁与礼通过对君、父、夫的意志服从中得到绝对体现。
最后，儒家思想之中的“以德治国”在董仲舒的提倡之下，为汉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信奉黄老的“无为而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沿袭了秦朝严刑峻法，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为了防止社会动荡，董仲舒主张“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他提出：行礼义，施仁政，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傅佩荣.儒家与现代人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M].290.
关键词：体育理念；政治文化；影响；奥运会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3-0021-06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由非均衡相互作用的两个向度构成——政治总体上制约体育的发展，体育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作用于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发展。本文以奥运会为例，从体育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人手，以作为我们系统挖掘体育对政治发展的价值的逻辑起点。
1、政治文化的涵义与层次
“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是在1956年由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系统》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此后，政治文化就成为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在以政权为核心的政治统治体系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意识、政治情感就是政治文化。换言之，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也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性认识因素。即政治文化既应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对人们政治行为起着潜在作用的社会政治心理意识，同时还应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对人们政治行为起着规范和支配作用的政治思想。”这一政治文化涵义又是一个包括多种要素的多层次结构。
第一，政治文化的显性层面是政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政治思想，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对全部政治生活起着思想奠基和精神控制的作用。一个国家政治的稳定与发展，以该国家政治思想的稳定与发展作为观念上的前提。
第二，政治文化的隐性层面是政治心理意识。“在较低的层面，政治文化主要体现为广大的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体系所具有的政治信仰、政治认识、政治情感。这些心理因素是潜在于人们内心的意识，与政治思想那种公开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这是隐蔽性的政治文化因素。即便如此，这种深藏于内心的政治心理意识无时无刻不影响人们对政治行为和政治生活的认识。”以上层面可以概括为政治心理意识或政治心理，“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应，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威望和信念等等。”
2、体育理念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2.1体育理念对政治思想的影响当我们谈论体育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时，实际上研究的是体育范畴中的体育理念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因为严格来说是体育的理念才对政治文化发生了教化或熏陶的作用。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意识两个层面，相应地，体育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就分为体育理念对政治思想的影响和对政治心理意识的影响两个层面。
2.1.1体育理念的涵义“理念”一词，最早由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用以表达高级事物的共相，后来一般指系统的学术主张、核心观点、解释原则、价值立场。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体育理念的发展，以作为理解其对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意识发生的作用的基础。
2.1.1.1体育理念发展的人文主义线索体育理念是人们关于体育的学术主张、核心观点、解释原则、价值立场的总和。体育是由人创造、由人发展、为人服务的实践样式，体育理念的发展以人文主义为基本线索。审视当今“以人为本”的体育理念，应从人文主义演变及其对体育发展影响的角度来进行。作为体现和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的思想运动的人文主义，在其发展与演变的历程中，深远地影响着不同历史时期体育理念的嬗变。
在西方，人文主义是体育理念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古希腊时期，发达的公民教育造就了包括独立、民主、平等、法治等精神内涵的古希腊文明，由此而产生的古希腊城邦制度，为古希腊体育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文背景。人们参与体育不仅仅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体现对人体完美的体型、超人的力量、隆起的肌肉、杰出的智慧、惊人的技艺等的欣赏与赞叹，以及求得精神与肉体的统一。证明自我的存在、“认识自我”、“永远第一，永远超过别人”等信条成为当时的体育理念。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欧洲进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得以复兴。人文主义思想极大地冲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思想，促使人们对人、人体和体育的价值进行正确认识，为近代体育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对古希腊文明的整理过程中，诸如荷马史诗中的体育故事，葬礼运动会，雅典的摔跤学校、运动场、体操馆、泛希腊运动会、5项竞赛等体育遗产被重新挖掘出来。人文精神是体育的灵魂，体育离不开人的主体性活动。”
在我国，人文主义是体育理念不断进步的动力。中国的现代体育是舶来品，是19世纪末通过日本而传人的。当时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影响，体育主要被当作“抗御外敌”、“保国强种”、“振奋民族精神”的工具。在极端的政治工具和国家利益的价值取向下，我国体育的人文精神长期受到制约，体育运动者的主体价值也被压抑，这种倾向一直延续至『觑在。“金牌当然可贵，但金牌不能把国内竞技‘重物轻人’的问题掩盖，其问题的解决将更有助于人的发展和金牌的增加。”体育本身是以运动者的身体参与为基础的自我活动，运动者参与体育运动是为了通过身体性的活动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是为了体现身心的舒畅和情感的发泄，是为了实现自我生存、发展与完善的价值需要。体育具有政治的功能，但体育的本质价值是以人的身体性活动为基础的运动，人是体育的核心，正如政治的发展也是为了人的发展一样。
2.1.1.2体育理念发展的高级成果：奥林匹克主义
在上述人文主义思想的催生之下，体育理念的发展取得了迄今为止最高级的成果，即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主义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创立的一种学说，它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经验总结和理论体系，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它主张将身心和精神道德的各种品质均衡发展而形成一种人生哲学；它主张通过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的体育竞赛来教育青年，使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相结合；它主张建立在以奋斗为乐趣、注重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的推崇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上。奥林匹克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和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奥林匹克主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自古以来，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对世界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如果没有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支持，古代奥运会不可能从公元前776年延续到公元393年，举办293届，历时1169年。现代奥运会从1896年恢复到2008年，已经历了29届，共112年。在这样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从古老的奴隶社会发展到今天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从古到今，奥林匹克运动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文化遗产。但是我们要看到，无数先哲和革命导师所追求和憧憬的理想社会还远远没有到来。因此，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去努力，努力创造“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奥林匹克运动乃至整个体育，把奥林匹克运动等体育赛会看成追求人类理想的国际文化运动，同时对每个人来说也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达到真善美的崇高境界的一种特殊的手段。体育只有关注人的自我需要，体现自我的价值取向，才会得到发展与繁荣。否则，体育如无源之水，失去存在的价值本质，必将萎缩不前。
2.1.2体育理念影响政治思想的原理体育理念作为人们关于体育的学术主张、核心观点、解释原则、价值立场的总和，必然也对人们的政治思想产生深刻地影响。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或者本身也从事体育活动，或者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受体育活动的影响；反之亦然。这样一来，体育与政治作为人类实践的相互关联的样式，就有着内在的互动，表现在精神层面，就是体育理念与政治文化的互动。体育理念作为具有很大的稳定性的文化积淀，对政治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2.1.2.1体育理念的先进性是其积极影响政治思想的前提只有进步的体育理念才能够给政治思想以积极的影响。奥林匹克主义就是催人向上的先进体育理念。奥林匹克文化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考验和在当代为最广泛的人群所能接受的文化，她体现了人类的崇高理想，体现了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追求，体现了世间难得的真善美和公平正义。奥林匹克理想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它是以奥林匹克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一种对未来的设想和信念，并经过实践而形成的一种思想体系。奥林匹克运动是在国际奥委会领导下，以奥林匹克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展经常的、普遍的体育活动，特别是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通过以奥林匹克精神来教育青年，为建立一个和平而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具有重大的教育价值。奥林匹克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它体现了体育的本质功能，是一种特殊性和广泛性的教育方式。作为一种教育体系，它包含奥林匹克知识教育、奥林匹克理想教育和奥林匹克精神教育，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催人向上的教育内容。奥林匹克精神融教育、竞争、参与、公平、团结和民主于一体。就我国来说，奥林匹克主义所追求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公平竞争、遵守纪律、艰苦奋斗、知难而上的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与内容是相符合的，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思想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来促进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建设。
2.1.2.2奥林匹克教育与政治思想建设以奥林匹克教育为代表的体育教育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建设的教育方式。首先，奥林匹克教育中包含着爱国主义内容，而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每一个运动员走上奥林匹克运动场，首先是要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正是具体的体现。不仅运动员本人，所有观众包括观看实况转播的观众，在国旗升起的国歌声中往往要流下激动的泪花。他们感谢运动员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同时接受了一次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其次，奥林匹克教育中包含着法制教育的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要在全体人民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运动训练和竞赛要求运动员必须遵守规则，这是一种法制观念，在运动中任何一种犯规行为都将受到裁判的处罚。《奥林匹克》规定，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建设，作为教育的内容之一。中世纪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说：“法律的改变和解释可以通过重复多次的行动，例如归结为习惯的行动；因此往往会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新的习惯产生，就是说，这种往往经过证实的内在动作清楚地表明了理性的概念和意志的内心活动”；“按这个意义来说，习惯具有法律的力量，它可以取消法律，也可以作为法律的解释者。”在这里，阿奎那揭示了某种理性概念、意志、思想习惯对立法的基础性作用。体育理念作为一种鲜明的理性概念、意志、思想习惯，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被大量的实践所证明。
2.2体育理念对政治心理意识的影响按照一般认识论的分析，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人还有情感问题、意志问题；按照现代心理学的分析，与理性认识相对应的心理现象还有潜意识。我们把政治文化中包括人的情感、意志、潜意识等非理性认识的精神要素统称为政治心理意识。政治心理意识是政治行为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政治心理意识就没有政治行为的发生，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政治心理意识指导并制约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进而影响着政治制度与政治决策，政治生活的性质、内容、形式及其变化。接下来，我们就专门探讨体育对政治文化的隐性层面——政治心理意识的影响。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了平等的文化理念对美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平等理念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意识，从而隐匿性地影响着美国的民主建设。我们可以对照这一理论来理解体育理念对政治心理意识的影响原理。托克维尔说，在美国“我益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象是由它产生的”；“它不仅在制造言论，激感，移风易俗，而且在改变非它所产生的一切。”托克维尔直接讨论的是平等理念，而实际上一切文化——集体无意识对政治心理意识都具有重大的塑造作用。体育理念当然也会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意识，不仅如此，体育所富有的感性能动性、视觉刺激性、激烈对抗性等实际上是人的原始野性的文明化表现，因此体育更能够在心理本原的深层作用于人的政治思想意识。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直接描述了体育运动中人们政治心理意识的流露：“对比赛活动的喜爱，是基于一种古老的精神素质，是由于具有比较高度的掠夺竞赛习性’；“体育运动中所习用的一些行话，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杀气腾腾的，是从战争术语中模仿得来的。”凡勃伦是持批评的立场来描述体育与政治心理之间的关联的，但他的方法论是值得肯定的，即体育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心理存在着同一性，因此体育理念必然对政治心理意识以强烈的影响。
体育理念改变人们政治心理意识的现象是普遍的。北京奥运之后，学者叶志明在《奥运改变着我们的心态》一文中评论说：“奥运会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体育心态，改变着我们的国民心情。”变化之一是，我们身边的人看待奥运赛场的胜负，正显得更加理性和专业。对胜负的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急躁和虚浮，体现了更多的专业色彩。变化之二是，我们大多数人看待奥运比赛的金牌得失，显得日趋开明与从容。国人对待金牌得失的宽容度正在扩大，对待失败和挫折的承受力正在提高。变化之三是，我们对待奥运竞技的国民心态，显示出愈加本色和人文。我们参加奥运，拿冠军夺优胜固然值得高兴，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践行“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追求。因为奥运让更多的人领悟了参与的快乐、奉献的快乐，懂得运动员也有“失败的权利”、“放弃的权利”。体育与政治之间是互动的，而这首先就表现在文化层面。一方面，体育理念是受政治心理意识制约的，另一方面，体育理念又会深刻地影响政治心理意识。我国国民体育理念这种悄然的变化，首先要归功于国家强盛所带来的自信心的提升，还得益于多年来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和向往所带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奥林匹克思想教育。奥林匹克的教育价值，渗透在奥运赛场内外的点点滴滴、时时刻刻。胜利的时候，我们接受的是荣誉教育；失败的时候，我们接受的是挫折教育；参与的过程，我们接受的是快乐教育。良好的体育心态，体现了公民意识的成熟，并且将对我国公民的政治心理意识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对于以往我国的体育理念，学者胡小明批评道：“其发展目标，潜意识的简化能力是很强的。先是把有关身体的教育文化简化为体育，然后置换为竞技运动，再浓缩为金牌，最终通过制定战略而指向标志性成果——奥运会金牌。甚至有学者在高规格体育理论研讨会上公开把体育与金牌划等号，进一步强化锦标观念。”大众传媒对所谓金牌榜、第几集团的渲染，吸引举国上下的眼球盯着奥运会金牌，以此论英雄、以此论体育的成败，甚至以此论体育的社会发展目标和文化属性。这不仅带来隐优，也是隐患。这种急功近利的心理也会给我们的政治心理意识带来一定影响。一种理念——无论是体育的，宗教的，文学的等等，都会在一个民族的文化构成中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从而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心理意识。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或文明方面的差异；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未来主宰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美国“9·11”事件之后直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种理论的价值。文明是人创造的，具有超自然性，是人类独有的现象，是自成一体的实体。体育显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这一人类群体而创造，并由这一群体而承载，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养生健身活动，正是中华文明赋予中国人身体活动，靠社会传续和推广，体现东方体育的文化之根。认识中国体育的文化属性，本身就是现代化的过程，需要寻根，也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中的普适性成分。发掘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东方体育价值观，汲取西方体育的人文精粹，塑造中国体育的文化价值观，真正在2008年奥运会为世界留下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的体育理念发展的应然向度。
积极的政治心理意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获得进步的重要条件，而其开放和包容的广度和深度则决定了她将能走得多远，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体育理念对政治心理意识的影响是显著的。“如果这场世纪盛会的成功举办，能够促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加自信、更加开放和包容，促进我们走上这样一条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我们获得的‘无形资产’价值将远远超过那些‘有形资产’的价值，从而我们就将在另一场‘奥林匹克’赛场上，在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竞赛中凯歌高奏，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繁荣，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做出我们的贡献。”
2.3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意识的影响——以奥运会为例体育理念促进政治公平思想。奥运会发源于古希腊，因为那里的文化，尊重个人的伟大、重视人的精神力量、重视人的价值与幸福、赋予成就与成功以重要的道德价值。奥运是平等的人之间的竞技，在“三纲五常”主导的国度，鞋匠与皇太子同场竞技是不可想象的。而古希腊无论贫民还是贵族，他们从小心中就充满着对英雄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求。与雅典神庙、民主体制相契合，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全方位地呈现了那个英雄时代，并在此后的岁月里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奥运盛典及其背后的奥运精神只可能植根于古希腊尊崇个人和现世的土壤，而不可能诞生在专注于来世的地方。古希腊奥运背后的人文主义传统崇尚公民精神、英雄气概、公平竞赛、青春与人体的天成之美。因此，古代奥运会规定必须进行竞技，同时运动员全身涂上橄榄油，以使古铜色的肌体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更加显示出运动员健美的体态，让人们从健与美的张力中获得一种感官上的愉悦。古希腊文明洋溢着对个体英雄的崇拜。奥林匹克不可能出现在轻视生命、不怕牺牲的文化中，也不可能出现在服从权威与奴役个人的文化中。在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的地方，也绝不允许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当古希腊的公民在运动场裸奔的时候，其他古国的奴工却在没日没夜地建造帝王的陵寝。古希腊体育竞技的公平理念，一方面是当时政治理念所塑造的特殊精神，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巩固着政治上的公平精神。通过一次又一次地观看比赛或参加比赛，公民的公平精神不断得以强化，体育理念对公平的政治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体育理念促进政治有序思想的发展。遵守规则，公平竞赛，不仅是竞技比赛的要求，而且是一切人类活动的要求。没有规则，就没有竞赛。没有游戏规则就没有奥运会，奥运会和广播体操的区别在于：前者依赖规则，后者依赖动作。没有公平的规则，就没有公平的比赛结果。像奥林匹克运动一样，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体，都离不开公正的规则。竞技比赛需要游戏规则，市场竞争也需要游戏规则，民主政治更需要游戏规则。因此，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该社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游戏规则是否公平，是否得到有效遵守和执行，破坏游戏规则的行为是否被制止。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法治的规则。一个文明社会面临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像奥运那样，设计一整套旨在保障个体生命自由发挥的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套游戏规则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但其最基本的理念不变。文明的政治和经济都是基于合理的游戏规则。体育比赛中的规则意识，对市场经济的规则意识和民主政治的规则意识的培育，都发挥着巨大而持久的塑造作用。
体育理念促进团结思想的发展。奥运会的举办能够促进社会凝聚力的加强。奥运会的举办，有助于使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形成有共同利益的、有自我意识的群体组织。成功的奥运会组织工作，能够加强各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统一与团结。美国政治学家科恩说：“民主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社会，它可以在这个社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民主的过程上是集体参与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要使这一过程能够继续下去，一定要形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关系，成员的身份也大致可以辨识。只有当某种共同关心的社会存在时，它的成员才会决心结合在一起，参与共同事务的管理。”科恩强调了团结、社会整合的基础性作用，它无疑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学者陆小聪、张修枫、董鹏从以往经验出发总结了奥运会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多个方面。比如，加强城市基础建设，展示城市新的精神面貌，获得市民对此的认同。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起，历届奥运会的举办都会对主办城市的基础建设带来巨大的改善。再如，在为奥运会服务的过程中，增强市民的人际认同和道德意识。有幸被遴选为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对这座城市的市民而言将是一个极大的荣誉。这个荣誉会激发起全体市民以至国民整体的社会认同。市民们知道作为东道主对待客人应该主动热情、彬彬有礼、注意修养、讲究文明，每个市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主办城市的道德修养水平，无形中对市民起到了教育和约束的作用，促使城市凝聚力得到更高的提升。
体育理念对公民政治心理意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其成功的举办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近代的磨难曾使我们在意识深处缺乏自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有了飞速发展，但是当我们与发达国家直接对话的时候，在很多领域仍然缺乏足够的自信。而北京奥运的成功举行，证明了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将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奥运理念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加开放。以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将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必将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奥运理念也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加包容。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人民展现了理性、包容的风范，对于异质的各种文明，对于赛场上的竞争对手，对于没有取得理想成绩的运动员，中国观众都展现了理解和包容的态度。这一切都是北京奥运会的体育理念对我国公民政治心理意识产生深刻影响的表现。
1.1促进企业员工形成共同价值观
伴随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人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是一个复杂的集体，员工对不同问题的不同思想认识往往会在企业内部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会给企业的人员管理工作造成障碍。企业对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围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众价值观和社会普遍道德标准所开展的，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易于被企业的广大员工所接受，同时也会对员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有利于形成企业内部统一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使企业文化在员工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强化员工的集体意识并将其紧紧地团结起来，不仅增强了企业对外部的吸引力，还增强了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另外，企业对员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还能使员工更准确、积极地领悟企业的文化，更充分地理解企业的各项决策并有效执行，把企业的经营目标看作自己的工作目标，促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1.2引导企业员工形成主人翁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大众性，在企业建设过程中，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都是为企业的发展而服务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又是企业的广大员工，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充分提高员工对自身责任的认识，增强其主人翁意识，使之更积极地为企业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建设的影响
2.1塑造企业文化与价值观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文化的建设方向起着指导性作用。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可引导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对员工进行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员工形成科学、正确的价值观，保证企业的发展方向与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相一致，使企业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大潮流。另一方面，对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员工建立更为健康、正确的思想认识，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员工提供精神支持。此外，思想政治教育也给企业员工提供了明确的道德素质标准。伴随社会的发展，企业员工的思想水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这也导致了企业内部竞争激烈、道德标准不明确的现象。对员工进行思想素质教育可以明确企业员工的道德标准，树立具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品牌，使员工在激烈的竞争中仍能抓住主流文化，不断完善自身，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2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文化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很大影响，健康的企业文化有利于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对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企业管理者的思想认知对企业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企业管理者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提高员工的思想素质，促进企业文化发展，是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的，有利于改变传统中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的管理方式，为员工营造更加自由、公平的工作环境，提高其工作积极性，促进员工效益与企业利益两者的结合，进而有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
3.1创新领导机制
要在新形势下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新领导机制。企业管理者应该采用新型的矩阵式管理方式对员工进行组织领导，通过增强企业内部的组织性来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企业领导者应该建立起完整的党性组织，与企业的领导班子携手管理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两者相辅相成，以促进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党组织中，党委居于关键地位，其负责对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和全面领导，并从中协调企业领导班子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另外，企业的管理者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党员干部，对于这部分管理者而言，需要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员工工作状况与党组织的原则相结合，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对职工进行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3.2创新教育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企业的管理方式也应该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及时更新。企业在对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该灵活运用信息技术，通过计算机、手机等信息交流载体，充分发挥新时期信息传播的快捷性和广泛性，主动在企业内部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范围。另外，企业还要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完善教育策略，加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交流沟通并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引领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增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凝聚力，提高员工整体的思想政治素质。
3.3创新激励模式
员工是企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保障，企业生产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广大员工，所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部分就是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养。首先，企业应该创新激励模式，不仅要重视对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要及时对员工进行思想上的鼓励和引导，培养员工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同时，企业管理者要在充分理解员工的基础上更加关心和体贴员工，用实际行动激励员工，使其主动学习优秀的思想文化，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文化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国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封建社会政治文化，这种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儒家思想的基础是“性善论”，这直接导致中国政治民主的缺失。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深刻解读儒家“性善论”，特别是它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民主缺失的影响，逐步减少它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负面影响，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善论”
性善论是先秦儒家心性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后来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是整个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从孔子到孟子，其形成有个嬗变的过程。孔子没有明确提出性善论，但其学说中包含着性善论的思想，应该说性善论发端于孔子。孟子提出“四端”说与“尽心”说，是完全的性善论者。孟子首先提出善是人的本性，即“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之善有“四端”，分别是礼、义、仁、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四端”产生于“尽心”，他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孟子?告子上》）。“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天生具有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在意识上有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1]。孟子还认为，人还具有恶的一面，原因有二：一是客观原因，二是主观原因，二者之中主观是最重要的，所以应该注重强调个人自身修养，修回善性。在执政的问题上，孟子提出了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应该实行“仁政”，“仁政”要求是孟子“性善论”理论的顶点。
孟子的“性善论”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完全认可，到了汉代，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理论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理论，“性善论”才逐渐被采用，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人性本善的“性善论”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民主缺乏的思想根源之一，至今有许多民众的政治意识、方法论、价值观中仍留有“人性本善”的思想，这种政治价值观对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是不利的。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民主的缺失
（一）民主的内涵
“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民”指的是人民，大多数人。“主”指的是主导、管理、统治。民主的原意是由多数人管理国家事务，大家都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在国家大事问题上，多数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古希腊的政治家、思想家伯里克利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只有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这个国家才能称之为民主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才能称之为民主政治。近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指出：“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2]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有共同管理权利的人有一定阶级的限制，统治阶级以外的人是没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的，他们在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坚持两个原则：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人类历史发展到目前为止民主制国家分为两类：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国家，但是它实现的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具有民主主体的局限性，民主权利的狭隘性，民主内容的不真实性，是虚伪的和不真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目前为止最高类型的民主，它具有民主主体的广泛性，民主权利的普遍性，民主内容的真实性，真正实现多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使人民当家做主。
在一个民主政治国家，管理国家事务主要具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首先是少数人意见要服从多数人意见、管理过程公平合理和少数人意见坚持原则。所谓少数人意见要服从多数人意见即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是在民主的前提下，大家都可以发表、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为了防止各执己见，形不成决策，必须少数服从多数。管理过程公平合理要求程序正义，就是民主过程必须规范，让人们感觉到民主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这是是否设施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也是能否真正设施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少数人意见坚持原则，应该充分尊重少数，少数也应该充分发表自己的建议，坚持自己的正确认识，整个政治过程必须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则。三个原则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相互制约，以真正实现民主政治，防止“多数的专制”。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中华民族在不同时代的各种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它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其所包含的各种政治态度、政治认同、政治共识、政治理想、政治作风和政治价值观念等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和遵循。主要分为专制主义和德治主义两大类。起源于夏、商、周时代，秦、汉时期形成体系，唐、宋、元、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近代走向衰落。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专制制度很完善，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定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导，性善论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起点，它也必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薄弱。
三、儒家“性善论”?χ泄?传统政治文化民主缺失的影响
（一）“性善论”片面强调德治，阻碍民主法治制度的发展
儒家“性善论”首先强调人天生有善的一面，这种善是人的最基本的潜质，人在本质上都是美好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像孔子、孟子等一样的圣贤，人在一生中需要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善的本质通过自我道德修养挖掘出来，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最为重要，社会也应该大力提倡德治教育，强化社会道德，让社会成员在心灵深处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至于社会的法律制度、军队法庭、规范条例则不应该是社会的主流。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性善论”所强调的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让自己成为圣贤成了中国社会公认、民众深入人心的道德实践原则。儒家传统的德治理论设想非常美好，但是，这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从实践中看，德治理论存在着实践上的局限性、虚伪性和不可操作性。因为，人本质上并非总是完美无缺的，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就像近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3]。所以，“性善论”片面强调善的一面而忽视恶的一面，在理论上是狭隘的，在实践上必然会造成法治的脆弱。
道德和法律都是社??的管理手段，二者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二者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道德规范的调控作用几乎体现于人们的所有活动领域，既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中，它是一种软约束，主要依靠人的自觉和良心，具有自律性，目的是扬善。法律是为了制恶，它是依靠国家强制的力量，通过制定制度、条例、规范等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以保证社会的秩序。两者所起作用不同，起作用的方式也不一样，不能强调一个否定另一个。只强调道德不重视法律，就不会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不会广泛的宣传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更不会建立健全司法机构来维护法律的设施，法制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就成为一句空话。而如果只有法治没有道德，那社会就缺乏情感，也会导致苛政，引起社会的不满，这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所以，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二）“性善论”将“义”和“利”严重对立，导致以尊重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理念和行为的缺失
“性善论”强调重义轻利，反对个人拥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认为利乃罪恶之源，社会应严格控制个人权利，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人的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更重要，舍利求义，大公无私成为国人的行为准则。像“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漫长中国历史中衡量中国公民社会认可度高低的古训，主张“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先义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以私废公”。在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人们都从内心深处觉得有自私欲是见不得人的，是万万不应该有的，自己不是一个正常的、坦坦荡荡的人，是遭人鄙视的，自己是社会的异类，会被人另眼相看，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统治者到一般老百姓，都极力掩饰自己的私欲，装出一副拥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大公无私的样子来，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虚伪和虚假。为了掩饰这种虚伪和虚假，统治阶级大力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宗法思想、大一统思想，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
儒家强调的义利对立的价值要求，压制个人的权利观念，使义务要求变成社会的首要要求，这就同民主社会中以尊重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理念和制度相矛盾，使得社会成员在争取个人权利方面意识缺失，在行使个人权利方面则更处于极端弱势。在社会中，官员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自己的财产？”之问，财政公开之艰，城市拆迁之乱，等等，所有这一切其背后都隐藏着民主理念和实践的缺失。
（三）“性善论”主张皇权至上，致使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儒家思想发展到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形成，儒家学说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依据，儒家思想的核心“性善论”自然也被统治阶级极力推崇。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董仲舒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运用阴阳五行说，形成帝制神学体系，强调神权、君权是上天赐予的，是至高无上的，不容怀疑的，至于父权和夫权则主要是强调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绝对权利，是对女性的统治和支配，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为了中央集权需要，儒家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了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针对土地兼并现实，为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提出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
政治文化研究首先起源于阿尔蒙德,1956年,阿尔蒙德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哲学”一文,首先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它的隐含前提是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强制作用。
我们可以将政治文化准确概括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和一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心理倾向、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总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所构成:
(1)政治心理倾向。它包括人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对各种政治现象所表现出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等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反应活动。主要是人脑感应政治现实的一种主观表现,具有不系统、不稳定的特点。
(2)政治价值观念。它包括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态度、政治道德、政治信念等基本内容。它是人们看待、评价某种政治体系及其活动所形成的标准,并由此而成为政治活动主体的政治行为的选择标准。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总是存在一种基本一致的政治价值观念。
(3)政治思想意识。它由一系列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政治理想所构成。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系统、深刻的理性认识和见解,是人们对政治现实的能动性反映。它在整个政治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哺育了灿烂的文化,同时也造就了庞大的帝国体系。支撑庞大帝国体系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源远流长的儒家政治文化,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视伦理。宗法血缘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社会政治关系充满宗法血缘关系,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因而政治首先服从亲情关系,政治的好坏也由血缘伦理来判断。
其次,社会政治秩序由礼来决定,礼是日常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礼是君子即上等人的行为准则,他们遵守礼,由礼管辖。而种田人是下等人,没有礼,此所谓礼不下庶人。君子和小人之分,无形的在人与人之间划下了一道界限,人不可能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人的社会地位由权力地位来划分,以官为本,小人无权过问政治。
第三,重人治,轻法治。重人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准则,“为政在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等,就是重视人治的基本政治格言。而所谓法治,不过是把法律作为的工具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人”,“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只是为了统治的便利,并且还需要圣君贤相来保障。法从来没有成为界定政治生活基本规则的立宪性的制度设置,不过是政治统治权术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即使最重视法律治国的统治者,也从来没有为政治生活的基本方面确立立宪性的制度规则,从来没有把政治生活纳入到规范的程序中去,更不用说把这种法治建立在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益的基础之上了。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强调个人修养和个人追求,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达到人格的完善。这一传统使得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非常有特色。一是它片面强调德性修养,抹煞个性,片面的把人生哲学变成政治生活领域的最高准则,抹煞政治生活中的正当的经济利益,讳谈个人的政治利益,把所有利益寄托在君王身上。二是把家庭伦理当作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片面强调忠孝,否定下级作为人的意义,取消下级的平等和独立的人格,从而强化了不平等的等级观念。
第五,民本取向。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重视天命,重视人的力量。天人合一的理想虽然依然尊重天意,但是承认人的努力更为关键,宗教神权不存在。这导致了中国政治中的民本思想。但是,民从来都是作为整体起作用的,作为个体从来没有因此而能够享有公民权,也从来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以个体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因此,民本思想虽然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民主性,但它实际上依然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治术传统是一致的。它虽然重民,但否定了民众作为个体在政治上的自主和自决能力。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一种整体主义的倾向。整体主义传统政治文化为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文化基础,所以,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成为民主制度建立的障碍。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有许多因素是建设稳定民主政治制度所必须的。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影响
阿尔蒙德和维巴说:“为民主政治而奋斗的政治家经常致力于创立一套正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成文宪法,或者努力组织一个政党来鼓励群众的参与。但是,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
由此可见,政治文化对民主制度的建立有重要影响。但一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包含的价值观、信仰和政治行为模式与政治制度的特定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文化传统从根本上是不适合民主制度的,那么民主制度就缺乏文化基础;如果一个文化传统支持民主制度,那么民主制度就可以大行其道。简言之,就是只有西方文化才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适当基础,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合于非西方国家的。
确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文化基础,与现代民主制度显然是相冲突的。比如,在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中,重视人际关系,不重视法制建设,或者有法不依,权大于法,所有这些现象实际上都是传统思想的现代表现。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不利于民主的,因为传统儒家文化强调集体而不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而不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而不强调个人权利。儒家文化缺少个人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传统,而且认为个人权利是国家创造的。强调和谐与协作,不重视分歧和竞争。其核心价值是维持秩序和尊重等级,认为思想、集团、党派的分歧和冲突是危险的、不合理的。儒家政治文化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以在全国的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在古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天命之上,而天命又是根据道德性来界定政治的,权力就意味着道德,对权力的限制没有合法的理由。因此,由此看来,有着儒家传统的社会一直没有民主制度的长期经验。
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并不见得绝对不利于民主,它不过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构成了一定的障碍。有着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一样能够建设民主政治。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儒家文化对民主发展或许构成了障碍,但是这个障碍显然不是不可逾越的。他列举了三方面的理由:
首先,类似的文化论在过去并没有站住脚。韦伯和许多学者认为,有儒家文化的国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但是从7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看到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因而认为儒家文化不阻碍经济发展,儒家文化也很难成为民主制度的永恒的障碍。
其次,儒家文化具有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它是各种思想、信念、信条、论点、作品和行为模式的十分复杂的综合体。在儒家文化中,它也有一些与民主相容的成分。在新的时代里,完全可以发挥这些与民主相容的成分,舍弃其反民主的成分,就像当年的清教和基督教那样,是完全可以建设民主的。
第三,即使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某一点上构成民主的障碍,然而,从历史上看,文化总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一个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信念和态度是变化着的。尽管文化中的主流成分会保存下来,但是,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会在前一代或两代人之间发生显着变化。在20世纪之前,中国一直信奉帝制传统,认为皇帝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但进入20世纪以后,民主意识实际上已经替代传统帝制意识而成为人们的主流政治价值了。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则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共也应该把他们中间“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1页。)。这很有助于满足这些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并缓解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政策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试图使人们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这涉及到作为法定执政党的中共对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人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上：中共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的一致性程度和中共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做出上述行为才能令人服信。对此，主导政治文化强调中共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认为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根本点(注：《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根据这一原则，主导政治文化突出强调中共必须忠实地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并主张中共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自己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增加政治系统输出结果的社会认同度。对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采取相应的照顾政策，对领导干部加强监督，加大反腐败力度。对新兴阶层中的先富群体，在鼓励其继续发展的同时，对其收入进行调节，以期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帮助他们加快发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采取极其灵活的“一国两制”方针，不强制性地要求台湾的民众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拥护祖国统一，只要爱国，就可以在两种制度下实现和平统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统一大政方针的认同度。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中国政治文化，除了上述主导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地同上述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发表和出版格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作品与书籍；有的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歪曲、攻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这种影响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层面均有体现。系统层面，关于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党和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认同问题，台独、藏独、疆独分子明确反对现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的领导。同时，其他相关群体中也存在不同思想意识和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北方某市一所大学被调查的大学生有68.1%表示“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华中某市高校学生被调查者的17.3%认为“多党政治非常重要”，36.3%认为“分权与制衡非常重要”(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8年第1期，第152页。)；过程层面，关于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的判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成效感低，且认为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度并不很好，这在以下有关调查资料中有所反映。
政策层面，关于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选择，人们也并非感到最优。从相关资料看，2001年，人们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公务执法人员素质差、主管部门渎职失职和政策失误，视为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出现的前四位原因(注：汤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79—90页；
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而这四者恰恰是现行政治机制提取、分配社会资源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明显自由化和封建殊余因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对待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崇圣意识、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者否定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主张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地位及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或者过于强调政治权威和政治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把社会民众的利益和命运系在少数所谓清廉圣明的领导者手中，甚至践踏国家法律，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相关原则，把社会利益集团化，集体利益个人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主导政治文化内容格格不入。
二
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上述内容的构成决非偶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并受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外来诸种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础上所形成的阶段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现实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72页。)这种“现实的生活过程”，从阶级阶层关系和利益群体结构的视角看，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要复杂丰富得多。如上所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以及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等阶级、阶层和群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也有的学者根据改革以来人们的利益损益状况，划分四个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注：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9页。)。还有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原有的基本阶级作进一步分层研究，例如将农民阶级分为八个阶层等。(注：李琳：《大分化：中国农民的进步与希望》、《发展导报》1993年5月28日第3版。)这些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对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问题作出各自的反应，在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层面对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上述内容的最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是构成上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主导部分的重要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即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政治意识范畴，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受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存在。但是，政治文化不能自动地为社会存在和政治统治服务，必须通过灌输，使其内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为各社会利益群体所认同和接受，才能有效地为政治统治服务。关于政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利益关系只有经过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进行强制性配置的时候，才是政治关系。因而，政治关系或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终于发现的使劳动者在经济上活动解放的政治形式。关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政治问题的重要内容，它与国家的出现、阶级利益特别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扩张密切相关。民族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去认识。关于政治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基本含义是人类社会运用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的规则与机制等的不断完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发展的标准会有所区别，类型也不尽相同，但总的规律是向更合理与合法的方向演进。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得共同利益采取了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84页。)。其中，政党是政治斗争最严整的表现。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相应的政治纲领，即阐明自己政治目标和根本任务等重大内容的规范性文献，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并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集团来主持。在现代意义的政党现象中，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代表者。联系本文第一部分的有关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社会主导政治文化的内容，基本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也是影响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方面看，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696页。)存在于完整的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宗法式农业经济、集权专制的社会利益配置机制、家国混一的宗法制度和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基础上生成和演进，形成了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法兼重的治国方略、民本理念和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识、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和共处观念、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和纲常意识、过于尊崇先祖的政治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从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和资金的同时，也介绍了大量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流入中国。就其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影响而言，主要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神学等思想和思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内容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意识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基础相切合，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中均占有一定的比重，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很多都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交融传承沉淀下来，或融入主流，或汇入非主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这就使得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影响很大。一般而言，一定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在该社会的命运，取决于该社会对这种政治文化的需要程度，亦即该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利益的相关程度。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选择他们认可的政治文化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因此，在现有的中国社会利益群体格局下，上述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关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也是复杂的。
主导政治文化所主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基本上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根本利益，因此，各利益群体能够从总体上接受这种政治文化对自己的引导和约束。例如，在系统层面上，人们能够认同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民族国家及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在过程层面上，人们对自我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成效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和谐度大体上满意；在政策层面上，人们比较相信现行政治机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分配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制约方式选择的最优性。于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一种似乎是二律背反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制止民运分子制造的政治风波、机构改革、裁减军队、企业职工下岗、冒着冲击民族工业和农民利益的风险争取入世、反对台独藏独疆独等等，中共和政府却能够充分动员社会政治资源，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现象的意义非常大，能够从总体上保证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社会各利益群体对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使他们在政治行为上同共产党和政府权威保持一致，成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政治资源主体，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当我们谈论文化时，首先要考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问题是文化绕不过去的存在。
意识形态多指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和基本的领域，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体系。“在阶级社会中，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的意识形态其指导作用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价值导向功能，服务保证功能和教导育人功能。”“意识形态对文化的指导作用和功能具有强制性，其目的是理顺并规范个人意识的行为遵从意识形态的范式，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控制形式和操纵结果，一般是线性地进行。”[1]简言之，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指导核心，无论是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发展，还是外来文化选择吸收，都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本国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但同时，文化也是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任何文化都体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价值诉求。文化的良性发展有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完善。我国要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的发展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离开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和指导，文化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和走向堕落。
二媒介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1媒介文化的内涵
随着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科技革命浪潮，高新科技催生出了不同的新的媒介形式，我们大致可以把媒介形式分为两大类：一类可归为传统的印刷媒介，如报纸，书籍和杂志等，另一种就是电子媒介，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文化的表现形式也随着传播媒介发展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多种文化形态并存。我国的文化主要经历了“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萌芽、发展和繁荣，上世纪90年代，媒介文化也渐渐进入人们视线，并迅速发展起来。关于媒介文化的概念道格拉斯的阐述较为典型，“‘媒介文化’这一概念既可以表示文化工业的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和形式（即文化），也能表明它们的生产和发行模式（即媒介技术和产业）。”[2]媒价文化较以往的“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等淡化了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用语，更加注重传播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3]。凯尔纳认为媒介文化就是一种图像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和高科技文化。如此看来大多数学者们都对媒介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同，不可否认的是，媒介文化作为一种不断生成的文化，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2媒介文化的特征
首先是它具有广泛的融合性。在当下社会，媒介文化迅猛发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大众文化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种文化形式早已超越国界在全球泛围内交流与合作，相互的渗透和影响，不同文化主导的思想潮流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和融合。因其传播的即时性与广泛的参与性，媒介文化比以往的任何文化形式更具有包容性和抹平性。其次，媒介文化具有自由、平等、即时交互性。媒介文化由于其特有的传播媒介，网络、电子商务，移动设备等给当今的人们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自由交流的虚拟生活环境和体验，“在网络组织里，信息本身就使得一切事物都趋于平衡……在网络组织中成员彼此平等相等，因为最重要的是信息，它使一切变得平衡。”[4]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可片面地理解为在网络社会中不存在权威，“网络权威是凭借着能力和魅力树立起来的，而不用以社会等级或官位、职称作基础。”[5]最后，媒介文化具有创新性和复杂性。由于媒介文化参与的平台不受年龄、职业等的诸多限制，全民参与的浪潮前所未有，网络空间的参与者主要是青壮年为主，因此大大激发了媒介文化创新的生命力，任何一个思想的火花，都可能成为引领潮流的思想或思潮。媒介文化的生成方式也是非性的，它在使用主体的接受，理解，反馈不断循环往复中繁荣。同时媒介文化还受到运营的商业性、视听率，网络安全性的影响，媒介文化不可避免的兼有主流文化的烙印和商业文化的气息以及大众文化的呼声，媒介文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变化。
三媒介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挑战
1新媒介文化影响下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迷失和错位
全球数字化的大环境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融入其中而不能置身于事外，数字化的生活是一把双刃剑。在虚拟化的生活中，匿名性和互动性，使得人们的交往变得更加流畅，社会地位、个人素养、职业类别、年龄、性别等都不再成为人们交往的障碍，网络生活中每一个不同的节点，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节点无限连接，这与现实社会中的层层组织和控制制度不同，在这里已经超越了国界，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信仰在网络上都可以自由交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些赋予了媒介文化新的生命力，但是当每天面对那些海量的信息，深受多元文化观念的强烈冲击，人际交往范围的无限扩大，使得那些涉世未深而又喜欢接受新生事物的大学生们无所适从，以往的家长权威、学校、教师的权威都在逐渐褪色，学生主体尚未成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命观等在不断受到冲击和重建中产生了自我的迷失和错位，这对于学生主体的生长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非常不利的。
2媒介文化的异化使得主体人格、行为方式发生改变，学校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媒介文化的异化，直接表现在虚拟生活中网络行为失范，如网上黑客横行、计算机网络病毒泛滥、电子商务诈骗，网络、个人隐私曝光、信息污染，等等。由于虚拟生存的匿名性、隐蔽性，自由性，等等，面对瞬息万变的网络社会，政府对网络空间的控制和监管面临着许多技术和法制上的难题，尼葛洛庞用“垂死的鱼”来比喻当我们的法律制度与当今的网络世界，他说，“这些垂死托挣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在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电脑空间的法律中，没有国家法律的容身之处”。[6]当今高校的学生是网络使用主体，他们更容易受到网络社会上这些不良信息的影响，痴迷于网络暴力影片、网络游戏等都造成了今天高校暴力事件频发，人格扭曲和交往障碍等一系列校园问题。
3媒介文化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提出了挑战
媒介文化产生、繁荣于虚拟空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新媒介理论，它也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存在。在我们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虚拟空间的思想道德评价和思考是缺席的。任何思想的存在都是现实生活的反应与创造，虚拟空间上的道德也正是现实生活中思想道德在新媒体领域中的延伸，但由于我国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严重缺失，网络道德教育内容还是处于空白。再者，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讲，学生听，或者是简单全用课件，这都严重缺乏有效的、即时的互动和沟通，教学过程的僵化缺少吸引力，往往造成了学校和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孤军奋战之中，早已习惯于网络生存的大学生，很难被吸引参与其中，这两种因素叠加起来，使得高校的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在媒介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变得收效甚微。
四媒介文化影响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策略
1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转型期，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深入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反应，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尤其是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为了确保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和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以党的“十”报告强调指出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宗旨，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不动摇，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教育基础和人才培养后备军。
2加快网络使用和监管制度
数字化的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而法制建设相对于社会科技的发展则相对滞后，我国针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和监管的法制建设则更为薄弱，就像当年红极一时的柯达胶卷一样，近年来只有少数的摄影爱好者在使用它，胶卷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已经淡出了我们的生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注意到虚拟化的生活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网上办公，网上购物，网上交流，等等，它在不经意间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数字化生活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网络犯罪，网络维权、网络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网络监管面临法律空白的尴尬都要求我们必须就网络的使用和监管制定出有法可依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文和制度，净化网络环境。
3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和建设，优化校内道德教育环境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适应历史的潮流，才能与时俱进，确保教育的实效性。高校作为国家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科研单位的前沿，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广大在校学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就包括与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网络设施建设及相关的软件管理，配备专门的网络管理与服务部门，充分利用网络强大的力量，不仅要为学生提供文献、信息查找的便利，同时也要对网上一些不良信息进行随时的筛选和过滤，优化校内道德教育环境。
4提高德育队伍和学生媒介素养培养
全球网络一体化的急速成型，如何通过网络手段达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如何学会有效地使用网络获取有效信息，跨越网络使用鸿沟，令“网络化生存”更有意义，是高校师生面临的共同问题，高校应该注重德育队伍的媒介素养的培训，使教师可以熟练地使用现代媒介手段，开展新颖活泼的网络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之中，结合人文关怀和有效的心理疏导，引导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切实有效地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感召力。
参考文献
[1]启绩，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和谐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4.
[2]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0.
[3]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
[4]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