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反常的气候事件始终存在,但是人类正在使这样的气候事件发生得更加严重和频繁。”联合国前任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创始人及首任执行董事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Strong)先生在接受《小康》杂志的专访时,如此开门见山地回答了上面的问题。
《小康》:近年来,极端、反常的气候事件在全球频繁发生,请问原因何在?
莫里斯:与正常气候情况不同,并且能够造成破坏性后果的气候现象就可以称为极端天气,比如干旱、暴雨、飓风等。自然本身的变化是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但现在人类正在越来越多地干预自然变化,以致极端气候事件出现得更为频繁。除导致环境污染的各种工业活动外,地球人口的持续增长也是破坏生态环境,进而引发极端气候事件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人口要比以往多得多,大量的人口对自然资源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同时也给自然和气候系统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伤害,我们甚至可以把极端气候视为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小康》: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再次提醒人们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但就在同月,欧洲经历了严重雪灾;2010年初,中国很多地方春季的气温也明显低于往年。就这些事实而言,全球气候究竟是在变暖还是变冷?
莫里斯:气候变化是始终存在的事实,这样的变化使得地球生命周期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不适合人类生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这段时间里,地球气候总体是在变暖。但在短期内也会出现与总体趋势不符的紊乱现象,比如今年北京的春天就比较冷,有人会因此认为地球并没有变暖。但是,如果持续观察南、北极、高山和大海,我们就会发现地球上的冰川正在持续融化,海平面因此在不断上升,而且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由此可以认定,全球气候正在整体变暖。
事实上,全球变暖已经对人类构成极大威胁。世界上有很多人生活在沿海低海拔地区和小岛屿上。未来,这些地方很可能会被上涨的海水淹没,那里的居民将不得不迁移到大陆上海拔更高的地区。当高山冰雪加速融化时,生活在高山附近的人们最初将遭遇水灾,雪水流尽之后便是干旱。所以,如果人们对全球变暖的事实没有明确认识,而且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今后的日子对于人类而言将越来越严酷。
《小康》:对于后果如此严重的气候变化,人类应该如何应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各自承担何种责任?
莫里斯:试图改变地球气候变化本身的努力大多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可以停止加剧这种变化的破坏活动,并且减少气候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人团结合作,从而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遏制环境污染达成共识和全球行动协议。就目前正在加速的全球变暖现象而言,发达国家无疑应负主要责任,然而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源头之一,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所以,尽管发达国家对问题的形成负有主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责任。发达国家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制定所谓的全球协议,特别是不能没有中国;发展中国家如果不积极行动,那么气候灾难也会加速到来,届时,发展中国家很可能首当其冲。
举例来说,荷兰大部分领土的海拔都低于海平面,但是这个国家很富有,荷兰人可以建设拦海大坝,以此抵御海水侵袭。不过马尔代夫、图瓦卢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却无法支付这样的建设费用,所以在全球变暖、海水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最先沉入海底的可能是这些国家,而不是荷兰。
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如果希望发展中国家加入抑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合作,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防范气候灾难,那么发达国家就必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特别援助。
《小康》:您对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有何评价?
莫里斯:我认为1972年是中国环保事业的一个里程碑。那一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我是会议的总干事,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国派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当时向中国官员表达了我对中国环保工作的建议,那次会议之后,总理曾经表示,环境保护对中国非常重要,并且专门指派了一位参会官员筹建中国的环保机构。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环保事业有所进步,但是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面对的环境、气候问题也比以往更加严峻。中国有大量人口聚居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这些地方因气候变化、海平面上涨所受的威胁要比内陆地区大得多。令我感到欣慰且深受鼓舞的是,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而且领导层已经将抑制全球变暖和环境保护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巴黎大会为何会得到如此高的关注度？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COP21），会议旨在完成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出的目标――制定一份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协议，确保地球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明确2022年后国际社会如何分担责任，避免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巴黎大会被普遍视为“勾画未来气候变化国际新治理体系的里程碑会议”，是一场各国领导人都极其重视的会议。据法国政府统计，出席巴黎大会的各国领导人超过150名。相比之下，出席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领导人只有85人。
由于谈判结果关乎各国切身利益，国际社会时刻关注着巴黎大会的进展，这其中，各国能否达成新的“巴黎气候协议”尤为引人关注。
在众多分析人士的眼中，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框架自《京都议定书》后并没有明显的进展，巴黎气候协议理应推动全球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框架。但现实是，巴黎气候大会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分歧、各国之间缺乏互信以及协议的法律效力等多重挑战。
在当日的开幕式发言中，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了对“巴黎协议”的希冀及对气候治理的建言，全面、公平、有效成为其中的关键词。
气候变化会议进入巴黎时刻，能否开辟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纪元？中国又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巴黎大会：呼唤有效的全球治理
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从1995年开始，联合国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气候大会，主要就《公约》执行情况做总结，通过决议确定规则以及就新的承诺进行谈判。
自此，世界各国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行了长达20年余年的谈判。然而，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机制，国际气候谈判可谓一波三折，进展缓慢。
在历次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分歧，是阻碍广泛协议达成的主要矛盾所在。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究竟应该如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难以达成共识。在这一问题上，是不分发展阶段都应遵守同样的义务来减排和提供融资，还是坚持各国需按照历史责任和目前发展水平，承担不同义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截然不同。
此次巴黎大会就旨在完成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未竟之业”，6年前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安排达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巴黎大会的首要目标是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并适用于各方”的全球减排新协议，将确定2022年后国际社会如何分担责任。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诺，即2022年前每年共筹集100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因此，巴黎大会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各缔约方十分关切。据新华社消息，在大会开幕前，超过160个国家提交了自主贡献文件（INDC），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国家都提交了报告，提交报告的国家碳排放量达到全球碳排放的90%。
但博弈仍将激烈进行，巴黎协议的成功仍面临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分歧、资金技术支持、协议的法律效力等种种挑战。
这些挑战将如何被克服？谁又能引导议题打破谈判僵局？作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历史性地站到了这一舞台的中央。
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为巴黎大会增信心
中国政府对巴黎大会的重视程度显而易见。当地时间11月30日，主席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主席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他指出，巴黎大会要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实施，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巴黎协议应该有利于实现公约目标，引领绿色发展。协议应该遵循公约原则和规定，推进公约全面有效实施。既要有效控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又要建立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推动各国走向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双赢。
主席还表示，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
中国是最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了非常多的贡献和外交努力。这也成为本届气候大会被国际寄予厚望的关键因素。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近年来我国已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支持新能源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大幅下降。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了6.1%，比2010年累计下降了15.8%。
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到2022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水平下降40%～45%。2014年，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承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于随后在向巴黎气候谈判提交的文件中做出正式承诺;美国则承诺，到2025年碳排放将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至多28%。
11月2日，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期间，主席同奥朗德共同发表了《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表明中国支持巴黎气候大会的立场，坚定支持达成一项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构建2022年后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据报道，11月18日，《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在德国伯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令人印象深刻，可称榜样。
她说，作为一个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国采取了“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在正式提交给联合国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确定将使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并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建议中。
应对气候变化对接国内发展目标
中国对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坚持，正在凝聚共识。有评论指出，随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中国国内的发展议程从此将与全球发展议程实现完全对接。
今年6月12日，国务院总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指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我国保障经济、能源、生态、粮食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
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关键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和提质升级发展，拓宽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之路。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研究制定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应对气候变化亦应成为中国能源转型的持续推动力。而中国在巴黎会议上的承诺，也将助力中国进一步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能源领域的改革。
今年2月，位于北半球的英国受到了340年来最高温的“青睐”，同期莫斯科也出现了绿草茵茵的景象，美国东部原本应在4月份盛开的樱花也提前数月绽放。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167年来的最高气温――16℃，进入5月份以来，中国北部一些地区的平均气温高于往年1到3℃……。无数事实指向同一个结论：全球气候变暖。
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政府座谈小组(IPCC)提出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00年中，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升高了0.74℃；过去50年的全球平均气温在过去的500年和1300年以来可能是最高的，20世纪的北半球可能是过去1000年中最热的世纪。
持续“发烧”的地球
在气候不断变暖的过程中，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面积比19世纪中叶缩小了1/3；非洲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冰冠自上个世纪初期至今已经缩小了80％；北极冰层在过去的50年中已变薄40％；“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冰川消减速度近年来呈加速趋势，预计到2050年冰川面积将比现有面积减少28％。
根据专家的分析，地球接收到的太阳光一半多被地球南北两极的冰盖和高原冰雪以及云层反射掉，大约只有47%照射到地球表面。而冰盖面积缩小，被反射掉的太阳光减少，地球的温度就会进一步增高，从而使冰雪融化得更多，冰雪面积进一步缩小。在这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已经不可逆转。据IPCC预测，从现在开始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的“最可能升高幅度”是1.8℃～4℃。
残酷的现实以及振聋发聩的预言让人们为一个日益“发热”的地球绷紧了神经。IPCC在其报告中称，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的关注度已经超过了美伊对抗等国际事务。在前不久世界知名的《自然》杂志评选出的十大年度科学大事中，全球气候变暖榜上有名。无独有偶，英国气象学家警告说，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人类是“元凶”
虽然导致地球变暖的因素中也有自然活动，如火山爆发，但以大规模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人类经济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最大推动力。IPCC的最新评估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过去50年中，全球气温异常和快速升高与人类进入温室气体排放密集期正好相吻合。
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例如工业生产过程直接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和甲烷等；二是人类活动改变了气候，如森林砍伐直接削弱了大气消化CO2的能力，农业活动改变了土地利用状况而增加了大气中的甲烷。而在上述两个因素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气候变化最为猛烈。
二氧化碳是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研究表明，从地球上无数烟囱、汽车排气管排出的二氧化碳约有50%留在大气里，而二氧化碳所产生的增温效应占所有温室气体总增温效应的63%。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自1750年以来，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长了35．4％，且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业革命前的浓度范围，达到了65万年以来的最高峰。仅2006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增加了33%，达到了地球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一个约定俗成的研究结论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每增加25%，近地面气温将会升高0.5?C。
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甲烷、一氧化二氮等致热气体也在近百年人类工业化过程中与日俱增。目前发达国家仍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发达国家人口虽然仅占全球的20％，但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却占到全球的66％，其中美国名列第一，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占到四分之一。
世界经济的噩梦
动植物灭绝、各种瘟疫流行、飓风与热浪等恶劣气候频频出现……，尽管气象学家们制造的预言有点危言耸听，但由于无节制排放温室气体所导致全球变暖，人类所遭受的的“惩罚”其实早已开始。
而且气候变暖，全球经济也将为此支付巨大的代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一项报告认为，如果在未来50年中，各国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每年就将有高达3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无独有偶，IPCC也认为，如果在2030年前不能将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450ppm至550ppm二氧化碳当量之间，全球的GDP可能每年损失0.2％到3％。而英国政府《斯特恩报告(SternReport)》则指出，气候变暖将导致全球GDP每年降低5%到10%。
冰川的加速融化必然导致海平面上升。根据IPCC的调查，全球平均海平面在上个世纪上升了10到20厘米，而海平面上升50厘米会直接导致海岸线后退50米。目前，世界大约1亿居民居住在海平面1米以内的区域。海平面仅仅上升10厘米就可能使马尔代夫、塞舌尔等许多南太平洋海岛从地面上消失，上海、威尼斯、香港、里约热内卢、东京、曼谷、纽约等海滨大城市以及孟加拉、荷兰、埃及等国也难逃厄运。人类数百年苦心经营的工业化成果将付之东流。
干旱、火灾、热浪、风暴等极端天气是气候变暖的直接结果。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比1950年代多了5倍，因此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从1960年代的40亿美元飚升至1990年代的290亿美元。IPCC报告也预测，全球变暖将使地球上近10亿人受到缺水的影响。而且由于气候恶化和生态失衡将产生大量的“气候难民”。据英国“眼泪基金会”的报告称，目前已经有2500万气候难民，预测未来50年，将会产生2亿气候难民，全球经济发展过程的补偿成本将随之无节制地放大。
农业是气候变暖中最为脆弱的行业。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旱灾，世界银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开展的农业扶贫项目中有四分之一面临危机。不仅如此，联合国粮农组织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气温升高2摄氏度，农业可能减产30％；如果不对气候变暖采取任何措施，到21世纪后半期，全球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6%，进而严重影响全球的粮食安全。
经济落后国家将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重灾区”。特别是非洲地区，撒哈拉沙漠面积扩大已经成为该地正面临全球气候变暖威胁的主要“标志”。尽管非洲是废气排放量最少的大陆，但由于经济落后，贫困严重，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更脆弱。
克服变暖知易行难
面对“全球变暖”，世界各地都泛起了一股象征式的运动：悉尼全城熄灯一小时警示全球变暖问题，并把这一小时命名为“地球时间”。法国首都巴黎等多个城市也拉闸关灯数分钟，埃菲尔铁塔的2万盏灯全部熄灭……事实上，这些立足于选举政治或宗教信条的行动不足以抵抗全球变暖。抗拒全球变暖需要全球协同行动和各国制定长效政策。
从目前来看，抗拒全球变暖有两条思路，分属于两大相互不妥协的阵营。持第一种思路的国家相信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并主张通过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来遏制全球变暖。这一派由《京都议定书》批准国，尤其是欧洲国家代表。持另一种思路的国家则不相信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他们主张通过本国科技创新来减少能耗和发展替代能源，并主张用高科技来应对地球自身不可避免的全球变暖问题。持这一种思路的国家以美国为代表。
在G8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布什抛出了一项名为“气候变化动议”的计划，呼吁全球主要经济体与美国一道，在他任期结束前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目标达成一致。但布什的“气候变化动议”仍然没有就减排规模做出承诺，更没有提及具体的时间表。不仅如此，布什仍主张不通过政府的强制措施而是市场的自主安排达到减排。
6年前，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制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如今布什旧话重提，其精心策划的“气候变化动议”无非是原有心迹的再版。
当然，“气候变化动议”要最终取代2012到期的《京都议定书》恐怕没那么容易。布什的倡议必然会遭到欧洲国家的怀疑和反对。
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同步或同等份额的减排和限排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永久逃避此类义务。因为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如果只顾自身利益，最终也逃不过全球变暖的惩罚。正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所强调的，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谁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赢家。
中国无法置身事外
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招徕全球关注的目光一样，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规模和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也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点。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估计，中国2007年将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国。
《纽约时报》甚至在最显眼的位置作出评论，虽然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核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但煤炭的消耗量仍然很大，煤炭虽然便宜但污染更大。所以美国担心如果中国不设置二氧化碳的排放限额，将抵消其他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
按照《京都议定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国家并不承担减排义务，而且还可以依托“清洁能源机制”享受到发达国家提供的减排技术与资金的支持，但中国政府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由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门联合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20世纪中国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变暖的总趋势一致。近100年来的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0．5至0．8℃。今后气候变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到2022年，中国的平均温度有可能上升1.7度，到2050年可能上升2.2度。
IPCC的报告也指出，由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已十分紧张，全球变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比对发达国家要大得多。事实也确实如此，据统计，我国每年受各类灾害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高达2000多亿元。
中国气象局的评估报告认为，气候变暖将使黄河及内陆河地区的蒸发量可能增加15％左右，旱涝等灾害的出现频率会增加，并加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预计2010年至2030年中国西部地区每年缺水量约为200亿立方米。不仅如此，到2030年，中国沿岸海平面可能上升幅度为0．01米至0．16米，导致许多海岸区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产值近3亿元的沿海旅游业将丧失殆尽。
如果各国政府遏制气候变化的承诺没有兑现，最早在21世纪60年代，全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化以前高4℃——来自世界银行一份名为《调低高温》的报告显示。
7月30日—31日，由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办、以“生态文明·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关注气候中国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政商界的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总结应对全球变暖的经验。
阻止全球变暖，这是一个与人人有关、但实践起来困难重重的话题。
“从197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到2012年里约峰会，国际社会谈气候问题至少谈了40年，通过的文件一大堆，可以用吨来计算了。”原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在峰会上感慨。
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较为积极的国家之一。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介绍，中国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一，1997年加入《京都议定书》，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首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重大挑战，关系到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供应、人居环境等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层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气候变化已从环境问题演变成一个环境、能源、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多问题交织的复杂议题。”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介绍：“2006—2012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下降了23.6%，相当于少排放约18亿吨二氧化碳。但现在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排放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未来我们将重点从五方面着手应对气候变化：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到2015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要达到4.5万亿元，年均增长15%以上。
着力推动节能，提高能效。“十二五”期间力争实现节能2.5亿吨标准煤，深入推进工业节能，五年间规模以上单位的工业增加值能耗要下降21%左右，实施绿色建筑行动，完成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4亿平方米以上。
做好42个低碳省区和城市的试点工作，积极探索绿色低碳发展的模式。
加快推进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7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推行居民用电阶梯价格，全面推行燃煤发电机组脱硫脱硝的电价政策。对能源消耗超过限额标准的实行惩罚性电价，实施节能技术改造以奖代补政策，按形成的节能量给予奖励。
对话
李毅中、周长益、宋志平、骆建华、耿承辉畅谈节能减排
资源压力倒逼我国节能降耗
李毅中：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总消耗折36.2亿吨标准煤，约占全世界总能耗的21.3%，只创造了全世界11.6%的GDP，单位GDP能耗是国际水平的2倍，是美国的4倍。
近1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超过0.7，也就是说，GDP要增长1个百分点，总能耗要增长0.7个百分点，即使“十二五”把GDP增幅控制在7.5%左右，能源弹性系数降到0.5以下，预计到2015年一次能源总消耗仍将达到40亿吨标煤。如果再继续“粗放”下去，资源环境将不可支撑。
周长益：当前工业发展形势可以用两句话概括：第一是发展任务极其繁重，党的十提出要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要靠工业发展来支撑；第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已经到了极限，去年我国铁矿石进口是7亿多吨，煤炭进口达到了3亿吨，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煤炭进口国。
骆建华：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一大污染体。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球26%，氮氧化物占全球28%，二氧化碳占全球的20%～25%，很快就将达到美国和欧盟排放的二氧化碳总和。
工业企业是应对气候变化主力
李毅中：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是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领域，工业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70%以上。因此，工业企业也成为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力。
中国政府提出了2022年比2005年二氧化碳单位GDP排放降低40%～45%、“十二五”期间降低17%的减排目标。
我国非化石能源去年占比9.2%，到2015年要达到11.4%，2022年要达到15%，我们要争取这个目标提前实现。
在用能设备方面，要采用先进燃烧技术，提高排烟脱硫脱硝标准，提升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加快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耗能大户积极节能减排
宋志平：如果中国全部采用高标号水泥，能减少40%左右石灰石的用量，将减少4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2012年，中国建材（3323.HK）承担编制水泥生产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为行业走低碳发展道路提供了数据基础。
建筑差不多消耗全社会总能源的40%左右，我们的新型房屋采用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方式，所有集成部件均为绿色环保节能的建材，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节能90%，节水90%，节地10%，房屋材料100%可回收利用，且建造过程中没有噪音、粉尘等环境污染。
耿承辉：在绿色低碳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石化（600028.SH）首先加大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等清洁能源的发展，2012年中国石化天然气产量接近20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9%。
“十一五”期间，中国石化累计节约能源消耗1800万吨，相当于植树4亿棵。过去五年淘汰落后炼油产能1890万吨，更新淘汰低劣的电器设备2500多台套。回收氢气每小时13.7万标准立方，回收液化气每年20万吨。
摘要气候谈判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方式，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国家的不合作态度导致气候谈判至今没有得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因而可以说，气候正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只有坚持气候正义原则、建立良序的气候谈判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构建解决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机制。
关键词气候变化谈判利益冲突全球正义
一、气候变化谈判的现状
近几年来，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已经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一些生态系统所遭受的破坏早已无法逆转，目前世界范围内最突出的环境问题就是气候变化。为了更好的平衡各国间的利益进而推进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气候谈判被提上了议程。全球气候谈判的核心内容是确定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和限排义务，国际气候协议由各国政府自愿达成和签署。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开始于1988年的联合国大会，那次大会通过了题为“为了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43/53号决议，由此国际社会加强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关注。1990年，IPCC¬发表评估报告，肯定气候变化对人类具有严重威胁，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项条约来协调处理这一问题。在随后的1990年12月21日召开的联合国第45届大会通过了45/212号决议，决定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正式启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进程。
国际气候谈判的最重要场合是联合国召开的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缔约方大会。在一系列的缔约方大会中产生了众多的国际公约：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止沙漠化公约》以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协商一致完成谈判，达成《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2001年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最终达成《京都议定书》的详细实施规则，即《马拉喀什协定》；2007年召开的《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经谈判达成“巴厘路线图”，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同意在两年时间内为达成气候目标而谈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际谈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国家是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同时，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媒体、环境非政府组织也都积极参与到谈判中来。
然而，气候谈判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目前，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主要有两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欧盟在谈判中的态度积极，也成为气候谈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中出现了中、美、欧三足鼎立的格局。
二、谈判中的问题及对策
气候变化谈判效果不显著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它的实质是世界各国对全球公共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所酿成的“公地悲剧”，气候变化谈判想要顺利进行下去，必须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实现全球各国的集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大国的作用正日趋凸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大国主导着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而公共产品的提供又是各国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全球公共产品往往由霸权国家、相关国际组织或国际协定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可以是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生效的前提是必须经过缔约各方的参与和认可，否则不能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职能。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问题时，任何一个霸权国家都无力单独提供公共产品，因此，这项工作必须由国际组织承担。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主要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世界气象组织（WMO），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机构还缺乏促使各国产生集体行动的必要机制。
正确对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两条核心原则，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义务，在此基础上按照权利义务分担重新界定减排国家的分类，进而推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有序进行。国际气候谈判在义务分担上不同于其他的多边环境协议，按照《公约》的两条核心原则，可以把国家分为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在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自愿认定，他们是减排的主体，是无条件减排国，同时还要承担资金提供和技术转化方面的义务；经济转型国家主要有中欧、东欧和前苏联成员国组成，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中对经济转型国家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规定了经济转型国家的减排义务，但是对这些国家在资金援助和履约能力上有特殊照顾；在多边环境协议谈判中，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权威的认定标准，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多由各国自愿认定，发展中国家应该成为全球减排的第二梯队，是有条件减排的国家，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规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温室气体的减排；最不发达国家的判定主要依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编制的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目前有50个国家被认定为最不发达国家，在不对他们做强制性的减排、限排规定的同时给予他们专门的优待。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达成的全球减排协议是涉及全人类的最大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对于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共识，各种国际会议和谈判正紧锣密鼓的进行，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同导致谈判无法达成有效的协议，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成一场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国际合作陷入了“囚徒困境”，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陷入困难的境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在某种程度上讲无法安抚各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共同的问题，重新划分减排国家类型，充分考虑排放的流量和存量，人均排放和总排放，在全球正义的大背景下平衡各个国家利益追求的同时采取全球性的集体行动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健康有序进行下去的当务之急。
三、气候正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2012年，用于确认各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京都议定书》即将完成其使命，而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后京都时代”因此而来，气候谈判的焦点随之变为如何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然而“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却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思考。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无果而终，其原因就是各国在“如何分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才是合理的”这一原则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一方面，发达国家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当承担相同的责任和义务，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追溯造成今天气候变化这一结果的历史责任，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因此，国际社会想要在气候谈判的结果中有质的飞跃，想在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分担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必须首先在“如何分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才是合理的”这一原则问题上达成共识，因而，规范气候谈判体系以及谈判所遵循的原则变得异常重要，本文作者认为，良序谈判，是一种可能的最高形态的气候变化谈判形式，而全球正义也因此成为一种可能的最根本的规范模式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国际气候谈判主要围绕的议题是各个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目前，国际公认的减排义务的确认原则主要有四个：历史基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历史基数原则意味着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公平分配应考虑不同国家在之前年代的排放规模：一个国家的具体减排数量应当以该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的排放总量为参考依据；历史责任原则认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恰当分配应当反映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功利主义追求的是功利总量的最大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分配能使受到影响的人们获得最大限度的净幸福；平等主义原则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平等的权利排放相同数量的温室气体，反过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平等的义务减少相同数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发达国家主要援引历史基数原则和功利主义原则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的主张把历史责任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作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和前提，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是全球正义的核心问题之一，全球正义引申的全球气候正义对于构建良序气候谈判有着重要意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视正义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全球正义这一概念打破了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传统上所存在的分割状态从而将制度的道德分析延伸至国际领域，环境保护、生态危机的解决理所当然的用全球正义的方式解决。在现实中，美国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高排放国家存在着对其它国家的不正义行为是不无道理的。全球化浪潮将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凸显出来，而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全球正义的背景下实现大国间的合作。当代关于正义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单一正义价值论，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就是对社会利益的适当划分，即公平的公正。正义的基本含义就是社会平等或社会公平；其二是差异分配正义论。戴维•米勒指出：“在绝大多数当代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社会正义被视作分配正义的一个方面。全球分配正义认为，用差异原则来指导全球财富的分配是建立并维护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气候谈判的焦点正是“各个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用全球分配正义理论规范国际气候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退后一步是建立良序谈判环境的题中之义。
概而言之，气候正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规范气候谈判的本质与关键所在，它从根本上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走向，直接决定着良序气候谈判的建立，从而决定了气候变化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坚持气候正义原则建立良序的气候谈判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构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全球性体制。将气候正义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目标走向，既可以避免当前气候谈判领域的“道德败坏”问题，结束气候谈判的无政府状态，又可以给良序气候谈判的建立提供伦理基础。
参考文献：
[1]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安东尼•吉斯登.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格温•戴尔.气候战争.中信出版社.2010.
[4]庄贵阳,朱仙丽,赵行姝.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5][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新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三第六章涉及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的教学难点在于：概念过于抽象，书本表述过于简单，使一线教师在教学中很难将其与社会、科技的发展联系起来，学生也只能死记硬背，学习效果较差。实际上，在高中进行生物多样性概念学习时，完全可以引用书上的内容引申开去，启发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考虑学生已经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教师可设计相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材料，分析材料中逻辑的正确性，进行深入思考。
以下介绍一种通过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深入思考的教学过程：
一、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在介绍清楚生物多样性概念的基础上，强调生物多样性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产生了生物多样性在全球分布模式的不同。从赤道到两极，生物多样性随温度的降低呈现递减趋势。沿海拔高度的上升，气温下降，生物多样性亦呈下降趋势。沿海水深度，光线减弱，温度降低，生物多样性同样下降。由此可见，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生物多样性应该与温度正相关。
媒体关于气候变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报道，主流媒体认为，人为地大量排放CO2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由此得出物种将在全球气温上升的大背景下加速灭绝，生物多样性将呈迅速下降趋势。
矛盾产生了：生物多样性在全球的分布模式是与温度正相关，为何全球气候变暖反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
二、分析以上结论的逻辑关系
人类工业活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二氧化碳不阻挡太阳辐射中的可见光，吸收红外线，地面热辐射无法逃逸外太空，大气温度逐年增加冰川融化，不能再反射太阳光两极地区的陆地和海洋底部永久冻土层融化，大量比二氧化碳级别更高的温室气体甲烷被释放出来地球加速升温，一发不可收拾过度炎热的气候摧毁岌岌可危的生物圈生物多样性下降，人类生存受到威胁。
三、请学生分析上述逻辑链条的漏洞
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1）目前的地球大气温度在地质史上处于什么状态？（2）全球气候是否在持续变暖？（3）气候变暖是二氧化碳引起的吗？（4）生物多样性与气候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在这个环节，教师需要对有关上述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加以了解。
距人类最近的第四纪大冰期于200万年前开始，截至目前，第四纪大冰期中至少有6个冰期，依次上溯分别为：玉木、里斯、民德、贡兹、多瑙、比贝等。目前，人类还远远没有走出第四纪大冰期，甚至极有可能尚未走出玉木冰期，目前不过处于玉木冰期所属的最近一次亚冰期和下一次亚冰期之间的一个气候相对温暖的短暂亚冰期内。
气候变暖的权威数据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其第一工作组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称：由于自1750年以来的人类活动影响，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浓度已明显增加，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根据冰芯记录得到的工业化前几千年中的浓度值。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主要由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土地利用变化，而甲烷和氧化亚氮浓度的变化则主要是由于农业。气候的变暖是毫不含糊的，目前从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温升高、大范围雪和冰融化以及海平面上升的观测中得到的证据支持了这一观点。在大陆、区域和洋盆尺度上，已观测到气候的多种长期变化，包括北极的温度和冰、大范围的降水量、海水盐度、风场以及包括干旱、强降水、热浪和热带气旋强度在内的极端天气方面的变化。但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之前的“气候门”事件（涉嫌操纵气候数据）影响了该报告的可信度。
大气二氧化碳与气温变化的因果关系学术界并未形成定论。究竟是人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温升高，还是太阳辐射增强导致气温上升，从而加大了海洋、冻土层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就此问题学术界一直在争论。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日前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历史观测数据发现，自1850年以来，留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占其总排放量的比例长期稳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从那时到现在，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已从每年约20亿吨增长至约350亿吨，这意味着地球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另一种观点认为，气候变暖的主导因素是太阳辐射的增强和气候自身活动性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主流观点是生物多样性受到温度上升的影响会加快丧失速度。主要的原因有：生态环境的退化与丧失；物种向更高纬度和海拔迁移；生物物候期的变化，这种变化正造成生态紊乱；动物繁殖受影响；病虫害增强。但反对的声音也存在，即生物多样性在气候转暖时可能有所增加。证据主要有地质史上的泥盆纪、侏罗纪、新生代等温暖期都伴随着生物多样性的极大丰富；另外，最新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对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没有影响，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以及气候变暖有利于那些生长迅速的树木，升高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否扮演了一个肥料的角色而提高绿色植物的光合效率，尚是一个未解之谜；较高的温度可能加速产生新物种的进化速度。
四、师生辩证分析、总结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学生应该对生物多样性与气候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形成自己的认识。在生物教学中处理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时应持的态度：重视现状，“不能无忧，不必过虑”，而不必过虑的前提是不能无忧。特别是在很多现象尚未得到合理解释，人类对自然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约资源，保持环境，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保护森林、草地、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等做法，仍为明智之举。为了人类的未来，采取谨慎的态度总是有益无害的。
同时应告知学生，目前人类对自然界，尤其是生态系统中基本问题的认识还非常浅薄，在很多问题未得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面对海量的媒体报道，要学会筛选合理的信息，对任何问题都要关注其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从而避免陷入认识误区。
参考文献：
[1]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面临的挑战.商务印书馆，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