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财险公司；盈利模式；辩证分析
文童编号：1003-4625(2010)04-0092-02中图分类号：F840.3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财险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却陷入了全行业亏损的困境。争取实现财险行业承保盈利，作为行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已被监管层和各家财险公司提上议程。随着保险市场秩序的不断规范，以及资本市场在爆发式的增长后呈现的持续低迷，如何建立未来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是财险公司目前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目前财险公司的盈利模式分析
盈利模式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的、企业特有的赖以盈利的经营模式及其对应的业务结构。财险公司的盈利模式是由外部经营环境、公司治理结构、战略定位、经营模式、市场策略等多方面综合决定的，并没有一个固定模型。
一般来讲，财险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其利润来源体现为承保利润和投资利润，因此其盈利模式归根到底就是承保盈亏和投资盈亏的不同组合。总结目前国内市场上财险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以投资业务为主的盈利模式。其实质是将在承保业务上获取的现金流，再加上资本金、非寿险投资型产品等其他资金来源，作为保险投资资金，主要投入到股票、债券等市场上获取投资利润。如果承保盈利，则公司的利润是承保利润加投资利润；如果承保亏损，则用投资利润来弥补，多余的利润就是公司的经营利润。
(二)走综合经营和集团化发展之路的盈利模式。财险公司的综合经营是指在财险的基础上成立控股公司，再进入或直接进入其他金融领域，如寿险、银行、证券等，通过发挥范围经济、交叉销售和综合理财的优势，实施更多的金融创新，实现保险公司的价值最大化。此模式已成为保险行业发展的趋势。
(三)靠专业化经营来降低销售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盈利模式。专业化经营是指集中公司主要资源和能力用于所擅长的核心业务，减少销售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增加，从而有效地降低成本，实现承保利润，以此带动公司的成长。如目前市场上的车险专业公司、责任险专业公司等。
(四)以增加机构扩大保费规模为主的盈利模式。从国内财险公司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出，多数保险公司在开业之初即通过增设机构来扩大市场规模和保费规模，短时间内将公司规模扩展到全国各地，以期通过保费规模的扩大来扩大市场份额。在公司经营的前几年基本处于亏损状态，但在公司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实现规模效益，并通过加强经营管理等措施，实现长远盈利。
(五)优化组织架构和业务结构，通过价值链管理的盈利模式。保险公司价值链包括展业、营销、承保、理赔、人力资源、直到价值实现等一系列价值增值活动和相应的流程。价值链管理的意义就是优化核心业务流程，降低保险公司组织和经营成本，提升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归结到根本上就是实现承保利润。
以上几种盈利模式是目前存在于我国保险市场上的主要盈利方式，多数盈利模式是以一种混合的方式贯穿于各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并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转换。
二、财险公司的现金流模型及盈利模式探讨
财险公司作为金融企业，除了具有一般企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外，还具有金融属性。因此，对财险公司盈利模式的探讨不应止于主营业务类型(即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还应该深入到其现金流模型来分析。下图是一张财险公司现金流模型的简要演示图：
其中虚线表示的是承保业务因收入在前、支出在后的时差而留存在保险公司，可用于投资的现金流，巴菲特称之为“浮存金”。浮存金的资金获取成本取决于承保业务的综合成本率。浮存金的大小视公司业务规模、现金流管理等因素而定，一般来讲，其占承保收入的比例为40％左右。
因此，从财务角度来看，财险公司盈利主要取决于：1.承保业务的盈亏；2.承保业务的规模和现金流管理水平；3.投资收益率。
三、建立财险公司可持续盈利模式的相关建议
对目前的财险公司而言，缺的不是对盈利模式的认识，而是如何更好地处理一些关系和问题，如：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的关系、投资业务和承保业务的关系、保费规模与业务质量的关系、两核管控与营销的关系等。基于对这些关系和问题的思考，以上述对财险公司盈利模式的辩证分析为基础，笔者对建立财险公司可持续盈利模式有如下粗浅建议：
(一)坚持“两个轮子”走路，“一个方向盘”带路。“两个轮子”是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历史地看，尽管保险资金运用对于提升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承保业务长期亏损，单纯依赖投资盈利的经营模式并不能持久。财险公司应根据自身承保业务的盈利能力确定资产配置战略，努力在承保业务与投资业务间寻求平衡，必须两者并重。“一个方向盘”是承保业务的综合成本率，企业经营、绩效评价、预算管控、考核奖惩都必须以综合成本率为核心指标。
(二)保持适度的保费规模和合理的增长率。一方面，摊薄职场费用、人力成本、行政开支等固定成本需要一定的保费规模，否则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适度的保费规模及合理的增长率所贡献的现金流是维持公司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适度的保费规模可以通过如下公式测算得出：
盈亏平衡下保费规模=年最低运营成本/1-(赔付率+保单获取成本率+管理费用率)
(三)强化现金流管理。财险市场的激烈竞争、财险费率的市场化、财险行业的高税负已经极度压缩了承保业务的利润空间。根据上面描述的财险公司现金流模型，如果没有现金流，财险公司将很难实现盈利，而有效的现金流管理则有助于增大公司的盈利空间。
举个例子，假设某年度保费为100，浮存金占保费收入比例为40％，年度可用资金平均余额为浮存金的50％，年度投资收益率为6％，则浮存金当年的投资收益=100×40％×50％×6％=1.2。不要小看这1.2，其对降低综合成本率的贡献将直接达到2.4个百分点(假设按1/2法计提责任准备金)，这还不考虑这部分浮存金在以后年度的收益。如果进一步强化现金流管理，以提高浮存金比例的话，其对降低综合成本率的贡献将更大。
有效的现金管理手段包括资金集中管理、收支两条线、减少资金在途和沉淀以及运用IT先进管理工具等，通过这些手段可以提高浮存金比例。
(四)建立成本管控的长效机制。企业的经营方针，归根结底始终是围绕着“生存发展，开源节流”八个字。开源是增加业务来源，扩大业务规模，提高人均产能，降低成本费用率。节流是合理降低费用开支的绝对额。两者是成本管控的两个方面，要建立财险公司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就有必要合理降低成本。
1.号召全员培养良好的成本管控意识，树立正确的成本观。对有效益的投入要积极大胆，没有效益的投入则要坚决杜绝。
2.成本管控制度化和日常化。同时加强预算管理，做到开支有据、管控有度。
3.建立成本管控的奖惩机制。
参考文献：
[1]李光荣.民族保险业的生存与发展之道(第二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会展产业链;盈利模式;基地展览机构
中图分类号:F710文
会展业具有1:9的经济关联带动效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把展览业作为商品流通、科技合作、文化交流、发展旅游、拉动经济综合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加剧,会展产业链既有传统盈利模式受到冲击,并出现一些全新的盈利节点。
一、企业盈利模式及会展盈利模式
企业盈利模式即企业通过怎样的模式和渠道来赚钱。企业盈利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主式盈利,通过开发产品,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实现盈利;一种是外延式盈利,通过资产重组、兼并、收购等实现盈利。
会展盈利模式即会展企业在自身及上下游价值链中建立的赚钱渠道和模式。会展企业的运营包括展馆自身与展览项目的运营,本文主要论及以自有场馆为经营基地的会展企业(也称基地展览机构),不限定于以运营具体会展项目为主的展览项目公司。
二、会展产业链解构及盈利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会展经济是集商贸、交通、运输、宾馆、餐饮、购物、旅游、信息等为一体的经济消费链。从会展业务流程来看,会展产业链主要包括:会展策划与会展组织、场馆规划与建设、营销与广告宣传、工程(布展)及电信服务、运输报关服务、金融保险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交通住宿与餐饮旅游娱乐休闲服务、人才培训、会展管理与评估等。
会展产业链的绝大多数收入目前集中在展览项目自身。自有展馆的展览机构(也称基地展览机构),如承办广交会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展览出租展位、展览服务、广告媒体经营收入等是传统盈利点。去年以来,每年两届广交会直接和间接效应之和超过300亿,占广州市全年GDP近4%。承办方的消费支出带动举办地广州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批发与零售贸易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信息传播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租赁业等部门。
会展经济兼具商业性和公益性。在办展获取商业利润的同时,会展具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公益属性。如政治宣传类会展、司法展览、文体类会展、科教类会展等都有其社会效应。随着电子商务等新媒介试水虚拟展会对实体展会造成冲击,会展企业的传统盈利模式受到影响,有必要重新分析全产业链盈利节点,拓展有成长前景的新利润增长点;对现有盈利模式,也要进行更新,拓展其盈利潜能。
三、会展产业链盈利模式及利润增长点分析
1.场馆建设及物业增值盈利模式
场馆本身是会展经济的基础。从场馆建设角度出发,会展经济最重要的盈利模式是通过周边土地的升值实现投资回报。涉及场馆的建设和经营,通常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政府统一建设和经营。发达国家如德国等就是由各级政府投资兴建展馆,并以综合效益提高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引入战略投资人,管理方是会展公司的董事局,而所在城市的市长可能出任董事局主席。政府投资有利于实现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结合。第二种模式类似香港模式,即以土地换展馆。政府划拨土地,由相关公司建设展馆,并可配套建设酒店、公寓、写字楼,展馆所有权归属政府,但政府不收使用费,展馆依靠自身运营实现良性循环。
展览场馆通过展览的举办可为当地带来高强度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加剧相关服务业集中,带动周边地区配套设施的完善,从而带旺物业增值和盈利。如广州市在投资兴建国际会展中心时,不仅直接投资场馆建设,还投资改善场馆周边道路、绿化、停车等市政配套设施,铺设顺畅的路面和地下轨道交通网络,使展览场馆周边地价大幅升值。
2.场馆租赁盈利模式
场馆租赁盈利模式是展览场馆所有者通过合同形式将经营场地出租,并从中收取一定租金的盈利方式。所有权与经营权在一定程度上分离,承租人按合同规定交付租金和维护资产外,享有较大的经营自,能够不受行政干预地安排和组织场馆的人、财、物。目前,场馆租赁是自有展馆的基地展览机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3.产业链增值服务盈利模式
展览机构通过向上下游客户即展会组织者和参展商、采购商等提供增值服务获取盈利,通过整合社会化服务资源,积极开发引进与展览、展馆配套的服务项目,包括工程搭建、展具租赁、广告制作、餐饮住宿、商务礼仪、旅游票务等,提供增值服务。这样能有效实现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也可在拓展利润渠道的同时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形成核心竞争力。
4.自办展览盈利模式
展览机构自办展览集场馆优势、服务优势、本土产业优势为一体,可有效拓宽盈利渠道。目前,国际基地型展览巨头,自办展均占绝对份额,如科隆展览公司展馆95%是自办展,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展馆自办展占70%;从经营收入来看,汉堡展览公司70%来自自办展、15%来自客展、另有15%来自会议;意大利米兰展览公司自办展和客展各占50%。拓展自办展盈利模式,基地展览机构可利用自身资金和资源优势,以兼并、收购、合作等模式在外地或国外举办自办展、合办展;对于成熟的自主品牌大展,可通过服务、展期、展馆位置优先倾斜等措施,扶持其发展成为超大型的世界级品牌展;对于产业布局上有后发优势的题材、高新技术、创新型题材,要抢占展览题材,创办新展,并实行场租优惠等扶持策略[1]。
5.展会电子商务盈利模式
展会网站定位于为会展所有活动与企业提供各种营销服务。展会电子商务拓展展会宣传、招商、招展渠道,实现实体展会和网络展会的有效互动;优化展会管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能延伸展会服务和功能,提供高附加值的捆绑式、一站式服务,有效锁定目标客户。展会电子商务业务如能运作上市,将是会展企业的重要新利润来源。
网上展会业务的运营重点在网上展会、网络广告、网络信息增值服务、数据库营销等方面,除与传统B2B网站类似的赢利方式即广告和收费会员收入外,展会网站还可销售会展的附属产品,如展商名录、会展杂志、会展刊物等。展会网站要实现盈利,要针对主办机构、会展服务商、参展商等不同用户进行个性化开发和维护,确保网站界面友好、导航准确、网速流畅、搜索到位。同时,加强展览项目相关资源整合,使网站成为资讯和贸易撮合平台,并提供各种会展定位、市场调研、品牌推广、渠道与客户资源共享等服务。
6.展览会议论坛模式
展会集聚大量人流、信息流,是商家获取信息、进行市场营销的重要场所。展览性会议功能的影响力可彰显展览本身的辐射力。如“广交会区域经济影响研究项目”调查显示,每届广交会参展商在广州举办会议、产品推介会等相关活动的费用总计为1.88亿元,两届合计约3.8亿元,市场容量非常诱人。开拓“展会论坛”及系列会议的主、承办业务将带来丰厚利润[2]。
7.展览场馆和展览公司的资本运作盈利模式
资本营运的目的就是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或者壮大资本实力来增强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展览场馆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仅仅靠国家拨款和企业自身积累,不符合收益与风险对等原则,展览场馆可利用资本市场,通过直接投资、发行股票、发行债券、银行借款和租赁等方式,实现展馆资本的保值、增值,增强展馆的盈利能力。此外,目前展览公司利用自有雄厚资金进行资本运营成为新趋势,运营方式主要是展览项目的并构重组、展览品牌收购等。
8.展馆品牌和展会品牌盈利模式
提升展馆品牌可增值无形资产。知名的品牌展览场馆普遍具有技术领先优势,拥有作为卖方市场的价格谈判筹码;同时,容易在注意力竞争中胜出,获取新闻宣传和政府管理资源的倾斜;此外,品牌价值的提升意味着展馆无形资产的升值以及较高的价格认同,办展方、参展商等愿意支付较高价格购买知名品牌的服务。
提升展会品牌价值可获取超额利润。知名展会以其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参展效果提供品牌保证,同时,知名展会有能力应对竞争对手的攻势,巩固客户忠实度。因此,要注重对已有展会品牌的注册、防伪、维权以及内容创新,保持品牌在业内的领先地位,确保品牌自身的增值。
广州对外贸易展览公司借鉴其母公司运作广交会的成功经验,积极培育自主知名展会。如对自有品牌广州国际家具博览会,为解决展会规模扩张和展馆面积瓶颈的矛盾,学习广交会“分期办展”的做法,实行展会分期,展会规模扩容的同时有效提升了专业性,巩固了其业内领先地位。
四、结语
被誉为朝阳产业的会展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产业转型加速,会展产业链的盈利模式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以“二八法则”确定会展产业链的盈利侧重点,以优势资源挖掘扶持影响全局的利润增长点;以“SWOT分析”为行业和企业把脉,准确定位战略方向;以“波士顿矩阵”原理分析展会品牌的战略取舍等,强化“金牛”和“明星”品牌,放弃“瘦狗”和“问题”品牌,改善业务组合;以“流程再造”、“价值链分析”控制成本,突出竞争优势等[3]。国际会展业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作为极具经济拉动作用的新型经济形态,我国会展产业链如何实现盈利模式和达成方式的创新,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在浏览器最初作为一款上网的工具时，它的收费模式本来曾得到了用户的普遍认可，后来，随着上个世纪微软IE与网景浏览器的大战上演，浏览器进入了一个由付费到免费的新时代。直到现在，在IE强势垄断下，免费模式一直延续了下来，而收费模式几乎不可能重现。但浏览器厂商，特别是那些单一独立的浏览器厂商，并不是慈善机构，无论是开源的Firefox还是非开源的IE，他们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因此，浏览器在不断革新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新的盈利模式。而浏览器在探索盈利模式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寻找自身的发展之路；确切的说，盈利模式决定了浏览器是生存模式，甚至是生与死。现在，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当前浏览器的主要盈利模式。
通常而言，浏览器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企业定制
与诸多其他互联网应用一样，主流浏览器基本秉承着IE浏览器“延续”的“用户免费，企业付费”的模式。通过针对不同企业的特殊需求，为企业用户提供区别于一般浏览器的定制服务，以期制定出更好的上网体验方案而获取利益。
最近，Firefox浏览器所有者Mozilla基金会决定：待Firefox3.5正式版后，将允许企业用户完全定制Firefox浏览器。Mozilla此举意指分食微软的IE企业用户；说白了，Mozilla是想把触角伸向微软的地盘，希望从IE的企业用户中分一杯羹。这就是典型的“企业定制”收费服务。
二.与搜索引擎合作分成
这是多数浏览器都采用的盈利模式。比如Firefox浏览器，依靠其庞大的用户数量，通过将Google作为FireFox的默认搜索引擎的方式与Google达成合作，进而实现了广告分成，获利颇多。国内的傲游、世界之窗等IE内核浏览器基本也基本沿用了这一模式。小则申请百度联盟账号，市场占有率高的则直接与国内的百度、Google中国合作，从广告分成中盈利。
三.其他第三方服务推广
除了与搜索引擎合作，一些单一的浏览器公司，如傲游还往往与其他一些企业等第三方服务、软件公司合作，利用自身庞大的装机数量来帮助他们宣传推广，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这样做，普遍被认为是以牺牲用户体验为前提的，但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来维系企业生存，浏览器厂商也迫不得已。
四.网友捐赠
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浏览器本身很难找到一条清晰的盈利路线，网友的捐助行为不仅是对自己喜好的浏览器的支持，也算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块可获得的利益不多，精神上的支持大于物质上的鼓励。
除了以上四种，当然还有其他的盈利模式，但在所有的可实现盈利的手段中，浏览器最主要还是与搜索引擎合作。曾有数据显示，位列浏览器市场第二的Firefox，其盈利额有超过85%的部分来自Google。由此可以想见，浏览器盈利不是靠软件本身，而是依存于其他合作方。说得严重点，浏览器是互联网应用中的工具，而不是获利的终端，它一直像“寄生虫”一样的生存着。
看到这一点，也许你已经明了：靠浏览器本身几乎不可能找到前景明朗的盈利模式，也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资金流。
关键词：台湾银行业；盈利模式
引言
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盈利模式，盈利稳定性、盈利成长性均可以通过其盈利模式得到体现。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是在一定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下，以一定资产和负债结构为基础的主导财务结构，从利润结构角度分为利差主导型和非利差主导型[1]。我国商业银行大部分还是属于利差主导型。本文着眼于两岸银行业将逐渐展开竞争的事实，选取已在大陆设立分行的六个台湾地区的银行，分别为国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国泰世华银行、合作金库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第一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华南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这些银行的年报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其资产负债结构与损益结构，并与大陆五大银行进行比较，充分了解并对比两地银行业的盈利模式，进而为大陆银行业发展提供提升其竞争能力的建议。
1台湾地区银行业的盈利模式分析
1.1台湾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的特点
从这几个银行的资产投放结构看，台湾六个银行大部分以存贷款业务为主，贷款占总资产均值为67.1%，超过大陆五大行均值16个百分点。其中可以看到，国泰世华银行贷款占资产比值最少，土地银行的比值最大。从投资类资产比值来看，国泰世华投资类资产大幅领先同行，从2011年财务报告可以看到，其资产有24.89%投放于无活络市场的债务商品，这些债务投资中有95%是投放在台湾岛内基金、短期票券，剩下的大部分投资了美国的证券化商品，这部分资产需承受较大的风险。合作金库的投资类资产不及6%，六个样本银行该比值相差很大。
从负债结构看，大部分银行均以存款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大陆五大行存款负债比为82.82%，低于台湾六个银行的均值近4个百分点，国泰世华银行2011年存款负债比甚至超过了九成。从另外两个比例看，台湾样本银行向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的比例均值也大幅低于大陆五大行，发行债券筹资占比则小幅超出五大行均值，可以看到，存款占负债比在减少，而其他融资手段所产生的资金正在逐步增加。整体来看，台湾六个样本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性不及大陆五大银行，存贷业务仍占据主导地位，资产投放和资金来源结构有待调整。
1.2台湾银行业损益结构的特点
从台湾样本银行的收入来源可以看出，虽然存贷业务在台湾银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净利差小和净利息收益率远不及大陆银行业，利息净收入并没有占据营业收入相应的比值，所以台湾银行业在其他利润增长点上下足了功夫。2011年利息净收入占比台湾六行均值69.03%，低于大陆五大行76.94%的比例，由于台湾“央行”2010年启动升息循环，银行放款利率回升，台湾银行业利息收入2011年明显增加。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来看，国泰世华银行同样大幅领先同行，大陆五大行2011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最高者为建设银行的21.91%，最低者为交通银行的15.40%，整体水平较均衡。投资收益占比，大陆五大行表现就逊色很多，五大行均值不超过1%，而台湾六个银行均值在7%左右，国泰世华2011年投资收益占营业收入达11.81%，从上文知道其投资性资产占总资产近33%，这些资产带来了相应的回报。大陆五大行均值2010年兑换收益占比只有微薄的0.16%，2011年升至0.41%，而台湾银行业2011年均值为3.21%。从收入结构上看，台湾六个样本银行传递出来的收入合理性，均衡性远远优于大陆五大行，由于利息收入受挤压，中间业务的深开发就变得十分重要。
从费用占总资产的比例来看，不管是利息费用还是非利息费用（营业费用），台湾六个银行的均值都小于大陆五大行。而且，从另一层面看，高占比的存款类资金来源并未带来相应的高额的利息支出，且利息费用低于营业费用，摒除不同的利率环境，台湾银行业控制费用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
1.3台湾银行业盈利模式整体评定
第一，台湾银行业的资产分布和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不利于盈利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只有改变以贷款性资产和存款性负债为主的模式才能保证利润的长期稳定增长，相对于台湾银行业单一的资产负债结构，大陆五大行资产分布和资金来源比较合理。
第二，与大陆五大行高占比的利息收入不同，台湾六个样本银行传递出来的比较均衡合理的收入结构，虽然其盈利重心还是放在利息收入上，还是属于利差主导型的盈利模式，但是平均来看，非利息收入已经占了近四成的份额，这是大陆银行业目前还无法达到的。
2通过杜邦分析体现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杜邦分析体系通过对重要的财务指标进行分解从而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关联整体，运用杜邦分析法，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盈利能力的各个因素。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评定企业盈利能力最重要的指标，便是杜邦分析的源头指标。本文选取台湾六个样本银行中综合表现最佳的国泰世华银行作为分析的重点，与大陆最赚钱的银行工商银行作对比，以更好地说明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杜邦分析的架构[2]如下：
通过杜邦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其中便可解释为什么国泰世华的ROE几近只有工商银行的一半左右。
首先，可以看到国泰世华的利息收入占总资产的比重不及工商银行的一半，由于岛内银行业过度竞争，存贷款产品同质化严重，加上利率自由化，净利差微小，利息收入占总资产比完全不能与大陆相提并论，这也成为其ROE较低的重要原因。
其次，手续费收入占总资产的比同样不及工商银行，大陆银行手续费项目繁多一直备受诟病。从年报看，银行的手续费收入增速甚至高过业绩增速，2011年五大行的手续费收入同比增幅均超过30%，工商银行2010年手续费占比对ROE的贡献为0.58%，2011年达到了0.7%，而其他收入一项不及0.1%。国泰世华银行在其他收入这一项体现出了不一样的赚钱能力。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投资收入和兑换收入作为中间业务收入彰显银行未来的盈利潜力及合理的盈利模式。
再次，看费用类占总资产比对ROE的负面影响，国泰世华在费用类这一大项基本上完胜工商银行，体现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费用管理水平。在台湾岛内激烈的存贷竞争中要做到降低利息费用实属不易，而国泰世华的利息费用占比不及工商银行的一半。从所得税方面看，工商银行2011年所得税费率23.5%，其所得税费占总资产比例超出了国泰世华37个基点。依台湾金融相关规定，对于金融控股公司下持股90%以上之子公司可以选择合并申报所得税，国泰世华作为国泰金融控股集团百分之百控股的子公司，依规定可以合并申报所得税，从而税收负担较轻[3]，其2011年所得税负只占总资产0.07%，国泰世华比工商银行多了制度上的优势，在资产减值损失一项，国泰世华仅有0.01%，远低于工商银行的0.22%。
最后，看权益乘数一项。权益乘数也称财务杠杆，表示企业用多少净资产橇动总资产运作，财务杠杆越大表示负债水平越高，银行的财务风险越大，理论上讲，当资产收益率（ROA）为正时，越大的权益乘数会带来更高的资本收益率，但是银行应该要寻求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以平衡收益与风险的关系。在权益乘数这一项，国泰世华略大于工商银行，表明其负债水平较高，但二者相差无几，对造成两者ROE差距的影响不大。
3台湾银行业盈利模式对大陆银行提升盈利能力的借鉴意义
3.1参照金融控股模式，放开业务管制
受大陆银行产业严格的业务管制，银行主要以传统的存贷款为主，加上利率还未市场化，大陆银行业享有央行保护性的利差收入，通过分析台湾六个银行，其中的国泰世华银行、第一银行、华南商业银行均为金融控股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其盈利来源结构也优于其他非控股银行，大陆可以仿效台湾以金融控股制度做为混业经营的雏形，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放开银行混业经营，让银行参与证券、保险、租赁、信托等金融业务，推出更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增加营业收入，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4]。
3.2加大资源投入，提高投资收益
大陆银行的手续费收入逐年增长，但是投资收益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却显得无足轻重。2010年和2011年大陆五大银行的投资收益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不及1%，而台湾六个样本银行的指标均值却在7%左右，差距十分明显。一方面由于大陆银行证券投资的范围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则彰显了大陆银行业在投资收益方面的重视度不够，投资收益对应表内投资类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超过20%的投资性资产却未获得相应比重的投资收益，体现出了资金管理与分配的不科学。因此，大陆银行业应加大人才与技术的投入，加快开发各类金融投资工具，提高国内外金融市场运用本外币资金的能力和水平，走出传统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主非利息收入的增长模式，开辟另一个利润增长点，使收入结构更具多样性、合理性。
3.3控制费用支出，降低运作成本
台湾银行业通过金融控股形式大幅降低费用支出，虽然成本收入比大幅高于大陆银行业，但其费用支出占总资产的比重却远远低于大陆银行业，这说明台湾银行业在采取严格谨慎的费用控制政策的同时，在客户服务和技术更新上加大了投入，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客户源而且提高了服务质量[5]，大大提高其综合实力。虽然与台湾银行业相比，大陆银行业在成本控制方面的劣势不是非常明显，但是过度规模扩张却未带来相应的规模效应，各项费用攀升，蚕食营业收入，从而妨碍利润的稳定增长。大陆银行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合理投放资金，完善存贷款定价机制，进一步处理好规模与成本的关系，在严格控制费用同时增加营业收入，从而提升整体的竞争力。
4结语
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机构经营混业化两大趋势下，大陆银行业面临资产和业务实力强大的外资银行的竞争，实现从依赖利差收入的传统盈利模式向多元化经营的新模式转变，是中国商业银行提高行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通过对台湾本土银行的盈利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对在非利息业务领域及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大陆银行业应取其精华，平衡风险、成本与收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升整体盈利绩效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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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大强.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观察，2009（2）：28-3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3YJA630020）、中南大学教师研究基金（中国企业盈利持续性研究）
作者简介：周浪波（1971―），男，湖南宁乡人，中南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财务；关健（1973―），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
摘要：从增长同步性、增长稳健性和增长稳定性三个维度测度企业增长状态，并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2年财务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企业增长状态的财务后果。研究发现，增长同步性、增长稳定性均显著提高了公司盈利能力并降低了财务风险，而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的偏离度与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与财务风险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企业增长；财务后果；盈利能力；财务风险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4）05-0065-04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增长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成长性也是投资者最关注的价值判断指标。麦肯锡研究表明，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的公司，在下一个经济周期到来之前消失的概率是其他公司的5倍，可见，适度的增长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并非所有的增长都是有效的，增长有好坏之分。有盈利的增长、风险可控的增长、可持续的增长是可靠的增长，是良性的增长；没有盈利的增长、不计后果的增长、不留余地的增长是无效的增长，甚至是毁灭式的增长。如何科学度量企业增长状态并研究其财务后果，不仅是基础的财务理论问题，更是重要的战略实践问题，它对于企业增长战略的制定和增长行为管理有重要指导意义。
以拉巴波特（1986）企业价值现金流贴现模型为基础，汤谷良（2004）进一步将企业价值构成分解为三个基本维度，即增长、盈利与风险[1]。企业价值三维理论的提出使企业价值模型从一种管理理念演变为可操作性的管理技术，企业有效战略的形成前提是对增长、盈利、风险三维的动态平衡予以必要关注。与此相对应，企业战略和规划产生三层基本任务：管理增长、追求盈利和控制风险。企业价值驱动的三个维度各自有独立的经济意义，同时又相互关联。当我们将增长作为一个独立因素考察其财务后果时，盈利能力及风险水平就应该是其关注的焦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流星”现象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企业增长财务后果的广泛关注。Hyun-HanShinandReneM.Stulz（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合理的增长率是可以为企业带来资产现金流的增长，而超速增长不但不会增加企业价值，而且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从而毁损企业价值[2]。CyrusA.Ramezani，LucSoenen，andAlanJung（2002）利用美国1990～2000年每年近2156家公司23720个观察值，通过实证研究显示：随着销售的增长，公司的盈利指标也上升，但存在一个最优点，进一步的增长会毁损股东价值，并对盈利能力有负面影响。相反地，拥有稳健的销售的企业却能获得高回报率，为股东创造价值[3]。上述结果也得到了Ruller和Jensen（2002）的验证，Ruller和Jensen指出，如果一个企业的预期增长率超出了行业增长率，如果不能很好解释怎样和为什么可以达到这种“超常业绩”，这种增长就注定要失败。因此，公司的战略导向应该从“先增长，后盈利”向“有盈利的增长”的转变。
崔学刚（2008）基于我国电信与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企业盈利、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增长与企业盈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增长与价值创造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4]。李东红（2011）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增长波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以EVA衡量的企业价值与增长波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该研究结论表明，管理增长不仅要重视增长的速度，更应关注增长的波动，适度增长才是企业持续创造价值的前提[5]。
企业增长对财务风险的影响是企业增长财务后果的另一重要研究视角。按照传统MM理论，具有好投资项目的企业不会因为增长而增加财务风险，因为良好的投资回报率能保证企业匹配融资，从而不会破坏资产负债表的平衡。然而，在现实的融资约束下的企业增长必然导致高财务杠杆，而杠杆作用会降低企业融资增长的能力，从而增大财务风险。LarryLang（1996）研究表明，企业增长速度与企业风险之间呈现某种正相关关系[6]。RobertC.Higgins（1997）研究认为，快速增长可能导致企业资源变得相当紧张，除非管理层意识到这一结果并且能够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防范，否则快速增长将会导致企业破产[7]。崔学刚等（2007）基于我国电信与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研究了企业增长与财务危机的关系，结果显示：超速增长公司的财务危机概率显著大于非超速增长公司，公司超速增长在其后1～3年内显著增加了财务危机概率[8]。
已有主流研究一般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盈利能力指标，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净资产收益率受资产回报率和财务杆杠的双重影响，其结果不只是反映增长本身的经营管理效应，而且夹杂着公司财务政策选择所产生的杠杆效应，有可能扭曲实证结论。另外，主流研究以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财务风险的指标也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对一些通过并购扩张的企业而言，合并报表可能存在大额商誉，但其不具备真实的支付能力。本文试图在研究增长财务后果过程中，对评价指标进行适当修正，分别以资产回报率、有形资产负债率作为盈利和风险水平衡量指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增长状态测度
本文分别从增长同步性、增长稳健性和增长稳定性三个维度测度企业增长状态，从而对企业增长状态的描述更完整①。
1.增长同步性。
实现与行业的同步增长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从中短期看行业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而企业能否实现与行业同步增长对其竞争力、盈利和风险状况有显著影响。因此，将行业平均增长率引入作为衡量企业增长速度高低的基准有重要意义。增长同步性可以用行业同步指数衡量：行业同步增长指数=企业实际销售增长率/行业平均增长率。
2.增长稳健性。
以行业为参照评价增长速度反映企业实际增长的相对表现，但与企业增长能力相脱节。罗伯特・希金斯所提出的“可持续增长率”概念为我们基于自身能力评价企业增长速度的高低提供了新的视角②。企业增长稳健性可以用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的偏离率衡量：企业可持续增长偏离率=（实际销售增长率-可持续增长率）/可持续增长率。偏离率越小，增长的稳健性越强。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的偏离程度以可持续增长偏离度衡量：企业可持续增长偏离度=实际销售增长率-可持续增长率/可持续增长率。
3.增长稳定性。
观察企业连续一段时期企业收入情况和增长率的变化，可以更直观展现企业的增长形态，大致可分为渐进式增长与跳跃式增长两种情形。渐进式增长强调伴随所处行业商业环境的演变以稳妥、较慢的速度实现增长；跳跃式增长则力求以最短的成长周期达到尽可能高的业务规模和市场份额。前者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特征，后者则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企业增长稳定性可用企业销售增长变异系数衡量：销售增长变异系数=销售增长率标准离差/销售增长率均值。变异系数越小，增长稳定性越强。
（二）企业增长状态对盈利和风险的可能影响
适度的增长有助于提升企业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挖掘潜在资源潜能，充分发挥资源杠杆作用，从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盈利能力的提升可以增强企业内部资源积累，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过度的增长意味着企业业务范围和规模的急剧扩张，大大提高管理的复杂性。当这种增长超越企业自身管理能力时，往往对企业盈利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销售的增长往往以资产规模的膨胀为前提，资产的扩张将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内源融资能力不足的情形下，将严重破坏企业现金流平衡，增加企业财务危机的概率。增长不足表现为企业销售增长率长时间低于行业平均增长率，或企业实际增长率低于希金斯模型财务可持续增长率。如果企业长时间低于行业平均增长，意味着企业在行业中竞争地位下降，在原材料采购、营销推广、规模经济等方面均将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企业实际增长率低于可持续增长率，意味着企业财务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无疑将对企业盈利状况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增长不足会导致企业资金结余，从短期来看可以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渐进式增长不追求增长速度最大化，而是一定风险和利润水平相平衡的合理增长速度。渐进式增长从短期看可能牺牲盈利，但有助于实现规避风险、稳健经营的目标。跳跃式增长的风险和难度最大，一方面，是由于高资金需求企业需要面对资金瓶颈，对企业融资能力和资金平衡管理能力提出挑战；另一方面，是如何实现企业整体“同步化”：市场规模成功扩张的同时实现企业组织、管理和文化的共同进化。跨越企业正常生命周期的跳跃式增长，短期可迅速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盈利性，但如果缺乏精细化的管理规划，企业的资金链条、组织体系和应变功能将变得极其脆弱，从而极大地破坏财务结构的平衡性。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企业增长行业同步性越高，盈利能力越强。
H2：企业实际销售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偏离程度越大，其盈利能力越低，财务风险越大。
H3：企业增长稳定性越高，盈利能力越强，财务风险越低。
三、企业增长财务效应的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制造业2009～2012年连续上市的988家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扣除数据缺失、非标准审计意见和指标计算结果无意义样本，最终得到737家有效样本观测值，所有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技术有限公司CSMAR数据库。考虑到单一年份指标值可能出现异常波动，影响评价的客观性，相关变量计算以2010～2012年指标平均值为依据，数据分析采用SPSS19.0软件。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将资产规模、行业类型作为检验企业增长状态对盈利和风险的影响的控制变量，变量定义见表1。在此基础上建立以下检验模型：
ROA=β0+β1SGS+β2SGD+β3GCV+
4SIZE+γi∑INDi+ε（1）
LEV=β0+β1SGS+β2SGD+β3GCV+
4SIZE+γi∑INDi+ε（2）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表2描述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公司2010～2012平均资产报酬率8.19%，平均有形资产负债率46.89%；行业同步增长指数均值1.49，表明多数样本公司实现了超过行业平均的增长速度。实际销售增长率均值23.95%，远高于同期可持续增长率均值11.01%，且平均销售增长偏离度高达218.10%，表明整体而言公司增长激进。从增长稳定性看，2008～2012年样本公司实际销售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均值达到1.83，表明整体而言公司增长的稳定性较差。
2.回归结果分析。
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主要模型参数估计与检验结果如表3。
回归方程F检验和回归系数T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和模型2回归方程、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均有显著意义。模型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行业同步增长指数与资产报酬率显著正相关，标准相关系数为0.317，而增长偏离度、销售增长变异系数与资产报酬率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标准相关系数分别为-0.545、-0.094。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增长偏离度、销售增长变异系数与有形资产负债率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行业同步增长指数与有形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综合模型1和模型2回归分析结果，支持本文研究假设。控制变量公司资产规模与盈利能力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而与有形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说明规模大的公司利用其相对优势的信用地位，使用了更高的财务杠杆。
四、结论与启示
以上基于制造业2010～2012年财务数据分析了企业增长状态对于盈利能力和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现与行业同步增长对于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控制财务风险均有重要意义，而偏离自身财务能力的增长及跳跃式增长模式对于盈利能力和财务风险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可持续增长偏离度与资产报酬率和有形资产负债率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达到-0.545和0.179，再一次说明了罗伯特・希金斯模型“可持续增长率”对于企业增长战略制定的重要指导意义：企业能实现多高的增长不取决于经理层的主观意愿，而取决于企业的实力。超越自身能力的“超常规增长”不仅未能实现业绩同步提升，而且大大提高了公司财务风险，这与“价值驱动”的增长理念背道而驰。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在保持与行业同步增长的同时，采取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稳健型、渐进式增长策略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注释：
①
已有研究多以企业实际销售增长率这一单一指标衡量企业增长状况，但由于不同行业增长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不同企业增长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相同的销售增长率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存在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简单使用实际销售增长率指标测度企业增长状态其科学性和完整性不足。
②希金斯“可持续增长率”是指企业不对外股权融资并保持目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的前提下，企业可实现的最大销售增长率。希金斯“可持续增长率”充分考虑了企业增长的财务约束，若企业实际增长率远高于可持续增长率，表明企业增长激进；企业实际增长率远低于可持续增长率，表明企业增长保守；企业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接近，则表明企业增长相对稳健。
参考文献：
[1]汤谷良.试论企业增长、盈利与风险战略三维平衡管理[J].会计研究，2004，（11）：31-33.
[2]HyunHanShinandReneM.Stulzfirmvalue，risk，andgrowthopportunities[J].FinancialAnalystsJournal，2000，（6）：27-41.
[3]RamezaniCA，SoenenL，JungA.Growth，corporateprofitability，andvaluecreation[J].FinancialAnalystsJournal，2002，58（6）：56-66.
[4]崔学刚.企业增长、盈利与价值创造[J].当代财经，2008，（8）：125-128.
[5]李东红.企业增长波动对价值创造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6）：73-77.
[6]Larrylang，EliofekandReneM.Stulz.Leverage，investment，andfirmgrowth[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96，（4）：135-152.
[7]AlfredRappoport.Creatingshareholdervalue：thenewstandardforbusinessperformance[M].TheFreePress，1997：135-147.
[8]崔学刚，王立彦，许红.企业增长与财务危机关系研究[J].会计研究，2007，（12）：55-62.
ThreedimensionalEvaluationandFinancialEffectofEnterprise's
GrowthStatus：EmpiricalEvidenceBasedonChina
ListedCompaniesinManufacturingIndustry
ZHOULangbo，GUANJian
（SchoolofBusiness，CentralSouth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3，China）
一、欧洲大陆留存收益会计模式
在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为了约束公司过量分配，往往从法律上要求公司必须留有一定积累，以利公司持续经营，维护债权人利益。欧洲大陆国家对留存收益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商法》和《公司法》中。通常预先提留“盈余公积”，即按法律规定提取一定比例的留存收益作为盈余公积。
（一）德国模式
在德国，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权益项目下列有盈余公积，盈余公积下面又列有四个子项：法定盈余公积（Legalreserve）、对自己股票的盈余公积（Reserveforownshares）、规章性的盈余公积（Statutoryreserves）、其他盈余公积（Otherrevenuereserves）。
法定盈余公积用于弥补亏损和转增资本。这个做法与我国是类似的，所不同的在于计提比例不一样。根据德国《股份法》第150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应将年度盈余减除上个年度的亏损结转后的5%划入法定盈余公积（Legalreserve），其数额最高可达资本金的10%或者达到章程上规定的更高比例为止。上述规定表明：公司每年把当年利润弥补上年亏损后，将余额的5%作为法定盈余公积，并且还规定了计提上限10%.一般来说，当资本公积与法定公积之和不超过股本比例的10%时，可用法定公积弥补本年度亏损或以前年度亏损；当资本公积与法定公积之和超过股本的10%时，除了弥补亏损外还可以转增资本。
对自己股票的盈余公积，其数额为“自己股票”（相当于国际惯例中的“库藏股票”）的市值，主要是用于当自己股票再出售、再发行、注销时，或当自己股票价值按一个较少价值调整时，减少或注销该盈余公积。规章性盈余公积，主要是根据公司的规定自主计提的盈余公积，或根据法规计提法定盈余公积与资本公积之和超过10%的部分。由于有这样两种来源，所以它可以由公司按其规章使用或按法定盈余公积规定的用途使用。其他盈余公积类似于我国的任意盈余公积，由公司自主决定计提比例，主要是为了稳定股利的分配，确保小股东在公司盈利时能分得一定的股利。
（二）法国模式
法国对留存收益的规定同德国相似。根据《1966年7月24日第66-537号关于商事公司的法律》第34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制公司，应从当年会计年度利润中，减去过去的亏损数额之后，提取至少1/20的款额用于设立准备基金，称为法定准备金。在准备金数额达到公司资本1/10时，上述款项的提取不再具有强制性。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德法两国对计提法定盈余公积的规定实质是相同的，甚至连计提比例也相同。
法国在资产负债表中将盈余公积列示为：法定盈余公积、由条例或规则规定的盈余公积（ReservesrequiredbyarticlesorReservesrequiredbyregulatlons）、其他（任意）盈余公积。与德国相比，法国的盈余公积少了“对自己股票的盈余公积”这一项。同时，法国财务报表附注中还要求对盈余公积进行更详细地披露。
二、英美留存收益会计模式
在英美会计模式中，公司的利润分配由公司自行决定。对留存收益，法律上没有强制要求公司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这是与欧洲大陆模式最大的一个差别。公司对于因特定目的而需要保存的留存收益，只能是暂时的，在特定目的达到或不再需要时，应转回供利润分配之用。而在欧洲大陆模式中，公司每年按法定比例固定提留的盈余公积，则是永久性的，不能转入未分配利润。
（一）英国模式
根据英国《公司法》第117条规定：董事会在提出任何股息前，可从公司盈余中提取他们认为适当的数目作为一项或多项储备金，董事会可以自由决定把储备金使用于最适宜使用盈余的任何地方，在使用期间董事会可根据同样的自由决定权，或是把它用在公司的业务上，或是用于董事会认为合适的投资（除公司的股份外）上。董事会也可为谨慎起见，将他们认为不宜分派的任何盈余结转下届而不提作储备金。上述规定表明：公司对于因特定目的而需要保存一部分留存收益时，决定权在公司董事会，并且认为有必要时才提。
由于英国对盈余公积的计提不作法定要求，因此英国的财务报告中不存在“法定盈余公积”项目。但对于根据董事会决定提留的储备则要求披露。在英国资产负债表中，要求披露“对自己股票的储备”（Reserveforownshares）、“公司条例（或章程）所规定的储备”（Reservesprovidedforbythearticlesofassociation）等内容，并列于“资本和储备”（Capitalandreserves）栏下的第四部分“其他储备”（Otherreserves）中。如果公司当年根据董事会的决议不提取这些储备，则不用披露，灵活性很大。
（二）美国模式
同英国做法类似，美国也没有要求公司计提法定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的分配由公司自己决定。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留存收益分为“已分拨的留存收益（Appropriatedrerainedearnings）”和“未分拨的留存收益（Unappropriatedretainedearnings）”。
在美国，股份公司在进行留存收益的分配时，如果不用于支付股利而被指定为其他用途，并从当年税后利润中扣除，称为留存收益的分拨（Appropriationsofretainedearnings），或称为限制用途（或指定用途）的留存收益（Restrictionsofretainedearnings）。这个“其他用途”包括：用于公司股票回购（同德英两国“对自己股票的盈余公积”）用于公司扩张的内部融资以及公司章程的限制等。公司的税后利润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和用于指定用途之后，剩下的才是可分配给股东的留存收益，即未分拨的留存收益。在《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awareGeneralCorporationLaw）第171条“特殊用途储备金”中规定：董事可从该公司资金中划拨出一部分，作为一项或多项储备金，用于任何适当目的下的股息支付，且可对一项或多项储备金子以撤销。
美国的财务报告中有一张专门报表用来反映留存收益，即留存收益表（Thestatementofretainedearnings）。这张表中涉及了留存收益的期初、期末数及股利分配情况，但对留存收益的分拨情况没有披露。公司往往在资产负债表中对留存收益的分拨进行说明，一般是在“留存收益”项目后面加括号注明分拨的金额及用途。另外，在财务报告附注中也对分拨情况予以反映。
三、两种会计模式的比较及启示
（一）两种会计模式的比较
在利润分配中预先提留盈余公积的制度，是欧洲大陆国家会计实务中通常的做法，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还有重大的影响，像发达国家中的意大利、日本，发展中国家中的墨西哥、中国等都有类似的做法。国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要求公司定期计提固定比例的法定盈余公积，其目的在于促使公司稳健经营和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重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职能的一种表现。
在英美法系国家，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充分重视“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因此政府极少干预公司的具体事务。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英美两国留存收益的分配由公司自行决定的做法了。由于法律上没有作强制性的要求，因此公司对留存收益的分拨，只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在特定目的达到或不再需要时，立即从已分拨的留存收益转回至未分拨的留存收益，用于向股东派发股利。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维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使投资者能及时得到回报。
另外，由于各国对留存收益的具体规定不同，导致各国对其披露要求也不一样。总的来说，德法两国在法律上有明确计提盈余公积的规定，财务报告中均有固定的披露，而且均须披露法定盈余公积。英美两国将留存收益的分配权交给了公司董事会，因此留存收益分配的披露视公司情况而定，但若有分配则必须披露。英美两国不要求计提法定盈余公积，自然也就不用披露。
（二）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留存收益制度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做法：在法定盈余公积的规定和披露上同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类似，但在具体操作上仍有差别。在当今国际会计协调化的背景下，我国留存收益制度仍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1.适当调低法定盈余公积的计提比例和上限。德法两国的计提比例均为5%，且有上限为10%；我国计提比例为10%，上限为50%，无论是计提比例还是上限均高于德法两国。可见我国的会计政策倾向于保护国家（大股东）利益。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小投资者投身于资本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法定盈余公积制度也应作适当修改。笔者认为应适当调低法定盈余公积的计提比例和上限，将更多的利润分配给广大投资者（中小股东），使他们的投资能够得到充分回报，这样才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2.特定公司应不受法定盈余公积的限制。从法律上看，强制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就是强制公司增加自有资本，减少股利分配，扩大经营规模。但并不是所有公司都适合的。对特定的投资公司、基金公司、希望资本退出的公司，它们不是要增资，而是要减资。例如，对于一个处于夕阳产业的公司，如果逐步缩小公司规模，逐步退出资本更符合股东利益，那么强制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也就是要求公司增资，这样就会损害股东利益。我国《公司法》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公司的特殊要求，缩小了法律的适用范围。因此建议《公司法》考虑这些公司的特殊需求，对专门的投资公司、基金公司应作专门的规定，使其不受法定盈余公积的限制。
关键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微利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2.5；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2-0023-06
一、引言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独特设计，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显著的“微利现象”。1998—2009年ROE处于[0，1%]区间（微利区间）的上市公司数量共有970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为5.78%，而ROE处于[-1%，0）区间的（微亏区间）上市公司却不到30家，所占比例仅为0.13%。在2001—2003年，平均有65%的亏损公司在阈值0点处进行了盈余管理并达到了避免报告亏损的目的（吴联生，2005）[1]。那么，这些公司采用了哪些盈余管理方式，各种盈余管理方式的采用程度如何，对于这一问题目前还鲜有研究。许多研究验证了我国微利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胡玮瑛等，2003[2]；周晓苏，2004[3]；干胜道等，2006[4]），也有研究发现微利公司存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张俊瑞等，2008[5]；朱朝晖，丛丽莉，2011[6]）。但是，以上研究都是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进行的单独检验，并没有将这两类盈余管理方式结合起来，微利公司是否同时存在两类盈余管理方式以及两类盈余管理方式采用的程度及其二者之间的联系，目前研究还没有涉及，而对此研究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微利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监管者识别和防范微利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研究微利公司是否同时采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式，以及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采用程度。
二、文献回顾
盈余管理是造成会计信息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是经营者运用会计手段或者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Healy&Wahlen，1999）[7]。从盈余管理的实现方式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Schipper，1989）[8]。前者是通过会计手段（主要是会计政策）实现的，而后者则是通过有意安排真实的交易活动实现的。自Healy（1985）和DeAngelo（1988）从应计项目视角研究盈余管理以来，应计盈余管理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并成为盈余管理研究的主流[9-10]。然而，随着Healy&Wahlen（1999）和Dechow&Skinner（2000）指出管理者除采用应计盈余管理方式外，还可能会采用加速销售和延迟已有研发计划、减少当期的研发费用和维修费用等真实活动来操纵盈余，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才受到关注[7，11]。国外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两种盈余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12-17]。
对于应计盈余管理，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也主要集中在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存在性和具体方式研究上。张俊瑞等（2008）以及朱朝晖和丛丽莉（2011）借鉴Roychowduryd（2006）的研究方法，证实了我国微利公司存在基于保盈动机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5-6，13]。李增福等（2011）发现在股权再融资及定向增发过程中，上市公司同时使用了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18]。李彬和张俊瑞（2010）发现上市公司利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实现现金流量扭负目标[19]，赵景文和许育瑜（2012）也发现，上市公司会出于税收筹划目的对盈余管理方式进行选择，但没有发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被采用[20]。
微利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迹象。但是，微利上市公司是否同时存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方式，还是只偏好其中一种，以及这两类盈余管理方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在现有文献中还鲜有涉及。本文以微利公司为研究样本，同时研究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采用程度，并比较我国微利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偏好。
三、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发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可以相互替代使用，管理者可以通过一种方式或两种方式的同时使用实现盈余管理目标（Barton，2001[14]；Pincus&Rajgopal，2002[15]）。相较于应计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偏离，与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决策很难区分，不易引起审计师和市场监管者的注意，随着会计准则和证券监管制度的完善，管理者更偏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Grahametal.，2005）[12]。但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是通过不同的交易处理来调节利润的，只能在会计年度内使用，而且不能对盈余管理的后果进行准确控制。而应计盈余管理由于是通过更改会计估计或会计政策调节应计利润，可以在会计年度终了后财务报告日前进行，相较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应计盈余管理对利润的影响更快速而且能准确控制（Zang，2011）[21]。因此，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下，微利上市公司很可能同时采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式调节利润以避免亏损。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微利公司同时存在显著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四、样本选取与模型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特殊性，本文选取1998—2009年所有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共15196个有效年度样本，按下面步骤对数据进行筛选：（1）由于盈余管理程度计量模型对数据的连续性要求（最少三年），删除数据不连续年度样本2139个；（2）删除收入为负或为0的年度样本57个；（3）删除股东权益为负或为0的年度样本477个；（4）删除其他数据不全的样本19个，剩余有效年度样本12504个，共1572家上市公司。
本文对应计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采用分年度分行业估计，因此对上述12504个有效年度样本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划分的行业分类进行分年度分行业统计，共拆分成144个有效年度行业样本。为保证模型估计的可靠性，剔除掉公司数目不足12个的年度行业样本12个，还剩122个年度行业样本，有效年度样本为12305个，平均每个年度行业约有不低于100个的样本量。
本文将净资产收益率ROE处于[0，1%]这一区间的上市公司界定为微利上市公司，全行业12305个样本中共有674个样本为微利上市公司。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1）应计盈余管理的计量。应计盈余管理有多种计量方式，但相关研究表明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的计量结果最为准确（Dechowetal.，1995）[22]，因此本文选择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量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应计盈余管理程度。
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中，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估计模型如下：
NDAi，t=？鄣1■+？鄣2■+？鄣3■+εi，t（1）
其中，NDAi，t是公司i经过第t-1期期末总资产调整的第t期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驻Si，t是公司i第t期与第t-1期营业收入差额，？驻RECi，t是公司i第t期与第t-1期应收账款差额，PPEi，t是公司i第t期期末的固定资产原值，Ai，t-1是公司i在第t-1期期末的总资产。？鄣1、？鄣2、？鄣3是不同年度-行业的特征参数，其估计值是由模型（2）回归估计取得。
■=？鄣1■+？鄣2■+？鄣3■+εi，t（2）
其中，TAi，t是公司i第t期的总应计利润，其余数据解释与模型（1）相同，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TAi，t/Ai，t-1-NDAit。
（2）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计量。常见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主要包括三种：销售操控、费用操控、生产操控。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和李彬等（2009）的研究，采用异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异常酌情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分别计量上述三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13，23]。具体估计模型如下：
■=？鄣1■+？鄣2■+？鄣3■+？鄣4■+？鄣5■+？鄣6■+εi，t（3）
■=？鄣1■+？鄣2■+？鄣3■+？鄣4■+εi，t（4）
■=？鄣1■+？鄣2■+εi，t（5）
模型（3）中，CFOi，t表示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TCi，t表示现金流中相关的税费开支，ECi，t指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OCi，t表示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模型（4）中，PRODi，t表示制造成本，即t期的销售成本与t期和t-1期的存货差额之和；模型（5）中，DISXi，t表示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其他变量解释同模型（1）。
与Jones模型类似，异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R_CFO）、异常酌情费用（R_DISX）和异常生产成本（R_PROD）分别为各自的实际值减去上述模型估算出的正常值。
一家公司可能会同时使用多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总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应为上述三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之和（下文用RM表示）。由于一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其他真实盈余管理手段的结果，如扩大生产不仅导致当期异常高的生产成本，也会导致异常低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因此三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的结果之间具有抵消作用，为了尽量避免这种影响，本文分别用以下两种形式表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程度：RM1=（-1）*R_DISX①+R_PROD，这里只考虑异常酌情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是因为扩大再生产也会导致当期异常低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如加入R_CFO，可能会导致总体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虚增；RM2=（-1）*（RDISX+RCFO），由于异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不仅由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引起，也可能由销售操控等引起的，因此在RM2中考虑到了其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引起的异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2.解释变量。以企业是否处于微利区间作为被解释变量。SUSPECT是哑变量，当样本公司处于微利区间时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公司规模（SIZE）、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比率（MTB）和总资产报酬率（ROA）是影响盈余管理程度的重要因素。其中，SIZE是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由于被解释变量Yt是对正常值的偏离，为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也为了控制行业影响，各控制变量取值为样本公司实际值与各年各行业样本平均值的偏离值。
（三）模型设计
根据研究假设，相较于非微利公司，微利上市公司应存在显著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特征，为此构建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Yt=？鄣+β1（SUSPECT）t+β2（MTB）t-1+β3（ROA）t+β1（SIZE）t-1+εt（6）
在模型（6）中，因变量Yt是样本公司根据前文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计算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异常现金流（R_CFO）、异常生产成本（R_PROD）和异常酌情费用（R_DISX）及总体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RM1和RM2）。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盈余管理模型计量结果
应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分别对122个年度行业样本进行估计，得到各模型的平均系数、模型拟合度R2和相关系数均值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R_PROD估计模型的拟合度最高，达到了90%，与Roychowdhury（2006）②的计量结果89%相当，R_CFO和R_DISX的模型拟合度分别为34%和19%，说明模型拟合较好，应计盈余管理模型为10%，与Roychowdhury（2006）的计量结果相比，没有Roychowdhury（2006）的计量效果好，但总体趋势相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盈余管理模型估计的可信性[13]。
（二）相关性分析
表2列示了1998—2009年12305个有效年度样本对应的盈余管理相关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结果。单位资产总应计利润（TA/A）和单位资产经营活动净现金流（CFO/A）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基本会计理论相一致。
DA与R_CFO显著负相关（-71.9%和-63.1%），与R_PROD显著正相关（22.4%和13.9%），与R_DISX显著负相关（-8.1%和-8.6%），说明（1）我国上市公司为了实现盈余目标同时采用了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式；（2）某一盈余管理活动会同时影响其他盈余管理活动，如扩大生产不仅造成当期异常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增大了可操控性应计利润。R_CFO与R_PROD显著负相关（-32%和-32.9%），与R_DISX显著正相关（7.2%和3.8%），R_PROD与R_DISX显著负相关（-36.8%和-43.5%），这与前文的分析一致，扩大生产增加生产成本的同时减少了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减少酌情费用的同时也会增加现金流，某一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会对其他手段的计量产生影响。
（三）微利公司与非微利公司的均值和中值比较
表3为1998—2009年的微利公司样本与剩余总体样本的相关会计数据的均值和中值比较结果。由于资产总额与销售收入高度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89.5%，Spearman系数为81.9%），所以CFO/A、PROD/A和DISX/A相当于是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生产成本和酌情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从表3中可以看出微利公司的CFO/A和DISX/A均显著低于非微利公司，均值差异分别为3.2%和2.8%，中值差异分别为2.8%和1.6%，与前文分析一致，存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公司具有较低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和酌情费用。
微利样本公司R_CFO和R_DISX要显著低于非微利样本公司（均值差异分别为-1.5%和-2.3%，中值差异分别为-1.2%和-1.5%），R_PROD要显著高于非微利样本（均值差异何中值差异分别为3.9%和3.0%），说明微利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要显著于非微利公司。总体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结果也显示出微利公司的总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平均程度要比非微利公司高到6.2%和3.9%（中值差异分别为4.7%和2.8%）。
但是经过前期总资产调整的总应计利润（TA/A）和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的均值和中值并没有显著差别，这可能是因为剩余总体样本并不是一个很纯净的对比样本，其中不乏存在一些其他盈余管理动机很强烈的公司。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微利公司还是非微利公司的平均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都很低，均不超过1%，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样本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并不明显，另一种可能是样本公司中存在向下盈余管理的公司，而使得均值和中值的比较存在误差。为进一步验证，将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化（ABSDA），则微利公司的平均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达到6.9%（中值为4.7%），显著高于非微利公司的5.2%（中值为3.7%）。
（四）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模型的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第1列是因变量Y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的回归系数，自变量SUSPECT系数为0.015，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微利区间上市公司单位资产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平均要比非微利区间样本公司高1.5%。
第2列和第3列是因变量Y为R_CFO和R_DISX的回归系数。R_CFO对应的SUSPECT的系数为-0.008，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微利样本公司单位资产异常现金流要比其他公司平均少0.8%。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因为剩余总体样本的单位资产现金流均值仅为5.9%。R_DISX的SUSPECT的系数为-0.023，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微利区间样本公司单位资产的异常酌情费用要比其他公司平均少2.3%，而剩余总体样本的单位资产现金流均值仅为9.2%。这说明相较于非微利公司，微利样本公司存在显著的销售操控和费用操控行为。
第4列为R_PROD的相关回归系数结果，其对应的SUSPECT的系数为0.023，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微利区间样本公司单位资产异常生产成本平均要比其他公司多2.3%，剩余总体样本的单位资产现金流均值为64.6%。说明微利公司存在于与生产成本相关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导致其异常生产成本要高于其他利润区间样本公司。
第5和第6列为总体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的回归系数结果。RM1和RM2对应的SUSPECT的系数分别为0.046和0.03，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微利区间样本公司单位资产的总体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要比其他公司平均高到3%或4.6%；且与DA的1.5%相比较说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微利公司调增利润的主要手段。
六、结论
本文以我国1998—2009年深市和沪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微利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研究发现，微利上市公司同时存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微利公司调增利润的主要手段，微利公司的总体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比非微利公司的总体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平均高3%或4.6%，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平均只高1.5%。所以，对于投资者和监管部门而言，识别和防范微利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更为必要，并且已有研究表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负向影响更为深远。
注释：
①因异常酌情费用是负向的影响，其越小表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而异常生产成本越高则表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为了避免求和导致二者影响程度相互抵消，故此将异常酌情费用乘以（-1），表示异常酌情费用越高，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②Roychowdhury在其“Earningsmanagementthroughrealactivitiesmanipulation”一文中对1987—2001年416个年度—行业样本进行模型估计，得出的异常生产成本、异常CFO、异常酌情费用及应计盈余管理模型的平均模型拟合度R2分别为89%、45%、38%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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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Management，ChinaUniversityofMiningTechnology，Beijing221116，China）
关键词：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会计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作为盈余管理研究的基础，盈余管理的计量一直是各国学者关注的重点。盈余管理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国外研究中应计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主要有总体应计利润法、具体应计利润法、盈余分布法、非线性应计法几种，计量模型既有微观公司层面的又包括宏观国家层面的。近年来学术界将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从应计盈余管理拓展到真实盈余管理，并设计了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因此，本文致力于对1985年以来国外盈余管理计量的方法进行综述，并予以评述。
一、国外盈余管理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型简述与评价
（一）总体应计利润法总体应计利润法又称应计利润分离法。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在权责发生制下，企业的报告盈余可分为经营性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两部分（应计利润可看作是对经营性现金流量的调整）。经营性现金流量是企业现金流变化的结果，比较客观。企业若从这部分盈余入手进行盈余操纵，需从源头上做出改变，即操纵真实的经济业务。这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还需要企业各个业务部门的配合，故早前的应计盈余管理计量模型都假定经营性现金流不可操纵。应计利润因权责发生制而产生，涉及到大量的主观判断，企业进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或者提前或推迟确认业务时点，就可方便地实现盈余管理的目的，而且比较隐蔽。但企业操纵应计利润也不能太过随意。权责发生制的产生是为了调整交易发生的时点与现金收付时点的不一致，所以应计利润中反映这一客观调整的部分是非操作性的，能真正反映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是操纵性应计利润。总体应计利润法的目标就是通过研究影响非操作性应计利润的因素，将操纵性应计利润从总的应计利润中分离出来。自从1985年提出Healy模型以来，基于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NDA）影响因素的不同判断，不断有学者推出新的、修正的总体应计利润模型。具有代表性的包括DeAngelo模型（DeAngelo，1986）、Jones模型（Jones，1991）、修正Jones模型（Dechow，SloanandSweeney，1995）、Jones模型的衍生形式、DD模型（Dechow，Dichev，2002）、行业模型（Dechow，Sloan，1991）。总体应计利润法历史最久，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最多，但其缺点也较明显，主要是计量结果存在较大误差。总体应计利润法认为销售收入、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等是影响非操作性应计利润的主要因素，对其它因素考虑较少。事实上，影响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因素还有很多，像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大小、行业周期等。且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不一样，相比之下，总体应计利润法过于简单。同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总体应计利润法下的很多模型如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模型，其检测盈余管理的能力并不高。不过该方法优点也比较突出：首先，该方法简便易懂，清晰明了，故而应用比较广泛；其次，分离得到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实质为一复合变量，可涵盖多种盈余管理行为，如提前确认收入、改变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式、利息费用不恰当的资本化等，综合性较强。
（二）具体应计利润法具体应计利润法是总体应计利润法的延伸。如果对研究对象所在行业和经营状况了解，就可在事前预估企业进行应计操纵的主要手法，找出影响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关键因素，分析企业盈余管理水平。BeaverandEngel（1996）等研究发现了银行业通过调整贷款损失准备来实施盈余管理的证据。Petroni，RyanandWahlen（2000），GaverandPaterson（2000）等认为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是一个应用特定分离方法的理想环境，发现财务状况较差的保险公司比财务状况好的保险公司具有更低的索赔准备。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相关背景和盈余操纵手法了解的越多，具体应计利润法的应用也更加广泛。具体应计利润法的应用条件与最大优势均在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随着研究的广泛与深入，研究者拥有更多的背景知识与经验积累，可以迅速定位应计操纵涉及到的关键因素。那么在此种情况下采用具体应计利润法，设计出的模型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噪音更少，研究结论也更可信。如果研究者相关背景知识和经验储备不够，无法事前判断企业可能的盈余管理方式，则此种方法便无从谈起。同时具体应计利润法针对性强的优势也导致了该模型只能局限于研究对象所在的行业或部门，难以推广。因此，很多学者建议将此方法作为总体应计利润法的辅助，而不是完全依赖。
（三）盈余分布法BurgstahlerandDichev（1997）提出的盈余分布法是一种极富创意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该方法遵从结果导向而非原因导向，着重于检测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存在，不关注企业盈余管理的方式和动因。该方法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定：正常情况下，即不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时，企业的盈余在统计上遵循正态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光滑。若有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存在，则企业盈余对应的概率密度函数呈现不连续状态，会有明显的突兀处，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临界点，如盈余为零的点，上一期盈余水平对应的点，分析师预估的本年盈余对应的点。若在盈余为零的点附近呈现不连续分布，说明企业可能有避亏动机，在上一期盈余水平附近不连续，可能企业有避免利润下滑的动机。若在分析师预估的本年盈余处有异常，说明企业有迎合分析师预测的动机。此法常用的两种检验方法是：直方图；构造概率密度函数进行统计检验。直方图法可以简单直观地判断是否在关注点处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但是不能指出盈余管理的频率与幅度；而概率密度函数通过假设未管理前的盈余分布特征，构建预期的分布概率密度函数，与实际的分布概率密度函数进行比较，可以得到盈余管理的频率与幅度，结果的可靠性受到假设限制。盈余分布法因其简单直观而大受欢迎。它巧妙地绕开了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大减少了工作量。且其检测出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仅包括应计方面的操纵，还包括后面所述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概括性极强，同时解决了总体应计利润法与具体应计利润法中考虑变量不全面的问题。但其结果导向的研究方式也决定了此法只能用于检测盈余行为存在与否，而不能给出有关盈余管理方式和动因的相关信息。近来有学者对其成立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即便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企业盈余在统计上也不一定呈现连续的正态分布，反之，企业盈余概率密度函数的不连续性也不全由盈余管理所致。Beaver和McNichols（2004）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所得税和特殊项目对于盈利和亏损企业的不对称处理可以解释三分之二的盈余分布的不连续性；Durtaehl和Easton（2005）指出盈余分布在零处的不连续性是受到除数（股价或市场资本）、样本选择偏差、零左右两边观察值的特征差异（市场定价和分析师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差异）的共同影响，并不能归于盈余管理。
（四）非线性应计利润法Ball和Shivakumar（2006）指出传统线性模型忽略了会计稳健性原则对于收益和损失的不对称处理，导致自变量系数被显著地削弱，从而使得对应计项的估计存在偏误。会计稳健性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谨慎反映，以试图确保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得到充分考虑，既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费用。其最主要的特征是经济损失或坏消息比经济利得要更加及时地通过应计项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反映在会计收益中，经济收益更基于实现原则，而经济损失则会更及时地得到确认，这种不对称性表明应计模型应该是分段线性的，而不是线性的。不对称地及时确认利得和损失（会计稳健性）是会计盈余的一项重要属性，Basu（1997）的研究发现：当对正的和负的股票回报分别回归时，现金流和盈余展现了不同的增量斜率。也就是在亏损的年度，现金流与应计项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弱。考虑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的非线性模型在计量盈余管理上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分段线性模型的贡献在于：第一，相比于同等的线性应计模型，非线性应计模型解释了更多的应计项的变化；第二，分段线性模型增强了当期盈余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能力；第三，在线性模型下，及时确认损失可能被误认为是盈余管理，但实际上及时确认损失（即会计稳健性）是应计会计准则的基本属性。总之，这些证据证明了包含了及时确认损失的不对称性的分段线性模型提高了应计利润模型的解释效力，同时也表明了传统的线性模型会误估可操控性应计（DA）和不可操控性应计（NDA）。考虑会计稳健性的分段线性模型是对传统线性应计模型的重要修正，它为盈余管理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其缺点是计算较为复杂，所需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
（五）真实盈余管理法SOX法案的实施使通过应计项进行盈余管理受到一定的限制，很多企业被迫转向更为隐蔽的盈余管理手法，即真实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是指企业通过操纵实际经营活动和交易，误导利益相关者相信财务报告目标已经通过正常经营活动予以实现的行为。如企业通过关联交易提高收入，减少期间费用和资本投资以操纵真实盈余或者回购股票以防止员工期权到期引发的每股收益降低。尽管很早有学者开始研究真实盈余管理，但直到2006年，Roychowdhury才系统化地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进行了分析和阐述，设计出了较为成熟的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Roychowdhury认为企业主要通过增加销售折扣或改变信用政策、提高产量、减少可控性期间费用支出这三种手段来达到预期的盈利目标。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分离出企业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期间费用来检测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在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上，Roychowdhury借用Dechowetal.（1998）设计的思路来计量企业正常经营现金流（CFO）、生产成本与可控性期间费用，由此计算出异常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期间费用。企业异常费用可由企业实际可控期间费用减去正常可控期间费用得到。DanielA.Cohen，AiyeshaDey，ThomasZ.Lys（2008）通过运用这些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发现萨班斯法案颁布后，企业通过应计项进行盈余管理的水平降低，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上升。真实盈余管理是一种新的盈余管理方法，它不仅会影响应计项，还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现金流。而针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相对零散和滞后，目前尚无统一标准。类似于总体应计利润法将总的应计利润分离为操纵性应计利润与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法的关键是从实际盈余中分离出非操控性真实盈余与操控性盈余。但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多种多样，十分隐蔽，难以预测。故未来真实盈余管理计量的研究任重道远。首先，应尽力拓宽研究范围，对各种真实盈余管理手段有所涉略，形成职业嗅觉，从企业看似正常的经营业务中识别出真实盈余管理的痕迹。其次，未来的实证研究可针对企业各项业务各个击破，深入识别日常业务的本质，发掘其中的一些关键操纵点。最后，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相互影响，在未来的计量中，应考虑如何排除二者之间的内生性相互影响，这样会大大分别提高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计量的准确性。
（六）宏观的盈余管理模型前述盈余管理模型都是从微观企业的层面运用具体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以检验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适用于行业间或公司间盈余管理的比较。而Leuzetal.（2003）则认为公司内部人有保护控制权私利的强烈动机，其将会利用盈余管理手段对外部投资者隐藏公司的真实业绩。因此，一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如公司股权结构、对外部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及其法律执行力度、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等势必会影响内部人操纵盈余的空间。他们设计出用于跨国比较的宏观盈余管理模型，衡量了31个国家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水平。该模型从四个方面打分，最后取其平均分值作为衡量一国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这表明在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分散的股权结构下，一个国家给予外部投资者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时，将限制内部人获得控制权私利，相应地降低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该宏观盈余管理模型使得盈余管理跨国研究成为可能，拓宽了盈余管理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同时，该模型也表明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保护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公司的治理状况对于盈余管理是有影响的，在研究中应予以控制。但是，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宏观盈余管理模型只是针对盈余管理的较为粗略的计量，只能反映一种盈余管理的趋势，还有待一步改进。
二、总结
本文对国外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进行了总结与评价。这些盈余管理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型各有优缺点，目前并不存在最完善的计量方法或模型。企业盈余管理的方式复杂多变，且越来越趋于隐蔽，未来盈余管理计量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对已存的各个模型进行不断修正与创新。在进行盈余管理相关研究时，研究人员可以考虑综合使用多种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并用实地调查、业务分析、实验模拟等方式对研究结果进行补充。同时已存的研究多关注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因，对其他动因引发的盈余管理研究较少，故未来应拓宽盈余管理的研究范围。近来国内外的研究发现（Cohenetal.，2008；刘启亮等，2011），公司会同时使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来调节利润，并且二者相互影响，那么，如何排除二者的内生性影响来恰当地分别分离出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会是将来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由于国内的盈余管理计量研究起步晚，多借鉴国外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和模型，但是国内外的制度环境、经济状况、政治背景存在显著差别，如何将国外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和模型进行修正，使之适于中国国情，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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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腾讯公司；盈利模式；财务状况
一、腾讯公司简介
腾讯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商。腾讯公司通过免费的即时通讯平台迅速建立起一系列有粘性的用户群，在这个强大的优势下拓展其他互联网增值服务来实现盈利。在这种盈利模式下，腾讯公司业务横跨互联网多个主流细分领域，是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利润最大、市值最高、规模最大、用户最多、雄踞互联网企业首位的公司。
从腾讯公司财务报表可以发现，自2004年上市至2011年，腾讯公司以其卓越的轻资产盈利模式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具体表现在资产负债率较低，平均为23%；总资产周转率每年呈增长趋势；销售净利率逐年增加，总体维持在42%；资产净利率最高达到38%；权益净利率逐年上升，最高达54%；总收入每年都以平均62.3%的增长率快速增长；毛利率也保持着平均65.75%的增长率。但是，自从2012年到2013年，腾讯公司便开始涉足电子商务业务，并且投资兼并具有技术优势或能够扩充开放平台的相关公司，使其盈利模式有所改变，进而影响了资产结构，导致腾讯公司整体财务指标各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具体表现为资产负债率最高增加到了49%；总资产周转率在这三年内逐年降低；销售净利率、资产净利率和权益净利率逐年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总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较之前也下降地较为明显。
二、腾讯公司轻资产盈利模式
1.轻资产盈利模式
轻资产盈利模式，是指企业投入资本较低，周转速度较快，资本收益较高的运营模式。轻资产作为一种有效的商业运营模式，整合资源所获取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产品本身（郑石明，2006）。轻资产运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强大的资源获取、配置、整合以及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体现（汤谷良、张茹，2012）。本文认为腾讯公司属于魏炜、朱武祥（2010）总结出的企业固定资产和存货占比较低，流动资产尤其是现金储备较多的轻资产企业。
2.腾讯公司轻资产盈利模式下的财务状况
结合腾讯公司2004年至2013年的资产负债表，发现腾讯公司的资产结构，即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表现出典型的变化，从2004年到2011年，此比率基本保持在70%上下浮动，但2012、2013年此比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均低于50%。
基于对腾讯公司资产结构的前后变化比较，可以看出其在轻资产盈利模式下的财务状况：1.现金储备充裕，近十年来现金储备占总资产的比值在62%上下浮动，2013年现金储备有所下降，主要是腾讯公司以246.85亿元资本购买了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腾讯公司在2011年以前，主要提供互联网增值服务，其存货为低价值的消费性礼品，始终控制在占总资产0.5%以下，自2011年以后，腾讯开始从事电子商务业务，存货构成主要为电子商务交易所需商品，其占总资产比较之前有所增加，2013年达到1.3%。3.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很低，近三年的占比均控制在5%以下；4.固定资产比例较低，2004年至2013年平均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控制在10%左右。
三、腾讯公司盈利模式调整
对腾讯公司近十年的资产结构分析发现，腾讯公司盈利模式正在发生着调整与变化，这与互联网行业激烈的竞争和腾讯公司战略上的调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体现出一个互联网企业巨头在日新月异的竞争环境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众所周知腾讯公司是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但腾讯的主营业务，互联网增值服务已经出现“天花板”效应，腾讯必须要寻求新的盈利模式来增加利润。
腾讯公司盈利模式在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通过资产结构分布可以看出，腾讯公司盈利模式在2011年到2013年进行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电子商务；第二是投资兼并。腾讯公司2012年开展电子商务业务，从公司的财务报告得知，其成本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41.93亿元和92.39亿元，但这两年毛利率仅为5.5%，这也是导致腾讯公司近两年总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2010年起腾讯公司加大了投资兼并的力度，先后收购部分与网络游戏、网上旅游、软件开发、电子商务、影视传媒、搜索引擎等有关的技术优势企业的股份发展多元化产业，以增强其竞争力。
四、总结
一个成功的盈利模式决定企业能否合理整合企业资源，将其核心竞争力发挥出来。腾讯公司在过去的十年里，凭借其长期积累的用户资源、技术研发、品牌文化等轻资产盈利模式，充分体现了价值创造能力。好的盈利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适时对现有盈利模式做出调整来开拓更大的市场。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盈余管理
0引言
公允价值问题是近十年来会计前沿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热点问题。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的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尤其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新会计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但是两者在会计处理上存在显著不同，交易性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所产生的未实现收益以及后期处置时产生的已实现收益均计入当期损益，直接影响利润表；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双重确认收益的模式进行计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未实现收益计入所有者权益，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产生的已实现收益再转入利润表。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模式，使得两类金融资产可能存在不同的盈余管理状况。对两类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与盈余管理分别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上市公司是否还存在使用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以及具体的操作手段，并可以进一步了解两类金融资产会计确认模式的优劣，为目前争论较多的公允价值确认损益模式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因此，本文将以2007-2010年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作为样本，通过经验数据分别验证两类金融资产的已实现收益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1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新准则实施之前，金融资产主要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导致大量未实现收益未能及时的体现在报表中，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控制金融资产的交易时间达到其盈余管理的目的。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使得金融资产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可以在发生的当期体现在会计报表上，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以及及时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上市公司采用未实现收益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但是新准则中规定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未实现收益计入资本公积，直到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再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这一要求显示出很强的隐蔽性，上市公司仍旧可以通过操纵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收益的确认时间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牟韶红（2010）选取2008年年报中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为样本，检验了2007-2008年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上市公司盈余波动的影响。研究证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提供“蓄水池”，上市公司可能利用控制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时间进行盈余管理，这种现象在盈余下滑的公司更为明显。[1]王玉涛等（2009）和叶建芳（2009）同样证实管理层能够通过控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卖出时间达到调节当期盈余的目的。[2-3]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包含了已实现投资收益和未实现投资收益两部分，且未实现收益未直接反映在利润表的损益科目，显示出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我们可以合理预期，在这种双重确认收益的模式下，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时机的选择来“实现”未实现投资收益，达到运用已实现收益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允价值计量下，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其已实现投资收益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相关。
与此相对应，公允价值计量下另一种主要的金融资产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意图为短期交易，该类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其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待资产终止确认时再转入投资收益。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和未实现收益能够及时的体现在利润表中，因此这些未实现的损失和利得都将在发生的当期付出水面，不能再为上市公司提供盈余管理的空间（张涵，2008；牟韶红，2010）[4][1]，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公允价值计量下，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其已实现投资收益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不相关。
2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2.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手工收集深沪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7-2010年年报中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或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司。剔除财务数据缺失以及利润总额为负的样本公司，共收集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为1436家，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1266家。
2.2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目前国内用于解释盈余管理动机的文献均机会主义观点展开的。因此本文参考吴战篪等（2009）[5]的盈余管理指标，将“利润平滑”作为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在此基础上分别设计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的盈余管理模型：
模型（1）选取持有可供出售金融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检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模型（2）选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检验交易性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模型中被解释变量Inv表示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Inv主要描述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对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由于上市公司对投资收益附注信息的披露存在较大差异，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无法区分，因此本文借鉴了牟韶红（2010）[1]的指标选取方式，采用扣除联营和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后的投资收益作为替代数据。
Tfu和Sfu表示金融资产未实现投资收益占公司利润总额的比重。当期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处置之前为金融资产的未实现收益，一旦处置便转化为已实现收益。因此，我们预期已实现收益与未实现收益存在负的相关性。
Tfa和Sfa用于衡量两类金融资产四个季度之间的波动，表明金融资产存在价值变动、出售或购入，这些变化都会间接地影响到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大小。波动性越大，可能越与本期内的数量变化有关，即本期发生出售或购入比较频繁。
此外，借鉴大多数文献普遍做法，本文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风险水平、是否同时持有另一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年度变量以及行业变量。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的回归模型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2列示了各组样本的回归结果。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盈余管理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盈余下滑的公司通过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实施了以“利润平滑”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同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收益指标Sfu显著为负、季度波动指标Sfa显著为正，表明当期存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动、出售或购入行为，这些变化间接地影响到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大小，即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越频繁，产生的投资收益占利润的比重越大。
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变量EM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盈余下滑的上市公司利用交易性金融资产实施了以“利润平滑”为目的的盈余管理。但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季度波动指标Tfa并不显著，说明上市公司并不存在通过频繁买卖交易性金融资产调节其已实现收益行为。因此我们得出，上市公司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已实现收益进行盈余管理，但是并没有通过频繁买卖交易性金融资产“实现”收益。与此相反，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收益不直接体现在利润表的损益科目，因此上市公司会通过频繁买卖可供出售金融“实现”收益，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表2样本的回归结果
4结论和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允价计量下，上市公司通过出售时机的选择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已实现收益进行了盈余管理；但是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特殊的会计处理方式，使得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通过买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新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新会计准则中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计量模式实质上仍然是采用历史成本模式确认该类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时才将这部分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当期损益，这种双重确认损益的模式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很容易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了有效避免上市公司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进行盈余管理，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的后续计量模式在会计处理上统一化更为合理，既可以有效降低上市公司对金融资产分类的难度，又可以避免公司通过金融资产分类来盈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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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国内第三方支付企业汇付天下有限公司（下称“汇付天下”）最新预期，2012年该公司移动支付将实现1000亿元交易规模。为此，汇付天下首期计划投入1亿元布局移动支付领域，以图为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全方位支付结算与资金链管理解决方案。
《投资者报》注意到，移动支付正在改变支付行业格局。过去一年里，无论是网上订餐、网上买机票，还是网上租房买房……似乎能想到的一切生活应用都能在互联网上实现。
这也使得线上支付、线下体验的“O2O”（onlinetooffline）商业模式受到年轻一族的追捧，同时拉动了对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的新需求，给第三方支付平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汇付天下战略管理部总经理汤伟近日在接受《投资者报》专访时表示，目前，汇付天下已正式名为“Asi@”的移动支付战略，基于这一战略，汇付天下还推出了基于基金、B2C和航旅等行业的专业解决方案。
据他介绍，作为第一家拿到基金支付牌照的支付公司，汇付天下近几年在“天天盈”平台上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系列创新产品，让投资者们享受到了快捷的“一站式”理财服务。比如其创新型产品“超级现金宝”可以把平时放在账户中的“闲钱”通过自动购买货币基金的方式，稳定地提升收益，同时，还能保障资金的高流动性，通过互联网操作简便快捷，突破性地实现了第三方支付行业和基金行业的双重创新。
汇付天下也不失时机地将“天天盈超级现金宝”与智能手机客户端进行了“嫁接”，以使基金投资者能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理财。在汤伟看来，汇付天下在基金等新兴领域的行业优势地位也将在移动支付市场得到进一步延伸。未来，将有更多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加入进来，提早布局有利于占得发展先机。
支付平台指向投资需求
《投资者报》：目前第三方支付的定位主要是哪些人群？
汤伟：最主要的人群是现在网民当中具有投资理财需求的人群。具体来讲，很多上班族有理财需求，希望自己的资产能够保值增值。同时，他们面临一个矛盾，没有时间去关注、研究如何去打理自己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用户需要一个快捷的、便于他理解和使用的一站式网站平台，实际上“天天盈”就是针对这样一个人群的特点来开发和研发设计的一个服务平台。
《投资者报》：你在汇付天下主要负责基于互联网的理财应用，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还很新鲜，你们都为用户体验做了哪些努力？
汤伟：我们在整个行业当中了一个创新产品叫“天天盈”。这个平台简单来讲，就是让用户足不出户，使用一张银行卡，通过“天天盈”平台来购买任何他希望购买的基金产品，从而实现网上理财。
这个产品的特点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优惠性，就像大部分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一样，天天盈承诺给用户一律四折申购的价格，相比其他传统购买渠道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惠，也是目前市场上最低的申购费率；其次，从安全方面来讲，天天盈引入了商业银行资金监管的模式，可以保障投资者资金的安全性。在天天盈账户的资金，就像存在银行账户当中的资金一样安全。
第三方支付的盈利模式
《投资者报》：“天天盈”运营一年多，用户现在有多少？
汤伟：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其实并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的推广。你也知道现在股市行情不太给力，但从我们的推广角度来讲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到目前为止，“天天盈”的注册是需要实名验证的，因为这是金融业务。我们的注册用户到目前为止已突破30万，同时，每天在网站访问的独立访客数量保持在6万到8万的水平，且这两个数字都在不断增长，并呈加速度的增长趋势。
《投资者报》：国内是否还有类似于“天天盈”这样的投资平台？
汤伟：目前还没有。可以讲这还是比较独特的模式。这两年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非常快，各种类型的网上购物，包括网上团购，大大方便了网络用户通过互联网来购物。但对于网上投资部分的需求却还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模式或者服务。对“天天盈”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和机会。
《投资者报》：使用“天天盈”有什么收费？
汤伟：我们对用户是全部免费的，免费开户、免费充值，其他基金公司会来收取用户的申购手续费，但通过“天天盈”来申购能享受四折的优惠。赎回和取现的环节，也是不收费的。
《投资者报》：那目前你们如何实现盈利？
汤伟：我们的盈利模式和其他行业一样，主要是收取商户的支付结算手续费，在基金行业来讲，就是基金公司给我们其交易手续费。
《投资者报》：正如你刚才所说，国内第三方支付行业对投资理财需求覆盖还很少，类似于“天天盈”的平台基本没有，你们在推广时是不是面临很多困难？
汤伟：我觉得大部分用户从接受程度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整个过程比较顺畅。在用户体验方面，我们最近还在做进一步提升，希望把整个交易流程进一步优化，让用户从开户到交易的过程能进一步提速。用户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也非常重视。
多重安全加密
《投资者报》：谈到支付，大家都会想到安全，现在网上购物越来越流行，很多使用者对安全都存在疑虑，你怎么看待目前支付行业存在的一些安全危机？
汤伟：我觉得可能谈不上危机，事实上，我觉得大部分负责任的支付公司，对于安全性都在不遗余力予以提升。
证券市场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核心,证券公司则是重要的参与主体,这对我国的证券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证券公司面临着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为了能够对证券公司的发展得以健康规范的进行,就需要采取新的盈利模式。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在受到内外环境变化的基础上,需要理清影响因素,构建新的盈利模式,从而使之能够适应当前的市场发展,所以加强这一层面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一、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及其发展现状分析
1.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内涵分析
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是经济体在投入经济要素后获取的现金流方式及获得其他经济利益手段的混合,主要的核心就是对现金流入途径组合的获取。现阶段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次的研究主要从几个层面来说明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从盈利的途径层面来看主要就是能为证券公司带来盈利来源的业务,途径愈多就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就愈强。而在方式上就是通过途径获得收入过程中借助的一些媒介[1]。将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中业务结构合理化的呈现就能够让其收入结构更加的均衡,在资源的配置上要能得到优化,对盈利模式的不断完善更新能使其更好的顺应资本市场发展。
2.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发展经过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并逐步得到了完善,从发展初期的资本规模小以及资金实力有限,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善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今我国的证券公司在经纪业务以及证券自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占据了大部分总收入,其中在经纪业务层面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占有比例较大,我国的证券公司开展证券经纪业务最为主要的形式就是营业部制,并已经从坐商向着行商进行了转变,而微型营业部的逐步设立也从成本上远低于传统营业部,而法律上的逐步完善也对证券经纪人队伍的发展提供了保障[2]。
另外,目前投资银行的业务层面在业务范围上主要是局限在IPO和证券发行与承销上,而像股权质押融资、约定式购回等业务的收入也有着一些不稳定特征。再者就是自营业务,这是指我国证监会批准经营证券自营业务的证券公司采用筹集资金,并在自己名义账户下实施的有价证券交易并获利的行为。券商收入来源中自营业务和市场的关系较为紧密,所以就有着不稳定性。最后就是在资产管理业务层面,通过专业信息优势来对客户委托对客户资产的管理运作。
二、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主要问题及问题成因分析
1.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主要问题分析
从我国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发展情况来看,在诸多层面还存在着问题有待解决,主要就是收入的结构层面有着不合理的状况,其主要是依靠着经纪业务来盈利,来自投资银行及自营业务收入对总收入贡献相对比较小,所以在收入的结构上就取决于业务结构;加上资本市场的不发达,那么在证券公司拓展新业务能力以及空间上就会受到重要的影响。由于在业务的结构层面受到诸多限制就会使得收入的结构只能够向着低端二级市场经纪业务集中,最终就造成了证券公司在收入上不能够稳定[3]。
再者,我国的证券公司间的业务分工相对比较混乱,竞争激烈,存在着显着的行业周期性特征,证券公司的利润和市场大盘的交易有着重要关系,所以就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国内外政局动荡影响。除此之外就是在监管的手段以及政策层面相对比较严格,所以这也会对证券公司起到制约作用,对监管的重视而对业务的轻视就会造成证券公司的自主活动空间范围变得狭窄,对一些新的业务的拓展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外就是盈利的方式较为单一化,以及盈利的理念层面相对比较落后,对实际成本的控制相对乏力,这样就造成了证券公司的固定成本相对较多。再有就是盈利的状况不是很稳定,对传统的几种业务的依赖性相对比较大。在风险管理的能力上也相对较弱,主要就是券商风险意识不强以及内部风险组织制度不合理,风险技术水平低等等。这些层面的盈利模式问题要能够及时的进行解决,为创新模式打下基础。
2.证券公司盈利模式问题成因分析
造成证券公司盈利模式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来说,主要是由于证券市场化制度层面存有缺陷,证券行业发展初期采取的准入制度较为严格,所以在垄断利润上就有着重要显现,在固定佣金制度的逐步取消下,准入制度也逐渐地放开,而从我国的政策市场来看,系统性的风险层面相对比较高,再有就是创新业务的开展在政策层面的规范也没有得到完全建立,所以证券公司就不能顺利的开展新的业务来获取利润点。这在证券公司的业务结构趋同性上就有着体现,造成缺少差异化的经营格局[4]。
另外从政策层面以及市场层面来说,由于政策环境的不完善以及市场机制的缺乏合理性等,比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在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创新精神和风险意识薄弱等也是造成问题的重要成因。
三、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策略探究
第一,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要能够从多方面进行考虑,首先在盈利模式的创新原则上要能遵循。主要就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创新性原则,还有要对国外发达市场的成功经验进行借鉴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将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效果得以有效呈现。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层面来看,证券行业建设发展不能够只是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对长期的发展得不到重视,这也是券商重构盈利模式的重要基础。第二,从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具体创新上就要能将经纪业务的发展观念进行转变,将业务能力得以提升并抓住发展的重点,将业务的转型得以顺利实现。所谓观念转变,主要就是将依法经营和规范经营的观念得到有效落实,并要把实际的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将发展能力得到有效增强并树立增值服务为核心的理念。同时也要注意,要把服务质量得以提升,就需要加强业务能力的实践,为客户的资金安全提供保障,以及深化和拓展通道业务等,将产品的多样化以及客户机构化和交易非现场化得以实现。
第三,要把核心业务作为基础,将业务结构得到有效优化,从我国的证券行业中能够发现,各个券商并没有实现业务上的差异化,同质化现象相对比较严重。所以我国的证券公司就要能够和自身的资本规模以及服务特色、人力资源等诸多层面的因素相结合,打造核心业务,构建有着层次性和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将业务间协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5]。同时,证券公司还可以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以及兼并重组的途径对业务的规模加以扩大。
第四,从业务的创新上要进一步加强,这是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改变的重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要能将证券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得到有效提升,随着业务转型的速度得到进一步深化,在信用交易类的业务层面就将会成为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优化的重要因素。在新三板和个股期权在内的做市商业务发展就代表了创新发展的方向,证券公司也要能够从个股期权做市商业务中获取丰厚利润,并逐渐成为稳定利润收入来源。
第五,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还要能在监管层面进行加强,从而推动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改变,主要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创新以及差异化的服务目的及实质就是监督层迫切希望拓宽证券公司业务领域作为手段,对实际的问题加以解决。不仅如此,在风险管理的体系完善层面也要能够加强,首先就是要能够树立科学化的风险管理的理念,证券公司的全部业务要能够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加以运作[6]。再者就是要构建风险管理组织的模式并使之健全的呈现,还有就是对风险评估以及计量体系要合理化的构建,以及在风险的规避机制层面得到完善化。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