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施三大工程，努力提高节能减排工作成效
重点工程是节能减排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三年来，我市累计投资18.2亿元建设了63项节能减排重点工程，目前，已全部竣工投入运行，年可节能39.8万吨标煤，削减化学需氧量2821.86吨、二氧化硫6251.12吨，为全面实现“双三十”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实施“技改”工程，提升治理水平。企业是开展节能减排的主体，我们通过积极引导、典型示范，使全市企业充分认识到，节能减排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其良性发展的“助推器”，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了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的主动性。
2.建设“基础”工程，提升承载能力。我们努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抓好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和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全市承载水平。目前，“两厂（场）两网”均已竣工投入运行。
3.推进“生态”工程，提升环境质量。深入开展燃煤设施专项整治行动，积极推广太阳能、地热、沼气清洁能源，减少主要污染物污染。加强衡水湖保护，大力度实施了衡水湖网箱、围埝、拦网养殖取缔活动，共取缔网箱1058个、围埝5800亩、拦网4350亩，发放补偿款1117万元，有效减少了渔业养殖对衡水湖的污染。目前，衡水湖水质已由劣五类提高到三类，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二、推进结构转型，努力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
1.淘汰落后做减法。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双三十”活动以来，关停取缔了兴达铸造、圣春新铸业等13家企业，削减化学需氧量694.48吨、二氧化硫894.6吨。同时，淘汰落后设备39台套。严格准入门槛，认真落实环评和项目建设“三同时”等制度，坚决杜绝“两高一资”项目，2008年以来，先后否决了总投资10.3亿元的17个不达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率达到了100%。
2.优化增量做加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商贸旅游等环保型产业。发挥“滨湖、文化”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在衡水湖南岸拆迁旧址，建设了湖滨公园、九州文化广场等旅游基础设施，其中，湖滨公园总面积达到2平方公里，是北方地区县一级最大的亲水公园。同时，借助产业优势和区域优势，加快物流业发展，建设了恒通棉花仓储物流中心、医药物流园、华林家居装饰仓储物流中心和永生小麦仓储物流等项目，三产比重不断提高。
3.搭建平台做乘法。我们依托冀州省级经济开发区，搭建了“一区三园六基地”架构，加快推进产业聚集。围绕采暖铸造、化工、玻璃钢等重点产业，建设了现代铸造园、循环经济园、玻璃钢产业园和6个乡镇创业辅导基地，引导全市企业向园区集聚，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产业要素配置，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目前，冀州市各级园区共入驻企业179家，总投资达到了138亿元。
三、几点体会
三年来的节能减排工作，使我们深深体会到：
1.解放思想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重要前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双三十”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没有简单地将节能减排看做上级的要求、外在的压力，而是将其作为推进经济、环境、资源和谐发展的难得机遇，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必然选择，由外在变内在，由外生变内生，由要求变自觉。通过召开四套班子联席会、全市节能减排工作动员会等多层次会议，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广泛开展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大讨论，引导全市干部群众对节能减排工作形成了共识，为全面推进“双三十”活动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坚持高标定位。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我加压，坚持“速度快一点、要求严一点、标准高一点”，在2008年初提出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的工作目标，力争“2009年完成主要指标，2010年进行巩固提高”，全力打造生态冀州、绿色冀州、和谐冀州。并邀请国家、省、市专家进行科学论证，明确了这一目标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目标的高标准，带来了工作的高效率，2008年以来，我们始终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壮士断腕的勇气、背水一战的决心，不留退路，不留余地，重拳出击，全力以赴，持之以恒地深入推进节能减排，于2009年顺利实现了既定目标。
2.科学技术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关键环节。积极借助“外脑”排忧解难，“双三十”活动以来，我们先后邀请省内外节能环保专家200余人次来我市指导工作，共同开展专题技术攻关，在污水处理厂、热电厂脱硫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先后采纳专家意见和建议21条，有效解决了污水管网铺设过程中的大面积坍塌、热电厂脱硫工程烟道角度等问题。积极开展业务培训，举办节能减排专题讲座20余期，培训业务骨干500余人次，大大提高了我市节能减排的技术水平。同时，加强与中国氮肥协会、中国铸造协会和河北工大等行业协会、科研院校的联系，加大节能环保先进技术的引进力度。目前，已在全市推广使用了余热余压回收利用、变压变频等200多项节能环保技术。
3.资金投入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重要保障。我们采取超常举措，多管齐下破解资金难题。一是市场融资金。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节能减排。二是财政挤资金。加大节能减排财政投入力度，2008年以来，我市财政对节能减排的投入达到了2.07亿元。三是向上争取资金。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向上申报节能减排重点项目30个。目前，争取上级专项资金1.01亿元。四是企业筹资金。全市企业自筹资金10余亿元，有力推进了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
4.强化领导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主导因素。在“双三十”活动当中，我市始终坚持政府主导，把加强组织领导作为推进节能减排的重中之重。一是加强工作调度。我们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半年总结、一年考核”工作制度，定期召开节能减排会议，研究分析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重点工作。3年来，全市召开有关节能减排的市委常委会21次、政府常务会25次，切实将节能减排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二是加强督查问效。根据工作落实情况，安排市委、市政府两办督查室加强督查，跟踪问效，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单位及时通报批评，督促全市各级各部门始终保持做好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双三十”活动以来，先后针对热网改造、污水处理厂建设等重点工程开展多次跟踪督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作出批示21次，有力地推动了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在注重管理的同时，我们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推动工作顺利开展。如我市将原来按照企业纳税贡献大小进行奖励，调整为按照企业节能减排贡献大小进行奖励，每年市财政都要拿出100万元专项资金，对在循环经济、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环保治理等方面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企业进行重奖，有效地调动了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的积极性。
近期，东北亚安全形势波云诡谲，朝鲜半岛形势紧绷，各方新一轮博弈展开。在变化不定的形势下，美日韩“铁三角”在加强合作方面动作频频，尤其引人注目。美日韩新一轮合作势头猛、动力强，牵动着亚太安全合作的发展。
三方合作势头趋于密切
“铁三角”喻指三国为实现共同战略目标进行的安全合作。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日韩三国经常聚集在一起，磋商对朝政策。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建立及运转过程中，美日韩三边合作进一步加强。1999年，美日韩“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的建立标志着合作的机制化。布什政府上台后，TCOG更注重讨论内容而非会议形式，机制化程度有所减弱。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日韩对朝政策摩擦不断，TCOG弱化，2005年基本停顿。2006年10月朝鲜核试验后，美日韩三方磋商有所恢复。
从2008年开始，美日韩三方合作势头明显增强，频繁磋商朝核与导弹问题，协调立场。2008年5月、6月、9月和12月，美日韩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四次磋商，讨论朝鲜申报、从支恐国名单除名、建立验证机制等问题。2008年10月，美日韩举行首次副外长级三边磋商。11月，美日韩首脑在APEC峰会间隙举行三边会谈，均涉及朝核问题。从磋商的次数看，美日韩三边合作基本恢复到2004年之前的水平。
2009年以来，美日韩合作趋于密切，在朝鲜发射“卫星”和第二次核试前后表现得很明显。先是国务卿希拉里和美国对朝政策特使博斯沃思访问日、韩，接着是美日韩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在华盛顿磋商朝鲜发射问题，然后是在海牙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期间三国外长进行磋商。期间，美日韩首脑多次通话。三方对朝鲜发射“卫星”立场高度一致，一致认为发射是“挑衅”行为，违反了安理会1718号决议，主张将发射问题提交安理会，寻求安理会通过强有力制裁决议。5月30日，美日韩防长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三边防长会谈，磋商应对朝鲜威胁事宜。
从合作的范围来看，新一轮美日韩合作从核问题向其他领域延伸的迹象。一是在应对朝鲜政局走向方面加强合作。2008年秋健康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后，三国情报机构加强了监控，韩美就应对朝鲜紧急事态的“5029概念计划”升级为“作战计划”达成协议。2008年11月，美日韩国防部门官员召开闭门会议，讨论朝鲜局势。二是借朝鲜威胁扩充军备，加强军事合作。朝鲜发射“卫星”前，三国“宙斯盾”舰齐聚日本海，如此规模的军事集结十分少见。发射“卫星”与第二次核试验后，三国均借机提升军力。美国决定发射新的间谍卫星，加强在夏威夷的反导部署。日本扬言对朝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宣布开发导弹预警间谍卫星，加强导弹防御系统建设。韩国决定引进用于监视、侦察、精密打击、拦截朝鲜核武器和导弹的武器装备，并有意突破导弹射程不超过300公里的限制，参与美反导系统。三是合作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和地区外扩展。三国均向索马里海域派遣军舰，承担护航任务。在应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美日韩加大了合作力度。
政治变动带来政策调整
美日韩新一轮三边合作的加强既与各自国内政治变动带来的政策调整有关，也与三国对地区形势的认识趋同有关。
李明博政府调整外交政策，加强了与美日的双边关系和三边对朝政策协调。李明博致力于与美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主张建立“价值同盟、互信同盟、和平同盟”，将美韩合作从双边拓展到地区和全球领域。在中止撤退驻韩美军、继续驻扎F-L6战斗机、提升对韩军售、战时作战指挥权等一系列问题上，美韩达成了共识。李明博主张韩日关系不受历史问题束缚，推动开辟“韩日新时代”，深化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双方高层沟通顺畅，首脑会晤基本上保持了半年一次的频率。与此同时，李明博改变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的对朝政策，提出“无核开放3000”构想，强调要根据无核化进展提供援助，并提出人权议题，其对朝政策立场向美日靠拢，并注意与美日保持步调一致。
奥巴马政府不仅重视维护与盟友的关系，而且重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布什政府末期，美国积极推进六方会谈和美朝双边对话，朝核问题取得一定进展。美朝在申报、验证等问题上的双边对话使得日、韩感到被“忽视”，继而美日在申报、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除名的问题上出现裂痕。国务卿希拉里首次出访便将日韩纳入行程，对朝发射问题强硬表态，极大缓解了两国对奥巴马新政府的疑虑。朝发射“卫星”和核试验前后，美国多次重申决不接受朝鲜为有核国，重申对日韩的安全承诺。2009年6月16日，在美韩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国向韩提供“延伸威慑”书面承诺，不仅包括核保护伞，而且包括动用常规力量和导弹防御系统保护盟友的安全，对于安抚韩国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奥巴马政府提倡国际合作，一再强调美国和世界的互相需要，美国无法单独解决世界的问题，世界也不能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实际上，奥巴马国际合作倡议的背后是推动其他国家承担责任，共同应对安全挑战，以此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称，面对亚太新的安全挑战，需要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将推动包括盟友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借重更多国家力量应对各种挑战。
朝鲜的“边缘政策”也刺激美日韩合作。第一次朝鲜核试验后，美日韩外长举行会晤，一致拒绝接受朝鲜为有核国。随着验证问题陷入僵局，美日韩对朝鲜的弃核决心产生怀疑。今年以来，三方均认为朝鲜发射导弹、二次核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均认为应对朝鲜严厉制裁，逼迫它悬崖勒马，返回弃核进程。美日韩对朝鲜威胁认识日趋一致，政策分歧减少，推动了新一轮三边合作。
牵动亚太安全合作
美日韩新一轮合作主要表现在对朝政策协调一致上。对于美日韩是否能发展为三边军事同盟现在还很难判定。三方军事合作在很长时间内仍首先是以双边为主，三边军事合作的加强仍难摆脱双边关系的影响，如2008年7月，日韩独岛(竹岛)纠纷再起，韩国一度撤回驻日大使，韩日关系发展势头遇挫。同样，美韩自贸协定批准过程的艰难反映出双边关系所受到的制约。尽管目前美日韩尚未发展为三边军事同盟，但是仍需要对其影响给予足够关注。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公诉权；司法请求权
一、刑事和解与公诉权概述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刑事和解是指部分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
公诉权是指法定的专门机关及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被害人的利益而代表国家主动追诉犯罪，请求审判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并处以刑罚的一种权力。公诉权具有以下特点：1、公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属于程序性的权力2、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权，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而遏制犯罪，维护法律秩序为使命3、公诉权也是一项国家权力，具有专属性的法定职权，是由法律赋予公诉机关行使的一种专门权力。
二、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关系
1、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目的具有高度一致性
无论是自诉案件中的和解，恢复性司法还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惩罚的成本，带动司法效率，使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更加有力的方式回归社会，以一种缓和的方式惩罚犯罪，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刑事犯罪究其本质而言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冲击和破坏，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和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这一需求，它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注重发挥被害人与加害人在解决行使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和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减少社会冲突，达到社会和谐。而从保护被害人权益角度来审视，刑事和解也是中西方文化相互借鉴与融合的体现，符合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与我国便宜原则的追求相一致。众所周知，我国采取的是法定主义与便宜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法定原则是指只要具有犯罪的客观嫌疑，具备条件，公诉机关就必须提起公诉的的追诉原则，相对于法定原则而言，便宜原则是指虽然具有犯罪的客观嫌疑，具备条件，但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时，可以裁量决定不，便宜原则充分体现了考虑刑事程序所及的各种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衡量选择的理念，以此可以看出二者从行使的初衷到最终所追求的效果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刑事和解是对公诉权行使的必要补充，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
2、刑事和解与公诉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05年1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有关领导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出宽严相济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0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都相继表态，要在各自的工作中充分贯彻这一政策，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一节中指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由此可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已成为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各机关应当积极探索，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以上这些正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它体现了宽松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多为有所少为的价值品味，体现了以人为本与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对于有效地打击与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下中，适用刑事和解只局限于法律规定的犯罪，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而这些也恰恰正是宽严相济政策中需“从宽”处理的案件类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达成和解不意味着必然
从宽处理，还要考虑其他情节。而公诉权作为一种司法请求权，是一项国家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的制裁犯罪，惩罚犯罪，也需要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二者在此点上是共同的。
3、从公诉权的内容上看与刑事和解也有契合性与相通性
公诉权包括实体上的诉权和程序上的诉权，实体上的诉权又包括定罪建议权与量刑建议权，重点说一下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形确定指控犯罪的基础上，提出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以及执行方式等的合理意见，并请求法院采纳的一种司法请求权。量刑建议权不同于协商性司法权，其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属于检察机关的责任，往往是考虑到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法的效率价值等方面。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调查终了后，检察官就事实和法律适用陈述意见”在日本，检察官陈述意见称之为“论告”。日本学者通说认为，论告乃检察官之义务。检察官论告权对法官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但实务中检察官的论告对法官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力。如果法官以求刑请求作出判决，检察官不得上诉。求刑权发挥了刑事政策的重要机能。“检察官系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之机关，亦为统一总合推动刑事政策之国家机关。检察官之求刑，基于检察一体原则之运营，在统一刑事政策之考量下，易形成客观基准，对法官之量刑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在全国量刑之平等上扮演着极其显著之功能。”由于求刑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的重要意义，而刑事和解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举措，故以求刑权来改造刑事和解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由此可以看出量刑建议权与刑事和解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缓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的调解被害人与被告人间的冲突，只是二者在适用的主体，方法程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最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是对公诉权追求价值观的补充。目前由于刑事和解刚刚在刑事诉讼中予以明确规定，在施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合理的协调好其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相信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刑事和解制度与公诉权的关系将越来越协调。
【参考文献】
[1]田兴洪.宽严相济语境下的轻罪刑事政策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服务市场碳关税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温室气体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作为温室气体的一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被隔离或采用技术手段消减，因此，国际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重要途径是把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削减相关联。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了强制性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而《哥本哈根协议》对成员国的的减排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是为各国下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起点。中美作为世界的焦点，双方的立场、态度将对未来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框架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美国目前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对削减碳排放的量化指标不但要求从技术上明确其效果、还要从经济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美国1997年的《伯德－哈格尔决议》，美国不应当签署没有明确各参与国相应责任的气候协议，并且要求行政部门对任何气候政策都要提供经济合理性分析，以确保未来的收益高于现期费用。因此，多数美国人认为现在还没必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参与了国际性气候变化公约，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也面临两难选择：若不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排放的成本费用在发达国家就显得太高；倘若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的配额的分担有可能得不到各方的普遍认同，从而无法获得美国国内公众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哥本哈根会议后，美国为防止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各行其是，提出到2018年如果未达成多方协议，就美国的国内气候政策美国可以单方面调整关税政策，碳关税是其可能的选择。因为在不存在削减温室气体共同行动的国际政策下，美国认为美国国内的企业竞争力会受到国内气候政策与其他国家“碳泄漏”的影响。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由于严厉的国内气候政策导致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将对来自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密集型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除非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等同于或高于美国，或者被美国认定的不发达国家，或者是温室气体排放少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0.5%，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需要购买排放配额，以保证其国内产业的就业率、竞争和发展。因此，碳关税的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是为西方进口需求生产碳密集型产品的供给者，作为消费者的美国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应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负担。而中美两国不同的选择依据和标准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碳关税将会彻底搅乱中美的贸易关系，这是对双方都不利的。
为在未来的全球共同行动中取得话语权，同时也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中国自愿性地实施减排措施，采取低碳经济战略。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技术替代取决于能源投入中替代资本和技术转换的难易以及低碳排放技术成本的高低。但是如果不存在各国一致认可、执行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框架协议，低碳排放的新技术市场就发展不起来，社会将会锁定在集中大量使用石油的体系中，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温室气体变化的问题。
二、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搭建减排交易平台
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也包含着一些“积极因素”，如有关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基金机构的条款，各方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改善气候方面需大规模资金保护其森林，逐渐走上低碳发展道路。这就存在着积极的可能性，即让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铺设的碳汇交易路径取得进展。
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做法是引入经济激励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其历史轨迹遵循“避免”、“缓解”、“补偿”的发展顺序。“避免”通过不发展或替代方式发展或限制发展来防止负面的环境影响。如果避免方式在社会经济上不可行，那么“缓解”措施最大可能地减少、消除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影响，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及预防则要采用“补偿”方式。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投入不足、设计管理不当、开发者不完全遵守条件、权威部门的履约监督等原因，自然生态补偿没有取得相对很好的生态保护效果。关键是这些生态保护技术方法上的探索难以解决社会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一些担保、保证金、补偿信用等经济激励手段运用于自然生态补偿的实施。随后各个国家政府部门、国际发展组织同样进行了用经济激励手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尝试，分别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概念，包括：国际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环境服务市场、环境服务报酬和环境服务补偿。
国际上生态环境服务市场是根据环境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不同自然环境服务从不同领域、依据不同途径给予其补偿。这些环境服务付费从开展的生态环境服务领域分为四类：流域保护、碳固定、景观和生物多样。大型的项目计划往往是由政府驱动，但大型的项目计划也有规则调控下的生态环境服务市场，如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关于气候改变的碳汇市场。环境服务市场涵盖了多方参与、选择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是传统市场在环境服务领域的创建和拓展，应有明确的商品、交换转移。国内的环境服务付费如美国的一对一直接贸易、结算交易；国际间的交易包括哥斯达黎加FONAFIFO生态服务付费。但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服务市场（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碳汇市场）只有在几个发达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与这个标准差距较大。往往是一个提供者供给的环境服务产品有交叉。如：进行碳固定服务而保护天然林时，也同样提供了流域、多样性保护和景观服务。除了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除市场机制一般意义上的不足外，还由于生态服务的空间特征限制了供给方的竞争，现存的例子都是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的双边协议，即不是自由、平等意义上的市场，当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太高时，多方卖者和买者就不会参与到其中。
三、低碳经济战略与环境服务市场的选择
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在降低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高碳排放的替代技术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低碳经济通过低碳高效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技术提高单位能耗的产出效率，减少高碳含量物品的生产，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对碳进行隔离净化，达到从根本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其次，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低碳高效技术的转移会使输出国获利，同时实现低成本排放削减。最后，作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征税手段和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是降低成本费用的手段，同时也鼓励了现有的低碳排放技术的扩散和对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这些经济激励手段为排放温室气体形成一个市场价格，经济组织会为追求低成本进行多种途径的选择。消费者会在受政策影响的价格信号下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高效率技术，采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技术等。如欧盟计划实施气候变化项目和碳交易，通过国际间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可以使美国减少30%～50%的成本费用实现减排。不过，以强制执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管制手段虽也可达到削减目标，但交易成本相应要高出市场方式许多。对于国内而言，政府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形式也并非总能实现其目标，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严格要求企业减排二氧化碳。
仅仅通过各方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最终达到减排目标的。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都具有降低经济体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费用的作用。只不过二者分别侧重于技术手段与组织方法、长期与短期、生产领域与交易领域。在不同的低碳技术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自然禀赋、不同敏感性的碳削减服务的交易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碳环境服务市场这一交易平台，实现减排成本的降低。政府采用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则是一个相对较优的选择，如可交易的许可证、排污收费制度、水资源费、财政的补贴、税收削减等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通过调整政府行为而影响相关利益者的行为，是一个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实施机制。
四、结论
1.在国际和国内缺乏引导碳汇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下，中国目前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碳服务商品在现有技术水平、制度条件下难以实现排他情况下，由政府作为主体可以把外部交易成本转为内部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交易成本，明确了碳环境服务的准商品性质、使减排成为供需双方的必要选择，这就是一个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引导公众参与。
2.通过排放许可证交易可降低总的削减成本费用，只不过排放权作为国际领域内未进行初始分配的权利，各国还首先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初始产权。由于各个国家在收入、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基于森林的合格的碳汇交易的标准、指导过于复杂，往往引起交易方长期、细致的谈判，并且相关国家越多，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就越困难。这些都是引起交易成本增高的原因。
3.环境服务市场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中不平等的援助关系，成为市场交易平台上的平等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为形成稳定、长期的国际气候领域合作夯实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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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全市289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生产274户，开复率95%，除15户因季节性或长期停产企业外，其它企业全部复产。摸排的545户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中，已复产企业442户，复产率81.4%。
（一）出台包抓机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自治区启动应对疫情一级响应后，我市迅速研判，印发出台《市直部门单位包抓企业开展疫情防控的工作实施方案》，安排58家市直部门单位包抓140家在产企业，实施蹲点驻守，督促企业从人员摸排、外来职工管控、进出厂人员和车辆登记检查、厂内区域消毒等各方面严格落实管控要求，建立工作报告、分析研判、舆情导控、督导检查机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对湖北返岗员工未及时有效隔离的宁夏荣华缘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采取停产整改，切实提高企业对疫情防控的认识，压实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二）出台复工制度，推动安全有序复产复工
针对疫情防控时期企业和重点项目的复产复工，研究出台了《关于做好全市企业复产复工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石应指发〔2022〕6号），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明确了复产复工程序和要求，指导企业安全有序进行复产复工。并及时研究出台支持企业及项目复产复工方案的“6条”措施（石应指发〔2022〕13号），包括支持点对点接返、给予交通补贴、提供防疫物资支持、加快前期审批、协助并指导员工隔离等，并对3月底前复工的项目最高给予30万元的奖励。
（三）实行“3+N”工作专班，做实做细疫情防控
面对复工复产人员不断返岗给疫情防控带来的压力，及时在工业园区建立由1名园区领导、1名公安民警、1名网格员组成的“3＋N”工作专班负责包抓企业片区，将属地领导、公安外防以及网格员巡查的功能有力整合，截至目前，我市工业企业区外返岗人员5500余人，在确保对疫情防控有力的同时，保证了重要岗位员工及时有序返岗，助力企业复产复工。
（四）加大协调帮扶，促进企业产能释放
一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围绕自治区“工业经济稳增长24条”和“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运行18条”“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财政政策措施21条”等政策，引导企业定向、精准申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日盛实业、格瑞制药、大地循环、中粮米业等9家企业进入国家防疫用品重点生产企业名录，其中日盛实业已获国开行配套1000万元专项低息贷款。为天地奔牛、晟晏实业、神州轮胎等多家企业兑现3260万元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二是协调物资保障。与乌海等地主动对接，建立了电煤及工业生产原料供应、顺畅交通和疫情防控协调机制，共发放互认特别通行证1075张，有效保障交通管控期间全市供暖、供电原料稳定供给；协调煤炭调拨，从宁煤集团及内蒙上海庙地区每天调3000吨高热值煤炭，然尔特集团为市内热电企业供煤230余万吨；多渠道帮企业采购口罩16.6万只（其中协调工信厅给园区调拨口罩6.6万只），组织大地循环、日盛实业等企业及时转产生产消毒用品，有效缓解复产过程中防疫物资短缺。三是强化金融支持。在全区率先组织召开“应对疫情共渡难关”政银企对接座谈会，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将担保费降至0.8%，与西部（银川）担保、农发行宁夏分行等公司沟通协调，帮助大地循环等重点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为金晶玻璃等企业及时办理转贷及延期还款，协调为祥美化工等中小企业提供财保贷，金融机构为30家企业发放各类贷款5.11亿元，计划为11家企业发放贷款8.1亿元。四是落实减费降税。为35家大型企业减免社保费629.45万元，为1608家中小微企业减免社保费2601.52万元；为289家企业返还稳岗补贴2627万元（为3家暂时性困难企业返还稳岗补贴资金998万元）；已核准15户纳税人延期纳税685万元。五是帮助解决员工返岗问题。协调新增3个企业备用隔离点共467间集中隔离间，统筹协助企业关键岗位人员有序返石。支持企业点对点接返，帮助神州轮胎、杉杉能源、天地奔牛等企业包车接返区内员工。六是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协调国网供电公司加大用电政策支持力度，全面落实一般工商业用电降费政策，并对信誉好、用电量大的企业，通过取消预交电费，延长收费周期，灵活变更基本电费计收等方式，截止2月底，降低了企业用电成本267.5万元，并为147户企业实行电费缓交政策，缓交金额达6731万元。预计3月底，将继续为重点用电企业缓交电费1亿元以上。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
一是产品产销不畅。当前我市规上企业复产率已达到去年同期水平，但受到下游产业链复工缓慢的影响，铁合金、PVA、双氰胺、玻璃等主要工业品市场需求不足，产品输出受阻，积压严重，企业无法满负荷生产。如：宁夏大地循环有限公司的PVA、轮胎、双氰胺等产品库存产品价值高达5亿元以上。
二是企业融资难。受企业库存高、资金沉淀大、上下游需求不旺等因素影响，资金普遍紧张，企业生产预期不高。经初步梳理，全市127户资金紧张企业融资需求73.2亿元，已发放贷款仅7.5亿元，资金缺口较大。
三、工作建议
（一）加大对大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一是加大对大型企业的金融支持。我市14家大型企业的产值约占全市规上工业产值的48%，员工占规上企业人数约40%，对经济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期中央、自治区出台的一系列应对疫情影响政策主要面向中小微企业，建议加大对大型企业的支持；二是适当放宽对铁合金、电石化工等行业的授信限制。作为我市主导产业的铁合金、电石化工被银行列为“两高一资”，且地方银行审批权有限，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突出，建议基于当前疫情影响的特殊性，综合考虑订单回款速度、产品库存等因素，协调银行加大信贷支持；三是适当延长企业贷款周期。目前企业获得项目贷款的难度比较大，而流贷普遍为1年期，建议银行层面能在流贷方面按照1-3年期的政策，适当给予延长；四是对民营企业在利率方面给予公平对待。我市民营企业受产业结构的影响，融资难，银行对其贷款一般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70%，建议给予与国企同等待遇。
一、美俄举措重在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造势
2007年以来,鉴于布什政府片面强调防扩散造成的被动局面,美国政界元老认识到,如不改弦易辙,扩散形势将更趋严峻,美国将面临越来越紧迫的核恐怖主义威胁和卷入地区核战争的危险。于是,他们打出“无核武器世界”的旗帜,并提出推动美俄核裁军,大幅削减核武器数量,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加强核武器及核材料保安,终止武器级裂变材料生产等建议。奥巴马上台后,采纳了该倡议的主要内容,将核军控作为对外政策调整的重要领域。去年4月以来,美国频频出招,奥巴马在布拉格发表“无核武器世界”讲话,随后又重启美俄核裁军进程,调整欧洲反导计划,举办联合国安理会核峰会,不但使美国军控形象有了较大改善,而且推动国际核军控形势整体回暖。
在奥巴马政府的核军控议程中,今年5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一个重要节点。该条约1968年6月由联合国大会通过,1970年生效,1995年无限期延长,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自生效以来,该条约对于防止国际核扩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也存在一系列的漏洞和不足。一是核查措施不够全面。国际原子能机构仅有权对条约缔约国已经公开的和平核活动进行核查,无力监测和发现无核国家的秘密核活动。虽然条约《附加议定书》授权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未经公开的以及被怀疑的核活动进行现场质询和核查,但是《附加议定书》只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实施,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二是该条约缺乏强制执行措施。对那些强行加入核俱乐部的地区性强国和严重违反核不扩散规定的国家,只能采取制裁、谴责等有限手段。三是对缔约国退约的规定比较宽松。它赋予缔约国退约权利,而未对退约条件做出详细规定。缔约国家一旦被发现违约,或者无核缔约国以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秘密非法获取核武器后宣布退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本身对此无能为力。朝鲜退约,发展核武器,进行核试验,都对退约机制提出了现实挑战。美国一直希望修补不扩散机制存在的漏洞。但是在2005年第七届审议大会上,由于各方意见分歧严重,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被视为一次失败的大会。为避免今年的审议大会重蹈覆辙,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一定成效。2009年5月,审议大会第三届筹备会议已就今年大会的议程达成协议。
而要确保审议大会获得成功,就必须要赢得无核武器国家的支持。无核武器国家对多年来核裁军进展缓慢感到不满。它们要求核武器国家削减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降低核武器的警戒水平,增加核武库的透明度。近期美国大力宣扬其核裁军政策、美俄争取在近期内就核裁军达成新协议,都是赶在会议前,大造声势,以便在审议大会按照自己的意图强化核不扩散机制,更好地防范核扩散、核恐怖主义的威胁。
二、美国核战略调整受多方掣肘,虚多实少
首先,美国无意改变现行威慑战略及力量结构。对美国政府而言,“无核武器世界”主要是一个推动核裁军的口号,并不是真的要立即推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奥巴马在布拉格讲话中强调,只要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美国就要维持安全、有效的核威慑。美国国会战略态势评估委员会报告认为,除非国际政治秩序发生重大改变,否则“无核武器世界”无法实现。因此,美国的核威慑要维持到“无限的未来”。美国应该维持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结构,还要对核武器升级换代。
奥巴马政府要长期维护核威慑力量的决心从其最近提出的2011年核武预算案中可见一斑。在布什政府后期提出的预算案中,核武预算每年维持在60多亿美元,如2009财年为64.1亿美元,2010财年为64.27亿美元。而奥巴马政府提出的2011年核武预算达到70.1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9.8%。其中多数用于推动核武库及核武基础设施现代化,武器延寿计划等“核武库支持项目”投资增加25%,“国家点火装置”等“科研工程”投资增加10%,核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4.7%。布什政府核武综合体现代化计划的三大工程――生产核武器零部件的Y12铀处理设施、用于钚处理和钚芯生产的化学和冶金研究设施替代计划和生产核武所需非核零部件的堪萨斯城工厂――在2011年预算案中均获得了新的投资。不但如此,奥巴马政府还启动新计划,投资升级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钚芯生产设施(PF-4),将其生产能力从每年10枚提高到每年50-80枚。这些工程将持续多年,有的迟至2022年才能完工。美国军控类非政府组织“核责任联盟”称,2011年预算案“为未来5年超过50亿美元的预算增长支付了定金”。从2012-2015年,美国每年的核武预算将基本维持2011年的水平,并可能进一步增加。从这种预算增长趋势中,丝毫看不出为彻底销毁核武器而奋斗的意思。
其次,美国核战略调整还要受到保守势力和党派政治的牵制。美国的保守派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核军控政策太天真、太幼稚,对其一系列军控主张都表示反对。例如,美国军控界人士认为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之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会发出非常积极的信号。但美国国内政治让奥巴马政府难以遂愿。2009年初,美国6名前防长致信参议院,反对批约。在参议院中,两党态度也是泾渭分明,共和党参议员对此普遍持消极态度。由于担心拉不到批约所需的2/3多数票,奥巴马政府迟迟没有将该条约提请参议院批准。再如,共和党还以美俄新的核裁军条约批约为筹码,要求奥巴马政府做出让步。去年12月,40名共和党参议员和1名独立参议员曾致信奥巴马,威胁如不推动核武现代化,就拒绝批准新的美俄核裁军条约。
考虑到以上制约因素,美国的整体核武器战略不会作太大调整,即将出台的新版《核态势审议报告》恐怕会让人失望:在力量结构上,布什政府确定的“新三位一体”战略力量结构恐怕不会调整,导弹防御仍将是其核威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进常规力量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在使用政策上,仍将保持刻意模糊,而拒绝做出“不首先使用”的承诺;在部署政策上,不会降低核武器的警戒状态;在发展政策上,继续核武器现代化。根据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有限的一点积极变化可能是略微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声明不再发展新型核武器,更加注重条约机制。
三、美俄核裁军协议的主要意义在于构建新的裁军框架,大幅核裁军尚未提上日程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负责人12月13日发表言论，表示欢迎政府最近出台的汽车税改革方案，但希望看到更多的行动缓解日元升值带给日本汽车产业的痛苦。日本政府12月初决定在2012财年减少两种汽车税，没有取消汽车购置税和重量税。
日本花旗银行再次受罚
日本花旗银行再次受到日本金融监管机构惩罚，这是自2004年以来，日本监管机构对该银行的第三次惩罚。这次的原因是销售不当产品给客户以及企图影响利率。日本金融厅(FinancialServicesAgency，FSA)已经停止了花旗银行的共同基金业务和利息交易业务，并准备就花旗银行未能向散户投资者全面解释其产品的风险而对其进行处罚。日本金融厅不满意花旗银行反复地不合规操作以及它的商业模式。金融厅要求日本花旗银行在2012年1月31日之前提交一份业务改善计划，并表示会派遣一名金融厅的官员到花旗银行，负责监管计划的实施。
日本政府宣布福岛核电站初步稳定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2月16日宣布，自日本大地震至今9个月后，福岛核危机已初步受控，福岛第一核电站反应堆已处于逐渐冷却的“冷停堆”稳定状态，而且不再泄漏大量辐射。然而，专家普遍认为报废核电站任务仍然艰巨。曾担任美国核电站营运高层的弗里德兰德称，“冷停堆”看似达成里程碑，但未能完全反映现况，危险程度甚至与半年前无异。他认为当局明年可移走燃料棒，但要进入压力容器可能需时达10年。
新欧盟财政协议赋予欧洲法院司法权限
欧盟12月16日公布的一项草案显示，12月的欧盟峰会达成的新欧盟财政协议将赋予欧洲法院司法权限，以期进一步加强欧元区的监管力度。该项草案显示，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盟国家须满足基本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0.5%的规定，预算赤字须低于GDP的3%，并必须将债务水平降低至GDP的60%下方。若不能满足新财政协议的目标，将交由欧洲法院处理。该草案称，新的欧盟财政协议必须与欧盟条约以及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完全兼容，新财政协议强调：深化欧元区一体化不得损害欧盟内部市场，且欧元区内部的重大经济政策改革必需由欧盟所有成员国共同协调。
南非经济2011年增长停滞
南非经济2011年呈现增长停滞和通胀上升并存的局面，外部环境影响、失业率高企和国内政策缺乏连贯性是南非经济的最主要问题。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南非受世界经济影响较大。南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南非经济环比分别增长4.6％、1.3％和1.4％；与去年同期相比，则分别增长0.6％、下降1.5％和下降1.7％，经济增长减速趋势明显。南非中央银行11月将今年南非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3.2％下调至3.0％。南非财政部长普拉温在10月公布的政府中期预算报告中说，南非经济必须达到年均增长7％的速度，才能实现增加就业、消除贫困的目标。
印尼速度基础设施升级
印尼议会12月16日通过了一项法律，批准加快政府收购用于基础设施的土地，这预示着印尼的道路、港口和电厂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始提速。新法律允许政府收购用于机场、铁路、水坝和石油设施的民用土地，以现金、土地或其他形式补偿给土地出让者。
俄罗斯加入WTO
12月16日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俄罗斯结束了长达18年的马拉松式谈判，正式获准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
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尚未加入WTO的最大经济体，1993年前总统叶利钦当政时期便递交了加入WTO前身关贸总协定的申请。历经18年马拉松式的谈判后，格鲁吉亚成为俄罗斯加入WTO的最后一大障碍。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两国交战，此后格鲁吉亚便一直阻止俄罗斯加入WTO。
2011年初，瑞士参与斡旋，使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签署了协议，约定国际社会将监督在双方存有争议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的贸易往来，从而最终为俄罗斯加入WTO扫清了障碍。俄罗斯总统的一位顾问透露，俄罗斯可能会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100亿至200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欧元区政府度过危机。
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政府拨款议案
美国国会参议院17日投票通过一份拨款议案，为联邦政府在始于今年10月的本财政年度剩余时间提供资金。这份拨款案此前已获众议院通过，只需总统奥巴马签字便可生效。参议院当天以67票赞成、3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一总额约为1万亿美元的预算案。这份拨款案为国防、教育、能源、国土安全等联邦部门提供预算。此外，它还将为美军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提供经费。
由于民主和共和两党在预算问题上争执不下，美国国会未能在本财年开始前通过为期一年的联邦预算案，联邦政府将一直在一系列短期拨款法案下运行。
卡梅伦国际公司将支付BP解决溢油索赔
12月16日，未能阻止去年BP石油泄漏灾难的总部位于休斯敦的卡梅伦国际公司的安全设备制造商同意支付BP公司2.5亿美元，解决泄漏引起的法律索赔。卡梅伦国际公司与BP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对其他两家BP供应商增加了压力，这两家供应商对随后的诉讼持抵制态度。诉讼将于2012年2月在新奥尔良联邦法院审判。印度控制卢比投机
印度央行12月16日结束了始于去年3月的加息周期，确认了货币政策的转向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2011年8月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等主要货币持续大幅贬值（卢比对美元贬值近24%），印度央行12月15日一次性抛出多项外汇交易的限制性措施，以打击投机。措施出台后，卢比汇率随即从前一交易日收盘时的53.65卢比对1美元升至52.21卢比对1美元，管制措施效果显著。印度央行目前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额约为3000亿美元，与印度外债水平相当，因而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进行干预的空间十分有限。印度央行在16日公布货币政策文件时明确指出：“从现在开始，货币政策措施很可能会是反周期的措施，以应对增长面临的风险。”
巴西在非洲影响力剧增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新形势下，中拉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政府制定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旨在进一步明确中国对该地区政策目标，提出今后一段时期中拉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推动中拉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全面发展。
第一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地位和作用
拉美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良好，发展潜力巨大。
拉美各国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政局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国有着联合自强的强烈愿望，致力于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整体实力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各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二部分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关系
中拉虽然相距遥远，但中拉人民友谊源远流长。目前双方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面临相同的发展任务，双方有着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的共同愿望。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中，中拉之间以民间交往为主。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同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实现建交。90年代，中拉各领域友好合作取得长足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高层交往更加频繁，政治互信日益加深，经贸、科技、文教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双方关系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的新局面。
中拉友好合作符合双方人民的根本利益。展望未来，中拉关系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必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部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
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立足点。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看待对拉关系，致力于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对拉美政策的总体目标是：
――互尊互信、扩大共识。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拉美各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不断加强同拉美国家的对话和沟通，扩大政治互信和战略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互利共赢、深化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不断挖掘合作潜力，同拉美国家成为互利互惠的经贸合作伙伴，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互鉴共进、密切交流。积极开展人文交流，相互学习有益经验，共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赞赏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中国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拉美各国建立和发展国家关系。
第四部分加强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全方位合作
一、政治方面
（一）高层交往
中方愿保持同拉美国家领导人的密切交往势头，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巩固中拉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二）立法机构交往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愿在相互尊重、加深了解、发展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同拉美国家议会以及拉美议会、南方共同市场议会、安第斯议会等议会组织多层次、多渠道的友好往来，为国家关系发展增添新内容、注入新活力。
（三）政党交往
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拉美各国友好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交往，相互交流与学习，增进了解和友谊，加强信任和合作。
（四）磋商机制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愿同拉美国家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双方政府间常设委员会、高层委员会、高级混委会、战略对话、政治磋商、经贸混委会、经贸磋商、高层工作组、经贸合作论坛、文教混委会、科技混委会等机制，加强磋商和沟通，促进交流合作。
（五）国际事务合作
中国政府愿继续加强同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各自国家、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愿同拉美国家共同致力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中国支持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六）地方政府交往
中方高度重视同拉美国家开展地方政府交往，积极支持双方建立友好省州或友好城市关系，开展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重视同拉美国家在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中开展合作。
二、经济方面
（一）贸易
中国政府将继续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同拉美国家一道，努力扩大和平衡双边贸易，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共同发展。同时，通过磋商协作，妥善解决贸易摩擦。中国愿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积极考虑同拉美国家或地区一体化组织商签自由贸易协定。
（二）投资合作
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有信誉的各类中国企业赴拉美地区开展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合作，为促进中国同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政府继续欢迎拉美企业在华投资。
（三）金融合作
中国政府支持中国货币金融当局及金融机构同拉美国家以及该地区货币金融当局及金融机构加强在宏观经济形势、经济金融政策等方面的沟通和业务交流合作。支持商业银行在拉美设立分支机构。适时推进同拉美国家签订银行监管合作协议。开展反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领域合作。
（四）农业合作
中国政府愿通过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和派遣技术人员等方式，推动中拉农业科技、人员培训等领域交流合作。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推动中拉动植物检验领域合作，扩大农产品贸易，共同促进粮食安全。
（五）工业合作
中方愿加强同拉美国家在工业领域的交流，建立完善相关合作机制，分享各自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推动和深化务实合作。
（六）基础设施建设
中方愿加强同拉美国家在交通、信息通信、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扩大在拉美承包工程规模，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为改善该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作出积极努力。
（七）资源能源合作
中方愿在相关领域双边合作机制的框架内扩大和深化同拉美国家在资源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
（八）海关合作
中方愿加强同拉美国家在海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双方海关人员交往，促进贸易安全和便利，就双方关注的走私、商业瞒骗等问题加强交流和沟通，适时同有关国家海关商签行政互助合作文件。
（九）质检合作
中国政府愿加强同拉美国家在质检以及技术性贸易措施（WTO/TBT）、卫生和植物卫生（WTO/SPS）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和落实有关质检磋商机制，保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就双方关注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动植物产品检疫准入问题加强交流和沟通，商签检疫准入议定书，积极开展双方计量和标准化领域交流合作。
（十）旅游合作
中方愿扩大同拉美国家在旅游领域的合作，增进双方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中方将积极推动中国旅游团队赴拉美国家旅游，也欢迎拉美国家公民来华旅游观光。
（十一）减免债务
中国政府愿根据既定的减免债务政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拉美相关国家积极探讨解决其对华债务问题的方式。中国政府也继续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减免拉美国家债务问题上采取更多实质性行动。
（十二）经济技术援助
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继续向拉美有关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并将根据拉美国家的需求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逐步增加援助。
（十三）多边合作
中国政府愿加强同拉美国家在多边经贸、金融机构和体系中的磋商和协调，促进南南合作，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金融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十四）商协会合作
中方将深化同拉美国家商协会的合作，利用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和中国―加勒比企业家大会等机制性平台，推动中拉企业界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三、人文和社会方面
（一）文体交流
中国政府愿积极落实同拉美国家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和相关执行计划，保持双方文化主管部门经常往，加强双方文化、艺术机构、专业人员交流合作。根据双方文化交流和市场需求，积极引导和推动社会各界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
中方愿保持双方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和国家奥委会的交往，鼓励双方单项体育协会建立直接联系，积极引导和推动开展多种形式的双边体育交流。
（二）科教合作
中方愿通过双边科技合作混委会和高层协调机制，促进同拉美国家的科技交流。加强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航空航天、生物能源、资源环境技术、海洋技术等领域合作。积极推动中国节能技术、数字化医疗、小水电等科技成果和先进实用技术在拉美的推广应用。开展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服务和示范。利用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促进中拉教育合作和交流。推动签订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增加向拉美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
（三）医疗卫生合作
中国政府愿积极推动同拉美国家的医疗卫生交流合作，在疾病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艾滋病、禽流感防治等领域相互借鉴经验和开展合作。继续向该地区有关国家派遣医疗队，提供派遣医疗队所需的药品和医疗设备物资，帮助改善医疗设施、培训医疗人员。
（四）领事合作和人员往来
中国政府愿发展和深化同拉美国家的领事关系，加强和扩大双方领事部门交流合作。通过建立领事磋商机制等方式，同拉美国家就双边或多边领事关系中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友好商谈，解决彼此关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促进和保障双方人员正常往来，为其从事正常的贸易、投资经营活动提供便利，维护双方公民合法权益。
（五）新闻合作
中国政府鼓励并积极推动双方新闻媒体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全面客观报道对方情况。加强双方有关政府新闻部门的沟通和合作，为双方媒体交流合作提供便利。
（六）民间交往
中国政府鼓励双方民间团体、学术机构开展交流，充分发挥民间友好交往机制作用，促进中国同拉美国家友好关系发展。加强同拉美国家青年组织和机构的交流。深化同拉美各国和区域性妇女组织以及非政府妇女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和互信，共同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进步。
（七）环保合作
中方愿加强同拉美国家在环保法律、法规、政策方面的交流，推动双方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防治、荒漠化防治等领域人员培训、教育、能力建设合作。
（八）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同拉美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愿发展和巩固双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他相关机制下的合作。积极推动双方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磋商、交流和相关项目合作。
（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合作
中方愿加强同拉美国家在促进就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公务员制度改革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通过签订和落实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和扩大双方社会领域交流，加强双方在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和配合。
（十）减灾、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政府愿深化同拉美国家在减灾救灾领域的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推动双方建立相关部门双边和多边定期会晤机制。中国政府将继续积极回应拉美国家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要求，鼓励并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同该地区相关团体开展交流合作。
（十一）扶贫合作
中国政府愿加强同拉美国家在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双方扶贫机构广泛建立合作关系，开展机构信息交流、合作研究等活动。积极开展针对拉美国家扶贫人员的培训活动，加强同该地区国家或区域性组织的扶贫交流活动，加强人员互访和相互参加对方举办的扶贫会议、论坛等活动。
四、和平、安全和司法方面
（一）军事交流合作
中方愿积极开展同拉美国家的军事交流、防务对话和合作。加强双方防务和军队领导人互访及人员往来，深化军事训练、人员培训、维和等领域专业交流，拓展非传统安全领域务实合作，并继续对拉美国家军队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二）司法和警务合作
中方愿不断扩展同拉美国家在司法领域特别是刑事和民事司法协助以及引渡方面的合作。同有关国家司法部门加强在信息交流、刑罚执行、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同内政、警察部门加强执法合作，联合打击包括犯罪、经济犯罪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加强情报信息和技术交流，建立双边、多边交流制度，及时交流非法移民活动信息，提高防范能力。
（三）非传统安全
中国政府愿加强同拉美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增加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探讨在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第五部分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织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双方农产品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一、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处理方式(一)欧盟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欧盟采取的对策比较温和，逐步调整自己的农业政策，使之有利于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1.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根据WTO规定，出口价格补贴的“黄箱”政策是世贸组织的规定。“蓝箱”补贴原本也无须承担削减义务，但多哈回合谈判框架明确指出，各国的“蓝箱”支持量不得超过该国某一历史时期内农业总产值的5％，农业总产值的5％意味着目前使用“蓝箱”政策的国家将面临“蓝箱”补贴的调整乃至削减。由表1可见，欧盟“蓝箱”补贴远超过多哈回合谈判框架规定的5％的封顶限额。按多哈回合谈判框架中“蓝箱”政策的要求，欧盟将面临“蓝箱”政策的大幅度削减。因此，转而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是欧盟较为可行的方法。由表2可见，“黄箱”和“蓝箱”补贴相对较多，这是“黄箱”和“蓝箱”补贴引致的直接利益使然。比较而言，“绿箱”补贴使用较少，因此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欧盟拥有充足的资金，完全可在WTO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绿箱”政策大力支持欧盟内部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公共基金或财政开支提供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扶持和促进农产品生产。另一方面，利用单亲家庭农场补贴、自然灾害救济补贴、一般性农业收入保障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源储备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政策保障农产品的生产和生产者的收入。2.推进多功能农业建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就提出“多功能农业”概念，并在1998年对“多功能农业”做出定义。欧盟认为，除生产功能外，农业还包括水土保持、田园风光的管理与加强、环境保护、灾害预防及农村地区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说，农业产品不仅包括商品，而且还包括一些诸如保护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维持生物多样性、良好的田园风光等公共物品。因此，农业应是多功能的。多功能农业可使农业与其它产业(包括环境)得以更好的匹配，使农业发展可持续，继续发挥其在各产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从而成为保证其他产业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之一。农业提供的多功能公共物品不属于《农业协议》所管辖的可贸易的商品范畴，而应属于“非贸易关注”，应得到政府的补偿。否则，公共物品将由于市场的失灵而供给不足。这样，欧盟就可对属于“非贸易关注”的多功能农业进行名正言顺的补贴。事实上，“多功能农业”正是为维持农民补贴而另立的名目。同时，多功能农业的补贴有助于解决农业政策实施鼓励集约型农业所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有利于欧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所保障。3.发展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是欧盟委员会1999年1月正式向欧盟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在欧盟范围内制定协调一致的一系列贸易促进政策，以推动欧盟农产品的出口，并为出口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及开展诸如宣传、调研、产品推广等各类商业活动提供每年约为1500万欧元的经费支持。同年12月，欧盟理事会批准了此项建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为帮助欧盟出口企业占领非欧盟市场提供政策、信息服务及资金上更充分的保障，巩固和扩大欧盟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分批执行，与美国相比规模较小，但针对性和延续性很强，从每批和单个产品看，欧盟投入的经费不高，但从其项目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来看，欧盟对农产品出口支持是有相当大力度的。(二)美国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美国更多地选择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手段迫使欧盟作出妥协和让步，并愈来愈多地采用双边、地区甚至单边方式向对方施压。1.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方式。随着欧盟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在许多问题上美国很难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因此，除多边方式外，美国愈来愈多地采取双边、地区和单边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同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美国农业竞争力较强，欧盟无法与其展开竞争，只能走保护的路子。欧盟的农业政策是设置种种障碍，如配额、卫生检疫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办法来维护贸易的进行。这些做法阻碍了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出口，引起诸多不满。尤其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在欧共体加速建立统一大市场后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美国开始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的方式与欧共体等国家展开市场争夺战。美国也不放弃利用一年一度的美、英、德、法、意、日和加拿大七国首脑会议与竞争对手讨价还价、施加压力。2.运用贸易立法手段实施保护。美国在1974年贸易法的301节中专门制定了实施贸易歧视的报复措施，1979年的《贸易协定法》增加了反补贴和反倾销的内容，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抛弃了美国一直坚持的自由贸易口号，追求所谓的“公平贸易”。可见，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范化和法律化，实施贸易政策的行动和措施都能从法律中找到依据。3.建立复杂繁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美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具有与欧盟一样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也有各种经常变化和复杂的技术标准和规定，如对包装、标签、品质等方面的严格要求。美国颁布的限制农产品进口的《食品、药品、及化妆品管理法》十分苛刻，是打着维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幌子阻止外国农产品进入。二、启示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在较长时期内仍会存在，甚至可能会激化。但合作和谈判已成为主要的解决方式，各国都会以理性的态度加以处理。对中国而言，立足于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利用贸易摩擦、以摩擦作为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契机和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应是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最佳选择。(一)不轻易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当中国面临国外贸易壁垒时，更多的应是反省自身的出口产品结构或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不可动辄指责贸易伙伴施加贸易限制或壁垒。必须看到，美国在处理对欧盟的贸易争端时所采取的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的措施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只会恶化对外贸易环境，遭遇更多、更严厉的反报复。中国在处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矛盾时，应尽可能地使用磋商、谈判的手段，必要时才诉诸单边贸易报复或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温和的政策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争端的化解。(二)加强立法，使国际贸易争端有法可依。欧美间的贸易实践表明，政府代表所有商业机构的利益。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政府所代表的不仅是国营经济，同时也代表其他各类经济成分。因此，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能够接受的相关法律制度。(三)调整农业补贴方式。欧盟农业政策虽然不断改革，但对农业支持的趋势一直没变，甚至保护的力度也没有减少。与欧盟相比，我国耕地少、农业人口多、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对农业的支持更有必要。目前，我国农业支持明显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支持水平明显偏低，二是流通环节补贴过高。我国应借鉴欧盟的经验，不断加大“绿箱”补贴投入，重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引进。同时，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价格补助，增加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以增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关键词：多边贸易政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
一国的贸易政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多边贸易政策、区域贸易政策以及双边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但是其制订和实施又要受到国内、国际条件的约束,因此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效果也不同。
一、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目标
澳大利亚虽然是个贸易国家,但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利亚仅是世界第26大商品出口国,出口量仅占全球出口量的o.9%,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1.2%,排名第19位。可以说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角色。因此,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证明,实施自由贸易对澳大利亚是最有利的。”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任何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及市场准入的增加都能使它从中受益。澳大利亚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宜称自己的贸易政策目标就是有效配置有限的资源以更好地满足国民的需要。所以可以说,实用主义是澳大利亚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WwW.133229.COm二、澳大利,2e的贸易政策策略那么,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是怎样的?它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是否能顺利实现其目标呢?
首先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多边贸易政策策略:
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是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工具和舞台。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加入二战后重建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国家之一,gatt的23个创始国之一,wto的成员。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和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是相一致的,也只有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才能迅速、全面、深入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因此,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于促进多边贸易谈判都不遗余力,尤其是1986年成立的以其为首的凯恩斯集团,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与欧盟、日本等农业保护主义成员坚决作斗争,才使得历时长久、艰苦卓绝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得以结束,并成立了约束性更强的世界贸易组织。澳大利亚认为,wto的成立可以更有效地约束各成员方忠实履行他们对wto的承诺,更有效地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
对于多哈回合谈判,澳大利亚更是充满期待。面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浅一体化”和“深一体化”的纷争,澳大利亚气定神闲。不管是“浅一体化”(降低货物贸易中的边境壁垒),或者是“深一体化”(投资、竞争等领域的自由化),澳大利亚都能从中获利。“浅一体化”可使农产品贸易的壁垒降低。澳大利亚一直处于要求改革农业保护和补贴的前沿,这也是它本轮谈判的主要诉求,其要求包括:1、改进农产品的市场准入;2、大幅度削减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3、削减并逐步消除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如果农产品贸易能实现较大程度的自由化,澳大利亚农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肯定会使它成为大赢家。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农业补贴减半,澳大利亚每年将增加农业收入13亿美元。因此澳大利亚及其所领导的凯恩斯集团不仅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提出倡议;同时由于凯恩斯集团一半的成员是坎昆会议中出现的g-20集团成员,因此澳大利亚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协调两个集团的立场,与日本、欧盟等传统农业保护强国针锋相对,极力促进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可以说,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深一体化”则可促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而在服务业的竞争力方面,澳大利亚同样毫不逊色。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不断深入的改革,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近10年来,澳大利亚服务贸易每年约以7%的速度递增。2001年澳大利亚服务业生产总值达4070亿澳元,占全澳gdp的比重为77%。服务业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期间,澳大利亚农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3.3%,矿产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9.4%,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1.2%。2002年服务贸易出口额约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23%,仅次于制造业出口(制造业出口份额为46%),超过了历来被成为澳大利亚经济两大支柱及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和矿产业。(矿产业出口份额为18%,农业出口份额为9%。)根据wto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
利亚的服务出口和进口额均占全球份额的1.2%,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支持本国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政府明确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将积极参与wto服务贸易谈判,竭尽全力敦促各国政府取消服务领域内的贸易壁垒,为澳大利亚出口商争取更加宽松、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主要包括以下行业:金融、通讯、专业商务服务、建筑工程、高等教育、环保服务、海洋运输、航空运输、电子商务、旅游等。
澳大利亚参与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apec。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以及亚洲经济力量的崛起,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中心应该转向亚洲,才能给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借访问韩国之机提出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倡议,并于同年11月在堪培拉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多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关注apec的发展,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成员保持极其紧密的关系,力促各项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达成与实施。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经济利益,不管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其前10位贸易伙伴中亚太地区的成员均超过一半。对于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服务业来说,亚洲市场占澳服务贸易出口的50%,并且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由于有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国,澳大利亚在apec中并不能算是主角,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毕竟也是贸易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可以扩大澳大利亚的市场准入,完全符合澳大利亚实用主义的标准。但是,令澳大利亚苦恼的是,apec毕竟是较为松散的组织,组织内各成员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差别较大,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进展很慢,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另外,本来就松散的组织内还有新的组织,除了早就存在的东盟,中国也要与东盟构建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图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照此发展下去,澳大利亚在apec中可能会被边缘化。但是,澳大利亚不甘示弱,也积极主动在组织内部寻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如美国、中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2004.11.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联合部长会议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维尔表示,fta已经成为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途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遗余力地宣扬贸易自由化,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还是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自由化,只要奉行贸易自由化,都能从中获益。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得到了政治家们的追捧,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不仅有英国单方面的开放,许多国家更热衷于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使得双边贸易协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寻求自由贸易的最常见形式。然而,双边贸易协定的效果毕竟只局限于两个国家,自由化范围相当有限,因此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种自由贸易形式一度被冷落下来。
不过,就在多哈回合举步维艰、前景无光之际,在亚太地区,双边贸易协定却重新受到了瞩目,谈判国家之多、协定数量之大、谈判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2002年11月27日,新加坡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协议;11月30日,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12月12日,智利与美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此前智利还与韩国签订了同类协议。200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法案。布什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除了新加坡,日本政府在2002年还与新西兰、墨西哥及几个非洲国家政府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日本要与之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还包括古巴、以色列、泰国和韩国等。而韩国曾经是最反感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国际宏观-[飞诺网feno.cn]
毫无疑问,双边贸易协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次成为自由贸易的主角。
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双边贸易协定浪潮,澳大利亚是与潮共舞,还是望洋兴叹呢?
其实,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与新西兰签订了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外,澳大利亚一心一意着力于gatt和wto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汹涌的双边贸易浪潮可有点让它坐不住了,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被排除在更自由的、获益也更大的经济体之外,而且,多哈回合前途未卜,谈判要取得成果更是遥遥无期,短时间内难以从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获取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进市场准入,因此澳大利亚也果断地加入这一浪潮,并且
成绩斐然:2003年2月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协定;2004年2月与美国签定自贸协定;2004.7与泰国签定自贸协定;正在谈判和将要谈判的还有中国、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等。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这些协定获得主要市场全面的市场准入,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从已签订的协定中,澳大利亚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如澳美自贸协定澳大利亚获得的主要利益有:1、制造业方面,97%的制造业产品可免关税、开放地进入美国市场。纺织品和鞋产品的关税将逐步降为零。两国将建立消除非关税壁垒机制。制造业可扩展到每年40亿澳元的出口2、农业方面,澳农产品对美出口的市场准入条件将获得改善,包括牛肉和乳制品。66%的农产品立即获得免关税对美出口。牛肉的进口配额将逐年取消。乳制品配额初期增加的量占美国产量的o.17%。从澳进口的奶制品将是目前的三倍,并且每年增加配额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就可增加乳制品出口约5500万澳元。海鲜行业则将获益几千万澳元,第一年取消关税就相当于创造财富2000万澳元。3、服务贸易方面,澳服务贸易提供商进入美国专业服务、教育、环保、金融和运输服务市场的条件将获得改善,澳公司将获得非歧视性待遇。4、每年2700亿澳元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对澳公司开放。价值在58550美元以上的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合同对澳公司开放。澳总理霍华德称在未来10年内,自贸协定可为澳带来将近600亿澳元的收入,并创造3万多就业机会。
泰澳自由贸易区涵盖贸易、服务业和投资等多项领域,泰国取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53%产品的关税,到2010年,两国间95%的贸易将实行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澳大利亚的农业和制造业获益,尤其是对汽车、奶制品、小麦和牛肉等行业,将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预计在未来20年内,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将每年增长67亿美元。
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则大大改善了澳大利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其中金融业可获益6000万澳元,教育出口可获益5000万澳元。
与中国的自贸谈判,澳大利亚期望更高,中澳自贸可行性报告表明:协定签订后将为澳每年带来30多亿澳元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澳投资、服务业和能源业将受益匪浅。澳大利亚热心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不光是要享受低关税,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全面的市场准入,希望中国向澳开放能源、农业、金融等各个领域。
至于日本,则是澳大利亚产品最大的进口国,因此若双方能实施自由贸易将给澳大利亚商家带来巨大好处。澳大利亚也期望能与日本建立全面的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巨大瓶颈使双方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三、多边、区域与双边贸易自由化:哪种方式最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利益?
从表面上看起来,澳大利亚确实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了不少好处,进出口迅速增加,如2004年,货物出口同比增加26%,进口同比增加23%,服务贸易出口增加20%,进口增加22%。但是,以双边自贸协定的形式来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呢?对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不能不慎重考虑。
其实,虽然贸易自由化符合其最大利益,各种途径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化,但是各种自由化的途径代价不同,效果也不同。
很显然,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是代价最低的,除了本国贸易壁垒的降低,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代价,这对于自由化原本程度就较高的澳大利亚来说所要付出的牺牲是较小的;而在双边自贸谈判中,往往要附带其他代价,如政治代价,这一点可从美国、日本、欧盟等进行双边谈判的主要目的看出,如美国,签定双边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区域间的合作或是希望通过建立经济纽带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提高本国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的地位,进而利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跳板来胁迫其他国家或地区达成宏大的区域和全球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承认,这些双边协议是推动新一轮多哈全球贸易协议谈判这一宏大战略的关键所在。这就像1989年成立亚太经合组织,使欧盟感到经济上的孤立,从而促使欧盟积极促成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协议的达成一样;日本则想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力,因此首选新加坡作为“双边”伙伴,以检验日本是否可以在政治上被东南亚国家接受,同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希望能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根据其构想,打算先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自由经济区的探讨,继而吸纳中国、韩国以及东盟等,逐步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完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筑;欧盟政治扩张的野心也很明显,所
以,澳大利亚在与他们的谈判中政治色彩木浓厚。
从收益来说,虽然双边贸易自由化程度可能高于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给惠来源毕竟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而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化由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可以使所有成员国受益,因此可得到的市场准入的增加是较大的。
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本较低,如果澳大利亚具有谈判权,那么它只要与主要进口国谈判就可以;如果澳大利亚不具有谈判权,那它也可从其他国家的谈判结果中受益。对比于双边谈判中各领域都要与每个成员进行谈判,成本显然要低很多。
虽然多边贸易谈判一波三折,耗时甚长,但是双边谈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大,每个谈判对手的情况和要求都不尽相同,从双方彼此有贸易自由化的意向开始到可行性研究再到具体的谈判,往往耗时甚长,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要达到同样的市场开放效果,谈判成本往往是多边贸易谈判的数倍;
双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因国而异,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适用的进口措施不同,这会带来极大的实施和管理成本,对比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统一适应性,成本高出许多;
双边贸易谈判会影响日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谈判筹码。若一国在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减让太多,日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其他成员可能会向其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要求其将此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如日本,之所以不肯对澳大利亚放开本国农产品市场,不仅是因为遭到国内农民的反对,更担心一旦日本降低澳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标准,同样作为对日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也将争取同样的权益,使日本国内市场遭受巨大冲击;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增加从澳进口的糖配额,也主要是希望以此作为筹码,在多边谈判中和欧盟、日本讨价还价,达成农产品贸易全面的自由化;若直接将双边谈判中的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该国总的自由化程度又可能会太高,超出其承受能力;若不把该减让给予其他成员,又可能阻碍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影响总的谈判进程,自己无法从中受益。
双边贸易谈判中,各方受益不均。大国比小国有着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而最终可能还是小国吃亏。如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获得的利益包括:1、99%的制造业产品获得零关税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化工、汽车、塑料、信息技术等行业受益最大。自贸协定每年可为美制造业增加出口20亿美元。2、美国所有的农产品获得免关税对澳出口。3、澳大利亚的电讯、快递和计算机服务业对美国公司开放。4、澳大利亚的政府采购项目对美国公司开放。美国工业界估计美国对澳出口会剧增,由目前的20亿美元增至125亿美元。而对于占澳农业出口四分之一的糖业,美国政府毫不留情地拒绝增加配额,并且当协议完全生效后仍然要保留糖的关税和配额。事实上,绝大多数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都没怎么要求美国作出让步。因为如果提出要求美国削减农业补贴、开放纺织品进口等等,就很难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反而,美国在迄今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不无强烈要求贸易伙伴们遵守各自的环境和劳动法,否则就有可能遭到经济制裁。
――2001年6月，中日渔业协定生效实施。舟山有3000多艘捕捞渔船、两万名渔民被迫撤出传统作业的外海渔场。
――2001年10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渔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动员大会。舟山渔区在全国率先拉开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大幕……
这是一场舟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渔业劳动力大转移，舟山渔区打响了一场大规模的“双转”攻坚战。在这场攻坚战中，舟山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持续监督，确保“双转”工作保质保量地进行。
“双转”攻坚：舟山渔业的抉择
作为全国重要的海洋渔业基地，渔业在舟山经济格局中曾经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全市百万人口中，渔业人口占五分之一强，每3个舟山人中，就有一个是涉渔产业的从业者或渔民家属。渔业产值占到大农业产值的85%以上，全市出口总额中绝大部分为水产品出口创造，第三产业中许多行业也与渔业休戚相关。
长期以来，舟山渔业以捕称雄，舟山渔民以捕见长。上世纪80年代末，舟山有十万捕捞大军，拥有机动渔船5000多艘，年捕捞各类海水产品40万吨，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全省的一半。“浙江渔业看舟山”，渔业曾为舟山赢得几多荣耀、几多骄傲。
时代的车轮转到21世纪，海洋渔业资源在变，生产空间在变，渔业发展环境在变。作为典型的资源约束型产业，海洋渔业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舟山渔业也因此面临严峻挑战。
对舟山渔业冲击最大的，是2001年6月《中日渔业协定》的生效实施。当年，舟山有3000多艘捕捞渔船、两万名渔民被迫撤出传统作业的外海渔场。据估算，为此全市每年要减少捕捞产量15万吨以上，减少渔业产值7.5亿元，减少水产品加工值15亿元，渔民收入人均要减少400元。
无独有偶，《中韩渔业协定》也给了舟山海洋经济以沉重的打击。该协定尽管设立了过渡水域，但2005年6月30日后，中韩过渡水域韩方一侧转为韩国专属经济区，舟山市又有2000艘渔船撤出该渔场。
这么多的渔船往哪里去？这么多的渔民怎么办？
退到近海渔场，渔场已经船满为患，本已十分脆弱的渔业资源再也难以承载超量捕捞。
渔船泊港歇业，渔民到哪里去再就业？家庭的生计怎么维持？渔区经济社会又怎么保持稳定？
渔民们的忧虑，自然也是人大代表的心事。省人大代表邱安全，是普陀区朱家尖镇樟州渔业村村支书。这名渔民出身，朝夕与渔民兄弟生活在一起的人大代表视渔民、渔业、渔村的事为自己事。眼看舟山渔业面临如此境地，邱安全也食难安，反复思索着出路。岱山县人大代表、岱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金楚多年在渔区工作，也在思考着渔民、渔业的发展路子。两人走渔村，访渔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广泛征求了渔民兄弟的意见，在各次市人代会上，与其他人大代表一起提出多个建议：传统的渔业生产应寻找新的出路，政府应组织渔民转产转业，帮助渔民兄弟走出就业新路子。
面对强大的捕捞能力与有限作业渔场和脆弱水产资源的尖锐矛盾，舟山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作出了进行全市渔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战略调整的突破重点，是大规模压缩国内捕捞强度，引导和帮助捕捞渔民进行转产转业。
2001年下半年，定海区率先在干石览船厂一次性拆解22艘捕捞渔船，开全国沿海渔区捕捞渔民报废拆解渔船、进行转产转业之先河。
攻坚战的“硬骨头”在哪里
由于“双转”工作事关广大渔民切身利益，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领导都十分关心，渔民群众也很期盼。为此，舟山市人大常委会先后组织人员深入渔区，走村串户，了解情况，倾听呼声。
2005年7月下旬，市人大渔农环资委对全市渔民转产转业工作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在此次调研中，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4个县区，与县区及乡镇的海洋渔业部门干部进行座谈。同时，为了更好地了解真实情况，切实掌握第一手资料，调研组还专门安排时间听取了普陀区虾峙镇枫树岙村、嵊泗县菜园镇绿华村等渔村的渔民老大对“双转”情况的反映与要求。
通过深入了解，调研组看到，全市上下紧紧围绕渔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条主线，牢记为“三渔”服务这一主题，通过加强领导、大力宣传、科学布局、政策扶持、典型引路、强化培训、严格执法等措施，有效地推进了渔民“双转”工作，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并取得初步成果。与此同时，调研组还发现了几个问题。
在素有“浙江渔业看普陀，普陀渔业看虾峙”的普陀虾峙岛，调研组走家访户，越看越认识到“双转”攻坚的难度。调研组发现，目前舟山捕捞渔民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占50%多，年龄在40岁以上占多数。这支年龄大、文化低的捕捞渔民队伍，转产转业能力弱，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环境、树立新观念有相当大的难度，更不容易通过短期培训能使他们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再则，由于渔场缩小、渔业资源衰退、渔需物成本上升，渔民收入增长不快，另择他业缺乏投资资金。同时，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在企业与渔民双向选择过程中，渔民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渔民想自主择业困难重重。
调研组摸底后认为，目前，渔民转产转业尚未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在思想认识上还有误区，还未真正形成持久的合力；拆解渔船的赎买补助资金分配不尽合理，钢质渔船拆解补助资金偏低，渔民拆解积极性不高；渔民考证难，门槛高，社会上中介机构一些不规范的做法，损害了渔民的利益，有关部门主动为渔民服务的意识尚需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船给我们拆了，国家能补给我们多少钱？”渔民兄弟的问题不时在调研组的耳边响起。调研组觉得，捕捞渔船报废拆解是渔民转产转业的基础工作，也是目前“双转”工作中开展得比较好的一项工作。由于原定的政策期限已到，上级正在考虑新的政策调整。既要设限，又要计划。因此2005年以来渔船报废指标大幅减少，审批时间延长，未列入报废计划的报废拆解渔船可能得不到国家补助，造成一些待报废渔船迟迟不能拆解，已拆解的渔船迟迟得不到补助，增加了渔业生产安全隐患，伤害了渔民积极性。若报废渔船拆解补助政策中途中止，将有损政府形象。
从捕到养，原本是渔业转型的一个基本思路。但是，眼下海水养殖发展的瓶颈问题日益突出。由于临港工业的发展，养殖生产与工业发展用地用海矛盾突出，大片的滩涂、围塘改作工业用地，加上东海海域通信电缆密布，海水养殖面积逐年减少（据统计每年递减约5000亩）；其次海洋污染加剧，养殖病害频发，随着沿江、沿岸工业的发展，各种工业废水、农业污水最终都排入大海，使近海养殖水质变差，舟山海域已多次发生赤潮，导致养殖品种发病死亡现象增多，严重影响了转产渔民投资养殖业的信心。
看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情况，调研组最后提出，渔民“双转”工作仍处于关键时期，希望全市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渔民的培训，努力拓展就业门路，同时要积极向上级争取渔民“双转”优惠扶持政策，建立科学合理的渔民养老基本保障制度，严格依法行政，加快渔民“双转”工作的进度。
身居庙堂之上，当忧其民
2005年8月，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专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渔民转产转业工作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引起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强烈反响。
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德荣第一个发言：“要继续加强对渔民的培训，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对渔民的教育与培训，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长远的培训规划，建立健全渔民培训网络，形成一个较好的机制来保证对渔民培训的全过程，通过多种途径，多样形式，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渔民文化及综合素质。”
市人大常委渔农环资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章林补充说：“要从海岛实际出发，从渔民的状况出发，尽力为他们搭建适宜‘双转’渔民工作的平台，使他们进得来、留得牢。要继续扶持海水养殖业的发展，重点扶持有舟山特色的优势水产品。加快养殖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建立养殖苗种、饵料、病害防治等保障体系，有序开发可养殖海域，促进海水养殖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
“要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管理。进一步加强渔船和捕捞准入管理，坚持两手抓，一方面要对转产转业渔民的在就业及社会保障、权益等高度关注，倾力扶持，另一方面，严肃查处违规建造、购置渔船，违规下海捕捞的行为，给渔民明确的政策导向。”渔农环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万裕认为，政府的行政导向也很重要。
这些意见、建议经过汇总，形成审议意见被送往市政府及相关部门。
“转”出一条康庄大道来
2006年8月6日傍晚，岱山县“兰秀渔庄”经理潘家开驾驶一艘休闲渔船，沐浴着夕阳的余晖，将一群宁波游客从海上渔庄送到定海三江码头。
去年夏天，潘家开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从7月上旬起不到一个月时间，“兰秀渔庄”已接待了1200多名游客。
现年41岁的潘家开是岱山县泥峙镇人，25岁就当上了船老大。2001年，看到捕捞生产不景气，他弃捕从养，投资40多万元购来12只深水网箱，在秀山岛附近海域搞起网箱鱼类养殖。2003年，又在养殖区建起集钓鱼、餐饮、住宿、娱乐于一体的休闲渔庄。创业之初并不顺利，第一年他养的8万条鱼苗遇寒流大部分死亡，第二年与一位福建人合股搞养殖被骗，几乎倾家荡产。直到后来发展休闲渔业，才东山再起。
2005年，“兰秀渔庄”经营收入30多万元。潘家开又开发渔庄附近的一座小岛，拓展旅游空间。随着游客增多，渔庄招收了8名渔民和4名渔民家属，从事接待工作。
与潘家开一样，做了30多年船老大的普陀区六横镇渔民俞召章，如今也在努力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一家海边休闲垂钓餐厅的“老板”。现年53岁的俞召章是上世纪末省海洋与渔业局命名的浙江省名老大之一。2001年，他先在本地搞起网箱养殖，次年又与人合股投资60多万元，召集了10名待业渔民，在朱家尖情人岛旁建起一座能同时容纳50多名游客垂钓和120名游客餐饮的“情海乐园”，开业以来生意兴旺。为接待外国游客，如今老俞还跟女婿学起了旅游英语。
潘家开、俞召章，都是在2001年弃捕转行，现在搞的都是新兴的休闲渔业。
舟山市人大常委会一贯有一抓到底的作风。为了确保对“双转”工作的审议意见落实，常委会加强了监督力度，督促市政府将渔民转产转业工作列入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体量化到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区；结合代表建议的办理，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履行职权，加强对渔民转产转业的监督。同时常委会每年组织代表对渔民转产转业任务完成、相关职能部门的办理情况进行调研、视察，提出工作建议。
关键词：经济运行过热宏观调控
一、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
从指数构成看，经济学家信心指数比一季度明显回落体现在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满意程度以及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即期经济景气指数和预期经济景气指数分别为5．5和5．2，分别比一季度减少了0．4和0．3点，但仍处于满意区间。
经济运行热度提升。经济学家信心的下调与他们对经济过热的担心关系明显。调查显示，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状况“偏热”的经济学家高达56％，比今年一季度增加41个百分点；认为“过热”的也由一季度的1％增加到4％；认为“正常”和“偏冷”的分别为37％和1％，比一季度减少35和3个百分点；认为“尚难判断”的为2％，比一季度减少5个百分点。表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经济运行偏热。
投资趋热引发担忧，消费需求相对平稳，外贸顺差扩大趋势可望延续。对经济趋热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对投资过热的担忧。今年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去年同期增长30．3％，增幅比去年同期高3．9个百分点，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17．1个百分点。调查结果显示，25％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投资需求状况“差”，比一季度提高13个百分点，认为“好”和“满意”的比重则分别从一季度的12％和76％下降为6％和69％。
经济学家对消费需求的判断相对比较平稳，认为消费需求形势“好”的有15％，比一季度增加3个百分点，表示“满意”的有62％，与今年一季度基本持平，选择“差”的为23％，比一季度减少2个百分点；依然看好出口，但满意程度略有降低，19％的经济学家认为出口形势“好”，比一季度减少3个百分点，72％表示“满意”，比一季度减少5个百分点，9％认为“差”，比一季度增加8个百分点。
从未来6个月的需求情况看，在针对防止投资过热的一系列调控政策陆续出台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对投资需求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分歧。调查显示，19％的经济学家认为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会比上半年“上升”，50％认为“持平”，31％认为会“下降”。
对于未来6个月的消费需求，39％的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增长会“加快”，49％认为会保持“不变”，12％认为会“减慢”，认为“加快”的比认为“减慢”的多27个百分点，表明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在平稳增长的基础上，下半年有加快的可能性。
今年1-5月，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5．7％，增幅虽比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仍比同期进口总值增幅高3．7个百分点，外贸顺差达到46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扩大168．9亿美元。从未来6个月酌情况看，调查结果显示，17％的经济学家认为出口额增长会“加快”，59％认为会“持平”，分别比今年一季度增加5和16个百分点；24％认为会“减慢”，比一季度减少21个百分点。46％认为进口额增长会“加快”，比一季度减少7个百分点；45％认为会“持平”，9％认为会“减慢”，分别比一季度增加4和3个百分点。基于这种认识，认为外贸顺差会“减少”的经济学家比重由一季度的59％减少到45％，而认为外贸顺差会扩大的比重则由一季度的26％上升到32％。
CPI上升预期明显提高。受水、电、成品油调价等因素的影响，认为下半年价格趋升的经济学家比重明显增加。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未来的价格走势，虽然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60％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6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以消费价格指数计)会比上半年“上升”，比一季度增加29个百分点，而认为会“持平”和“下降”的分别只有37％和3％，比一季度减少14和15个百分点。鉴于前5个月CPI仅比去年同期上升1．2％，下半年价格增幅的上升预计还会是在温和的通货膨胀范围之内。
关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多数经济学家(55％)认为会“小幅上涨”，29％认为会保持“平稳”，16％认为会“下降”。
房地产价格将呈平稳上涨势头。调查显示，认为未来6个月国内房地产价格将比上半年“上升”和“持平”的经济学家分别占41％和34％，两者合计达到75％，而认为会“下降”的只有25％。
人民币温和升值趋势未改。自去年汇率体制调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约3．4％，但其升值压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认为美元“高估”的经济学家高达58％，比一季度增加3个百分点；而认为“合适”和“低估”的分别只有30％和12％。相对来看，认为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合适的比重相对较高，分别为60％和61％，比一季度提高13和1个百分点。
多数经济学家预期未来6个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温和升值趋势。调查结果显示，57％的经济学家预期“升值3％以内”，17％预期升值“3％以上”，25％认为汇率会保持“基本稳定”。
股市可望保持平稳向上走势。我国股票市场在经历一段较长时间低迷之后，今年5月份以来逐渐走出低谷。关于未来6个月国内股市价格，35％的经济学家预期会“上升”，比一季度增加8个百分点；19％认为会“下跌”，比一季度增加14个百分点；认为会“稳定(或波动)”的比重则从一季度的68％减少为46％。调查表明多数经济学家预期股市可望保持平稳向上的走势，而方向性分歧的加大预示着股市的波动性会有所增加。
对于近期股市活跃的原因，多数经济学家(53％)认为与国际流动性过剩“有一定关系”，12％认为“关系很大”，只有23％认为“没有关系”。由此可以推论，未来“热钱”流入的多少会对股市产生一定的影响。
预期经济保持快速增长。2005年我国经济实现9，9％的快速增长，今年一季度GDP增速更是高达10．3％。在此背景下，多数经济学家预期2006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10％左右的快速增长。57％的经济学家认为2006年GDP增长速度将达到或超过10％，其中39％预测值为10％，18％预测值在10％以上。43％预期经济增速低于10％，其中30％预期低于9．5％。调查表明，经济学家对今年经济快速增长持有乐观的预期，同时考虑到陆续出台和可能适度收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9向，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全年的增速会低于一季度的增长速度。
二、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政策
和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继续实行双稳健政策，建议上调利率。出于对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增长迅猛从而可能引发经济过热的担忧，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赞成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措施。其中60％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调控政策应以“市场化手段为主导”，35％认为应该“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手段并重”。
从市场手段来看，建议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经济学家比重进一步上升。70％的经济学家建议采取双稳健政策，比今年一季度高13个百分点；7％认为应采取“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比一季度减少8个百分点；22％认为应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比一季度减少2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表明经济学家对适度收紧货币政策意见趋向一致。近两个月来，央行在两次大规模发行定向票据的基础上，又宣布从7月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53％)的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对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比较有效”，比认为“效果不大”的比重高24个百分点。54％的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的效果将主要体现在会“减缓投资增长过快”上，25％认为会“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20％认为会“抑制可能的通货膨胀”，而认为会引起“股市价格向下波动”的不到7％。
在上述货币紧缩政策的基础上，仍有62％的经济学家建议未来6个月应“提高”存贷款利率，比一季度增加30个百分点；37％认为利率应保持“不变”，比一季度减少27个百分点。
房地产调控新政成效尚待观察。针对房价不断走高、房地产投资趋热的形势，今年以来政府加大了调控力度。尤其是新近出台的“国六条”及核心为“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必须占70％”的《意见》，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该项被业内称为“十分严厉”的调控措施，经济学家的评价比较谨慎。调查结果显示，27％的经济学家认为该项措施“将有效缓解中小户型紧缺的问题”、20％认为“有利于抑制房地产过热”、12％认为“可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同时，有43％的经济学家认为该项“政策实施难度大”，32％认为“难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具体到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至少应占多大比例，多数经济学家给出的建议低于70％。其中32％的经济学家认为应在“50％以上”，22％认为应在“60％以上”，26％认为应在“70％以上”，6％认为应在“80％以上”。
产能过剩现象应引起重视。宏观调控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产能过剩的担忧。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现象应引起重视，其中24％认为产能过剩现象“在众多行业存在，情况严重”，41％认为“只存在于少数行业，但情况严重”，29％认为“只存在于少数行业，情况不严重”，仅5％认为“不存在过剩”。不过，对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政策措施，经济学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发改委对煤炭、水泥、铝等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意见，43％的经济学家表示“积极支持”，30％则认为“行政干预过度”、18％表示“无法评价”。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经济学家对于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要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通过创建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规范市场、稳定市场和引导市场发展，并通过提供必要公共产品的形式来弥补市场的不足，改变不少地方政府不顾资源、环境和社会矛盾的积聚，继续争项目、争投资，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状况。为此，根本的一点是必须改变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尤其是要考察地方政府官员在保护生态环境、避免资源过度消耗、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等方面所做的贡献。
第二，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一是要尽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给予国内企业以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二是建立起有利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和市场经济主体培育的财税政策环境；三是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抑制部分资源性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口，缓解内外经济失衡矛盾；四是建立税负按照居民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合理分担机制等。
第三，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打破行业垄断。要采取有效措施打破部分行业因行政性垄断所造成的价格扭曲问题，培育健康有序的要素市场。
第四，努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改造工作，完善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水平，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注意规避风险。同时，应允许并规范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
第五，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要加快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扩大社保覆盖面，尤其是要关注农民以及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把财政政策的重点转移到调节社会分配、维护公平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