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粮农增收；长效机制；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10-0033-04
粮食增产与粮农增收，已成为当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和重中之重。自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2005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但粮农的种粮收入却出现了连续8年负增长，2002年粮食收购价格回落到1994年的水平，即使是2005年国家规定的秋粮最低收购价每500克/0.7元，也低于1996年时的价格。粮农连年收入减少，严重地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只有8600亿斤，相当于18年前的1986年的粮食产量(其中也有耕地减少等因素)。2004年国家出台减负、直补等扶农新政，粮食产量达到9390亿斤，中止了粮食产量连续8年下滑趋势；2005年全国粮食产量为9600亿斤，也只恢复到1995年的水平。这表明粮农期望持续增收的形势十分严峻，这种状态如不尽快解决，势必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只有丰衣足食，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粮农持续增收问题，理应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严重关注，并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粮农增收方式
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中心是农民增收。粮农持续增收，有利于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实现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有利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没有种粮农民的持续增收，就无法保障粮食安全，全面建设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但是，粮食生产是农业中最经不住风险、最为脆弱的一个大产业，在人类还没有达到可以用科技手段左右大自然的时候，任何一场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就能使即将到来的丰收果实毁于瞬间，都能给生产者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而种粮农民又是农村生产者中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市场粮价稍有下滑，都会使得增收的愿望落空。关注粮农持续增收，这是一项关系到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工程，是一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富民工程。各级党委、政府应当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粮农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摆上议事日程，认真抓好落实。
更新增粮观念，理清粮改思路。要彻底摒弃过去20多年中“多了砍，少了赶”的粮食经营模式。即当粮食供给紧张时，强调种粮是政治任务，要求全党全民大办粮食；当粮食过剩时，下令大砍种粮面积，毁坏农田基本设施；粮食短缺时，又急忙出台许多激励措施，优先奖励粮农多产粮食；粮食供大于求时，放开粮食价格，随市场波动，取消各种激励措施和优惠政策，使粮农利益受损，挫伤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这种单纯地从粮食安全和财政减负的角度出发，很少顾及粮食稳定增长和粮农持续增收的指导思想和做法，必然会造成我国粮食生产的大起大落和粮农增收艰难的局面。
粮食增产与粮农增收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科学地协调好“粮”与“人、田、水、能、本、钱”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起科学的宏观调控机制，重点调控粮食生产，实现长期的粮食供需总量平衡，就能确保粮农收入稳定增长。
二、粮农增收长效机制的内涵和基本点
解决粮农持续增收，不能只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要尽快构建粮农增收的长效机制和保障体系。
1.建立粮食增产与粮农增收的中长期目标责任制
要实行生产配额、定额补贴办法，实现粮食供需总量平衡和粮农持续增收的目标，并量化有关考核指标。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避免过去20多年中粮食生产和粮农增收翻烧饼式的历史悲剧的重演。
2.建立稳定市场粮价的保护价机制和平衡供求的市场调节机制
实践证明，无论是过去的保护价敞开收购，还是目前定量定点的最低收购价收购，都无法实现对农民的价格保护。1997年至2000年，国家三令五申各地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余粮，在部分经济实力薄弱地区，几乎成了应付中央检查的口号。在无雄厚财力、物力支撑下，要求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只是把国有收储企业推向了破产的深渊。应当用“釜底抽薪”办法，通过抽紧市场供过于求的“粮根”，配合价格“托盘”，特别要将深加工转化等作为平衡市场的“调压器”的“减压阀”。
3.建立分流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
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大批转移农村劳动力。我国的情况是人多地少，在有限的耕地上集中了8亿农民，这种状况如得不到有效改变，单纯地靠提价，农民是永远富不起来的。只有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城市化进程，拓宽农民就业空间，将绝大部分种粮农民从土地上分流出去，粮田向少数种粮大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与集约化生产，才能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粮食产业的比较效益，使粮食生产走一条“高产、低耗、高效、优质”的发展道路。
4.建立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保障机制和粮食生产风险保险机制
实现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关键是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如抓好大型水利工程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普及科学种粮知识，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机械化程度，治理环境污染，提高防治病虫害水平，建立粮食信息、科研基地，发展粮产品深加工企业等。这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目前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由财政投入，必须创新农业投入机制，以国家财政投入为导向，引进工商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投入粮食生产，解决培育粮食生产市场主体，优化粮食产品质量和与市场接轨的三大问题，推进粮食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依靠农技部门和保险部门，按“防、抗、保”结合的要求，由农民掏一点、国家贴一点的办法，建立抗自然灾害、化解风险的粮食生产保险机制，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受伤害。
5.建立粮食生产、加工和流通的利益共享机制
粮农的增收是通过出售原粮所得，但其所得是十分微薄的。如果当年每500克粮食收购价上涨0.1元(这上幅已经很高)，出售5000斤粮才增收500元，对一家农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粮食加工增值和流通领域经营盈利，大部分成了深加工企业、流通企业的利润和国家的税收，作为提供原料的粮农却分享不到这成果，这是很不平等的。为此，一是大力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粮农与龙头企业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型利益共同体，实行二次结算和利润返还等形式，增加农民收入；二是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高附加值的粮油食品深加工业，延伸和做大做强粮食产业链，直接进入市场销售。将所得加工增值和销售利润部分，在合作社成员中按贡献大小进行二次或多次分配。
6.建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管理和补贴机制
农资价格上涨过快，不仅掠走了粮农从粮食提价和政府补贴中得到的实惠，而且挫伤了粮农积极性，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一方面要尽快建立遏制农资价格过快增长的管理机制，使农资涨幅小于粮农增收涨幅；另一方面，建立对农资企业必要的补贴制度，以弥补因平抑农资价格带来的企业亏损。
三、坚持科技兴粮战略，构建粮农增收的支撑体系
粮食安全保障关键是“稳在面积，增在单产”。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解决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这个最难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主要靠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
1.普及科学种田，提高粮食单产
科技是推动粮食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粮食生产水平决定于单产，单产的提高是由科技决定的。我国粮食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况，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成为总量平衡、略有富余的国家，除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外，科技进步是关键。十多年来，我国在推广农业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长足的成效。如育种技术的创新与突破，特别是杂交水稻制种的推广，使稻谷的单产400公斤提高到550-600公斤；同时，田间管理技术的改进，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提高，区域管理和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科学施肥等，加速了主要粮食品种的更新换代，对粮食单产和总产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利用科技进步可以找到粮农增收的新亮点。实施稻田养鸭、养螃蟹，综合收入每亩高达1200-1500元，比单一水稻每亩增收700元以上；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可增节省用肥30-50元，每亩稻麦增产5-10%，增收60-80元。可见，科技进步将在农民持续增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开展综合利用，向科技进步要效益
过去由于科技水平低，粮食生产和加工中的副产品基本没有利用起来，当作一种废物、负担和包袱，多数农民用焚烧办法处理。近几年，不少地方将这些进行科技开发利用取得了较好效果。利用稻谷加工后的大糠进行发电，既缓解了农村能源紧张状况，其成本相当城市用电价的三分之二；有的地方将大糠膨化压成颗粒，出口外销每吨最高价相当于水稻价；有的地方以秸秆气化发展沼气，解决了当地需用的清洁能源问题，经过发酵的稻秸秆成为优质的有机肥料，改良土壤。有些地方将麦稻秸秆打压制成砖，变废为宝。这种砖重量轻，质地坚、价格低，用它来建房其造价相当于用泥土砖的一半；而且节省了大量的耕地，对保护我国土地资源起到重要作用。还有的地方将豆皮、玉米皮经过加工，开发出高档纺织品原料，其性能可与天然丝媲美。随着科技进步，不断地向综合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开发出更多更好的有用产品，这不仅为焚烧了的麦稻草等找到了出路，促进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转移大批劳动力，而且成为粮农增收的最有潜力的领域。
3.提高粮油食品加工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
从目前市场销售的食品看，我国企业生产的食品多数是低档产品，市场竞争力低，经济效益差。要运用高新技术开发研制高附加值的高档品牌产品，占领市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以销售原粮为主的河南省，大力发展粮食品加工业，去年全省通过食品加工外销，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2300万人，粮农户均增收800元，为粮农增值增收开辟了新途径。同时，将中国的产品打进国际市场，赚取更多的外汇，作为提供优质原料的粮农，就能从国内增效和出口创汇中得到更多的收益。
总之，各级政府应当从战略高度认识科技兴粮、科技富民的重要性，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撑体系，加快品种、科技和知识更新工程建设，提高农民科技种粮水平。
四、尽快制定《粮食法》，为粮农持续增收提供法律保障
粮食是一个弱质产业，经不起反复折腾，这就需要有连续性政策来保证。解决政策的连续性的问题，只有靠立法来解决，加快制定和出台“粮食安全法”。通过粮食安全法，规范各级政府行为，依法行政，确保各种扶粮政策的连续性，实现粮食的长治久安。因此，在立法中，要围绕粮食增产与粮农增收这个中心，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明确政府与粮农之间的法律关系，解决政府与粮农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的责、权、利问题
我们认为，政府是承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的主体，是粮食安全最权威的管理者；粮农是按政府指令为粮食安全作贡献的打工者。他们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是立法中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由此，把一直由粮农扛着的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和独自承担的“自然、市场、政策”三大风险的担子，应转移到各级政府方面。政府既有从粮农那里取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权利，也应尽保障粮农持续增收的义务。政府要主动承担起在粮食生产中发生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不应转嫁给粮农。因为在减灾和化解风险能力方面，粮农个人与具有公权力的政府，是根本无法相比的。这样，能有利于减轻农民的压力，调动他们种粮积极性；也使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落到实处。
2.把粮食生产、营销和国家各种扶粮措施纳入有法可依的法制轨道
政府应根据我国国情，编制出粮食供需总量平衡的中长期规划，用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分解到政府各个五年计划中。既能改变过去粮食生产“多了少了”的无政府状态，实现有序生产，为粮农持续增收提一个物质保障，避免干部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给粮农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把政府各种扶农政策和措施纳入法制轨道，有利于保持其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因某一个领导人变更或政府换届而发生变化。这是粮农最关心和期望的，它有利于增强粮农安心种粮，加大投入，扩大再生产的信心，使粮农享受政府各种扶农政策和措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实惠。
3.制定粮农增收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提高的国家补贴制度
长期以来，种粮农民为国家粮食安全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效地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地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应该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出台粮农收入与经济增长、财政增收和居民生活改善同步提高的国家补贴法律，并将各项扶持资金和补贴，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中，财政补贴应与提供商品粮挂钩。
[关键词]非粮食产区；粮食安全；粮食生产[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82-03
1问题的提出和调查背景
《汉书·郦食其传》有言：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魏书.李彪传》曰：“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周书》八政之首即为食。从古至今，粮食被视为国家基础战略物资，治国之根本。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粮食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和谐安定的根本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兴旺都离不开粮食安全这一根基。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驻中国代表PercyMisika（2012）指出：当前世界人口不断增长，2050年将达到90亿，这意味着更高的粮食需求。但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带来了诸如土地急速缩减、能源过度消耗、水和土地等资源被污染等问题。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温度上升带来的粮食减产、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以及病虫害加剧等问题，也成为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我国，市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粮食市场受到各种经济产业的挤压，因国家宏观调控对于战略性物资——粮食价格的严控及其生产本身的技术含量低使得粮食生产的效率低与其产业发展空间小。促使“弃粮”农民数量不断增长，转而从事比较利益高的非粮食生产，更甚至“弃农”进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以寻求更高收入。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已经清晰意识到这一点，每年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各个国家都会举行活动，意图纪念取得的粮食和农业生产成就，与此同时强调发展粮食的重要性和唤起人们对粮食安全危机的意识。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在《粮食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十二五”时期粮食行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仓储物流能力和科技支撑能力明显提高；推进法制建设，全面实现依法管粮；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竞争有序、监管有力、质量安全的现代粮食流通格局。
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于1983年给出的解释——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其强调了一个“有买”和“有卖”的过程，即为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饱和平衡状态——满足所有消费者的消费。结合来源于经济学家阿尔伯托·瓦尔德斯（1990）的定义——缺粮国家或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或家庭逐渐满足其标准消费的能力。即若每一区域的粮食都能自给自足，则粮食安全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由此可见，“粮食安全”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范畴，也是一个地区的概念范畴。
目前，关于非粮食主产区与粮食安全相结合的研究文献不多。与此同时，关于非粮食主产区的研究非常稀缺，大多基于粮食主产区。然而相对于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问题更多出现是在非粮食主产区。于是，本文认为，对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极为重要。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则比较成熟和丰富。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基于全球或者全国的宏观层面，向各个不同方面延伸。一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寻求各种新型技术以保证粮食安全。研究利用仓库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王晶磊，徐成，曹阳；2011），最佳机械通风方式解决粮食储存问题（赵建华，任红霞，安晓鹏；2011），讨论大米理性化特征与大米口感品质的相关性研究（黄天柱，吴卫国，李高阳，冯秀娟；2012）。二是研究政府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的影响和作用。李普亮（2011）考察财政农业支出对粮食产量的总体效应和结构效应，认为财政农业支出促进了粮食增产，但促进效应总体上比较微弱。三是粮食产业链经济关系的研究。刘立仁（2005）认为，“配额生产，定额补贴”是粮食发展的一条粮食发展的长效有效机制，这条路径的目标为总量调控和收入保证目标发展。张东平、郭震、刘培培（2012）比较分析粮食价格，提出应对粮价上涨、稳定粮价的重要手段。郭斌、边海军（2012）以土地银行为研究视角，探索了粮食运营需保持的最小经营规模及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郑兆山（2002）通过调查民间储粮情况，认为应当提高认识，加强培训，规范建设，加强管理以确保民间储粮安全。四是粮食经济与人力资源配置关系的互相作用分析。
本研究将首先在以往的粮食安全基础上关注区域内粮食安全，关注主体为粮农，其次，将非粮食主产区与粮食安全两条线结合，重点对粮农利益的保护以及粮食安全的平衡。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龙胜）是一个物资运输仅依赖一条蜿蜒于山区长88千米的二级公路的相对封闭的非粮食主产区，粮食的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依然在发生。从86%的农业人口比重来看，龙胜无疑是一个农业大县。水稻播种面积占到耕地面积的85%，可见当地农民的主要种植农作物是水稻。因其特殊的地势和恶劣的交通条件，粮食的安全问题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本文以龙胜为例，着眼于粮食的种植、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储存六个环节。
2龙胜粮食市场的发展与现状
龙胜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由10个乡镇组成。其中既有处在大山区中拥有著名旅游景点的龙脊梯田的和平乡，也有地势平缓的平等乡。于是，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和平乡和平等乡为例。
2.1粮食的种植与生产
图1粮食总产量（千克）
图2耕地面积与粮食播种面积（公顷）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粮食种植结构调整，经济快速发展和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务工潮的涌现，使得一部分粮食主产区向着粮食主销区转变。于是粮食的供需缺口日渐扩大，粮食产销形势呈现出“一升两降”局面。“一升两降”指的是粮食需求量日渐升高；粮食生产能力下降；粮食自给量下降。从粮食的总产量2003年的减产以及其后的不稳定波动结合粮食播种面积2007年后的减少来看，数据表明农村经济结构的逐渐转型。
图3人均有粮和人均产粮（千克）
1991年至2009年人均有粮从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2007年的403千克锐减到2009年333千克，相当于全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其中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增大。
图4公顷产粮（千克）
数据来源：《龙胜各族自治县统计年鉴》1991—2009
公顷产粮的稳步提高得益于生产技术改善和杂交水稻的运用。粮食的种植方式主要是以人力以及牛耕的原始种植方式为主。原因在于首先是地势。和平乡地势陡峭，交通不便，物资运输依靠人力以及骡托。田地均为小面积梯田，显然不适用于耕田机和收割机的使用。其次是规模。小规模生产，效益低，使得农民对机械种植的要求不大。
2.2粮食的加工及运输
在和平乡没有粮食销售和收购点的情况下，农民购买和销售粮食均要搬运至县城。高昂的运输成本使大多数农民望而却步，种粮只限自己自足，既满足了自身对粮食的需求又规避了粮食输入和输出的费用。平等乡农民种粮规模较和平乡大，但局限于自身劳动力等生产资料不足，致使生产仅能够保障自身条件下小规模商品化出售。由于小规模经营，农民自身不具备高科技的加工能力及设备，出售的产品为谷子和大米，以谷子为主。
2.3粮食的销售
本文从农民粮食销售与向消费者粮食销售两个方面讨论。农户往往受限于出售粮规模小而将初级产品卖给粮食局。本地粮占粮食局收购总量的60%，40%则为非本地粮。市场上因本地粮的口感不好，市场占有率低。本地消费者倾向购买湖北、湖南产的粮食。
2.4粮食的储存
粮食植物，有着新陈代谢循环和严格地生产周期。粮食固有的营养与品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建立符合当地特点以及科学要求的粮仓以及建立完整的储藏周期表是保证当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然而当地粮食约有80%储存在农户家中以供种粮者自身生活需要。一般情况下，农户的储粮行为可分为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生产性消费储粮需要和其他需要四种。可见当地大多数的农户储粮为前两种目的。但由于农村储粮条件普遍较差，鼠灾、虫害以及潮湿等防范措施不足使得粮食损耗严重。粮食的营养性、口感以及食用的安全性受到严重的威胁。
3龙胜粮食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3.1小规模分散种植
在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分工逐渐多元化的情况下，进城务工流的出现使得粮食种植生产力的流失。粮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受自然环境很大的影响，农村人口纷纷寻求更好的方式去赢得更多主动权和利益。生产力的老残化和减弱化趋势使得粮食产业的连贯性受到极大影响以及其规模迅速萎缩。在龙胜，粮食的生产单位从合作社形式瓦解为家庭。老幼的留守，青壮年的出走最终结果是——田地的荒芜，绝大多数农民种粮仅为保证自己生活所需。
3.2生产方式原始
机械化程度低条件下的生产力低是制约发展的关键。在和平乡，特殊的地型使私人难以享受到使用大型生产机械，整个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机械仅为犁田机和打米机。但是搬运犁田机的时间和劳力成本使绝大多数农民宁愿放弃使用犁田机转而倾向最原始的人力犁田或者牛耕。在平等乡，犁田机的使用较为和平乡广泛。但是由于家庭小规模生产，使得同样无法享受到大型机械带来的好处。当地没有进行对粮农的定期技术培训，粮农的种粮技术完全靠父辈传授和经验，这样不利于新科技的传播与发展。同时，对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监控漏洞可能会影响到粮食食品的安全，以及不利于生产资料的节约与优化配置。
3.3信息渠道单一
每一家每一年的余粮规模小并且农民组织性不高，粮食销售只能处于被动的位置。因为粮食产业市场的完全竞争性，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依赖国家政策与财政。运输、储存、加工、销售中间环节的“黑箱”存在，导致处于最初生产阶段的生产者——农民无法主动掌握粮食的定价权。农民的积极性不高的结果是——“弃粮”“弃农”，青壮年的出走。
3.4粮食口感不好
在已经满足了能量供给以及温饱的消费者面前，粮食的风味口感和营养成为了新的追求。然而，当地粮食加工精度不高，由此带来的口感粗糙，使得市场占有率不足，吸引力有限，于是口感则成了本地粮的软肋。
3.5粮食流通不顺畅
县乡村市场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信息，其影响构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粮食流通的不顺畅导致小范围的买卖粮食价格差异，损害了部分粮农和消费者的利益。
3.6生产资料价格暴涨抵消了扶持政策的效用
近几年来，CPI飞速增长、通货膨胀使得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提高。但是国家为保证所有居民的生活基本需要运用宏观调控将粮食价格严格监控使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及低廉的价位，于是粮食与其他商品不同，价格不受供求关系影响。对于颁布的粮食产业扶持政策，相当一部分被抵消了，发挥不了实质性的作用。对于农民的现实利益，粮食价格的不断下跌与农资价格的不断上涨构成了农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
4结论与建议
4.1因地制宜集中产业资源优势
和平乡龙脊景区的主要观赏性在于梯田，梯田的观赏价值在于一是一层层整齐规模宏大的田地，二是梯田上种植的稻谷春的生机勃勃，夏的绿绿葱葱，秋天金黄色收获的喜悦，冬天白雪皑皑的素净。由此可见，在积极发展旅游业的和平乡，这种特色的水稻种植显然对当地旅游业贡献力巨大。和平乡可以在立足于观赏性保证稻田的最佳种植范围与密度，使稻田旅游形成当地又一富有盛名的旅游特色。促使当地农民主要收入从粮食收益到旅游收益的转变。例如名誉全球的普罗旺斯薰衣草和婺源油菜花，都值得当地作为参考和借鉴。地势平缓，因而种粮成本较和平乡小的平等乡，促使其扩大种粮规模和面积，集中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提高粮食的商品化程度，提供其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是一条可行之路。
4.2颁布地方自治条例，加大资金投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集中社会优势资源搭建一个社会化的粮食创新体系，对粮食储运、加工及加工装备等技术平台和创新体系的重新定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和平乡，加大政府督促机制，建立粮食销售点，投入政府补贴使其粮食销售价格等于龙胜县城粮食销售平均市价。降低粮食种植税费和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同时引入专业人才普及推广及指导农民进行种植。其次，对于平等乡，加大政府粮食种植补贴，引导农民扩大生产。实现区域粮食互补的有效机制。政府既要保证所有居民粮食消费需要，又要避免“谷贱伤农”这一农民无法逃离的现实窘境。
一、改革体制，创新机制，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粮食流通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多次探索。按照市场化取向，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到“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说控”，再到主产区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试点，经过不断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实施，特别是粮食供求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进一步推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粮食生产的同时，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这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内容，对于构筑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新格局，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市国有粮食企业在全省率先超额完成减员分流的改革目标（减员分流3003人）后，又积极稳妥地实施了“两放开一调整”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通过这两项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破解了“三老”难题，走出了困境，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粮食产业化经营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国有粮食企业实现了由“计划主渠道”向“市场主渠道”的演变，打造了粮食产业经济新平台，建立了粮食市场预警系统和粮食行情监测系统，初步建立了本市粮食宏观调控体系，也调动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生产。这些成绩是来之不易的，市委、市政府对粮食部门的工作是满意的。
但是，如果置于新的时代背景下来看，我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目前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仍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认真探索并加以解决。粮食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监管相对薄弱，宏观调控能力不强，粮食企业机制不活，市场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粮食县、区长负责制还没有完全落实等等。这些问题表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作用：
第一，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建立健全粮食市场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在绝大多数商品市场和价格已经放开的情况下，粮食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其市场和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市场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确立粮食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规范粮食市场秩序，解决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程。
第二，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近几年，粮食比较效益下降，种粮农民增收困难，从而造成粮食生产滑坡。尤其是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农民不能直接得到补贴实惠，增产不增收，这就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对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粮食的重要战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无农不稳，有粮不慌，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粮食生产和粮价的大幅波动，会产生强烈地连锁反应，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改善和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不仅有利于确保粮食市场稳定，也有利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总之，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周密部署，强力推进，坚决打好我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攻坚战。
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正确处理好粮食改革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这次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放开收购市场，直接补贴粮农，转换企业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改革要坚持的原则是：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有利于种粮农民增收，有利于粮食市场稳定，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要达到的目标是：粮食购销市场化，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监管规范化。与以往相比，这次粮改更为全面、更为深刻、更为系统。从主产区的角度看，既要确定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又要解决好原有体制遗留的历史问题；既要全面放开，又要监管跟进；既要搞活流通，又要加强宏观调控；既要主产区多做贡献，又要主销区自求平衡。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发展粮食生产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党中央、国务院一再说，中部地区的崛起，首先是要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这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发展农业，首先是搞好粮食生产和销售，这既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我们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调优增效。只有粮食生产得到稳定发展，结构调整才有坚实基础。反过来，只有通过结构调整，才能更好地促进粮食生产。只有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是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的保证，才能避免高产低效、增产不增收局面的发生。
二是要正确处理好放开市场与加强监管的关系。放开市场和加强监管，是这次改革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既要放开搞活，又要加强监管；放开是必然，监管是保障。放开不是放任自流、一放了之，监管也不是管死、不是制约，而是规范和服务，是放而不乱，管而不死，管放结合，活而有序。粮食既是重要商品，又是特殊商品，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对粮食市场的管理。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在深化改革中加强市场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真履行职责，从市场准入、监管服务、整顿秩序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
三是要正确处理好主体多元化与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的关系。发展多种所有制粮食企业，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有利于搞活粮食流通，但这并不是不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这个主渠道。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粮食购销企业，是国家实行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如果没有这个抓手，政府就难以有效地对粮食市场进行调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要在粮食收购、掌握粮源、保障市场供应和服从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尤其在目前的过渡阶段，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尤为重要。没有多元化不活，没有主渠道不稳。主渠道是多元化格局中的主渠道，多元化是有主渠道支撑的多元化，主渠道作用要通过平等竞争来实现。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要面向市场，转换机制，增强竞争力，认真执行国家粮食政策，尽快走向“市场化的主渠道”。
四是要正确处理好粮食全面市场化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系。市场不断档，粮价不暴涨，这是我们在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粮食是季节性生产、常年消费的商品，粮价是百价之基，万民之本，如果粮食供求出现大的波动，势必影响经济全局，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的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县、区粮食储备制度，建立中长期粮食供求总量平衡机制和市场预警体系，开展粮食产销区之间的长期稳定协作等。
三、加说控，各司其职，切实把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落到实处
这次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进一步落实好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正确认识、深刻理解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基本精神。粮食安全是政府的职责，而且主要是行政一把手的重要职责，只有加强一把手的责任，提高一把手的责任意识，才能把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真正落到实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县、区长负责制，要签订责任书，哪一级出问题，哪一级负责。县、区长要切实担负起本地粮食生产、流通和安全的全部责任。一是要重视粮食生产，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二是要加快推进国有粮食企业的第二步改革，促使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发挥主渠道作用。各县要确保年底前完成改革目标任务。三是要按要求建立县、区粮食储备，力争两年内达到省下达的规模。今年我们已经建立了首批市级粮食储备，各有关单位要继续通力合作，确保年底完成任务，否则将按规定追究有关单位责任。四是要规范粮食经营行为，建立和维护粮食市场正常秩序。五是要搞好产销衔接，做好区域内粮食供求总量平衡，保证粮食供应和粮食价格基本稳定。
二要充分发挥政府各部门职能作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在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的职能作用，深入研究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各负其责，密切配合，抓好落实。各级粮食主管部门，要逐步实现从粮食行业管理向全社会粮食管理转变，精心组织实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整体方案，切实履行粮食流通监管的职责，健全粮食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的督促和指导，加强行业指导和粮食统计，继续做好政策性粮食供应工作。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要求，履行好各自的职责。
关键词：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粮食安全价值链成本优化成本抑减
Abstract:Oneofimportantaspectofpotentialaccidentsofnationalfoodsecurityisthattheincreasingcostoffoodsecurityresulttheheavyfinancialburden.Inordertoensurefoodsecurityunderareasonablecost，strategiccostmanagementoffoodsafetyshouldbeimplemented，whichhasmanycharacteristics:suchasopennessmanagementspace，comprehensivenessmanagementobject，dynamicmanagementapproach，persegettinginformation，andsoon.ThemainwayofoptimizethevaluechainofChinasfoodsecurityis:integratingresourceofthecurrentvaluechainoffoodsecurity，enhancingthegrainproductionanddistributioncapacity，reducingtheinstitutionalcostforminhistory，andappropriateincreasingfoodimports.
Keywords:StrategicCostManagementofFoodSafetyValueChainofFoodSecurityCostOptimizationCostReduction
从长期来看，我国粮食安全的隐患不仅表现在资源对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的保障乏力，还表现在粮食安全成本的持续增长所导致的财政负担。因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定位应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之间寻求平衡点，为了通过成本管理有效地支持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需要引入战略成本管理法方法，在粮食安全成本管理中心引入战略管理理想。本文就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特征及其优化粮食安全成本的路径加以探讨。
1.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
战略成本管理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由英国学者提出，其核心是“成本优势”［1］(P294)。美国学者麦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的专著中列章探讨“成本优势”。在波特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于1993年出版《战略成本管理》（J.K.Shank等）的专著，是战略成本管理具体化。日本学者又进一步将战略成本管理扩大到企业界。近年来，在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战争成本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加强成本管理、取得竞争优势的有力工具。国家粮食安全成本的控制与管理应运用战略成本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关注成本驱动因素，运用价值链作为分析工具，明确成本管理在粮食安全战略中的功能性定位。它要求成本管理要注重内外环境影响，其信息提供和控制程序要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相适应。
结合粮食产业的特征和粮食安全成本的功能，笔者以为，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是指在对粮食安全价值链和粮食生产、流通、贸易及其需求趋势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粮食安全的成本结构、成本配置行为进行优化与控制，从而实现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关注成本战略空间、过程和以往粮食安全政策的绩效与代价，将成本信息贯穿于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过程中，通过对粮食安全成本结构、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与改善，以达到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变化的粮食安全环境的目的。
2.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特征
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一切活动以保证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其主要特征如下：
2.1管理空间的开放性。战略成本管理具有开放系统的特征。它把粮食安全成本管理纳入国内外以粮食供求信息为核心的国际环境中予以考察。一方面，表现为成本管理信息涉及范围的拓展及控制视角的扩大，如成本控制与约束要扩展到粮食安全成本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战略成本管理所倡导的核心是以变应变。在既定的粮食安全战略目标下，粮食安全活动要适应环境变化并及时进行调整。为了真正发挥粮食安全成本的能动作用，必须改变传统管理中诸多的静态假设，在变动的外部条件下进行粮食安全决策。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才能预测和控制粮食安全风险，确定和实施正确的粮食安全战略，主动适应和驾驭粮食供求形势。
2.2管理对象的全面性。战略成本管理以整个粮食安全价值链为对象，根据粮食安全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战略成本目标，具有结果控制与过程相结合的特征。从粮食安全活动的环节上看，克服传统成本管理只主张结果分析的片面性，而将结果控制与过程控制相结合，通过过程的控制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粮食生产、粮食收购、粮食储备、粮食运输、粮食加工、粮食销售等各个环节与粮食安全的整体目标紧密联系起来，以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结果的影响和保证预期结果的实现。与此同时，战略成本管理既重视主要活动，也重视辅助活动，如产业政策的制定、市场体系建设、粮食科学研究、粮食对外贸易、政府行政干预等活动都作为价值链分析的内容，从而达到洞察全局的目的，并由此形成价值链的各种策略。
2.3管理方式的动态性。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不仅是短期供求平衡问题，而且关系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2］(P17)。传统管理立足于短期的成本管理，常常根据短期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对成本支出方向进行随机性调整，导致政策变化无常，市场大起大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战略成本管理则立足于长远的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它不局限于单一的粮食年度分析，而是以长期粮食安全状态的变化来确定粮食安全成本配置与优化的方向，使成本配置服从于长期的粮食安全目标。此外，由于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始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环境相适应的，在环境发展变化时，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战略成本管理又是一种动态的管理。
2.4获取信息的多元性。战略成本管理提供了超越会计主体范围的更广泛、更有用的信息。国家粮食调控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内外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库存、质量、价格等信息准确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保证政策的科学性，以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当前，涉及国家粮食政策制定的相关部门有发改委、财政、粮食、农业、农发行等。各部门对粮食问题占有信息只侧重于某一个方面，在制定粮食调控政策上，部门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政策形成的结果往往是部门博弈的结果，哪个部门掌握的权力大，决策就会倾向于哪一方，至于形成的政策是否是最科学的选择就很难说了［3］（P21）。战略成本管理要求突破会计主体本身的限制，获得与粮食产业有关的各方面信息，为政府粮食安全决策提供系统性、权威性和准确性较强的多方面信息。
综上所述，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安全战略中的成本动因、粮食安全价值链以及粮食产业在一个更大的国民经济活动价值链中所处位置进行成本决策。其基本内容是关注成本驱动因素、运用价值链分析工具，明确成本管理在粮食安全战略的动能定位。因此，价值链分析、成本动因分析、战略定位分析构成了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框架。
3．粮食安全成本优化的路径选择
3.1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路径。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是指将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各环节协调互动，产生协同效应和提高资源聚合质量，从而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粮食安全价值链是指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产业群，包括为粮食生产做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粮食种植等中间产业部门；粮食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粮食安全价值链体现了粮食有关各产业之间以及与外部相关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即产业之间的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
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就是要将被人为割断的粮食安全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各环节之间的合理连接和协调运行。通过整合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整合粮食产业链的形态要素，实现粮食物流的整合、信息流整合、价值流整合和生产经营主体的整合。其二，整合价值链的时空分布，实现空间上的价值链整合、区域内的价值链整合和跨区域的产业链整合。其三，整合产业链微观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形成合理价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通过整合使粮食安全价值链的结构更加合理、产业环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得粮食产业链的运行效率不断提高，为降低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创造条件。
3.2建设性成本重点配置途径。这里所说的建设性成本是指对中长期粮食安全保障具有关键作用的支出和重要的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建设性成本重点培植战略的基本思想是：粮食安全成本的配置不能追求在粮食安全价值链所有环节的平均分配和面面俱到，而应实现对粮食安全关键环节的重点支持。而粮食综合供给能力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的结合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是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和粮食自然风险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在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采取了根据农业形势进行“相机抉择”的投入政策。这种做法应该改变。应通过制定稳定、规范的农业投资政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分工，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转贴于
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是由中国粮食供求地区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只有具备较强的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粮食从生产或储备到消费的通道及其通畅且通达时间较短粮食安全风险才能得以化解。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应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重点予以配置，逐步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并形成可靠的科技支撑体系，使粮食安全的战略环节得以不断强化。
3.3体制成本持续抑减途径。成本抑减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地运用各种方法以降低各项成本的措施［4］(P315)。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是指通过分析粮食安全成本链上各个环节成本配置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确定降低成本的方法与途径的活动。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不是一项为应付当前出现的财政支出能力不足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是一个提高粮食安全成本利用效率，在必要和可能的环节降低成本的持续过程。笔者以为，在粮食安全价值链上抑减的成本项目是体制缺陷带来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体制成本。长期以来，政府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委托—制度的设计导致了较高的体制成本。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管是在粮食收购环节、批发环节，还是粮食对外贸易，多元化的粮食经营主体已经形成，但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做法并没有改变。笔者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使粮食储备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逐步实施粮食储备经营招标制度。逐步改变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办法。由政府委托申标企业粮食储备，不论国有粮食企业还是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都可以参与招标。政府作为委托方支付费用，仓储企业因承揽储备粮保管业务而获得相应的储备费用。
战略成本抑减的另一个方面是过高的粮食储备成本。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国家储备粮目标错位有直接的关系。从国家粮食储备运行的实际情况看，价格支持和稳定生产者收入日益成为专项储备的主要目标，使粮食储备的基本目标偏离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而出现错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减少国家储备规模的趋势，各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政府储备的规模，对国际市场和社会储备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根据笔者的测算，中国目前的粮食储备规模是合理级储备规模的5倍以上，因此，降低粮食储备规模是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的重要途径。
3.4适度增加进口的路径。在国内粮食生产处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意味着支付较高的粮食安全成本，相当于牺牲部分经济安全来保障粮食安全。为了选择成本较小的供给模式来实现粮食安全战略，应该采取控制产量与适度增加进口并举的战略。
适当控制粮食生产总量，保持粮食供求的紧张平衡状态，对缓解粮食生产和流通中的众多矛盾具有积极的作用［5］(P31)。这是由于，较高的自给率是以恶化环境、牺牲经济和社会福利为代价的。适当控制产量有利于减少盲目追求产量增长而带来的巨大的环境代价。对于资源匮乏环境脆弱的地区，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尽管暂时可以增加产量和消费量，但随之带来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迅速下降；在总面积难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总产量、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也跟着下降。过度开垦还必然在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同时造成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和农民收入的下降，从而限制了它通过市场交换区的食品补充供应的能力［6］(P142)。因此，适当控制产量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农民增收。
笔者认为，有必要实施“存量立足国内生产、增量面向国际市场”的粮食安全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以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为前提，保持每年粮食产量大体上稳定在当前规模（存量）不变，通过逐年扩大粮食进口规模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在粮食产量大体稳定的同时，积极调整品种结构、增加生产保证口粮供给的比重，降低用于工业用粮的产量，形成立足国内确保口粮供给，依靠国际市场解决工业用粮缺口的格局；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条件允许情况下，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粮食贸易依存度，将进口粮食占国内粮食需求总量的比例控制在10%以内。笔者认为，小于10%的粮食贸易依存度不会对粮食安全产生较大的影响，还可以缓解国内粮食僧产的压力，降低粮食安全成本。
参考文献
［1］乐艳芳等.成本会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张宏宇.建立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机制研究［J］.新视野，2005（5）
［3］鲁晓东.2007年中国粮食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北京：调研世界，2007（7）
［4］王志彦、刘志远.成本管理会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时空变化；驱动因素；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粮食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属性。粮食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都将保障粮食安全摆在重要战略地位。2014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发展长江经济带与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一起成为国家推动区域发展的三大战略。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11个省（市），面积约205万km2，占国土面积的21%，辐射中国45%的GDP地区，拥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经济带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200万hm2上下，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维持在38%―40%之间；粮食产量稳定在2亿吨左右，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维持在37%―45%之间，在中国粮食生产格局中举足轻重，对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深入分析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提升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能力，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粮食产量驱动因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采取不同方法M行了探究。有学者认为，粮食产量受到劳动力、耕地、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农膜等要素投入的影响，增加要素投入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①。也有学者认为，农业政策是粮食生产重要的政治环境，政府出台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可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从而增加粮食产量②。还有学者从粮食受灾率、有效灌溉率、粮食价格等方面探讨了粮食产量驱动因素①。以上研究为本文进一步分析粮食产量变动及驱动因素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已有研究大多以我国整体或某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而专门针对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及驱动因素的研究极少。本文将运用变异系数、加权离差系数和GIS空间技术，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时空变化进行分析，准确把握其变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驱动因素。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变异系数
这是衡量地区某要素相对差异的指标，变异系数越大，表明该要素在该地区的差异越大，反之，则差异越小。本文运用变异系数测算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波动的总体差异，计算公式如下②：
2.加权离差系数
这是测度地区间某要素差异变化的指标，加权离差系数越大，表明该要素在地区间的差异越大；反之，则差异越小。本文运用加权离差系数测算长江经济带各地区间粮食产量差异水平，计算公式如下③：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时间从2000年至2014年，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相关省（市）统计年鉴，采用的空间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心提供的1∶300万矢量数据。
三、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时空演变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时序演变
如下页图1所示，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大致经历先持续下跌、后波动上涨两个阶段，粮食产量由2.08亿吨上升到2.30亿吨，累计上升0.22亿吨。其中，第一阶段为2000―2003年，受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粮食收益相对低下等影响，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由2000年的2.08亿吨下降至2003年的1.83亿吨，累计下降0.25亿吨，下降12.02%；第二阶段为2004―2014年，受国家农业税减免政策以及农业补贴政策等影响，粮食产量波动上升，2007年开始持续上升，累计上升0.47亿吨，上升25.68%。同时，2000―2014年间，虽然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整体上升，但对全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整体却呈现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45%下降至2014年的38%，累计下降7个百分点。
（二）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波动时序演变
首先，运用变异系数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波动状况进行定量测算。如图2所示，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变异系数经历先大幅波动、后保持稳定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2000―2006年，变异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最小为0.52，最大为0.57，表明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差异较大；第二阶段为2007―2014年，变异系数维持在0.56上下波动，表明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差异趋于稳定。
为进一步验证变异系数测算的准确性，继续运用加权离差系数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波动状况进行定量测算。如图2所示，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波动的加权离差系数变动趋势和变异系数变动趋势基本吻合，且两者趋于收敛。具体来看，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加权离差系数也经历了先大幅波动、后保持稳定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2000―2006年，加权离差系数最小值为0.38，最大值为0.42，表明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差异显著；第二阶段为2007―2014年，加权离差系数在0.40上下波动，粮食产量差异趋于稳定。
（三）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空间分异状况
为了进一步探讨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的空间分异情况，本文选择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4个年份，利用GIS技术绘制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空间分布图，具体见下页图3。如图3所示，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粮食产量基本稳定的地区有：上海维持在1000万吨以下；重庆和贵州维持在1000―1500万吨；江苏和四川维持在3000万吨以上。粮食产量下降的地区为浙江，由1000―1500万吨下降至1000万吨以下。粮食产量上升的地区有：云南由1000―1500万吨上升至1500―2000万吨；江西由1500―2000万吨上升至2000―2500万吨；安徽先由2000―2500万吨上升至2500―3000万吨，再上升至3000万吨以上；湖北由2000―2500万吨上升至2500―3000万吨；湖南由2500―3000万吨上升至3000万吨以上。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粮食产量呈现上升趋势，且粮食主产省上升趋势较为明显。
四、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
粮食生产的驱动因素较多，包括要素投入、经济环境、农业政策及农业生产条件等。本文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并考虑数据可获性，选取以下指标作为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的驱动因素：
1.要素投入
本文选取种粮人数、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三个指标衡量长江经济带要素投入状况。其中，选取种粮人数反映粮食生产的劳动力要素投入状况，一般种粮人数量越多，粮食产量越高。种粮人数用农业从业人数乘以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e的比重。选取粮食播种面积指标反映粮食生产的耕地要素投入状况，一般粮食播种面积越大，粮食产量越高①。选取化肥施用量反映现代农业的要素投入水平，一般合理施用化肥，将提高粮食产量②，并假设种粮人数、粮食播种面积和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具有正向影响。
2.粮食单产
本文选取粮食单产衡量某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一般粮食单产越高，粮食产量越高①，并假设粮食单产对粮食产量具有正向影响。
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选取人均GDP衡量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②。人均GDP对粮食产量影响可能存在两方面：一方面，人均GDP越高，农民就业选择越多，可能会选择非农产业就业，导致粮食产量降低；另一方面，人均GDP越高，农民可能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导致粮食产量提高。故人均GDP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有待于验证。
4.农业生产条件
粮食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再生产有机结合的过程，粮食生产在较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本文选取粮食受灾面积反映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粮食受灾面积用粮食播种面积乘以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表示，并假设粮食受灾面积越大，粮食产量越低。本文还选取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并假设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粮食产量具有正向影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物质基础，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粮食生产具有促进作用。
5.农业政策
农业政策是粮食生产的另一个重要宏观环境。本文选取农村固产资产投资和农业税减免政策作为农业政策指标③，并假设农业税减免政策对粮食产量具有正向影响。农业税减免政策用虚拟变量表示，没有取消农业税减免政策的时期用“0”表示，实行农业税明显下调或完全减免的时期用“1”表示，并假设取消农业税对粮食产量具有正向影响。
6.预期收益水平
粮食价格高低直接影响农户粮食生产行为，从而影响粮食产量④。本文选取滞后一期粮食价格指数作为衡量粮食生产的预期收益水平，有效避免粮食价格指数与粮食产量反向因果的影响，并假设滞后一期粮食价格指数对粮食产量具有正向影响。
（二）模型建立
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粮食产量驱动因素，同时避免数据波动和量纲不统一问题，本文对部分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构建要素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条件及农业政策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驱动的计量分析模型：
lnYit=β0+β1lnlabit+β2lngsait+β3lnfuit+β4lnpgyit+β5lnpgdpit+β6lngdait+β7lnfirit+β8rtit+β9gpi（t-1）+εit
式中，Yit表示长江经济带i地区第t期粮食产量，β0为常数项，β1，β2……β9为待估参数，lab表示种粮人数，gsa表示粮食播种面积，fu表示化肥施用量，pgy表示粮食单产，pgdp表示人均GDP，gda表示粮食受灾面积，fir表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gpt-1表示滞后一期粮食价格指数，rt表示是否实行农业税减免政策，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3.0软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模型拟合度为0.98以上，F统计量显著，表明模型总体回归效果较好。其中，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人均GDP、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税减免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具体分析如下：
要素投入的估计结果显示，粮食播种面积和化肥施用量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原假设相符。粮食播种面积的产出弹性为1.021，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粮食产量提高1.021%；化肥施用量的产出弹性为0.021，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化肥施用量每增加1%，粮食产量提高0.021%。种粮人数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具有负向影响，与原假设不符，并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的显著性变量。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良种技术的推广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虽然种粮人数有所降低，但整体粮食产量仍然上升。
粮食单产的估计结果显示，粮食单产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原假设相符。粮食单产的产出弹性为0.215，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粮食单产每增加1%，粮食产量增加0.215%。
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均GDP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粮食产量越低。人均GDP的产出弹性为-0.026，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人均GDP每增加1%，粮食产量下降0.026%。
农业生产条件的估计结果显示，粮食受灾面积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具有负向影响，与原假设相符，但并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的显著性变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原假设相符。其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007，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粮食产量增加0.007%。
农业政策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税减免政策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原假设相符。农业税减免政策的估计系数为0.014，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实施农业税减免政策使粮食产量提高0.014%。
预期收益水平的估计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粮食价格指数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具有正向影响，与原假设相符，但并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的显著性变量。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GIS软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粮食产量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固定效用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粮食总产量先持续下跌、后波动上涨，累计上涨0.22亿吨，但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其二，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粮食总产量波动年际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趋于稳定。
其三，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粮食产量省（市）际差异较大，但大部分分省Z食产量呈呈上升趋势，且粮食主产省粮食上升趋势明显。
其四，2000―2014年显著影响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的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粮食单产、人均GDP、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税减免政策等。
（二）启示
根据以上对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的深入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启示：
一是在当前退耕还林、退田还湖、还草等背景下，通过荒地开垦、土地开发、土地改良、土地整改等途径，尽可能稳定和扩大长江经济带粮食播种面积。同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现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
二是在农业部印发《到2022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应该通过减少施用次数、施用剂量，减去不合理施肥造成的多用部分化肥，并防止流失，提高效率。
三是在农业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加强粮食作物培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加大粮食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投入，同时提高粮食生产过程的管理水平，从而提高粮食单产。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粮食安全问题是重大战略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生产尤为重要。20xx年全球出现粮食危机，新疆也把粮食安全问题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在自治区的安排部署下，各地区都制定了相应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并进行了层层落实。
**县远离粮食产区，属于粮食产、销自行平衡县。近年来，由于粮食比较效益较低，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粮食面积和产量缩减，粮食安全问题也应引起高度关注。因此，认真研究和深化认识我县粮食生产现状，未雨绸缪，防患欲未然，对于稳定粮食生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对粮食不断增长的需求，解决我县未来粮食安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县粮食生产现状
（一）粮食生产现状：全县土地总面积1581万亩，其中耕地面积35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2％。建国以来，**县粮食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总产由一九四九年的194万公斤增加到二oo八年的3086.75万公斤。随着种植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粮食作物内部结构由过去单一种植小麦逐步调整为以大豆为主、玉米和小麦为副的种植结构。大豆种植优势明显，产量高、品质优、效益好，是**县的一项优势产业，小麦、玉米的种植面积则相应减少。20xx年，全县小麦、玉米和豆类种植面积分别为3.28万亩、1.48万亩和7.89万亩，总产量分别达到524.8万公斤、888万公斤和1617.45万公斤。
（二）粮食收购现状。1998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来，我县始终贯彻落实“敞开收购，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98年收购小麦5721吨，收购玉米3329吨。随着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政策的变化，小麦和玉米两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粮食收购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xx年小麦收购量下降为327吨。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20xx年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粮食优惠政策，即：在落实国家每公斤价外直补0.2元，每亩地农资综合补贴94元等政策的基础上，县财政给予小麦每公斤0.2元补贴，对小麦种植户给予每亩10元补贴，对连片种植50亩以上的小麦种植户给予每亩50元补贴，水费实行先征后返。以上措施的出台，使20xx年收购小麦收购量上升为1800吨。
二、**县粮食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小麦价格增长缓慢，农资价格又在逐年上涨，虽然近年国家实施了取消农业税、下发粮食直补等优惠扶持政策，但小麦的收益远低于油葵、打瓜、油葵、蔬菜等农作物的收益，影响了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有相当一部分农户选择放弃粮食种植。加上小麦生产规模小，商品率低，农民种植小麦收入少，其规模效应已成为长期制约我县粮食生产的瓶颈，使我县粮食生产的市场竞争力弱。
（二）产业化发展滞后，粮食经营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经济效益差、抗风险能力弱，难以做大做强。**县粮食流通企业目前仅有粮油收储有限责任公司，粮食取消定购任务后，粮食部门过去依赖政策支持的购销企业，失去了坚强的后盾，粮食购销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经营困难，已经难以担负起市场调节的重任；粮食加工企业发展滞后，原有粮食局下属一家面粉加工企业现已改制转产，现有的粮食加工业仅仅是一些小作坊。由于加工业发展缓慢，企业竞争力不强，影响了粮食规模的扩大。
（三）粮食系统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取消了定购任务后，政府要充分掌握粮源发生了困难，粮食部门要掌握粮源，参与市场也缺少资金支持；粮食购销市场放开后，粮食购销个体经营迅猛发展，一方面，这种发展促进了粮食市场发育；而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又有失规范，个体经营户究竟购入当地农民多少粮食，购进外地多少原粮和成品粮，他们销售情况如何，都比较难以掌握和控制，这就给政府决策带来一定的困难。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决策部门必须提前预料，制定相应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由于人员编制不足、机构不健全、行政事业经费紧缺、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原因，粮食执法监督检查和市场管理未能有效开展，满足不了社会粮食流通的需要，影响粮食市场供需宏观调控、粮食市场监督检查、粮食安全管理、粮食市场信息等正常工作的开展，对确保粮食安全工作带来诸多的困难。
（四）金融信贷在支持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是粮食产业投入机制仍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存在着粮食企业投入渠道狭窄、缺乏粮食产业投入补偿机制等弊端。二是贷款担保落实难。三是农村保险机制、担保机制不健全，制约资金投向粮食产业。
三、对我县粮食生产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要加大组织领导。“民以食为天”，“无粮不稳”、“无粮则乱”，粮食作为特殊商品，关系到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号文件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更明确的综合性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大强农惠农力度，稳定粮食生产。20xx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相关政策，调动了广大粮农的积极性。针对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问题，要进一步加大扶持粮油生产的力度，严格执行国家各项政策扶持，以完善对农民的收益补贴政策。落实好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完善配套的扶持政策，对种粮农民以不同方式进行补贴，稳定粮食以及油料作物的生产。要综合考虑、统筹协调、科学引导农业结构调整，把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转到改善粮食品种结构、提高质量上来，不能单纯在面积上做文章，更不能简单化为削减粮食面积。在农业结构调整时，粮食生产只能加强，不能放松；只能发展，不能萎缩。要正确引导、加强宣传，使农民懂得只要增加科技含量、搞好加工转化，种粮同样能致富。
（二）坚持因地制宜，优化种植区域布局，确保粮食安全。要与产粮区建立牢固的产销关系，保证充足粮源。从目前情况看，我县的粮食生产不能达到自给自足，在供需上存在较大的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缺粮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大，为满足我县粮食供应，与产粮区建立起牢固的产销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就可以避免灾年粮食紧缺时，东奔西跑，盲目乱闯，引起不必要的恐慌。选择光热、水资源，土壤类型等资源条件较好相对比较适宜种植小麦的乡村，粮食产业项目和有关扶持资金必须向其倾斜，鼓励发展小麦生产，在这些乡村加大粮食种植任务，确保我县粮食稳定生产，稳定粮食生产全局，实现产销平衡、满足自给。
（三）增加资金投入。财政要尽可能地向农业专项倾斜投入，加快粮食产业开发速度，保护粮食安全。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调动农民发展商品农业的积极性。要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做好农民负担的监督、控制、检查和清理工作；要鼓励土地合理流转，培育重专大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金融部门要按照商业信贷原则，采取小额信贷等方式，加大扶持种植大户和产业化企业的贷款力度，重点支持扩大生产规模，解决粮食产品经销、加工、收购中的所需资金贷款。
（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充分发挥本地的区位特点和资源优势，培大育强龙头企业，引导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建立粮食生产基地，推动粮食订单收购，发展粮深加工，促进粮食转化增值，以粮食产业化提升农业，致富农民，促进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模型；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5-3832-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15.063
Abstract：Thispaperselects23indicatorsfrom6dimensionsincludingecologicalresources，facilitiesandequipment，foodproduction，fooddemand，markettradeandfair，andcombineswithexpertscoringmethodandanalytichierarchyprocess，tocalculatefoodsafetylevelinsouthwestnationalitiesareaincludingGuangxi，Yunnan，andGuizhouprovinces.Theresultsshowthat：firstly，thefoodsafetylevelinsouthwestminorityareahasbeengreatlyenhancedby5-6timesduring1978-2012.Secondly，theimprovementoffoodsafetyshowsignificantstagecharacteristicwithrapidpromotionduring1990-2004andspeeduppromotionafter2004.Thirdly，theoverallfoodsafetylevelinsouthwestminorityareaislowerthanthenationalaveragelevelandthegapbetweenthemgraduallyexpandedafter2004.Fourthly，foodsafetylevelinGuizhouisthelowestinsouthwestminorityarea，whileGuangxi′sisthehighest.Lastly，grainproductionandconsumptionarethemajorfactorscontributetoimprovingfoodsafetylevelandcausingthefoodsafetylevelgapsamongregions.While，theimpactofmarkettradeandfaironfoodsafetyareweak.
Keywords：southwestminorityarea；foodsafety；syntheticalevaluationmodel；AHP
粮食安全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然而，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尤为突出。保障粮食安全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安全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14年，我国实现了粮食连续“十一连增”，粮食产量达到6.07亿t，然而粮食供求整体上仍然是一种紧平衡。另一方面，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在继续关注保障全国整体粮食总量平衡的同时，解决区域性粮食短缺问题也逐渐提到日程上。许多研究表明，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1]。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境内又以山地为主，耕地面积有限，粮食生产和贸易条件较差，整体上属于我国粮食安全脆弱区[2，3]。保障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对于维护民族和边疆地区稳定，发展地方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以西南地区粮食安全为研究对象，构建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模型测度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和广西三省）粮食安全水平，考察1978年以来西南地区粮食安全水平动态变化趋势，并进一步分析西南地区与全国整体粮食安全水平差距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区域粮食安全保障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1文献综述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因而评价粮食安全水平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这些研究大致从3个方面展开，一是粮食安全评价方法，二是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三是粮食安全评价区域。
从粮食安全评价方法来看，运用最广泛的方法是综合评价法，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对选定的评价指标进行赋值，然后对指标进行加总得到总的粮食安全系数。朱泽[4]较早提出了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法，后来被很多研究所采用，但不同研究在指标赋值、加权方法以及权重确定方面存在差异[5-7]。也有学者采用其他方法来对粮食安全进行评价，如吴文斌等[8]运用了空间模型的方法来分析粮食安全的空间差异。粮食安全评价指标的选取是粮食安全评价的关键，评价指标经历了从单维度向多维度、多层次指标体系的演变过程。一些研究采用单一指标如粮食总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和粮食生产潜力对粮食安全进行评价[9，10]。然而，单一维度并不能反映粮食安全整体状况，更多的研究采用多维指标对粮食安全进行评价。朱泽[4]和刘晓梅[6]使用了粮食产量波动率、粮食储备率、粮食自给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4项评价指标，后来一些研究增加了需要波动指数、地方经济赔偿能力、地方财政水平、粮食市场状况、粮食贸易依存度、居民收入差距、粮食播种面积、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保障状况、人均耕地、粮食单产等指标[5，7]。随着指标的增多，单层次指标逐渐演化成多层次指标体系。
从粮食安全评价的区域来看，国际和国内粮食安全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吴文斌等[8]评价和预测了全球2000-2022年的粮食安全情况，余强毅[9]评价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地区的粮食安全情况，刘晓梅[6]对我国和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与消费国的粮食安全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也有研究对各省、各县或者区域粮食安全评价进行了研究[10]。
综上所述，粮食安全评价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以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法为主要方法；关于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问题也有许多讨论。从研究区域来看，全国整体以及分区域粮食安全问题都受到了研究的关注。然而，目前为止尚没有研究深入分析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状况演变趋势以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情况，也缺乏对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
2粮食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文献分析表明，前人研究使用最多的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粮食生产、粮食消费、粮食市场、粮食库存4个维度。然而粮食生产的资源生态环境、设施装备条件也是决定粮食生产潜力的重要因素。此外，粮食安全公平度指标反映了粮食安全的公平程度，例如阿马提亚・森[11]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强调了公平获取粮食的权利，马九杰等[12]认为居民收入差距反映了不同群体获取粮食的能力的差异，也应该作为衡量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根据以往研究成果，结合西南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状况以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资源生态、设施装备、粮食生产、粮食需求、市场贸易、公平等6个维度共23个二级指标对粮食安全进行评价，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粮食生产的先决条件，资源不足和生态环境退化将会显著降低粮食生产能力。选用森林覆盖率、人均耕地面积、耕地压力指数和复种指数4个指标代表西南民族地区粮食生产的资源和生态条件。森林覆盖率越高，水土流失越少，粮食生产生态环境越好，因此森林覆盖率和粮食安全水平正相关。耕地资源潜力是粮食生产能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水平显著正相关，而耕地压力指数则与粮食安全负相关。复种指数反映了粮食生产的气候资源，复种指数越高，粮食生产能力越高。农业设施装备是粮食生产的基础条件。选用耕地有效灌溉面积比重代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代表农机装备水平。农田灌溉条件越好，粮食生产能力越高，产量也越稳定。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背景下，替代农村劳动力的农业机械装备条件对于节省劳动力，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粮食生产决定了粮食产出和供给状况，是反映粮食安全水平最直接的指标。选用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单产、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农业灾害强度5个指标衡量粮食生产状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粮食播种面积越大，粮食总产出水平越高。以往的多数研究都使用了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人均占有量和粮食单产考察粮食安全。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反映了粮食产出的稳定程度，波动幅度越大，说明粮食供给越稳定。农业灾害容易造成显著的粮食产量损失，因而灾害强度与粮食安全显著负相关。
粮食需求也是反映粮食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标。选用口粮满足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等衡量粮食消费。在粮食生产量一定的情况下，粮食需求越大，居民口粮满足度越低，粮食安全水平越低。除了直接的粮食需求外，居民收入水平体现了粮食购买能力，是城乡居民粮食获取能力的直接体现。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小，代表着居民生活水平越高，对粮食的购买能力越强。
粮食贸易体现了区域间粮食调配能力大小，对于缓解地区粮食短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选用粮食贸易依存度、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铁路公里密度等指标衡量粮食贸易。粮食贸易依存度体现了粮食自给外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贸易依存度越高，粮食安全水平越低。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了粮食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消费价格指数越低，居民粮食购买力越低，居民家庭粮食安全水平越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反映了粮食生产物质投入价格变动幅度，价格指数越高，生产资料价格越高，农户生产资料投入越低，粮食产出相应降低。良好的铁路和公路运输是粮食运进运出的重要保证。
居民获取粮食能力的不均衡性是体现粮食安全公平性的重要指标，采用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作为考察粮食安全的公平性指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越大，城乡居民对粮食的购买能力差距越大。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甚至爆发粮食危机的情况下，城镇居民由于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因而拥有更高的购买力。
收集西南民族地区广西、云南和贵州三省相关指标数据进行测算。为了便于区域间比较，同时收集全国所有指标数据。本研究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地方统计年鉴和资料汇编。还有一部分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粮食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等统计年鉴和资料汇编。对于极少部分缺失数据，采用通用的缺失值弥补法（包括插值法和相邻年份均值替代法）来进行处理。
3粮食安全评价的方法选择
根据选定的23个二级指标，采用学术界普遍使用的综合评价法计算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系数。首先使用改进的min-max比值法进行指标赋值，然后通过对所有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粮食安全系数。各项指标的权重则结合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加以确定。
3.1指标赋值
本研究利用min-max比值法，以指标的最小值或最大值作为计算标准进行分析。为了便于各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具有可比性，同时又能够反映粮食安全水平的变动趋势，统一使用每个指标1978年全国平均水平作为计算标准，广西、云南、贵州、全国历年相关指标数值与这一标准值的比值作为标准化后的取值。对于与粮食安全负相关的指标，再将它们标准化的值取倒数。
3.2权重确定
为了获得相对客观的指标权重，邀请5名国内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专家各自独立按照1～9的比例标度对各指标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打分。然后对专家打分进行加权平均。构造判断矩阵D=（dij）m×n，dij表示第i个指标和第j个指标相比之下的重要程度。其中，满足条件dij>0，dji=1即满足关于对角线对称的元素互为倒数。然后，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步骤确定权重大小：（1）计算比较判断矩阵D的最大特征根？姿max；（2）由？姿max求解特征方程：Dx=？姿maxx，得到？姿max对应的特征向量x=（x1，x2，…xn）T；（3）对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最后的评价指标对目标的权重向量Ai=xi/■xj；（4）对判断矩阵做一致性检验，定义判断矩阵的不一致程度指标为IC，定义IC=■。引入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IR，称RC=IC/IR=■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例。如果RC
3.3综合得分
得到各项权重后，进一步通过把所有指标加权平均得到粮食安全综合系数：
F（x）=■xi×wi
其中，F（x）为粮食安全综合得分，wi为粮食安全评价指标的权重，xi为相应指标的权重。
4综合评价结果及分析
利用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广西、云南、贵州和全国1978-2012年粮食安全综合系数（图1）。按照本文的指标赋值方法，1978年全国粮食安全系数为1，1978年以后粮食安全系数逐渐增大，超过了1，说明粮食安全水平得到提升。西南地区三省和全国粮食安全系数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1.0左右增加到2012年6～8，30多年间提高了5～7倍。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状况得到了极大程度地改善。
尽管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水平总体上有了大幅度提升，但粮食安全系数提升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0年，全国和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水平稳中有升，粮食安全系数从1.0增加到1.5左右，提升速度较为缓慢。第二阶段：1991-2004年，全国和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系数提升速度较快，粮食安全系数从1.5增加到3.5左右。第三阶段：2004-2012年，全国和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系数提升速度明显加快，粮食安全水平从3.5左右快速增加到8.0左右。从地区间的差异来看，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其中，1978-2004年，广西粮食安全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个别年份广西粮食安全水平甚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期，云南粮食安全水平略低于广西和全国平均水平，而贵州粮食安全水平最低。从图1可见，2004年以后，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粮食安全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到2012年，广西、云南、贵州粮食安全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达到1.0、1.5和2.0个单位。因此，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西南民族地区仍然是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偏低的地区和粮食安全脆弱区。
从单项指标得分来看，全国和西南民族地区资源生态、设施装备、粮食生产、粮食需求、粮食贸易有一定程度地改善，这对于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广西、云南两省资源生态有一定程度地提高，但贵州省和全国资源生态提高幅度并不明显。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和全国设施装备条件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得分基本上增加了1倍。西南民族地区和全国粮食生产指标得分也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总体上提高了1倍左右。从指标得分的绝对数量和增长幅度来看，粮食需求构成了粮食安全综合系数的主体部分，得分占比在60%以上，它对粮食安全总得分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0%左右，是西南民族地区和全国粮食安全最主要的贡献力量（表3）。
深入分析发现，粮食需求指标中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的居民粮食购买能力的提升是改善粮食消费甚至粮食整体安全水平的最重要的单一指标。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对于西南民族地区和全国粮食安全水平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2004年以后，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逐渐扩大，导致其粮食安全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拉大。
此外，粮食市场贸易水平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贡献于粮食安全整体水平的提高，贡献率在1%～2%。当然，城乡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造成粮食公平性恶化，对粮食安全整体水平起到了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程度并不大。
从地区间的绝对差距来看，贵州省粮食安全水平得分最低，主要是由于贵州省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得分低于广西省、云南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粮食单产、人均粮食产量、口粮满足度和城乡收入水平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是贵州省粮食安全水平相对最低的主要原因。
5结论与政策建议
西南民族地区历来是我国粮食安全脆弱地区，本文利用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模型，构建粮食安全指标体系，结合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对1978-2012年广西、云南和贵州三省粮食安全水平进行了测算，得出如下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西南民族地区和全国整体粮食安全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地提升，综合系数提高了5～6倍。
2）粮食安全走势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1978-1990年粮食安全稳中有升，1991-2004年快速上升，2004年以后则加快提升。
3）整体而言，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但如此，2004年以后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水平与全国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4）粮食生产和居民收入水平是推动全国和西南民族地区粮食安全系数提高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贵州和云南等省粮食安全综合系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鉴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全国粮食生产规划应该将西南民族地区作为重点扶持区域之一，加大对这一区域粮食生产资金支持力度，尤其是加大对粮食安全比较脆弱同时又是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聚集的贵州和云南两省的补助规模。第二，提高西南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通过发展二三产业增加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开发西南民族地区特色农业，提高农民农业经营收入，同时为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提高居民粮食支付能力。第三，加大对西南民族地区适宜粮食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改善粮食生产。第四，巩固西南民族地区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提高粮食生产机械装备水平。
参考文献：
[1]殷培红，方修琦.中国粮食安全脆弱区的识别及空间分异特征[J].地理学报，2008（10）：1064-1072.
[2]王怀豫.滇西南山区农户陆稻技术采用与粮食保障的经济分析[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6.
[3]吴海涛.云南南部山区农户改良陆稻技术采用及其影响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9.
[4]朱泽.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1997（5）：26-33.
[5]马树庆，王琪.区域粮食安全的内涵、评估方法及保障措施[J].资源科学，2010（1）：35-41.
[6]刘晓梅.关于我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J].财贸经济，2004（9）：56-61，96.
[7]李文明，唐成，谢颜.基于指标评价体系视角的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9）：26-31，110.
[8]吴文斌，唐华俊，杨鹏，等.基于空间模型的全球粮食安全评价[J].地理学报，2010（8）：907-918.
[9]余强毅，吴文斌，唐华俊，等.基于粮食生产能力的APEC地区粮食安全评价[J].中国农业科学，2011（13）：2838-2848.
[10]潘佩佩，杨桂山，苏伟忠，等.太湖流域粮食生产时空格局演变与粮食安全评价[J].自然资源学报，2013（6）：931-943.
一、生产、流通和消费
粮食安全依托于生产环节及收购、储存、运输、加工、转化、批发、零售等流通环节构成的粮食产业。粮食生产对于粮食安全是骨髓造血，产量不足可导致“贫血”，质量不好可导致“白血病”。粮食生产具有丰歉交替的波动性，波幅和波长受土地和水资源、气候、种粮积极性等影响，应通过储备“蓄水池”进行调节和平衡。如认识不到这点，往往不能容忍波谷的阶段性减产而过度生产，或在连续丰收的波峰上急于压价减产卸“包袱”，这样，会在下个周期浪费更多社会资源来恢复产能。过度生产会造成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和粮食质量问题，以至于谷贱伤农。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粮食安全的定义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经济上和物质上获得保证健康生活所需的食物、满足膳食喜好。如供给足、成本低，消费者就容易有浪费的冲动。抛洒遗留、保管不善、餐桌厨房浪费等是显性浪费。超过健康生活所需而消费的粮食或食物是隐形浪费，由此带来营养过剩问题还会引发医疗资源方面的隐形浪费连锁反应。粮食消费量在底线消费和浪费性消费之间具有弹性。以我国2013年数据计算，全国人均每天节约1两成品粮，1年可节省350亿公斤原粮，相当于1亿亩地的粮食产量。如以2007年美国年人均耗粮1046公斤为上限，我国实现粮食自给还需提高2倍以上的粮食单产；而以同年印度人均耗粮178公斤为底线，我国现有粮食产量就可保障30亿人需求；二者之间人均粮食消费数量弹性达868公斤。可以通过粮食供给丰裕度、价格、消费习惯等调节粮食消费弹性，使粮食消费量增速低于人口增速，减轻粮食供需压力。
流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流通对于粮食安全是血液循环，流通不畅则可能导致“脑血栓”、“心脏病”。当前保障粮食安全难度主要在于，一方面，土地后备资源开发接近极限，农业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粮食继续增产难度加大；另一方面，粮食流通仓储设施不足，物流通道不畅，运输方式落后，应急供应网络不健全。因此，在生产潜力有限、流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在流通环节尚有巨大潜力挖掘。要实施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工程，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强化包括生产、流通、仓储、加工能力在内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做到生产和流通两条腿走路，避免“短腿跛脚”。要倡导按需生产、强化储备、高效流通、节约消费的永续发展理念，反对“掠夺式”生产、“漫灌式”流通的观念，减少从田间到餐桌等各环节的浪费。
二、总量、品种和区域
总量基本平衡是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的前提。但仅有总量平衡，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不合理也不能实现粮食安全。总量不足往往是偶发和短期的，区域性短缺却是普遍和长期的，区域粮食不安全可能被总量平衡所掩盖。当前世界粮食总量基本平衡，人均占有量达360公斤以上，生产、消费和库存相对稳定增长。但世界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气候、经济、政治等原因粮食获取能力不足，未能共享世界粮食生产成果，存在区域性粮食短缺问题，粮食并不安全。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粮，8.7亿人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非洲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200公斤，因粮食危机导致政权不稳时有发生。
我国粮食总量基本平衡，但区域分布和品种结构矛盾带来的粮食安全隐患日益突出，“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增大，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一是生产更趋集中。13个主产省粮食产量的占比上升到76%，北方7个省产量占主产区的比重上升到61%。二是单品种粮食生产更趋集中，主产省也存在结构性矛盾。小麦集中在黄淮海地区，籼稻集中在长江流域，粳稻集中在东北和江苏，玉米集中在东北和冀鲁豫。三是库存集中，长距离跨区域流通量大。目前主产区和主销区粮食库存分别占全国的75%和9%，而消费量分别占62%和17%。全国省间粮食净调入量达1600多亿公斤。一旦产区发生自然灾害或粮食运输受阻，这种隐患将发展成阶段性粮食短缺，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危害难以预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既要注重总量平衡，更要注重区域和品种平衡。实现总量平衡的主要途径是粮食生产，调节总量平衡的主要手段是储备和进出口，实现区域性、结构性、阶段性供求平衡的主要方式是顺畅流通。
三、中央、地方和产销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央和地方共同的责任，中央承担首要责任。中央事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但不一定由中央直接办理，可委托地方政府具体操作；地方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但中央应明确并落实其支出来源，避免责任不落实的情况。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在粮食生产、流通、储存、保供稳价等方面支付较高成本，如果没有合理的产销区利益调节补偿机制，就会造成粮食安全重视程度从中央到省、市、县逐级减弱的后果，产粮大省成为了财政穷省。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共同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储备能力、流通能力建设，必须实现事权与财权匹配，并建立相应考核机制和利益补偿调节机制。我国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机制是省长负责制，该机制虽已建立20年，但由于缺乏具体配套措施和考核办法，尚未真正全面落实。在当前市场环境和财政体制下，全国企业粮食库存75%以上掌握在政府手中，政策性粮食80%由中央直管，政策性粮食购销委托央企作为执行主体，地方政府对确保区域粮食安全既无压力，又无动力。应当合理统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是在实行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的同时，把责任主体明确到各级政府，负责粮食生产流通全过程，划清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制定实施科学的考核办法；二是统筹产区和销区的关系，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调节机制，根据自然条件不同区域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中央可以对主产省按照调出商品粮数量给予补贴，用于粮食生产、流通和储备。
四、政府、市场和企业
要让市场在粮食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靠改革。粮食短期内难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或缩短生产周期大幅增产，又需防范人为炒作制造价格波动，因而产业本身单位经济利润有限。世界各国都针对这种特殊性强化政府调控，消除粮食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改革应以是否有利于粮食安全，是否有利于高效流通，是否适应粮食市场的特殊性为标准，防止片面、绝对地追求市场或政府的作用，既要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增强保稳的定力，又要确保市场微观层面活而有序。我国粮食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待加强，一是部门间粮食事务责权不一致，职能重叠交叉，运行机制不完善，弱化了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政企尚未真正分开，有的地方急于“甩包袱”把国企一卖了之，调控力不从心；有的担心市场失控，舍不得“菜园子”而不敢、不愿政企分开，导致国企小、散、弱；有的在“两难”中犹豫不决，导致企业承担行政职能的政企不分。三是粮食市场全面放开不彻底，如粮食信贷等并未随之放开，制约粮食流通。四是粮食信息系统性、及时性、权威性不够，影响了粮食市场正常发育。改革创新上有要求、下有呼声，上信下顺正当其时。要明确政府是粮食安全的保障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市场秩序的执法者，各类企业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和政府宏观调控载体。应考虑粮食安全保障的公益属性，整合粮食购销、储备管理、进出口、区域平衡、价格调控、质量监管等事权并匹配财权，确保粮食流通政策统一高效。
五、数量、质量和价格
不充足的数量和没有质量的数量同样不能保障粮食安全。在质和量的关系上，粮食高产不一定高品质；同样多的原粮不一定能加工出同样质量的成品粮；重金属或真菌毒素超标、农药残留、霉变的粮食也不能构成有效供给，不能单纯追求原粮高产形成的没有质量的数量。数量和质量状况体现在价格上。粮食价格存在剪刀差，剪刀差扩大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必须由政府调控来缩小乃至消除。降低单位成本可治本但周期长见效慢，提高单位价格治标及时有效但有反复，需要“标本兼治”。普惠制红包式的粮食直补不能缩小剪刀差，大幅提高托市收购价格出现的国际与国内、产区与销区、收购与销售价格倒挂问题，本质也是剪刀差的具体化，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农民、经营者和消费者谁来承担剪刀差。此外，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人为炒作也会引发区域性粮食价格异常波动。保障粮食安全必须要做到数量足、质量好、价格稳。要完善托市收购、储备吞吐、定向销售等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拳”机制模式；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粮食直补与商品量挂钩机制，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应适当拉开销区与产区、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粮食市场价格水平，以价格杠杆促进粮食通过市场有序流通。要建立健全粮食质量和安全追溯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粮食质量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形成覆盖粮食产业链的全程质量监测监管和处置机制，并实现质量上的“按需生产”。
一、充足、稳定的粮食获得能力
一个国家的粮食获得能力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身农业生产，一种是粮食进口。从自身农业生产角度来看，要想获得充足、稳定的粮食供给，必须从根本上建立一整套能够确保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制度体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当时的资源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相对稳定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主要包括资源保障、物质装备、科技支撑、抗御风险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能力。以中国为例，连续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试图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保障体系，提高中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提供系统性、制度性保证。这些制度性措施主要包括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加强科技支农力度、夯实农业基础设施、提高惠农补助、构建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等各方面。从粮食进口角度看，适量的粮食进口数量和稳定的粮食进口渠道是确保一个国家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据研究，90%的粮食自给率是较合适的，太高则经济上受损；太低，国际市场的波动会引起国内市场的剧烈波动，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会危及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的情况下，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国家新秩序的背景下，粮食禁用的风险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世界关系多元化的今天，中国政府一定会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制定相应的措施，拓宽粮食供给的渠道，实现粮食进口主体的多元化、稳定化战略。
二、优良的粮食品质和优化的粮食结构
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一个数量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品质和结构方面的问题。所谓粮食品质，指的是从粮食生产到粮食加工，从粮食流通到最终消费，粮食应该具备满足人们健康需要的各种品质。粮食安全的品质要求必要强调政府在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实施有效的监管，确保人们能够放心地摄入各种各样的食品。近年来在食品领域发生的诸如毒大米、三聚氰胺、苏丹红事件恰恰反映品质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应有之义。同时，从广义农业生产结构上来看，粮食安全是一个大农业概念，不仅包括通常所讲的农业粮食，而且包括牧业和渔业等。随着人们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有关牧业和渔业的产业安全问题也是粮食安全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狭义农业生产结构中，粮食不仅包括大宗农产品，如玉米、大豆、小麦等，而且包括一些小宗农产品和经济作物。这些小宗农产品和经济作物虽然在整个粮食安全的地位和作用不明显，但是对一些特定产业和特定人群，这些粮食的稳定和安全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高效有序的粮食流通体制
充分的粮食如何能够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成本配送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手中，是粮食安全的一个应有之义。粮食流通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机制。而粮食流通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涉及粮食市场经营主体的确立以及各种经营主体构成的粮食市场结构关系。在粮食经营主体方面，我们要降低进入粮食交易的门槛，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参与粮食经营。在粮食流通市场结构中，要培育出数量较多、规模较大、功能互补的粮食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才能对居民的粮食需求做出灵敏反应，从而确保居民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粮食。只有粮食市场经营主体能够自主、积极地对市场价格做出反应，且政府的粮食储备体系具有对市场失灵做出灵敏反应的能力和意愿，则粮食供求可以稳定在一个动态的平衡范围之内，避免粮食供求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从而实现粮食市场的稳定性。建立高效的粮食流通体制的目的是构建有效的粮食流通市场竞争格局，理顺粮食流通关系，降低粮食流通和交易成本，确保粮食安全。
四、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一、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新认识
1.粮食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底线
任何时代，粮食是人类食品的主体.充足的食品是社会稳定、人民健康、经济发展的前提。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全球大国一旦严重缺粮，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而在世界粮食危机中，强权国家往往利用粮食来牟取政治与经济的特殊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展望美国地缘政治的长期目标时就宣称：“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在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世界粮食竞争力的生成机制、生成模式、生成效应不断创新，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仅是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竞争战略的首要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底线。
2.粮食安全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础
当前，以新能源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和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与相关产业，旨在主导世界由知识经济时代进入生物经济时代，谋求掌控世界农产品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已将新能源产业与生物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在2011年生物产业总产值就已经接近2万亿元。粮食产业作为新能源产业和生物产业的基础产业之一，不仅是生物技术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是生物医药、生物工业、生物质能的原料来源。因此，如果中国的粮食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3.粮食生产效益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最核心的是解决粮食生产效益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空心村”不断增多，耕地抛荒现象日益严重，“谁来种地”已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谁来种地”与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核心又是粮食生产效益，而现实中从事粮食生产收入与从事非粮收入、非农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粮食生产效益越来越低。如果粮食生产效益偏低，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无法得到根本保障。因此，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必须要依靠生产效益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二、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面临新挑战
1.粮食供给面临人口与社会发展刚性需求的双重压力
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增长到15亿左右，超过当时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谷物需求大约7.8亿吨，肉食需求大约1.2亿吨。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粮食的工业用途不断拓展，医药、化工、生物能源等产业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增加。中国城镇化率在2022年将超过60%，这意味着还将有1亿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由农产品的生产者变成纯粹的消费者，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不可避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善，饲料用粮与加工食品用粮的增长同样将呈刚性增长，粮食的间接消耗也将不断加快。
2.粮食生产能力面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双重压力
作为无法改变的国情，中国的人均农业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争夺耕地、水资源、人力资源等资源要素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以资源要素扩张为支撑的农业发展带来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问题，“白色污染”已经成为农村的一大灾难，水污染和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制约着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日益突出，根据国家气象局估计，全国气候变暖带来的干旱和洪水威胁到中国粮食产量的稳定，极端天气可能造成中国粮食10%～20%的损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干旱、洪水和病虫害加剧，中国粮食产量波动幅度可能扩大至30%～50%。
3.粮食市场面临国内与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
当今世界，欧美等农业强国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特别是全球农业跨国公司“四大粮商”强化全球粮源、物流、贸易、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布局，不仅已经控制全球80%的粮食贸易，而且还控制了全球70%的油籽贸易，正逐步加大进入中国粮食市场的力度和速度。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也显著增强，世界各国抢占粮食市场话语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粮食产业与国内其他农业产业以及非农产业争夺耕地、水资源、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受粮食比较效益偏低的影响，粮食的市场竞争力受到了严重制约。
三、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有新对策
1.从局部性的粮食安全向全局性的国家安全转变
从世界粮食危机发生后的情况来看，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经济大战已经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展开，粮食已经成为其中一张重要的战略王牌。粮食在经济全球化的博弈中已经超出食物的范畴，不再是分割市场中的单纯贸易品，而是国际经济博弈中的筹码、世界经济大战中的武器。从战略的高度来说，持续的粮食生产力就是世界经济战争中的“核武器”发展能力，拥有了世界粮食市场的主导地位，就拥有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权。因此，粮食安全不仅严重影响到货币、能源和工业等经济安全，还关系到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国家安全，必须在全球战略的高度将国家粮食安全纳入中国整体发展战略。
2.从被动性粮食安全向主动性粮食安全转变
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安全以解决基本供给为目标，处于被动保护与防御状态。作为世界传统的农业大国和粮食生产大国，中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中基本没有话语权，大国农业成为了“口粮农业”。作为世界粮食生产大国，不仅要紧紧地抓住“粮袋子”的主动权，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同时还必须提高在世界粮食市场的竞争力来强化国内的粮食安全。只有形成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低成本的生产优势、高技术与信息化的支撑能力和完善的市场调控机制，提高市场驾驭力，才能保证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粮食市场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3.从单纯的粮食安全向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转变
粮食生产并不是能带动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一个战略产业，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却内在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的全球战略。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的最大市场在农村。只有通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市场竞争力，全面提高农民收入，才能刺激广阔的农村市场需求，推进中国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顺利转型，全面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因此，要将农业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将提高粮食竞争力纳入到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之中，从农业基础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信息化、农业体制机制、农业服务、农业法律政策、农业生态环保、农业产业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等方面，构建一系列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通过物质投入、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完善市场体系来全面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我国粮食生产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品种和新技术推广，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着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增加到2007年的5016亿公斤，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跨越，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粮食生产近几十年的发展，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
1，粮食生产重心北移。随着东南沿海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粮食播种面积不断减少，北方地区粮食生产占全国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北方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55％，产量占全国的52.5％，分别比1980年增加5个百分点和11.9个百分点：稻谷产量占全国比重达到17.7％，比1980年增加近11个百分点，其中，黑龙江省稻谷产量占全国7.6％，比1980年提高近7个百分点。粮食流通格局由“南粮北调”变为“北粮南运”。
2，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6个省(市、区)；南方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15个省(市、区)。
3，粮食产能向主产区和产粮大县集中。2007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3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为75％，比1980年增加6个百分点。位居全国前100名的产粮大县粮食产量之和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1％。根据粮食跨省流通数据，2007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外销原粮占全国外销原粮总量的88％，比2005年增长近8％。黑龙江、吉林、河南、江苏、安徽、江西、内蒙古、河北、山东等9个主产省区净调出原粮占全国净调出原粮总量的96％，其中黑龙江省净调出原粮位居首位。
4，主产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3个省(区)：平衡区包括：山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区、市)；主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市)。
5，粮食品种结构不断优化。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品种结构逐渐适应消费市场变化，玉米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30％，增加了1_2个百分点，保证了饲料及加工用粮的需要；小麦的比重由18％提高到22％，增加74个百分点，优质、专用品种比重逐步提高；稻谷的比重虽然由45％减至37％，降低了8个百分点，但早籼稻减少，粳稻增加，适应了口粮需求变化。
我国粮食供需面临的形势
未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粮食需求将继续呈刚性增长，产需缺口不断扩大，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性矛盾加剧，供求平衡难度加大，国际市场粮源紧张，市场运行不确定因素增多，弥补国内粮食缺口的空间有限，我国必须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虽然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等不利因素增多，但是通过加大投入，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挖掘粮食单产潜力，增加粮食产量是可以实现的。
1，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产需缺口扩大
2010年和2022年全国粮食需求量将分别达到5250亿公斤和5725亿公斤。从用途看，口粮消费略有减少，饲料和工业用粮增加，种子用粮基本稳定。
虽然当前我国粮食总量能保证基本自给，但全国粮食人均占有量仅为380公斤，与《纲要》提出的2010年不低于389公斤、2022年不低于395公斤的目标相比仍有差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产品的增加和食品工业快速发展，粮食产需缺口还将扩大。
2，利用国际市场调剂的空间有限
从全球范围看，利用国际市场弥补国内粮食产需缺口不仅成本高、风险大，而且空间小。
一是国际市场粮源有限。我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又是粮食消费大国，国际市场的谷物贸易量仅为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左右，可供我国进口的粮食资源十分有限。
二是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由于前两年生物质燃料发展拉动了粮食需求，世界谷物库存下降到25年来最低水平，加上国际游资炒作农产品期货，世界粮食价格上涨40％。近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原油价格大幅下滑，生物质燃料需求减少，粮食价格下降。但从中长期看，国际金融、能源市场对粮食市场的牵动作用逐渐加大，引发粮食市场波动的因素日益复杂，利用国际市场弥补国内产需缺口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3，粮食增产制约因素增多
目前及今后一个阶段，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制约因素与改革开放前有很大不同，突出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素质下降，气候不确定性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等，对粮食生产十分不利。
一是水土资源约束加大。我国水资源总量约280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常年人均水资源量约22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6～9月，春耕和秋冬种期间用水矛盾突出；水土资源匹配不佳，淮河以北地区耕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3，水资源量不足全国的1／5。人均耕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从长远看，人增地减的矛盾仍十分突出。全国耕地面积从1996年的19.5亿亩降至2007年18.26亿亩，年均减少1100万亩，目前人均耕地面积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
二是种粮比较效益长期偏低。随着农资价格上涨、人工费用增加，今后粮食生产成本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而粮食价格涨幅低于成本增幅，种粮比较效益长期偏低，不利于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一些地区已出现粮食生产口粮化、兼业化势头，影响未来粮食增产潜力发挥。
三是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劳动力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相对偏弱，劳动技能提高难度大，影响粮食新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推广应用，制约粮食科技水平的提升。
四是气候不确定性增加。我国是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家，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年际年内变化大，加上近年来温室效应，气候变暖，导致极端性天气增加。据中国气象局预测，我国未来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与2000年相比，2022年我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0.5～0.7℃，降水的不确定性较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同时，极端性天气引发气候事件增多，粮食生产将面临大早、大涝、大冷、大暖的气候影响，旱涝灾害发生的概率增加，由此带来的农业病虫害影响将加大。
五是生态环境约束大。当前，北方部分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农田掠夺性经营以及化肥、农膜等长期大量使用，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土壤沙化退化，水土流失严重，面源污染加重，水环境恶化，城市周边、部分交通主干道以及江河沿岸耕地的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严重超标，严重影响着粮食质量和效益。
此外，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中低产田比重高，抗灾能力弱。现有耕地中，中低产田约占2／3，粮食单产不稳定，年际间波动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例不足47％，灌排设施老化失修、工程不配套、水资源利用率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我国未来粮食增产潜力
尽管当前粮食生产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但从长远看，未来我国粮食增产仍有潜力。我国现有粮食单产水平与发达国家有不小差距，稻谷、小麦、玉米平均单产约425公斤、300公斤和350公斤，分别是单产排在前10位国家平均水平的71％、60％和67％。国内同一种植区内的同一作物，省际间单产差距也较大，有的相差50公斤以上。从我国历年粮食单产情况看，1949～1978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3.2％，1979～2007年单产年均增长1.9％，未来12年，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新增粮食500亿公斤，粮食单产年均仅需增长0.9％。因此，通过加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科技支撑能力，实现粮食增产目标是可能的。
1，粮食生产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放在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落实中央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和保护力度。2004年以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实行了“四补贴”以及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建立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托市收储以及支持粮食生产的补贴制度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将继续扩大对粮食生产的补贴规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2，农业生产条件逐步改善。根据中国工程院对典型地区调查数据，有灌溉条件地区的小麦单产是早地单产的1.67～1.89倍，有灌溉条件的玉米单产是旱地单产的1.47～1.53倍，而且产量相对稳定。通过配套完善灌排条件，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可增强粮食生产抗灾能力，增加单产水平15％～20％。
3，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步伐加快。我国农业科技到位率仍然较低，常规作物自留种比例较高，高产品种没有得到普遍应用，主栽品种多乱杂，高产栽培技术推广不到位，现有品种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根据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活动经验，通过使用优良品种、组装配套集成农艺和农机技术，每亩可提高产量50～75公斤。
关键词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产量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9-0100-07
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理论上讲，粮食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但是实际效果能否达到理论的预期效果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有的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甚微，究竟其原因，除了研究方法以及调查样本选取上的差异以外，还有就是对粮食补贴政策如何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问题认识不清。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现行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和产量效应，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研究进展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多数学者研究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的效果。粮食补贴政策最直接的效果就在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供给量大幅度增加[1-3]；张海阳、宋洪远[4]和张照新、陈金强[5]的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恢复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刘鹏凌、栾敬东、蒋学雷、孙东升等[6-7]则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农民满意、政府满意的效果。
但也有学者认为，低水平的粮食补贴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不明显。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净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目前补贴水平过低，不足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8-10]；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无论采取何种补贴方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不大[11]；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目标与增收目标没有有效耦合[12]；尤其对于“脱钩”的补贴政策，难以实现理论上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13-14]。
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需要从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明显缺乏对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的分析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尚未充分关注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及其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在研究方法上，大都基于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仅有少数学者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把粮食补贴作为政策虚拟变量，也没有考虑到具体的粮食补贴水平。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理论模型，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实证检验现有的粮食补贴水平对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并据此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理论模型
农户是粮食生产的行为主体，其种粮行为受到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上。粮食补贴政策是国家向农民发出了鼓励和重视粮食生产的信号，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达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的。那么，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对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会加大对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的投入吗？本文将构建农户粮食生产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2.1对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种植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考察的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15]。假定农户仅仅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大部分用于市场出售，市场价格为外生变量，分散的农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农户对种植结构的调整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作物的产量和成本与种植面积和其他要素投入有关，而且在耕作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要素边际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粮食补贴与种植面积有关，看作是种植面积的函数。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农户收益的目标函数：
2.2对农户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投资决策行为是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多个生产项目之间进行投资优化组合的过程。在不失一般性和现实性的条件下，假定农户的经济活动仅为两种，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其他经济活动包括从事粮食以外作物的生产和外出打工活动；农户对粮食市场价格、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相关信息充分了解，并按照市场价格信号进行投资决策，实现收益最大化；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资本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函数，其他要素资源数量丰富，农户投资决策行为仅受到资本的限制。
根据上面的前提假设条件，农户生产活动的收益为：
Y=P・Q（K1，E1）+Y2（K2，E2）（5）
其中，Y为农户的总收益，包括从事粮食生产获得的收益和其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P为粮食市场价格，Q（K1，E1）为粮食产量，粮食产量是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K1）和其他要素投入（E1）的函数。Y2为除粮食生产以外的资本投入（K2）和其他要素投入（E2）的函数。
S.T.K1+K2≤K（6）
K表示农户家庭可以利用的总资本投入量。
求解上述农户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得到：
[JZ（]P・Q/K1=Y2/K2[JZ）][JY]（7）
式（7）中，P・Q/K1为粮食生产中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即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Y2/K2为农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根据我国现行的粮食补贴操作方式，分别讨论不同粮食补贴方式下的农户投资决策行为：
（1）按照农业计税常产和计税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脱钩的农业补贴，虽然不会改变农户在粮食生产领域和其他经济活动领域的投资边际收益水平。但是，这种补贴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的粮食生产投资。
（2）按照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挂钩的农业补贴，农户粮食种植面积越大获得的粮食补贴金额越多。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粮食补贴相当于提高了农户粮食生产中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激励农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3）按照种粮农民向国有粮食企业出售的粮食数量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方式相当于提高了粮食市场的销售价格，提高了粮食生产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利激农户将资本从其他经济领域转移投入到粮食生产领域，并且努力寻求提高粮食产量，获得更多的国家粮食补贴。
综上所述，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
2.3对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是在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优化配置劳动时间，以达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过程[16]。假定农户全部时间可以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分配，农户最优的时间分配是时间的边际价值在这三个部门相等。
根据基本假设条件，得到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方程为：
MaxU=U（Y，L）（8）
时间分配约束为：
[JZ（]T=L+H+F，[JZ）][JY]（9）
预算约束为：
pyY=wH+pfYf-wfXf+V（10）
其中，U表示效用；Y表示消费品；T表示农户家庭的时间禀赋；L表示农户的闲暇时间；H表示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F表示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py表示消费品Y价格；w表示非农劳动工资率；pf表示农业产出Yf价格，wf表示农业投入品Xf价格，投入品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农用柴油、土地租金等；V表示政府的粮食补贴，粮食补贴收入看作是农户非劳动收入。
农业产出的生产函数构成了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条件约束：
Yf=f（F，Xf，C，Lf，R）（11）
农户的农业产出函数由农户农业劳动时间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土地投入以及当地客观环境资源等因素决定。其中，C分别表示户主的人力资本水平；Lf表示农户土地种植面积，包括自有土地和租赁土地；R表示地区环境特征，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等。
将生产技术条件（11）代入预算约束（10）中，得到一般的约束条件：
pyY=wH+pff（F，Xf，C，Lf，R）-wfXf+V（12）
将农户的非农业劳动时间（H）、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对粮食补贴（V）一阶求导，得到如下方程式：
[SX（]H[]V[SX）]=-1/w
[SX（]F[]V[SX）]=（pf・f/v+1）/w>0，
[SX（]L[]V[SX）]=1/w>0（13）
从上式可以看出，粮食补贴（V）与农户非农劳动时间（H）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与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获得粮食补贴的农户将减少非农业劳动时间，而增加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
3实证分析
粮食生产研究一直是农业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或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关注于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多数将补贴政策看成是虚拟变量（候玲玲，穆月英等，2007年），没有考虑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生产要素投入行为的影响。本文根据调研获得的农户粮食补贴数据，采用扩展的CobbDouglass生产函数测算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增产的贡献。
3.1变量选取
理论上讲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直接因素，如土地、劳动、肥料、机械、农药等的生产要素投入；第二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间接因素，如政策、制度、技术进步、农产品（生产资料）的价格等。间接因素主要通过影响直接因素而影响粮食生产，政府制定的粮食政策旨在通过影响农户生产要素投入行为，达到调控粮食生产的目的。根据以往文献对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实地调查情况，本文选择如下变量作为影响农户粮食产量的解释变量：
（1）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粮食实际种植面积来衡量。粮食种植面积是解释粮食产量变化的一个关键变量，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2）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业劳动时间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劳动投入时间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3）资本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必备的投入要素，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结构和数量显著影响农业的产出量。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基本生产资料成本来衡量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4）粮食补贴作为政策变量，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影响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激励农户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5）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行为。本文以上一年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来衡量，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6）农业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直接影响到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农户在综合考虑农业生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规模。本文选择上一期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平均上涨幅度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7）其他变量包括农户的家庭特征（如人口、收入等），户主的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农业技能等）以及本地区的非农就业状况和地势特征等。
3.2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拟采用CobbDouglas双对数粮食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在实证模型中以“农户的粮食产量”作为模型的因变量，选择“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农户的农业劳动投入”、“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农户亩均粮食补贴”、“农户上一年人均非农收入”、“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价格上涨幅度”和“其他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另外，根据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影响的路径分析，模型中设置补贴政策与要素投入水平的交互变量。实证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3.4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Ewiews5.0软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上述实证模型进行回归计算，得到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值为66.956，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只有0.696，但对于截面数据来说可以接受。另外，根据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内，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控制在有效范围内；异方差White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现象。模型整体估计结果较好，估计系数可靠性较强。
粮食补贴政策变量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亩均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亩均粮食补贴的弹性系数达到了0.05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亩均粮食补贴水平提高1%，将促使农户的粮食增产0.056%，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种粮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用粮食补贴与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交互变量来反映这一关系。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Land）
的系数为0.16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土地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Investment）
的系数为0.10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劳动的系数为0.076，且未能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理论假设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粮食补贴水平还不足以显著改变农户劳动时间分配行为，另外劳动投入本身对产出的影响也不显著。
从各变量系数t值显著性检验来看，粮食播种面积、亩均物质资本投入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每增加1%的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增产0.875%；每增加1%的亩均物质资本投入，粮食产量增产0.279%。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家庭总人口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且分别通过10%和5%的显著性检验。本地地势特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正值，这是因为地势特征是反映耕地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耕地质量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
农业劳动时间投入、农资价格上涨幅度的估计系数在方程中为负值，且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现象以及农资需求价格弹性为刚性有关。户主年龄、健康状况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有关，现代农业生产基本上机械化作业，从播种到收割基本上都是机械作业，对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具体要求不高，从实地调查也可以了解到参与农业生产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4结论及政策建义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亩均补贴水平提高1%，将使农户的粮食产量增量提高0.056%。另外，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物质资本投入交互变量的系数分别达到0.169和0.109，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和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实证检验了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的政策含义：
第一，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实证分析表明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粮食补贴、物质资本投入以及播种面积；但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目前靠增加播种面积实现产量增加的空间不是很大，物质资本虽影响较大，但单凭农民的投资实力还是有些薄弱，相比之下，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非常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
第二，粮食补贴政策必须与农资价格市场监管相配套。农资作为粮食生产的必备生产要素，且需求价格弹性呈现刚性，随着农资价格的上涨，农民的种粮收益在减少，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粮食生产具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因此，政府在实行粮食补贴政策的同时，必须加大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
第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鼓励农村实行土地流转。我国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的现象，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系数为负数；另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也限制了粮食增产的潜力。因此，积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适当向种粮大户倾斜，鼓励承包大户种植粮食，提高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参考文献
[1]邓小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经济效应分析―以安徽省来安县、天长市粮食补贴改革试点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4，（5）：64-66.
[2]韩喜平，荔.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7，（3）：80-84.
[3]段云飞.应对粮食直接补贴绩效问题建立制度创新机制研究[J].财政研究，2009，（2）：60-62.
[4]张海阳，宋洪远.农户的种粮行为与政策需求―对粮食主产区6县市300多个农户的调查分析[J].改革，2005，（4）：54-60.
[5]张照新，陈金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框架、问题及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07，（7）：11-17.
[6]刘鹏凌，栾敬东.安徽省粮食补贴方式改革效果的调查与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4，（9）：16-19.
[7]蒋学雷，孙东升，肖海峰.新农业政策的经济影响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增刊：95-102.
[8]梁世夫.粮食安全背景下直接补贴政策的改进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5，（4）：4-7.
[9]，谭向勇.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净收益的影响分析―以安徽省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06，（1）：44-48.
[10]张建杰.粮食主产区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及其政策效应.中国农村经济，2008，（6）：46-54.
[11]王姣，肖海峰.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评价[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4-12.
[12]田建民，孟俊杰.我国现行粮食安全政策绩效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1-15.
[13]HennessyDA.TheProductionEffectsofAgriculturalIncomeSupportPolicesunderUncertainty[J].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98，80（1）：4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