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字母到三个字母
用一个字母表现的经济趋势，主要有V、U、W、L四种。V，属于乐观论，认为这次世界经济景气失速很快，但触底后(可望在今年下半年触底)，恢复得也快。现在从世界经济整体来说，这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但对于中国等国来说，出现V字型恢复的可能性有所增长。
U，属于谨慎乐观论，认为经济景气可能在谷底附近缓慢地“爬行”一段时期，大约经过两三年，然后才可能趋于好转。无论对于世界经济还是对于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来说，出现U字型恢复的可能性比较大。
W即“doubleV”，认为景气即使出现V掌形的速降、触底、快升之后，仍可能再重复一次V字形的过程。这种看法是对“V型”乐观论的警示，意思是即使景气触底迅速反弹，也不要以为会万事大吉，迅速反弹后可能再出现迅速下降。对于经济恢复较快的国家来说，确实需要考虑经济自律性增长的后劲如何，而不能为正在出现的经济反弹盲目乐观。
L，反映了对今后经济增长趋势的悲观论，认为经济要走出低谷，可能需要十多年的时间。除去少数国家，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和大多数主要国家的经济来说，出现L型长期低迷状态的可能性非常之小，除非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愈演愈烈，而且主要国家面对以气候变化为首的全球性环境危机不仅束手无策，反而利用气候变化展开新的争夺(例如在北极圈)。
现在，国内已经有人用两个字母――VL来表现今后经济增长趋势，认为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两三年内看似走出低谷，但如果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全球经济在近两三年内稍有反弹之后有可能步入更深的低谷。为此，应该用两个英文字母即VL来表达。
其实，这种预测更适于表述为UL，因为它预测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两三年内”走出低谷，属于谨慎乐观加长期悲观的类型。与之相对，那种短期乐观加长期悲观的看法则更符合VL的形状。因此，“两个字母论”似应包括VL和UL两者。
近日，日本经济学家伊藤元重来北京演讲，介绍了日本有的专家又用“WWW”来展望今后的经济趋势，认为从现在开始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极有可能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动和跳跃的状态，形成上丹和下降多次起伏、波峰与波谷频繁交替的局面。他戏称“WWW论”为“dotcom”型预测。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后背有些发凉的悲观论。
总而言之，上述“字母经济论”大致可以分为短期的乐观、悲观论和长期的乐观、悲观论，不过，无论是乐观论还是悲观论，都不宜笼而统之地一概而论，还应该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进行分析，具体分清是谁的悲和谁的喜。
四个字母或许更具说服力
笔者认为，上述“字母经济论”虽不够严谨，却形象而通俗地描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变化趋势，受到众多关注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既然不是什么严谨的“经济学说”，人们也大可不必细抠字眼，比如那个L的横线是否会“无限长下去”，或者是否会略微向下倾斜抑或是略微向上翘等。
说到底，笔者更相信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根据这个在国内早已成为多数知识分子的“常识”的规律，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为螺旋式_的、波浪式的前进上升运动。应该说，经济发展也不会是个例外。
根据这个道理，笔者愿提出“四个字母论”，这就是WAVE，与一至三个字母论不同的是，“四个字母论”即“WAVE论”所取的不是英文字母的形状，而是这个英文词的含义――波浪、波动、起伏、波浪形，它还强调这一个波浪与下一个渡浪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向前的。螺旋式的前进上升的运动。
论文摘要：知识经济的兴起，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人力资源成为企业的第一资源。本文依次对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机遇挑战和应对策略进行了相关介绍与论述.关键词:知识经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高速发展，知识日益更新，人力资源和知识占有已成为组织取得和维系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开发与管理人力资源，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企业迎接各种挑战的关键所在。一、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也迅速发生着变化，其观念、思路、制度和方法等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1、资本化趋势与传统人事管理相比，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在实质上有着深刻变化。传统人事管理中，人被视为“劳动力”，在既定规则下组合、使用资源，人的价值体现为劳动报酬，员工被看作是生产“成本”。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人类需求的个性化和相应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动，只有人才能开创性地整合、调配资源，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增值空间，人也就自然成为一种“资本”，被视为一种资源，成为投资和开发对象。人本身并没有价值，人的价值体现在人是知识、能力、价值观等素质的载体。只有当人的素质与人的主观性结合起来对企业作贡献的时候，人才真正具有价值。人与素质结合起来形成了“人力资本”。人只有在新的经济形态下方可凸显出其独特价值。2、战略化趋势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刻地影响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转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从维持、辅助型的管理逐渐上升为具有企业战略经营伙伴的角色定位的管理，成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不仅要具有传统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中甄选、招募、培训、薪酬、绩效评价等事物性活动和传统性活动，更要进行知识管理、研修开发、战略调整以及战略更新等新活动，对企业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3、人本化趋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勒制”促成了由传统的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但泰勒过分强调“以规章制度为中心”的机械、被动、强制、非人性化的管理，把人当成机器的附属品，扼杀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今天，提高人本素质、满足人的需要、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新型管理模式已呼之欲出。现代管理强调“柔性管理”，尊重人、信任人、激励人，以感情调动职工的责任感和参与感。这充分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更好地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4、虚拟化趋势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使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趋势。（1）人力资源管理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网上招聘、网上在线培训、网上沟通等成了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现代化手段。把越来越多的行政工作交由专业公司运作，如通过猎头公司进行招聘，通过管理咨询公司设计薪酬等等，从而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预测、分析、收集信息、联络沟通和创造环境上。（3）组织结构由复杂向简单过渡，由高长型向扁平化发展，员工工作的时间更具弹性，工作内容选择更多。流程简化，工作标准化将逐渐被更多的员工个性和创造性所代替。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世界经济国际化、市场化的深入和我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舞台范围的扩大，未来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将面临巨大挑战。1、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彻底打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使企业面临着来自全球的、前所未有的强度挑战。一个成功的全球化企业应具备独特技能和视野，能感知全球市场和
在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之后，戴维・斯密克的《世界是弯的》就极有可能被认为是跟风、取宠之举。尽管，斯密克一再声称弗里德曼有关全球化的认识是偏颇和肤浅的，“他只是乐观地描述了全球商品和服务供应链的革命，而没有看到金融市场透明度与信息的缺失”，为此，斯密克想对世界究竟是不是平的进行批驳和修正。然而，当弗里德曼及其全球化的美好愿景已先入为主、深入人心之时，再试图以颠覆性的姿态去解构、反对，其难度可想而知。况且，在弗里德曼以信息科技革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外包来阐述经济全球化的种种益处时，包括生产力的惊人提高、贫困的大规模减少、财富的巨额增加以及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缩小，斯密克仅以金融领域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来否定全球化的积极意义，难免显得力不从心、绵软无力。
所以，与其说是冲突、颠覆，但不如说是补充、完善。正如斯密克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在外移了国际经济的供应线与需求线，实现了参与者多赢的同时，也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等、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等重大问题。尤其是伴随着全球一体化以及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形成，由财富基金、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等汇聚的巨额资金洪流可以在瞬间突破国界，它将对本已脆弱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就像眼下的金融危机，在斯密克看来它就是最好不过的佐证。斯密克认为，虽然从表面看造成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但根本问题还是脆弱的国际金融体系下银行家的贪婪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失效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而金融市场其实就是这样的，在斯密克看来，它一直被一种不确定的，不完全的信息困扰着――缺少透明度。对金融市场来说，世界是弯曲的，人们看不到任何地平线，结果，人们的视线被限制住了。这就像被迫要穿越危险的弯弯曲曲的山路，而到处是陡峭的山谷，每攀登一步都会危险重重。
与弗里德曼笔下简单、乐观的全球化不同，斯密克传递的更多是消极和悲观的一面。斯密克在书中写道：“全球化的世界更为复杂，充满危险，也更为脆弱，你看不到平坦背后的危险隐患，你更无法规避面前的金融风险。”当然，据此认定斯密克是全球化浪潮的反对者显然有失公允。他不属于那种非黑即白粗浅划分下的某一方阵营，他对全球化有着独立的判断、敏锐的警觉和客观的立场。他并不反对弗里德曼所描绘的全球化图景――交通、通信、互联网方便快捷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远隔万里变成近在咫尺，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全球化还有其另外一面，正如斯密克提到的，透明度与信息的缺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全球金融体系病入膏盲、岌岌可危。不难发现，斯密克精准地捕捉到了全球化的两面性，并以一种警世危言的方式予以叙述、呈现，它启迪人们的将是对于全球化最为深刻的反思和发自内心的自省。
关键词:投资理论;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
投资理论大致经历了五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就是投资理论的萌芽、形成、发展、繁荣四阶段。逐渐形成了今天完整的投资理论体系。
一、16-17世纪末――投资理论的思想萌芽时期
在经济学史上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古典经济学时期,特别是16世纪以前和16世纪以后至17世纪末这两个阶段。16世纪以前,西方还是简单的自给自足的资本经济结构的时候,投资的“产出大于投入”的基本思想就被一些先哲以“前科学的”眼光“模糊地”觉察到了,如互惠的交换、价值的增量比较等。16世纪初开始,西欧重商主义盛行特别是英国和法国,重商主义者都强调生产和贸易出口,使本国始终保持贸易顺差,动用国家力量利用本国资源,使本国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这实际上是国家的投入和产出问题,体现的是国家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17世纪中期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代表人物是W.配第,著名格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体现了对生产投入基本要素的早期而深刻的认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二、18世纪投资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18世纪中叶重农主义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是魁奈.F,在其代表作《经济表》中第一次将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对投资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重农主义者的“生产意味着创造剩余、生产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了比其所消耗资源更多的产品”的观点,仍符合现资准则。
在重农主义学派的基础上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问世,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随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并使古典理论逐渐完善。古典经济理论着重研究经济的是总量问题,这还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财政问题等。其主要贡献是:强调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自由的投资环境制度;按照统一效率标准,提出“经济人”假设,将私人和一些组织设定为投资主体;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投资选择的原则;认识到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利润是投资的持续动力;所有这些都是对投资问题进行系统性的阐述。
三、19世纪投资理论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初,边际学派同时出现了在西欧国家,掀起了一场边际革命,其奠基者是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主观的价值理论的三位经济学家: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是公认的三位理论大师。在他们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奥地利学派、剑桥学派、一般均衡学派,以及美国和瑞典的新古典主义。其中新古典主义取代古典主义成为主流。新古典主义学派深化了古典学派的投资理论,其贡献在于:新古典学派将边际原则和数理方法引入投资分析,投资分析运用数学函数和机械均衡原理量化了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机会成本等概念。
四、20世纪投资理论的繁荣
在整个20世纪里投资理论得到了空前繁荣,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投资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的不断修正,另一方面是投资从实物投资理论转向实务和金融投资理论,从国内投资理论转向国际投资理论。
(一)凯恩斯投资理论的修正和新古典投资理论模型
1917年克拉克最早探讨过加速原理,卡恩和凯恩斯提出了乘数原理。艾文・费雪1930年在《利息理论》一书系统阐述了投资理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人们对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另外,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创新,其中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轴心,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投资理论。
1936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凯恩斯投资理论的产生,他在书中提出了投资变化和收入变化关系的乘数论,乘数论认为,总投资增加时,收入的增量将是投资增量的n倍。这个n就是投资乘数。如果以ΔI表示投资增量,以ΔY表示国民收入增量,则投资乘数n=ΔY/ΔI,国民收入增量n倍于投资的增量。同时乘数的作用是双向,亦即投资的减少会引起收入n倍减少,表明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会逐渐放大。
加速数原理首先是由Clark(1917)提出,在其基础上哈罗德于1939年提出了简单的加速数模型―哈罗德模型:K=v.Y
其投资函数It=Kt-Kt-1=v.(Yt-Yt-1)
K代表资本存量,Y代表产量水平,v代表资本―产量比率即加速数。该模型假设v不变和资本存量可以调整到最优。正是该假设构成了该理论的缺陷:在现实情况下,计划的投资量与实际的投资量是有差异的,资本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得到充分发挥;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不是一成不变的。为克服该理论的缺陷,考伊克提出了资本调整原理的投资理论,克服了加速原理的第一个缺陷。该理论假设以往各期的产出水平对当期资本存量的影响呈现几何级数递减:
Kt=v(1-λ)∑λi.Yt-i(0
Kt-1=v(1-λ)∑λi.Yt-i-1(0
其投资函数为:
It=Kt-Kt-1=(1-λ).v.Yt-(1-λ).Kt-1③
该式表明:t期的投资量取决于本期的产出水平、上期的资本存量以及v、λ值的大小。
基于加速原理和乘数原理,1939年萨缪尔森综合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原理提出了乘数-加速数模型:
Yt=Ct+It+Gt④
Ct=b.Yt-1,0
It=V.(Ct-Ct-1),V>0⑥
其中Yt和Y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的收入,Ct和C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的消费,It、Gt分别表示t期的投资和政府购买,b为边际消费倾向,V为加速数。该模型试图把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一起对经济周期作解释,同时特别强调投资变动的因素。同时该模型证明了收入的变化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系数的变化。边际消费倾向决定乘数,加速系数是由于收入的变化导致的投资支出的变化。该模型还表明了投资的增长会引发多种结果,包括收入的持续与非持续增长。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根森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以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要素相互替代可能为前提,带有很多古典特征,提出了旨在研究以长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最优投资行为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乔根森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企业行为主体上,以达到最优化投资决策,其模型中包含了利率、价格、产出、资本使用成本等许多经济因素。克服了加速数原理的资本存量固定的缺陷,是个相对动态的模型。后来又经过卢卡斯、古尔德、特雷德尔、宇泽弘文分别对其修正,形成了投资的调整费用模型,并且逐渐成为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核心内容。
(二)金融投资理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经济学家的眼界不仅仅是停留在经济如何能长期增长的理论,更多的是关注虚拟的金融投资和对外投资方面的理论。这时期金融方面的投资理论成果尤其引人注目,而且对以后乃至现代的经济、金融、国际投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深远的。二战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楷模,其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了强大和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的支撑。20世纪50年代金融市场的运作规律也引起了当时经济理论者的关注和兴趣,就在那时真正意义的现资理论开始产生,其最重要的基础有:马克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ModernPortfolioTheory)、法马的有效市场假说(EMH: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和莫顿・米勒与弗兰克・莫迪利安尼的MM理论。
马克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方差代表资产风险,阐述了寻找资产组合有效边界的方法。即在给定风险水平下如何确定所有收益最高的资产组合或在给定收益水平下如何确定风险最小的资产组合;后来经夏普、林特纳和莫辛将马可维茨的均值-方差分析扩展到了竞争性经济中,发展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风险测度方面采用的方法,大大简化了资产风险价格的计算;出于对CAPM经验检验的验证,罗斯提出了替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套利定价理简称APT;APT模型以无套利定义均衡,建立了资本资产的均衡价格与诸多决定因素之间线性相关的关系。
1973年Schole和Black联合提出了Black-Scholes(B-S)期权定价公式,奠定了衍生证券定价理论的基础。随后Merton、Ross、Cox和Rubinstein等人对该公式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与拓展,使期权定价公式更适应现实需要。
(三)国际投资理论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贸易的投资主体,国际投资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国际投资理论主要从资源配置方面去解释投资的原因、时机和特征,其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上述理论各自产生的前提不同,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解释了投资产生的原因。以上五种投资理论关系密切。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又一发展。一国企业技术、管理、规模、资金等垄断优势是一国企业依据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比较优势投资论是继这两个理论后对FDI理论的一个补充。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没有否定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而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这两个理论的主要论点,并且引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区位理论来解释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的能力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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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经济全球化；法学；社会科学研究
一、引言
学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应当掌握世界历史理论。这种理论用来研究分析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很大的历史性和前沿性意义。而在全球化趋势下对法学研究也在这样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下进行，是十分有实践意义和发展潜力的。在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盛行的当今，我们不难发现在法学研究中世界视野的重要性。
二、法学简述
法律铭刻公正且对于历史和国家的极其重要，且法学本身并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而是开放兼容的一门学科，因此将在世界视野中进行法学研究不仅是法学研究的传统做法，更是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必然选择。在传统法学研究中，比较法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而比较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进行比较分析，而中外法制史的学习研究也是开展法学研究的必备知识基础。
在当代，在西方法治文明相对较发达的境况下，法治相对落后国家对本国法治的完善修改也会采用法律移植或者借鉴等方式进行。以比较法为例，谢立斌教授就认为，“比较法应注重对法的解释，尤其是法律规范在部门法具体案件中的比较法应用问题。比较法学的研究要参考国外学者对法律规范解释的结论，同时更应注重国外学者的论证理由”①。法学研究是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导的，在正确的研究方法指导下，才能得出更加科学先进的结论。
三、哲学语境下的“世界历史”与法学研究
基于“世界历史”这一哲学历史观的概念，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一个新时代，他们在各种维度上进行碰撞交流磨合抗衡，这个时代的产物将会是历史的新一页，上面书写的是一个全方位有机相融的世界性系统整体。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彼此交往、互相依存、相互渗透中，法学的发展突出特点之一就是逐步突破地区的限制，国际法的地位日益壮大并更加吸引人们去关注研究，且不论国际法的地位终有一日是否会取代国内法，但人们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际的社会生活中，都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世界历史伴随近代工业化及国际贸易发展产生，表现为开放更加全方面，世界范围内互动日益增多频繁。这一方面促进着法学研究不再局限于本土内部，而增强对外来法学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另一方面，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国际、区际之间的沟通交流与日俱增，其中的摩擦矛盾不断督促着国际法的发展研究，实际需求不断促进者法学研究追随全球化的步伐，这既包括对于国内法的研究与国际接轨，也包括对国际法的研究紧跟时代所需。
（二）世界历史的两重性与法学研究的“南强北弱”
法律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中一个组成部分，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世界历史二重性的影响。《全球化和法律理论》的作者威廉・推宁提出，“要发展全球法不能单纯以西方法律制度作为模式，还要吸取非西方法律制度里面的因素”②。但这一论述，却揭露了法学研究中“北强南弱”的现象。当然现阶段西方国家的法学研究成果比我们先进很多，我国对于法治的完善也不断借鉴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法律制度，但是，毕竟我国与西方国家法律适用的土壤不同，经济文化等诸多条件的限制，都有可能会使西方法律制度在我国实行困难，因此，我国的法律和法学研究在全球化大环境下必须将融合结合自身特点，完成综合国力的国际化提升，依靠实力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是被迫采取改变。
四、经济全球化及其内在矛盾与法学研究
关于经济全球化，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因为这不是一次可以忽略的简单浪潮，而是能够引起人们在认识论上的巨变，换言之，它所产生的效应将是给法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认识方式。经济全球化，需要法律为它提供辅助，也导致了法学研究所不可避免的全球视野。而同时经济全球化每一个矛盾、特点都将反映在法学发展与研究上。具体而言，法学研究的“北强南弱”局面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局面下如何扭转，以前研究的主流问题的边缘化，比如，以及全球化对于文化多元性的抹杀，而不同类型的法律形成的对全球化的抵制力量等，都是大问题。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大的国力是支持本国法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本国法学研究成果对法传播的根本保障。在国际交往中，总是会伴随着法治理念的对外传播，而这种法治理念是否能为输入国承认并接纳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输出国的法治情况。那么法治情况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是国力来决定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不一定催生良好的法治情况，比如在大同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良好的公民素质甚至不需要法律，但良好的法治情况却一定基于良好的社会环境。盛唐文明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辉煌历史，为什么呢？作为极具民族特色的盛唐文化的可以称霸一方呢？於兴中曾在《法律学前言》中分析到，“在具有体系化逻辑思维的人眼中，普通法一团糟，前后不一致，充满了矛盾，但这就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它之所以能推广下去，除了自身的诸多优点之外，还因为他背后的强势文化与国力。”[6]因此，一个国家一种法律的影响力之所以巨大，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力，它之所以能够推广，自身的诸多优点当然是外部最突出的原因，然而他背后的强势文化与国力却支持着它更强势的去传播。在这里，“文化”是极其值得瞩目的一项，它既是国力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与法律交颈融合的问题，就如萨维尼强调，法律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和民族传统习惯的反映，那么法律的蓬勃发展就离不开文化土壤的滋养。如果我们思考到“法律的生命”的这个问题上，曾有学者认为经验能够成为法律的生命，除却在具体判案中的具体作用，也承担着对于法律发展的动力作用，当法律的来源不单纯是先进法学理论的简单模仿，而是在行之有效的实践中得出的理性总结，这样的法律至少在本土上是一种正确的发展。作者在也文中谈到，法律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法律是开放的，跟当地的历史传统、人文气质、地理环境都有关系，法律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这些东西。具有生命力的法律，才能在本土上良好的适用，在本土外，广泛地推广。而也只有具有生命力的法律，才能在全球化的洗礼下傲立世界之林。
五、结语
法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习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使我们在进行法学研究时能够更全面更具深度的思考。结合世界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对法学研究的方向和所思考问题的方法都会有实践性的意义。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在法学研究中突出法律的工具性、文化性，以更好的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注解：
①于明.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法学：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综述[J].比较法研究，2015，（第1期）.
②[英]威廉・推宁著.全球化与法律理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09.
参考文献：
[1]于明.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法学：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综述[J].比较法研究，2015，（第1期）.
[2]王玉香.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意识形态特征研究[J].理论学刊，2015，（第1期）.
[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05.
[4]（英）威廉・推宁著.全球化与法律理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09.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