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变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与世界上的美伊战争，朝鲜核危机等等相比而言，全球变暖更是一个值得全世界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他已经唤起了全世界人们的重视和思考。而且在2008年5月和6月的“贸易与气候”国际研讨会上，人们也越来越不难发现国际贸易与全球变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全球变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全球变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十分的显著，他是一把双刃剑对国际贸易体系既有利的方面同时也有弊的方面。这对我们在世界的贸易交易中应该既是一种挑战和机遇同时也是一种威胁和竞争。
1、可以改变国际贸易的模式。全球变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十分的显著，它与气候的变化有着显著的关系。而气候变化对国际贸易主要的影响在于,气候变化导致原来纬度地区的气温异常升高，高维度地区的气温也比同纬度时期要高出很多，从而使得各国原来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一些产业会不得不因为来自气候和地理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国家的贸易结构模式，比如原来以海洋，珊瑚，海洋渔业等等的一些资源会由于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暖而消失。这种影响也不仅仅是商品生产和销售行业，同时对于服务业也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旅游行业。海平面上升后将淹没沿海的部分沙滩使得原来以海滩，海岸风光为主要休憩地发展的旅游行业将会逐渐冷淡。当然全球变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仅仅是消极的，他同时随着气温的升高也会使得原来不适合在该地种植的一些作物和资源凸显出来。形成新的自然资源和新的服务行业吸引更多的游客。但是这个同时也需要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准备和时间去发掘调整。不然将白白耗费所有的新资源。
2、增加了国际贸易的脆弱性。全球变暖带来的自然灾害比如说飓风，暴雪，冰冻等等恶劣气候他将会导致该地区的国际贸易线路终止。尤其是突发的，没有任何防范的自然灾害的突然降临将会使得国际贸易的机场港口，码头等等交通场所关闭，从而延误了国际贸易交易的时间从而导致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双方信誉度的降低。海上的飓风等有可能还会导致海上货轮的被损干扰海运，对货物造成一定的损伤。这样一来，全球变暖就会给在国家贸易中，进行供给，运输销售的行业带来损失。从而增加了国际贸易的脆弱性。
(二)国际贸易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全球变暖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双向关系。由于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进步，大大减少了世界范围内的运输和成本，扩大了各种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易。其次，投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和开放使得许多国家都已经实现了贸易政策的自由化，同时也让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生产分工更加容易，一件商品的生产可能来自世界很多个国家的不同零件所组成。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使用发达国家的零售件，发大国家也开始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市场优势发展经济。而贸易开放又严重影响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上。而这种规模效应是指随着国际贸易范围和和合作的不断扩大,使得世界各个国家对商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使得原先的规模包括能源使用，资本,劳动力的扩大。从而影响到更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二、运用国际贸易体系应对全球变暖的举措
从全球变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了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焦点，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势在必行。因此如何运用国际贸易体系去应对全球变暖的举措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共识。但是从近几年以来的世界各国会议上我们不难发现京都议定书后全球变暖没有任何进展，哥本哈根大会原本是为了制定京都时代减排政策的会议失败，这些严重的阻碍了我们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
(一)采取边界措施应对全球变暖
目前烟尘排放税已经在各国得到了实施，但是具体的对这些烟尘中含有碳石化燃料的消费税具体怎么去征收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确定这个边界税。因此只能对全球变暖中的影响因素出发大力调整烟尘排放税或者能源税的边界税；其次还应该对与排放权交易体系有关的因素进行边界调整。当然，在采取措施的过程中除了以上两种措施以外还有可以有鼓励其他国家减少排放量的方式或者说对于一些在国际进出口贸易中的交通运输工具适当的征收一定的税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高的交通工具，以此目的来达到更好的为社会和环境服务，对谁污染谁治理进行支付的措施进行整治。
(二)划分减排的标准应对全球变暖
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如何划分减排标准上各国之间发生了分歧。因为对于各个国家而言，不同的标准必然会影响到各个国家对于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的争论，利益的不同对于各个集团之间减排的责任就不同。比如可以划分减排责任的标准有碳等价物标准，人均排放标准和历史累计标准等等。历史累计标准中主要采取的减排措施主要是烟尘排放税和贸易交通税等等
(三)实行贸易开放政策应对全球变暖
贸易的开放可以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能够使得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更高。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的小途径是加大产品技术的贸易开放以及气候友好型产品的生产以使得的气候变化在技术的升级和转化中得到缓解。尤其是采取在环境技术上更新快和价值高的产品，来降低公司的排放成本。同时技术的传播和推广也将通过国际贸易来更好的实现。
(四)加大对农业部门贸易开放应对全球变暖
气候的变暖将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没有国际贸易各国地产的粮食将无法满足国内的人口需求和农产品的需求，这个时候必须通过贸易合作伙伴来供应来满足国内对某一农产品的需求。国际贸易在这个过程中就减轻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大量经济学家对于研究如何帮助或者减少降低气候变化在农产品中或者食品或者原材料中的成本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当今各国都在实行农业补贴，其实就是对农业的开放尤其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补贴力度的加大更好的为在贸易中受损的国家提供资金带来利益。其次农业本身作为绿色的东西就可以起到一个改善气候的作用。
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and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2)
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5)
Pmb=Nma+SbLmb+Tmb(6)
Pmc=Nma+ScLmc+Tmc(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8)
Pgb=Nga+Pmb+SbLgb+Tgb(9)
Pgc=Nga+Pmb+ScLgc+Tgc(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加工贸易，原产地规则
产品内分工概念
“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现象(田文，2005)。从某种意义上说，产品内分工是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是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生产环节)之间的国际分工，其实质是生产布局的区位选择，可以在跨国公司内部实现，也可以通过市场在不同国家间的非关联企业完成。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通常被用来解释产业间分工现象，对于产品内分工该理论依然适用。如果说传统国际分工的边界是产业的话，产品内分工的边界则在于价值链。产品的价值链按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分为劳动密集环节、资本密集环节和技术密集环节三种，各国依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在不同环节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并相应占据产品价值链上其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高越，2006)。产品内分工既可以通过横向扩展方式来实现，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又可以通过纵向延伸方式来建构，表现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
可用通过一个简单的2×2模型说明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原理。假设有甲、乙两个国家，甲国资本较丰裕，乙国劳动力较丰裕。假定X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它的生产需经X1、X2两道工序完成；X1是劳动密集型工序，X2是资本密集型工序；不考虑服务成本。在工序空间上不可分离的情况下，无疑X产品将在甲国生产；而在国际产品内分工情况下，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工序会被安排在具有相应比较优势的国家进行。因此X1工序将在乙国进行，X2工序将在甲国进行，X产品最后的组装也将在乙国进行。显然，这大大降低了X产品的生产成本，分工和贸易对甲乙两国都是有利的。
在产品的物理拆分原本就可行的情况下，制约或推动产品内分工迅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技术因素指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尤其是信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水平。跨越国境安排生产会带来高昂的通讯成本、运输成本和管理协调成本，这使得企业走出国门建立生产网络得不偿失(Jones&Kierzkowski，2001)。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集装箱运输的飞速发展大大降低了零散化生产中的服务成本，为发展产品内分工扫清了障碍。制度因素主要是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程度。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企业交易成本的降低，投资自由化为资本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创造有利条件(A·Deardorff，2005)，只有当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国际间的产品内分工才能实现。因此，制度因素直接制约并推动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
国际分工的发展为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垂直分工到产业内水平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历程。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分工呈现多层次性，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各种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分工，也包括同一产业、同一产品的价值链上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主体，传统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工明显弱化。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最大受益者，通过对外投资和外包将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别安排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以充分利用各国的要素优势，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产品内分工发展迅速，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率。世界零部件贸易总额由1990年的355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846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9.1%，比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高出2.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工贸易获得了巨大发展，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1979年到2005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由2.35亿美元增至4164.8亿美元，增长了1770倍，在外贸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5%上升至54.7%，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贸易方式。在这20多年的时期内，随着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发展，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步伐逐步加快，发达国家离岸外包活动明显增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愈加活跃，为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
但应当看到，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宽松的原产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加工贸易无序、低水平发展，成为影响本地采购率和加工深度的原因之一，也是导致贸易不平衡、贸易摩擦多发的重要根源；加工增值率增长缓慢，虽然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加工贸易中比重加大，体现出加工贸易产品的升级态势，但加工贸易整体附加值的增长却非常缓慢；加工贸易主体结构失衡，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现加工贸易倾向。
因此，如何把握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带来的发展机遇，完善加工贸易政策、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以获取较多加工利益、带动国内产业升级是“十一五”时期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课题。
产品内分工有利于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加工贸易显然是产品内分工的典型形态之一(卢锋，2004)。产品内分工使生产深入到区段工序层面，使企业成为国际分工的主体，对于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加工贸易极为有利。
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可以在不同水平、层次或环节上实现：产品升级，即加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逐渐从简单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复杂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和零部件；价值链升级，即加工企业所从事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向高附加值方向转移，逐步掌握产品设计、营销、品牌等战略性环节，并建立起自己的国际生产网络；企业能力升级，即加工企业更多地采用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按照国际标准生产产品，不断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产业升级，即加工企业敢于嵌入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通过建立与延伸国内生产网络发挥产业关联与外溢效应，促进整个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不断改善其能力和效果；区域升级，即加工贸易逐步向内地转移并逐步实现加工贸易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多元化，使中国经济在更大范围内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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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中国加工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原产地规则问题
1.产品内分工的深化使产品原产地的界定变得困难。产品内分工意味着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在国际间高度分离，国际贸易产品中包含着在一个以上国家实现价值增值的比例越来越大(某一最终产品零部件往往来自多个国家)，甚至价值增值过程不是在最终实现“实质性改变”的国家进行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喻春娇，2004)。在此情形下，就难以准确定义产品的原产地。如果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定义过于严格，就会使正常的加工贸易发展受到限制；而定义过于宽泛，又会导致加工企业只在东道国进行简单加工环节，不注重从本地采购，对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延长国内产业链、提高国内增值率不利。WTO至今尚未制订出统一协调的原产地规则，各国对原产地规则的使用各自为政，往往体现出浓厚的为本国经济服务的色彩，如欧盟的原产地制度就被称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其对“最后实质性加工或装配”未提供任何操作的具体标准或原则，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规定欧委会可在咨询原产地规则委员会后就特定案件制定具体规则。
2.中国没有充分利用原产地政策工具。中国2005年1月起实行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和《关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实质性改变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采取以税则归类改变为基本标准，以从价百分比、制造或者加工工序等为补充标准的原则。在新规则中，首次明确了原产地标记的管理，对第16类“机电类”、第17类“车辆”、第18类“光学、照相、计量、医疗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等产品都规定必须满足从价百分比标准。应当看到，新规则在对加工贸易原产地的认定标准上做出了积极改进。但由于该《规定》的原产地标准只适用于过渡时期，内容制订得仍相对简单，特别是对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并没有针对各个税目的货物制订具体的税则归类改变规则，只是作了一个概括性的一般规定(张宗良，2006)。虽然新《规定》中从价百分比标准对加工增值率的要求由过去的25%提高到30%，但考虑到中国近6年来平均加工增值率都在50%左右的现实，这一小幅提高对引导加工企业增加本地采购、延长国内产业链的作用有限。
3.宽松的原产地政策已成为中国频繁遭受国际贸易摩擦的潜在诱因。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由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厂商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而发展起来的，其产品依赖原有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等传统市场。建立在现行原产地规则基础上的贸易统计方法，将大量只在中国进行简单加工产品的原产地定为中国，这极大的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规模，使得贸易伙伴国逆差虚高，从而成为贸易摩擦的“经济根源”(王锦锋，2005)。
(二)加工贸易增值率增长缓慢问题
加工贸易增值率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加工贸易发展水平及其对产业结构优化作用的经济指标。观察全国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见表1)和外资、国有、民营企业的加工增值率(见表2)的变化，可以发现：
1.尽管中国加工贸易中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加大，但加工贸易整体附加值的增长非常缓慢。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加工贸易的加工增值率有了大幅提高，从29%提高到50.67%，但从1999年至今加工增值率都在50%左右徘徊。某些部门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如2003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仅为24.4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中国2001年25.2%的水平。
2.外资企业的加工增值率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从表2可以看出，近两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名义增值率为47.5%，虽然有提高的趋势，但还是远远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平均名义增值率61.75%和64.2%的水平。考虑到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其加工增值率不高是中国加工增值率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说来，提高加工增值率主要依赖三个途径：提高加工环节的层次、提高国内采购率、提高加工深度。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承接的加工环节基本上还是以劳动密集型环节为主。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跨国公司将“微笑曲线”弧底、附加值低的生产环节外包的倾向，也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国承接中高端加工环节，导致中国难以通过提高加工环节层次来提高加工附加值。此外，中国加工贸易政策中含有阻碍国内采购率和加工深度提高的因素。其中，出口退税政策和深加工结转政策是制约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隆国强，2003)。
(三)加工贸易主体结构不平衡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高潮，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连年攀升，在中国加工贸易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占比逐年缩小。1990年到2005年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从127亿美元增至5778.7亿美元，在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中所占比重也由28.8%增至83.7%(见表3)。
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和水平，但不利于中国获取加工利益，同时也使中国难以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金京霞，2005)。这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意味着本土加工贸易企业对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变弱，本土的产业结构升级更多地受制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和分工部署；由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是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其根本目的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目标的积极因素。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加工贸易主体结构失调、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一方面，中国把加工贸易方式作为吸引外资的一个主要手段，外贸政策明显鼓励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造成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倾向(廖涵，2002)，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因此连年增长。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加工企业在营销渠道、技术、工艺设备、管理经验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优势，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难以突破国际营销渠道、技术方面的瓶颈，在加工贸易方面也就发展缓慢。
产品内分工与中国加工贸易的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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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握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带来的发展机遇，保持中国加工贸易平稳持续发展，中国加工贸易战略的调整原则应为：立足于中国静态比较优势，继续支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加工贸易；着眼于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引导外资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高附加值加工环节；完善加工贸易政策，提高加工增值率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继续支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环节加工贸易，保持加工贸易稳定发展。目前，中国加工贸易从事的大多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加工，这符合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着巨大作用。以中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备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那么要扩大出口，在短期内我们所能依赖的就是能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加工贸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永远停留在为跨国公司充当加工车间的阶段，要在吸引外资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注重提高国内企业加工能力。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应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建立营销渠道、积累资本。
引导外资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高附加值加工环节，提升产业层次。加工贸易产品档次、技术含量的提高与外资进入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呈正相关(黄菁，2006)。引导外商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高附加值加工环节，能促使中国尽早加入到国际分工链条中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大的环节中来。因此，应结合各地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未来国际产业发展方向，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指明拟吸引投资的具体产业和生产环节，并制定产业标准和工序标准，对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和工序的加工产品、零部件予以优惠的税收政策，取消对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另外，在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资的同时，应重视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并鼓励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实现产业层次和工序层次的升级，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更复杂的、技术含量更高的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核心零部件的加工制造。
完善加工贸易政策，提高加工增值率，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较多的关注了如何防范“走私”、“骗退税”，忽视了鼓励企业提高国内采购率，许多政策的门槛较低、出口退税按计划而不是按实际进行、对来料加工国内采购不退税等，都降低了加工企业国内采购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势在必行：首先，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原产地证书、原产地标识的管理，严格按照新《规定》的标准执行，防止不符合标准的加工产品轻易拿到中国原产地证书。其次，完善深加工结转政策，简化手续，实行分类管理。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加工企业的深加工结转实行保税监管，其他加工企业的第一环节结转按加工贸易内销规定办理；对深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实行“免、抵、退”政策(隆国强，2003)。此外，国家应该调整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现行政策，为国产料件与进口料件竞争提供和创造公平合理的环境，鼓励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企业进行国内采购。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贸易条件商品贸易价格趋势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8)5－0026－06
世界贸易条件的总体状况分析
贸易条件是用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常用的贸易条件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所得。上述三个贸易条件指标中，以价格贸易条件最为常用，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贸易条件简单地理解为价格贸易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收入贸易条件特别是要素贸易条件的数据资料和相关计算比较困难。价格贸易条件衡量的是出口对进口的单位购买力，一般而言，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利益的上升。
近二十多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持续的增长，世界各国的贸易条件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层面来看(见图1)，发达国家在1980年代贸易条件指数还在80左右徘徊，到1991年已经达到100，到了2000年前后上升到104。可见，从1980年代到本世纪初，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在这二十多年间总体上呈现出改善趋势。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指数从1981年的122.3下滑至1988年的101，之后虽然在1990年上升至114.5，但在随后的十年里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总体而言，1980－2000年的二十年问，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是不断恶化的。尤其是在1980－1990年的十年内，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主要是以初级产品为主，出口比重在42％～65％之间，而反映在图中可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具有明显恶化的痕迹。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十年的贸易条件剧烈变化以后，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十多年里，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地位和国际贸易关系上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指数曲线没有继续下滑，而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指数曲线也没有持续明显上扬，二者呈现出相互重叠并水平延伸的轨迹。因此可见，随着世界各国贸易结构的调整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微妙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都表现为稳定的、小幅度的变化。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阻力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国际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通过全球经济日益紧密的联系在国际贸易中迅速传递，世界贸易条件将继续发生新变化。
贸易条件新变化与影响
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变动与贸易量及其产品构成的变化影响着一国从国际贸易中能够获得的收益。这种收益一般用贸易条件和出口购买力来衡量。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价格变动对这两个衡量标准的影响，从短期看，取决于一国进出口产品构成，从中期看取决于其进出口产品构成对不断变化的国际供需环境的适应性。显然，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随着对外贸易在该国GDP中的相对比重的上升而上升。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二十多年以来，在国际商品价格体系中，初级产品相对于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一直在下降。在此期间内，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持续不断地得到改善和优化，贸易利益稳定地源源不断地流入发达国家，同时，依靠初级产品以及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贸易条件经历了上世纪80－90年代持续的恶化以后，在后续的十年里没有继续变坏，但是也没有改善的痕迹。然而，从2003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全球主要商品的贸易价格出现了明显的逆转。从总体上看，初级产品包括初级农产品和能矿产品的价格虽有波动但开始节节攀升，而制成品的价格却走向了下坡路。究其原因，近年来，在中国和印度带动下，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制定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相对忽略了农业等初级产品产业发展，而对于初级产品资源的需求又急速扩张。新兴经济体强劲的需求占近些年初级产品消费增量的一半以上，这是造成价格上涨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受美国严重金融危机影响，初级产品逐渐成为可供投资的另一类资产，因此，金融因素至少也是造成近年来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一部分原因。
全球主要商品价格的高低分化促使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的贸易条件随之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发展中国家中，其贸易结构也大不相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其贸易条件继续与初级产品对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密切相关。但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实行工业化的国家出口中，初级产品比重的确在不断减小，而制成品比重却在不断增大。这些国家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供给国，还成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供给国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国。因此，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表现出不同的变化。从表1中可见，近五年以来，发达国家和亚洲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的贸易条件开始恶化，而初级产品，包括农产品、矿产品和能源等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开始好转。国际贸易条件的扭转性变化带来的贸易利益分配的变化将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等多种途径进一步影响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具体来看，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世界不同类型的经济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1)发达国家。虽然发达国家近五年的贸易条件一直不太理想，但是，前期的贸易利益沉淀和庞大的经济总量，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发达的农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尤其是发达国家大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更强化了其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差异。尽管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垄断不可能消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但我们不能低估它们对重要商品和技术的较长时间的垄断，何况发达国家一直存在着对经济的干预，用贷款、税收甚至行政手段等一系列措施影响贸易的流量和流向，并加强了对关键技术和设备出口的控制。因此，仍然不能否认，它们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世界贸易力量和经济发展推动力。
(2)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对此类国家来说，现阶段的贸易条件很明显地处于有利地位。它们与全球经济日益接轨。其对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促进程度超过了以往繁荣期。初级产品出口国在出口多样化(例如增加制成品出口量)方面取得了进展，其贸易量占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贸易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2006年，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额增长了30％。其商品贸易出口占世界商品贸易出口的比重创出新高，达到0.9％。如果把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的话，其占世界商品贸易出口的比重达到30.9％，为历史最高点。贸易的收益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2006年所有发展中地区的负债水平(未偿付债务占GDP的比率)均有所下降，债务负担沉重的贫穷国家的负债水平已经降至五年前的一半。以巴西为例，巴西经济增长率过去两年超越5％。在原材料出口带动下，巴西不仅偿还大部分美元外债，同时还累积大量外汇储备，首度成为净美元债权国。可见，这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增长表现为依赖先进经济体商业周期的程度降低了，但外溢效应显然并未完全消失。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不断扩大在全球化产品和服务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自身在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权重。
(3)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这类国家可以亚洲地区国家为代表。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工业化水平到了质变阶段，国内的资源已经难以支撑其经济发展。亚洲国家的特点是人口多，人均资源少，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工业化高潮形成对资源的新一轮需求。以中国为例，1992年中国由粮食净出口变为净进口，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家，1994年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家。这样以来，亚洲地区的经济崛起形成长期的资源需求，不仅仅针对石油和钢铁，还包括粮食以及其他金属、非金属。进口的初级产品价格不断高涨，而出口的工业制成晶由于技术含量低，价格相对发达国家的高技术附加值的制成品下降更快，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处于尴尬时期。因此，亚洲国家，没有拉美、非洲地区国家那样丰富的初级产品，没有中东国家唾手可得的石油、天然气等能矿资源，也不占有发达国家那样先进的技术和服务，目前只能在尴尬中前行。
主要商品价格预期与各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
国际价格的变动趋势对贸易条件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世界需求状况及其对单个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这使得收入不仅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还逐渐开始在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重新分配。
对于初级农产品来说，以粮食为例，世界市场对于粮食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且随着世界人口自然增长，对于粮食的需求将随之增加。但是粮食的供给受到气候条件、可种植面积、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所以不会因为价格上涨而使产茸剧增。几十年前，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发达国家的工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形成了一种产业互补。而在目前粮食产业的主力转移到发达国家之后，这种产业互补的格局被打破，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和贸易壁垒压低了农产品价格，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同时，发达国家因为本国产出丰富的粮食资源并处于经济体系的顶端，在粮食产业领域又并无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制约，使“生物原料”大行其道。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牺牲农业换取工业发展。以菲律宾为例，在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仅占全部出口额的7％，而到了2002年其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例达到了90.8％。与此同时，该国也由粮食出口国变为大米进口国。总而言之，受需求强劲、全球气候异常等导致的粮食生产不稳和粮食低库存的影响，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粮食价格仍将保持在高价位运行。但粮价长期处于高价位也将促使各国政府采取调控措施来稳定粮价以及促进国内农产晶的生产。因此国际粮价持续大幅攀升的可能性较小，更有可能出现小幅下调。国际农产品价格的长期周期性振荡的规律也显示出这种改善的可持续性不强。
对于能源和矿产品来说，它们属于天然资源类产品，这种商品属性与农产品差异很大。这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如果一国和地区具有已探明储量的能源和矿产品，其产量可以人为的控制，但是其世界总储量却难以确定。以石油为例，近年来在中国渤海湾和巴西等地陆续发现了储量可观的大型油田，一旦这些油田资源付诸开采，必将影响到国际原油价格。二是石油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大，一旦石油价格上涨过度，或是石油进口国经济波动，就会影响到其需求量和价格上涨。此外，纵观油价动荡的历史可见，油价受到国际影响很大，因此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国际石油价格仍然在高位徘徊波动，但是由于供给量的不确定性较大，价格需求弹性(矿产品也是如此)以及易受政治动荡干扰，能矿产品的国际价格变化莫测。
对于制成品而言，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变化以及贸易条件变化程度不尽相同。近年来由于初级产品国际价格上涨以及可预期的持续上涨趋势，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以及贸易条件恶化程度更加严重。但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表现要比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好。因为技术或资本，尤其是先进的制造业技术，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快速达到的，因此，其仍具有稀缺性。所以，即使在不利的贸易格局下，这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会急速下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未来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不会在可预见的时段内严重恶化。
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全球的通胀压力上升等多种因素与国际商品价格体系双向影响，促成了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条件发生转变，并且根据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结构的不同，结合各类商品未来价格的预期，可以大体上推测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的前景充满机遇还是挑战。初级产品资源，特别是粮食等农产品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遇到了贸易条件可能持续改善的有利的时机，可以借此提高其在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权重。但是，国际农产品价格的长期周期性振荡的规律表明，农产品的国际价格不可能长期持续在高位，并且，不同农产品类型的国际价格差异也很大，因此，这些国家应该充分做好应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准备。对于能矿产品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和俄罗斯等国家来说，虽然目前其价格处于高位，但是今后的贸易条件如何变化难以预期。对于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国来说，它们的贸易条件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可以说，由于贸易结构的多样化，它们的贸易条件与国际主要商品的价格波动都有关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类国家的贸易条件变化取决于它们具体的贸易构成中不同类型商品价格消涨的对比。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其成熟的体制、发达的三次产业、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国家实力，尽管近几年贸易条件呈现不利变动，然而，发达国家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其他参与世界经济事务方面，具有更多的主导权，即使贸易条件出现暂时恶化的现象，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并且比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多的实力和机会扭转不利于自身的贸易格局。所以，总而言之，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原因与对策
1、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状况
近20年以来，中国贸易条件恶化成为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事实。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
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中国成为初级产品和能源矿产品的净进口国，以及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净出口国。随着国际市场相关各类商品的价格波动，初级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而且其上涨的预期不断强化，而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则持续走低或在低位徘徊，这种国际价格的变动具体反映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中来就表现为，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表现。国内研究表明，近十年之间，我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超过了20％，造成的较大的负面收入效应。
2、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
对于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就出口方面而言，中国贸易条件恶化是企业过度竞争、低价竞销造成的。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恶化是货币汇率扭曲导致的，只是反映到价格上而已。还有的国内学者认为，1997年以后，中国贸易条件与中国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比例密切正相关。总的来看，国际国内的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此，以下分为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简要探讨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
从外部原因来看，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不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近年来，国际市场价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前述分析可见，总体表现为初级产品和能源矿产类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而工业制成品价格的持续下降。这两种变动均不利于中国贸易条件改善。另外，美国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由于受到次贷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导致进口需求降低，美国的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对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在供大于求的贸易格局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难以得到提升。此外，一些外国企业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跨国公司“转移价格”策略的实施，也导致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从内部原因来看，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恶化。众所周知，中国自1990年以来，成为粮食和能源的净进口国，国家工业化发展策略决定了中国需要大量进口初级产品，而国内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又决定了70％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这些产品大都已进入产品成熟期，市场上供大于求，势必导致激烈的竞争。而劳动密集型产品正是工业制成品中贸易条件恶化较快的产品。中国外贸出几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主要采取了价格竞争手段，盲目出口，竞相压价，出口上的增量不增价的现象普遍出现。此外，国内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预，油、电、煤、运价格的变化没有充分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和近来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这种价格扭曲人为地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
另外，中国传统的引资模式使外资主要流入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偏向增长的同时，进口竞争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不仅没有因为大量外资的流入而不断扩张，反而进一步相对收缩。这种出口部门偏向增长导致的超额供给和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超额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
3、中国的对策
从原因分析来看，众多因素中，国际价格变动和中国出口结构低下是导致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两种因素。而中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在短期内要实现本质改变，使其有利于贸易条件改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贸易条件在可预见的期限内得到改善的可能性比较小。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图分类号:F7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178-03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在生产､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都有所体现,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贸易额增长及贸易手段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1950年全球总贸易额为1130亿美元,1997年已达11万亿美元,增长了97倍,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贸易额已达GDP的35%｡另外,国际贸易的手段也在不断创新,主要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电子数据交换(EDI)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资金转账(ETF)等也已在许多国家开始应用｡
2.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快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为了获得更多的优惠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熏在WTO的144个成员国中,近90%隶属于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组织｡目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主要有: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
3.跨国公司蓬勃发展｡1996年,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40%以上,在国际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到2001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销售额已达19万亿美元,总产值占世界GDP的11%,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1/3,雇佣人数达5400万｡
4.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各国经济相互传递的障碍减少互动性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和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影响到发达国家｡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未能幸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5.对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货物利益,在产业内贸易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际所得｡另外,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使统计出现严重的误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中美贸易作为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和贸易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美贸易也在快速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5―2004年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2%｡其中,2001年中国对美国全年进出口总额为804.8亿美元;2002年比上年增长了20.8%,达到971.8亿美元;2003年则增长了30个百分点,达到破纪录的1263.3亿美元;2004年又增长了34.3%,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696亿美元｡这使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对象｡2005年中美贸易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全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1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8%(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与此同时,随着贸易额的大幅增长,中美贸易不平衡也在加剧｡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80.8亿美元,2002年达到427亿美元,2003年增加至586亿美元,2004年这一数字为802.7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则为1141.7亿美元(见图)｡
另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美国的跨国公司大量来华投资｡截至1999年7月底,美国公司在华获得批准的直接投资项目已达27814个,协议金额498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236.7亿美元｡按投资额排名,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前20家各国公司中有11家是美国公司,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可口可乐､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司｡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趋势不断扩大有其内在的统计误差､政策限制等原因,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区域经济集团组织等外在因素则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原因｡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
从近年来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出口以纺织品服装为主的贸易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但实质上,中国对美国出口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根据美中商务中心的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讯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器｡可见,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抑制了美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体现出来,无法实现优势互补的国际分工合作,由此导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二)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美国跨国公司近年来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也成为加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在华投资绕开了关税壁垒以及其他一些关税措施,获得了更多利润｡这些跨国公司以高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为他们在华的企业输送境外关联企业提供的零部件,再以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将制成品输送给其在消费国的批零企业,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而中国得到的只是少量的加工费｡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来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于是,简单的进出口统计,掩盖了真实的经济关系,从而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另外,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没有计算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利益,也加大了中美贸易的差额｡据中美商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参加调查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但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利润并未被统计在内,这就更加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
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各国的生产跨越国界,这就使各国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契机对本国的产业进行调整｡在进行产业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由于政局的稳定,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加上低廉的劳动力等因素,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日本､美国､欧洲的跨国公司转移制造业的对象,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贸易差额的转移｡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的因素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1.东亚地区对中国实行产业转移｡中国对美国贸易差额的增加,主要是东亚地区相关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向中国转移的结果,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了产业转移,使原来东亚各国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过去一直是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工业化的繁荣发展之后,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上升,并因此逐渐丧失了生产及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断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中国内地来生产,再返销国内和出口到世界市场,中国制造的产品因此继承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也继承了他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对1989―1995年间美国与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见下页表)｡
2.美国本土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美国一些企业原来在国内生产､国内消费,现在则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生产出的产品再对母国“返销”出口｡有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独资和合资企业生产的｡以纺织品贸易为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纺织品最具价值的外包基地,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服装采购商的订货或美国本地服装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返销产品,中方除了赚取小部分加工费用外,大部分利润都流入了美国｡与此同时,也通过产业转移加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四)全球化导致的原产地统计误差
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为国际社会所确定的｡当时,这种以国家境域为统计着眼点所形成的外贸统计,即货物跨境流动统计是与国家参与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由于原产地规则,使中美两国在贸易额的统计上产生很大的偏差,也使中美贸易不平衡被进一步夸大｡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但美国海关按原产地规则却将这类商品的全部价值计入进口额,这无疑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实际顺差｡另外,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生产的产品,按原产地规则也被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中,这也扩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四、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相关建议
(一)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目前,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对象,这就使我国对外贸易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且风险也较高｡因此,我国应鼓励企业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不要只盯住美国市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参与许多区域经济合作,如:10+1､10+3､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参与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可使我国享受关税优惠等贸易优惠政策,这无疑为我国企业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比如,2005年7月,随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双方已就7000多种商品进行关税削减,而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高,我国企业正可以抓住这一商机拓展出口市场,而不是只注重向竞争已很激烈的美国市场低价出口,从而也可以起到适当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作用｡
(二)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推动我国企业跨国经营
我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扶持企业尤其是工业生产性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同时为企业做好咨询与信息提供的宏观指导工作｡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不平衡,而且还可以通过投资设厂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另外,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组建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其国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分享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更高效率｡
(三)逐步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加入WTO也要求服务业逐步开放,因此中国可以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借机弥补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前提必须是美方对服务贸易进行充分的统计｡
另外,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对华贸易的优先策略之一就是扩大服务出口,限制货物进口,而后者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因此,只有扩大服务出口才能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才有利于实现贸易平衡｡
(四)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技术贸易,促使美国放松出口限制
高科技产业是美国出口的主要优势产业,但由于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美国高技术产品,尤其是军民两用技术设备的出口,致使大批拥有高科技的美国厂商痛失商机｡事实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并不能达到其阻挠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目的,中国不从美国进口,则可转向他国进口同类技术设备｡美国这一举措不但不能实现对华限制,反而不利于中美更深入､更广泛的进行合作｡因此,大力发展技术贸易,不仅有利于改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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