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日本茶道审美意识茶具茶室和敬清寂
中图分类号：TS9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0（b）-0210-01
1日本茶道的创立及形成
日本茶道是日本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日本茶道起源于中国，中国的茶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后，经过汲取、融合，形成了独具大和民族特色的茶道。
平安时代初期，遣唐使中的日本高僧最澄将中国的茶树带回日本，并开始在近畿的坂本一带种植。茶在刚刚传到日本的时候完全属于奢侈品，只有皇族、贵族和少数高级僧侣才可以享受。茶道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先进文化仅局限在皇室周围。自镰仓时代开始，受《吃茶养生记》的影响，饮茶活动以寺院为中心开始逐渐普及到民间。到了室町时代，畿内的茶农为对茶叶进行评级而举行品茶会，由这种茶集会发展成为许多人品尝茶叶的娱乐活动，并发展了最初的茶道礼仪。
“茶道”这个概念，最早则是由15世纪的和尚村田珠光所创立。村田珠光在参禅中将禅法的领悟融入饮茶之中，从佛偈中领悟出“佛法存于茶汤”的道理，由此开创了独特的尊崇自然、尊崇朴素的草庵茶风。
日本历史上真正把茶道提高到艺术水平上的则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千利休。千利休将室内的装饰简化到最小限度，使茶道摆脱了物质因素的束缚，使得茶道更易于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同时，千利休强调体味“本心”，并主张简化茶道的规定动作，抛开外界的形式操纵，以专心体会茶道的趣味。
2日本茶道中的审美意识
日本现代禅学研究者伊藤古鉴所著的《茶与禅》中，将茶道从三个层次进行分析：茶道技巧、茶事礼法、茶“道”。日本人传统的审美意识即体现在这三者之中。茶道技巧即茶人如何挑选组合茶具、如何摆放插花与饰物、如何调制、如何点茶、如何敬茶饮茶等；茶事礼法即主客之间互敬之礼。主要体现在茶人如何打扫布置、根据季节及茶会目的所做准备中；茶“道”即是茶人与饮茶人一步步领悟人生经验，最终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2.1茶具与饰物
日本茶道技艺中的茶具、字画、插花等饰物，体现了日本人的“自然美”意识。从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开始，茶人就致力于在寂静与质朴之中，探求淡泊生活中的趣味。村田珠光选择茶具时，反对奢侈华丽之风，提倡清贫简朴。他认为和式黑色陶器色彩幽暗，自有朴素、清寂之美。用这种质朴的茶具，真心实意地待客，既有审美情趣，也利于道德情操的修养。在选用和物的基础上，多选用朽叶色、青色茶具等适应闲寂气氛的茶具。村田珠光认为正是这种以冷峻、恬淡、闲寂为美的审美意识，才能使人体会古朴的生活乐趣，以达到心神上的安逸。
千利休为茶道仪式建立独立的茶室、露地、石灯笼等。茶室虽简陋朴素，茶人却致力于茶具、茶室、庭院的干净清洁。只有环境清洁和谐才能“进入自明之道”，和谐、恬静有禅意的气氛才是茶道的最佳体验。千利休大师对于茶道的审美，也正是日本人传统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
2.2茶室的布置
在茶室布置方面，茶人追求如出世般的虔诚心境，重视事物的自然美。插花是日本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选用时令花木，在整体上注重自然之美，顺其花枝自然之势，不求华丽，只求自然简洁，触动人心，其所呈现的生命之美，要恰如其分地在茶室中与季节、画轴相呼应，真正贴近生命自然的本质。这也是日本人心中始终所贯穿的“与自然的和谐”信念之体现。《茶之书》中也提到“花瓶滴落的清水其实并不需要加以抹去，因为它暗示着露水一般的纯净与清爽”。同样体现了日本茶道美学中的自然美思想，即人当与自然相融合，在茶道布置与技艺中，重自然，轻人事，注重生命最本真的和谐。
3日本茶道精神
3.1和敬清寂
16世纪末，千利休用“和敬清寂”四字概括了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和敬”主要指和睦以及敬人与事心之心，切勿虚荣自大；“清寂”是指冷峻、恬淡、闲寂的审美观。
举办茶会之前，茶人须先认真打扫、整理庭院、擦洗茶具，茶叶要碾精细，茶具要擦干净，插花也要根据来宾和季节的不同等进行选择。茶人的动作要规范敏捷，“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以此表示对来宾的尊重，体现主人真诚的待客之道。同样，客人须穿着与茶室背景颜色协调的衣着，再尊贵的权势进入茶室都须跪爬入室。就坐时必须安静，并先向主人安置于床之间的书画行礼致敬。最后达到人与人交流的“和敬”气氛。
室町时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奢华喧嚣。不少人厌弃这种生活，以冷峻、恬淡、闲寂为美，他们渴望过隐居的生活，寻求心神上的安逸。茶道之茶称为“佗茶”，“佗”有“幽寂”、“闲寂”的含义。边品茶边闲谈，不问世事，修身养性，净化心灵。“清寂”之美从此时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
3.2禅茶之缘
日本茶道是必须遵照一定规则程序来进行的喝茶活动。茶道的精神，正蕴含在这些看起来繁琐的喝茶程序之中。日本茶道的繁文缛节，并非要把茶客的注意力从茶的本身上引开，而是要茶客专心致志于饮茶的全过程，从而把人从世俗的紧张、烦恼等事务中解脱出来。茶道里禅的内涵，就是通过繁琐的规则来磨练人心，当这些定规不再令饮茶者厌烦，当饮茶人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算领会了茶的真谛。
茶道将精神修养融于生活情趣之中，通过茶会的形式，宾主配合，在幽雅恬静的环境中，以用点茶、鉴赏茶具、谈心等形式陶冶情操，培养朴实无华、自然大方、洁身自好的完美意识和品格。这也就是禅宗里的“勿使染尘埃”和“本来无一物”的两个境界。人只有通过不断地拂拭内心，才能最终令尘埃无可染之处。日本茶道，是用一种仪式来向人讲述禅的思想，是日本文化的结晶，是融佛教、道教、儒家学说为一体的一种精神文化。
综上所述，日本茶道不只是单纯的趣味、娱乐活动，它使人们在审慎的茶道礼法中养成认真、无条件的服从社会公德的习惯。同时，其实质已上升成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并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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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标志，唐代茶诗中即凸显出儒家的礼文化旨趣。唐代茶诗的出现，反映了唐代文人墨客对茶文化的情有独钟。诗以言志，唐代文人墨客在品茶、饮茶之时，将自己的品饮感受寄寓于诗歌中，将自己的旨趣、爱好以诗歌的形式予以表达，从而使儒家的礼仪在茶诗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唐代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僧人曾起到了很大作用。文人与高僧大德在交往过程中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彼此以诗会友、以诗言志，创作出大量诗歌。诗中有礼，以礼彰显出儒家之礼仪文化。众所周知，儒家文化一直讲求仁、义、礼，并试图将之推广开来。“礼之用，和为贵”［1］，此言精当地说明了儒家文化的价值旨归。儒家所追求的文化发展目标，其终极价值指向是因礼而和。中国历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儒家文化讲求礼，唐诗中的茶文化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礼仪性、和谐性。如张籍的诗歌《和陆司业习静寄所知》：“幽室独焚香，清晨下未央。山开登竹阁，僧到出茶床。收拾新琴谱，封题旧药方。逍遥无别事，不似在班行。”［2］4328此诗即表明了儒家礼仪文化之价值旨归：唐代茶文化尤其发达，因之，唐代以茶待客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喝茶的过程中，敬茶为客，待客以茶，其间彰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诗人以茶待客，体现的是敬茶人的热情、大方。同时，在诗人敬茶的过程中，彬彬有礼，凸显了敬茶之人（施礼）与饮茶之人（受礼）的和谐之美，并由茶礼到茶诗构成了完美的茶文化。再如白居易《曲生访宿》诗云“村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2］4326，亦凸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其一，由白居易之诗可以管窥唐代待人以礼的茶文化的兴盛，在唐代不仅以茶待客，同时还配有茶果，凸显出唐代茶礼；其二，对来访客人敬之以茶，是一至高的礼仪，凸显了儒家礼仪文化的规约性，即茶文化凸显了儒家的礼文化，茶文化中蕴含着儒家之礼，由茶诗可以管窥儒家茶文化之礼事。在唐代，客人来了，小孩要以茶敬之，孩童均知茶事中所蕴含的礼文化。有唐以来，主人即使生病卧床，如若客人来访，亦要起床提供茶饮，以示对来客的尊重与敬意。如张籍的诗歌《赠姚合少府》：“病来辞赤县，案上有丹经。为客烧茶灶，教儿扫竹亭。诗成添旧卷，酒尽卧空瓶。阙下今遗逸，谁瞻隐士星。”［2］4326这首诗反映了主人卧病在床，客人来访之情形。虽是卧病在床，但是有客人来拜访，依然会起床泡茶敬客，以示主人的热情，体现出儒家文化以礼待人的特质。诗人在病重之时仍然要为访客“添炉烹雀舌”（刘禹锡《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为客烧茶灶”，儒家的礼仪文化在烧茶、品茶的茶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既有唐诗宋词之美誉，同时也有隋唐佛学之佳谈，诗歌与佛学是隋唐时期的显著特征。唐以降，文士与僧人的交往，以及以茶交友之风盛行，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茶文化。因为“佛教的寺庙往往建筑在山水俱佳的名胜之地，这些地方是唐代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的隐逸之所和心灵向往之地。也正因如此，唐代诗人就和僧徒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僧徒交往的诗歌、题咏佛寺的作品，在唐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3］。唐代饮茶之风盛行，尤其在文士和僧人之间。以茶待客，凸显了敬茶之人的热情，同时也彰显了文士和僧人之间的礼仪文明。如刘禹锡的《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看画长廊遍，寻僧一径幽。小池兼鹤净，古木带蝉秋。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2］4026同样，陆龟蒙的《谢山泉》亦体现出了这样的礼仪文化：“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2］4026在陆龟蒙的这首诗中，反映了作者待客以礼，亲自为客人煎茶的全过程，彰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唐代文人通过诗歌抒情，以表达儒家内在的道德文化底蕴，即表现出儒家文化的礼仪特色。在唐代茶诗中，除了体现儒家的礼仪旨归外，还凸显出佛教文化的禅悦旨归。
唐代茶诗中佛家的禅悦旨归
唐茶诗中之所以能够体现出佛家的禅悦旨归，是茶本身的功能使然：茶清淡甘甜，常饮茶可以提神、益思以及消除疲劳，让人之精力专注于本心，获得本心之旨归，这其中暗含着禅悦之趣。禅本身的意思为禅定，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外物所动，即般若学所倡导的不执着于有，也不执著于无，倡导对待任何事物均要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不执著于外物，如此才能获得禅机真谛，为此，禅宗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三个基本命题，教化众生不要拘泥于外界事物，因为“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4］。这即是我们所说的超然于外物的一种释然情怀。这种情怀为文人墨客所吸纳，并通过茶诗来表达他们“随缘自适”的禅悦旨趣。“禅”本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禅之原初系“禅那”之简称，佛教经典中对禅是这样阐释的：“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然缘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犹渊池息浪，则彻见鱼石；心水既澄，则凝照无隐。”［5］禅之心性之思即蕴含着“寂”，即通过内心世界的寂静，达到内心世界的谐和。禅宗讲求“悟”，“悟”有渐悟、顿悟之争。在中国化佛家中，无论是渐悟还是顿悟，其宗旨均是为了达到直指本心、见性成佛。唐代茶诗也体现了这种直指本心之悟，而悟性的获得即是因饮茶而起。茶的基本功能在于提神、益思、消除疲劳，让人之力量专注于本心，以获得本心之旨归。僧人可借茶消除疲劳，借茶来明心见性，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获得人生之理，通过茶的恬淡而达到对万物的超然，从而提升“色即是空”的人生境界。佛教讲究“悟”，而饮茶能促使人有所妙悟，这种妙悟即在于悟人生之真谛，去人生之苦谛，达到最高境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6］，揭示了禅道与茶诗在“悟”方面的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位茶诗大家吴海在《藏海诗话》中亦表明了这一态度：“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茶诗与禅文化具有可通约性，在唐代，一些有识之士常用茶诗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安闲自然、淡泊宁静的心境。通过对茶诗的体悟，了解到人之生命与宇宙之谐和一致，使人获得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外物所迁，进而获得禅悦旨趣。在中国哲学史上，隋唐时期主要是佛学之时代，也正因为如此，文人与僧人的交往在人之心性修养层面有着共同的话语体系。文人墨客与僧人在交往中，或多或少受到僧人的影响，他们在僧人身上寻找到生活的乐趣、人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文人墨客向往僧人的悠闲自在、清心寡欲和无牵无挂，艳羡僧人“共水将山过一生”（杜荀鹤《题道林寺》）的虚静生活，并由此获得人生的乐趣。唐代诸多茶诗均反映了诗人这种对禅悦生活的向往。如刘禹锡的诗歌《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劳动诸贤者，同来问病夫。添炉烹雀舌，洒水净龙须。身是芭蕉喻，行须筇竹扶。医王有妙药，能乞一丸无。”［2］4028刘禹锡这首诗作于被贬之后，本来心情郁闷，又逢身体有恙，心情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此时有远方禅客来探望他，受宠若惊中又感到极大安慰，于是煮茶待客，以上等茶招待客人，以表敬谢之意。作者在诗歌中盛赞这些禅客身心俱空，无忧无虑，手持筇竹，美若芭蕉，云游天下，真是神仙福气。此诗充分展示了唐代茶诗中的禅悦旨趣。再如唐代诗人李中的诗歌《寄庐山白大师》：“一秋同看月，无夜不论诗。泉美茶香异，堂深磬韵迟。”［2］4027诗人与僧人之间的那种和谐溢于诗中，展现了诗人和僧人以茶论诗、吟诗品茶，并在幽静的环境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享受，最终达至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境界。在品茶吟诗、吟诗品茶之时，诗人、僧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人生境界在茶饮中得到升华，双方都在彼此的交流与沟通中获得人生的禅悦，所谓“世途烦嚣，诗人士大夫久处期间，则又不耐其扰，遂亦不得不往游禅林，借茶求静，暂解尘网”［7］。由品茶、喝茶而获得人生乐趣，称之为茶文化之禅悦，这即是唐代茶诗中所彰显的禅悦之旨趣。李泽厚说：“禅宗渲染的宗教神秘感受，更少具有刺激性的狂热，更少激动昂扬的欢乐，而毋宁更为平宁安静。它不是追求在急剧的情感冲突中，在严重的罪感痛苦中获得解脱和超升，而毋宁更着重在平静如常的一般世俗生活中，特别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欣赏中，获得这种感受。比起那强烈刺激的痛苦与欢乐的交响乐，它更能似乎长久地保持某种诗意的温柔、牧歌的韵味。而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愉悦也是一种似乎包括愉悦本身在内都消失融化了的那种异常淡远的心境。”［8］饮茶谈诗，以诗寄情，禅茶一味，唐代茶诗凸显了此种禅悦旨趣。诗人与僧人在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僧人对诗人的影响，这使得诗人在饮茶、品茶的过程中所创作的诗歌具有禅的属性与特征，使唐代诗人体会、享受到了禅悦的乐趣；另一方面，僧人也颇受诗人和诗歌意境的影响，使唐代僧人身上也有着诗人的气质与情操，因而更增添了唐代茶诗中的禅悦旨趣。
唐代茶诗中的道家隐逸旨趣
唐代茶诗不但尽显儒释的礼仪与禅悦旨趣，还彰显道家的隐逸旨趣。唐代茶诗中的道家隐逸旨趣也别有韵味。如果对中唐以后的诗歌进行发掘与整理，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部分唐诗彰显了文人的隐逸旨趣，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中唐以后，唐朝由盛转衰，各种矛盾与冲突日渐凸显，朝廷内部纷争不断，争权夺利，党羽斗争，弑父、弑君现象日益严重，这种社会现实使一些有识之士的入世情怀遭受打击，“遁世”之念不时涌现。诗以言志，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寄托于茶诗中。整体看来，中唐以后饮茶之风盛行，反衬出当时文人墨客消极遁世的思想。中唐以后的诗人，在茶诗中明确提出“中隐”这个概念，如白居易的《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2］4032白居易的这首诗，明确表达了文人的隐遁情怀。这首诗歌虽然不是茶诗，却表明了文人墨客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感伤，以致想要隐遁起来，逃避现实之难。显然，在当时环境下，文人还不能完全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表达出来，只能以诗言志，茶诗正反映了文人墨客的这一思想情怀。“中隐”是介于“大隐”与“小隐”之间的一种归隐，中隐能有效逃避现实间的混战与纷争，逃避对现实的不满。与儒家的入世情怀相反，“中隐”更多的是一种出世隐逸情怀。“中隐”之价值功用，可从茶叶本身获得，因为茶本身的诸多特点与“隐”息息相关。首先从茶之色来看。茶之色为绿色，与自然之色一样，动物也常以绿色逃避天敌。由茶之色，唐代文人墨客浮想联翩，创作了不少诗歌，因为绿色能让人放松身心，平复心情，抛下烦恼，怡心养情，并让人进入到逍遥自在的境界之中。如诗人卢仝《玉川茶歌》中的“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云凝碗面”［2］4066，即凸显了茶之色。此诗中，作者对茶的颜色、形状作了生动的描绘。诗人面对碧绿的茶园，回想起现实生活中的喧嚣，不禁产生暂时逃离现实、躲避现实之念头，渴望彼岸世界的幽静与安宁。再从茶之生长地域来看。茶树一般生活在幽静的高山坡地之中，且喜温好湿。文人墨客一般喜欢游山玩水，享受山水所带来的宁静与逍遥，如此才能激发自己的创作激情和灵感。文人的这一喜好与茶树的生长环境正好契合，同时也符合道家遁世的超然情怀。最后从茶之香来看。茶有淡淡的清香，甘甜中略带苦。一些文人在品味茶之“疏香”之时，能体会到君子之间淡如水的感觉，从而祛除自身张扬、狂躁之性情，在淡淡的人情中体悟出超然忘机和高雅脱俗，使人达到“疏”之境地。另外，茶之香甜中还带微苦，使人在成功之时不忘奋斗之苦，在享受之时不忘劳碌之苦。唐代诗人在品茶之时创作的一些茶诗，常常借茶之喻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幽静、清雅、恬淡，超然于世。如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曰：“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馀，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2］4132韦应物系隐逸诗人，此诗通过描绘茶的习性反映了他隐逸田园的情怀和不染尘俗的、恬静的生活态度。白居易在其诗歌《题施山人野居》中也借茶表达了自己隐遁的思想：“得道应无著，谋生亦不妨。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水巷风尘少，松斋日月长。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2］4029在这首茶诗中，作者描绘了道家闲适的隐遁生活：白天插秧种田，晚上品味茶香，并借茶以明志，表明了文人墨客在乱世时所向往的生活，反映了道家的隐逸旨归。再如白居易的茶诗《食后》“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望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2］4037这是一首典型的茶诗。在诗中，作者借茶描绘了他所向往的隐逸生活：吃完饭后，小睡起床，手持茶碗，悠然自得。再如唐代诗僧皎然的诗歌《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2］4033作者皎然既是僧人，同时也是诗人。诗中，好友送来了剡溪名茶，白色瓷盏里的茶汤如琼浆玉液，清香四溢，作者一饮二饮再饮后，仿佛进入了道家物我两忘的仙境，妙不可言。茶后仙境正是作者所说的仙人丹丘所追求的那种境界，在此神仙境界中，作者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唐代像白居易、皎然等借诗以言志的茶园诗人较多，通过茶诗，反映了这些文人恬静、淡雅的生活方式，以及道家的隐逸旨归。
茶，与信仰同在
茶与佛教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所谓“禅茶一味”之说。在禅寺中茶最初是以提神和补充营养的功效而存在着的，据《封氏闻见记》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因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而兴盛起来。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又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茶也随着佛教起传入。佛教最初传入高丽为公元372年，一般推测茶入朝鲜半岛约在公元四世纪以后。在六世纪和七世纪，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新罗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中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多为商业行为：如始于西汉，从甘肃、新疆经中亚、西亚，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上，波斯商人就已经带着中国茶贩走欧洲；始于唐代、盛于明清，经中国西南入藏转道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的茶马古道上，茶叶也是茶马互市的延伸；明清时代开始的中国与欧、美各国的海上茶叶贸易之路；清初开创的武夷山等中国东南茶区至俄罗斯恰克图的中俄茶路。这些著名的茶路、茶事，都是以贸易为主的商业行为。与此不同的是中国茶叶、茶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日本之初，不论是茶及茶籽，包括茶具、茶器、茶书等，都是寺院、官府或民间赠与的，纯粹是文化交流而非商业行为。因此中国的茶文化在朝鲜半岛被友善地全盘接受，并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有了自己的发展。
茶，千年的风尚
朝鲜半岛与茶有关的历史一般从三国时代开始，此“三国”非彼“三国”矣。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在中国正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南北朝时代，也正是禅宗盛行的时代，连南朝的至尊天子梁武帝是披袈裟上朝的。彼时的朝鲜半岛，饮茶之风刚刚兴起，但那时饮茶仅限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僧侣，茶作祭祀、礼佛用。
至新罗统一时期(公元668-935年)，正值中国初唐至五代后唐时期，这是中国人饮茶风俗形成时期，“煎茶”形成并流行于此时，茶圣陆羽的《茶经》问世。而这个时期，有了朝鲜半岛引进中国茶树种子的最早记录：“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在宫廷，新罗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新罗时期的饮茶仍是一种奢侈的消费，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饮茶也开始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
高丽时期(公元923-1392年)值中国五代后唐至明太祖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普及，点茶茶道形成并流行。这一时期，也是韩国茶文化的兴盛时代，韩国的茶道――茶礼亦于这个时期形成，茶礼源于宋代的点茶，是“阴历的每月初一、十五、节日和祖先生日，在白天举行的简单祭礼。”在高丽时期，朝鲜半岛已把茶礼贯彻于各个不同阶层。高丽人对中国茶有着非常高的口味要求：“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饼”，龙团凤饼是宋代最高级的茶叶。甚至平民，同样是看重茶的，那时远航朝鲜半岛的中国水手曾把茶作为支付手段，换取生命攸关的淡水。
朝鲜时期(公元1392-1910年)值中国的明、清两朝。自朱元璋弃龙团凤饼之后，散茶的饮用和冲泡流行，紫砂茶具独领。朝鲜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的饮茶法采用当时中国流行的散茶壶泡法或撮泡法，同时点茶法仍然存在。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其形式被固定了下来。朝鲜中期，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
茶道：从文化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