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关键词:新疆;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民营经济;财政收支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47-04
一、县域经济稳步增长,发展水平与发达省份差距较大,疆内各区域差异明显
2004―2007年,随着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2007年,全疆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为2334亿元,占全疆地区生产总值的66.8%,较2004年增长76%,占比提高6.7个百分点①。
图12004―2007年新疆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从新疆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看,与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差距较大,且绝对差距有逐年增大的趋势②。2006年,新疆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0827元,仅为浙江省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41.3%,与河南省、吉林省大致相当,高于云南省。从绝对差距看,2004―2006年,新疆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低于浙江省11967元、13256元、15395元,二者差距逐年增大。
从新疆县域经济内部各区域③发展水平看,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但近四年来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从2004―2007年的调查数据看,东疆经济区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其后依次为天山北坡经济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以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低的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作为对比基数,2007年东疆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南疆西南部经济区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4.2、3.7、3.4、2.0倍,其倍数较2004年下降0.6、0.2、0.01、0.2倍。由此可见,新疆各区域间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但近四年来,这种区域间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
二、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明显,第一产业仍占有较大比重
2004―2007年,新疆县域经济的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上升明显,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略有下降,整体产业结构升级明显。2007年新疆县域经济的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为25.7%,较2004年下降4.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为42.2%,较2004年上升5.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为32.0%,较2004年下降1.9个百分点。
图2新疆三次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
从新疆县域经济整体产业结构看,与云南省大致相当,与河南省、吉林省存在一定差异,与浙江省差异明显。
从新疆县域经济内部各区域产业结构看,天山北坡经济区、东疆经济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中第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南疆西北部经济区仍以第一产业为主导产业,北疆西北部经济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
三、县域民营经济稳步发展、国有经济逐步弱化
2004年―2007年,新疆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较快,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007年,新疆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为14.7%,较2004年提高2.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新疆县域国有经济逐步弱化,外资经济发展缓慢。2007年,新疆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为17.0%,较2004年下降18.2个百分点。2007年,新疆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为1.4%,较2004年下降0.4个百分点。
图32004―2007年新疆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中各类型企业增加值占比
与内地省份相比,新疆县域民营经济发展明显落后。2006年,新疆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为12.3%,低于浙江省38.8个百分点、河南省32.3个百分点、吉林省20.3个百分点、云南13.3个百分点。
四、县域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疆内各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较大
2004―2007年,随着新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4―2007年新疆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3%。其中,2007年,全疆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93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076亿元,分别较2004年增长1.5倍、1.4倍。
在新疆县域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新疆各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07年,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南疆东北部经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04元,是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东疆经济区的1.6倍;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天山北坡经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178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南疆西南部经济区的2.5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但差距变动幅度不大。2007年新疆县域城乡居民收入比①为2.4倍,与2004年持平。从新疆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看,除南疆东北部经济区有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4年的2.9倍降为2.5倍外,其他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稳定。从新疆各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为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区域,2007年其县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5倍,高于全疆平均水平1.1倍;天山北坡经济区为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区域,2007年其县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6倍,低于全疆平均水平0.8倍。
五、财政收入增长势头较好,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与其他各区域财政收入水平差距加大
2004―2007年,新疆县域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2007年,新疆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723元,比2004年增加349元,四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4.6%,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4.8%提高到2007年的5.6%。新疆县域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推动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新疆县域财政收入水平看,远低于浙江省,但高于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2006年,新疆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575元,仅为浙江省的38.2%,分别是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1.8倍、1.3倍、1.4倍。从新疆县域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看,低于浙江省、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2004―2006年,新疆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4.0%,低于浙江省、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4.1、2.7、16.3、0.83个百分点。
图4新疆与内地四省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对比单位:元
从新疆内部各区域县域财政收入水平看,新疆各区域间存在明显差距,并且各区域间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从2004―2007年的调查数据看,东疆经济区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最高,其后依次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南疆西南部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最低。从新疆各区域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看,2004―2007年,新疆各区域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天山北坡经济区22.9%,北疆西北部经济区26.8%,东疆经济区24.9%,南疆东北部经济区31.5%,南疆西南部经济区10.2%。财政收入最低的南疆西南部经济区,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四个区域。
同时,在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方面,除南疆西南部经济区由2004年的4.7%下降为2007年的3.6%外,其他四个区域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由上可见,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与其他四个区域间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六、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稳步增长
2004―2007年,新疆县域财政支出稳步增长,县域财政支出占全疆财政支出的比重有所提高。2004―2007年,新疆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年均增长27.3%。2007年,新疆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为350亿元,分别比2004年、2005年、2006年增加180亿元、141亿元、80亿元,占全疆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为44.2%,较2004年提高3.8个百分点。
从新疆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结构看,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长较快。2004―2007年,新疆县域财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年均增长49.4%,高于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年均增长率22.1个百分点。2007年,新疆县域财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为43.5亿元,分别比2004年,2005年、2006年增加30亿元、22亿元、15亿元。
二是县域财政人头费支出②逐年下降。2004―2007年,新疆县域财政人头费支出年均增长20.4%,低于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年均增长率6.9个百分点。2007年,新疆县县域财政人头费支出占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为60.3%,分别比2004年,2005年、2006年下降10.8个百分点、5.3个百分点、9.3个百分点。
从新疆县域财政人均支出情况看,低于浙江省,但高于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2006年,新疆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为1528元,低于浙江省270元,分别高于河南省、吉林省、云南省668元、108元、295元。
图5新疆与内地四省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对比单位:元
从新疆内部各区域县域财政收入水平看,新疆各区域间存在明显差距,但其差距小于各区域间财政收入水平差距。
虽然,2004―2007年,新疆县域各区域财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均增长较快,但各区域间县域财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指出的比重差距较大。其中,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占比较高,提高较快;而南疆西北部经济区不但占比较低,并且增势缓慢。
同时,从2004年―2007年县域人头费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情况看,疆内县域各区域均不同程度的呈下降趋势,但仍存在差距,其中,东疆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低于新疆县域整体水平,而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南疆西南部经济区则高于全疆县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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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generaldevelopmentSituationofintra-countyeconomyinXinjiang
MAHong
(ThePeople'sBankofChinaUrumqiCenterBranch,Xinjiang,Wulumuqi,830002,China)
Abstract:Intra-countyeconomyisanessentialcomponentofXinjiangeconomy.TheIntra-countyeconomicdevelopmenthasadirectbearingontheregion'soveralleconomicstrengthandsocialstabilityinXinjiang.So,ithas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todevelopIntra-countyeconomy.ThispaperanalyzesthestatusandproblemsofIntra-countyeconomyinXinjiang.
（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摘要：经济增速下行、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是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的高度概括，也说明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一种全新的状态.本文从我国经济增速、经济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描述了我国经济的新常态，并且分析了甘肃作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和农业大省，如何在新常态经济下凭借后发优势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甘肃经济；创新驱动；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7-0043-03
1我国经济新常态概述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之后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系统地分析了新常态的深刻内涵.中央领导人用新常态描述中国当前的经济，反应出了最高决策层对改革开放30多年后经济变化的新的认识.
其实，“新常态”一词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着不一样的释义.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新常态”主要有两条含义：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和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可以看出，美国学者提出新常态完全是指，当时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新经济危机”局面可能被长期化从而成为“常态”.然而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联合首席投资官的埃里安指出“新常态是全球经济将要面临的一种低增长状态”，表达了对于之后经济发展的一种悲观和无奈.以下就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做出分析.
1.1经济增速新常态
一个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由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或低速增长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2001年—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4%；2012—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7.6%（图1）.可以看出，以2012年为节点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在我国当前劳动力人口和资本积累率都下降的其情况下，经济放缓已经成为常态.
1.2经济结构新常态
新常态经济下，我国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都在发生着潜在的渐进式转变，那么由此组成的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不断优化将会极大提高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第一，2012年的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是45.5%，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为45%，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在2013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6.9%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差距有扩大趋势，说明我国正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转变（图2）.第二、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和刺激内需的政策下，我国经济由投资和出口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第三、随着新农村、小城镇建设的大力推广，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得到了优化，差距逐渐缩小，而且会使区域发展更加趋于平衡.
1.3创新驱动新常态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一个国家经历过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之后会进入成熟阶段，现代化技术会逐渐运用到大部分产业，投资的重点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经济增长极也开始转变为技术创新极.近30多年来我国依靠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发展，能源、资源和环境对经济的制约作用也是越来越明显，我国不得不依靠进口铁矿石、天然气和石油来维持经济的增长.因此，我国应该努力加速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摒弃经济的增长动力为人力、资源等粗放式投入的传统模式，实现把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建成完善的创新体系，注重原始创新和引进海外高新技术的再创新，保证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国家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培育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建立公平公正的评价机制.
1.4资源配置新常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有较多的行政干预，市场经济也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现在，将资源配置的权限交给市场，政府更多的是制定法律法规以确保经济的合规运行，充分发挥以价格机制为核心，包括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在内的市场机制.
1.5宏观调控政策新常态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与西医疗法类似，生病时就吃止痛药和抗生素，导致对病痛的低容忍度.我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速，但为之后的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埋下了隐患.目前，政府的宏观调控理念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强调政府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激发市场活力，经济政策坚持“保增长、控风险、调结构、粗改革”的三字真言，坚持区间调控，即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也要保持政策定力以“微刺激”的手段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过去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挖坑放水”，现在相关部门应该转变这种思路，适当扩大政府借贷的特权，使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原则为导向发行地方债券，并且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民生.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稳健的，在经济结构型下行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依然是之前的“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而是应该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转变”，避免经济的硬着陆.
2甘肃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我国地缘辽阔，不同地区的要素分布，经济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和市场化程度等都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在金融危机后、经济政策强刺激下所表现出的“新常态”也有所不同.甘肃作为地处中国大陆中西部地区的欠发达省份，2014年生产总值增长8.9%，总量为6835.27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0804元和5736元，分别增长9.7%和12.3%，但是与其它省份相比，经济总量小，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加之依靠自然资源的发展，使其产业结构具有较强刚性和较弱的创新能力，经济结构问题突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力低下，以及城乡间和地区间扩大的发展差距，资源环境限制的不断加强都是其面临的问题.甘肃在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战略变革的历史机遇下，本地传统增长点支撑和拉动经济增长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更需要主动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
2.1通过改革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让要素从外部流进来，让产品流出去”，可以说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甘肃有10种矿产储量在全国排第一，有25种矿产排全国前五位，有49种矿产在全国前十位，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相比，资本的稀缺程度显而易见.在我国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间储蓄不断增长，市场经济的资本过剩的常态下，甘肃应该积极吸引外部资本，并与自身的资源优势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和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资本的天性是趋利的，政府应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投资体制改革，为外部资本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降低资本在运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一方面应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加强对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线路的建设，构建一个多层次的交通格局，完善通信和金融服务，带动省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应该改善包括诚信环境、服务环境、及周围人文环境在内的软环境，取消阻碍企业发展的非正常规费，在不增加风险的情况下取消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行政审批，完善投资体制，构建政策洼地，让外部资本和人才顺利流入.
2.2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从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产业内迁、产业东移、和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产业双向转移，历次的产业转移说明其在发展弱势地区经济和平衡区域间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使不言而喻的.未来生产要素将在不同所有制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区域间产业多向互动，相互合作的特征愈加明显，以发达地区为主体的格局将极大被颠覆，加之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战略推动，甘肃应顺势而为，尽快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第一、提升承接能力，加大制造业发展力度.将先进技术和更优化的要素配置、要素质量融合在一起，提升甘肃对产业的承接能力，改进机器设备、增强工业实力，实现甘肃经济转型发展，不断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第二、保护生态环境，选择绿色新兴产业.中医药和核工业是甘肃已有的优势，加之近年来的大型风电基地建设增强了电力外送能力，借此甘肃可以发展新能源、生物产业等绿色新兴产业.第三、借助产业转移，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甘肃应借助产业转移，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做强旅游文化，在提高旅游对文化承载力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
2.3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新常态经济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也是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之一，我们必须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转化能力放在核心位置.甘肃区域经济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投资驱动和承接产业转移为主导的后发优势战略，必须实施“后发优势”与“创新驱动”一体化融合的区域发展战略.第一、建设具有创新引导推动力的高效创新型政府.政府要充分鼓励企业和民众建设科技文化与创新文化，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文化软实力支持.第二、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体系，将创新驱动战略转化为实际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思想和口号上.第三、建立科技创新园区与创新型企业的创新评价机制.创新园区包括：科技创新综合改革试验区、高科技产业园、大学科技园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等，使空间上的集聚产生经济上的集聚效应.第四、建设高端人才集聚的产业创新人才集聚平台.要以建设甘肃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载体，用特殊政策和高价位的薪酬着力引进国内外的各类高端产业创新人才到甘肃就业，建设高端创新人才集聚的创新人才集聚平台.第五、以兰州—白银为中心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主要形成在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新能源、和先进装备制造业领域的空间集群.
2.4加速城镇化进程
城市化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与东部地区相比较，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的城市化水平和在区域层面上所形成的区域差距是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速城市化发展，是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2013年甘肃的城镇化率为40.13%，而全国的城镇化率为53.73%，落后全国平均水平13.6%，仅高于贵州和西藏，较低的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速度使得甘肃形成了区域上的“谷地”.甘肃应在“一路一带”战略背景下，统筹城乡规划，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及其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加紧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建设.只有进城农民与其他市民拥有同等的权利和福利，使他们能够享受社会保障住房的权利，才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拉动内需和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劳动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也实现了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增进了人民福祉，促进了社会公平.
2.5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加入了生态文明建设，说明在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保护生态的要求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甘肃省在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也刻不容缓，因此要规避东部地区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实施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战略.绿色低碳循环不仅要实现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而且要在居民生活、贸易、农业、物流、城市规划等方面实现节能减排的基本要求，总体来说，这是一场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领域的全方位革命.第一、构建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制保障机制和社会行动体系第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低碳高新产业群；第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培育低碳农业产业群；第四、大力发展风电产业，开发新能源；第五、通过金融杠杆，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企业的绿色低碳可循环发展，推动甘肃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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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经济是典型的新经济形态，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加快布局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带来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信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快速兴起，推动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和跨界发展。面对信息经济带来的重大机遇，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和实施发展信息经济的战略，英国出台了《信息经济战略2013》，德国了《数字议程（2014―2017）》，新加坡制定了《智慧国家2025》，欧盟于2014年了“迈向数据驱动型经济”的政策，美国将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作为“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到，信息经济正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优化经济布局的共同选择，谁能在信息经济发展上抢先发力，谁将形成更长时期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形成更强大的外溢发展能力和产业控制能力，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二、我国是信息产业大国，信息经济发展具备良好条件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信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产业成为了我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的行业之一。去年，国家专门制定实施了“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为信息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我国信息产业总规模已超过15万亿元，是全球最大的IT产品出口国和第二大IT产品生产大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50%，网民规模达6.9亿，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16.2万亿，集聚了华为、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著名全球IT企业，特别是高性能计算、4G及5G等领域关键技术跻身世界前沿，完全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发挥现有的技术、产业、创新等优势，率先抢占信息经济发展制高点。
三、大力发展信息经济，有利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中央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信息经济，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行业之间的壁垒，推动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环节开放协同，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助推全要素生产率和供给体系效率提升，更好地解决供需错配矛盾和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同时，信息经济，通过整合全社会、各领域的资源，可以催生更多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创造更加多样化、更具性价比、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因此，加快发展信息经济，既是发展新经济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有利于为我国迈向“双中高”提供支撑。
基于以考虑，建议：一是更加注重以互联网思维、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架构思考谋划新的经济形态，加快制定信息经济发展的规划政策，更好地发挥信息经济的渗透性、带动性和倍增性作用，促进新经济发展。二是开展信息经济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支持有条件的省市区以信息经济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三是加快部署高速、宽带、移动、泛在的下一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大5G等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推动各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加快打造国际一流的信息港。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办理并复文
一、加快发展信息经济对培育新经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在2016年“4・19”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带动全社会兴起了创新创业热潮，信息经济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断攀升”。这充分肯定了信息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信息经济发展寄予了厚望，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大力发展以信息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恰逢其时、时不我待。我国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经济增长道路，将信息经济打造成为“三去一降一补”的助推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加速器、供给侧和需求侧高效对接的适配器，为发展新经济提供支撑。
二、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信息经济发展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将信息经济作为培育新幽堋⒎⒄剐戮济的主要抓手，采取有力举措，大力推动“互联网+”、“双创”、宽带建设、大数据、电子商务等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成为信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加强顶层设计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从构建泛在高效的信息网络、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强化信息安全保障等4个方面，部署了相关重点任务和措施。从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出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加强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主动构建信息经济系统性总体布局。围绕宽带、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领域，牵头制定并实施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初步构成了支持信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二）夯实发展基础
一是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层面，积极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持续推进信息网络重大工程包和宽带建设专项行动；加快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缩小“数字鸿沟”，实施“宽带乡村”示范工程。二是在技术和产品供给层面，围绕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新型智能终端、操作系统、通信设备等领域，重点推动“高精尖”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动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智能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发展；充分发挥IMT-2022（5G）推进组的支撑和组织作用，有序推进5G技术研究；积极布局前瞻性领域，推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量子通信、数据深度挖掘等新技术试点应用。三是在信息资源利用共享层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大力推进政府信息资源的开放共建共享，推动人口库、法人库、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和外网、社会信用、安全生产等重大基础信息资源建设。
（三）推动示范应用
组织实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信息惠民、信息安全等300余个重大应用示范项目，推进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化。支持云计算示范城市、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以及物联网应用示范区域试点，积极推动信息经济重点领域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创新应用，催生社交网络、移动出行、互联网金融等创新性产品和服务，加快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研究出台“互联网+”政策文件和相关实施方案，强化引导示范带动效应。
（四）推进信息消费
2013年起，启动了104个信息消费城市示范市创建工作，同时围绕鼓励和支持试点城市拓宽融资渠道，在信息基础设施、信息产品供给、新型信息服务创新、公共信息服务等领域遴选了100个符合政策、前景较好的信息消费重点建设项目，给予金融支持。组织开展信息消费创新应用项目示范，在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遴选60个信息消费创新应用项目，充分挖掘试点城市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有效激发信息消费潜力。组织实施北斗导航应用示范工程，重点开展北斗卫星导航的行业、区域和国际化示范应用。
三、下一步推动信息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经济的内涵日益丰富，主要是指以信息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信息技术为主要驱动力，以互联网络为平台的新型经济形态，具有典型的新经济特点。“十三五”规划纲要已对信息经济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做出了明确部署。下一步，结合许勤等25位代表提出的有关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拟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重点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一方面，加快推动信息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实施“宽带乡村”及中小城市基础网络完善工程，加大5G等核心技术研发攻关力度，推动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推广普及宽带网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电信体制改革，支持民间资本更多地参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二）营造创新制度环境
一是建立健全有利于不同行业跨界融合以及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减轻企业负担，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信息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放宽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市场准入，优化创新产品管制流程。三是完善“双创”示范基地、新型智慧城市等试点区域的制度设计，推动创新政策落地，为信息经济开辟市场新空间。
（三）推进融合协同发展
一是加快融合创新，推动“互联网+”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深度应用，进一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二是以实现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为目标，选择一些区域探索设立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先行先试。三是强化信息资源共享开放，推进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支持大企业建设开放的大数据研发应用平台。
（四）培育市场新需求
一是推动提升重点领域创新能力，积极培育人工智能等万亿级新兴产业，大力推动云计算、物联网服务创新发展。二是发展新型信息服务产品和特色业务体系，大力推动内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丰富信息消费内容。三是进一步推动信息经济向医疗、教育、健康养老、就业服务、社区服务、食品药品安全等公共服务领域延伸，实行精准化扶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推进信息消费试点示范，建立信息消费统计监测体系。
一对经济人修修补补，使经济学贴近现实
到目前为止，对经济人进行修修补补，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仍是重新解释经济人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多。
1罗纳德·h·科斯的解释
科斯看来，经典经济人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就不重要了。科斯指出“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2]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把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说明产权不同的人会导致不同的效率，而产权的明晰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科斯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加里·贝克尔的解释
表面上看来，贝克尔是利他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动机，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3]
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贝克尔将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分析工具，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质性或商业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与稀缺和选择有关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在贝克尔看来，“经济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4]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
贝克尔由于“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3道格拉斯·诺斯的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诺斯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典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变成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比如一个中国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在接受同一事物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里接受的文化不同。这些文化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左右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政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
诺斯在重新解释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罗伯特·福格尔同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4经济对策论中的经济人
博奕论（策略对策论）由20世纪初的一些数学家提出，设计用数学公式表达棋、牌类选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赖恩哈德·泽尔滕等人将博奕论研究领域的策略对策论运用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形成经济对策论。无论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奕，策略对策论都刻画了竞争中的经济人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理性经济人从静止的状态活跃起来，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认识。在豪尔绍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合作博奕和不合作博奕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认知能力的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纳什均衡局中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决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结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理性与博奕的结果，就有可能得出对经济活动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决策，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他们三人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奕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奕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造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从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5信息经济学的解释
信息经济学在继承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承袭了有限理性理论。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总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它只具备有限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分支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理论等等。
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离开来，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了风险。价格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这构成了委托—理论研究的主题。
以上的信息经济学各研究主题其实也包含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奕行为，也描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竞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过程，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进一步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
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维克里由于他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6阿马蒂亚·k·森的解释
阿马蒂亚·k·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5]他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认为要把经济学放归回“关注真实的人”。还认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不过，一旦自利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个人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个人福利来启动的。”[6]森的贡献在于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阿马蒂亚·k·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经济人，因“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及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突破性创见”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坚持传统经济人，发展传统经济学体系
罗伯特·卢卡斯可以说是这个方向的代表，它不但坚持了经典经济人，而且还发展了经典经济人，认为经济人具有准确的理性预期。
卢卡斯认为，现实经济行为主体不仅仅是自利的人，而且更是一个理性的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不仅要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即需要冷静客观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了解完备信息的内动力，而且有能力去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他认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依然是理性经济人。卢卡斯还进一步提出经济人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亦即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求最大利益，会设法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情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他认为，在预期和现实的相互关系的视野内，理性预期和其他预期的区别在于，理性预期所考察的重点是预期与现实行为结果的一致性，它是与相应的经济理论与模型更加相一致的预期。卢卡斯还指出，理性预期并不排斥现实经济中固有的不确定因素，相反，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动可以使人们预期值偏离其预期变量的实际值。人们一旦发现错误就会迅速做出正确反应，进而把预期及时调整到与有关变量的实际值相一致的水平上来。
在这个基础上，卢卡斯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将微观个体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起来。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在该模型中发挥到极致：人们的预期对经济行为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从整体和长期来看，人们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即预期值与未来实际值是一致的。
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和“自然率”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中性理论，并以理性预期为基础提出他关于信息不完全性和由此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动与绝对价格变动的混淆是产生经济周期原因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政府干预失效”的政策结论。
卢卡斯由于“发展和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从而改变宏观经济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抛弃经济人，经济学延伸到非理的研究
传统经济学只研究人的理，在人的非理方面的研究显得苍白无力。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综合了传统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着重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经济行为进行规律性的研究。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经济行为是在其心理活动的支配下进行的，因而是人的经济心理的外部表现。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打破传统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不变的假定，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纳入标准经济理论之中。实验经济学是运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传统经济人并不是简单的扬弃，而是仍将理性假设的情况包含在其中，认为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非理性更能解释现实。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经典经济人的辩证扬弃使经济学的视野从理扩大到包括非理在内的人类行为，而传统经济学缺失的恰恰是这方面的内容。
虽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改变了经典经济人的假定内涵，抛弃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倒塌的只是新古典传统的框架，而不是经济学科的本身，相反却促进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发展。
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因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作出开创性的重要贡献而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四结论
我们不难看出，新产生的现代经济学各新分支学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新的分支学科都贯穿了一条人本主义的线索，呈现着人本主义的趋势，渗透着对经典经济人的重新解释的内容；第二，以经典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仍在发展，并取得了新的突破，如理性预期理论；第三，各新的分支学科都放松了经典经济人脱离现实的约束条件，并以打破了的约束条件作为新理论的逻辑起点；第四，包括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内，各新的分支学科对经典经济人并没有全盘否定，但重新解释的经济人比经典经济人更加现实，研究的主题离现实更近，经济理论中的人也由抽象的经济人变得生动起来，日益人本化；第五，现代经济学各新的分支学科都是在多学科的交汇中形成的。
总之，对经济人的重新解释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中，人越来越接近现实，据此而制定的政策也越来越显得人本化。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但人的复杂性导致了对人研究的多面性，比如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研究人。由于人的各方面的行为相互影响，正如人的心理活动会影响人的生理变化一样，这些学科的研究彼此之间日益出现交叉融合的趋势，在学科与学科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交叉学科。随着对人认识的深入，经济学对人的假定的认识还会不断演变，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会因此而不断拓展，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也许在未来的经济学体系中，理性经济人将得以重构。
注释：
［1］杨春学认为，关于经济人的公开争论有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与“利他”问题的争论；20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之争”和70年代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理”的争论。见《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coase，ronaldh,onthenatureofthefirm,economica,4,november,1937
［3］模型详述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42页。
［4］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页。
［5］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32页）
［6］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44.）
主要参考文献
［1］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3
［2］马克·布劳格，罗杰·e·巴克豪斯等.经济学方法论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4］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前沿聚焦［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6］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说：“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还指出，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将从改革、调结构、改善民生三个方面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
2014年初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3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通货膨胀指数温和，大幅低于今年控制在3.5%以下的目标；令人担忧的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3月份PPI同比下降2.3%，较2月份同比降幅进一步放大，至此已连降25个月，反映出工业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当前乃至过去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明显增加，中长期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
在市场对我国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充满疑虑之时，的此番讲话对于判断今后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极为重要。尽管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带来的诸多困难，但综合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仍能保持稳健运行。速度并非一切，经济增速放缓实际上反映着一国经济的成长和成熟，这既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和经济体运行内在矛盾与风险逐步释放、国民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结果，也有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压缩过剩产能、调整债务杠杆、增强资金面约束等积极主动调整因素的作用。目前我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并不是速度，而是结构和可持续性，此时经济增速放缓正是调整结构、为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的表现。
在新的发展阶段，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了我国经济三大方面的全新动力：改革、调整结构、改善民生，即通过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工业、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开发，来形成新的增长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出现积极变化的迹象也不容小觑，从投资驱动看，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减少审批事项的推动下，民间投资热情有所上升，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超过20%，高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占全国的比重为63%；从吸纳社会就业人口情况看，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反映出我国服务业仍在继续扩张，将对就业人口增长形成强力支撑；从产业结构调整看，当前我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企业业务总量呈较快增长；从金融风险缓释角度看，在出现个别金融产品违约事件后，刚性兑付被打破，整个金融体系的抗风险意识已经有明显增强。此外，庞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消费潜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等等，均会支撑国民经济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而社会上数量庞大的微观经济主体基于强烈发展愿望的自发性经济行为与调整，也会给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托底”，能够有效止住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惯性下滑。综上所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将呈现如下特点：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将会紧盯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区间，相机进行政策调整以实现经济维稳；出台较大规模刺激性经济政策几无可能；央行货币政策以稳为主，不能寄望于通过放松货币、扩张信用、货币政策“一松就灵”的方式；政府强调“简政放权”，更多地创新宏观调控政策，构建新的内在稳定增长机制。
“转方式、调结构”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经济任务，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忧虑我国经济前景的“悲观论”、“危机论”甚嚣尘上。对于我们自身，不再需要GDP统领一切的政绩观，不再需要高能耗、高污染的“强势发展”，不应再为速度而牺牲环境，不应再为追求增长数据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质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各种资源要素调整配置，提高资源和要素的利用效率，这依赖于顶层设计和及时推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只有坚持深化改革，告别以往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惯性，坚定于调结构、重环保、重民生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不为外界杂音所左右，才能迎来我国经济社会期待已久的“全新动力”和绿色、可持续增长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