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要素商贸条件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纵观上世纪中后期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的主流方式，上世纪70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后是以我国台湾地区及韩国等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同样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此类经济增长方式推向了顶峰，并且取得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都给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稳定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大讨论，以出口导向为增长模式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度成为争议话题。
研究意义
其实，本文更关注的是经济内生增长方面的研究，探索内生增长与净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增长与相对价格冲击之间的关系受到比较大的重视，忽略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了更加客观、全面的衡量出口导向型经济中，作为出口部门的技术变化，和国际商品价格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全面引入要素商贸条件。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验与反思，因此，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及影响规模，成为了学术界热门的研究方向，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或增长优化转型模式也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现状
通过我国经济发展研究理论中现有的规律，可以看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离不开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若要实现有效的利用，提高其应用的效率，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与要素商贸条件的向好有着直接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的增长，可以使该国家有更多的优质资源投入到项目研发上来，技术的改进与革新是商业贸易产品质量提升的必经途径，因此该国可以获取更高的商业贸易出口价格，而更高的出口价格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直接作用于资源的优化升级，形成商业贸易的良性循环。
而经济增长与商业贸易条件之间的显著关系，还可以体现在要素与商品之间，如：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要素与商品（纯粹消费商品、消费与投资兼具的商品）的内生增长关系清晰地显示出商业贸易条件影响的增长，商业贸易条件的高低与消费品的专业化有着直接关系，二者越高，其增长率也会越高，反之则呈负相关关系。当然，短期商业贸易条件的下降会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双下降效应，但长期的商业贸易条件下降，则不会有显著的关系，虽然商业贸易条件对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有正向效应，但是二者之间表现的关系并非是对称或线性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对中心国家的积极效应并不表现的比边缘国家显著，甚至更加弱化。并且，在经过对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发现，人均真实的GDP和商业贸易条件之间也联系紧密，并且相互影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小型的开放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商业贸易条件的冲击，如从韩国与日本在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不同表现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因此，商贸条件稳定并受影响小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更为稳定持续，同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范围与力度也会更小。
通过2004年-2008年的五年间，对全球的94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但也有少数的研究认为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关系，无论是单要素商贸条件还是双要素商贸条件，其波动只能是有利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会抑制该国的经济增长，我国有部分研究者对1981年-2004年的我国出口导向型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波动和商业贸易条件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甚至提出，虽然我国的商业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的现象，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仍在持续。以上这些没有显著关系的研究，都缺少将技术变化纳入到研究因素中来，仅仅将商贸条件等价于净贸易条件，技术变动的因素没有进行充分考虑。
因此，本文以1997年到2008年亚洲经历的两次金融危机为研究分析的对象，从单要素商贸条件出发，尤其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参考研究指标，分析了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作用，研究了其对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影响。因为，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出口型经济模式和投资型经济模式为主要拉动方式，近年来，我国也在探索经济模式的发展转型方式，因此，本文研究要素商贸条件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推动，将对于是否应当坚持要素发展模式，还是进行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趋势变化及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的要素商贸条件分述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价格贸易条件，或称为净贸易条件，是指该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这类商贸条件没有将投入与产出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而只是以出口商品可以换回多少进口商品的价值作为参考，估算比较粗略；其二，收入贸易条件，其考虑的主要是出口对于进口的购买力，计算的方式是出口的数量乘以净贸易条件，这类概念将产出数量考虑进去了，但却忽略了投入数量的变化，也算是对净贸易条件进行了一定的改善；其三，即本文所要论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其计算方式是以出口中某要素的生产率乘以净贸易条件，其本质不离开净贸易条件，其所体现的是该国的单位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出口商品所能具备的购买力，这一概念比较完善，其所体现的经济内容也更加客观合理，衡量该国出口劳动生产率的效益，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的积极应用与探索，即使该国的净贸易条件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完全可以抵消净贸易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以，我国出口价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
从中可以看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其对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有效地抵消了净贸易条件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起到了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的作用。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计算可以体现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但至今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统计研究相对匮乏，转而是以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或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进行评估的。但劳动生产率的评估忽略了其他要素的投入增长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或者可以说高估了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此外，有些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据虽然被统计出来了，但并不一定是源自该部门的内部数据，有可能是其他部门的投入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因此，为了对单要素商贸条件进行修正，可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取代一般性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可以更加到位地衡量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生产率的真实情况。
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被行业内的研究专家公认为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参考指标，是衡量技术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除了可以体现该国的投入-产出成本之外，还可以对规模、分配、技术三者的效率进行客观的反映。单要素商贸条件为净贸易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乘积，说明当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增加时，该国的收入和福利也会相应地增加，同时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全面进步。因此可以知晓，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依靠技术进步取得，还是依靠要素投入取得，可以用修正后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来加以确认，并且此类评估方式还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现实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和技术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技术进步可以使得该国在一定投入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净产出，而要素商贸条件同样如此。反之，当要素商贸条件出现恶化的情况时，会相应的导致该国所获得的净商品的数量出现下降。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已经将技术变动的成分纳入进来，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式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技术变动和价格变动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本文结合已有的实证进行综合分析，讨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依据为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检验方法，其运用的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已有的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上，对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经济增长进行考察，将出口变量因素纳入进来，而其他一些研究则用商贸条件指数来替换出口变量因素，但考虑其方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上述的函数研究方式忽略了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体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入影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引入，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的净贸易条件评估中的不足，考察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影响，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因为，其传统的商贸条件并不能完全体现该国的经济发展是否遵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所以，需要引入新的解释变量来衡量经济体的增长关系，即出口与经济体的增长是否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所研究的对象数据主要是以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对单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影响，衡量此因素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起到了何种作用。因此，可以将两次金融危机设为虚拟变量来加以考察。
一般可以认为资本的增长与劳动力的深化，对于一个经济体有着积极的正向意义，可以明显地起到深化资本市场的作用，把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经济的作用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和出口有明显的关系，并且一般情况下表现为正相关关系，间接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通过对1980年至2011年的数据分析，其中的数据计算都以2000年为基准，如出口数据、固定资本形式和人均GDP等，数据来源为世行的数据库，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研究
从世行已有的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与物质资本的累积有很大的正相关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样与物质资本的累积呈正相关的关系，这得益于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以往的发展中取得了稳定持续的增长，在此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同样离不开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除了韩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够显著之外，其他亚洲国家的表现都与传统的评价保持高度的一致，而韩国也在整体上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单要素商贸条件体现着技术的进步水平，从亚洲新兴经济体近30年的发展中不难看出，出口导向型中的技术进步对商业贸易条件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出口水平，进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在亚洲各国的影响表现并不相同，并且有着显著的区别，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菲律宾，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带来0.3%的经济增长；而影响最为微弱的是新加坡，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够带来的经济增长仅为0.02%，二者之间差距超过了15倍。从这些差距可以发现，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虽然可以推动技术的整体进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全面增长，但其增长值有些时候并没有期望的那么高。
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看，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各国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不尽相同，由于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恶化了单要素商贸条件的积极效应，使之对经济增长效应的推动显得较为微弱。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单要素商贸条件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表现的并不明显。尤其在20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以马来西亚、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出现了单要素商贸条件严重抑制经济增长的情况发生，金融危机重创了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从1997年与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对比，后者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前者要小得多，而我国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也是后者要明显好于前者，充分说明了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推动我国的出口型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以上的论述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30多年之间，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已经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惯性模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单纯的依靠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建立短期内难以实现，而是要依靠内需、投资和出口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我国经济增长在面对两次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仍旧可以看出，以技术进步为单要素的商贸条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正数，即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因而，以技术进步为要素的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虽然有很大的争议，但不能否认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国际需求会弱化我国的出口规模，形成消极影响，但要素商贸条件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仍旧可以起到持续发展的作用。
第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保持一致的，即单要素商贸条件是起到了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实效。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主流的表现为：随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经济增长是与之呈正相关关系的，并且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是起着推动作用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无疑对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研究了以往的亚洲经济发展进程后，更加肯定了这一结论。因此，以技术进步为表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可以有效的抑制净贸易条件的恶化，可以避免经济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主要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其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当中。在30年前亚洲的制造业占总出口比重为78%左右，而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其比重已经明显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充分说明了技术进步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取得了进步，并同时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第三，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其所标志性的变动即是商业贸易条件的波动，这些变化会传递到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当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因而所受到的冲击就更加明显，但受此类冲击时是一般性破坏还是创造性破坏，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析。但在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受到了经济冲击，其冲击对于单要素商贸条件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之间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较大的差别。当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价格恶化逐步累积，并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即出口价格恶化的效应超过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就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抑制的作用，由于区域的出口价格下降和需求乏力，亚洲经济体的出口转而面向西方发达国家，以应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我国同样如此，随着出口面向美国和欧盟，经济调整后更加强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继而导致全球的生产与分销体系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亚洲新兴经济体。
整体而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要小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冲击并没有西方世界那么明显，除了出口价格的反弹之外，还与技术进步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出口收益不断取得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收益放缓，但整体的增长趋势并没有停滞。因此，在短期内没有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进行根本转变的需要，这也不符合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现实条件。同时，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全球金融危机既是导致一般性破坏的因素，同样也是造成了创造性的破坏。
结论
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分析。如何严谨、科学地评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引入要素商贸条件的研究理念已经成为业内的焦点方向。
因此，评估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对于我国无论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经济转型发展方面的论证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占据我国经济增长的比重依然很大，客观公正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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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条件汇率证实分析
贸易条件反映一国贸易状况,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一国实际福利的变动情况。反映货币比价的汇率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改善贸易条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不仅包括商品或纯易货贸易条件(N),还有贸易收入条件(I)、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及双边要素贸易条件(D)。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但由于贸易条件(N)最易计算,所以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使用贸易条件这一概念。在一个两国世界中,贸易条件(N)可以表示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该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而在一个具有多种贸易商品的世界中,贸易条件定义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该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价格指数,Pm代表进口价格指数,其计算公式为N=(Px/Pm)100。显然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贸易条件(N)与反映一国货币同国外货币比价的汇率存在着联系。事实上,汇率的变动将不仅通过价格的变化在短期内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而且将会长期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而对贸易条件发生作用。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
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常被引证运用的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法,该方法考察的是在汇率贬值情况下贸易条件是改善还是恶化。之所以用到弹性的概念,是由于货币贬值同时改变了以本币或外币表示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决定贸易条件改善与否取决于出口商品本币(外币)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还是小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国货币贬值,该国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币价格不变,当然也可以上升。而进口商品由于货币贬值导致本币价格上升、需求下降,国外出口商为了维持一定市场份额,使得本国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ηDM分别表示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ηSX、ηSM分别表示进出口供给价格弹性,则在汇率贬值情况下有如下结论: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恶化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不起作用;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改善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这种弹性分析法建立在外汇市场稳定及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所谓贸易条件的改善除了从分析中的弹性变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该国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其进口商品价格有所提高,反之则为恶化。其经济学的含义在于单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来换得更多的进口商品,若能则表明贸易条件改善,否则贸易条件恶化。汇率贬值无疑成为许多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出口、改善贸易条件的手段。但是贸易条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国贸易状况得以好转。同理汇率升值在一定条件下会降低一国贸易条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国贸易状况恶化的结论。其原因在于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许多对该国和世界其余国家有影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凭单一的贸易条件的变化不能确定这些力量对该国净福利影响的结果,这也成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们将在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的基础上分析其数量、结构等方面的效应,从而全面理解汇率变动对贸易收入条件、单边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如此深入揭示汇率变动背后的对贸易条件的一系列作用机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长期动态分析
如前所述,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在短期内将产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汇率已成为一国调控经济的重要目标变量,在贸易方面则不仅反映在谋求进出口量的变化上,还需考虑贸易结构、成本、福利及整体状况等许多方面。
短期内,由于信息传递、反应的时滞效应,汇率变动通过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数量效应并不会立即显现。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这种效应才得以全面展现。考察贸易收入条件(I),其计算公式为I=(Px/PM)Q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Qx代表出口量指数,该指标意指以出口为基础的进口量。但是单纯从商品贸易条件(N)的变化上难以反映出贸易收入条件的变化,因为指标I的取值决定于N与Qx的乘积。此外,如果一国出口产业规模效益比较明显,出口量的扩大则会引致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进而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通过贸易换取了更多的国外资源,从而提高了本国的福利。但是对于大国或某种商品的主要供应国而言,其出口的增长有可能引起出口价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则贸易收入条件恶化,进而引起贫困化增长。
除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外,由于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因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量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劳动力工资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汇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使得进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同样发生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将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影响因素较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化的国内产业与对外贸易政策等决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效果,从长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国贸易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提升贸易及产业竞争力。考察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其计算公式为S=(Px/Pm)Z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Zx代表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由于企业力图在汇率变动的环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强竞争力,由此Zx的值可以得到较大提高,即使商品贸易条件下降,但是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机制。在假设汇率变动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变动的影响在短期首先通过价格效应作用于商品贸易条件,其前提必须满足一定的弹性条件。而从较长时间来看,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将发生作用,贸易收入条件将依赖于商品贸易条件及出口量指数而发生变化。此外,汇率变动还将因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生产投入及要素成本的变化而对进出口量及商品结构产生影响,国内企业生产率同样发生变化,进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即使贸易条件下降,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体贸易状况与福利的变化需要综合考虑贸易条件的变化。
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分析
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民币汇率在较长时期内的贬值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发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续增长不仅加剧了贸易摩擦,且自身的贸易条件也面临着恶化的危险,福利遭受损失,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等已成为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依据分析,选取贸易条件为被解释变量,其影响因素包括汇率以及汇率变动产生的数量效应以及结构成本方面的效应。此处,为简单起见,贸易条件依据通常做法用商品贸易条件(N)代表,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我国贸易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份额(XW)说明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国内零售价格指数(RI)说明汇率变动的成本效应,因此模型为:ψ(TOT)=(REER,XW,RI)。实证选用对数模型,依据下表所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查表并对比模型参数可知,该模型通过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检验。从经济学意义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1474%;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每变动1%,贸易条件反向变动0.1030%;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0959%。由此可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较变量XW与RI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更大,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是显著的,而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与成本效应则由于机制传递、调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效果则较弱。其中XW与贸易条件的反向变动说明当出口量增大时,我国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增加即人民币升值时,贸易条件得以改善,反之则恶化。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对贸易条件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一般商品贸易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收入条件与单边要素贸易条件非常重要,只有综合考虑多重贸易条件的综合效果,才能较为全面的判定一国贸易条件及贸易整体状况的变化情况。
汇率变动对于贸易条件的影响并非仅是直接单一的作用机制,而是多方面的,包括在价格上的直接反映与作用以及由于价格信号而导致的数量、成本、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表面上看是价格连锁作用,但是从长期考察却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质的影响,从而在功能上改变或提升了经济实力,因而将进一步推动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与好转。其有益的启示在于,由于存在诸多的前提与限制条件,因此探讨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不能仅停留在短期静态上,需要从长期动态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同时需要注意分析的范围和条件,由此即使汇率调整在短期内可能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但从经济发展长期看有可能是有利的。
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解释变量较之名义汇率或实际汇率更具合理性。其原因在于有效汇率被用于度量一个国家贸易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被用于研究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还可以被用于研究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因此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作为对贸易条件的解释变量,更能说明其中的作用机制。而用商品贸易条件代替其他贸易条件则遵循通常的做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价值；创新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0-0074-02
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是劳动价值理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延伸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体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需要新的发展与创新。中国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采取新的对策发展对外贸易。
1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1）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又反过来推动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6世纪，随着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兴起，整个世界就开始它的一体化进程。正是由于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有了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正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分工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反过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
（2）市场经济是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的起点，市场经济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市场竞争和市场逐利行为打破了经济的国家和地域限制，把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参与其中的各国国民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规则下展开竞争，拓展和深化国际经济关系。首先，市场经济促进国际分工范围无限扩大。其次，市场经济要求国际资本、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深化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一体化程度。最后，奉行全球战略的跨国公司迅猛发展，通过其日益跨国界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把世界各国经济联结为一个整体。总之，市场经济发展是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力量。
（3）经济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根本特征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首先，科技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科技进步本身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可以说，无论从新技术的研究还是从新技术的应用来说，当代世界各国的技术进步已经日益全球化，而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进步的全球化必然导致经济的全球化。
2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提供了实践条件；另一方面，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品生产已经实现了全球化，价值构成和形成过程也已经全球化，而且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也突破国界致使国别价值的概念弱化等，又为继承和发展国际价值论提出了新问题。
（1）产品价值构成国际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世界各国工业部门生产的国际专业化迅速发展，生产专业化程度、零部件专业化程度和工艺专业化程度等日益提高，促使世界各国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分工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分工表现为在产业间、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而且越来越多地走向同一产品内部、同一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的分工。以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为支撑，使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其布局全球的生产网络得以形成和发展。跨国公司根据世界各国的资源禀赋、市场条件等状况，基本实现了技术研发、产品设计、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组织订货、商品销售等各环节的全球分配。既然产品的研发设计、零部件的生产及产品组装等环节分别在不同国家进行，那么，相应的这一产品的总价值的构成也就表现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即实现了产品价值构成国际化。
（2）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途径发生变化。在实现产品价值构成国际化条件下，国别价值仍然存在，但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即不再是对产品意义上的国别价值，此时的国别价值是针对全球生产过程中具体环节的产物而言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组织订货、商品销售等各环节在全球不同国家分配，那么，这些环节所对应产物的价值相应就是该环节所在国的国别价值。产成品的个别价值是这些国别价值之和。那么，得到产品个别价值后如何得到产品的国际价值呢？国际价值传统意义上的形成途径是，由产品国内个别价值“平均”得到产品国内社会价值（国别价值），然后在国别价值的基础上再“平均”得到国际社会价值即国际价值。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突破国界，产业国际化逐步实现，而该产业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是少数几家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之间在产业内部的竞争导致产品个别价值实现产业内部的社会化，即由产成品的个别价值形成产业内部的产品社会价值，即国际价值。国际化产业内部的竞争形成国际价值，而国际化产业之间的竞争则会形成国际生产价格。
（3）跨国公司的发展，为国际价值职能在更大范围的发挥提供了前提条件。跨国公司进行的资源的全球直接流动和配置，要求破除国家之间传统的各种限制和障碍，按照统一的市场机制的要求来行事，因而在实践中极大地推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进程。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组织生产，促进了各国间货物、服务、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作为操作平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金、技术、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投放到其他国家，把生产过程分散到世界各地，将本地化生产与本地化研发纳入全球生产、供应和研发体系，实现研究与开发、生产制造、采购和销售的全球优化配置，从而使世界各国市场成为全球市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跨国公司之间组建战略同盟，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使生产的社会化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高度发展，使各国生产处于更加紧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之中，这就把各国的生产联结成统一的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生产世界体系。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根据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特点与优势来分工协作，组织生产。它在迅速推动国际商品流动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促进了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发展，从而为国际价值职能在更大范围的发挥提供了前提条件。
（4）世界市场的发育与完善，为国际价值的充分实现提供了市场平台。随着生产力和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大幅提高，国际贸易空前发展，世界市场的发育也日趋成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不仅已形成体系完备、反应灵敏的高效率的市场机制，而且市场结构也日趋复杂化。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涌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世界市场的国家构成发生了变化，即世界市场已不是原有的单一的资本主义市场，而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体系所组成。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向市场经济转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向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机制过渡，从而大大拓展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就商品市场而言，其类型不断增多，除了传统的商品交易市场外，还出现了补偿贸易、租赁贸易、加工贸易等国际专业化市场。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国际分工的细化、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以及交换和消费的国际化，扩大了世界市场的广度和各国贸易往来的深度，也使世界市场的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从而使国际价值实现的市场平台也相应地进一步扩大。
（5）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过渡提供了中介条件。我们可以把区域经济合作看做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其实，这种局部统一的地区性世界市场也像国内市场一样，既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又有别于世界统一市场。在这些区域性市场上，往往会形成本区域经济组织范围内商品独有的有别于国际价值的区域性国际价值，这种区域性国际价值的形成实际上是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的过渡阶段，为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过渡提供了中介条件。
（6）国际价值规律对国与国之间生产与交换的调节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各经济主体能够及时、快速地获得国际市场的商品供求价格起伏、资源流动以及汇率波动等信息，并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从而强化了价值规律对各经济主体生产的调节作用。随着价值规律调节作用的不断强化，由世界市场内在规律所产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则，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各种经济交往活动的共同基础和统一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