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理论家将“两半”概念舶入时两者所指对象和含义不相同。
应该说，“半封建”和“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的发明权和理论界定权，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列宁在提出与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前者指的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后者说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时，必然会从马列主义学说中寻找理论武器。中共的经典作家在从恩格斯，尤其是列宁那里舶人这“两半”概念用于说明中国社会情况之初，基本上是恪守了导师原来理论界定的对象和含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提出与使用的是“半封建”概念。从目前所见材料可知，恩格斯早在1851年写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就曾用“半封建半官僚”来说明普鲁士邦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提法。首次用“半封建”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制度的是列宁。他在1912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整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中国同时又存在着“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正在“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半封建”这一概念，后来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舶来，用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阶级关系等问题。蔡和森在1922年写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制与军阀割据》，及1924年写的《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剖析》两文中，分别指出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或是“半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社会”。周恩来在1926年写的《现时政治斗争中的我们》一文中也指出，我们“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斗争，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斗争”；而在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中，“则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等，统称为半封建势力”。稍后，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曾明确地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可见，无论是恩格斯、列宁，还是中共领导人，当时在讲“半封建”概念时，都足统一地用它来说明社会制度性质的——由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状态。
“半殖民地”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用它来说明近代中同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不是指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列宁在1915年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最早提出“‘半殖民地’国家”是指“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并将中国列为半殖民地国家之一。次年，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又强调半殖民地国家是从独立国到殖民地的“中间”过渡形式或附属形式，“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并再次明确指出“处在列强瓜分中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1920年7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口，是“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关系中，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他还谈及农民苏维埃问题，并两次说到农民的“半封建依附地位”与“半封建的关系”问题。显然，列宁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内容是不相同的：半殖民地概念仍然是指国际地位而言，半封建概念则是指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即制度)。李文称：“列宁最初指明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说法是不对的。
列宁用“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在弱肉强食国际关系中之国际地位的这一表述，稍后被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沿用。共产国际在1922年11月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重申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共的领导人在此前后期间，也在著述中广泛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如1922年夏秋间。中共“二大”决议中曾出现有“半殖民地”概念，指明中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则说：“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923年后，陈独秀和毛泽东在分别所写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北京政变与商人》中，都曾用“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并由此出发沦述了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之国民革命的必要性。
由上可知，白恩格斯、列宁到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标准，前后一脉相承：前者均指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后者则皆指其社会性质，两者对象和含义不同。至少是1926年以前，尚未见到有人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用来概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二、将“两半”概念联璧用来说明中国社会性质是蔡和森的理论创新
革命理论的概括和创新，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考察；而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进行认定和作出概括，其目的则是为了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倒了清廷和封建帝制，但却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20世纪初期的近代中国仍是半封建社会，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共的革命理论研究与宣传随着大革命运动而高涨。蔡和森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最早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界定标准不一和说明对象及含义不同的概念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用它来概括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并将它同党要完成的革命使命联系起来。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他不仅强调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且还对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政治独立日渐丧失而完全依附帝国主义”，社会虽“仍留在农业经济里”。但其“旧的生产已经崩坏”，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及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作了较明确的说明。这是蔡和森作为当时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家的突出理论新建树，也是他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一大贡献。
蔡和森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新概括，后为中共中央领导所认同并沿用。1928年6至7月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在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同时，讨论了“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大会虽然没能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情况“搞得很清楚”，但与会代表在斯大林的帮助下，经过讨论后对这个问题却“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明确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这一理论概括，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肯定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指出这是中共“六次大会”的重大理论成果。显然，该通告已将“六大”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正式形成为我党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概括，其影响不可低估。
进入30年代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共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苏华、吕振羽、何干之等，一致认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苏华在1933年9月的《中国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张闻天在1934年1月的《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文中，抓住土地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得出结论说：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并强调“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吕振羽在1934年6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何干之在同年9月的《中国经济读本》中，曾研究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问题。
综上可知，自蔡和森于1926年最先提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后，很快获得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及一些理论家的认同；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在中共党内及其理论界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共识。李文称：“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此理论概括归于何氏名下，显然是与历史史实不符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和错误的。
三、毛泽东的“两半论”成为全党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总理论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重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由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理论上的需要。基于此，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向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把它作为确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要依据。他对此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其系统的“两半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全党同志及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史学家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论出发点。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多年间，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主要侧重于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并由此出发分析和强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战争的一些特点。1923年7月，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体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广大国民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928年10月，又指出：中国红色根据地能存在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1935年12月，他在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形势时说：“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的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由上可知，毛泽东这期间虽然也谈了半封建社会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但他更强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
从目前见到的材料可以断定，毛泽东从抗战前夕的1936年开始，已完全认识了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特殊国情；他在此后的四五年间，经常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分析中国社会，并依据这种分析来制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及“如何研究战争”时指出：“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在同文中至少5次提到这个“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与经济的一些特点。显然，毛泽东最迟在该年已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了。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国情得出的结论。李文称毛“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由于受到过何干之研究的“直接影响”，到1938年初才形成，这纯属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
毛泽东在以后的几年之中，尽管有时还偏重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国情的分析，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却更多地时常出现在其讲话和著作中。1938年3月，毛泽东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部分学员讲话时强调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务。”该年5月，他在名著《论持久战》中又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年11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
关键词：高中封建历史概念高效课堂
何种课堂能够称为“高效课堂”，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理解与答案。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探讨教育理论界基本达成一种共识：在常态的课堂教学中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教育效果。一堂高效的课包括课前预习、学案设计、课件制作、板书设计、问题设置、提问技巧、学生课上的自我展示、课后作业的布置以及课后的及时反馈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十分重要，本篇论文主要探讨授课过程中“历史概念”的解读对于高效课堂的推进作用。
有些历史概念本身就晦涩难懂，更何况同一历史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意思不尽相同，这样便给学生们学习历史、解答问题带来诸多不便之处。张耕华在《有关“历史事实”及其相关问题》中这样阐述：“历史事实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第二种含义是指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第三种含义是指专科信息中的历史事实。”从中可以看出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不在场性以及主观性，所以历史事实即重要又复杂。那么对于历史概念的正确解读、归类、概括、总结就关系到课堂的高效程度。
在讲授高中历史必修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概念便是“封建”一词，中国古代“封建”本意为“封邦建国”代指分封制，古人笔下“封建”使用甚广，几乎都特指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度，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史记三王世家》中记载：“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记载：“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但自从明清西学东渐以来，大量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伴之而来的便是用大量中文词汇来解释西语，在翻译时意义却时常有诸多不同之处。
西方“封建”一词最早为中国接受式翻译“封建社会”，西方的封建社会主要指的是封建割据，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分封制。西方封建制度的三大特征是领主、封臣和采邑，领主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同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最大的领主；封臣是接受领主授予土地的人，他们的受封的土地被称为采邑。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很大的自，领主对封臣的干预有限，但领主与封臣之间建立了一种封建隶属关系，封臣承担一定的义务与责任，如向领主服兵役、提供赋税、支持领主的决议等。中世纪欧洲由无数这样大大小小的封国构成众多的封建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称之为封建社会，而他们断定封建社会的标准便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建立一种人身隶属与保护关系在内的等级制度。
据著名史学家冯天瑜先生考证，最早用“封建”一词来定义中国社会形态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先生，他在1912年的时候就说过：“不幸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在国民革命失败后，使深受西方先进思想以及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有必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探讨以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问题。陶希圣以及郭沫若等人根据井田制的破坏、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发展、传统血缘贵族的没落、官僚地主的兴起、君主专制的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对封建社会进行“概念改造”，赋予了“封建社会”这个词以新的含义，主要指从战国以来到明清时期的一种社会形态。而后等人基于革命的需要并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对封建社会进行强化与宣传，如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应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以及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五大社会形态基本定型并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虽然当今一些著名学者如李慎之、冯天瑜、萧功秦、秦晖等人多次强调用“封建”一词来概述中国的这段历史比较失准，主张用“帝制时代”、“皇权社会”来代替，但是不管用任何一词来代替都感觉不合适，因为“封建”一词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八九十年，早已深入人心被人们所习惯和接受，难以改变。不同的词语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是历史事实、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的实质、文明的进步的程度却不会改变，我们注重的是历史与社会的内涵与实质而不要在形式上浪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封建”一词既然已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就不必为这一个词而纠结，我们可以在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时将“封建”二字打上引号加以强调便可。
通过上述论述可知中国的“封建”主要指中国古代的分封制；西方的“封建社会”主要指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地理大发现这段时期的历史，与中国古代的分封制极为相似；中国的“封建社会”主要指自战国以来到明清时期的历史。对于“封建”一词多意的理解关系到学生们对于历史知识的掌握与考试内容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张耕华《史学理论研究》.《有关“历史事实”及其相关问题》，1993年，04期。
一
《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原名《论明清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傅衣凌教授1965年间为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史专门化学生授课时的油印讲义，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明清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形式和地主经济，下编论明清时代农民经济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经过补充润色，投稿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动乱中，不幸毁失。1971—1973年间，他刚“解放”不久，即据讲义再度重写，扩充为六章：一、引言；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形式：三、明清地主阶级和地主经济；四、明清农民阶级和农民经济；五。明清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六、农民生产的成长与后期封建经济社会。1975年，因白寿彝教授之请，原稿由北京师范大学铅印成册，内部传阅，作为编写《中国通史》多卷本讨论明清社会经济的基础。1979年，他又对铅印本作了修订，充为赴美讲学的讲稿。
傅衣凌师写作《论纲》，意在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进行考察，探讨明清两代封建制度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他指出：“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论述，我们不能象过去史学界那样仅限于土地所有形式的发展和变化，更重要的，还当注意到这所有制支配下，农民被剥夺的情况。也就是说，必须从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关系作为中心的课题。既要谈到地主，又要看到农民，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①]①
把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纳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框架之中，是傅衣凌教授治社会经济史的一贯特色。这本书可以说是总结式的论述。但是，由于原稿写作于前夕和中不免留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痕迹，拨乱反正之后，他不断反思，准备对全书作重大的更正，并改名为《论明清时代的土地关系》，但因不久身患重病，未克进行，只好对最后二章作了修改，其他部分基本上保留原貌，以便让后辈学者了解到老一辈史学家在当时逆境中奋斗的足迹。
傅衣凌教授晚年对《论纲》的修改，最大的改动在于对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处理，摆正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清除了简单化、公式化的影响，着力于揭示中国封建时代阶级关系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代的表现。
他认为中国封建时代，在阶级内部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别又构成各种不同的等级、等第，即是不同的阶层或集团，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是束缚于封建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束缚于天然生长的形形的封建羁绊，是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尽管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可是它不象资产阶级时代那么尚单化，他们是以人身的依赖性为特征，在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之间潜存着一种宗法或信仰的纽带。明清时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市民经济有所发展，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都较发达，构成封建经济的多样化，为中央集权制创造了一个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这时的阶级关系错综复杂，阶级斗争方式多种多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既有反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抗租运动，又有反抗封建政权压迫的抗粮，抗官斗争，还有随着封建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城市民变和奴变以及手工业者的反抗斗争，在反对中央封建统治者和地主的斗争中，不仅有农民，富农，城市居民，也有一部分从统治集团分裂出来的低层士绅分子以及成为剥削者的豪奴的参加，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混淆在一起，搞乱了阶级阵线。如清代后期的捻军，兴起在苏皖鲁豫四省边区，这个地方适处于黄淮灾害的中心，地瘦民贫，而地主经济却极为发达，那里的聚落形态是以土围子为中心，拥有千亩、万亩的地主，比比皆是，贫富悬殊，割据势力又颇为强大，他们平日筑圩立寨，拥有地方上的莫大权力，造成“富绅结捻”的局面，因此捻军的领导者，多是地方上的强宗大姓或士绅阶层中人物，他们与封建势力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注重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来分析农民运动的类型和性质。中国虽然是一个地区广大的封建大帝国，但是由于历史的和自然地理条件等等因素，使得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封建终济的发展，常处于交通便利的沿海或河川的三角洲地带，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种经济格局的不平衡，对明清时代的农民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把明清两代的农民运动，基本上分为南方和北方两大类型，北方的农民运动，以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以及清代的白莲教，太平天国(其策源地为广西和湖广)为代表，这些农民运动，继承了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斗争传统，规模宏大，攻城掠邑，为了反抗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残酷的政治，经济剥削，他们把斗争矛头直指地主阶级及其统治政权，敢于改朝换代，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封建的统治秩序，但是这种传统形式的农民战争保留有浓厚的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和流寇主义的思想意识，他们具有反抗性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他们以其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保守思想严重，仅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利害，好吃大锅饭，加上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和宗教的狂热性，使得他们不重视生产，挥霍浪赞、贪图享受。往往忘乎所以，把传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文化遗产和物质财富一概加以破坏，出现玉石俱焚的现象。
在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繁荣，无论是地区经济或是农民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农村中农民的反抗运动，更多地体现在霸耕、抗租斗争中，他们要求分享土地耕作权，减轻地租剥削，具有要求发展生产的某种意义。在南方山区地带，矿工、棚民、菁客们的反抗斗争，也是为了获得某种生产的权利，发展商品生产。在城市、从民抄、民变到奴变，以明末江南各地最为普遍，市民们反抗地土豪绅对于城乡经济大权的操纵和垄断。频频发生抢米风潮和围抄劣绅的事件，明末江南的大规模奴变，从城市到乡村，和南方各地的佃农运动结合起来，他们要求人身自由，索取鬻身文契，反对封建奴役，追求个体自由经济。虽然说明清两代南方地区的阶级斗争规模不如北方地区的规模宏大，但是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市民们不断举行这种具有明显经济目标，要求发展个体经济的反抗斗争，是沿着一条合理的道路前进，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清代江南农村出现一批称为“殷实霸抗之佃棍”无论如何都应承认为一种新生事物。不过，明清时代南方农民的这种经济斗争，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还是很微弱的，很不成熟的，广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们并没有脱离农村的羁绊，不可能产生较进步的理想国，因此他们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果实，又往往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联系。
通过这些改动，使《论纲》的主旨更加明确了。明清时代封建制度的基础一一封建土地所有制，主要的形式有皇室所有，贵族所有(包括官僚，寺院在内)和一般地主所有(包括商人地主、乡族地主)，他们之间“既有互相抱合，勾结的一面，而又有互相矛盾、兼并的一面”。地主经济虽然最主要的还是寄生性的食租衣税，但也出现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经营方式。而在封建所有制束缚下的农民经济，有政治强制和经济强制，的佃农经济，有封建地主通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控制的自耕农经济。“自耕农的生活水平，总是受着佃农生活水平的制约。”阶级斗争的不断冲击，给社会经济予以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分化，农民经济中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加强，商品经济和资本土义生产的萌芽。在一定意义上说，《论纲》一书代表了傅衣凌帅晚年对社会经济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的研究构架的完善。
二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原是1982年傅衣凌师讲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的讲稿。回国后扩充，作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明清经济史课程的教材。1987年改定，逝世后一年问世。
《变迁论)集中反映了傅衣凌教授晚年对于明清时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入摸索。在这本书中，他以人们熟知的“中国封建社会弹性论”为张本，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具体剖折了村社制、奴隶制残余、地主和农民、各阶级的社会构成、生产、交换、市场，进而说明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道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综述他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看法。
从总的趋势看，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并没有背离世界各国的共同客观规律，它巳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孕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然而它又毕竟不同于西欧、日本等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即沿着萌芽——夭折一一继承与发展这一条独特的道路向前发展。
为了说明明清时代社会经济不能迅速成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经常发生夭折与中断的现象，他除了从中国封建经济的内部结构以及上层建筑等方面进行考察以外，还把观察的视野，投向社会发展的整个构架上去考察，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发展存在着种种的不平衡现象，其中有地主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消费与积累的不平衡等等，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破坏了商品生产的顺利开展，再加上明清时代稳定与战乱的不平衡，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形成了“倾斜型的社会经济形态”[②]。这是他对明清社会经济的新概括。
他高度重视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指出当时在地主阶级或农民阶级中都滋生有一种反对集中、呼均普遍发展的思想。由于封建经济是建立在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中国封建政府对工农业生产历来实行分散的方针，缺乏地域分工及专业化生产的观念。市场流通领域也是如此，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星罗棋布的市集，多由地方官吏和士绅所操纵，其目的只在于解决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的矛盾。这种经济的分散主义，对于社会大生产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在《变迁论》中，体现了傅衣凌教授晚年多层面考察明清社会经济的倾向。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来不及深入展开。他在增写的《余论》中，提出了一些值得进—步探讨的问题，留给了后人有益的启示。
三
傅衣凌教授晚年，在修订《论纲)和《变迁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作了总体的反思。这个问题，是他一生研究的中心课题，发表过许多值得注意的独特见解。他把历年研究的心得，归根溯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③]这篇临终前所写的大作中，他指出：中国多元的社会结构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形成，“奴隶制因素、地主制因素、自耕农经济成份和其它多种经济因素长期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协调多种并存的经济因素和阶级矛盾而产生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采用“公”——官僚体制和“私”——乡族势力两大系统，也是多元的，两者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利用。与此相适应，是财产所有形态和财产法权观念、司法权以至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标准的多元化。
中国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和消费单位，生活必需品的自给自足程度很高，但与此同时又一直存在着十分活跃的商品货币交换；中华民族创造了长达十几个世纪领先于世界的灿烂文明，有着许许多多对世界文明史和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成就，但这些成就在中国社会生产中却极少得到应用；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只存在于城市，由同业或相关行业的师傅、帮工组成，而中国的行会组织则在农村也普遍存在，由手工业者、工商业者者组成，除同业外又有同乡组织，而且与地方士绅有较密切关系。这些互相矛盾的现象；可以从多元社会结构中得到解释。
从十六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出现了“与西欧封建社会解体时期有相似之处的新的因素”，但为什么未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建立？傅衣凌教授认为：“在手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这样一个结构使在其中产生的薪因素走上与西欧不同的发展道路，具有另外一种导向性：另一方面，这个弹性的，内部多矛盾统一，有广泛适应性的结构对新因素的冲击有很强的化解能力，可以比较灵活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各种变化。”
对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分折，丰富了他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弹性论”。这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界今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历史实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四傅衣凌教授晚年，怀抱着追求真理，“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的心情，在修订旧作，撰写新篇的过程中，表现了广阔的胸襟和极大的勇气。学术无止境，可贵的在于奋进的精神·傅衣凌教授告诫我扪，“每一位有时代感和学术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都有必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学术观点和价值观念。”[④]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抚读他的遗著，追思他的谆谆教诲。我们相信：他的精神将长留人间。在纪念傅衣凌教授诞辰八十周年和逝世三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表达我们的崇敬和悼念之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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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明清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制》，油印本。
[②]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